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周远廉：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建州女真-周远廉：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周远廉：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
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度，涉及面广，影响很大，是清朝特有的重要制度。本文拟对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以前八旗制度的若干问题作些初步探索1，谈谈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欠妥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一、 八旗制度建立的历史条件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正式编置八旗，统辖所属人丁，建立了八旗制度。这样一种特殊的重要制度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是和当时女真各部的状况密切相关的。
明代的女真，散处辽宁、吉林、黑龙江各地，大体上分为海西、建州、“野人女真”三大统系，其下各分为若干小部。明朝政府因之编立卫所，赐与敕书，封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镇抚等职衔。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便系建州左卫女真的都指挥使。
《满文老档》载录了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努尔哈赤家族及其官将持有的明政府赐给女真各卫酋长的敕书，对于了解此时女真的情形和八旗制度出现的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在选录几例如下。
“汗家之敕书：海西蒲河卫都督同知岱什之子衮底，万历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得。海西城讨温卫都指挥使努塔之孙米哈，隆庆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得。海西益实左卫都指挥使乌辛嘎之孙塔比哈，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得。”
“阿尔哈图图门：依木河卫都指挥同知岱珠哈之子拜音达里，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得。塔山卫都指挥同知色穆赫之孙伯奇纳，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得。海西木鲁卫都指挥同知尼堪之子乌里卡，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得。”
“栋鄂额驸：卜答卫都指挥使塔巴泰之子巴克奇纳，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得。海西兀占卫都指挥使奈哈之子波吉纳，隆庆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得。海西托里山卫都指挥使克克勒之子额特米，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得。”
“大扎尔固齐：克默尔河卫都指挥使伯勒克特依之子阿什底，万历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得。海西塔山卫都指挥使佟吉努之子什伯格，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得。”
“额亦都巴图鲁：海西木河卫都指挥使什努之子海瑚，隆庆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得。阿真河卫都指挥同知温吉努之子锦格里，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得。”
“乌尔古岱：兀者前卫都督佥事塔克图，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十二日得。海西石宁河卫都指挥使什里库之孙木什拉，万历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得。”2
