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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戴鞍钢：《近代中国城乡经济关系演进述论》

原刊《安徽史学》2013年第3期
【内容提要】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下，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并无质的差异，彼此之间的联系松散。鸦片战争后，这种局面被打破，相当一部分受到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直接或间接辐射的农村经济开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同时也支撑和推动了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的变革。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符合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要求，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又明显制约了这种关系的地域范围和实际效应。
Before the modern Chinese society,in a relatively closed natural economy, urban and rural social economy had noqualitative differences.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situation was broken and a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rural economy had been a series of profound changes bythe direct or indirect radiation of the treaty port urban economy. Thesechanges had also supported and promoted the urb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modern China. This two-way interaction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of the forwar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obviously restri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alrange and actual effect.
【关 键 词】近代中国/城乡经济关系/农村经济/通商口岸modern China; urban-rur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rural economy; thetreaty port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应该看到，当代中国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仍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产品供求平衡，保持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的良好势头，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仍然要进行长期艰苦努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走一条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道路。历史与现实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深入剖析近代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的演进，有助于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①。
一
总体而言，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下，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并无质的差异，彼此之间的联系松散。鸦片战争后，这种局面被打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在主权遭受巨大损害的同时，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分解，沿海沿江一批通商口岸城市相继增辟，以这些城市为基点，资本主义企业陆续兴办，轮船和铁路先后运行，市场贸易和商业资本日趋活跃，新式金融业次第崛起，科学技术渐有传播，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空间距离增大，这些都给中国农村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济结构带来猛烈冲击，相当一部分受到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直接或间接辐射的农村经济开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诸如农产品改良、经济作物产销、种植技术和经营方式改进的主要动因，得助于中外工商资本的介入，与此同时，后者也因此在原料供应及其优质化、进出口贸易品种和市场的拓展、涉农企业的规模化经营等方面受益；而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在减缓农民生存窘困，增加其谋生途径的同时，也为起步阶段的近代工业和城市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支撑，也多少有助于近代文化科技知识和技能的传播。
农村经济的上述结构性变动，同时也支撑和推动了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的变革。有统计显示，鸦片战争后迄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是有所增长的。就农作物产量来说，确实增长极慢，年率也许不过0.5—1.5%，掣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但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总产值的比重，由19世纪末的约10%增为1920年的17%和1936年的23%；加以棉种、蚕种的改良和烤烟的种植，基本上能满足当时工业发展对农产原料的需要②。应该说，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符合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要求，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又明显制约了这种关系的地域范围和实际效应。
