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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中）
泾、宁3州合起来才有田1230余顷。就说岐州占了5／8，也不到1000顷。马坊废后，岐州已把1000余顷土地赐诸寺观，张茂宗还要向当地百姓强索，仅旧岐阳马坊就要索340顷。这些事情说明当时马坊土地数字，与郗昂所撰的碑文有出入。也许郗昂所举的是确实数字，后来曾经有过扩展。总的说来，牧马之地在有关各州中只不过占了一部分，甚或是较小的一部分。因此，不能认为有牧马的地方都已成了畜牧地区。也不能因为占地有限，就无损于当地的农耕地区。
在此以外的牧马地区还有盐州和岚州。盐州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岚州治所在今山西岚县北。盐州置8监，统白马等坊。岚州设3监，统娄烦、玄池、天池等监①。而娄烦监较为有名。岚州亦称娄烦郡。娄烦置监，当因此郡名。北宋于岚州之东别设宪州，其地在今山西静乐县，据说就是因旧娄烦监牧而设的，而且因为是牧马之地，所以没有什么别的出产②。这显然是一个单纯的牧马地区。今静乐县在吕梁山下。山上迄今犹有数处以马坊为名的地方，可知当时牧马的规模。不过娄烦监的有名并非由于它是一个纯粹的牧区，而是因为它曾受到安禄山的控制。安禄山曾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娄烦监事，就能够借此机缘，阴选可以胜甲的马匹，送归范阳，所以他的兵力强大，足以倾天下，没有几年，遂至于谋反，几乎推倒了唐代的社稷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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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五○《兵志》。
②《太平寰宇记》卷四二《宪州》。
③《新唐书》卷五○《兵志》。按：《资治通鉴》卷二十七《唐纪三三》：“天宝十三载，正月，安禄山求领闲厩群牧。庚申，以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禄山又求兼总监。壬申，“兼知总监事，……密遣亲信选健马堪战数千匹，别饲之”。和《兵志》稍有不同。《旧唐书》卷二百上《安禄山传》：天宝十三载，“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都使，……又请知总监事。既为闲厩群牧等使，上筋脚马皆阴选择之，夺得娄烦皆牧”。似并未兼知过娄烦皆牧。
《新唐书·兵志》说：“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以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陇右、河东多监坊，自是牧马之所。朔方未闻设有马坊，未悉牧马所在。朔方节度使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安禄山反后，肃宗收兵至彭原(今甘肃镇原县东南)，又至平凉搜监牧，军势才振，似灵州附近别无马坊。若然，则所谓朔方牧马，果何所指?其实《新唐书·兵志》就有一条记载：“永隆(公元680年)中，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死失的马匹还这么多，这里应该是一个较大的牧马之地，旧史没有记载，可能是失误了。
安史之乱后，牧马地区多有废失，可是也还有新增设的。银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东)和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银、绥两州相毗连，实际上就是一个牧马地区。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以银州水甘草丰，乃于其地置银川监，牧马30001匹。过了几年，到了开成二年(公元837年)，银川监牧马已达7000匹，乃移一部分绥州。因此，绥南200里处四隅险绝，寇路不能通，以数十人守住要道，从事畜牧，就可以无他顾虑①。和上面所说的其他牧马地区一样，银、绥两州牧马所占有的土地也只是有限的部分，绥州的牧马仅在州南200里的一个四隅险绝的地方，就是明显的证据。
唐代牧马规模确实不是很小，这是政府的设施。一般百姓畜养马匹却受到很多的限制，甚至在禁断之列。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太学生魏元忠上封言事，提出抵御吐蕃的策略。他指出：“出师之要，全资马力。”并说：“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因为当时一直禁止百姓畜马，所以魏元忠就特别指出了这一点②。魏元忠这条建议是否被采纳施行，史籍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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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五○《兵志》。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唐纪一八》。
