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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湛晓白：钟表与时间的社会化

文章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微信号
编者按：在西方，钟表被视为工业时代的象征。在中国，机械钟表作为来自万里之外的舶来品，很长时间里只是流通于贵族家庭的奢侈品。但是，它的引入还是直接引起了传统时间计量的变化。机械钟表的生产、流通与使用，直接提升了测时和控时的精确度，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个人日常生活、社会生产和城市公共活动起到了基础性协调作用，因之成为表现时间近代化变革的最当之无愧的核心象征。
有清一代，钟表主要是作为一种昂贵礼品而非日用商品在流通的。而且，大约一直要到雍正时期，西式钟表的稳定性和精确度才得以较大改进。1650年前后，惠更斯摆钟的发现，才使得钟表走时精确度大幅度提升。惠更斯摆钟以重锤提供动力，以单摆为守时基准。此后，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制造业水平的提高，机械钟的动力装置、传动系统和守时机构不断被优化革新。但惠更斯摆钟制造技术传入中国，则大约要到雍正时期。因此，在钟表传入之初，如何修理这个复杂精密的机器一直是困扰钟表持有者的一个大问题。一位清朝官员就埋怨钟表常需修理，有了它也不见得不误时，称“钟表亦常需修理，否则其中金线或有缓有急，辄少差。故朝臣之有钟表者，转误期会，而不误者皆无钟表者也”。
19世纪中叶以后，钟表的流通更为广泛，钟表计时的准确性也随之提升。除了“官方定时约会，已用钟表为准，但亦只限于京、津、沪、宁等大都会”之外，居住在通商城市里的商人和与洋行有来往的买办们也开始购买钟表。大概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一部分官员和文人的日记开始用明确的“几点钟”来记录他们的活动和行程，这显然是使用钟表计时的证明。到清末的最后十年，钟表计时在城市里变得更加普遍。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证是1890年代出版的《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通俗小说中的人物，都已经在使用钟点计时。《海上花列传》里每个妓女的梳妆台上几乎都放着一台钟，时辰表也是她们眼中的新时髦物件。小说第六回写妓女吴香雪去上海有名的亨达利洋行买东西，“见一只时辰表，嵌在手镯之上，也中意了要买”，买到之后还意兴颇高地“在马车上褪下时辰表的手镯来给小姐妹看”。
20世纪之后，钟表制作渐趋实用，钟表进口激增，消费人群也有所增加。除了时钟之外，小型的手表、怀表也开始流行。在内陆城市长沙，人们也以带怀表为时尚，“一九〇六年，受外国影响已经很深。城内许多商店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国货，大部分是日本货。货主不以出售敌货为耻，反而用巨大广告牌标明他们有头等的外国货。陈列货物的橱窗令人目眩，其中陈列各式钟表、煤油灯、玻璃器皿……人们开始带怀表，表上坠着一条金表链”。在大城市里，手表则成为最流行的装饰物，而其最重要的消费群体是富裕的中产阶级女性，手表广告也因此透露出强烈的女性诉求，旗袍、高跟鞋、手表，是当时广告中时尚女性的必备装置。从《申报》广告来看，普通手表的价格多在每只2~20元，对于城市里普通市民来说，这是可以承受但并不低廉的一笔消费。
在晚清之前，官方衙门用漏刻计时，民间各府州县则以钟楼鼓楼报时，明清两代建钟鼓楼计更，以钟声打点传达于民间。晚清以降，钟表的精确计时功能逐渐凸显出来。尽管由于购买力有限，但是在广场等城市公共空间，钟表的作用依然体现得十分突出。晚清时的上海、福州、宁波等通商城市，公共大型建筑上通常都装有计时的大自鸣钟。民国时期，常熟、长沙等内陆城市也都相继在城市中心建筑物上安装了大钟。这些自鸣钟按时鸣响为市民报时。上海是全中国时钟最多的地方，早在19世纪70年代，这里的洋行、商店、烟馆、妓院、酒楼等娱乐场所，就都不甘人后地有了座钟或挂钟。即使是那些没有钟表的城市居民，也可以看到和听到，并进而熟悉这种新的时间节奏。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市政建设的开展，南京、广州等大城市不但多在市中心建有大型钟楼，就连马路灯柱上也开始安装了进口的时钟。
在同一个城市中，为了保证人们的钟表能够与标准时间保持一致，通常都会有专门的报时机制。在上海，除了设立于沪北英租界的江海关的大自鸣钟以外，每礼拜一和礼拜五正午12点，江海关对面的英国兵舰还会放午炮，以提醒人们核对时刻，俗称“午正炮”。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时间的作用就越显重要。
招人做阴沟
启者：本局现欲招人做河南路阴沟，从九江路起至南京路止。如有愿做此工者，除礼拜日每日十点钟起至一点钟止，工部工务写字房内看明样式，奠定工价，写明信上，其信封外左角上注明做某生活，送至工部写字房查收。于正月十三日十二点钟止。所讨之价不以价高者得，亦不以价小者得，或全不与做，均未可定。如不与做，用去便费，本局不管。可与做者，必得真实保人，保其做定此工，方可此布。
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初八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发布在《申报》上的一条招聘启事。在这条公共启示中，招聘时间是以小时而非传统的时辰来注明的。如果联想到发布告示的工部局乃是租界的自治机构，而租界作为西方人的聚集地，在引入现代生活方式上常开风气之先，似乎又不足为奇。实际上，在上海，正是租界将西方的钟点时间最先引入到日常的市政管理中来的。
