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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宋以来北方人口素质的下降

【数据库】2005年
【文献号】1501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501
【原刊页号】13～20
【分类号】K23
【分类名】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502
【标题】论宋以来北方人口素质的下降
【作者】程民生
【作者简介】程民生(1956-)，男，回族，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经济史。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宋代以来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北方地区既失去了劳动人口的数量优势，在人口质量方面也呈现下降趋势，至明清两代更为明显。通过与南方的比较看出，主要表现在文化水平的落后，思想观念的陈旧，精神的萎靡与懒惰。以绝望的心态面对穷困的经济状况，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生产，丧失了信心和再开发能力。片面重农却是粗放耕作，造成产业结构性的贫困，既无开展副业、手工业的技术，更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商业，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低下。人口素质的下降是宋以来北方社会经济落后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北方经济/人口素质/懒惰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5)01-0013-08
无论自然条件是否均质相同，地域经济差异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人为因素。地域经济增长过程就是劳动力利用其它资源创造财富的过程。人口是社会基本生产力，人口分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生产力布局、购买力强弱、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人的能力本身就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和最大的生产力，人的全面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石，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始终处于主导和能动的地位。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人口质量不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范畴，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历史范畴。在我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曾长期是人口重心，宋代以来发生变化，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几乎同步，既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也是重要标志。在研究北方经济演变史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宋代以来北方人口的素质也下降了，至明清更加严重。对此，笔者尚未见到有关专论，认为有必要加以论述，先将一些粗浅的看法求教于大方，以期引起对这一重要问题的重视。
一、文化水平的落后
所谓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在人口数量相等的情况下，人口质量对社会经济便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在人口质量差距过大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古今概莫能外。
从人的生物性而言，人口的质量表现为身体素质即体格。在这方面，北方占有优势。宋人曾分析指出：“地势西北高、东南下。地高而寒，其民体厚而力强，气刚而志果。地下而温，其民体薄而力弱，气柔而志回……此士大夫咸知之也。”[1]（卷17）南宋初吕颐浩也强调说：“中原之人强悍壮实，东南之人柔脆怯弱。”（卷176）由于地理环境等原因，北方人体魄高大健壮，气勇劲悍。如宋代的河东路即现在的山西，居民“天性劲勇，耐辛苦”；[3]（卷上）京东路徐州（今江苏徐州）“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4]（卷26）又如清代陕西，“人材壮健，强勇者多”等，[5]（卷10，雍正二年五月甲辰）都是具体的说明。而南方相对弱些：“东南民素柔脆。”