努尔哈赤家族及其官将拥有的敕书中载录的女真卫所有。兀里河卫、兀者前卫，兀里卫、兀里溪山卫、兀失卫、兀者左卫、木束河卫、木河卫、木答山卫、巴塔卫、屯河卫、牙鲁卫、古贲柯卫、古鲁山卫，古木河卫、失里绵卫、古城卫、失里木卫、扎岭卫、巴忽鲁卫、吉滩河卫、安河卫，朵儿必河卫、亦马忽山卫、脱木河卫、亦里克卫，亦速河卫，式木卫、竹墩卫、克默尔河卫、阿速江卫、忽鲁木卫，忽兰山卫、者帖列卫、城讨温卫、哈兰城卫，哈儿分卫、益实卫，野木河卫、塔山卫、塔山前卫、塔亭卫、随满河卫、剳真卫、斡兰河卫、薛列河卫，等等，共二百八十余卫。
据上所录，结合其他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四个问题。第一，女真的部落很多，很分散。现存的《满文老档》已有残缺，以上所列，并非卫所总数，但就是这些能够查明的卫所，巳达二百八十余。各部之间，人丁不一，好些部落只有三，五十户。比如，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攻打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时，加上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所属诸申，还不到一百人3，可见努尔哈赤的人丁很少，沾河，嘉木湖二寨的人口也不多。又如，界藩、萨尔浒，栋佳、巴尔达四个部落联合反击努尔哈赤，只有四百名兵4，平均每部一百人，也是小部。
第二，女真各部之间争吵激烈，混战一团。涣散的女真部落，各自为长，互不相下，常常为了争夺牲畜、财帛和人口，彼此抢劫，甚至弟兄叔侄之间也互相残杀。以建州女真而言，努尔哈赤的堂叔康嘉，便曾约请哈达发兵，由兆嘉城主理岱(亦系努尔哈赤的亲近族人)导引，劫取努尔哈赤所辖湖济寨人畜5。栋鄂部长克彻攻占觉昌安弟兄“六贝勒”属下二处地方，“六贝勒”亦借哈达兵抢掠克彻数寨6。海西女真各部也是互相征伐，并攻打建州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忠杀叶赫部酋长祝孔革，夺其敕书及季勒等十二寨。祝可革之子逞加奴、仰加奴亦多次率兵攻哈达，掠把吉各寨，取回季勒诸寨，吞并附近部落7。
第三，女真人要求统一，逐渐出现联合的趋势。上面曾经提到乌尔古岱，据《满文老档》的记载，他占有三十道敕书，计有：兀者前卫，海西石宁河卫、海西依齐河卫、海西苏嘉卫、海西纳尔吉卫，海西者帖列卫，海西兀里溪山卫、野木河卫、海西阿拉河卫、海西兀珠卫、海西吉滩卫、海西依提里山卫，古鲁卫、海西额毕河卫、海西木努山卫、依木卫、苦岭河卫，海西拜苦卫，沙岭卫、海西法卫、忽鲁山卫，海西提叶岭卫，海西剳里卫，割真卫，费思木卫、海西河伯
卫、海西使方河卫、海西石河卫、海西库额卫8。其敕书之多，超过了代善，汤古岱、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仅次于努尔哈赤及其长子褚英。为什么乌尔古岱拥有大量的敕书，竟比代善贝勒和费英东等“五大臣”还要多?考察一下此人的家世，原来乌尔古岱并非普通官将，而是海西哈达部蒙格布禄贝勒之子。海西女真地广人众，部落也多，仅《满文老档》载录的海西女真卫所就有一百五十余。明帝赐给女真的敕书共一千五百道，而海西女真就有一千道，占了三分之二。到了明末，海西女真的一、二百卫基本上已经合并为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大部。乌尔古岱之祖哈达部酋长王台便曾“远者招徕，近者攻取，其势愈盛”，“所辖东尽灰扒，兀刺等江夷，南尽清河、建州，北尽仰、逞二奴，凡数千里”，拥有敕书达七百道9。因此，虽然王台晚年势力衰落，死后哈达被努尔哈赤征服，乌尔古岱投降，为其部臣，但仍保留很多敕书，仅海西卫所酋长的敕书就有二十道。
第四，努尔哈赤统一了大部分女真，成为女真之主。努尔哈赤原系建州左卫女真小部酋长，人丁稀少，地区狭窄。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以后，他首先吞并了建州女真部落。万历二十七年灭哈达，万历三十五年并辉发。仅《满文老档》载录万历三十八年努尔哈赤及其子侄官将持有的敕书就有三百七十余道，包括了二百八十多个女真卫所。万历四十一年亡乌拉。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除叶赫及边远地区少数部落尚未降服外，大多数女真人已经“归顺”，努尔哈赤一跃而为辖地辽阔，臣民众多的女真国汗了。
这些女真人，原来散处辽宁、吉林，黑龙江各地，习俗不一，制度悬殊。有的部落依山沿江居住，捕鱼捉貂，渔猎为生，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有的女真人室居耕田，役使阿哈，“饮食服用，皆如华人”，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如果没有统一的、正确的管理制度，取代旧日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方式，就很难真正地统一起来。这个各有特色、复杂松散的混合体便将是昙花一现，不能长期延续下去。哈达部名酋王台的失败，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
