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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上）

陈广恩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32)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1月
[提 要]《长安志图》是元代西北地区比较重要的一部方志，所载史料价值很高。论文对《长安志图》的作者李好文，《长安志图》的成书、版本及其与《长安志》的区别，《长安志图》所载元代泾渠的水利建设和管理，以及该志反映出的元末泾渠水利建设的历史教训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李好文 《长安志图》 元代 泾渠 水利建设
[中图分类号]K9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6)01-0088-07
[收稿日期]2004-10-09
[作者简介]陈广恩(1971—)，男，宁夏同心人，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是元史、民族史。
现存元代方志数量不多，西北地区的则更少，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长安志图》成书时间大约在李好文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期间，即元至正二年至四年(1342—1344年)，大概初稿成于至正二年，至正四年李好文再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又做了一些补充。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所收为14幅图，其中《奉元州县之图》和《奉元城图》对研究元代长安州县建置及长安城镇布局、居民生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卷中所收图中，除《咸阳古迹图》外，有唐昭陵、建陵和乾陵图，并附《昭陵图说》和《图志杂说》，这对研究唐代陵寝制度有重要价值；下卷专门记载元代泾渠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情况，计有《泾渠图说序》、《泾渠总图》、《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则例》、《设立屯田》、《建言利病》、《泾渠总论》等具体内容，其中《泾渠总图》和《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是作者绘制的反映元代泾渠和石川河水利灌溉情况的示意图(《泾渠总图》中误将“平皋渠”作“平早渠”)。三卷中以下卷《泾渠图说》所记内容最为丰富，也最具史料价值，故下卷又单独成篇，这从必申达而为之写的序中也能反映出来。至正二年，西夏人必申达而(号樵隐，曾任艺林库提点、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为《泾渠图说》写有序言。在序言中，必申达而说李好文“集古今渠堰兴坏废置始末，与其法禁条例、田赋名数、民庶利病，合为一书”，“索而读之，信乎!其有裨于治也”①。于敏中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云《泾渠图说》“尤有裨于民事”。可见，《泾渠图说》对研究元代泾渠渠系的农田水利建设及社会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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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序，台湾大化书局1980年影印乾隆五十二年刊经训堂丛书本。
《长安志图》的学术价值表现在，该志中保留了不少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包括一些图和具体数据)，如详细记载了陕西屯田总管府的官员设置、所属屯所、所立屯数、参与屯田的户数、屯垦的土地面积、农具及收获粮食数量情况，如记陕西屯田总管府下辖终南、渭南、泾阳、栎阳、平凉五所司属，共立屯数48处，并于每所之后录有具体屯名；所记泾渠各处用来均水的斗门共有135个，并一一注明各斗的具体名称；详细记载了民夫从事修渠等水利建设之情况，包括动用民夫的数量、民夫支付的工数、使用的修渠物料等；卷下《建言利病》部分收录了时人宋秉亮和杨景道对泾渠建设的一些很有见解的建议；……这些记载，不但是现存宋元方志中，而且也是现存元代史料中关于陕西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最为详细和丰富的资料，这在中国方志史和元史研究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但目前学术界对《长安志图》的研究还很欠缺。《元史》所录李好文的着作中，也漏收了《长安志图》，也可说是“《元史》疏漏，此亦一端矣”①。鉴于此，本文拟对《长安志图》的几个相关问题，以及该志所反映出的元代泾渠的农田水利建设情况作初步考察。
一 李好文与《长安志图》
李好文，字惟中，自号河滨渔者，元大名之东明(今山东东明)人。李好文的生卒年史籍阙载，但其父李凤的生卒年史料有明确记载。李凤，字翔卿，一字舜仪，生于宪宗蒙哥四年(1254年)，卒于仁宗延裙四年(1317年)，大德十年(1306年)任国子助教②。李凤所着较多，以《西林集》最为有名，但均未能流传下来。李好文是李凤的独子。至治元年(1321年)，登进士第，授大名路溶州判官，人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助教。《元史》载至正十六年(1356年)，李好文曾上书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其后“屡引年乞致仕，辞至再三”③。说明至正末是李好文生活的晚年时代。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李好文的生卒年代：约生于元世祖至元中后期，卒于元顺帝至正末。
