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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俊领：仪式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

文章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辑
摘要：从1939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曾数次独立举行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这两项祭礼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寝祭礼，而是被设计成象征威权体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政治仪式。经过数年延续，二者成为新的革命礼仪传统。其所展示的操演策略与社会动员技术主要模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仪式。在对黄帝、成吉思汗的符号建构与仪式象征的运用上，边区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存在着竞争态势，其实质在于两党政权正当性的冲突与对抗。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弈局中，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有力增进了蒙古族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感，而黄帝祭礼则生动展演了中共的民族主义策略与威权政治体制。这两种祭礼的运用，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共在局部执政时对政治进行仪式化运作的机制与效能。
关键词：仪式政治 祭祀 黄帝 成吉思汗 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的党政代表齐集黄陵，共祭黄帝。[①]为筹备此典礼，毛泽东预先写了一篇《祭黄帝陵文》，届时将由参与祭礼的中共代表宣读。该祭文写成后，毛泽东于3月29日寄给曾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过延安采访的范长江，希望他帮助发表。不过，这篇祭文最终未能见诸国统区的报刊。尽管当年的社会媒体较少关注黄陵祭礼上中共代表的身影，但中共已经借此祭礼显示出自身潜在的政治力量。
从1937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下文简称为边区政府）明确以中华民族历史人物为对象的祭祀典礼仅有两种，即黄帝祭祀与成吉思汗祭祀，二者又分别被称为黄陵祭祀与成陵祭祀。目前学界对于边区政府祭祀黄帝与成吉思汗的探讨较少。[②]已有的相关论文侧重于史实叙述，新近有学者从“英雄崇拜与国族建构”的角度论及国共两党利用成陵祭祀仪式的象征功能，使成吉思汗以“中华民族英雄”的身份成为国族认同符号的问题。[③]本文拟从仪式政治的角度，剖析1939年到1949年间中共将传统国家祀典改造成现代政治仪式并发展成革命礼仪传统的历程，进而揭示边区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以黄帝、成吉思汗祭礼为媒介的政治竞争。
一、始祭二帝的机缘与前奏
中共及其所率红军在到达陕西之前，未曾举行过与黄帝、成吉思汗有关的政治仪式。尽管黄帝在清末被革命党人建构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成吉思汗（谥号为圣武皇帝）自元以降一直被奉为蒙古族英雄，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上，并没有祭祀二者的政治典礼，也鲜有相应的政治文化宣传。毛泽东于1936年写作的《沁园春•雪》提到成吉思汗，也仅说他这位“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前，中共尚未有意识地运用符号化的黄帝与成吉思汗这一历史文化资源。
中共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首次参与黄陵祭祀，源自南京国民政府的邀请。在国民党元老邵元冲的大力推动下，黄陵祭祀被列入了国家祀典。1935年4月7日，代表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邵元冲、张继、邓家彦等人与陕西省各界代表齐集陵前举行祭礼。此后两年间，随着日军侵华脚步的加紧，中共在全民族抗战的时局中显示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于1935年10月１日公开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④]。翌年9月，中共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是较之国民党“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⑤]。由于积极号召全民族抗日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改变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宣传纲领，中共的政治正当性在社会各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不考虑在“党国”体制中容纳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这个关节点上，南京国民政府需要展示其将与中共团结抗战的诚意，而业已举行两届的黄陵祭礼恰可以提供这样一个仪式平台。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约请中共派代表参加1937年的黄陵祭礼。
1937年清明节，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共政权及其武装力量的改编尚未完成，中共派出的代表仍以独立政权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名义参加黄陵祭礼。国民党中央代表张继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孙蔚如担任此次祭礼的主祭。到会参加的团体、学校师生及部队约在千人以上，“而且各乡区之妇孺”纷纷“前来观礼”[⑥]。
1937年到1939年的黄陵祭礼既是中央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合祭，也是国民党与中共的合祭。从政党的角度看，国共两党在祭礼中的地位并不对等。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有代表作为主祭者，而中共代表则一直作为陪祭者。双方代表祭祀身份的差异，意味着国民党自视为国家惟一的合法执政党，并未充分考虑和尊重中共的政治地位。
