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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巧敏:清末禁吸纸烟运动述论
作者简介:李巧敏,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阜273165讲师,山东 曲阜
原发信息:《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2015年第4期 第181-188页
内容提要:清末社会吸食纸烟风气盛行,中国产生了大量烟民,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对纸烟危害的逐步认识和了解,人们开始发出戒吸纸烟的呼声。1907-1908年,清政府学部两次通饬各省,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者吸食纸烟,揭开了中国禁吸纸烟运动的序幕。到1911年,中国出现了以社会动员为主的更大规模的禁吸纸烟运动。由于动员充分、说理透彻、形式灵活,许多人都在这场运动中戒了纸烟,清末禁吸纸烟运动的成效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运动也存在很多不足,使得禁吸纸烟的成效大打折扣。
纸烟或纸卷烟是烟草制品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它是用纸条将切细的烟丝卷成圆柱形而成。其在形制、原料来源及加工、生产方式等方面,均不同于旱烟、水烟、鼻烟和鸦片烟。纸烟在中国的正式售卖始于美商老晋隆洋行,“约在1890年,老晋隆洋行运‘品海’烟入口,沪上市面之有香烟,自‘品海’始”[1]36。随后,英、美、俄、日等国纷纷将其制造的纸卷烟输入中国,并在中国设厂制造纸卷烟。当时人们习惯上将这种纸卷烟称为“洋烟”、“烟卷儿”、“纸烟”。本文在述及时皆称之为“纸烟”。
学界对清末禁烟运动研究颇多①,但这些研究似乎存在一种思维定式,即把烟与鸦片对等。其实不然,清末禁烟不仅包括鸦片,还包括纸烟。目前,学界对清末禁吸纸烟运动多顺带提及②,少见专文。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清末禁吸纸烟运动,以期能够推进清末禁烟运动的研究。
一、吸食纸烟风气弥漫全国
国人何时养成吸纸烟的习惯迄今尚无定论。中国近代烟草大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的简玉阶说:“约在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间,美商老晋隆洋行开始贩运纸烟来我国销售。后来美国烟草公司先后在港、沪办过一些小厂,就地卷制,国人吸用纸烟的习惯渐渐养成。”[2]1但在通商口岸地区,由于与洋人接触较早,得风气之先,可能养成吸纸烟的习惯更早。据1884年出版的《津门杂记》记载:紫竹林通商埠头,粤人处此者颇多。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又如衣兜下每作布兜,装置零物,取其便也。今则津人习染,衣襟无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铺所制新衣,亦莫不然。更有洋人之侍童、马夫辈,率多短衫窄袴,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练,特挂胸前,唯恐不肖[3]137。纸烟披有西化、文明的外衣,契合了中国近代,尤其是庚子事变之后国人崇洋媚外、学习西方的社会风气,致使国人纷纷选择吸纸烟以示文明开化。如北京:“庚子巨创以后,都人心理由轻洋、仇洋一变而为学洋、媚洋。妇女出门,必衔一香烟以为时髦美观。”[4]85-86天津:“庚子先,天津吸纸烟者,稀于威凤祥麟,而抽旱烟者则触目皆是。妇女所吸之烟,不外锭子、杂拌二种;男子瘾大者,则吸关东烟叶;斯文人物,则吸兰花。”[5]山东:“近来山东富贵少年,其衣袖窄三寸许,腰窄数寸许,屈伸不能自由……烟卷在口,洋镜庶(遮)目,宛然一派维新气象。”[6]
