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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立国关中的历史地理考察

徐卫民
秦在进入关中以前，位于现在甘肃省的天水一带。后秦襄公由于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以诸侯，赐以岐以西之地，进入关中地区，并在关中建立都城。以后都城不断向东迁移，但始终未离开关中地区，诸如ｑｉāｎ＠①、ｑｉāｎ＠①渭之会、平阳、雍、泾阳、咸阳。入关中后，秦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直至最后以关中为根据地，削平六国，统一天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帝国。
秦为何要立国关中，又为何能立足关中并统一全国，其中有不少原因，笔者本文欲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讨其原因。
一、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所谓历史地理，就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自古及今人们都在讨论，虽然过去曾批判过“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历史的发展兴衰，觉得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古代社会，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地理环境的作用更显得重要。
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其意为国都的选择要考虑到用水及周围的自然环境。
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记录了很多地理环境对当时社会影响的史料，司马迁根据当时全国的地理条件，把全国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即山西（关中）、山东、江南、龙门与碣石以北，着重记载这四个经济区的地理状况、生产状况、社会风俗等，几乎所有有关地理条件的因素，诸如地形、气候、土壤、森林、矿藏、交通、水资源等均有涉及，并进而指出，不同的地理条件造成了不同的经济基础，从而形成关中的耕地只占全国当时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十分之三，而其财富却占到全国的十分之六。
从地理条件的优劣来分析政权的兴衰，在我国古代的史书中多有记载。《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汉初刘邦对建立都城于何处曾犹豫过，并打算建都洛阳，娄敬通过对比关中和洛阳，向刘邦直言建都长安。他指出：“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②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②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娄敬这段话讲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的都考虑到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因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洛阳。刘邦疑而不决，及至张良也说应都关中，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唐人杜佑也认为，关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户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他针对当时有关迁都的论点，强调指出：“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臣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注：《通典·州郡典》四。）。
张衡在《西京赋》中更明确指出：“秦据雍而强，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处东而约，政之兴衰，恒由此作”，说明秦强周弱与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纪要序》中指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
国外思想家关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也有许多精辟论述。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局中认为：山地、平原、近海三种地形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政体，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统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他还认为：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对于人们的性格的形成、精神的熏陶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而土地肥沃的人则软弱、怠惰、贪生怕死。气候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面貌和命运。
