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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汝丰：钱大昕宣南事略

钱大昕，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1728年2月16日)生。祖父钱王炯，字青文，号陈人。“生而颖敏，好读书，……家贫，以课徒自给，亲旧家有藏书，辄借读之，虽盛暑沍寒，未尝一日少辍”。[1]其治学受嘉定先贤及清初考据学风影响，认为“读书必先识字”[2]，很重视四声清浊之辨别精审，对音韵训诂之学研究有素。钱大五岁时起，便从祖父学，“授以经书，稍暇即与讲论前代故事，详悉指示，俾记忆勿忘乃止”[3]‘钱大昕之父名桂发，字方五，号小山，少承庭训，以读书立品为务，有文名，亦以授徒自给。“遇少年质美者，必教以兼通古学，勿蹈科举空疎之陋”[4]。钱大昕自幼受家庭影响，勤学深思，奠下了严谨朴实的治学基础。
乾隆九年(1744)，钱大昕15岁，考取秀才，有神童之目。十四年，入苏州紫阳书院肄业。院长王峻(字次山，号艮斋，江苏常熟人，雍正二年进士)“以古学提唱后进”[5]，又精于地理之学，“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6]，期许甚厚。钱大昕说：“子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7]。就读期间，钱大昕还曾往谒乾嘉学术大师惠栋，“与论《易》义，更僕不倦”[8]。惠栋长钱30余岁，视钱为“可与道古者”[9]，结为忘年之交，钱大昕治经，受惠栋影响不小，又多有独自创见，《清史稿》钱传评惠钱学术关系云：“大昕幼慧，善读书，时元和惠栋、吴江沈彤以经术称。其学求之《十三经注疏》，又求之唐以前子、史、小学。大昕推而广之，错综贯串，发古人所未发”。[10]
紫阳书院是江南人文之乡的着名书院，名师执教，人才辈出。钱大昕与王昶、曹仁虎同时入学，三人“食则同炊，夜则联床”[11]，相交尤笃。同窗好友中，还有王鸣盛(钱大昕妻王舜英之兄)、吴泰来、赵文哲、黄文莲，“相与镞厉古学”[12]，均擅诗，以辞章名，有“吴中七子”之称。
十六年，乾隆首次南巡，钱大昕迎驾献赋，召试，特赐举人，以内阁中书补用。次年，钱大昕北上任职，第一次踏入都门。自此居京师长达23年之久。抵京后初寓宣武门外绳匠胡同，之后曾七次移居，其《移寓珠曹街与礼堂夜话》诗中有“五年光景七移居”之句，自注云：“予以壬申(1752)六月至都，寓绳匠胡同；十二月，寓草厂胡同僧舍。癸酉(1753)二月，寓潘家河沿；九月，寓椿树胡同。乙亥(1755)二月，寓闵忠寺街；六月，寓横街。至是凡七移寓矣”[13]，诗作于乾隆二十一年，此时又移居珠曹街，又称珠巢街，即今日宣武区珠朝街。五年七迁，居址均在北京宣武门外迤南一带泛称“宣南”的地区。其后，钱氏又曾移居宣武门外大街、官菜园上街、将军教场胡同，亦在宣南，则移居已达十次。钱氏入京第三年(乾隆十九年)会试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擢右春坊右赞善。累充山东、湖南、顺天乡试主考官。然毕竟是翰苑闲曹，薪俸不高，无力自置寓宅，不得不为求一安居之所而奔波。钱大昕从珠巢街移居宣武门外大街时有题壁诗一首，述其频繁迁居之苦云：“真似山僧惯打包，桑根三宿等闲抛。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市近米盐喧耳畔，客疏尘土积堂坳。年来学得安心诀，容膝三间即乐郊。”[14]一位饱学之士、学术宗师，为迁居所苦，发出“桑根三宿”、“劳如车轴”、“鸠未定巢”之感叹，又于无奈之中，只能学得“安心之诀”，寄望“容膝三间”即可。难怪宣南士林精英俊彦常有长安好，居不易之愁怅。
京师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宣南则人文荟萃，学者名流蔚集。钱大昕居京期间，得与四方名流交游，论文道古，相与切磋。老友如王鸣盛、王昶、曹仁虎；新知如纪昀、朱筠、毕沅、赵翼、程晋芳、陆锡熊、卢文招、翁方纲等，还有同年、同官以及慕名相访之学人名士，极为广泛。钱大昕在《炙砚集序》中说：“一旦辞家而仕于朝，与贤士大夫游，或接武于公廷，或相访于寓邸，出或同车，居则促膝，收直谅之益，极谈议之欢，经年累月，无间寒暑，思寻家庭长枕大被之乐，翻不可得。”[15]曹仁虎、王鸣盛、王昶均为钱氏紫阳同窗挚友，入都后均寓居宣南，“望衡对宇之际”，日夕过从，论学说文，钱大昕称为“此平生第一快事也”[16]。乾隆首下江南时与钱大昕同应召试特授内阁中书之谢墉、陈鸿宝、王又曾、蒋雍植、吴娘、褚寅亮、吴志鸿、孙梦逵相继入都后，亦常聚宣南，“或一月，或半月，辄小集……则相从谈诗文，杂以诙嘲，泥酒取饮，盖无日无之也”[17]。
钱大昕与戴震相识订交亦在宣南。钱氏记与戴初识云：“(戴)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缠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一日，携其所着书过予斋，谈论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叹曰：‘天下奇才也’。”[18]随后，钱大昕向秦慧田推荐戴震，秦大喜，遂延聘至家中，助秦编纂《五礼通考》。又介绍戴震与纪昀、王鸣盛＼王昶、朱筠等与之相识。自此，戴震名重京师，“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19]。钱戴订交，引为知己，二人业有相通，学各有长，学术建树宏富，乾嘉学派戴、钱各成一派代表，与同代前辈大师惠栋鼎足而三。钱对戴有很高评价，称其经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20]，又赞其天算之学，“学通天人”[21]。戴震则说：“当代学者，吾以晓征(钱大昕字)为第二人”[22]。戴氏隐然自以第一自居，但仍称钱为当代第一，足见其敬服推重之高。