记载。就是被采纳了，也没有施行很久。后来到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还为此特别下了道诏书：“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①可以看到当时对于百姓畜养马匹的限制是层出不穷的。开元九年的诏书能否贯彻施行，是很有疑问的。唐代史籍对于政府牧马地区不乏记载，却很少涉及百姓的畜养马匹。好在中唐以后，这样的禁令就逐渐松弛了②。
如上所说，唐代牧马地区相当广大，陇山以西直至河湟之间几乎都可包括在内。虽说牧马所用的土地都只占有关各州的一部分，对于当地的农业不能说没有影响，至少应该说是半农半牧。《资治通鉴》于《唐纪》天宝十二年有如下的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阊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条史料出自《明皇杂录》，应该说是实录了，故治唐代史事者率据以称道陇右的富庶。以前颇疑有其夸张处，拙着《开皇天宝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已就户口分布，桑麻种植，农耕土地等方面作论述③。这里不妨再就牧马地区稍作补充说明。安远门为长安城西自北来第一门④。由此西行远出陇右，以尽唐境，殆都须经过陇山。这是一条古老的道路。陇坂邈长，自来容易引起行人乡思，唐时当也并非例外。无论陇山东西，这条道路都要经过牧马地区，可以说从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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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五。《兵志》。
②《唐会要》卷七二《马》：“建中元年五月，诏市关辅牝马三万匹，以实内厩”。又“长庆元年正月，灵武节度使李听奏：请于淮南、忠武、武宁等道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赐月粮，赐当道自召募一千五百人马骁勇者，以备边。仍令五十人为一社，每一马死，社人共补之，马永无缺。从之”。这里面虽未提到关辅以外的关内道和河东道、陇右道东部，既然是有相当多地区都在畜养私马，这几道当非例外。
③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二·注》。
州以迄兰州皆不能离开。有关这条道路的情况，前面曾经涉及。据说自长安至陇右，沿途置7马坊，岐、陇间的善水草及腴田，皆属7马坊，这里只说岐、陇间的善水草及腴田，因为当时有关的记载只着眼于岐、陇之间。岐、陇以西直至陇右应该都是如此。由于当时最重牧马，监牧领于太仆，张万岁、鲜于匡俗、李思文诸人皆以太仆少卿领群牧使①，则牧马之地自必皆择善水草及腴田处，就像岐、陇之间那样的规模。善水草及腴田处都成了牧马之地，何来“桑麻翳野”的富庶农业景象?上面所举的那篇拙着中曾经着重指出，“度汧陇，无蚕桑”。既然陇山以西已难于栽种桑树，更何处能看到“桑麻翳野”?其为夸大之辞自是不待言的。
在上面所提到的那篇拙着中，也曾涉及到彭呆所建议的和籴法。这是与关陇各处农牧有关的一项措施，可以提出作为论证。和籴法的推行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早于天宝十二年约16年。为什么要推行和籴法?据说：“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②。16年前，西北诸州虽有地租营田，皆不能解决当地兵饷的问题，过了16年，不惟问题解决了，而且当地还被称为天下富庶的地方，这就难得说得过去。《资治通鉴》还于《唐纪》天宝八载记述：“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这才早于天宝十二年约4年。4年前全国各地都已殷富，那时并未显出陇右突出，怎么刚过了4年，陇右就一跃而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为什么如此?《明皇杂录》和《资治通鉴》都没有作出说明，想来是难于作出说明的。
不过这样的记载也不是完全没有影踪的，而当时营田的成就也不可一概埋没。如永隆(公元680年)时的黑齿常之③及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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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五○《兵志》。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
③《旧唐书》卷一○九《黑齿常之传》。