着名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地形条件的差别，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各个民族在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他指出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有三个特殊的差别，生长在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地和平原的人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其特点是“好客与掠夺”；居住在平原地区的人主要经营农业，在这里产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居住在海边的人，“大海给了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12月第1版，王造时译。）。
以上可以看出，从古代到近代，国内外的思想家、史学家们已认识到了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虽然其理论中有不尽合理的成份，但这是难能可贵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之一，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环境还影响着一些国家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历史特点，同时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地改变地理条件，并获得对地理环境的新认识，即人类在地理条件面前，即要适应，又不能束手无策。
对于地理条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笔者认为，应该承认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情况下，这时人们大多要依赖地理环境生活。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已能反作用于地理条件，可以改造自然。但必须指出的是，人类改造利用自然要适度，否则就会受到地理条件的惩罚，这样的例证真是不胜枚举。
二、优越的历史地理基础
关于秦人的来源虽有不同的观点，但从甘肃天水一带进入关中是无可争议的，进入关中以后，利用前人创造的历史地理条件，很快得到发展，逐步强大，从秦穆公独霸西戎，到秦孝公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发达地区，它是黄河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人类在此生活、生产、繁衍。蓝田人、大荔人距今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母系氏族时期的半坡人、姜寨人已具有了较高的文明，早有六千多年前，半坡人、姜寨人在这里以坚硬的石器为生产工具，向大自然展开了挑战，创造了辉煌的原始农业文化，开始选择居址，建村造屋、渔猎采集、饲养家畜、手工制陶、纺织编织、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发源地之一。出土的彩陶器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类高超的用火技术，另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优秀的陶塑工艺。在关中地区这类仰韶遗址很多，大多集中于渭河流域，关中分布最为稠密，其文物之绚丽多彩与生产技术水平之高超，为我国其它地域的同期文化遗址所不及。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在关中地区也有二百多处，当时的经济、文化都较仰韶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
从以上的原始时期遗址来看，关中地区由于当时良好的气候和上上的土壤，农业生产已成为当时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近三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夏代以前的农作物遗址就有十多处。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粟粒（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彬县下孟村遗址发现粟壳（注：陕西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泾水队：《陕西棚县下孟村仰韶文化遗址续掘报告》，《考古》1962年6 期。），宝鸡北首岭遗址发现粟粒痕迹（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宝鸡队：《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2期。）， 华县柳枝镇泉护村遗址发现稻壳和小米（注：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枝镇考古简报》，《考古》1959年2 期。），华县元君庙墓地发现用小米随葬（注：石兴邦：《半坡氏族公社》，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临潼姜寨遗址发现黍（注：黄其煦：《“灰象法”在考古学中的运用》，用灰象法观察，认为是黍的遗迹。见《考古》1982年4期。）， 户县文八寺遗址发现了水稻（注：吴梓林：《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古稻》，《人文杂志》1980年4期。）。