除了工厂、学校、机关、企业这些精确时间制度已经确立了主导地位的地方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火车、汽车、轮船的开行，医院、公园、百货公司等的开放时间，以及商业洽谈甚至朋友之间的交游，也正在将人们纳入一张普遍的钟表时间之网。或者，反过来说，由于有了钟表，人们学会了按照精确时间去安排生活。小说《海上花列传》依循洪善卿的行动踪迹，描摹上海各色妓女及嫖客的日常生活和活动，钟点时刻都交代得很清楚。比如，小说第三回写赵朴斋请洪善卿吃酒，洪答道：“价末晚歇六点钟再来，我要去干出点小事体。”可见在妓院和生意场里奔波的商人洪善卿，因为交际活动多，时间拿捏得已很精确。
在使用钟表的地方，时间概念必然要由模糊趋向精确。在城市里，工厂、企业的生产和学校教育等这些群体性活动的有序进行，必须依赖于钟表所提供的准确计时。正是有了它，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地方的人们才能在某一相同的时间点聚合在一起，而钟表的便携性还使得人们能随时随地知晓确定时刻并据以调整行程，因此钟表在统一现代人的行动上起到了重要作用。19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期间，行政院向各地统一制定的《厉行守时运动实施办法》中，就明确要求各地配置标准钟，为民众提供标准时间。时钟通常都出现在现代化较早的地区，在广大的农村，生活的节奏舒缓平静，人们买不起时钟，也不觉得有特别的必要，事实正如蒋梦麟回忆的那样，“时钟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为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但是在较为富庶的江浙地区，到20世纪40年代，时钟、无线电、收音机等时髦物件也已经进了村，一个村子有七八架时钟并不稀奇。
通常来说，精确的计时总是多少有助于人们时间观念的养成，而对于那些已经领略到现代竞争与时间关系的人来说，钟表则能够促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和活动进行细致规约，达到更加合理地安排生活的目的，因而是现代生活中不可少的必备品。16、17世纪欧洲英国清教徒开始强调的“用好你的时间”“用好每一分钟”的工业时代价值观，在民国时期也同样重现。民国时代宣扬节约时间的两本小册子里，就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携带钟表之必要，其中一本提出时计是“吾人必备之物”，因为“时计为吾人至尊严之教师。先计所应为之事，然后听从其命令，自有成绩在矣”。另外一本则说：“我们要把握时间，一定要备有一个表，随身带着，每天开准着，然后才能把握得住时间。这东西似乎只是计算时间的普通用品，但是可以说是把握时间的主要工具。”这种对于准时、惜时的强调，都与时钟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夜漏与更声，总让人联想起神秘、静谧的夜间情景，“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梆子的声音听上去也同样寂寥，就像诗人卞之琳在《古镇的梦》一诗中书写的那样：“古镇上有两种声音，一样的寂寥。白天是算命锣，夜里是梆子。”在许多城市里，守夜的梆子声依然会在街头巷尾响起，但夜漏却已经被钟表所取代，标识着现代生活的来临。在钟表的刻度盘上，时间脱离了具体日常生活的暗示，而以分针秒针的机械规律运动循环往复地呈现。民国时一位现代文人用形象的诗歌语言描述出来了这个转变。
我们能有只知心的表，
总够得上睥睨万有了
因为它的铁手在宇宙的哑弦上
弹出了没有声音的声音
不再是人类默默的存亡
它让时间在生与死之间歌唱
说什么以鸟鸣春以虫鸣秋
你听我以表鸣刹那，鸣永恒
鸣太阳，月亮。鸣黑夜与白昼。
你听懂了表无厌地饶舌着
谜语似的，呓语似的声音么？
想我们的远祖怕也未曾梦见
沉默的时间会发出声音，语言
且还可辨出它的脚迹
在孤寂的人世里孤寂的时间里
你不是渴念着伊人温柔的絮语
那末，快走进钟表店
找只表来温柔而孤寂的旅伴
——刘文典《表》
“沉默的时间能发出声音”，“且还可辨出她的脚迹”，这是现代钟表的时间表现形式。几乎所有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如果没有时计，那么我们感知到的就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时间，它依情境而变化，是纯然主观的。在传统社会、人们习惯将时间感觉为各个事件的间歇和时段，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时间（指农业社会）不是一个量，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在它的所有部分都是同质的量，不是一个始终可以与自身比较并能精确测定的量”。有了时计，人们就多了一种体验时间的维度——测度时间。从本质上看，时钟改变了人们体验时间的方式，在时间控制越严格的地方，钟表的测度时间就会越深入人的内心。人们不再通过“以鸟鸣春”“以虫鸣秋”的方式来感知时间。时间的刹那与永恒、黑夜与白昼的自然交替，都浓缩在钟表无休止的规律运动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古人依赖于简陋的时计或者自然物候所体验到的时间更加具有绵延性，他们只是有意无意地感受时间却不被时间所紧紧支配，这使得他们能悠闲也更能专注于事物本身，而钟表以机械单一的走时简化了人对时间的丰富感受，当人们对于刻度时间变得更敏感时，对于自然时间的反应则相对地被弱化了。
本文节选自《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作者湛晓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