李好文一生任过许多官职，泰定四年(1327年)，除太常博士，迁国子博士，累拜监察御史，出佥河南浙东两道廉访司事。至正元年(1341年)，除国子祭酒，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这是他首次到陕西做官，并在任期内开始编绘《长安志图》。后迁河东道廉访使，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至正四年，改礼部尚书，参与修金、宋二史(《元史》等史料均以李好文与修辽、金、宋三史，实未与修《辽史》)，除治书侍御史、参议中书省事，已而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这是李好文再次到陕西做官，并最终完成《长安志图》。至正六年(1346年)，除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改集贤侍讲学士。至正九年(1349年)，出参湖广行省政，改湖北道廉访使，寻召为太常礼仪院使，命以翰林学士兼谕德进承旨。后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
李好文为官比较清廉正直，敢于冲撞权贵甚至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元史》本传载顺帝改用至元纪元时，他上言说：“年号袭旧，于古未闻，袭其名而不蹈其实，未见其益。”并指出时弊不如至元者十余事。一次元顺帝祭太庙，乘马至里桥，当时无人敢谏止。李好文膝行阻桥曰“请皇帝下马”，顺帝只好听从④。李好文任监察御史时，河东有李拜拜杀人一案，凶案14年不决，李好文上任伊始即予以判决。另有王傅撒都刺，以足蹋人致死，众人认为不是用刀一类的凶器杀人，应处以杖刑，但李好文认为“怙势杀人，甚于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杀之，其情为尤重”，于是处以死刑。两起案件宣判之后，“河东为之震肃”⑤。
李好文一生的事业中，教授太子和着书立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至正九年，顺帝以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年岁渐长，于是设立端本堂，令太子习学汉人文书，聘请儒士讲授儒学，任命李好文为翰林学士兼谕德⑥。在教授太子的近十年间，李好文可谓呕心沥血。为了教授太子儒学，李好文先后编成《端本堂经训要义》、《大宝录》、《大宝龟鉴》等书，作为皇太子的学习教材；又集历代帝王故事，总共106篇，分为圣慧、孝友、恭俭、圣学四类，作为太子问安余暇之助。除了教授太子时编撰的着作外，李好文还参与修《金史》和《宋史》。据《进<金史>表》、《进<宋史>表》和二史的修史官员名单，李好文分别担任二史的总裁官。此外，出于朝廷礼仪制度的需要，李好文还纂有《太常集礼》50卷，《元文类》卷36录有他于天历二年(1329年)秋七月所写的《太常集礼稿序》；在陕西任行台治书侍御史期间，编绘完成《长安志图》3卷。可见他一生的着述还是很丰富的。但存留下来李好文的诗、赋不多，《元诗选》录有两首诗，分别是《挽宋显夫》和《题王子晋祠》，《元文类》卷1录有其《感志赋》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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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621页。
②[元]虞集：《国子助教李先生墓碑》，《道园类稿》卷44，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复刊本。
③[明]宋濂等：《元史》卷183《李好文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218页。
④[清]邵远平：《元史类编》卷22《侍从二·李好文》，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扫叶山房刊本。
⑤《元史》卷183《李好文传》，第4216页。
⑥《元史》卷42《顺帝纪》，第886页。
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的原因和目的，在他于至正二年为《长安志图》写的序中有明确交待：他在去陕西做官时，“由潼关而西至长安，所过山川城邑，或遇古迹，必加询访。尝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故汉城，临渭水而归。数十里中，举目萧然，瓦砾蔽野，荒基坏堞，莫可得究。稽诸地志，徒见其名，终亦不敢质其所处，因求昔所见之图，久乃得之。于是取《志》所载宫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识了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①。有感于所见当地城郭萧条，“瓦砾蔽野，荒基坏堞”，地名、古迹湮没紊乱，因此欲于旧志、旧图的基础上编绘新的图志，以使“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旧志指宋敏求的《长安志》，旧图指宋吕大防为之作跋的《长安故图》。后李好文经过多方寻求，终于找到了《长安故图》，并最终编绘成《长安志图》。吴师道对此记载说：“东明李公惟中，治书西台。暇日，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汉故城，临渭水，慨然兴怀取志，所书以考其迹，更以旧图较讹舛而补订之，厘为七图。又以自汉及今治所废置，名胜之迹，泾渠之利，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视昔人益详且精矣。”②