随着吸食纸烟人数的增加,国内纸烟需求加大,因此从国外输入中国的纸烟数逐年增加。“上海、横滨两烟行,各向美月定七兆五亿枝,且本年三月间,另买次烟十五兆枝,行销中国内地。夫以五年之间由二兆枝增至一百廿五倍,再阅五年,其数尚可偻指乎?即以本年计,各烟接长于地,已有英程一万里,若对穿地球而过两端,尚各溢英程一千里。”[7]61-62据海关统计,1902年中国进口纸烟200余万两[8],仅过两年时间,即1904年,中国进口纸烟即达300余万两之多[9]24-28。为了进一步节省运输费用,降低成本,洋商在华设厂,就地卷制产销。1891年,老晋隆洋行投资一万两白银,在天津开设了一家小规模的纸烟厂。该厂雇佣工人50名,烟叶及包装纸都由美国运来,其仿制的美国卷烟在中国十分畅销,不久资本就增至一万二千两白银。继老晋隆洋行之后,美商茂生洋行于1892年也在上海设厂,一时外资烟厂纷纷建立。英美烟草公司以独资、合资的形式在华设厂制烟,其制造的“大前门”、“白锡包”、“红锡包”、“三炮台”、“大英”、“哈德门”、“老刀”、“老巴夺”等牌号纸烟占据中国烟草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外来纸烟在中国的大肆蔓延,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洋货之细,未有如纸烟者,而其普及人众,亦未有如纸烟者。虽细而众,其积自厚。纸烟一项,诚为我国一大漏卮矣。”[10]81“兰州府属水烟一项行销最广,自巴西纸卷烟输入内地,该处水烟不免减色。近来每日各国竞造卷烟充斥各埠,吾华人喜其便于揣带,无不口衔一枝,下至肩挑负贩之辈亦所嗜吸卷烟,水烟之利大为所夺。兰州水烟市上竟不甚销,不知该业商人亦思设法维持否?”[11]32“夫中(中国)东(东洋)各人所吸之水旱各烟,本属损多益处少,然利源犹在中国也。今乃变而吸美烟,以每千枝作银二两计算,每年坐耗华银五十万两,直于鸦片之外增一漏卮,有心人能无浩叹哉!”[7]61-62纸烟的流行,致使旱烟、水烟等中国传统烟种滞销,导致利源外泄。为挽回利权,国人纷纷集资创办烟厂,自制纸烟,以与洋商争利。“去年以来,商人自创卷烟公司者接踵而起,惟制烟工匠仍须倚靠外人。近有劳氏,新由美洲毕业回国,即创文明公司,自制卷烟,与外洋输入卷烟争胜,藉挽工商界之利权云。”[12]3-4“北京某部曹何君禀请政务处,在北京设立纸烟公司,许以专权。所有北京以内不准他人行销,以收回所失之利。”[13]119-200“现闻烟台设有恒利纸烟公司,以一百两为一股,先招漕平公估银五万两,用少师太师牌号,业已禀请商局专利十五年云。”[14]52
随着外来纸烟和自制纸烟数量的迅速增加,吸纸烟风气弥漫全国。几乎社会所有阶层人士都嗜吸纸烟。“上自王公贵官,下自走卒乞丐,莫不人口衔一枝以鸣得意。”[15]“近年来,吸者日甚一日,无论官绅、士农,下至妓女、贩夫、走卒,莫不口含纸烟,呼吸吞吐,以为维新之美观。呜呼,吾国几成纸烟世界矣!”[16]“夫中国人士,从前吸本国菸草,虽曰‘有碍卫生’,然其害尚浅。近顷以来,外洋纸烟输入中国,人士不加研究,社会上大表欢迎,几于妇人孺子、贩夫走卒,无不口衔一枝以为快噫。”[17]10-12不仅大多数成年人染上了吸纸烟,就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名医丁福保述1903-1905年北京及南方未成年者吸烟状况云:“福保癸卯岁赴京师,见十余龄之男女学生,口衔纸烟者踵相接,因此知京师各学堂,尚未设禁烟之禁,为父兄师长者,亦未知纸烟之有碍卫生,故一任无知少年恣意吸食。京师为首善之区,而有此不文明之现象,诚非意料所及。岁乙南还,见少年之吸纸烟者,其数又过于京师。”[18]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描写国人吸食纸烟情形的诗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嗜吸纸烟风气之盛。现择两首录之,“纸卷香烟广及时,年轻争买口含之。沪商多学洋人款,知己相逢赠一枝”[19]197。“清明佳节日迟迟,插柳犹余介子悲。到此线天盘谷里,最宜划火吸烟时。吞云吐雾交相竞,改柳钻榆总未知。洋药已闻悬厉禁,淡巴菰占好生涯。”[20]135每年中国大约有多少人吸食纸烟?