尽管中共代表在祭祀身份上居于次要地位，但在祭文中对民族主义策略的运用却稍胜一筹。民族主义既有对外反抗侵略的一面，也有对内进行国家建设的一面。中共在极力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同时，积极倡言进行民主政治建设。1937年，中共在黄陵祭文中明确表示，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黄陵参加祭礼的目的是“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⑦]。同时，还提出各党各界团结一致，建立不论军民、不分贫富的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主张。[⑧]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于是年8月拜谒黄帝陵时称赞说，这篇祭文“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⑨]！1939年4月，边区政府代表林伯渠等人前往黄陵参加祭礼，在祭文中批评了南京国民政府没有真正贯彻三民主义，以致于“寇患愈深，日蹙百里”，并谴责其“说而不做，实贼乎人”。[⑩]显然，这是中共借祭祀黄陵之机表达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烈愤慨。中共在黄陵祭文中表达的政治主张，引起国共两党之外的具有中间政治倾向的社会力量的共鸣。
相比之下，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陵祭文虽有阐扬民族主义的一面，但也有展示和巩固其专“党治”体制的一面。1937年，其黄陵祭文仅以“保我族类”一语提及民族大义，同时刻意强调黄帝的“一统之业”，意在表明其掌握国家政权的正统性。直到1938年祭祀黄陵时，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才终于喊出对日寇的仇恨：“运丁阳九，倭夷肆毒，竭泽倾巢，狼奔豕逐。……披发缨冠，举国同仇，攘彼枭□，奋我戈矛。”[11]尽管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在黄陵祭礼上举起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并因此赢得国统区社会舆论的支持，但其在政治上急切谋求建立“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甚至在这一祭礼上有意展演“党治”的威权，并不考虑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主要在野党和社会团体的祭祀权。这无疑减弱了在抗战中崛起的“中国第三种力量”[12]对“党国”的向心力与认同感，何况这一力量对于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处境而言，在抗战时期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确有种种困难，但其以强硬的姿态压制社会各界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则不免损害了自身的政治公信力。
合祭黄陵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仪式象征，同时也是两党进行博弈的政治平台。1938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黄陵祭祀之际投向了国民党阵营。他后来回忆说：“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13]由此可见，黄陵祭礼虽有效调动了参与者的民族主义情感，但其幕后隐藏着复杂的党内与党外斗争。由于在组织建设与意识形态控制上的相对弱势，国民党右派对国共合作深怀戒惧。在两党第一次合作中，共产国际反复提醒中共在这种“党内合作”关系中应该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对于共产国际这一战略方针，国民党新老右派十分愤恨，蒋介石在1924年给廖仲恺的信中说：“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望我成功。”[14]因此，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右派十分警惕中共在党组织与领导权上带来的威胁，终未能放弃“反共”立场，不时制造军事摩擦，甚至在1939年2月秘密颁行《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与《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文件。由于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破裂，1940年到1947年的黄陵祭礼成为“党国”代表的独角戏，再不见中共与边区政府代表的身影。
不过，经过3次共同祭祀黄陵的政治阅历，中共熟悉了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将传统帝王陵寝祭礼演绎成现代政治仪式的理念与路径，并认识到这一典礼对整合多元政治力量、展示自身正当性的象征意义。此前，中共见识过国民党为孙中山举行的“党葬”仪式，曾于1931年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典礼，因而对于政治的仪式化运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此番两党合祭黄陵，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共操演政治仪式的视野。
不同于应邀参加黄陵祭祀，中共对成吉思汗的祭礼缘于南京国民政府在成陵西迁工程上的政治安排。全面抗战爆发后，成陵面临着被日军用以分裂蒙汉两族关系，实现他们“以华制华”阴谋的危机形势。看清此危局的成陵奉祀官沙克都尔扎布郡王一再向蒋介石建言西迁成陵。蒋介石也因而意识到，成吉思汗是中华历史的组成部分，不能丢下；成吉思汗的子孙可以忍受贫困和落后，但是决不能、也不会容忍外族的侵略和侮辱。1939年4月，他下令成陵西迁，还特别指示西迁沿途军政长官迎送致祭，并妥善保护。此举意在通过祭祀典礼继承和发扬成吉思汗精神，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这次成陵西迁工程由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负责，6月8日正式启动。18日，成陵西迁的灵车抵陕西米脂县城，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代表滕代远代表延安各界前来祭奠，在祭文中号召五族一家，内除败类，外抗强敌。21日，成吉思汗灵柩抵达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事先成立了迎灵办事处，是日发起盛大祭奠活动。这是中共第一次独立祭祀成吉思汗。
二、从“礼”到“仪”：二帝祭祀的现代转换
从1939年到1949年，中共数次独立举行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礼。其中，成吉思汗祭礼从1939年一直延续到1944年，均在延安举行。黄帝祭礼于1948年和1949年的清明节在黄陵举行。