[6]（卷223）在社会生产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情况下，北方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从人的社会性而言，人口的质量表现为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当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更多地需要智力的投入时，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的作用便突出出来。北宋中后期，南方人口数量超过了北方，个体体力的不足由人数弥补，更重要的是，南方文化水平即人口的文化素质也开始赶上并超过了北方。为了便于量化说明问题，比较系统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统计正史列传人物的地域分布，可视之为各地人口素质的代表。已故着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曾对两《唐书》列传作了统计，其中有确切籍贯者1868人，北方地区共1582人，占总数的85%；南方地区286人，占总数的15%。[7](P571-630)北方居绝对的优势。笔者据《宋史》列传也作了统计，入传的人物（不含连北方还是南方人都不清楚者）2213人，其中北方地区1030人，占46.5%；南方地区1183人，占53.5%。南方比例超过了北方。由于宋代分北宋、南宋，南宋时期只有南方领土，如此笼统的比较还不能说明问题。为了便于对比，只能以北宋一朝为准。北宋朝入传的人物1484人，北方地区906人，占61%；南方地区578人，占39%。显然，北宋时期的北方地区仍有较大的优势。
北宋是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再将北宋入传的官员（指正传和《循吏传》）1058人分为3个时期统计，又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轨迹。北宋前期，北方地区278人，占84.5%，仅比唐代的85%下降了1个百分点；南方地区51人，占15.5%，仍处于明显的弱势；北宋中期，北方地区274人，占63.9%，南方地区155人，占36.1%；到了北宋后期，北方地区121人，占40.3%，南方地区179人，占59.7%。[8](P131-157)这就意味着，南方文化大约是在北宋后期赶上并超过了北方。
我们看到的具体记载，与此完全一致。如河北“人性质厚少文”；[9]（卷86）陕西边防地区“其人劲悍而质木”；[9]（卷87）京东地区“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9]（卷85）宋神宗也认为“河北人愚”。[10]（卷246，熙宁六年八月己卯）而同时的南方人则以聪颖灵巧着称。北宋后期的京东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补之概括道：“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便捷而多能，轻清而好奇”[11]（卷51）表现在智力上，就是头脑灵活机敏：“南方人性皆慧黠”即是事实。[12]（卷38）北宋中期的江西人吴孝宗从历史角度，指出了这一巨大变迁：“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两浙与夫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天下。”[13]（卷5）他以亲身的观感，指出了东南地区文化从宋代开始盛况空前，一举改变了不能与中原相比的落后状况。如两浙的明州（今浙江宁波）：“衣冠文物，至我朝而始盛。”[14]（卷8）福建也是如此：“自有宋，闽中之士始大振发。”[15]（卷19）北宋后期的苏辙所说，则是民间文化程度的南北对比：“四方风俗不同，吴、蜀等处，家习书算……至于三路（引按：指河北、河东、陕西）等处，民间不谙书算。”[16]（卷45）南宋的叶适甚至说道：“今吴、越、闽、蜀，家能着书，人知挟册。”[17]（卷9）虽不免夸张，至少道出了南方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高的事实。
南方文化在宋代的兴起及文化重心的南移，奠定了以后文化的基本地域格局，影响深远。明人也是这种看法，现举几例如下：
吾吉（今江西吉安）自有宋逮今，贤才辈出。[18]（卷19）
四明（今浙江宁波）自宋以来，衣冠之家，栋宇相望[19]（卷42）
自宋以来，江东文学之盛，首称金华（今浙江金华）。[20]（卷7）
吾邦（指今江西广昌）自宋以来，号称多士。[21]（卷11）
今之茶陵州（今湖南茶陵），自宋以来多显者。[22]（卷76）
自北宋后期以来，南方尤其是东南文化一直稳居鳌首，人口的文化素质明显优于北方。元代郑思肖记载：“北人深叹讶江南技巧之人，呼曰‘巧儿’。”[23]南方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技术含量，显然远远超过了北方，其技术水平令北方人深感惊讶，自愧不如。元代官办地方学校多在南方，许有壬说：“天朝龙兴，列圣崇教，天下郡邑莫不建学，独县治之附所属者，其为学则不一。在江南则建设毕备，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两有，而况于州乎？”[24]（卷8）明代地方学校的基本格局与元朝类似，洪武二十年（1387年）即“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命迁南方学官之有学行者教之”。