由于没有系统统计,恐怕很难说清楚。但可以进行粗略地推算,“胃口大的,一天要吃六七盒;胃口次些的,一天也要吃到两三盒”[21]19-21。仅东三省地方,每日可销英美烟草公司之烟三千箱[22],每箱以50盒计算,计150 000盒。以七盒计算,吸烟者有21 428人,以二盒推算则为75 000人。考虑到偶然吸食等因素,实际吸纸烟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东三省地区吸纸烟者即如此之众,推之全国,吸纸烟者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二、禁吸纸烟运动的经过
随着吸纸烟风气的盛行,中国产生了大批烟民,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907-1908年,清政府学部两次通饬各省,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者吸食纸烟,揭开了中国禁吸纸烟运动的序幕。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已认识到吸烟的害处。1900年,日本开始制定禁止20岁以下青年吸烟的法令[23]。同年1月8日,《中外日报》转引上海外国报纸对中国人不文明行为的批评,其中一条即为“在西妇前吸烟”[24]。1903年,《湖南演说通俗报》转引日本报纸云:“纸烟内含一种毒质,损人脑筋,为识者所共认。刻闻英国某禁烟会提出一禁烟法案于该国议会,大旨谓凡满丁年者不许吸食纸烟,违者重罚,售卖之人亦须受罚,刻已议决实行矣”[25]6。随着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回国者逐渐增多,他们把国外禁吸纸烟的消息带回国内,人们开始把吸烟视为新产生的一种社会陋习。
国人开始从吸烟有害健康的角度提倡戒烟,最晚可追述到1905年。当年有关慈禧太后戒烟的一则报道称:“前有内廷人传说,皇太后向吸孔雀香烟,因禁用美货,是以改吸中国自制香烟等论。兹详加探访,实系皇太后今日颇研究卫生要旨,以纸烟有害脑力,于日前将孔雀烟八箱,全行弃湖中,并戒在内廷服侍之内监及宫女等人,一概不准再吸纸烟。”[26]且不管慈禧是否吸烟与戒烟,重要的是这则报道透露了一条消息:早在1905年,国人已经意识到吸纸烟对人身体有害。
吸纸烟既然有害健康,又被公认为一种社会新陋习,戒吸纸烟呼声逐渐见之于报章。“方今纸烟之风大盛,各处吸者日渐众多。此物不但伤肺并损脑气、坏血质,其毒最重,其害与鸦片相等,已经医家、格致家考验清楚,非臆想也。”[27]4由于儿童身体未长成,血气未定,一旦吸食纸烟,受害更甚,因此,禁止未成年人吸食纸烟成为当务之急。任独引英国医学界观点告诫国人:“年轻者生肺痨,其根原在于食烟;烟之害人,以纸烟为最。且孩童受害,过于成人。以孩童血气未定,脑髓未足,若吸纸烟,则身体不能长足,肤革难望充盈。”[28]报界名人安蹇,曾详尽描绘了亲眼所见的京师吸烟情景,呼吁学习先进国家,禁止幼童吸烟。他写道:北京变法之时,独烟卷一项为最速最溥。上自王公贵官,下自走卒乞丐,莫不人口衔一枝以鸣得意。仆一晚行经某街,转湾(弯)处,举目忽见星火磷磷,红成一片。初极惊诧,细视之,则行路者十数人,人衔一烟,蠕蠕代步也,不觉失笑。更可怪者,时遇年才五六岁之童男童女,亦翘首衔烟,喷云吐雾。因悟此即中国变法之现相(象),而跨灶突前,各国亦未能比其勇猛精进也。按各国于幼童吸烟,悬有厉禁,我当道于此等陋俗,宜用干涉主义严为禁止[15]。
1907年,清政府学部发布禁令,禁止中小学生吸食纸烟,并通饬各省认真实施,揭开了中国禁吸纸烟运动的序幕。其中,督学局通告京师各学堂的示谕,即《通行京外禁止中小学堂学生吸食烟草文》云:照得烟草一物,内含毒性,少年吸食,尤易受伤。日本学校规章,未成年之学生,不准吸烟,实为爱护国民身体起见。查近来各处中小学堂学生,多有吸食各种烟草者,殊非卫生之道,应即严禁。责成各学堂管理员、教员,认真稽查,以期杜绝弊害。并由各处劝学所随时劝导,俾现在未入学之青年子弟,一律禁戒。为父兄者,尤当训戒子弟,凡属烟类,皆宜远绝[29]。该禁令颁发后,各学堂积极执行。如京师大学堂的禁约中明确规定,学生不准沾染习气,吸吕宋烟、纸烟[30]144-145。