边区政府对于成吉思汗的祭礼十分重视，事先成立了迎灵办事处。1939年6月21日，成吉思汗灵柩抵达延安，边区政府与延安社会各界发起了盛大祭奠活动。上午11时许，灵车穿过长达3里的欢迎队伍，进入十里铺前的成吉思汗灵堂。该灵堂用布幔布置，在中央位置悬挂着写有“世界巨人”字样的横幅，两侧的标语上面写着“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的团结起来！”“承继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随后，行礼的少年向灵榇献3只全羊，随行的成陵守护者达尔扈特引燃案前的香烛。
上述祭器与祭品准备妥当后，开始举行正式的祭礼。第一项，司仪陈行健高声喊道：“肃——静——”。众人垂手而立，继而奏国乐、鸣炮。第二项，司仪喊：“主祭官、陪祭官就位！”主祭官谢觉哉，陪祭官滕代远、王若飞、莫文骅、曹力如等依次就位。第三项，司仪喊：“向成吉思汗灵榇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政治部、中共中央统战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处、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教育厅、抗日军政大学等机关单位分别敬献花圈，毛泽东也献了花圈，摆放在成吉思汗 、忽兰哈敦灵榇两侧。[15]第四项，司仪喊：“下面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代表延安党政军学各界致祭文！”曹力如向成吉思汗灵榇三鞠躬后，朗声宣读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代表滕代远、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曰：
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嚣然反共，实则残民。汉蒙各族，皆眼中钉。……艰苦奋斗，共产党人。煌煌纲领，救国救民。祖武克绳，当仁不让。……此鞠此志，寄在酒浆。尚飨。[16]
祭文读罢，乐声重起。第五项，达尔扈特伏于陵前，闭目拱手，朗诵蒙经。第六项，会众列队绕行灵前，瞻仰成吉思汗灵榇。12时许，此祭礼告成。成吉思汗祭祀由此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规格最高的政治典礼之一。
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不同于达尔扈特传承的蒙古族祭礼，也不同于清代官方的祭礼。按照元代制度，达尔扈特要为成陵举行多种祭礼，其中最重要的是四时大典。该大典包括春季查干鲁苏克大祭、夏季淖尔大祭、秋季达斯玛大祭和冬季斯日格大祭，以查干苏鲁克大祭最为隆重。这些祭祀在祭品、祭器、祭仪等方面带有蒙古族的传统特色。其基本典礼程序为：（一）献哈达（二）举烛（三）焚香（四）供牲，（五）奠酒，（六）唱颂词，（七）祭灶，（八）祭神鞍，（九）祭弓箭，（十）分胙肉。行三跪九叩礼。其年祭、季祭和月祭的礼仪大致相同，但在祭乐上有所区别。边区政府虽没有仿照这些祭祀形式，但特地安排了达尔扈特诵经的环节。相对于清代官方的祭礼，延安成吉思汗祭礼富有显着的时代气息。按照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清廷对成陵实行“望祭”；帝后巡幸之地，皆祭祀当地的帝王陵庙；凡国家有大庆典，也要祭祀各地帝王陵庙与京师的历代帝王庙。其祭祀仪节以三献（初献、亚献、终献）为中心，祭祀者行两跪六拜礼，读祭文。显然，延安的成吉思汗祭礼在形式上与此差异较大，但读祭文、献祭品的仪节在原则上继承下来。最关键的是，在此祭礼中作为祭祀对象的成吉思汗不是古代帝王，而是“中华民族英雄”和“世界巨人”。
边区政府如此重视这一祭礼，与成吉思汗的政治符号颇有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建构下，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族的一位影响人物，更是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一个政治符号。从1936年起，南京国民政府与内蒙古地方政府均派代表前往伊金霍洛参加成吉思汗祭礼。这些代表致祭时，“采用五色哈达，牺牲则为牝马一匹，绵羊八头，其他香烛奶酒等均齐备”，其仪式之隆重与蒙人举行的季祭不相上下。[17]此举被《蒙藏月报》称为“民国以来之创举”[18]，意味着成吉思汗祭祀在某种程度上升格为中华民国的国家祭祀，而成吉思汗也因此成为中华民国的政治象征符号。1939年成陵西迁的相关祭礼在催生民族情感的同时，也增进了蒙古族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感。当时守护成陵的达尔扈特对南京国民政府深怀感激之情，称成陵西迁“足见我中央对蒙古同胞关怀之切，非但生者深蒙大恩，即我太祖亦当可慰其在天之灵，兹谨率全体守陵达尔哈特誓本太祖歼灭╳寇遗志，竭诚拥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以完成建国使命，复兴民族大业”[19]。在成陵西迁过程中，地方政府着力阐扬成吉思汗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意义，比如陕西榆林在1939年5月15日举行了盛大的成吉思汗公祭活动，满城贴出彩色标语并悬挂红黄布横额，其上面的文字云“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是历史上不朽的人杰”、“成吉思汗功勋不朽”等等。[20]沿途观看成陵西迁的人们痛骂日寇，称赞国民政府的民族大义，甚至有媒体乐观宣称“中华民族之结成问题，在奉移过程中已现出曙光了”[21]。经过社会媒体的不断报道，符号化的成吉思汗不仅代表了蒙古族的历史与光荣，而且与中华民族的政治命运休戚相关。有识之士针对成陵西迁背后的民族危机分析称：“今日蒙族出路只有一个：那便是努力参加谋取自由解放的祖国抗战。……无论是为了扶持本族已往的光荣历史，抑或争取来日的光明和自由，都应坚决站在抗战阵线上，努力为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而奋斗。”[22]这一主张将成吉思汗、蒙古族与中华民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了时人对于民族团结抗战的期许。可以说，成陵的西迁与祭祀在社会媒体报道的渲染下，成功地将成吉思汗建构成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政治象征符号。对这一符号的仪式化展演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蒙古族认可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当性。由于成吉思汗祭礼在民族团结与政治认同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共连续数年举行这一典礼，从而在参与建构成吉思汗这一象征符号的同时，也赢得蒙古族对于边区政府的理解与支持。