关于《长安志图》的版本，杨文衡考证有14个③。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是有关《长安志图》版本最为详细的论文④，作者经过考证，认为今存各种《长安志》(包括《长安志图》)的版本均来源于明成化本和嘉靖本，而成化本和嘉靖本又源于同一种元刻本⑤。现存通行的版本是镇洋毕氏灵岩山馆所藏清乾隆甲辰校刊本(辛文称之为毕刻本)，毕刻本以成化本为底本，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编入所刻《经训堂丛书》，前有王鸣盛写的序，是为经训堂本。台湾大化书局《宋元地方志丛书》和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所收录的《长安志图》，均依据《经训堂丛书》本。此外，日本东洋文库藏有嘉靖十一年刻本，杨文、辛文尚未提及，但因未见到原稿，尚不知日藏嘉靖本同中藏嘉靖本中的哪一部相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4种版本⑥，其中题为李好文至正二年辑的嘉靖十年刻本当即王重民所谓“明嘉靖间刻本”⑦，亦即辛文所谓李文藻旧藏的嘉靖本。此外三种是灵岩山馆毕刻本、经训堂丛书本和光绪十七年思贤讲社重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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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好文：《长安志图》原序，四库全书本。
②[元]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18《长安志图后题》，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
③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一元)》，文物出版社，l990年，第91页。
④辛文初载《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2集(1992年)，后收入作者《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一书，中华书局，1996年。
⑤[日]井黑忍：《モソゴル时代関中におけゐ农地开発——淫渠の整备を中心として——》，载《内陆亚细亚史研究》第19号，2004年3月。
⑥朱士嘉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中华书局，1989年，第360页。
⑦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1页。
《长安志图》和《长安志》是两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方志。李好文《长安志图》自序说：“图旧有碑刻，亦尝锓附《长安志》后，今皆亡之。有宋元丰三年，龙图待制吕公大防为之跋，且谓之《长安故图》，则此图前世固有之。其时距唐世未远，宜其可据而足征也。然其中或有后人附益者，往往不与《志》合，因与同《志》较其讹驳，更为补订，厘为七图。又以汉之三辅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废置不同，名胜古迹，不止乎是；泾渠之利，泽被千世，是皆不可遗者，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名之曰《长安志图》，明所以图为志设也。”朱彝尊也说：“读敏求之《志》者，必合是编(指《长安志图》——引者)并观，而古人之迹，庶几得其十九也。”①可见二志的关系是密切的，《长安志图》是在《长安志》的基础上编绘而成的，应该配合《长安志图》来阅读、研究《长安志》，反之亦然。明代西安府知府李经刻书时，曾将《长安志图》列于宋敏求《长安志》之首，合为一编，其后刻书多沿袭了李经的做法。至清修《四库全书》时，认为“好文是书，本不因敏求而作，强合为一，世次紊越，既乖编录之体，且《图》与《志》两不相应，尤失古人着书之意。今仍分为二书，各着于录”②。《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认为“《图》本不为宋《志》而作，两不相应”。明确指出二书有别，遂将二书分开刻印。大概元时《长安志图》单刻，明代李经将之与《长安志》合刊，清修《四库》又分刻。
二 《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和管理
元代尤其是元朝中后期，泾渠水利灌溉事业积弊越来越深，各种问题也越来越多，诸如渠口高出水面，引水困难，渠道两岸淤泥堆积如山，出土鹿巷填塞，原有渠道荒废，水闸损坏，元初至元之法废弛，用水纠纷层出不穷，官员腐败，等等，从而使元代泾渠水利建设和用水管理的难度加大。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积弊，迫使元朝政府必须加强泾渠的水利建设和加大用水管理力度，从而保证泾渠渠系的农田灌溉。
在水利建设方面，元朝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加强水利建设的力度。
第一，开凿新渠，导引泾水。泾渠“初凿之时，渠与河平，势无龃龉；岁月激涤，河低渠高，遂不可用”③。泾水河道日趋低下和引水渠口日渐高出的矛盾，是历代解决引泾入渠的焦点问题。汉修三白渠、宋修丰利渠，都是因为如此。宋时大理寺丞皇甫选和光禄寺丞何亮在向朝廷所上《复修三白渠议》中就指出：“暨年代浸远，泾河陡深，水势渐下，与渠口相悬，水不能至。”④至元代，这一矛盾更为突出，于是元朝政府只好于宋渠之上再开新渠。至大元年(1308年)，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王琚建议，于宋代丰利渠之上再开凿引水石渠(即《泾渠总图》所标之“石渠”)，又称“御史渠”，新石渠和宋丰利渠之间的距离是五十六步。开凿的“御史渠”，解决了引泾入渠的问题。
第二，加强对除泾水之外其他灌溉水源的建设力度。元时泾渠灌溉“水脉艰涩，所润益寡”，由于种种原因，用来灌溉的泾水流量比以前有所减少。因此，为了解决灌溉用水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