(公元692—693年)时的娄师德①之在河源军(在今青海省西宁市)，大足(公元701年)时的郭元振之在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②，皆其着者，尤其是郭元振驻守凉州5年间，所积储的军粮可支数十年。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却还感到不能赡顾边兵，有待于推行和籴法来调济?边兵之多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农耕地区有限，恐怕也不能说毫无关系。像河西的营田，就在郭元振以后还会保持不懈。陈鸿祖所撰《东城老父传》，记开元之理乱，其中关于河州敦煌道，据说：“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人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③。这样的大事，像东城老父这样的有心人是会记得住的。根据东城老父所述，河西粮运当非一二次即已。《明皇杂录》所记可能与此相仿佛，皆显示出当时的人们对于陇右河西富实的向往。不过凉州和河源军当时都不属于政府的牧马地区，至少不是在由安远门西行经过的陇右道东部的大道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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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九三《娄师德传》。
②《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大唐新语》卷四《持法七》。
③《太平广记》卷四八五。
三、唐代羁縻州的设置与其所在地区农牧业的消长
要说明唐代游牧地区的盈缩，应该从迁徙到边地的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区说起。在唐代前期，至少有两项事情需要得到说明：一是六胡州的建立和变迁，以及河曲6州的农牧业分布；另一是有关的一些羁縻州的分布和变迁。这两项事情主要都发生在关内道的北部。河东道那时没有设置羁縻州。陇右道的羁縻州为数不少，大多数都在这个道的西部，在东部的只有秦(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西北)、临(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洮(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3州境内。
六胡州是鲁、丽、含、塞、依、契6州的总名，是唐初为安置突厥降人而设立的。始设于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几经变迁，到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改设为宥州。中间又经废省，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再设时，称为新宥州①。
六胡州不仅名称有过变化，具体位置也有过改易。《新唐书·地理志》说，初设时是在灵、夏2州南境。《元和郡县图志》只说是在灵州南界。开元时曾于故塞门县地置怀德县。唐时实无塞门县，仅延州有塞门折冲府。故此塞门县当系塞门府之误。塞门府在今陕西安塞县北，这不仅在夏州之南，抑且属延州而不属夏州。这里应该附带提一笔：塞门已在横山之南。横山之南曾为稽胡所居地。前面所说的唐初于延川置基州以招慰稽胡，就是一个例证。高宗仪凤中(公元677年)，还于金明县(今陕西安塞县南)置羌部落和合门2府，以安置由凉州迁来的吐谷浑部落②。显然可见横山之南游牧部落已不在少数。
六胡州设置的地方逐渐向北移徙。中宗神龙三年(公元707年)，以六胡州为6县，设兰池都督府以统之，其治所在盐州白池县(今陕西定边县北苟池旁)北80里③。开元二十六年始置的宥州，乃在盐州东北300里，夏州西北300里。元和九年又置于经略军故城。经略军故城在盐州北600里，夏州西北320里④。以道里计，当已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中部。新宥州虽北移，其所属的长泽县却在今伊克昭盟南部城川教堂附近⑤。新宥州复置时，并恢复了原来由夏州至天德军间的废馆。天德军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旧馆的废弃，可以显示夏州和天德军辖地皆未深入于鄂尔多斯高原内部。其地在隋时本为启民可汗部下的牧地。盖自六胡州的建立以迄于新宥州的再建，固仍未改变其游牧的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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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和郡县图志》卷四《新宥州》，《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②《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按唐代地方置府，仅限于京都陪都及其他特别重要的地区。《地理志》置此二吐谷浑府于折冲府之下，示不与地方置府相当。不过折冲府和这两府还是有区别的。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四《新宥州》。今陕西定边县北有苟池。1974年，我曾至其地考察。池旁有故城遗址。承当地人见告，每当大风过后，犹能在故城遗址中捡得唐时钱币。此故城遗址当系唐白池县旧地。或以为在今宁夏盐池县北的盐池旁，恐误。
④《元和郡县图志》卷四《新宥州》。
⑤《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宥州长泽县，本隶夏州。……元和十五年来属。”《元和郡县图志》不及载这段变化，故仍以之隶于夏州。