延安的成吉思汗祭礼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即通过政治仪式阐扬中共对于蒙古族的民族政策。1935年，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这一宣言指出：“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的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23]在当时中共的政治实力明显弱于国民党的情况下，该宣言对蒙古族的号召力较为有限。在成陵西迁时，中共与边区政府以此为契机，精心举办成吉思汗祭礼，以传播其对于蒙古族的民族政策，充分调动参加者的民族情感，同时还批判妨碍民族团结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其特别安排的达尔扈特在典礼上朗诵蒙经的环节，体现了对蒙古族的信仰传统和语言文字的尊重。从这一祭礼看，中共与边区政府试图以“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传统的错误政策”，“做成模范来推动影响国民党”转变的政治策略。[24]同时，这一祭礼也宣传了中共在民族平等、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政府的政治主张。在延安参加成吉思汗祭礼的蒙古族代表由此更充分地认识与理解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关于蒙古族的政策，即“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25]。1941年，延安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来此就读的蒙古族学生因为延安的成吉思汗纪念堂而对边区政府深怀好感。其中一位名为云成烈的蒙古族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在这里深切地感受到了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以后越来越多的事情使我们感受得更深刻、更强烈。尤其是成吉思汗纪念堂在延安的建立，给我们的感受极为深刻。”[26]可见，延安的成吉思汗祭礼确实有助于宣传中共的民族政策。这不仅增强了蒙汉两族的团结，也促进了蒙古族对边区政府的政治认同感。
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重在阐扬民族团结抗战的立场，而其黄陵祭礼则重在批判蒋介石与“地主阶级”。1948年清明节，中共与边区政府在黄陵隆重举行祭祀典礼。黄帝陵前苍绿的松坊上悬挂着一幅对联：“光复黄帝陵，扫清蒋胡邪妖氛；解放全中国，建立民主新家邦。”陵墓祭亭上满陈祭菜、酒醴、果品、花圈等，气氛隆重庄严。主祭人为刘景范、赵寿山、甘泗淇，陪祭人为杨伯伦、李生、徐文礼及市民代表等。前来瞻礼的有黄陵县城关的民众，西北人民解放军“功劳”部四支队的指战员以及当地学校的部分师生。祭礼的前七项程式为：（一）鸣炮三响，（二）上香，（三）献爵，（四）献花圈，（五）读祭文，（六）行三鞠躬礼，（七）默念。第八项程式是赵寿山将军讲话。他首先讲述说，经过中华民族先祖黄帝的艰难创业以及后来历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开拓，才有了今天中国这一片广阔的锦绣河山。接着，他痛斥蒋介石说：“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中国的主权干干净净的全卖给美国了，他的卖国罪行赛过了大汉奸袁世凯、汪精卫。”[27]之后，又号召大家彻底消灭“蒋胡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使人人有饭吃，过好光景。”[28]祭礼的第九项程式为鸣礼炮，奏军乐。最后一项是参加祭祀的全体人员拍照留念，绕行陵墓一周。
这一黄陵祭礼与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陵祭礼基本相同，在祭品与祭礼上都富有符合政治仪式现代化趋势的新内容。[29]所不同者有二：前者在程式上增加了主祭人讲话。这倒是与南京政府祭祀孔子时报告孔子纪念意义的仪节相似。二是前者使用了白话文，着重叙述中共革命事业的历程与正当性。[30]这是近代国家黄陵祭祀中的第一篇白话文祭文，完全改变了传统祭文使用四字一句的文言规制。
除了礼仪的形式之外，边区政府的黄陵祭礼与传统黄帝祀典在政治观念上也大不一样。在明清祀典中，黄帝作为古代帝王之一被祭祀，而且其祭礼强调“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秩序与纲常名教，体现了王朝统治的正当性。而对于中共而言，黄帝只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而非帝王。其祭祀黄帝，意在唤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民族解放意识，而非展演王朝政权的正统与伦理化的政治秩序。换言之，边区政府的黄陵祭祀是一种由政党与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现代政治仪式。这种仪式更像是剧场性的表演，亲临现场的每一位参与者在祭礼的塑造与引导下，确认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同时被赋予相关的责任与使命。当然，边区政府的黄陵祭祀在文化观念上延续了崇拜祖先的本土传统。
在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礼上，边区政府明显受到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关礼仪设计及其实践的启发，同时也有对中国传统王朝祭礼的抽象继承。此外，苏联共产党在政治仪式上对延安的影响若隐若现。斯大林在执政时期十分重视政治的仪式化运作，有海外学者谈到“斯大林主义的仪式”时指出，“每个革命后的政权总是努力或者继承它所取代的那个政权的旧仪式，或者废除它们，以自己的仪式取而代之。这正是共产党人所遵循的模式”[31]。苏联共产党发明的公开审判、斯大林崇拜、五一节游行、解放纪念日游行等政治仪式，充分运用政治象征的手段，强化参与者的政治身份意识与归属感。“斯大林主义的仪式”影响中共的具体过程，尚未得到清晰的呈现，但从延安时期中共根据地的“五一”纪念等活动中可稍窥其端倪。由此可推断，边区政府的政治仪式化运作与苏共的某些政治策略和技术具有微妙的关联。
简言之，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礼实现了从礼到仪的现代性转换。
三、谁主沉浮：二帝祭祀的政治正统宣示
1939年到1949年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礼延续成一种新的革命礼仪传统。尽管其历时较为短暂，但关系到国共两党及其政权的正统之争。