[25]（卷17）从明洪武四年（1371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245年间，共产生状元、榜眼、探花、会元244人，南方有215人，占总数88%，北方仅有29人，占总数的12%。[26](P21)清代初年，王夫之又作了全面对比：“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宋之去今五百年耳，邵子（雍）谓南人作相，乱自此始，则南人犹劣于北也。洪（武）、永（乐）以来，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今且两粤、滇、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忍问。”[27]顾炎武又言：“北方之人，鲜能识字。”[28]北南方地区文化、思想、道德境界等素质的差距愈来愈大。
二、思想观念的陈旧
北方人口思想观念的落后，集中地表现在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固守土地，专务农业。南宋时，生长于京东济南、仕宦于南方的辛弃疾曾作过对比：
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贫甚富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民，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9]（卷401）
他看到北方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市场较少发生联系，重农轻商；南方则多是商业社会，重商轻农。《宋史·地理志》言陕西“其民恭农桑，好稼穑”，京东路“勤耕ｒèｎ＠①”，河东路“勤农织之事业”等，就是具体的说明。
片面重农的观念与实践，逐渐造成产业结构性的贫困，影响着北方商品经济和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全面发展。清代甘肃的情况就是如此：“盖因地瘠民贫，一切费用皆仰给于所收之粮，有不得不粜之势，迨至争欲粜卖，价值平贱，所得无几。是以丰收之年，转受粮贱之累，名为熟荒。”[29]（卷36）即使在丰收之年，由于粮食是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争相投入市场换取钱物，造成谷贱伤农，增产而不增收。明清时期的山西晋商虽名扬天下，但只是个别的情况，多数“山西之民，别无他业，惟资田亩。”[30]（卷40）典型的如晋东北的广灵县，居民专务农业，“又其性恋土怀乡，不能牵车服贾。凡俯仰、交际、租税之费，皆取给于田，年丰每亩不过数斗。居民生长山谷间，自不能睹奇技淫巧，故工匠颇拙，亦无他端杂艺，妇女不习纺织。致富之术，百无一焉。”[31]（卷4）山西中西部的隰州（今山西隰县）地瘠水少，农业的资源贫乏，潜力有限，但“人即不为商贾，地亦别无生产，所望惟夏秋两收。八口赖之，正供赖之，何怪夫民间之十室九空乎？”[32]（卷13）环境的闭塞主要是观念的陈腐，一味从事第一产业的简单劳动，使之除了农业之外想不到其他任何发展经济的出路。即使单就农业而言，在实用新技术推广、产业结构调整、经营管理等方面也多有欠缺，经济形势只能是每况愈下。社会经济发展到明清时代，早已超出了单一农业、以农为主的旧生产方式，在土地上固步自封，本身就是保守的不明智表现。
如果说在深山僻壤、交通不便的地区，上述情况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平原沃土和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的落后主要就是人的问题和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技术含量的问题了。陕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明代同官（今陕西铜川西北）：“同民专务稼穑，不事纺织，不习商贾，民少升业，故贫。”[33]（卷1）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向皇帝报告说：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实为陆海奥区。臣近加体察，民间耕读相半，素鲜盖藏，殷实之户，十不得一。缘其平时所恃，不过农田。”[34]（卷36）当地是传统的农业发达地区，但只靠农业在当时并未能致富。清代河南的情况也是如此：“豫省民俗，素称淳朴，迥非江浙浮奢可比。但不善经营，别无生财之道，其公私用度，皆籍于地之所产。”[35]（卷2，乾隆二年五月十八日）如鹿邑“务农业，故耻商贾”；[36]（卷2）河内（今河南沁阳）“力耕桑而鄙贩鬻”；[37]（卷10）滑县“滑民全无逐末……工匠拙朴。”[38]（卷2）河北保定府深泽县“民俗重农，不能商贾，鬻财于外者少，故邑少富室而鲜狙狯。”[39]（卷4）又如永平府的滦州（今河北滦县）、乐亭，“独称平沃，民亦明农……然不知习水利，旱潦悉听之天。平岁惟为下农，丰稔不知积蓄，故贵贱不得其平。稍饥谨，则流亡，至岁平招之复业，其俗之不改如故。如南方钜富鲜矣。”而且“工艺寡，即以工名，亦不称精巧。其器制昔坚厚而今纤脆，昔闳巨而今狡小，昔密致而今苦恶。”[40]（卷5）如当地的瓷器制造业，“自明迄清，数百年来，株守旧法，毫无进步。”[41]（卷14）此地有着肥沃的土地，又位于渤海之滨，既能够发展农业，又可以依靠大海从事多种经济活动。实际情况却是农业以外，并无他长，手工业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即使农业也是粗放经营的“下农”，加以不善调节经营，稍有灾荒便流离失所，经济基础十分脆弱。