到了夏商时期，活动于关中地区的部族有井方、犬方、散、宜、媚、莘、崇、鬲、戈周、芮、虞、吴等（注：陈全方、李登第：《陕西古代简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夏商时期，关中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工具除了石器、木器、骨器外，还出现了青铜器，畜牧业已实行圈养，西安东郊老牛坡发现的车马坑和人畜坑就可证明（注：宋新潮：《西安老牛坡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1期。）。与此同时， 关中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特别是青铜铸造、制陶等工艺有了较大的进步。
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为当时的关中地区是西周王朝的发源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为姬姓，是帝喾的后代，最初的居地在今陕西武功县东北部，大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其首领古公ｄǎｎ＠①父率领其部族，越过梁山，渡过漆沮二水，到达岐下，即进入＠②＠②的周原，说明当地土壤肥沃，适于农作物生长，后周文王迁都于丰，周武王迁都于镐，丰镐都城的具体位置虽不能确指，但大体方位经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已探测出来，在其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墓葬、手工艺品、建筑材料及车马器等。
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周族即以农业发达着称，相传周族的始祖弃就以善于农耕而着名，他“播时五谷”，被人们视为农神后稷。周灭商后，吸收了商发展生产的经验，并发扬自身重视农业的传统，发展快，成就大，是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并奠定了传统农业的基础。在农业生产上，耕作制度有了较大的改进，人们根据土质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耕作方法，有轮荒制、休闲制、连耕制和轮作制，尤其轮荒制和休闲制是周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两项创造（注：李凤岐：《西周关中农业》，《人文杂志》1984年3期。）。这种耕作制， 可以保证土壤有足够的肥力，便于农作物的生长。
西周的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据《史记·秦本纪》载：秦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使召主马于ｑｉāｎ＠③渭之间，马大蕃息”，从侧面反映出西周时期畜牧业是发达的。
西周的手工业有了大的进步，特别是青铜器的铸造，在关中的扶风、岐山一带发现了大批的精美青铜器，被誉为“青铜器之乡”，不仅种类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另外在制陶、漆器、丝麻纺织、骨器制造等手工业领域均有新的建树。
可以看出，由于关中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从原始社会到夏、商、西周时期，这里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秦人在西周灭亡前，虽然已与周人有来往，并进入关中，但真正进入关中，则是在秦襄公以后，秦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前人经验的民族，由于受功利思想影响，只要认为对自己发展有利的，都毫不犹豫继承，并发扬广大。秦文化吸收了大量周文化的内容，包括发展生产的经验，利用前人已开垦的土地，不断扩大和发展再生产，很快在关中地区站稳脚根，又通过各项改革，使秦不断壮大。
司马迁说得好：“关中自ｑｉāｎ＠③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ｂīｎ＠④，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注：《史记·货殖列传》。）。
三、良好的自然环境
所谓自然环境当包括山川、水利、土壤、植被、气候、地形等。秦时关中地区自然环境可称为天时地利。《荀子·强国篇》指出关中地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
关中是指西起宝鸡，东到潼关的渭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南有秦岭，北有北山山脉，渭河流域低而平坦。渭河是黄河的主要支流，河床甚宽，河水长期冲积泛滥，形成肥沃的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
关中平原是由渭河及其两岸支流共同塑造的冲积洪积平原。它是一个由河流阶地、山前洪积扇、冲积洪积平原、古三角洲以及槽形凹地组成的地貌综合体。阶地外侧的黄土台原占关中平原总面积的五分之二。渭河河流阶地区所占面积相当大，是关中平原的主体，“八百里秦川”就是指这一部分而言的。一级阶地在渭河南岸呈犬牙交错分布，一般高出冲积地5至20米，渭南以西高差较大。二级阶地高出冲积地20至45 米，在渭河两岸分布不对称，南岸西安分布较宽，临潼以东狭窄，北岸阶地成因复杂，由渭河阶地、泾河冲积和古洛河三角洲共同组成。渭河沿岸阶地一般是北岸宽于南岸，而且北岸阶地的高度一般大于南岸的同级阶地。