对成吉思汗的祭祀权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民族解放事业的领导权。1939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建立了“成吉思汗纪念堂”，悬挂成吉思汗的画像，并将此处作为长期祭祀这位民族英雄的专用场所。翌年夏，毛泽东、朱德等人发起了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动。7月24日，边区政府召开成吉思汗纪念大会，同时举行成吉思汗纪念堂暨蒙古文化陈列馆落成典礼。当天6时整祭礼开始，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与会者脱帽起立，向成吉思汗遗像鞠躬致敬。接着，吴玉章在大会上作报告。他指出，“成吉思汗征战所以获胜，是因他不仅能团结本民族，并能团结其他兄弟民族。我们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三周年的今天来纪念他，就是要发扬我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精神，团结国内各民族争取抗战胜利”[32]。朱德也在会上讲了话，大意说：“纪念成吉思汗，要学习他团结御侮的精神，要实行民族平等，使国内各民族共同携手，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33]董必武也应邀讲了话。之后，蒙、回、汉等族代表也先后登台发言，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敌人打出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大业。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重在阐扬民族主义，同时中共也借此象征自己对民族解放事业领导权的掌握。
成吉思汗祭礼既体现了蒙古族的民族尊严，也增强了蒙古族对边区政府领导民族抗战的理解与支持。1942年春，边区政府为成吉思汗祭礼特拨款8000元经费。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编印《延安各界纪念成吉思汗专刊》，分赠延安蒙古同胞和各个机关。毛泽东、朱德分别为专刊题写了“团结抗战”、“中华民族英雄”的题词。祭礼的会堂布置庄严肃穆，会堂中央端置成吉思汗石的石膏像，周围贴挂着蒙古人民生活风俗的速写。用柏叶搭筑起的灵堂中央供奉全羊两只，周围遍燃香烛。5月5日举行祭礼，吴玉章同志和蒙古族爱国人士、边府委员那素滴勒盖为成吉思汗春祭的主祭人。典礼开始后，首先是3位喇嘛盘地念经，百余蒙古同胞及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均默立堂前致祭。之后，吴玉章同志首先讲话：“成吉思汗的功绩，为蒙古人所崇拜，为世界人士所称道，他建立过地跨欧亚的一个大国家，他能团结民族来抵御外侮，始终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敌人搏斗。成吉思汗事业的成功，由于他能团结人民，甘苦与共，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和正义。今天我们纪念成吉思汗，特别要学习他的团结民族和抵御敌人的民族主义精神来击毁我们的敌人。”[34]接着是边区政府委员那素滴勒盖以蒙古语讲演，其大意谓：
在今天成吉思汗春祭大会上，我感到非常兴奋，过去少数民族在中国是不能被承认是一个民族的，他没有地位，为人所轻视，但今天在边区就不同了，享受自由，受到尊重。我们蒙古人要以成吉思汗的精神来团结各民族，我们蒙古同胞的内部，也要以诚相见，在生产上，工作上，学习上来帮助边区政府。只要全中国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可以战胜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强盗。[35]
那素滴勒盖的演讲既有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动员作用，也有代表蒙古族拥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象征意义。
为充分展示对蒙古族的尊重，1944年春季的成吉思汗祭礼则“在乌兰夫同志主祭下，完全按照蒙古习俗举行”[36]。当时，与祭者为延安全体蒙胞、各少数民族及各机关、学校代表百余人。4月13日，成吉思汗纪念堂布置妥当，“在庄严的成吉思汗石膏像前，满堆着供品、全羊和五杯清洁的圣水，四周贴满了蒙文美术标语，一时会场香烟漫起，灯烛辉映，摇鼓铜铃和喇嘛念经之声悠扬可闻”[37]。其仪式为：（一）就位；（二）诵经；（三）敬香；（四）敬酒；（五）敬表；（六）献飨品；（七）献“哈达”；（八）读祭文（以蒙汉两种语言诵读成）；（九）礼成。典礼举行之后，蒙古同胞与各界代表举行了自由座谈，提出当前蒙胞的任务是继承成吉思汗精神，团结中国各民族一致抗日救国。
边区政府连续举行成吉思汗祭礼，并将其延续成为革命的礼仪传统。这是中共在政治上日益成熟，能够将历史文化资源中的优秀部分转化成精神武器的重要体现。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38]
在边区政府祭祀成吉思汗之时，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也在榆中县兴隆山祭祀成吉思汗灵榇。每逢重要祭期，国民政府派专人前往致祭。1940年成吉思汗诞辰祭，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特派民政厅厅长施奎龄到兴隆山致祭。1942年春祭，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亲临主祭。同年夏祭，南京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前来致祭。1944年，谷正伦等人参加成吉思汗的大祭典礼，应邀观礼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何正璜记载此次典礼称：“祭典由谷主席主祭，高监察使率各界首长陪祭，首各祭官就位，继鸣炮奏乐，继上香献帛，继读祭文，旋即鸣乐礼成”[39]。1949年8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将成吉思汗灵榇迁移到青海湟中县塔尔寺，并举行隆重的祭礼，受到了当地蒙古族民众和活佛等僧众的欢迎。
可以说，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榆中的相关祭礼形成了明显的对抗格局。前者不仅要宣传其对蒙古族的民族政策，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而且一再表明中共政权的正当性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主张。后者通过成陵祭祀的政治仪式，反复展演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二者在成吉思汗祭礼上的对抗，实质是两个政党关于政治正统的竞争。
诚然，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重在唤起蒙汉民族团结、共同反抗侵略的民族主义。抗战胜利后，这一祭礼失去了发挥其主要政治功能的现实基础，以此为媒介的国共两党政治正当性的竞争也因而大为减弱。1945年2月，中共从延安派出了一批蒙汉干部前往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相对于成吉思汗祭礼，这一举措更具有实质性的动员力。解放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未再举行成吉思汗祭礼。