片面重农必导致鄙视商业、拙于手工业，形成封闭的经济，其活力与发展无从谈起。清代新疆在政府大力开发的过程中，用各种优惠条件招募北五省流民垦荒建设，发生了以农业为主的重大变化，但进一步的发展仍然遇到人的问题。新疆“物产之丰，甲于天下。然宗一岁财赋所入，不足当东南一大郡。而开省二十余年，岁岁颠颐，仰于祖国之母财……新疆者，谓之富于物产则可也，谓之富于实业则不可。此其故，由于无工无商，实由于无人。”[42]（卷28）强大的资源优势由于缺乏工商等实业人才，无法转化为经济优势。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方很少传统的包袱，观念新，思想解放，以商品经济为龙头，各业并举，很快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早在宋代，南方人就富于进取心和求知欲望，勇于标新立异，如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43]（卷124）表现在经济生活上，则是汲汲于财利，如两浙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9]（卷88）用尽心机地大胆追求财富，重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改进。如其首善之地的杭州，即“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44]（卷19）不少优秀人才投身于工商业中。南方的士子“狃于厚利”，甚至不惜违法贩卖私盐。[9]（卷182）淮南路“人性轻扬，善商贾，＠②里饶富，多高赀之家。”[9]（卷88）重商观念浓重，因而生活富裕，多富豪巨室。元人也说：“淮南之俗，喜负贩以牟市利，虽公卿大族，犹或然也。”[45]（卷29）又说福建泉州“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46]（卷28）明代徐光启又从人口角度，指出了南方商品经济发达的原因：“南人太众，耕垦无田，仕进无路，则去为末富、奸富者多矣。”[47]（卷9）有限的土地无法载负众多的人口，单靠农业已无法继续发展，明智地脱离土地开创新的出路，向工商业、服务业等方面发展，增添了社会经济的活力。
在消费观念方面，北南方也是大不相同。人口既是社会基本生产力，同时也是社会基本消费力。一般说来，人口多少，决定着消费量的大小，而消费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生产量。另一方面，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使人口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差别较大。如宋代两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追求饮食的口福之乐；四川：“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爱好旅游、音乐和逛市场，大胆消费；北方则以河东即后来的山西最为典型：“多藏蓄，其靳啬尤甚。”[9]（卷88、89、86）明代王士性也说：“晋中俗俭朴，古称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48]（卷3）如此刻薄自身，生活简单，纵有家产万贯，很少投入消费市场，对山西内需的拉动和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9]（卷88、89、86）明代张瀚言：“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49]（卷4）又如清代的山东：“齐俗俭朴，衣服不尚华丽，无论贫富，率服大布之衣”，即使极富贵之家，也很少穿着绸缎等中高档服装。[50]乾隆元年（1736年），清高宗在一道上谕中，对此作了比较和评论：
朕闻晋、豫民俗，多从俭朴，而户有盖藏。惟江苏、两浙之地，俗尚侈靡，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饭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间，茶坊酒肆，星列棋置，少年无知，游荡失业。[29]（卷39）
从现代经济学角度解读这位封建皇帝所透露出的信息，我们看到的是：北方人生活俭约，消费力弱，财富多积沉；南方人追求欢乐，消费力强，财富多流通，从而形成强大的经济促进力。
三、精神的萎靡与懒惰问题
劳动是发展生产的唯一源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怎样劳动，即是否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二是如何劳动，即是否改进、发展生产资料。可悲的是，明清时期北方人普遍生成了严重的惰性，不思进取，随遇而安，是人口素质和劳动质量下降的集中表现。有关记载可以说是史不绝书。
明朝谢肇ｚｈè＠③言：“齐、晋、燕、秦之地，有水去处皆可作水田，但北人懒耳。”[51]（卷3）
明朝的《教民榜文》曾特别指出：“河南、山东农民中，有等懒惰不肯勤务农业，以致衣食不给。”[52]（卷19）
沈德符说，如果兴修北方农田水利，“则军国所需，不必取给东南。明旨再三申嘱，徒付空虚。盖北人滞执偏见，难以理喻如此！”[53]（卷12）