艺徒学堂学生若吸食纸烟会受到严惩,“凡吸食洋烟者会被开除并追缴在堂所用学费”[30]1832。1908年,学部再发禁令,不仅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者吸食纸烟,而且严禁卖烟者售与未满16岁之儿童纸烟,断绝未成年者纸烟来源。其规定云:一、年未满十六岁者,不得吸食各种烟卷;一、售卖烟卷之棚摊、店铺,对于未满十六岁之幼童购买烟卷,不得售给;一、各小学堂不准吸食;一、中学堂学生虽年龄不等,然正当研究学业,力求精进之时,最贵脑力,亟宜保护,以免妨碍,现拟不论年龄,一律禁止;一、违禁吸食,随时收其烟卷并所用器具,立告其父兄管束,学生则由监督、堂长、教员管束;一、违禁售卖者照违警律第三十八条违背一切官定章程处罚。[31]
学部发文禁止未成年者吸食纸烟后,报纸舆论与之相配合,大力宣传纸烟的危害。
其一,与鸦片相比,吸纸烟害处更甚。《大公报》发文指出:“自纸烟创自外洋,输入中国,三五年间,遍行天下,我国工艺,亦多仿照,并美其名曰‘挽回权利’。不知纸烟之害,更有烈于鸦片者奚止数倍。试较论之:吸鸦片者,必须油灯、枪斗,一榻横陈,其富阔者不必具论,即贫至乞儿,亦要数十钱才能过瘾,故乡间之野老、田夫,尚不至人人有此嗜好。而纸烟则价廉事省,行动坐卧,皆可口含一卷,吐雾喷云,于是不论贫富贵贱、妇人孺子,莫不习以为常,故吸纸烟之人多于吸鸦片者难以数计。”[32]因吸食纸烟较鸦片方便、价廉,故吸纸烟比鸦片更普及,危害因而更大。《通学报》同样载文论道:“有一物焉,其患不及鸦片之显,其费不及鸦片之多,而其嗜之者比鸦片尤为普及,则吾国人今日所吸之纸烟也。”[33]为了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纸烟的害处,人们将之编成通俗歌曲:“外国何年造纸烟,灌输中国害无边。妇人孺子皆能吸,城镇村乡莫不然。遍及寰区成慢毒,算来岁月费多钱。普通消耗过鸦片,嗜好真同腊自煎。”[34]因鸦片相对纸烟流入中国较早,鸦片的害处,当时的国人几乎人人都已经认识了解。因此,将纸烟和鸦片对比进行说明,可以使国人认识到纸烟的害处。
其二,阐述纸烟对人身体的严重毒害。从纸烟制作过程来说,烟厂所雇之工人多系社会下等之人,这些人住宅脏乱,且常患疾病,故其制作的纸烟易作为传染疾病之媒介。“所雇用之工人皆系最下流之人物,强半出自娼寮及相等污秽之处,其中以妇女居多数。此等妇女污秽不堪,常患毒症而贱价之纸烟皆出自彼等手焉。”[35]147-150“卷烟者常以口中之涎沫湿其手指,且此等工作大概皆出自极下等之居民,彼等之住宅,每为极污秽病症之发起处,故纸烟已屡作传染毒症之媒介,已有人因吸癞病者卷之纸烟而得癞病焉。”[35]147-159从吸烟方式来说,相对于旱烟、水烟等,纸烟体形短小,吸时须含在口中,烟毒更易于进入体内。“纸烟经衔于口,虽形便利而烟毒易侵。”[17]10-12吸烟的过程即反复吞吐的过程,烟瘾越大者,其吞的时间持续越长,进入体内的烟毒也就越多,对人体的危害也就越大。“凡吸烟程度高者,吸烟时不仅一呼一吸已也,必吞入肺中,留小久然后喷出,此小久之时间,中毒即蜿蜒遍入各窍而溶解血中矣。读者试细思之,以能致成危险急症之毒剂溶解血中,遍行周身,其利害为何如耶?然不仅此已也,烟入口中,经过鼻喉诸部,与泗膜相遇即致成极猛之火烧症。”[35]147-159从纸烟之成分来说,“纸烟中含有多量之尼哥丁(即尼古丁),尼哥丁者即烟叶中之一种毒质也”[35]147-159。尼古丁对人的生理影响有五大害处:一、烟叶为诸国之嗜好物,吸食其烟,其中所含有效成分之尼可颠(旱烟杆中含量甚高,而纸卷烟中殊甚),实为剧毒,虽仅服一滴,即发生中毒重症;二、虽尼可颠之淡溶液及蒸气(如吸烟之气),亦即能刺戟粘膜(即内皮),而烟叶中亦含有此刺戟之作用,吸纸烟卷尤甚;三、尼可颠从诸粘膜(即内皮)皮下结缔组织及伤处最容易吸收,即完全之皮肤亦能吸收而入于体内,不能分解,但分泌于诸器,遂从尿与唾液等排泄;四、(略);五、吸入烟中之尼可颠实能侵脑筋系统之各部:(甲)最小量时,精神机能虽容易使之动作活泼而醒眠态,然在稍大之量,一时脑筋机能亢进之后,遂即麻痹。(乙)小量吸入烟中之尼可颠,始仅于脊髓各部,使反射装置兴奋而痉攀,然不久即成麻痹[36]。从中可见,当时国人对尼古丁的认识,已与今人认识相差无几。清末的禁吸纸烟是建立在对纸烟危害的科学认识上,而不仅仅是一般性地宣传鼓吹。
