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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
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
邓辉
一、地理学与人地系统研究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古代的地理学仅仅是人们关于周围环境的零散知识，并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地理学则更多地附属于历史学，成为历史学的附庸，一直到清代的《四库全书》分类，仍按照史部地理类的分法，将地理列在历史名下。
地理学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仅仅是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事情。随着人们视野的不断扩大，地理学迅速发展起来，逐渐成长为一门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科学。近代地理学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科学，对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逐渐明确，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地理学流派中，对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有不同的偏向和侧重，但是整个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始终不离地球表层，不离人与地理环境这一主题，对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成为地理学家关注的主要内容。也正是由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自然与人文兼备的特点，地理学本身成为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现代地理学研究的范围，较之近代地理学的阶段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在研究手段方面，也已由早期的静态描述，发展到现代以卫星遥感、计算机技术、数学模型为基础的动态分析和定量化研究。部门地理学空前发展，有关地理要素的空间分析和微观机理的研究工作成就瞩目，一些部门地理学内部已逐渐形成并建立起对地理要素间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体系，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地理学"数量革命"，则反映了地理学内部利用数理统计方法探索地理要素空间作用规律的趋势。
在部门地理学研究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早期的统一地理学逐渐分化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两大领域，在二元论思想指导下，两大领域各自独立发展，互不相关，这种自然与人文研究工作相互分离的现象，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基于制约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律和制约人类活动的社会规律截然不同的看法，将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彻底地割裂开，又由于经济决定论的盛行，广义的人文地理学被作为"伪科学"而摈弃，人文地理学中惟有经济地理学一枝独秀。这种二元论思想也强烈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从建国初期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地理学研究一直表现出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各自独立发展的特点。
自8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人口、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口膨胀、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已构成极大威胁，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个地理学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重新在新的形势下以更尖锐的方式提了出来。如何协调人类社会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急迫而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所有地理学工作者面前，这也就要求地理学工作者要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以统一地理学的思想去研究当前面对的人地系统。由于地理学要研究的是一个复杂的地表开放巨系统，除了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之外，又叠加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人地系统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会性，研究工作的难度非常大，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地理学都难以独立完成。这就需要有新的统一地理学的思想指导，组织高层次的系统综合研究。[1]（P61-70）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重新统一，地理学内部各学科之间及地理学与其它相邻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也是当今科学发展的主要潮流。"地球表层与人地系统的调控研究"已被列为中国地球科学今后必须加强的重大基础性课题之一（注：中科院地学部编地学发展若干问题及对策：第三部分第十六项，1990年。），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地理学面临的急迫任务，也是中国地理学近期发展的重要领域。
二、历史地理学与人地系统的演变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既要涉及人地系统的空间结构与地域差异，也要涉及人地系统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在人地系统的研究工作中，空间与时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现代地理学研究的只是最近一段很短时间内的地理现象，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对地理现象空间上的相互关系及作用规律的阐释，由于所研究的时段基本上是瞬时的，地理现象时间上的变化往往被忽略了。但是人地系统合理调控的实现，既要求对地理现象的空间分析，又需要对人地系统演变的时间过程有深人的了解，如此才能预测人地系统的发展、建立合理的现代人地系统。然而，当今的中国地理学研究工作中恰恰表现了这方面的薄弱性，即关于地理空间特征在时间上变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不发达。
重视地理现象的空间差异分析，轻视地理现象在时间上的演变，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德国区域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赫特纳（AlfredHettner）。他认为地理学是对地理现象的空间特征进行区域分析的科学，而研究地理现象的发生和变化，则是历史学。并认为对地理现象进行时间过程研究的历史地理学，"与其说它是地理学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和地理学相邻的科学。……应该说它只能是一门关于历史的地理学"[2]（P170-171）。按照他的理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历史学服务，是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背景知识和解说的，而地理学的研究必须局限在相当狭窄的时间范围之内。这种思想在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e）的《地理学的性质》（The Nature of Geography）一书中表现得更加充分。他认为，历史学是研究时间的科学，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科学，时间研究与空间研究不可能相容[4]。
40年代至50年代，西方地理学界曾经对所谓地理学的空间与时间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许多学者发表文章，批评在地理学研究中轻视时间过程研究的观点。其中重视对地理现象进行时间过程研究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是英国的达比（H.C.Darby）和美国的索尔（C.O.Sauer）。正是由于他们各自出色的实际工作和系统的理论阐述，才促使哈特向本人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正，肯定了研究地理要素在时间上变化过程的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3]（P82-108）