徐贞明言：“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劳。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习，卒而驱之，宜有未从者。然彼之卤莽而耕，亦卤莽而获，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劳，治北之田，则一亩之入，倍于数亩，而旱潦可以无忧。[47]（卷12）
乾隆初清高宗说：“黍高稻下之宜，水耨火耕之异，南人尚多不谙，北人率置不讲……至北五省之民，于耕耘之术，更为疏略。是以一谷不登，即资赈济，斯岂久安长治之道！其应如何劝戒百姓？或延访南人之习农者以教导之。”[29]（卷4）
雍正时清世宗言：“但虑北地民人，性拙习懒，不善制造器具，不乐服役劳瘁。”[54]（卷30上，雍正元年九月初二日）
这是面向北方大部分地区而言，具体到各地，有关议论评价更多。试举几例如下。
河北。沈德符载：“京师人多懒而谗”。[53]（卷6）谢肇ｚｈè＠③言，北京是商业宝地，然而本地人并未利用这一优势，经商者“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当时慷慨悲歌游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变，良不虚也。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51]（卷3）水稻种植是劳动密集型生产，但河间府的水稻生产却十分简单，“其耘耔之劳，视江南十之一二耳”；“大抵瀛人性拙而志惰……此地有遗利、民有余力，而困乏相仍也。”[55]（卷7）
河南。王士性言，中州“地广人稀，真惰农也。”[48]（卷3）清圣祖说：“河南百姓，质朴愚鲁。”[56]（卷32，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清世宗也说：“豫省之民，向称懒惰偷安。”[54]（卷126之1，雍正二年五月十七日）雍正初河南巡抚石文焯言：“河南人拙耕种，全望雨泽，不能如别省之设法取水。”[54]（卷30上，雍正元年九月初二日）如鹿邑：“农苦而不勤，播种既毕，旱涝皆听之于天。”[36]（卷9）
山西。陆深言：“予行三晋诸山间，尝欲命缘水之地，聚诸乱石，仿闽越间作滩，自源而下，审地高低，以为疏密，则晋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此，而晋人简惰，亦复不知所事，甚为可恨！”[57]（卷4）清代如隰州（今山西隰县），“人不娴伎巧，五谷六畜之外，一无所有。”[32]（卷15）所属蒲县“专务耕耘，不习工匠……更可怜者，男不商贾，女不纺织，虽缕线尺布，皆取给于市，何其愚惰若是欤！”[58]（卷4）
陕西。顾炎武言：“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59]（卷10）朱寿朋言，光绪末，“惟有陕西民智锢蔽，工皆朴＠④，器鲜奇新，每以本地产生之财，资外人制作之料……己所有者，一一流于外；己所无者，物物求诸人，一出入间，耗失非细，固民之性质钝，亦官之教督疏也……陕西不惟民智未开，即官智亦待启！”[60](P563)
山东。明代以东平州为例：“士廉而朴，不习进趣；民质而惰，不善盖藏。”[61]（卷2）又如武城：“民之生于兹者，又多游惰，不谙治生之术，全赖谷土，谷土实不足以赡之，加之水旱相仍，荒馑荐臻。”[62]（卷2）清代曹州（今山东荷泽）比较典型：“曹土浮薄，民间务农，不勤粪力，视江浙仅六之一。”[63]（卷6）
黑龙江。主要体现在官方驻军。徐宗亮言：“江省风俗素朴，嗜酒之外，饮馔极菲。然性颛愚，不知计算，又习于游惰，稍近劳力之役，辄避不前。有与言开垦之利，足饶俸饷者，则答以库存二百余万，何忧？盖指咸丰以来欠发额饷之数。其愚至此！”[64]（卷6）
如此众口一词，愤恨不已，都在指责北方人懒惰苟且，拙笨愚昧，顽冥不化，所以其社会经济落后，是咎由自取。尽管其中不排除含有阶级偏见和地域偏见，但对此重大现象，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这些记载基本属实，无疑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广大北方人消磨了昔日勤奋习性，精神萎靡不振，以绝望的心态面对穷困的经济状况，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生产，不是穷则思变，而是听天由命，丧失了信心和再开发能力。明代“内则关陕、襄邓，外则朔方、五原、云代、辽西，皆耕地也，弃而荒之……与语开垦播植之事，则疑骇而弗信。”[47]（凡例）不仅“人穷志短”，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势，只是在贫瘠的土地上抛食活命，即使想改变命运时也懵然找不到途径。在农田水利建设落后，农业衰弱的背景下，既无开展副业、手工业的技术，更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商业，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低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应该说，人口素质的下降是明清北方社会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南方则是另一种情形。如明代的杭州，习俗“儇巧繁华，恶拘捡而乐旷游……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48]（卷4）既追求享受，又勤奋生产，或者说为了享受而努力劳动挣钱，正是生活的本能需求，促进其不断追求高质量的经济活动，形成经济发展的最佳形态。