其三,吸纸烟耗费大量钱财。从国家层面来说,每年纸烟的大量输入,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实为中国一大漏卮。“卷烟的价钱,每匣四十余文钱(照盗牌论),每日可吃一二匣,费钱百文;或二三匣,费钱百余文。照中国四万万人,每人每日吃卷烟一枝要四千万匣,每匣四十文算,每日要费钱一六○○○○○○○○即十六亿文钱;一年三百六十日,要费钱五八四○○○○○○○○○即五千八百四十亿文钱。这种卷烟,大半是外洋运进来的,我们中国一年要输出多少钱去。”[37]27-30从家庭层面来说,吸纸烟的费用为家庭一额外开销,一般家庭很难承担。烟瘾大者,能导致家财耗尽,家道中落。报纸中列举了大量因吸纸烟而致使家财耗尽的例子,现择一例录之:有一个做小生意的,做了十几年小生意,积了一百多金,手头觉得宽裕起来了,却染了一个吃香烟的癖,一天要五六盒起码。自己吃吃还好,他的妻子也吃起香烟来了。一块洋钱香烟,吃不到几天,起先还拏皮丝来搭吃吃,以后索性专吃香烟,水烟袋不知丢到那里去了。一连几年,生意又不顺手,能[弄]到吃尽当光,没奈何贩些香烟卖卖罢。现在听说这个人,还在上海一个大菜馆里头,托着一盘香烟,走来走去,逢人挨卖呢[21]19-21。
其四,纸烟有害于道德。纸烟与鸦片一样,一旦吸食,极易成瘾。烟瘾一来,“遂不拘在何处、在何等人前,肆无忌惮,不能自主,羞耻之道丧矣”[35]171-174。吸烟时,烟过口喉,致使嗓子极易发干,遂以酒解渴,久之,易变为酒鬼。“烟入口中,经过鼻喉诸部与泗膜相遇,即致成极猛之火烧症,使人有一吸烟者之渴,能消此渴者惟酒而已,故有多数人向无酒癖者因吸烟故遂成酒徒焉。”[35]147-150吸烟对未成年人道德毒害更甚。大多数青年无经济来源,但其烟瘾一来,不由自主,“若没有钱,又没有正经法子能够过瘾,他必要用无理的法子了。念书的时候,或是学手艺的时候,瘾一来,他就偷工夫来吸烟,若有人问,他就容易撒诳”[38]。卓加支学校经过三年的实地考察得出吸烟对学生造成的危害,其结果如下:全校之中有一百廿五学生染此恶习,此一百廿五人中有廿五名承认其身体软弱、贪睡,不能如愿向学;三十名谓因吸烟而头晕极;廿二名因吸烟而手弱无力时刻颤摇,不能写字;尚有数名谓两腿发悷,不能远行。吸烟之习惯,其害昭着,渐渐使青年之知觉变成迟钝,品行变为狡诈、秘密,失人信托,事事退后,故吸烟者皆不能与全班之同学并立焉[35]171-174。
在报纸舆论的宣传鼓动下,上海一些社会团体带头实施戒烟。上海商学会决议,凡属该会会员,一律不吸香烟和雪茄[39]。上海地方公益研究会也“全体赞成不吸卷烟”[40]12。上海教育会规定,凡该会组织之会议,会宾及邀请之来宾一律不得在会场吸烟[41]。
1907年-1908年,从学部禁止中小学生吸食纸烟到社会团体的内部禁吸,禁吸纸烟运动沿着从学校到社会的路径开展起来。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现了以社会动员为主的更大规模的禁吸纸烟运动。社会动员主要的进行方式是建立禁吸纸烟团体,召开禁吸纸烟大会。
1911年6月6日,上海成立劝戒纸烟会,汇集众多社会名流,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禁吸纸烟团体。其组成人员为:会长伍廷芳,副会长陈润夫、沈敦和(仲礼)、李书平;编译员姚菊坡(字),尤惜阴(字)、朱少屏等;驻会书记朱谦甫;会计张静江;庶务员瞿绍伊;劝导员兼调查员郑孝胥(苏勘)、张元济、沈缦云、王震(一亭)、郑观应(陶斋)、胡二梅(字)、狄葆贤(楚卿)、朱葆三、何伯梁、吕碧城、叶惠均等;宣讲员金蔚文等[42]。6月6日、8日,该会会员两次集议,讨论戒吸纸烟的方法,决定由副会长、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出面,通告各体商会一体进行;由宣讲员金蔚文组织宣传活动,务必使不吸纸烟的好处家喻户晓。
除上海外,天津、北京等地也都设有禁吸纸烟团体。北京早在1910年就成立了女子戒吸纸烟社,由美国女传教士鼓动,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斋务长傅太太等出面组织,于当年5月3日正式成立[43]。天津戒吸纸烟会于1911年10月1日正式成立[44]。