50年代初，达比发表了《地理与历史的关系》一文[4]，详细论证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及地理学中时间过程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的材料是历史的，而研究的方法是地理的，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正像现代地理学研究的是现代时段的地理一样，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地理"。他还认为，研究地理景观必须要有发生学的思想：首先，现代的地理景观仅仅是在现在很薄的一个时间层内，而且也正在变成历史的地理；其次，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类的改造。如果地理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现代的地理景观，那么就不能单凭现在看到的那些东西，而必须追溯到过去的地理景观。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可以采用横剖面（cross section）的方法，通过一系列横剖面的复原（reconstruction），来恢复某一地区地理景观的变化过程，从而为现代地理景观的特点做出发生学的解释。
实际上早在30年代，达比就已经运用系列横剖面方法研究英国的历史地理。1936年出版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1800），是一本运用横剖面法研究区域历史地理的经典之作。达比的实际工作表明，横剖面方法是一种比较实用而有效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由于达比成功地运用横剖面方法进行了英国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这种方法在英国历史地理学界被广泛采用。本世纪中叶，这一方法被介绍到中国，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系列横剖面法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1）位于时间序列上的每一个剖面都是静止的，缺乏动态的表现；（2）剖面与剖面之间的变化被忽视了，没有反映出剖面之间的连续性，地理景观连续的变化过程被人为地切断了；（3）剖面的选择往往很难与每个地理要素的变化同步，从而造成那些未发生或很少发生变化的地理要素在各剖面中重复出现；（4）瞬时剖面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建立，每一个剖面代表的只是一段时间内的平均状态。由于受文献资料的限制，剖面的时间跨度往往很长，剖面最终变成了段块。
正是由于横剖面法在研究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70年代达比又在新的工作基础之上，编写出版了《英格兰新历史地理》（A New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研究的时段有所加长，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重大改进。如将整个英格兰地理景观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六段，分别建立横剖面加以复原，作为比较的标准。又在各剖面前后分别插入六个章节对其间的变化进行说明和解释，把静态的剖面描述与动态的过程分析结合到一块，这样一种研究和表述方式，无疑比30年代所采用的单纯横剖面复原前进了一大步，突出了对变化过程的重视。
同样重视地理现象的时间过程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着名地理学家索尔（Carl O.Sauer）。1941年索尔发表了题为《历史地理学序论》（For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的文章[5]，旗帜鲜明地强调了地理学中时间过程研究的重要性，批驳了哈特向在《地理学的性质》（The Nature of Geography）一书中将地理学仅仅视为空间科学，而将时间因素完全排斥的错误观点。
与英国的达比相比较，索尔更注意区域文化景观的形成与演变的综合研究。他认为文化景观是文化与自然环境双重作用的产物，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两方面的影响，它既建立于自然景观之上，却又是不同人类文化集团活动的结果。文化景观又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文化集团内，形成不同的文化景观。每一个文化景观的发展阶段，既是上一个发展阶段的结果，又是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和条件。因此，如果不研究文化景观的发生和变化过程，也就无法理解和研究现代的文化景观。[6]这种对文化景观形成过程的研究，就是所谓的历史地理学。
索尔是一位学识渊博、头脑敏捷的学者，他的研究工作不限于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和空间范围。在时间方面，他不仅研究美国近现代中西部"边疆"（Frontier）地区文化景观的形成与演变，也研究新石器时期人类对植物的栽培，甚至上溯到更遥远的时期，去探索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冰川进退的关系；在空间方面，他也不限于美国本土的历史地理研究，在中美洲、南美洲和东南亚地区，他都有不少精辟的研究成果。
索尔在文化景观的研究中，强调文化传统、技术手段对文化景观形成的作用，反对地理环境决定文化景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但他并不简单地排斥环境因素对文化景观的影响，他认为地球的表面是文化景观形成的基础，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都与人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得益于早年在芝加哥大学受到的良好的自然地理学训练，使得他可以自如地运用地貌学与植物学的知识去分析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正是由于索尔强调文化景观与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空间与时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他所创立的研究方向又被称为“文化生态学派”或“伯克利学派”。
与英国历史地理学者的横剖面复原方法相比较，索尔代表的美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则更注重于对地理景观时间演变过程的综合性研究。横剖面所指示的演变是每一段时间之间的变异，反映的是若干时间段之间的断续的、间跃的变化历史（changes between times）。而索尔则强调贯穿整个时间阶段的演变过程（changes-through times），他认为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年表，而是一个有机的前后相接的生长史。[7]
三、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和西方国家相比起步要晚一些，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基本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62年侯仁之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8]（P3-17）。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科学属性、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
一般来说，地理学内部按照研究对象所处时代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古地理学三个部分。其中现代地理学研究的是最近一个时段内的地理现象，由于所处的时段很短，变化的过程往往忽略不计，因此现代地理学的注意力集中于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分布与地域差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人类历史时期的地理景观的空间分布和地域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演变过程，时间上的变化过程与空间上的地域差异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同等重要；古地理学的研究则偏重于人类历史时期以前，研究的内容同样包括地理景观在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的变化，不过由于古地理时期的人类活动极其微弱，人文地理的研究内容则很少涉及。
这仅仅是一种笼统的时间划分方法，以往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上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英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集中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英格兰之后，美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偏重于欧洲人大量殖民美洲大陆以来，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则主要限于狭义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随着新技术、新手段的发展，考古学与第四纪环境等学科已经可以提供比较详细的史前时期的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材料。这样一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便不再受文字材料的制约而仅仅局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可以在研究时间上上溯到史前的漫长时期。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段应该包括整个全新世：“但我们更多的研究工作还是应从全新世开始，因为从此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界的影响日益加深。原始的森林逐渐被砍伐，湖泊沼泽逐渐被排干，气候、土壤以及动植物因此都在发生变化，由此而引起的自然环境各个要素的连续反应也日趋复杂。