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鸡肋编》的生态环境史料价值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宋朝-《鸡肋编》的生态环境史料价值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鸡肋编》的生态环境史料价值

二 动植物
(一)白花蛇
白花蛇，属蝮蛇科，一名褰鼻蛇，为剧毒蛇。相传人被其咬伤不出五步即死，故又称五步蛇。主要产在南方及蜀地山中，其中产在蕲州者尤为着名，被称为蕲蛇。蕲蛇虽毒，却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是进献给皇帝的珍贵贡品。它的习性和药用价值，唐代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说》早已作了普及性的宣传，比专业医书更深入人心：“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豌、瘘、疠，去死肌，杀三虫。”①宋代的医书也有记载②。对于这样一种流传已久、名贵异常的动物，庄绰在此地任官时，自然也要亲自去看个究竟了。这一观察果然收获不小：“今医家所用，惟取蕲州蕲阳镇山中者。去镇五六里有灵峰寺，寺后有洞，洞中皆此蛇，而极难得，得之者以充贡。洞内外所产，虽枯两目犹明；至黄梅诸县虽邻境，枯则止一目明；其舒州宿松县又与黄梅为邻，间亦有之，枯则两目皆不明矣。市者视此为验。以轻小者为佳，四两者可直十千足。土人冬月寻其蜇处而撅取之。夏月食盖盆子者，治疾犹有功。采者置食竹筒中，作绳网以系其首，剖腹乃死。入药以酒浸煮，去首与麟骨，三两可得肉一两用也。”(卷下第114页)庄绰详细记载了蕲蛇的具体产地、土人的捕捉手段、入药方法及其功效以及市场价格、与蕲州附近地方所产蛇的具体区别等等，而这些都是以前医书记载不详或未记载的内容，尤其是区别真正的蕲蛇与周围地方蛇的方法，为后人保证药用效果、打击假冒伪劣提供了依据。同时，我们从其“以轻小者为佳，四两者可直十千足”以及蕲蛇与附近黄梅诸县、舒州宿松县等地蛇区别方法的叙述中，已可感觉到蕲蛇的生存危机。虽然庄绰没有明白说出来，但“极难得，得之者以充贡”，已经暗示或者说表明了他的担忧。果然，在他之后的洪迈所记即印证了庄绰的暗示：“蕲州境有三洞，……；二曰龟洞，三曰蛇洞，在蕲口镇侧，盖白花蛇所聚，今不复有矣，土人捕采，乃出罗田山谷中。施小路温舒自信阳守解印造朝，舟抵蕲口，诣近处龙峰寺游观，距蛇洞不远，询于寺僧，皆言徒有其名耳。”③据萧鲁阳分析认为，庄绰终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④，而洪迈卒于绍熙二年(1191年)⑤，其间相差不到五十年，而将之所见所闻写入《夷坚志》则还要提前。这就是说在庄绰身后三、四十年的时间，真正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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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柳河东集》卷16，四库本。
②唐慎微：《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22，四部丛刊本。
③《夷坚支景》巷2《蕲州三洞》。
④《鸡肋编》附录2。
⑤《宋史》卷373《洪皓传附》。
宗的蕲蛇由于人们的大肆捕捉而灭绝了。所以后来的学者都只能追记其威名而代之以它蛇为药了，如明代的李时珍说：“花蛇，湖、蜀皆有。今惟以蕲蛇擅名。然蕲地亦不多得，市肆所货，官司所取者，皆自江南兴国州诸山中来。”①
(二)各类植物
1．树木
“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着也。山中尤多古枫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锦。人多取为几案盘器。”(卷上第5页)处州(今浙江丽水)在唐时就以出产茶、漆着名，宋时又以瓷器名扬天下，尤其是龙泉窑。同时这里还多林木，豫章就以佳木闻名，山中还存有大量古枫木。处州还是宋代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真宗天禧(1017—1022年)末年所造船只居全国第一，多达605艘。而林木葱郁的陕西凤翔斜谷所造船只居其次，600艘②。这一规模保持了很久，因为元祐五年(1090年)时，“诏温州、明州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③，但未减少处州的造船规模。到南宋以后，由于政局的影响，明州、温州造船业有所下降，最后温州“每年止造十船，而一司尚存，凡费如故”，罢去了温州造船场④，仍未提及处州船场的废置。看来，处州船场是一直保持的。不过，从庄绰的记载中，我们已可看到，处州林木被砍伐的现象已很严重，连古木也不幸免，人们用之作几案盘器等家居物品。
2．花卉的栽培