渭河是关中的一条最重要河流，南北两岸又形成了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水网，给关中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关中的河流象一条条裙带一样，缠绕在渭河的南北两岸，除了着名的“八水绕长安”的泾河、ｃｈǎｎ＠⑤河、灞河、沣河、镐河、ｙù＠⑥河、涝河外，还有ｑｉāｎ＠③水、褒水、雍水、戏水、石川水、零水、洛河等，水资源是相当丰富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灌溉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丰富的水资源是发展关中农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除了这些河流本身具有的天然灌溉条件外，秦人还利用水系之间的关系，开凿了引泾水入洛水的郑国渠工程，从而使渭河北边的大部分地区受益，渠道正好修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灌溉面积，全渠长250余里， 它的修建对关中农业生产乃至秦统一全国都起了很大作用。“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注：《史记·河渠书》。）。
除了密如织网的河川之外，关中地区当时还有繁若群星的湖泊池泽，如位于ｑｉāｎ＠③水上游的弦蒲薮（注：《周礼·职方》。），位于三原、泾阳两县之间的焦获泽（注：《诗经·小雅·六月》。），位于潼关西南的阳华薮（注：《吕氏春秋·有始览》。），以及＠⑦池（注：《诗经·小雅·白华》。）、镐池、兰池等。从而反映出二千多年前的关中大地，河湖纵横，水网密布。
这些河流除用于灌溉外，有的还用来运输，如渭河、沣河等，着名的“泛舟之役”就是秦人利用渭河进行运输的典型事例，在古代用水运输，既经济又安全，因而漕运成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交通运输形式。
关中的土壤在当时的全国是上等的，在中国最早的历史地理着作《尚书·禹贡》中，把全国划分为九州，关中属雍州，雍州在九州中的土壤是最好的，即上上等，“厥土唯黄壤，厥田上上”（注：《尚书·禹贡》。），《尚书·禹贡》的作者是战国时人（注：史念海：《论“禹贡”的着作年代》，《史学史资料》1980年4 期。），正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关中位于黄土高原地区，土壤是黄壤，黄壤肥沃，易于耕作。其次是徐州，再次是青、豫、冀、兖、梁、荆、扬。《史记·货殖列传》指出：“关中自ｑｉāｎ＠③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秦时的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据研究，当时的气温要比今天温暖（注：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考古学报》1972年3期。），降水量也比今天大， 在西汉时称为“荡荡乎八川分流”的长安周围八水，水流量均比今天大得多。当时的渭河沣河、ｙù＠⑥河、上都可行船（注：史念海：《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3期。），而今天的这些河流水量甚少，有的甚至干涸，这些河流水量减少的主要原因，除了气候的原因外，后代无限制的砍伐林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关中地区秦时的森林、植被是茂盛的，“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注：《汉书·地理志》。），除了渭河南边的秦岭和渭河北边的山地有繁茂的森林外，即使在关中平原上也有众多的森林，这里的河谷冲积平原及河流两侧的阶地，都有大面积的森林。这些森林因规模、树种和所在地域不同而有平林、中林、ｙù＠⑧林、咸林、桃林等名称，ｙù＠⑧林，据王雷生先生考证，当时的ｙù＠⑧林共有两处，一在ｑｉāｎ＠③水，一在泾西（注：王雷生：《郑桓公生平事迹考》，《人文杂志》，1995年增刊第2期。），反映出这种树林很多。 桃林在今关中东部及潼关以东，“广阔三百里”（注：《括地志》。）。既然称作“陆海”，其物产包括有各种不同的树种森林在内（注：史念海：《黄河中游森林变迁及其经验教训》。）。秦时的许多离宫别馆都以树木命名，如ｙù＠⑧阳宫、长杨宫、五柞宫等，还有以树种为地名的，如“樗里”等。
据《诗经》载：当周人到岐山时，山坡上郁郁葱葱，“柞ｙù＠⑧斯拔，松柏斯兑”，“其灌其＠⑨”，“其柽其椐”，“其＠⑩其柘”（注：《诗经·大雅·皇矣》。），秦石鼓文中有“柞ｙù＠⑧其□”，“□□＠①①＠①②”（注：《石鼓文·作原第四》。）。着名的秦王游猎之地上林苑中肯定是树木成林，郁郁葱葱，由于秦史料太少，文献缺载，我们对昔日秦上林苑中的林木知之甚少。但汉上林苑是沿袭秦上林苑并加以扩大的，汉上林苑中的史料可补秦上林苑树木之缺。汉上林苑中树木“长千仞，大连抱”，“被山缘谷，循板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注：司马相如《上林赋》。），当时长安附近“木侧枞栝＠①①ｎáｎ＠①③，梓ｙù＠⑧＠①④枫，嘉卉灌丛，蔚若邓林，郁翁＠①⑤ｆēｎｇ＠①⑥，＠①⑦爽＠①⑧＠①⑨，吐葩ｙáｎｇ＠②⑩荣，布叶垂阴，草则＠②①莎菅蒯，薇蕨荔＠②②……苯＠②③蓬茸，弥阜被冈”（注：张衡：《西京赋》。）“秦千树栗”（注：《史记·货殖列传》。）。“林麓薮泽连亘”（注：《三辅黄图》卷一。），当时关中地区秦的离宫别馆三百座，“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连属，木衣绨绣（注：《三辅黄图》卷四。），“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众多的建筑要用掉大量的林木，更有甚者，“蜀山兀，阿房出”（注：杜牧：《阿房宫赋》。）。难怪《盐铁论·散不足》云：“宫室之多，林木之蠹也”。