就政治正统的竞争而言，黄帝祭礼比成吉思汗祭礼更富有象征意义。从1940年到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连年在黄陵举行祭礼，视其为中华民族的“圣地”。此期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曾拨款 10 万元修葺黄帝陵墓，中部县政府运用张治中将军所捐的3万元，将黄陵的享殿改建成宫殿式庙宇。1942 年之前，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陵祭祀尚无专用祭器，供奉祭品的酒杯、碗箸等都是临时从别处借来的。为此，陕西省第三区专员公署在《修建黄帝陵计划草案》中呈请内政部确定祭器式样，“制存备用”[40]。1944年，黄陵所在的中部县由南京国民政府政务院更名为黄陵县，进一步凸显出黄陵作为中华民族圣地的特殊地位。黄陵的“圣地”形象逐渐被社会认可。1940年5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在赴延安途中专程谒祭黄陵，以告慰民族先祖。1948年，有人倡议将黄陵县正式设立为“民族圣地”，重新振兴黄陵祭礼。[41]还有人撰文赞同此倡议，并对黄陵祭礼给予了厚望，他说，现在仅仅以民族扫墓节来纪念民族的元祖是不够的，需要郑重其祭典，“易迷信崇拜而为祖先崇拜”，使民族思想趋于精诚团结；如果能在民族先祖的隆重祭典之前，痛定思痛，大家必能珍惜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精神。他还呼吁称：“今天和平、统一、民主、建设是全民所共识的建国要务，然如民族精神不振，则国家马上瓦解。……当此建立近代新中国的良好时机，不但不容有民族败类，……而必须一方重祭典而使其不数典忘祖，一方则正礼乐以建国教民。”[42]只是这种从民族大义出发的呼吁无助于消解国共两党的政治隔阂，也就很难赋予黄陵祭礼以促进和平统一与民主建国的政治功能。
相对于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黄陵及其祭礼的用心经营，当时中共领导人也一直记挂着黄陵对于政治正统与民族代表权的象征作用。1940年5月25日，朱德总司令从山西抗日前线返回延安途中，在茅盾等人的陪同下登上桥山，拜谒黄陵。谢觉哉于1943年拜谒黄陵，并写下《谒黄陵》、《黄陵古柏》等诗篇。1948年3月，中共解放了黄陵县，由此终结了南京国民政府在黄陵举行祭礼的传统。黄陵县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对黄陵的古碑和享庙等多有破坏，甚至还在黄陵一侧埋葬了其一位团指导员的姨太太。中共对此种亵渎“圣地”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称“中华民族始祖所在的黄陵圣地，遭到他的不肖子孙蒋匪的百般破坏亵渎”[43]。对中共而言，黄帝祭祀不同于成吉思汗祭祀，前者在对内争取中华民族代表权与对外反抗日军侵略的两方面均具有更强的象征功能，而后者重在阐扬民族主义对外的一面。在国共两党内战的形势下，黄陵所在地及其祭礼的政治象征意义更为引人注目。
边区政府于1948年开创了独立祭祀黄帝的革命礼仪传统。1949年清明节，边区政府像上年一样在黄陵隆重举行祭礼。此时全国解放即将完成，祭礼因而别有一种欢快的喜庆气氛。祭前会场上荡漾着雄壮愉快的歌声“永远的胜利，永远的光明”，“生活在解放区真是快活”。作为主祭人的边区政府代表、教育厅厅长贺连城在讲话中号召说：
我们是在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胜利的时候祭谒黄陵，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都应当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毛主席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不遗余力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使黄帝子孙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获得最后解放。[44]
贺的讲话以推翻“三座大山”为号召，申明中共革命事业的正当性及其政权的正统性。《群众日报》对此次黄陵祭礼评论称：“该地未解放前，真正黄帝的优秀儿女根本不能祭奠自己的祖先。”[45]这意味着过去祭祀黄陵的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并非黄帝优秀儿女的代表。
1948年和1949年的清明节，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派员前往黄陵致祭，只能在陕西省府大楼举行遥祭黄帝的典礼。国民党人张兆荣对中共解放黄陵县极为不满，称：“曾几何时，洛川战起，黄陵亦以被占□。共党摧残我国固有文化，无所不用其极。陵园所在，定卜凶多吉少，为之戚然。黄陵为圣地，万不容罪人破坏污损。我大军现已□集西安，亟应即速收复，以期无负于我祖先在天之灵。……而今民族生存岌岌可危，内战急须敉平，人民亟须生息修养，发扬祖创业精神，修明文治，训练三军，迅速完成戡乱大计，实为刻不容缓之要图。”[46]可见，国民党人仍自视为中华民族的代表，而把中共看成是破坏民族固有文化的罪人，必欲灭之而后快。像张兆荣视黄陵为民族“圣地”一样，中共对于占领黄陵县的象征意义也十分重视，甚至将黄陵 “光复”当作民族解放与新中国诞生的预兆与象征。1949年中共与边区政府祭祀黄帝的祭文云：“尤其值得庆幸的，就是我西北人民，现已胜利的光复了我民族始祖陵寝所在地——黄陵县（中部县）。这是全民族解放的祥兆，新中国诞生的瑞征。”[47]
中共与国民党各自举行的黄陵祭礼，可称是兄弟阋墙、争夺正统的政治仪式。两党均视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原始祖先，也都将自己看成是黄帝子孙，但却视对方为中华民族的敌人或罪人。他们都十分重视黄陵对于政治正统的象征意义。在其看来，谁控制着黄陵所在地并掌握了黄帝祭祀权，谁就是中华民族与政治正统的真正代表。
结 论
祭礼作为纪念逝者的政治仪式，“是利用特定的时空环境条件，营造某种特殊的庄严神圣氛围，并借助某种规定性操作仪式，通过选择某一个体或群体之亡灵作为对象，在完成对死者的生平追忆与精神提炼的同时，铸就和塑造一种适足以感化现实和馈饴后世的具有范式价值和普世意义的偶像；在表态上，它既可以是一种在民间浃骨沦髓的社会文化风俗，更可以是一种在官方至高无上的庙堂仪式政治”[48]。
从1939年到1949年，中共在特殊的历史机缘下，以现代政治仪式祭祀黄帝与成吉思汗，并将其延续成为新的革命礼仪传统。从二帝祭礼看，中共与边区政府在历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换上进行了有意义、有成效的探索。其继承了清末革命党人将黄帝建构为中华民族始祖的观念与符号，受到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在黄陵祭礼设计与实践的启发。在参与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将成吉思汗塑造为“世界巨人”与“中华民族英雄”的政治活动之时，边区政府开创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成吉思汗祭祀传统。这是符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路径的一种文化创造，实现了祭祀典礼从“礼”到“仪”的现代性转换。毛泽东解释说，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革命文化”，而“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49]边区政府独立祭祀黄帝与成吉思汗的典礼，可以说是辅助政治斗争的文化武器，军事斗争之外的另一条战线。其在阐扬民族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政府祭祀黄帝与成吉思汗的政治仪式，既有实体意义，也有象征意义。在实体层面上，这一政治仪式无疑是独特的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行为，明确表达了中共关于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政治理念与奋斗目标。在象征层面上，该政治仪式则隐喻了中共的政治体制、权力秩序与政权正当性。对于中共与国民党而言，黄帝与成吉思汗的主祭权隐含着各自政权的正统之争。谁掌控了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主祭权，谁就在民族解放事业上拥有相对优势的话语权与主导力。尽管对黄帝与成吉思汗主祭权的争夺并不居于政治斗争的核心位置，但其对社会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尤其在充满政治变数的战争环境下，作为国家政治仪式化运作的祭礼确实能向社会传递种种诱导人心的信息。