瑞香花：《鸡肋编》引《庐山记》载：“‘锦绣谷三四月间红紫匝地，如被锦绣，故以为名。今山间幽房小槛，往往种瑞香，太平观、东林寺为盛。其花紫而香烈，非群芳之比。始野生深林草莽中，山人闻其香，寻而得之，栽培数年则大茂。今移贾几遍天下，盖出此山云。’余尝在京口僧舍，有高五六尺者，云已栽三十年。而澧州使园有瑞香亭，刻石为记，云其高丈余。大观中余官于彼，亭记虽存而花不复见。东都贵人之家，有高尺余者，已为珍木，置于阴室，溉以佳茗。而邓州人家园圃中作畦种之，至连大枝采斫，不甚爱惜。花有子，岁取以种。其初盖亦得于山中，不独江南有也。”(卷下第115页)这里记述了瑞香花从野生深林草莽中，经过人工栽培数年后，培育成栽培种，移栽到僧舍、官私园圃，“几遍天下”；而且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对花的培育爱护程度也不同，如京口僧舍的瑞香种了三十年，高达五六尺还长势良好；澧州园圃的瑞香更是高达丈余，不过庄绰已未能看到花的存在，只能从刻石文字上了解其风姿了；而京师达官贵人家的瑞香可真珍贵，只一尺高，就被主人当成了宝贝，住进了房屋，喝上了上好茶水；但在邓州人家里瑞香就没了这等待遇，他们象种庄稼那样治畦种之，长大后则连大枝一起斫掉，不甚爱惜。我们从中可获得至少两点信息：一是宋人已用茶叶水浇灌家养盆栽花；二是邓州人已开始专业种植瑞香，很可能是为出卖而种，否则，不会“作畦种之，至连大枝采斫”。瑞香在宋代种植普遍，宋末的周密记有插种法⑤。
信州海棠：“信州弋阳县海棠满山，村人至并花伐以为薪。”(卷下第121页)关于海棠花，宋人陈思《海棠谱》记其产地主要在蜀、临安、江淮等地，其中蜀地海棠最着名，尤其是成都海棠，因有陆游四十余首诗的吟颂而名闻天下⑥。但通过庄绰的记载，我们才得以了解宋代海棠的产地还有信州，而且这里的海棠漫山遍野，以致成了当地人的柴薪。不过它仍处于野生状态，或许正因为此而未被进入花谱作者的视线。
对兰、蕙的区别：庄绰所看到的《本草》记载兰分为兰草、马兰、泽兰、山兰四种，但未提及兰与蕙的区别。通过观察，庄绰找到了它们的异同点。相同点为：兰、蕙都“叶如菖蒲而稍长大，经冬不凋”，花两重三叶，春秋季开。不同点：茎短，每枝开一朵花的为兰；茎长，一枝开数朵花的为蕙(卷上第9页)。这就为人们认识兰、蕙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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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草纲目》卷43《麟之一·白花蛇》。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46之1。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4。
④楼钥：《攻娩集》卷21《乞罢温州船场》，四部丛刊本。
⑤《癸辛杂识续集上》
⑥《剑南诗稿》卷4《成都行》，卷8《海棠》、《张园海棠》，卷11《雪晴王后园》、《病中久止酒怀成都海棠》，卷75《海棠歌》等等。
3．油类植物
《鸡肋编》卷上(第32页)对宋代各地所用油脂作了总结，其中油类植物包括脂麻、大麻、杏仁、红兰花、蔓菁、苍耳、桐子、毗子、乌桕子等等，用这些植物子实榨取的油脂，既可用于食用菜肴的烹制，又可用于照明。当然，它们各有优劣，且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宋代以前，植物油种类很少，以脂麻、大豆、蔓菁为主。脂麻，以前多称胡麻。唐宋时期多称油麻，也有称芝麻或脂麻的。宋代植物油品种增加了不少，一方面说明了宋代农业发展，油类作物种植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与畜牧业的相对滞后，导致动物油脂减少也不无关系。
4．洗涤植物
“浙中少皂荚，澡面、涴衣，皆用肥珠子。木亦高大，叶如槐而细，生角长者不过三数寸，子圆黑肥大，肉亦厚，膏润于皂荚，故一名肥皂，人皆蒸熟暴干乃收。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车驾在越，北人亦取肥珠子为之。食者多苦腰痛，当是其性寒故也。《本草》不载，竟不知为何木。或云以沐头则退发。”(卷上第29页)对古人的洗涤用品，以前我们知之甚少，庄绰的这一记载不仅弥补了《本草》所记欠缺，使我们全面具体地了解了古人的洗涤情况，而且也指出了肥珠子与皂荚的区别，并最早提出了“肥皂”一词。从中看出，北方人洗面、洗澡、洗衣是用皂荚的。《图经本草》日：“皂荚，出雍州川谷及鲁邹县，今所在有之，以怀孟州者为胜，木极有高大者。”其中所提地名似都在北方。同时还讲到皂荚除用于洗涤外，亦具有药用价值，“味辛咸，温，有小毒，主风、痹、死肌、邪气、风头、泪出，利九窍，杀精物，疗腹胀满，消觳除咳嗽”①。庄绰还记录其子仁可以食用，北宋汴京人就将其煮过，浸以糖食用，街市上还有这一食品售卖②。但南方却少皂荚，人们用什么来洗涤呢?《图经本草》则未记载。庄绰通过自己多年在南方的经历，弄清了南方的洗涤用品及其与北方的差别。原来，南方人洗涤用的是另一种植物——肥珠子，其特点是：树木高大，树叶比槐叶细，角长不过三数寸，子圆黑肥大，肉厚，比皂荚膏润，“肥皂”便由此得名。说明其洗涤效果比皂荚还好。但无药用价值，也不能煮熟食用。南渡来的北方人不知道它的这一特点，还以为它和皂荚一样，将其煮好，加糖食用，结果“多苦腰痛”。另外，肥珠子还有一缺点就是洗头发后，头发掉得多。
《鸡肋编》中记载的动植物还有很多，我们不能一一列举。庄绰通过自己仔细的观察、亲耳的聆听，再详细、生动地记载下来，极大地弥补了前人的遗漏，为后人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宝贵的史料。
三 宋代自然环境的破坏及其灾难
(一)森林对水土的保护作用以及人为破坏的影响。