人类为自身的生存开创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9]（P1-5）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该从全新世的早期开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段应该以人地关系的特点为前提，而不应限于狭义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距今一万年左右末次冰期结束，标志着全新世阶段的开始，全球环境进入温暖的间冰期，人类的考古文化也恰好从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在随后的一万年时间内，人类经历了新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的发展阶段，驯化了植物和动物，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了专门的手工业，最后又经历了工业革命，发展到当代以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时代。在人地系统中，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由原来被支配、被主宰的地位，一变而为自然界的主宰。而正是在人类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过程中，产生了当今全球性的资源、环境与人口危机，人地系统出现失衡现象。全新世无论在自然环境的演变方面，还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面，都属于各自发展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与当今的人地系统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承继关系，对全新世期间人地系统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因此，研究全新世以来人地系统的演变过程并揭示其中的规律，为今天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照，已成为历史地理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比较丰富、系统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开展全新世人地关系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这正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优势所在。当然，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吸收考古学、历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还要学习和掌握第四纪地质学、古地理学、植物生态学、孢粉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广泛吸收相邻学科的新思想、新成果，只有如此才能完成这样长时间尺度的、异常复杂的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综合性研究。
中国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显得比较落后，以往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单个横剖面内的某个地理要素的复原和分析，如对某一时代的城市，或交通，或人口，或农业，或行政区的研究。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自然、人文要素间相互作用及变化过程的总体认识。又由于受现代地理学二元论思想的影响，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被人为地划分为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大块，将统一的地理对象割裂为互不相联的两部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对过去时间内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性分析注意不够，缺乏在统一地理学思想指导下对较长时间段内人地关系作用过程的系统、综合研究。这些在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所缺乏的工作，恰恰是当前开展地球表层人地系统演变研究工作中所迫切需要的。显然，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当前实际工作的要求尚有很大的差距。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组织有关力量，在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开展了区域历史地理的综合性研究工作，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国内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领域，另一方面也是为当地人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按照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全国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农区与牧区两大部分。农区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季风区，牧区则集中于西北干旱区和西南高寒区。农区与牧区的交界处，并非一条判然有别的分界线，而是存在一条农业与牧业两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交错分布的过渡性地带。这条农牧交错带的大致走向为：北起东北的大兴安岭东麓，经辽河中上游，沿阴山山脉向西，经鄂尔多斯高原的东缘南下，直到云南西部。南北宽几百公里，东西长几千公里。在农牧交错带内，既非纯粹的牧区，又非单一的农区，而是农牧并存，两种土地利用方式各自独立经营。[10]这个地区正好与考古学上称为半月型文化传播带的地区相吻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农牧交错带的北段，即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交界的地方，自然环境的变化最明显，人类活动的特点也最突出，史前时期这里流行细石器、石棺葬和石造建筑[11]，历史时期则表现为农牧交错带的南北向摆动，文化景观的准周期性变化格外引人注目。这条文化景观上的农牧交错地带，恰恰是生态环境的敏感地带，生态结构非常脆弱，文化景观上的特点正好反映了自然环境上的特点，即自然环境的过渡性与脆弱性。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摆动问题，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但是关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机制、南北摆动的范围、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对农牧交错带的影响等问题却很少论及。农牧交错带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是当地特殊的自然与文化特点的综合产物；农牧交错带内农业与牧业两种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既受当地自然环境的制约，又受南北文化交流的影响。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这一典型地区内农业的产生、畜牧业的出现、农牧交错带的形成、长城的修筑及走向、城市的空间分布、游牧民族的迁徙等问题，本着自然与人文相结合，时间与空间相统一的原则，系统地重建这一区域内农牧交错带的变化及人地系统内部土地利用方式的相互转化过程，最终揭示出这种变化的内在规律。这样的研究工作，不仅对当地的生产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学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如何为当前的实际需要更好地服务，这是每一个区域历史地理工作者都应该考虑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点，人地系统的发生与发展有其特殊性。简单地照搬英美等国现有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模式，不一定符合中国历史地理学本身及实际工作的需要。如何吸取西方区域历史地理学已取得的成就，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地理特点，形成一套适应于中国地域特点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这将是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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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O.SAUER, For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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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1）.
[9]侯仁之.环境变迁研究：发刊词[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10]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经济地理研究室.中国农业地理总论：第一章［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沈长江.中国畜牧地理[M].农业出版社，1989.
[11]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型文化传播带［A］.文物与考古论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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