王台势力强大时，吞并了许多女真部落，“延袤几千里”，“叶赫、乌拉，辉发及满洲所属浑河部，尽皆服之，凡有词讼，悉听处分”。但是，由于王台没有建立起适当的管辖制度，又御下无方，“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反曲为直。上既贪婪，下亦效尤，……民不堪命”。因此，“诸部尽叛，国势渐弱”，万历十年(1582年)，王台“竟以忧愤死”10。
王台之亡的前车之鉴，巩固女真各部统一的迫切要求，是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对女真的总政策及其对努尔哈赤的态度，在促进八旗制度的建立上也起了重大的影响。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署礼部尚书杨道宾连上三道奏疏，详述明廷国策和努尔哈赤近况，提出对付的办法。他说，
“女直乃肃慎旧疆，亡金遗孽．自永乐初年野人女直来朝，其后海西、建州女直悉境归附，乃设奴儿干都司，统卫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有八，而官其酋长，自都督以至镇抚。许其贡市，自开元以达京师。……其海西、建州，岁一遣人入贡，海西一千，建州五百。……然必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有二，各自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酋奴儿哈赤，既并毛怜等卫，而取其印敕，又举海西南关一带卫所酋目，若布占吉，若猛骨孛罗等而有之，虽婚姆有所不恤。惟北关一带，若那林孛罗与弟金台等，竭力死守，以苟延旦夕。又闻其饰名姝，捐重妆，以交欢北虏。夫国家本借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更闻奴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宜申以文告之词，诘责所以违贡者何?若其悔罪归诚，特许自新，若其桀傲负固，亦宜暴其罪状，革其爵赏。仍敕户，兵二部，从长计议，整顿兵备?以耀威武，以防侵暴，则制人而非制于人。”11
以上奏疏，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明廷对女真的基本政策是“分而治之”，一定要使女真四分五裂，“不使归一”，“犬羊相制”。因为女真诸部合则势强，“兵满万人，则不可敌”，必成大祸，而分则互相之间易起争执，争必乱，乱必弱，势弱既无力为害，又需竞求明助，不得不卵翼于明，听明驱使，为明帝效劳。这就是杨道宾所说“祖宗立法”之“深意”。
二是力言努尔哈赤将是明廷心腹之患，应当严防和伺机削除。当时辽东督臣、镇臣中了努尔哈赤之计，认为他是“显逆未形”，“显恶未着”，不是大患，“无容私忧过计”，不主张发兵征剿。杨道宾却从努尔哈赤急速吞并女真部落、积极练兵习武而看出，“其志不小而忧方大”，将“待时而动，乘衅而入”，力主须制止努尔哈赤对各部女真的兼并，“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抓紧整饬兵备，处治努尔哈赤。
在此前后，另外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文武大臣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辽东巡按肖淳奏称，努尔哈赤“明肆桀傲”，“声势叵测”，实系大害，应整备兵马，谕令叶赫出兵相助，内外夹攻，“期如昔年剿处仰，逞二奴、呆酋父子故事”，以消除祸患12。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内阁辅臣叶向高以“奴贼日横”，特上奏疏说，“今日边事，惟建夷最为可忧，度其事势，必至叛乱”，辽镇必失，“天下事将大坏不可收拾矣”。他力请“下廷臣会议”，处理此事13。
所谓“仰、逞二奴”，系海西女真强部叶赫之长仰加奴、逞加奴，势力很大，屡劫哈达，兼并各部，一再掠明人畜。万历十二年仰、逞二人拥精骑三千余，扎镇北关“请赏”，被明总兵官李成梁设伏诱斩，杀死女真兵一千五百余人。所说“呆酋父子”，是努尔哈赤的外曾祖建州卫都指挥使王呆及其子阿台。万历二年，李成梁破呆寨，斩一千余人。呆逃往哈达王台处，被执送入京，磔死。万历十一年，李成梁又攻破古勒、沙济二寨，杀阿台等千余人。
从辽东巡按到六部尚书以至内阁首辅，皆已看清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将对明廷带来极大的危害，力主“离其党而分之”，恢复女真诸部自为雄长的混乱局面，遣兵剿灭努尔哈赤，清除隐患。因此，早在万历二十八年努尔哈赤杀猛骨孛罗并哈达时，明廷即“切责，欲问擅杀猛酋之罪，而革其市赏”，勒令速复哈达，还其部属。努尔哈赤被迫“悔罪”，允复哈达，以女妻猛骨孛罗之子乌尔古岱14。万历四十一年灭乌拉后，明臣又用计，密令叶赫“行间”，派人劝诱努尔哈赤所并之“灰扒，兀刺诸仇夷合从，以八攻一”，倚明为援15。计虽未逞，然明廷之以努尔哈赤为腹心大患，欲行征剿，已成定局。