北方省份中，山东拥有最长的海岸线。但是面对那无穷无尽的资源，至少在清前期并无力开发。清初是由于海禁政策的限制，康熙十九年（1680年）已开放，准许山东等地“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29]（卷26）然而，据雍正四年（1726年）山东巡抚陈世倌报告：“查得东省造船者甚少，其采捕鱼虾，俱扎木为筏，并无篷桅，不能远涉外洋”；又说：“查得东省进口货物，原止有纸张、磁器、布匹、棉花，出口货物亦止豆、枣、腌猪、鱼ｘｉǎｎｇ＠⑤居多，并无大商洋货。”[54]（卷24下，雍正四年八月初四日）海洋渔业仅仅是原始的近海木筏捕捞，顶多维持个温饱，航海贸易同样落后，输出商品只是未经加工或简单加工的农业、渔业产品，利润有限，当然也造就不出海舶大商。这并非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达不到，同时的东南地区航海业就相当发达，可比性较强的是福建：“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注：同治《福建通志》卷87，庄亨阳《禁洋私议》，参见［日］松浦章《清代福建的海船业》，《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我们之所以指出这点，是因为其反映了深刻的问题：大批剩余劳动力没有向海洋和农产品加工业、手工业发展，缺乏海洋意识和开拓精神，而是选择了“闯关东”、“走西口”的流亡方式，社会经济在低水平上运行，创造力丧失殆尽。
其二，与北方耕作方式有一定关系。元明清时土广人稀的北方地区，长期实行粗放耕作，本意通过广种而博收，实际结果却是广种薄收。清乾隆年间尹会一指出：
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非尽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盖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力聚而功专，故所获甚厚。北方地土辽阔，农民惟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以至百亩不等，意以为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矣。[35]（卷2，乾隆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他的见解无疑深入了一步，认为北方农业的落后不完全是人的懒惰和土地的瘠薄，与落后的耕作方式有密切关系，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过大，有限的人力物力不可能实行精耕细作。清人还指出：“西北业农圃者，视东南为拙，非人不尽力，亦地实限之。”[65]（卷1）说得也是这个道理。有日本学者指出：“唐宋以来，中国南北地区的农业发展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与南方的小规模集约经营不同，北方农业的特征是采用畜力耕作的大规模经营。”[66]所谓的大规模经营，实际上就是粗放耕作。明代徐光启则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北之治田，独有田者安于故习耳，其力作之人，何尝不劳苦哉！盖其劳不下南人，而淡泊过之。”[47]（卷12）在这里，懒惰的是地主，广大佃农是勤劳的，辛苦力作不亚于南方人，但由于土地所有权不是自己的，所以对发展农业、加大投入不大关心。正如尹会一所说的那样：“是以小农自耕己地，种少而常丰收；佃户受地承耕，种多而收成较薄。”[67]（卷36）清代内地农民大批“走西口”、“闯关东”，“皆系北五省不守本分之人”，[54]（卷174之16，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日）他们“男耕妇ｙè＠⑥，俱极勤劳”，[68]（卷342）以辛勤的劳动开发出一片新天地，哪里还能看到一点懒惰的影子呢？原因就在于摆脱了内地腐朽僵化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重新焕发出了生产积极性。清乾隆时的赵青黎，又指出了广种薄收的原因：“西北佃田，广种薄收，人以顷计。所以然者，以水潦难齐，而工本恐弃于无用也。”[69]（卷38）由于农田水利建设没有保障，水旱灾害时常发生，对土地的投入很可能难以收回应有的产出，甚至赔本，没有效益的勤劳自然不愿意付出，所以只好粗放耕作。缺乏经济动力，更谈不上经济活力了。
第三，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一定关系。正如赵青黎指出的那样，粗放耕作是因为“水潦难齐”。北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直是明清有识之士关注呼吁的话题，普遍认为这是北方经济兴衰的直接原因。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左光斗上书指出：
臣幼闻父老言：东南有可耕之人，而无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无其人……以臣所闻，京以东、畿以南、山以东、两河以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数十里。高者为茂草，洼者为沮洳，岂尽其地利哉！特不垦耳。其不垦者，苦旱兼苦涝也。其苦旱与涝者，唯知听命于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与民尽矣。[70]（卷36）