森林具有多方面保护环境的作用，唐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森林具有调节气候、蓄保水土、抗御灾害、改善生态环境等作用。唐代记有“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产异，兴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③。说明唐人已认识到森林有“兴云致雨”、“有利于人”的作用，所以“禁其樵采”。南宋魏岘更明确说道：“四明占水陆之胜，万山深秀，昔时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亦甚茂密，虽遇暴水湍激，沙土为木根盘固，流下不多，所淤亦少，开淘良易。近年以来，木值价高，斧斤相寻，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为之一空。大水之时，既无林木少抑奔湍之势，又无包缆以固沙土之积，致使浮沙随流奔下，淤塞溪流，至高四五丈，绵亘二三里，两岸积沙，侵占溪港，皆成陆地。”④从正反两方面具体阐述了森林保持水土、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在魏岘之前的庄绰也看到了这点：“吉州江水之东有二山，其一皆松杉筠篠，草木经冬不凋，号曰‘青原’，……其一不生草木，号曰‘黄原’，正在州东。故古语谶云：‘最好黄原天卯山，此方盗贼起应难。’自建炎己酉岁，忽洪水发于两山上，人谓之‘山笑’，青原飘屋六十余楹，而山不摧圮，黄原山遂破裂。自是诸县相继为贼残毁，经六年犹未息。丙辰岁，青、黄二原又发洪水，冲决尤甚。”(卷下第96页)他用吉州两山作对比：青原山一年四季林郁葱翠；黄原山则草木不生，光秃裸露。建炎己酉即建炎三年(1129年)的一次洪水侵袭之后，前者仅由洪水淹没房屋六十多间，但葱郁的山仍在；后者则被洪水冲刷，山崩地裂。这不是有力地说明了森林具有保持水土、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吗?同时，庄绰还注意到了人为破坏的严重性，经过六年以后，到丙辰年即绍兴六年(1136年)，青、黄二山再次发生洪水，这次由于青原的树木被砍伐，所以二山“冲决尤甚”，以后如果未对二山采取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等措施的话，恐怕二山的存在都是困难的，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无疑是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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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慎微：《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14。
②《东京梦华录》卷2《州桥夜市》。
③《唐六典》卷7《虞部郎中》。
④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淘沙》，四库本。
(二)已注意到临安周围山林受破坏程度。
“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卉之微，斫撅皆遍，芽蘖无复可生。”(卷中第77页)随着政治中心的南迁，临安人口猛增。且不说建房、建城、修桥、作具等需用木材之多，仅居民每天烧饭必用的柴薪一项，就数量惊人，难以满足。因当时临安还没有如北宋汴京居民烧用的石炭，于是绿色植被被砍，坟墓林木遭斫，连还是根芽的树木也不幸免，这样一年时间下来，草木之地尽成赤地。这里可能有作者为突出石炭作用及其难得而夸张的成分，但从中我们仍可看出，木材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临安周围林木受破坏的程度。不难想像，当洪水来临时，此地的惨状了。
另外，两浙地区造酒时，为使酒清澈，需用一种石灰。而石灰要先用木材将其烧红，再和以木灰，所以对树木的需要量也很大。庄绰记载当时桑树、朴树、叶类青杨树等都被当柴烧灰而用(卷上第16—17页；卷下第94—95页)。
可见，庄绰对当时林木情况颇为关注。凡林木生存状况、人们生产、生活对它的需要以及林木的破坏情形等都已纳入到他的视线之内，展现在他的笔端。
(三)宋代围湖造田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庄绰引录曾巩的《鉴湖图序》一文的一部分，介绍了鉴湖的修筑、面积、溉田、被围等历史过程。鉴湖从东汉修建以来，一直到宋朝已经九百多年了，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灌溉之利。但从宋代开始，围湖造田者增多。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还只四顷，至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就达七百余顷。短短二十余年间，围湖造田翻了175倍。到神宗熙宁(1068—1077年)中，继续增为九百余顷。朝廷派江衍处理此事，江衍采取“凡为湖田者两存之，立碑石为界，内者为田，外者为湖”①。即界碑内允许民按亩纳租税，号日湖田，也就是正式承认了湖田的合法性。政和(1111—1118年)末年，郡守王仲嶷又以进奉为名废碑外之湖为田，共得田2267顷，全部令其缴纳租税，输往京师。这样鉴湖民众，围垦湖田，再无顾虑，鉴湖逐渐消失(卷中第56—57页)。