其实在启民可汗之后，鄂尔多斯高原还曾为突厥李思摩部落游牧之所，其地“荐草美泉，利于畜牧”，故思摩部落“众日孳蕃”。李思摩部落后来渡河东向，徙居于故定襄城。故定襄城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其地“南大河，而北白道，畜牧广衍，龙荒之最壤”，突厥诸部皆思据有，而李思摩由于部落背贰，也未能长期安居下去①。本来在突厥颉利可汗败亡后，李靖曾徙突厥羸破数百帐居于古云中城。古云中城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也是一片水草丰盛的地区。后来在古云中城设置单于大都护府②。单于大都护府建立后，当地固仍居有突厥族人，从事于游牧生涯。
还应该指出，在颉利可汗破灭之后，突厥内属者分处于丰(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县南)、胜(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灵、夏、朔(治所在今山西朔县)、代(治所在今山西代县)6州，谓之河曲6州降人。后来到武则天时，默啜强大，始索此6州降人数千帐而去③。
河曲6州虽多突厥部落，但农耕地区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六州中丰州最居北陲。丰州的设置远在隋世。后经废除。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突厥降附，又权在此设丰州都督府，不领县，仅管理蕃户。再经废除，至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始重设丰州④。由于地居冲要，因之也颇费经营。而娄师德在此屯田，尤有名于当世。师德于武则天天授初年(公元690年)为丰州都督，知营田事，并且还兼管灵、夏两州的屯田。武则天特赐诏褒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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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④《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
“总习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①。当时丰州还是以黄河与突厥为界。自张仁愿筑3受降城，突厥才不敢轻易度阴山放牧②。朔方既鲜寇掠，屯田也就历久不废。这种风气直到唐代中叶以后还未稍替。宪宗元和时(公元806—820年)，李绛奏：振武(在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天德军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开置营田。四年之间，共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③。而高霞寓亦在振武浚金河，溉卤地数千顷④。王方翼于高宗永淳时(公元682年)在夏州推行耦耕法，对当地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助力⑤。高祖武德年间，张俭在朔州和代州都能教民垦田力耕，富有成效⑥。张公谨继其后，亦在代州致力屯田，以省馈运⑦。当然这只是几个较为重要的例证。虽然是些例证，亦足以说明在这河曲6州中农业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农业有基础，可以足兵足食，对于巩固边圉自能起到相当的作用。
关内道羁縻州的设置，集中在安北、单于两都护府和灵、夏、庆、延、银5州。安北都护府先后治于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受降城(今内蒙古五原县北)和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其所领的羁縻州皆以突厥部落设置，大抵都在阴山以北，非本文所论述的范围。单于都护府治所在古定襄城，领有云中、桑乾、呼延3个都督府。和安北都护府所领的羁縻州一样，原来也都散布于阴山以北，可是后来云中和桑乾两都督府皆侨治在朔方县境。朔方县为夏州倚郭县。这就是说这两个都督府的突厥部落都已迁徙到鄂尔多斯高原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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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九三《娄师德传》。
②《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
④《旧唐书》卷一六二《高霞寓传》。
⑤《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良吏·王方翼传》。
⑥《旧唐书》卷八三《张俭传》。
⑦《旧唐书》卷六八《张公谨传》。