清人刘献廷也言：
西北乃先王旧都，二千余年未闻仰给东南，何则？沟洫通，水利修也。自刘、石云扰，以讫金、元，千余年未知水利为何事，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故欲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矣。[68]（卷484）
北方经济以往的发达是因为有良好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基础，历经战乱使水利设施破坏，加以黄河改道泛滥，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非但不能利用，反而为患。大规模的和协调的水利建设是政府行为，农民自身没有这种权威和能力。历代政府对此不是不重视，也作了许多努力，但困难重重，或浅尝辄止，或效益有限，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北方水利问题，扭转落后局面。
而北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落后，与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大地主的阻碍有直接关系。皇室等统治集团带头兼并土地，以北方受害最多，不仅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更深远的恶果是，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无法实施。如明万历时，力主“兴西北水利如南人圩田之制，引水成田”的徐贞明，曾获得实施的机会和权力，以垦田使的职务负责兴修河北水利，凡垦田39000余亩。但到了要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治理滹沱河附近的农田水利时，遭到御史王之栋的弹劾，居然声称：“滹沱非人力可治，徒耗财扰民。”明神宗听信谗言，竟要向徐贞明问罪。申时行遂上书反诉道：
垦田兴利谓之害民，议甚舛。顾为此说者，其故有二。北方民游惰好闲，惮于力作，水田有耕耨之劳，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贵势有力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坐收芦苇薪刍之利。若开垦成田，归于业户，隶于有司，则己利尽失，不便二也。然以国家大计较之，不便者小，而便者大。惟在斟酌地势，体察人情，沙碱不必尽开，黍麦无烦改作，应用夫役，必官募之，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谋国长策耳。
经此解释，徐贞明虽得以无罪，但“水田事终罢”。[6]（卷88）兴修水利于国于民都有大利，只是因损害了官僚地主在北方的短浅小利而受到阻碍，“奄人、勋戚之占闲田为业者，恐水田兴而己失其利也，争言不便”，竟功败垂成；以京畿地区为主的华北，多是贵族官僚的田产，他们还担心一旦北方农业发达起来，朝廷会减少东南漕运，摊派漕粮于北方，损害自己的利益：“北人惧东南漕储派于西北”。[6]（卷223）故而当徐贞明提出“西北有一石之人，则东南省数石之输，所入渐富，则所省渐多”后，深有感触的徐光启就惊恐地说：“此条西北人所讳也，慎弗言！慎弗言！”[47]（卷12）所谓的“西北人”，就是势力强大而腐败的官僚地主，他们是北方水利事业发展的反动力量和北方农业振兴发展的障碍。通过这一事例，也使我们对北方的懒惰之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人口素质对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它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上。人口素质的差异是生产力差异的主要表现，决定了宋以来北南方的经济差异。明清时北方民间社会生产不仅劳动投入少，技术投入更少。所谓的懒惰，未必都是怠于体力劳动，主要还是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如此则连原有身体素质优势也发挥不出作用，即前引顾炎武所言：“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是统一的，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北方地区经济的落后和生活的贫困化是影响人口素质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又迟滞着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收稿日期：2004-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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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纟加壬
＠②原字廛加阝
＠③原字氵加制
＠④原字亻加塞
＠⑤原字誊去言下加鱼繁体
＠⑥原字饣加盍
＠⑦原字分加攵
＠⑧原字点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