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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十世纪唐代交通运输业研究述评（中）

三 河运与海运
(一)内河水路交通与运输
《旧唐书》卷94《崔融传》载融上疏谏税关市，论及唐前期内河交通运输有云：“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又《唐国史补》卷下叙舟楫之利云：“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江淮篙工不能人黄河。蜀之三峡、河之三门、南越之恶谿、南康之赣石，皆险绝之所，自有本处人为篙工。大抵峡路峻急，故曰‘朝发白帝，暮彻江陵’……扬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诉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仅此两条，即可见唐代诸主要内河航运交通之一斑。
关于唐代内河水运交通概况，若干水利史着作并有涉及(如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1939；张念祖《中国历代水利述要》，华北水利委员会图书馆1932；长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1979；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1987)，但大都简单描述，或史料欠缺，可资采择之处不多。较早对此论题予以论列的可推青山定雄氏。青山氏在关于唐代的水利工程、唐宋汴河(见下节“运河与漕运”)、唐宋时代的转运使及发运使(《史学杂志》44—9，1933)等系列论文中均或详或略地对包括运河在内的唐内河水运交通问题有所探究。尔后的不少学人关注的重点大都集中在运河与漕运方面。也有一些篇章在论述运河与长江沿岸的城市问题时对长江之水上交通有所述及(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4)。目前所见关于长江和其他水系交通运输的专论主要有辛德勇《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1)、何荣昌《隋唐运河与长江中下游航运的发展》(《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六朝隋唐时期长江流域航运交通的开发》(《苏州大学学报》1993-2)、杨钧《隋唐时期黄河的河运》(《杭州师院学报》1982-1)、马正林《渭河水运和关中漕渠》(《陕西师大学报》1983—4)、王力平《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2)、廖幼华《唐宋时代鬼门关及瘴江水路》(《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成功大学1999)以及龚胜生《历史上南阳盆地的水路交通》(《南都学刊》1994-1)等。此外，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前揭)也曾多处论及各区之内河交通、流程等问题，如《关内河东间河上诸关津及其东西交通线》(见京都关内区卷)、《河阳以东黄河流程与津渡》(见河东河北区卷)及《太原北塞交通诸道》之六“代北水运考略”、《隋唐永济渠》、《河北平原南北交通两道》(并见河东河北区卷)、《仇池山区交通诸道》之三“今成县略阳地区汉唐时代之水陆交通建设工程”(见秦岭仇池区卷)对相关区域之内河交通(含运河)等并有深刻揭示，且资料详备，值得予以特别的重视。曾一民《唐代广州之内陆交通》(国彰出版社1987)也参据相关资料，讨论广州至京洛的若干水路交通线。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下编“国内商业”部分述唐代内河航运，分别讨论两京一带的水运、华北其他地区的水运、长江水运、灵渠的通塞与水运等，并注意到唐代诸内河航运与前代的关联，提出了若干具有启发性的意见，颇值参读。
(二)运河与漕运(含“水路工程”)
运河作为隋唐时代贯通南北的水路交通线，具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运河之漕运状况因着各河道的通塞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等各种缘由而递有变化。因此，运河及其漕运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甚为关注的课题之一。藤田元春(《中国大运河的地理学研究》，《史林》11-3，1926)、青山定雄(《唐宋汴河考》，《东方学报》2，东京，1931；《关于唐代的水利工事》，《东亚学》2，1941；并收于同着《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又同撰《隋代大运河的开凿》，《历史教育》2-6，1954；《唐的交通和隋的大运河》，《世界历史大系·东洋中世史》2，1934)、外山军治(《唐代的漕运》，《史林》22-2，1937；《关于漕运的诸研究》，《东洋史研究》3-2，1937)、石原道博(《中国漕运史研究札记》，《历史学研究》7—11，1937)、张昆河(《隋运河考》1、2、3，《禹贡》7-1、7-2、7-3，1937)等较早涉及这一论题。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1944；《略论大唐帝国与运河》，《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1989)、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阎文儒(《隋唐汴河考》，《辽海引年集》1947)、小岛市太郎(《隋的统一和运河的开凿》，《史学研究》1950-4)、伊藤安展(《唐代的漕运额》，《史渊》1951-49)、邹逸麟(《隋唐汴河考》，《光明日报》1962．7．