边区政府的黄帝与成吉思汗祭礼帮助建构了中共以毛泽东为首的威权体制。在延安的一些公共场所，毛泽东与成吉思汗的头像并排悬挂，这从一个侧面展示和强化了毛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而1949年的黄陵祭礼则更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是“人民领袖”，同时申明中共政权是领导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唯一合法政权。可以说，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礼是以政治符号建构为表征、以隐喻政权正当性为指向的仪式化的政治运作。其展演了中共的威权体制，帮助塑造了领袖的权威。
随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结束，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礼悄然终结。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数年间，陕西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方政府曾分别举行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礼。较之边区政府对二帝的祭礼，其在仪式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与社会动员作用不可同日而语。1955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人拜谒黄陵时，该地已是一片苍凉。
附：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①] 按：当时社会媒体通常将黄帝陵与成吉思汗陵分别简称为“黄陵”与“成陵”。为行文之便，下文除引文与文献名称外，亦将黄帝陵与成吉思汗陵分别简称为“黄陵”与“成陵”。
[②] 自1980年以来，学界涉及民国时期中共黄陵与成陵祭祀的相关文章共有7篇，具体如下：卢国英：《国共代表共祭黄帝陵——并对一张照片说明的订正》，《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田夫：《民国首次祭祀黄帝陵》，《民国春秋》2001年第1期；邓沛：《延安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动》，《文史精华》2001年第4期；亦水：《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与黄帝陵》，《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王旭瑞：《历史之为记忆：黄帝祭祀的流变》（《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拙文《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扬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储竞争：《英雄崇拜与国族建构：国族关怀下的成陵西迁及祭祀》，《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尚未有专门探讨民国时期陕甘宁边区祭祀黄帝与成吉思汗的论着。
[③] 储竞争：《英雄崇拜与国族建构：国族关怀下的成陵西迁及祭祀》，《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④]《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540页。
[⑤]《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284页。
[⑥]《恭祭黄陵及周茂陵》，《西京日报》1937年4月6日。
[⑦] 曲英杰主编：《炎黄汇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12页。
[⑧] 曲英杰主编：《炎黄汇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12页。
[⑨] 卢国英：《国共代表共祭黄帝陵——并对一张照片说明的订正》，《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⑩] 曲英杰主编：《炎黄汇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16页。
[11] 曲英杰主编：《炎黄汇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13-414页。
[12] 闻黎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第三种政治力量》，《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1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第432页。
[14] 马振犊选编：《蒋介石致廖仲恺函一件》，《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
[15] 参见邓沛：《延安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动》，《文史精华》2001年第4期。
[16] 伊克昭盟志编纂委员会编：《伊克昭盟志》（第五册），现代出版社，1997，第340页。
[17] 本会调查室：《致祭成吉思汗陵寝之概况》，《蒙藏月报》1936年第6期。
[18] 本会调查室：《致祭成吉思汗陵寝之概况》，《蒙藏月报》1936年第6期。
[19]《成吉思汗陵寝奉安南下》，《香港商报》1939年第50期。按：引文中的╳系原文，疑为“日”字或“倭”字的替代符号。
[20] 黎圣伦：《成陵西移记》，《民意周刊》1939年第84期。
[21]《成陵奉移经过》，《时代精神》1941年第6期。
[22] 秋生：《从成吉思汗灵寝内移说起》，《现代中国》1939年第12期。
[2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801页。