面对辖地广阔、臣民亿万的大明国发兵捣巢、分裂女真的紧迫形势，努尔哈赤如果不制定正确政策，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女真统一的事业，则所辖各部又将涣散，己势必弱，定将被明兵诛剿，家破身亡，重蹈远祖董山、外曾祖王呆覆辙。
正是在这样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之下，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巩固了对各部女真的统一，壮大了实力，顺利地渡过了难关，国势迅速发展。
二 八旗制度的建立及其基本内容
(一) 牛最制的发展和八旗制的创立
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牛录，系满文niru．的音译，意为射兽用的“大披箭”。很久以来，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行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厄真(厄真，华言主也)”16。这是以族寨为基础凑编而成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遇逢打仗行围时便自由组合，兵猎完毕即解散。所谓的牛录额真，不是君汗钦封的，不是自己想当就能当上的，不是固定的、统治士卒的专职官将，而是由参加兵猎的诸申民主推立，仅仅是一个临时的指挥者。这样的牛录，并非阶级社会中与人民大众相对立的军队，而是氏族制度下的“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这种各依族寨、自由凑编的、临时的武装组织形式，既是女真部落分裂涣散，各自为主的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延续了，助长了女真的分裂，如不加以改革，完全照搬，即使暂时能将许多小部混在一起，也很难长期统一，更不能使这些部落融合成为一个牢固的共同体。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长期过程中，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并未全部继承这种古老的传统，而是不断予以改组、发展和扩大，最后建立了八旗制度。
现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以前努尔哈赤编立的部分牛录列表于下：姓 名旗别 地 名简 况出 处索尔果镶黄苏 完率五百户来归，编五牛录，使其子侄统之。《八旗通志》卷十一佐领三 潭正白 苏完 领三百户来投，编牛录，令其子布赖统之。《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以下简称《通谱》。扎鼐正白苏 完来归，设牛录，使统之。《通谱》卷一。马佳 正白赫东额同弟尼玛禅率五十户来归，授尼玛禅为备御。《通谱》卷七。何和里正红董鄂“率部下来归”，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八。鲁可苏正白 董鄂领四百人来归，编牛录，令其子石汉统之。《八旗都统衙门》档。兑齐巴颜镶红董 鄂“率领部属来归”，编三牛录，令其于噶尔呼机、侄阿兰珠、郎格统之。《通谱》卷八。罗 屯正红安褚拉库 “率八百户来归”，编二牛录，令其子艾唐阿，侄安充阿统之。《通谱》卷十一。乌尔古岱镶黄哈 达“串部属来归”，将其属下人分隶八旗，所余之人编牛录，令其孙克什纳统之。《通谱》卷二十三。苏 巴 海镶白哈 达 率二百人来归，编牛录，令其于莽果统之。《通谱》卷二十三。约 兰正红哈 达 来归后，其于懋巴里授为参将，设牛录，使统之。《通谱》卷二十三。夏 瑚 正黄哈 达率十八户来归，编牛录，令其于雅琥统之。《通谱》卷二十三。常 舒镶白沾 河来归后，编牛录，使统之。又衔半个牛录，令其子布汉图统之。《通谱》卷三十二。阿球巴图鲁正蓝 沙晋穆尔吉“率族众及八十人来归”，编牛录，使统之。《通谱》卷四。明安图巴颜镶红绥 芬率亲族及女真“一千余众来归”，编二牛录，令其于哈哈纳、绰和诺统之。《通谱》卷二十一。阿尔都山镶白额宜湖“招抚“萨齐库城女真三百余，编牛录，令其子哈宁阿统之。《通谱》卷二十五。乌珠阿穆巴 镶红蜚优来归后，编牛录，使统之。《通谱》卷二十五。策穆特赫正白蜚 优率五百户来归，编牛录，使统之。《通谱》卷二十五。孟古慎郭和 镶白纳 殷率子弟及“同里壮丁”五百名来，授以牛录额真。 《通谱》卷二十六。康古礼 正白 那木都鲁 与弟喀克笃里率壮丁二百名来投，编二牛录，令其弟兄二人分辖。《八旗都统衙门》档。 叶 克 书 正红长白山率尼马察村三百令人来归，编牛录，使统之。《八旗都统衙门》档。琥 球 镶红尼玛察率三百户来投，编牛录，使统之。《八旗都统衙门》档。图尔坤黄占 镶白费雅郎阿 率百余户来投，设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四十。僧 额镶黄宁 古 塔率兄弟及同村三百人来归，编二牛录，令僧额及其于塞纽统之。 《通谱)卷四十一。雅穆什达正黄绥 芬 率一百五十人来，以其孙任牛录额真。《通谱》卷四十一。南 济 兰镶黄乌 喇率二十五人来，编牛录，使统之。《通谱》卷四十四根据表中所示和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归纳出六点意见．第一，多数牛录系以某部，