4)、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东京近藤1971)、筑山治三郎(《唐代的漕运与和籴》，《京都产业大学论集》5-1，1975)、陈正祥(《唐代的黄河与汴河》，《新亚学报》11下，1976)、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2，1979)、杨希义(《略论唐代的漕运》，《中国史研究》1984-2)、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1987)、清木场东(《唐代的东南漕路》1，《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29-3，1988)、王力平(《韩混与唐代漕运》，《河北师院学报》1987-4；《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2)、王朝中(《唐朝漕粮定量分析》，《中国史研究》1988-3；《唐代安史乱后漕粮年运量骤降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3)等分别研究了隋唐乃至唐宋时期的运河与漕运问题，或对运河之某一河段的通塞、演变等予以考订。中国唐史学会唐宋运河考察队编《唐宋运河考察记》(三秦1985)及《运河访古》(上海人民l986)所收十余篇论文亦对此期运河或漕运分别进行了论述或辨析。而在上述之研究成果中，以青山定雄、全汉昇两氏的业绩最具代表性。
青山定雄氏早在1931年即发表着名的《唐宋汴河考》一文，后又相继撰写论着多种，具见前揭，对隋唐运河诸问题进行了详密的研究。作者的重要贡献在于：其一，详细地考订出唐宋汴河河道的位置，揭示出隋的通济渠(即唐宋汴河)开凿之后汴河的行程与隋以前“古汴河”之间的重大差异，对汴河这条南北交通干线在唐宋时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作用给予了恰当的估价。作者参据大量史籍记载，尤其是诸种行记，首先考订了宋代汴河的位置，运用逆向考察的方法，论证了唐代的汴河与隋炀帝所开凿的通济渠，并对隋以前“古汴河”的位置进行了辨析，指出隋炀帝以前的古汴河河道是在大梁(唐之汴州、宋之汴京)东面的雍邱附近东流，至徐州南入泗水，再汇入淮河；隋炀帝以后之汴河河道则在雍邱分为新、旧两条，新河道是由雍邱东南流入淮水，这条河道开凿以后，可以避免以往古汴河与自然河流相似的迂曲状况，从而使水道缩短，也意味着南北水路交通干线的缩短，唐宋汴河所沿用的正是这一新河道。作者在上述考订的基础上评述了大村欣一、谷森饶男诸氏旧说的欠缺(大村欣一《中国运河研究》，《东亚研究会会报》4；谷森饶男《论日唐交通道路》，《史学杂志》26-5，并见青山定雄《唐宋汴河考》一文的述评)，并对汴河在此期国家漕运及公私行旅、商贾往来的作用等做出了重要的提示。其二，论证了隋代运河诸河段的开凿问题，并对唐宋时代包括运河在内的水路工程、设施等进行了重要的论述和解说。分别讨论了唐代自关东江淮至京师长安的漕运路线、北中国的水路、南中国特别是长江以南的水路、连结南北的运河与都市以及唐宋时期运河(侧重于汴河)的航运设施、闸堰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颇值倾听的意见。青山氏的研究业绩并不限于运河及其他河道的水路交通，对于此期水利史、水政、商业史的研究也有着多方面的启发意义。同时作者对李翱《南来录》、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欧阳修《于役记》、楼钥《北行日录》等行记中有关唐宋汴河资料的勾稽和运用上也用力甚多，均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当然，青山定雄氏研究的侧重点在于隋代运河各河段的位置、开凿情况及唐宋汴河河道与隋通济渠的承继关系、唐水路工事等方面，而于运河在中晚唐时期的阻塞情况未及论列，述汴河流经地点也有与《南来录》记述不相吻合之处等等。但却为学界日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全汉昇氏《唐宋帝国与运河》(前揭)一书则从漕运和财政立论，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运河在唐宋帝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整个国家机构运作中的重要作用诸问题。作者按照不同的时段考察了唐宋时代运河的通塞的情形，依次讨论了唐高宗以后的东都与运河、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大唐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及北宋立国、北宋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宋金的对立与运河等，在厘清各不同时期内运河通塞、漕运状况的基础上，揭示出运河对唐宋帝国的重大影响。认为运河连系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并因之使国家凝结为一个坚固的整体，运河的畅通与否关系到帝国国运的盛衰；与此同时，随着运河的诞生，唐宋帝国的经济地理也发生剧烈变动。作者以洛阳、汴州为例，论证其所以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正由于运河的影响而导致的经济地理的变动；而运河沿岸的河阴、睢阳、宿州、泗州、扬州、真州、镇州及杭州等之先后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码头进而发展为繁荣的城市，也同样由于运河的影响所致。作者还对运河在促进南北不同地域内商品交换的作用等予以简要的提示。全汉昇氏的探讨立意新颖，见地高远，可视为20世纪唐宋运河与漕运问题研究的鸿篇巨制。但似亦有未审之处，如断言运河的开凿并始于隋，甚为笼统；对运河的作用特别是唐高宗至玄宗开天盛时长安对江淮漕粮的依赖估计过高，未察当时输入关中之粮米除江淮之外，并有河南、河北以及河东等，《册府元龟》卷487《邦计部·赋税一》开元二十五年九月诏、《通鉴》卷214、《旧唐书》卷9《玄宗纪》、《唐会要》卷87《漕运》高宗咸亨三年条、《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均记述甚详。同时，推论中古之经济中心早在隋代业已南移，似亦有可商可议之处。
(三)海上交通与运输
隋唐五代时期的海上交通与运输远过于前代，相关资料散见于诸种文献，《新唐书·地理志》录贾耽“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广州通海夷道”及敦煌石室所出唐《水部式》残卷等尤可关注。