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是由通商口岸城市主导的，这些通商口岸城市的设立，则主要是服务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经济扩张的需要。1904年，青岛的中国商人直言：“毫无疑义，青岛不是为中国人建的，自由港的好处首先要让德国人享用。”③1912年10月，孙中山曾尖锐地指出：“外人之在我国百计营求，无非欲握特别利权，冀达其自私之目的。”④通商口岸的基本格局，是由外国资本主义依仗不平等条约强行开埠后逐渐形成的市场格局所决定的，这种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城市分布的偏在，如沿海的上海、天津、大连、青岛以及长江沿岸的汉口、重庆等。进出口贸易是这些城市的主干，其不断增长带动了这些城市的交通业、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由商业贸易中心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或地区的经济中心，进而对相关的农村经济的演变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同一时期，更广大地区的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则处于相对迟滞状态，包括一些久负盛名的省会城市，如昆明、西安、兰州和西宁等。昆明自元代以来已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直到清末，昆明的人口始终没有突破10万人。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和1911年辛亥革命后，人口才超过10万。1937年，昆明“全市人口据市政府的统计是十四万七千余人，外人侨居者以法及安南人为最多，但实数尚不及五百人。柏油马路在昆明是见不到的，所有的路全是石板铺砌”⑤。曾在1929年途经西安的凌鸿勋记述：“西安是历史上有名的古都，地方大，城墙整齐，但已无往日的繁盛。我们一行四人抵达西安后，发现西安城内的旅馆都是简陋不堪。”⑥据1930年初的统计，兰州城市人口为9.5万人；西安为12.5万，只相当于1843年西安城市人口总数的40%⑦。1949年时，“西宁城乡人口数量五万，近代城市的电灯、电话、上水、下水、马路、公交一概没有，街道上晴天一身灰，雨天满街泥，因为是土路，不是水泥路或柏油路之故。总之，中世纪城镇面貌依然如旧。”⑧
从近代中国城市的分布来看，其显着特点是经济相对活跃的重要城市多集中于沿海地带。清末民初在华的德国传教士卫理贤曾这样感慨：“我们不能被急剧变化中的表象蒙住了眼睛，外来文明对中国老百姓的心态的影响，决不会像表面上那么深远。我们不要忘记，上海和其他现代城市，只不过是中国的一小部分。”⑨其他如天津、青岛、烟台和济南等口岸或自开商埠城市，与内地城市也有很大差异，即使如开封这样不太偏远闭塞之地，与上述城市亦情景迥异，1906年在华游历的日本人宇野哲人记述：“济南与天津、芝罘、青岛等相近，受外国之影响颇大，市中到处可见我国之杂货，又多用东洋车即人力车。而开封离开港之地颇远，我国之杂货虽偶尔可见一二，而人力车则未曾入眼。”⑩
据截止到1936年的统计，全国50万人口以上的10个大城市全都集中在沿海地带，19个中等城市也有16个分布于这一地区，其时全国193个城市即有147个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占总数的76.2%。东南沿海地区城市网密度为中部地区的3.3倍，为内陆地区的41.3倍。就其空间分布而言，其时上海、北平(今北京)、广州、天津、南京、汉口、香港、杭州、青岛、沈阳等10个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除汉口、沈阳外，均聚集在沿海地带，形成了中国华北沿海的北平天津唐山城市群地区；胶东半岛的青岛烟台轻工业城市区(包括威海卫、龙口、石岛、连云港等)；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通州、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东南沿海包括温州、泉州、福州、厦门、漳州的沿海港口城市带；珠江三角洲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轻工外贸城市区；以及潮汕平原城镇群，共同组成了中国沿海城市密集带(11)。其中又以上海最为突出，从19世纪70年代始至1947年止的统计数字显示，上海一直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其在对外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多数年份是50%，如再加上广州和天津的对外贸易额，则占到70%以上(12)。
中国近代城市的区位偏在以及当时诸如铁路、公路等近代交通方式推进的缓慢，使得内地省份除了大宗出口商品长途运销外，其农产品运销多局限于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中国近代市场发育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内地偏远地区判若两个世界。这种情况到20世纪30年代在不发达地区还很普遍，他们靠地方小市场生活而与全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联系不多或全无联系。”(13)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城市对乡村经济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其周边地区及其进出口贸易国内产供销和长途贩运所经地区，呈现点状和线状形态，没有也不可能对更大范围内的农村经济产生直接和广泛的影响，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二
以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城市与内地乡村的经济联系，主要表现为由进出口贸易维系的商品流通，以及与此相关的农产品商品化。这种商品流通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如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种植种类的增多和面积的扩大，受制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市场需用；一些主要出口农副产品如茶叶和生丝的销量和价格乃至其盛衰，亦多受外商主导。与此相联系，是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近代中国国内市场的商品流通格局，主要表现为进口商品和机制工业品从沿海通商口岸流向内地城乡，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则从内地输往沿海口岸城市。在这种受列强主导的商品流通过程中，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格外突出。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问题，涉及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等因素，也与市场结构和价格结构有关。
在近代中国的商品流通中，工业品的价格水平是由通商口岸城市决定的。要经过批发、中转、零售等许多环节销往内地和农村，每个环节都要加上商业利润、利息和捐税等，所以它们是逐级加价的。而农产品是由农村和内地流往通商都市，它们往往要比工业品经过更多的中间环节。但是，它们的价格水平(基准价)也是由通商口岸城市这一端决定的，因而在流通中它们是按已定的价格水平逐级压价，以充商业利润、利息和捐税的(14)。至于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农民所得价格占销地价格或曰产地价格占销地价格的比率，一般而言，大约在35%至75%之间；而工业品在农村的售价则要比产地价格大约高100%(15)。显然，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很不利于农产品。这种价格结构不仅造成农村的输出不能抵偿工业品的输入，即农村对城市的负债，也造成内地省份的入超，即内地对沿海口岸的负债。因此，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尽管总的农产品出口量是增加的，但是农民从中获得的好处是微乎其微甚至是不存在的”(16)。显然，对受口岸城市促动的农副产品商品化进程给农家经济带来的实际效益，应有具体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作泛泛之谈或过高估计。
其次，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城市的经济主干，始终是商业而非工业，直到1949年，近代工业在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只有17%，连同工场手工业在内也仅占23.1%(17)。而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近代工业，也多集中在沿海沿江少数几个大城市，尤其是上海。有学者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外资工厂集中于租借地和主要通商口岸所在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如上海、大连、广州、青岛等”(18)。另据对国别的统计，1929年英国在上海的企业投资占其在华总投资的72%，1930年美国在上海的投资占其在华总投资的65%，同期日本在上海的投资占其关内总投资的50%。1931年，上海的外国投资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46%(19)。