某地“来归”之人编立，即以率众而来的酋长或其子侄为牛录额真，“使统之”。努尔哈赤作出这样的安排，是考虑到两个因素。其一，这些酋长率众来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为后金国的建立和扩展立下了功劳。有功就应嘉奖，有劳便需酬报，既可笼络其心，又能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的人归顺，故令其为牛录额真，辖治旧有人员，不剥夺其昔时的权利，不改变其与族属之间的上下关系。其二，有利于牢固地建立起对来归人员的统治。当时，女真人多系聚族而居，世守其地，血缘关系很深，亲族观念甚浓，酋长、族长在族属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如果一下子就换掉旧日的酋长，另委新官，原有的酋长自然不乐，来归的女真亦必不服，很难顺从新主，易起叛逃之念。现以原主为长，继续辖束旧日族属和“同里之人”，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新汗努尔哈赤的统治，就能比较顺利地建立起新汗与来归女真之间的牢固的隶属关系。
第二，将分散的诸申凑编牛录，赐与有才有功之臣辖领。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不少诸申分散地前来“归顺”，也有好些人临阵投降，努尔哈赤就将这些人丁编立牛录，给与功臣和能干之人管辖。比如，鼎鼎有名的清朝“开国元勋”额亦都，原系家道中衰依姑为生的贫穷诸申，投向努尔哈赤后，领兵拚死苦战，南征北伐，攻克大寨坚城，掠取巨量人畜财帛，军功卓着。努尔哈赤特赐勅书给与额亦都说：“额亦都巴图鲁，独取舒勒格布占，取巴尔达城，破萨克扎入之来兵，于尼玛兰城之前率先而战，有功，为第一等，给与三牛录，使之专管。”17
第三，厚待率领众多人丁来投的酋长。对于负有盛望，兵强马壮，带领大批属人来归的女真酋长，努尔哈赤特别优待，授予高官，联姻婚娶。万历十六年(1588年)，苏完部长索尔果率诸申五百户来投，努尔哈赤大喜，编立五牛录，使其子侄辖领，并以其长子费英东为大臣，将孙女给与为妻。同年，董鄂部长何和里领本部兵民来归，努尔哈赤因其家世为“巴颜”(巴颜乃满文bayan的译音，意为富翁)，兵马精壮，人丁众多，特以长女嫁彼为妻，授为大臣。费英东，何和里后皆为“一等大臣”，分任“众额真”、固山额真等高级官职，统兵辖将，佐治国政，成为与清帝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世为显贵的元勋功臣。
第四，牛录已经成为固定的社会基层组织。努尔哈赤编立的牛录，虽然渊源于女真人传统的牛录制，但就其内容和性质而言，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老的牛录，是出征行围时女真人照依族寨，自由凑成的，临时的武装组织，兵猎完毕即行消失。现在的牛录，是努尔哈赤编立的，打破了必依族寨的旧习，长期存在，而且由单一的临时武装组织演变为包括军，政、财，刑各方面职能的社会组织。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入努尔哈赤辖区的申忠一，对这种情形作了详细的记载。申忠一写道，努尔哈赤“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酋长掌治耕耘”。遇有征战，传令于“各部落酋长，……各领其兵。军器、军粮使之自备，兵之多寡，则奴酋定数云”。重要地方，设堡驻军戍守，“军则以各堡附近部落调送，十日相遍云”。对于私自潜入朝鲜渭原采掘人参的女真，“奴酋乃令其部落刷出，每名或牛一只，或银十八两征收，以赎其私自越江之罪”。差役之制是，“役军，则三四日程内部落，每一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赴役，每名输十条云”18。申忠一所说的“部落”，就是努尔哈赤编立的牛录。从佥派诸申屯垦田地纳木赴役，到征丁披甲为兵戍守城堡，以及清查私往渭原采参的女真，皆以部落即牛录为计算单位，命各部落的酋长——牛录额真负责安排贯彻执行，可见此时的牛录既已成为努尔哈赤辖束的军政机构，又是社会的基层组织，在满族的社会发展上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五，牛录的人丁多少不等，急需划一。上表所列编成牛录的人丁数目很不一致，有的牛录是一百二十余人，有的一百人，有的五百户编五牛录，有的四百户编一个牛录，有的二百人一牛录，有的八百户编两个牛录，最少的十八户亦编一牛录，最多的“一千余众”编二牛录。各牛录的人丁数量悬殊如此之大，给统一管辖带来了很多困难。比如，筑造城池的夫役，出征的士卒，是以牛录为单位每个牛录一样的分派，还是依据人丁的多少按比例佥差?分取掠来的人畜财帛时，是各牛录均分，还是计丁领取?辖治四百户、五百户大牛录的牛录额真，与仅辖十八户的官将，其品级是否相同，待遇有无两样，地位能否一致，是同等领取赐品还是多少不一?居住的地区，耕种的田地，戍守的城堡，是按牛录分配，还是以人丁为依据?等等问题，复杂纷繁，给统一事业造成了很多麻烦。