鉴湖周围原有自然环境是“湖高于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田中水人海”。围湖造田以后，改变了这一自然态势，使湖与田之间失去了天然调节功能，这即是曾巩所说：“夫湖未尽废，则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使湖尽废，则湖之为田亦旱矣，此将来之害，而众人之所未睹也。”②果不出曾巩所料，南宋时，“水旱灾伤之患，无岁无之矣”③。有人统计，今绍兴地区，北宋时发生水旱灾8次，南宋时增为54次④。庄绰是赞成曾巩等人恢复鉴湖、反对盗湖为田主张的，足见他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清醒认识和鲜明态度。
(四)对宋代一些灾异现象的记载
《鸡肋编》里还记载了宋代一些灾异现象，如绍兴二年(1132年)腊月八日临安发生大火，延烧数万家(卷中第56页)。临安这次大火，《宋史》、《宋会要辑稿》都有记载⑤。又如绍兴三年(1133年)八月，浙右地震(卷中第69页)。《宋史》也记载了这次地震⑥。但《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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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97《河渠七》。
②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13《越州鉴湖图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③王十朋：《梅溪集·后集》卷27《鉴湖说上》。
④张芳：《宋代两浙的围湖垦田》，《农业考古》，1986第1期。
⑤《宋史》卷63《五行二上》；《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35。
⑥《宋史》卷67《五行五》：“绍兴三年八月甲申，地震，平江府、湖州尤甚。”
肋编》记载最详细也最引人思考的一次灾异现象则是：“绍兴九年，岁在己未，秋冬之间，湖北牛马皆疫，牛死者十八九，而鄂州界麞、鹿、野猪、虎、狼皆死，至于蛇虺亦僵于路旁。此传记所未尝载者。若以恶兽毒蜇之物自薨为可喜，而牛马亦被其灾，是未可解也。”(卷下第113页)这是发生在绍兴九年(1139年)，湖北鄂州地区的一次兽畜瘟疫。从家养牛马到野生鏖、鹿、野猪、虎、狼、甚至蛇虺都莫名其妙的死亡。《夷坚志》里记有人为致人牛死的事例②，也有因鬼怪而发生的兽疫⑧，但那都是小范围的，且有一定不实成分。而象这样大范围的、可能还是作者亲眼所见的牲畜瘟疫，史书上是罕见记载的。庄绰自己都说未见《传记》记载，所以他也不明白发生此瘟疫的原因。但他记录了此事，说明他关注此事，也思考过此事，并要读者了解它，寻找答案。今天，我们不难推知其原因，那就是一定与当地某一自然环境的改变有着密切关系。
以上是《鸡肋编》中有关宋代生态环境史资料的译述，其实这些远未全部包揽，因为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由多方面因素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系统，不过，气候特征、动植物存没状况等是主要的关键性的因素。从中我们既看到了宋代自然生态环境状况，也看到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人为活动等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及其给人带来的灾害。很多资料既与正史相印证，更是正史以及其它史书记载不详甚至没有记载的。这些资料并非作者自谦的“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殊可惜”、可有可无的“鸡肋”，而是对我们了解宋代生态环境大有所得的、具有相当高价值的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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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夷坚志乙》卷8《江牛屠》。
②《夷坚丙志》卷11《牛疫鬼》。
The Value of Historial Data abou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Jilei
Wei Huaxian
(Postdoctorate Mobile St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Jilei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notebook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it has been highly regarded by the researchers of Song history. This article collects and analyzes the materials on climate, plants and animals,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 order to get to know it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Key words: Jilei；climate; plants and animals; natural disasters; ecological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