沿。夏州都督府也辖有以突厥部落所设置的定襄都督府。定襄都督府隶属于夏州都督府，自然也是侨治了。所侨治的地方为宁朔县。宁朔县与朔方县相距虽不甚远，然已不在鄂尔多斯高原了。夏州还有以回纥部落所设置的安化州、宁朔州、仆固州3个都督府。另有一个达浑都督府，虽说是以回纥部落设置的，实际上应是以薛延陀部落所置。安化等3州侨治在朔方县。达浑州侨治在宁朔县。另外，还有一个以吐谷浑部落设置的宁朔州。这个宁朔州和上面所说的回纥部落所设置的宁朔州不同，而且设置的时期也有差异。回纥部落羁縻州的设置在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而这个吐谷浑的宁朔州初设乃在灵州，代宗时(公元763—779年)才隶属于夏州。夏州都督府所领的云中、呼延、桑乾、定襄、达浑、安化、宁朔、仆固8个羁縻州①，《旧唐书·地理志》皆记载有户口数目，合计共有3422户，9326口。天宝年间，夏州共有户9213，口53014②。州内各族所设置的羁縻州为数不少，户口总数却远少于当地土着，则虽有如许羁縻州，却难于说当地已经成为游牧地区，充其量只能是半农半牧地区。
灵州有以回纥部落设置的羁縻州，也有以党项部落设置的羁縻州。以回纥部落设置的羁縻州有6州。侨治于回乐县(今宁夏灵武县)的有燕然、鸡鹿、鸡田3州。侨治于鸣沙县(今宁夏吴忠县南)的为东皋兰州。侨治于温池县(今吴忠县东南)的为烛龙、燕山2州③。以党项部落设置的羁縻州在灵州境内的有兰池等九个都督府，所在县份不明④。《旧唐书·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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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按《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云中都督府为党项部落所置。当时以党项部落设置的羁縻州不少，皆自有州名。云中为塞北地名，不应作为党项部落设置的羁縻州的州名。
②《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同。《旧唐书·地理志》又载有夏州旧户2323，口10286。《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夏州》：开元户6132。
③《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④《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载灵州的党项部落的羁縻州，另有静边州都督府，其下注云：“贞观中置，初在陇右，右侨治庆州之境。”则不当以之入灵州。
志》于灵州仅载以回纥部落的设置的羁縻州的户口数，而未载以党项部落所设置的羁縻州的户口数。盖党项部落的羁縻州初隶于剑南道的松州都督府，安史之乱时由于吐蕃的攻击，始侨居于灵、庆、银、夏之境。《旧唐书·地理志》未载党项部落羁縻州的户口数，大概是迁来较后，职方所掌没有具体数字①。据其所载的回纥部落羁縻州的总户口数为2315户，9714口。而所载当地土着的天宝户数为u456，口数为53163。两相对照，则在灵州境内的回纥部落户数和口数，皆仅相当于当地土着的1／5②，和夏州一样，羁縻州的设置充其量也只可以说明灵州是一个半农半牧地区。
党项部落在庆州所设的羁縻州有芳池州、宜定州、安化州3个都督府。芳池州侨治于怀安县(今甘肃华池县北)，宜定和安化2州未见侨治所在县名，可能即在今甘肃庆阳县附近，因今庆阳县为当时庆州的治所。另外，有清塞和归德两个党项部落的羁縻州，设置在银州境内。还有一个吐谷浑部落的羁縻州设置在延州金明县(今陕西安塞县南)。这个羁縻州就称为浑州。浑州的设置早在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8年)，只是稍迟于突厥、回纥诸部落的羁縻州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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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党项羌传》：“其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界内。”《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党项传》同。《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党项诸州中有吴、朝、归、浮4州，天授二年置。与两书《党项传》同。按《新唐书·地理志》，吴、朝等4州隶于静边州都督府，贞观中置，初在陇右，后侨治庆州之境。就是所有党项诸州，也置于贞观三年，隶于松州都督府。而《新唐书·党项传》更说静边州为代宗时所置。皆五天授三年即散居灵、夏界内事。党项本国东界松州，北接吐谷浑，不可能于唐初即居于西北边，而于天授三年徙居灵、夏界内，旧新两《唐书》党项传于此皆有未审处。
②按《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所载灵州户数为2929，口数为16665，与《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所载相差很多。又《旧唐书·地理志》所载灵州旧户数为4640，口数为21462。《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灵州》所载开元户数为9660，各书颇相违异，书此以便互相参照。
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