受各地纷纷成立的劝戒纸烟会的影响,一个声势浩大的禁吸纸烟活动在全国上演。1911年6月27日,上海玉器业举行戒吸纸烟大会,有1 000余人参加[45]。1911年7月7日,上海东南城地方自治会协赞会附设之不吸卷烟会召开戒烟动员会,有600余人参加[46]。1911年8月,浙江绍兴余姚商务分会开会公议禁吸纸烟事,当月5日《浙江日报》曾有报道,其传单谓:“鸦片之禁,谓其害人也,谓其消耗也,政府不惜巨额之税项而毅然行之,外人不顾大宗之贸易而决然赞之。此可见道德之心,人所有同也。不意一害尚未除,一害又复起。近今纸烟盛行,日甚一日,流毒所至,靡有底止。查纸烟一物,中含毒质,耗脑血,固无论矣;而且火毒所攻,必患喉症。而奈何嗜好者流,视之为必要,为不肯须臾离者,此诚大惑不解也。况当物力维艰、生计窘促之时,而任令银钱外溢,自速危亡乎?幸而明敏之士,大声疾呼,警戒劝导,各处呼应,相率戒除。我姚向承斯弊,亟宜踵行。今拟闰六月初五日在商会讨论手续办法,以期咸使觉悟而绝灭之,庶生命以保,利权以冕,漏卮以塞,物力以纾。务期各界热心君子,届期早临,不胜盼切”[47]。
同时,这一时期,一大批通俗易懂的禁吸纸烟歌谣编写出来,张贴于城门街巷,或登载于报纸。如仲远所撰《劝戒香烟三字经》云:人之初,不吸烟;习相近,好新奇。窃香烟,外洋来,外国造,害我民,实不浅。伤脑筋,损肺管,吸之久,瘾乃深……劝诸君,早醒悟,既省钱,又除害。为父者,戒其子;为兄者,劝其弟;苟人人,能如此,几年后,能绝迹[48]。还有一些歌谣是用方言写的,专门用来劝说本地人。如《劝戒香烟苏州白话歌》云:卖香烟,吃香烟,香烟开仔多化店。香烟瞎用多花钱,香烟害处人弗见。我来说大家听,劝早绝脱香烟念。奉告众同胞,香烟害人真弗浅。第一件,小事情,极讨厌,烟灰落在身,颜色衣裳就要变。第二件,五分买一包,算来也弗贱。一日吃两匣,一月要四千。第三件,抛烟头,稍失检,一根遗落纸柴堆,想起阿要险弗险。第四件,干事业,讲敷衍。初吃就想偷工夫,吃上瘾来胜鸦片。第五件,烟草夹土皮,烟纸药水练(炼),刻刻嘴里衔,肺部哪能免。第六件,吃长久,发癫痫,昌寿里噶厂先生,着有烟毒演说一长篇,说出烟毒真灵验。第七件,烂喉痧,屡发现,医家都说火毒起,死亡甚于鼠疫染……人人说立宪,阿晓得,立宪国民哪个吃香烟。就是雪茄烟,也不过洋人偶尔作消遣,从弗见男女衔了一枝烟,对着口儿把火点,坐起包车街上转[49]。
医生加入到禁吸纸烟运动的行列,从医学角度论证吸纸烟的危害,使禁吸纸烟运动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也使禁烟运动更加深入人心。医生们主要借助于西方医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宣传吸食纸烟的害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医余凤宾引用Richaodson的学说,提出吸烟能致癌,有十大害处:(一)烟毒能败血,血质变稀,血轮受损。(二)烟毒伤胃,阻碍消化,并致恶心。(三)烟熏口唇、咽喉,则粘膜干燥发红,牙肉肿胀流血,且两唇含烟之处,易生癌症。(四)烟毒攻心,心脏孱弱,跳动不均。(五)烟能伤肺,肺管之膜一受刺激,乃成咳呛之病。(六)烟伤耳,吸烟日久,耳不能辩微音,时有耳鸣之患。(七)烟伤目,目不能明视,瞳孔放大,网膜受影迟钝,黑斑浮飏于眼前,均为中烟毒之征。(八)烟伤脑,阻滞活泼机能,或昏迷,或刺激。(九)烟伤神经,主动神经或感应神经二者一受烟毒,即能麻痹。(十)烟若刺激腺体,使其能分泌过量[50]。
三、禁吸纸烟运动的成效
清末禁吸纸烟运动由于动员充分、说理透彻、形式灵活,许多人都在这场运动中戒了纸烟。报纸上登载了大量戒吸纸烟成功者的个人心得,“我体较前清洁,我呼吸间不复发臭。我入稠人广众,不复为人所厌恶,我妻我子不复以我为难堪。我室中清气往来,陈腐之烟毒扫除净尽。我心力健全,体气加壮,登高行远,俱绝轻便。我心地平靖,不复扰扰焉,视烟如命。我今不受恶习之束缚,我今不以四五十元之银钱,每年当作燃烧料。我今对于后生不坐[作]障害”[51]194。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能分省叙述禁烟成效,在此仅以上海一地为代表进行说明。