钱大昕博通经史，考辨审实，造诣精深。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称其“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又称其“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宗师也”[23]，另一位着名乾嘉学者浚廷堪更称誉钱大昕为集大成一代儒宗，认为钱氏之学，“体大思精，识高学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绍两汉者，惟阁下(钱大昕)一人而已”[24]。
钱大昕于史学贡献甚钜，早年在紫阳肄业时，即博览史籍，乾隆十七年入都后旅居宣南，更专精史学，锲而不舍，终于撰成其史学代表作《廿二史考异》。钱氏在该书自序中述成书经过云：“予弱冠时，好读乙部书。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讫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复校勘，虽寒暑疾疢，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丁亥岁，乞假归里，稍编次之。岁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设教钟山，讲肄之暇，复加讨论，间与前人闇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25]。钱氏所述“通籍以后”至“丁亥岁乞假归里”，其间计十五年，正是钱氏旅居宣南之时。可见，钱大昕在宣南寓斋辛勤耕耘，《廿二史考异》已奠下基础，初具规模，或可说已成初稿。钱氏自序写于庚子年，即乾隆四十五年，此时钱大昕已从弱冠之年到52岁了。全书一百卷，历28年而成。钱氏认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26]全书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对《史记》、《汉书》，至《金史》、《元史》二十二朝正史全面考证、辨异、校勘、补遗，开清代史学考证之先河，影响甚大，是我国优秀史学遗产之珍品。
钱大昕治学，范围博大，学术领域至广，不仅经学、史学有突出贡献，对小学、算学、校勘学、金石学等均有深入研究，造诣精湛。例如算学，钱大昕居京时，常与同年褚寅亮、吴朗等研讨九章算术暨西洋测量三角诸法。尚书何国宗(字翰如，亦字约斋，直隶大兴人)久领钦天监事，精于天算历法，曾慕名往访钱大昕，对钱氏论说天算之学极为赞赏，称钱为“今之贾逵也”。钱大昕一次在宣南纪晓岚寓所与戴震相遇，三人论及天算之学。戴震极称其师江永算术不下于梅文鼎。钱大昕则认为江永之学大都据西法引申。而梅文鼎能用西学，江永则为西人所用而已。钱大昕着《答问》一篇，凡二十四条，阐述有关天文历算见解。还与朱筠讨论“太阴”、“太岁”之说。又应用算术观史，提出“岁星纪年”、“太岁太阴”等问题，认为古法“岁阴”与“太岁”不同。《史记》太初元年所谓“焉逢”、“摄提格”，是“岁阴”，而非“太岁”。钱大昕有关天算之学重要成果是《三统术衍》。晚年又撰成《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27]。
钱大昕另一学术贡献是金石学。钱氏很重视金石碑版之搜求，认为金石之学对于考史补史极为重要。《竹汀居士年谱》记钱“至身所经历，山匡水畔，黉宫梵宇，有断碑残刻，必别鲜拂尘，摩挲审读，或手自推拓。积三十余年，遂成巨富”。京师宣南琉璃厂更是钱大昕日常驻足之地。《钱竹汀先生行述》亦记钱氏“在京寓，暇即读经史，日以为常。间往琉璃厂书市，购得汉唐石刻二、三百种，晨夕校勘，佐以史事，为之拓尾，考证金石文字自此始”。《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是钱大昕金石文字研究心得之结晶。乾嘉学派着名学者王鸣盛为之作序，认为古来金石学名家有宋之欧阳修、赵明诚，明之都穆、赵崡，清之顾炎武、王澍、朱彝尊七人。而钱大昕“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评价极高。梁启超论清代学术，称金石学在清代“彪然成一科学”，顾炎武为斯学滥觞，而继起诸大家则首列钱大昕[28]，可见钱大昕于金石学之贡献及其学术地位。
钱大昕于金石学最重考史补史，此亦钱氏史学实证精神之一端。乾隆三十五年，京师琉璃厂窑产掘土发现一座古墓，墓主骨骸犹存，墓有石碑埋地下，书墓主墓志。钱大昕闻讯立即赶去，拟拓下碑文。不料此时距发现时已十天，墓主骨骸已移葬，碑亦掩埋。钱大昕极为怅憾：“世竟无拓本，惜哉!”所幸主事者已将碑文抄录，钱大昕得以借回审读，此碑所记墓主为辽蓟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内贞，“子姓皆通显，而姓氏不载正史”。钱大昕特为撰写《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并以碑考史，证明碑文所述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祖尊号，皆与史合。又据之补《辽史》所缺。特别是碑文记墓主“…薨于卢龙坊私第，年十八，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都燕下乡海王村”。钱大昕据此指出“辽南京城因藩镇之旧，唐时闵忠寺在城内东南隅，今之琉璃厂在辽为城东燕下乡，正可互证。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当知也”[29]。钱氏所述辽南京城地望，以及唐闵忠寺及清琉璃厂位置，正在今北京市宣武区所辖地域之内。今人赵其昌考证，燕下乡，即唐代之燕夏乡，其地在当时东城墙迤东至今广渠门一带，海王村则为燕下乡所属村落，其区域在今琉璃厂到东单御河桥之间。钱大昕记琉璃厂李公墓志一事，仅是钱氏金石考史补史之一例，而其对历史文化遗存之珍爱，则为宣南留下一段佳话，可资启迪者多矣．