考古发掘资料也证明当时关中确是林木众多，当时修建秦始皇陵所有木材，“其总数恐将达数万立方米”（注：袁仲一：《从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看秦王朝的徭役》，《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1983年第5 期。），正在发掘中的秦兵马俑坑，其上全用棚木覆盖。二号坑现清理出的棚木有1300多根，大多是圆木，以松木为主，直径多在30—40厘米之间，长度一般在四米左右，发现最粗的一根直径达61厘米，最长的一根12米。（注：杨永林：《秦俑二号坑，掀起你的盖头来》，《光明日报》 1997年4月30日。）。考古工作者在秦都雍城钻探发现的十三座秦公陵园，仅发现的一号大墓“椁体象一座巨大的平顶木屋，主椁有三层，用巨形方木套接，椁木为松木，用长短方木两千根以上”（注：白建钢：《秦公陵墓之迹》，《光明日报》1996年7月13日。）。
众多的森林和植被，既是丰富的资源，又可以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环境，保护物种，对当时整个社会协调发展有好处。
由于渭河及其支流的冲积，在关中地区形成了广大的平原和高原，当时的原都比较大且一望无垠，如周原，相当于现在陕西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还跨眉县、乾县、永寿三县的小部分，西起千阳河到漆水河，宽达15公里。在西安附近，有很多高而平的原，如灞河与ｃｈǎｎ＠⑤河之间的白鹿原，灞河以东的风凉原，灞渭之间的铜人原，渭与灞ｃｈǎｎ＠⑤之间的龙首原，ｃｈǎｎ＠⑤河与ｙù＠⑥、＠②④河之间的乐游原、风栖原、鸿固原、少陵原，交河与沣河之间的细柳原、高阳原，ｙù＠⑥水与交水之间的神禾原，渭河以北的咸阳原（或称毕原）等。这些渭河的一、二级阶地，都能用渭河的支流进行灌溉，是发展农业的上好用地。
关中平原南北的山地，有丰富的矿藏可资利用，秦岭支脉的骊山，“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注：《水经·渭水注》。），据《管子·地数》载：大约在今华阴县南的符禺之山、华县的英山、渭南市东南的竹山、长安县的龙首之山等均有铁矿。从关中不断出土的铁生产工具来看，关中周围的山脉铁矿是丰富的。关中地区的产铜之山也有若干处，见于《山海经》的就有五处之多（注：史念海：《古代的关中》，见《河山集》一。）。
关中地区多样的地形，丰富的物产为秦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崤之险”（注：《史记·苏秦列传》。）。张良也云：“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注：《史记·留侯世家》。）。关中西北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注：《史记·货殖列传》。）。关中“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注：《战国策·秦策一》。）。
关中以南的汉中、巴蜀，是富饶的地区，土地平坦肥沃，资源丰富，号称“天府”，“巴蜀亦沃野，地饶ｚｈī＠②⑤、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ｂó＠②⑥、ｂó＠②⑥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注：《史记·货殖列传》。）。汉中地区“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且又是沟通关中与巴蜀之交通枢纽所在。虽然司马迁在这里未提到汉中、巴蜀的农业，但是当时这一带的农业有优越的条件，粮食非常丰富，战国末年，巴蜀的粮食就曾运往关中（注：《战国策·秦策一》。）。秦曾打算利用巴蜀的粮食，作为向东伐楚的主要军粮（注：《战国策·楚策一》。）。
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虽隔有秦岭，但通过褒水和斜水修建的栈道却把两者紧密联系起来，秦文、孝、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注：《史记·货殖列传》。）。秦通过对巴蜀的占领，达到了“富国”、“广地”、“强兵”的目的，“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注：《战国策·秦策一》。），对秦稳定关中及以后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四、易守难攻的军事地理环境
秦之所以立国关中，在军事上有其独特的优势，这也是“关中自古帝王州”、十多个王朝建都于关中的重要原因。
何以称“关中”，《史记·集解》徐广云：“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史记·索隐》韦昭曰：“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尽管说法不尽相同，但大多认为从函谷关到散关之间，谓之关中。
关中可谓四塞之地，东有黄河为阻，南高大之秦岭，西为陇山、岍山，北有岐山、九＠②⑦山、嵯峨山、尧山、黄龙山、梁山，层峦起伏，道路险阻，易于设防，对外来往就靠几个关口，即东边的函谷关，南边的武关，西边的散关，北边的萧关，因而固若金汤，历代被人们称颂。“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注：《史记·苏秦列传》。）“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崤之险”（注：《史记·荆轲列传》。），“东沟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架，北卤泾垠”（注：《扬子法官》。），“左居函谷二崤之阻，表以终南太华之山，右界褒斜龙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ｑｉāｎ＠③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②⑧区焉”（注：班固《西都赋》。），“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缀以二华，巨灵ｂì＠②⑨ｘì＠③⑩，高掌远ｚｈí＠③①，以河流曲，厥ｊì＠③②犹存。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岐梁ｑｉāｎ＠③雍，陈宝鸣鸡在焉。于前则终南太一，隆崛崔ｚú＠③③，隐辚郁律，连冈乎ｂō＠③④冢，抱杜含户，欲沣吐镐，爰有蓝田珍，是之自出。于后则高陵平原，据渭踞泾，澶漫靡迤，作镇于近。其远则九＠②⑦甘泉”（注：张衡：《西京赋》。）。