1911年5月,伍廷芳等人在上海张氏味莼园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禁吸纸烟大会。着名政治活动家李书平等人轮番上台讲演,力陈纸烟的危害,且当时即表示戒吸纸烟,从自身做起。参加会议者群情激愤,纷纷表示戒吸纸烟。下面几首即描写了禁烟会召开时的情形及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劝戒香烟亦大观,张园演说共登坛。伍公发起心诚热,沈李诸公力共殚。”“进口诸烟逐岁增,海关册籍可为凭。漏卮长此伊胡底,敢乞同胞互劝惩。”“棒喝当头共折衷,居然草偃竟从风。通人漫说咸抛却,负贩佣工一例同。”“起点虽从观渡庐,各帮开会不胜书。求新机厂诸工匠,亦誓同行共戒除。”[52]401伍廷芳等人发起的禁烟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时间,在上海等地吸食纸烟或雪茄者竟成过街之鼠,人人厌之,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使吸卷烟的人明显减少。竹枝词写道“有人口插一支斜,或是香烟或雪茄。纵未逢人当面骂,自低人格丑难遮。”[52]5231911年6月4日,上海慎食卫生会在张园召开劝戒大会,到会五六百人,“而签名入会者三百八十名,咸愿全戒”。[53]从以上叙述可知,清末禁吸纸烟运动的成效还是值得肯定的,但也不可否认存在许多的不足。
其一,清政府政策的前后矛盾性,使禁吸纸烟运动的成效大打折扣。清政府颁布的纸烟禁令仅限于未满16岁之儿童,并未扩大到全民戒烟。实际上,在学部颁布禁令禁止未成年人吸食纸烟后,御史赵启霖曾奏请普遍戒烟,“时政府方奖励开办纸烟厂之大实业家,致未邀准”[54]。后御史李灼华又奏请禁吸纸烟,经会议政务处讨论,“诸大臣均以此项纸烟,各国通行,并无一律禁止之条,似难准其照办”[55]。清政府数次拒绝全民戒烟之请,主要是出于烟税的考虑。1906年,清政府颁布上谕,严厉禁止鸦片。禁烟造成洋土药税厘骤减,给清政府造成严重的财政困难。如广西巡抚张鸣岐所言:“鸦片税厘从前本属寓征于禁,积久转成岁入大宗,当此国帑空虚之际,骤复失兹巨款,未尝不增财政之困难。”[56]为了弥补洋土药税厘骤减造成的财政空缺,清政府将视线转向纸烟。中国每年进口纸烟数目巨大。仅营口一地,一年进口纸烟即达3 000余箱,约33万元[57]。如此大宗的进口给清政府带来巨额关税,为国家财政计,清政府不愿放弃此等机会,实施全民戒烟。而为了重征纸烟税,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更欲实施纸烟专卖法。此法于1908年由新任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提出,1911年进入逐渐落实阶段。报刊关于1911年清廷欲行专卖法云:“农工商部伦贝子以各国抽税最重者为烟草,盖以非人之生活必要品乃奢侈品也。中国今日几于人人吸食纸烟,皆由外国烟草输入,夺中国最大利权,然欲立关收税,划分区域,颇多不便,乃欲实行烟草专卖法。”[58]实施烟草专卖法虽名义上是为了争取国家利权,但实际上是默认了吸食纸烟的合理性,与禁吸纸烟运动的目的相牴牾。对此,报刊舆论也多有批评,“纸烟之害,甚于鸦片,亦当在禁吸之列,乃因有利可图,起意归官专卖,绝不念及此为害人之物”[59]。
其二,清末禁吸纸烟运动损害了外国烟草公司的利益,遭到了他们一定程度的抵制。清末开展的禁吸纸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英美烟草公司的纸烟销售,引起英美烟商的恐慌与不满,《竹枝词》写道:“几多烟纸铺吞声,英美公司恨不平。但说华人难耐久,且迟数月验群情”[52]562。为了弥补因禁吸纸烟运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外国烟草公司千方百计逃避与烟草有关的各种税项,“地方税系地方行政所需,凡商于是地无论华洋皆应完纳也。乃同一牌号之烟,华商贩至内地则完之,而洋商自行运往则所有落地税、房捐、铺捐抗不完纳”[60]197-200。有的外国烟草公司还自印自发“执照”以逃避烟税。