乾隆三十二年，钱大昕夫人王舜英去世，钱于是年告病还乡。两年后，又回到北京，补原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入值上书房，迁詹事府少詹事。随后干三十九年派充河南乡试正考官，再次出都，旋任广东学政。四十年，钱父卒，返里守制。服阙，又丁母忧。从此告病不再复出。在此期间，钱大昕曾先后出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院长。乾隆五十四年，在阔别37年之后，钱大昕回到受业之地苏州紫阳书院任院长。从钟山到紫阳，执掌杏坛长达30余年，作育英才，树人百年。“三吴士人骏驶向化，并有他省好学之儒不远千里载贽执经者，为向来未有之盛事”[30]。当时，受业于钱大昕门下者，不下二千人，都是秉实事求是精神精研实学者。其中有不少卓越学者，如此前典试外省时之门生邵晋涵、李文藻，又如书院学生李锐、夏文焘、朱骏声、孙星衍、钮树玉、潘世恩等，或于史学，或于金石、版本，或于舆地、天算、音韵等均有突出建树，是清代乾嘉学派中之佼佼者。
苏州紫阳书院是钱大昕受业之所，又是其学术肇源之地。钱氏通籍后先后居京师宣南长达23年。宣南地处京师，八方辐辏，贤士大夫云集。钱氏居于宣南，纳各家之长，补己之短，切磋交流，形成钱氏独自学术风格，其造诣达于高峰。晚年钱氏又重返江南，入长紫阳，其学术曰益光大，授业解惑，影响所及自成一派。这种由南而北，由北而南之学术交流与融合，构成中国学术发展史上颇具特色之璀璨篇章，亦宣南文化独具之特色。嘉庆九年十月初一日(1804年11月2曰)，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病卒于苏州紫阳书院，享年76岁。
钱大昕着作宏富，其代表作已如前述。此外如《潜研堂全书》，收《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元史氏族表》三卷，《补元史艺文表》四卷；《通鉴注辨证》二卷；还有洪忠惠、洪文敏、陆放翁、王伯厚、王弇州年谱各一卷等。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潜研堂集》，计五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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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汝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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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大昕：《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68、869页。
[2]同上。
[3]同上。
[4]钱大昕：《先考赠中宪大夫府君家传》，同上，第871页。
[5]钱大昕：《江西道监察御史王先生墓志铭》，同上，第770页。
[6]钱大昕：《汉书正误序》，同上，第397页。
[7]同上。
[8]钱大昕：《古文尚书考序》，同上，第384页。
[9]同上。
[10]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3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93页。
[11]钱大昕：《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曹君墓志铭》，《潜研堂集》第781页。
[12]同上。
[13]钱大昕《移寓珠曹街与礼堂夜话》，同上，第970页。
[14]钱大昕：《自珠巢街移居宣武门外题壁》，同上，第980页。
[15]钱大昕：《炙砚集序》，《潜研堂集》，第440页。
[16]钱大昕：《习庵先生诗集序》，同上，第436页。
[17]钱大昕：《中书舍人吴君墓志铭》，同上，第775－776页。
[18]钱大昕：《戴先生震传》，同上，第711页。
[19]同上。
[20]同上，第710页。
[21]钱大昕：《与戴东原书》，同上，第597页。
[22]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第50－5l页。
[23]同上。
[24]浚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四，中华书局，l998年，第220页。
[25]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潜研堂集》第407页。
[26]同上。
[27]以上有关钱大昕治算学事，见钱大昕《与戴东原书》、《答问》、《与朱大兴书》等篇，均见《潜研堂集》第407页。
[2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94页。
[29]钱大昕：《记琉璃厂李公墓志》，《潜研堂集》第299—300页。
[30]钱东璧、钱东塾：《竹汀府君行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