英国当时在华投资的重心，在上海和长江流域。据1930年的估计，在英国直接投资中，上海占投资总额的76.6%，香港占9.3%。1936年，英商银行资产的80%、贸易的70%、工业的64%都集中在上海，总计上海约占71%，香港占12%。另据更详细的统计，1931年英国在华直接投资的1.979618亿英镑中，上海占1.3亿英镑，约占总数的66%弱；香港占0.35亿英镑，约占总数的18%弱；国内其他地区仅有0.3亿英镑，约占总数的15%强。1937年，英国在华商业投资的2亿英镑中，有1.8亿英镑投在上海，约占总数的90%(20)。截止到1949年的统计，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7%以上集中在占国土总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而占国土总面积88%以上的广大内地，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22.4%(21)。以通商口岸城市为基地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孱弱和偏处沿海狭长地带的畸形分布，直接限制了其对广大中国农村经济本可发挥的引领和互动作用。
再次，近代中国虽有以上海为代表的通商口岸的崛起和相关市场经济的明显推进，但众所周知，其并没有撼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农村的统治地位，众多中国农民与口岸经济并无多大关联。1903年在华游历的一位美国人感叹：“许多肤浅的环球旅行家都根据上海来认识中国，这是个严重错误，因为这个海港城市尽管是在中国，但并不是真正的中国。”(22)1917年，蒋梦麟从美国回到家乡浙江，发现“离商业中心较远的地方……乡下人还是和他们的祖先一样种茶植桑，外国货固然也偶然发现，但是数量微不足道”(23)。同为浙江人的曹聚仁写道：“从我的家乡到杭州计三百六十华里之遥，一位浙东农村的庄稼人要进省城一回，那真是天大的事……那些到过上海的商人，一回来就得写‘天方夜谭’了。”(24)邻近上海的浙江尚且如此，可见对口岸城市与广大内地农村的经济关联度应有客观的认识。
显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口岸城市与相关农村经济互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城乡关系的演进，虽然在很多方面给中国的城乡关系带来了许多新的积极的内容，但在总体上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如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主要症结在于其主导方的通商口岸一直被外国列强所控制，而当时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根植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历届中国政府虽曾也有一些枝节的改良举措，但都没有也无意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25)。能够引领中国农村走出中世纪的全新的城乡关系的建构，有待于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一天。
注释：
①以往的相关研究，可参阅拙作《近代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综述》(待刊)。
②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文史哲》1991年第6期。
③[德]余凯思着、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187页。
④张金超辑注：《孙中山佚文三篇》，《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
⑤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昆明梦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⑥沈云龙等：《凌鸿勋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65页。
⑦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⑧李臣玲：《青海民族教育近代化的困境与选择》“序”，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⑨[德]卫理贤着、王宇洁等译：《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09页。
⑩[日]宇野哲人着、张学锋译：《中国文明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4页。
(11)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8、160页。
(12)王玉茹等：《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13)王玉茹：《增长、发展与变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研究》，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1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15)陈其广：《百年工农产品比价与农村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16)王玉茹：《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17)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18)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19)[美]雷麦着、蒋学楷等译：《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5、210、319、72、73页。
(20)陈谦平等：《近代英国在华直接投资评析》，吴景平等主编：《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1)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22)[美]威廉·埃德加·盖洛着、晏奎等译校：《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23)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24)曹聚仁：《浙东》，《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25)中外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改良举措的研究成果，可参阅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197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周惠民主编：《1945-2005年台湾地区清史论着目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马钊主编：《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着目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1949年2月3日，“下野”的蒋介石回到家乡奉化，游历城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在当天的日记中，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同年9月1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飞抵成都负隅顽抗时称：“我们今天真正要造福于农民，就惟有彻底实现二五减租。这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反共的最后、最有效的武器。”(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二集)》，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315页)此时，这只能是痴人说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