由于秦据有易守难攻的军事地理优势，故在对外战争中常常是主动的。只要守住各个关口，敌人就很难进入，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正如司马迁所云：“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固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小国僻远，诸夏摈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以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注：《史记·六国年表序》。），“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注：《史记·商君列传》。），“阻三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注：《史记·留侯世家》。）。优越的军事地理优势，对于秦统一全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的东大门有函谷关把守，函谷关的故址在河南西灵宝县旧城西南。之所以名为函谷，是因为这里山路狭窄，路旁也是陡峭的高崖，崖上到处都是松柏树林，遮盖着道路，行路的人在狭谷中看不见天日，因名之（注：《水经·河水注》。），又因“路在谷中，深陷如函，故以为名”（注：《元和郡县图志》卷六。）。由函谷关往西经过潼关，可到秦都城咸阳，东通过崤山，可达关东，是秦与东方六国的重要通道。战国初年时此地属魏，商鞅变法后秦势力强大，经过多次与魏的战争，夺得了此地，并建立函谷关。最早称为函谷关是在公元前318年， 此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注：《史记·楚世家》。）。
函谷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条道路是秦通往东方最方便、最捷近的通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秦若能控制函谷关，进可以出兵关东，退可以守住关中大门。“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注：《史记·秦始皇本纪》。）。事实也是如此，函谷关在秦东进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到战国后期，随着秦国力日益强大，统一全国成为不可抗拒之势。于是东方六国便联合起来以对付秦国，秦凭借函谷关的有利地势，多次挫败东方各国的联攻。楚怀王十一年，山东六国共攻秦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败退（注：《史记·楚世家》。），韩襄王十四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注：《史记·韩世家》。），“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注：《史记·魏公子列传》。），“春申君相二十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纵，西伐秦，而楚王为纵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注：《史记·春申君列传》。）。
武关是秦通向东南的重要通道，由于位于函谷关以南，因而成为其南侧翼关，成为进攻关中所利用的迂回之路。秦始皇东巡曾三次经行此道，秦末的刘邦也是由此路先项羽入关。秦只要能守住此关，就可以在对楚国发动进攻时，掌握主动权，秦所以能战胜强大的楚国，与此关有一定的关系。
大散关自古以来就是秦蜀咽喉，是秦与巴蜀、汉中交通的要冲。据《读史方舆纪要》载：大散关“扼南北交通，北不得此，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此，无以图关中”。大散关东临绝涧，北倚高峰，居于南北道路的最高处，对南北两侧均据建瓴之势，通过大散关的孔道，历史上称为陈仓道，守住此关，秦在对东方的战争中就无后顾之忧，从而可以保证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
从以上可以看出，秦优越的自然环境在秦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秦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由西垂小国变成秦帝国。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给予适当估计。那么读者一定会问，既然地理环境在秦始皇后期未发生大的变化，秦何以很快瓦解，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笔者已在《秦隋速亡原因比较研究》（注：徐卫民：《秦隋速亡原因比较研究，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期。》一文中论及， 限于篇幅，在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