其三,清末禁吸纸烟运动虽禁止吸食纸烟,但并不严格禁止吸食水烟、旱烟、鼻烟等,从而使这些烟种又开始流行起来。上海劝戒纸烟会“以戒绝纸烟为主,无论中国之纸烟、东西洋各国之纸烟,均不可吸”[61]1-8。但其对水烟、旱烟、鼻烟并不严厉禁吸,对一些烟瘾较大,“不能遽绝者,宁以中国所产之水烟、旱烟、鼻烟代之”[61]1-8。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传统烟种的复兴制造了契机。如杭州专营潮烟的宓大昌,竟跑到上海开起了分号。满街旱烟杆子争新斗巧,成为时髦。《竹枝词》表示不满:“大好机缘正适当,杭州来设宓家昌。漫云火毒稍轻减,消耗金钱究不昂。”“烟嘴生涯顷刻清,旱烟杆子忽通行。盈街满市夸新式,风气谁云不易更。”[52]562
总之,清末禁吸纸烟运动在舆论宣传上轰动一时,但在实践上并没有达到特别理想的效果,也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根除吸烟问题。究其原因,与吸食纸烟风气太盛有关;与清政府奉行的烟草专卖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清政府的统治力量衰微,不能有力推行纸烟禁令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这次禁吸纸烟运动取得的成绩也未能很好地巩固下来。辛亥革命前夕,社会时局动荡不安,使清末开展的禁吸纸烟运动很快中断,纸烟很快又在全国蔓延开来。
①在此仅择一二,不一一列举。如王宏斌.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J].历史研究,1990(4);王克强.从赵尔巽档案看清末四川禁烟[J].清史研究,2003(2);崔志海.美国政府与清末禁烟运动[J].近代史研究,2012(6)。
②清末禁吸纸烟运动,至今仍未见专文研究。长期以来,清末禁吸纸烟运动更多地停留在一些论着顺带提及的叙述之中,如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皇甫秋实.中国近代卷烟市场研究(1927-1937)[D].复旦大学,2012;李守郡.清末结社集会档案[J].历史档案,2012(1)等。清末禁烟运动为何开展、取得了哪些成效、有何不足等问题,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的认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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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戒绝香烟者之自得语[J].青年,1911(14)8.
·[52]以上几首均选自中国烟草编撰委员会.中国烟草通志: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3]劝戒纸烟会记[N].时报,1911-06-05.
·[54]任独.戒吸纸烟说[N].通学报,1908-08-05.
·[55]会议禁吸纸烟[N].大公报,190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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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中国之一大漏卮[N].大公报,1910-01-16.
·[58]烟草专卖法实行[N].时报,191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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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盛宣怀未刊信稿[M].北京: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