[24]《毛泽东等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给周士第等的电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790页。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第110—111页。
[26] 云成烈：《在延安的艰苦岁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内蒙古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合编：《延水情深》（《内蒙古文史资料》第54辑），内蒙古政协文史书店2001年6月发行，第247页。
[27]《祭黄陵》，《新华社电讯稿》1948年第4期。
[28]《祭黄陵》，《新华社电讯稿》1948年第4期。
[29] 按：1935年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祭祀黄陵的程式为：一、全体肃立；二、主祭者就位；三、与祭者就位；四、上香；五、献爵；六、献花；七、恭读祭文；八、行三鞠躬礼；九、静默三分钟；十、礼成。见曲英杰主编：《炎黄汇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06页。
[30] 祭文云：“中华民国三十七年清明节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西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赵寿山、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谨代表边区各界同胞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以香花酒醴之仪，致祭于我轩辕黄帝之陵前曰：伟大的轩辕黄帝，你是我民族的始祖，你是我劳动者的先人，历史的创造者。从你那一时代起，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即劳动生息繁衍于这幅员广大的中国领域，并以自己的劳动、团结和努力，不断战胜黑暗，争取光明。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开辟了锦绣的河山，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历代反专制反暴君的英勇斗争，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充分表现了我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迄民国十年，中国劳动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出世后，我民族前途更大放光明。廿余年来，我中国人民大众，在为祖国独立，为人民民主的伟大革命战争中，已获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在野蛮的日本法西斯被打到以后，我国人民大众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不幸以蒋介石为首的我国反动派，为要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不惜充当美帝国主义走狗，签订丧权辱国的种种条约，将我国主权出卖给美国，发动内战，残杀人民。莽莽神州，遍地腥膻，优秀儿女，任人凌辱。人民公敌蒋介石此种窃国卖国的滔天罪行，较卖国贼袁世凯、汪精卫之流，实有过之无不及。我中华民族劳动人民，已在伟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钢铁般的团结起来，为我祖国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组织英勇奋斗。现在可以告慰于你的，我国人民奋力以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已在拥有一万万六千万人民的广大祖国土地上建立起来了，人民的力量是空前强大了。民国三十六年，人民解放军已在我祖国的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本年春季，人民解放军组织胜利的进攻，显示着全国人民的解放已为期不远。尤其值得庆幸的，就是我西北人民，现已胜利的光复了我民族始祖陵寝所在地——黄陵县（中部县）。这是全民族解放的祥兆，新中国诞生的瑞征。不管美帝国主义如何竭力支援，不管蒋介石匪帮如何拼命挣扎，我四万万五千万优秀的黄帝子孙，定能团结一致的在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匪帮，早日实现全国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轩辕黄帝万古千秋！尚飨。”见《祭黄陵文》，《新华社电讯稿》1948年第4期。
[31] 马尔科维奇、塔克等着，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212页。
[32] 张志强、朱珠：《延水汤汤吊英杰——忆延安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动》，《了望》1984年第22期。
[33] 张志强、朱珠：《延水汤汤吊英杰——忆延安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动》，《了望》1984年第22期。
[34]《延安各界举行成吉思汗公祭大典 吴玉章、那素滴勒盖亲临主祭》，《解放日报》1942年5月6日。
[35]《延安各界举行成吉思汗公祭大典 吴玉章、那素滴勒盖亲临主祭》，《解放日报》1942年5月6日。
[36]《本市蒙胞及各界代表纪念成吉思汗》，《解放日报》1944年4月14日。
[37]《本市蒙胞及各界代表纪念成吉思汗》，《解放日报》1944年4月14日。
[38] 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91页。
[39] 何正璜：《谒成陵》，《旅行杂志》1944年第7期。
[40] 曲英杰主编：《炎黄汇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 424 页。
[41] 陶在湄：《民族圣地的创建（序钱西樵先生着〈黄陵和柏树〉）》，《曙光》1948年第7期。
[42] 陶在湄：《民族圣地的创建（序钱西樵先生着〈黄陵和柏树〉）》，《曙光》1948年第7期。
[43]《蒋匪破坏黄陵罪行》，《新华社电讯稿》1948年年第4期。
[44] 曲英杰主编：《炎黄汇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38页。
[45]《清明节隆重祭谒黄陵》，《群众日报》1949年4月9日。
[46] 张兆荣：《遥祭黄帝陵》，《申报》1948 年4月6日。
[47]《祭黄陵文》，《新华社电讯稿》1948年第4期。
[48] 田海林、李俊领：《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49]《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编辑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