高楠顺次郎最早注意到唐代的对外航海交通问题(高楠顺次郎《以唐为中心的对外航海交通》1、2,《史学杂志》14-4、6,1903)。谷森饶男(《关于日唐的交通道路》，《史学杂志》26—5,1915)、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中译本，陈捷译，上海商务1931)、桑原骘藏(《唐宋元时代中西交通考》，中译本，冯攸译，上海商务1930)、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的研究[南海篇]》，星文馆1933)、木口健藏(《日隋交通史的考察》，《史学研究》12-3,1941)、鞠清远(《唐代之交通》，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1944)、岑仲勉(《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人航线》，《东方杂志》41—18,1945)、李天一(《唐代中西海上交通之港口》，《中央日报》1947.5.28，1947.6.4；《唐代中西海上交通之航程》，《中央日报》1948.7.5，1948.7.19)、韩振华(《第八世纪印度波斯航海考》，《福建文化》3-2,1947；同撰《唐代南海贸易志》，《福建文化》3-1，1947)、章巽(《隋唐时代的海上交通》，《地理知识》1956—1)、罗香林(《屯门与其他自唐至明之海上交通》，《新亚学报》2-2,1957)、家岛彦一(《唐末期中国、大食间的印度洋通商道路》、《历史教育》15-5、6,1967)、小叶田淳(《中世纪日中交通贸易史的研究》，刀江书院1969)、严耕望(《隋代人文地理》、《唐代人文地理》上、下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新1版，原刊于1954。严氏于上述诸篇对隋唐五代海外交通及海运略有述及。又同撰《唐代交通图考》，拟于第8卷专述《河运与海运》，惜未得见)、日野开三郎(《新罗末年三国的鼎立与对大陆海上交通贸易》，《朝鲜学报》16、17，1960—1961)、森克己(《遣隋使与遣唐使》，《东洋学术研究》9-1，1970；《日唐、日宋交通航路的发达》，《日本历史》1971—272)、武伯纶(《唐代广州至波斯湾的海上交通》，《文物》19722)、汶江(《评(唐代广州至波斯湾的海上交通)》，《文物》1978-11)、林家劲(《唐代广州与南海的交通》，《学术研究》1979-6)、钮仲勋(《从唐代中日海上交通看鉴真东度》，《地理知识》1980-4)、张铁生(《中外交通史初探》，三联1965)、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3；《唐代中国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青海师大学报》1985-1)、王文楚(《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东返日本航路再探》，《历史地理》2，上海人民1982)、刘成(《唐宋时代登州港海上航线初探》，《海交史研究》1985-1)、高伟浓(《唐宋时期中国东南亚之间的航路综考》、《海交史研究》1987-1)、王振芳(《唐五代海运勾沉》，《山西大学学报》1989-1)、闻之(《唐五代闽海上交通的特点》，《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1，福建人民1982)、张泽咸(《六朝隋唐间福建地区的海运与开发述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1993；同着《唐代工商业》下编，中国社科1995)等分别讨论了隋唐或唐宋时期的海上交通航线、重要港口、航程及海运等问题。李剑农(前揭《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之《商业交通》)、吕思勉(前揭《隋唐五代史》之《交通》)、韩国磐(前揭《隋唐五代史纲》4、5)、王仲荦(《前揭《隋唐五代史》上册6)等也对此有所述及。其中，木宫泰彦、桑原骘藏、藤田丰八、岑仲勉等学者的早期成果虽有可商或待补充之处，但对主要交通线、交通史地的考证、论列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对此期海上交通与运输并有系统论考者可推张泽咸90年代的新作。前揭张泽咸氏《六朝隋唐间福建地区的海运与开发述略》一文及专着《唐代工商业》下编论述隋唐五代海上交通路线与航程，作者参据诸种文献，在前人已有考订基础上，就贾耽所记“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广州通海夷道”和未为贾耽所记的日、唐间的交通路线及其航线、航程的特点多所揭示。并往往上溯两汉六朝，以考察隋唐海上交通线的由来和新的变化。在沿海航运方面，作者搜集大量史料论列了此期华北、山东半岛与辽东等地的海运、东南沿海一带的官、民泛海运输等。特别是对隋唐时期军粮的“河海联运”、山东半岛至辽东的海运、江南之稻米、布帛经海运至幽、燕地区等史实的揭示甚具启发性。作者还根据《水部式》所记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等州差水手海运的条文，推论出唐东部、北部沿海海运发展的实况。张泽咸的上述论考，是目前所见有关隋唐海运论题的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成果，很值得予以特别的重视。当然内中似亦有若干值得补充之处，如论述隋唐福建海运，亦有若干资料可以利用，如《唐故登州司马王府君(庆)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34号)所述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征高丽之战，曾以山东半岛为基地，白海路运兵至辽东(朱长义《<唐登州司马王庆墓志>所见唐前期山东半岛若干史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6，武大1998)。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若能进一步利用墓志、僧传和相关行记资料，对本论题的研究将会更为深入。
与上述论题相关联者还有刘洪石(《唐宋时代的海州与海上“陶瓷之路”》，《东南文化》1990-5)、寥大珂(《唐末五代福州海上交通的发展与甘棠港的兴衰》，《福建史志》1993-2)、刘希为(《唐代海外交通发展的新态势及其社会效应》，《海交史研究》1993-1；《略论唐代海外交通发展的新态势》，《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1993)、樊文礼(《登州与唐代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1994-2)等学人的论考，也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