第六，归附日众，牛录激增，迫切需要建立严密的分级管辖制度。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以后，征抚并用，进展迅速，十年内合并了董鄂，哲陈、长白山诸部，统一了建州女真。万历二十六年，征安楚拉库，获人畜万余。第二年，灭海西女真哈达部，“尽收其国”。此后，大力攻取和招抚“东海诸部”女真，灭辉发，亡乌拉。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已经成为辖地上千里、牛录数百、臣民众多的女真国汗了。这样多的人丁，这样多的牛录，如果全由努尔哈赤直接辖治，不建立必需的分级管理制度，是不行的，分处各地的数百牛录，势将成为一盘散沙，很难形成牢固的真正的统一。
因此，努尔哈赤在传统的女真牛录制的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了八旗制度。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旗分黄、白、蓝、红四色，三百丁为一牛录，置牛录额真管辖。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正式确立了特殊的八旗制度。后来皇太极执政时又新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连前满洲八旗，共二十四旗，总称为八旗。
(二) 八旗制度的基本内容
八旗制是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当然包括了用兵行围的职能，是后金国的军事制度，但是，八旗制度又不仅仅只是兵制，它还包括了更多的内容，涉及到后金国的各个方面，有必要进行详细的深入的探讨。
现将记述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度具体内容的重要资料选录如下：
“(万历四十三年)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五牛录为一扎拦额真，五扎拦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路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杂。……又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鞫问，再达诸王。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前，先闻听讼者之言，犹恐怨抑者，更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19
“(万历四十三年)聪睿恭敬汗之聚集之众多国人，皆均匀整齐点数。将三百丁编一牛录，一牛录设一额真。牛录额真之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村寨拨什库四人。四章京分率三百丁编为达旦，无论作何事，往何处，按四达旦之人当班计，共同劳动，同出同行。若兵丁甲胄弓箭刀枪鞍辔等物恶劣，贬降牛录额真。若俱整修良好，军马肥壮，则擢升牛录额真。诸事豫为立法，俾得遵循。”20
“因若取赋谷于部众，将苦累部众，乃令出一牛录之十丁四牛于公，于闲地耕田，多获谷物，充实仓库，委任十六大臣，八巴克什，掌管库谷之登记收支。”21
“选审断国事公正善良之人为八大臣，再选四十审事官，不贪酒，不索金银。每五日召集诸贝勒，大臣于衙门相议，使公正审断事之是非，成为常侧。”22
“英明汗又言。……诸贝勒、大臣，尔等与其只顾一身而生，不如对下面众伊尔根教以善言，使其摒弃恶念，众心皆明而善，不为主上所罪，尽执忠良之心，则尔等今生名声大着，后世之回报亦丰，此亦功德矣。吾思，生之者，善理上天委任大国之事，审断公正，平盗贼，止恶逆，贫苦之人尽皆养之。如此，合天意，养贫乏，使国家太平，此则极天之大功，己身之大福也。”23
依据上述资料，结合《满文老档》的其他有关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八旗制度的基本内容，查明它的性质，分析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
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八旗制度时，明确规定，所有人员必须编入八旗，“聚集之众多国人，皆均匀整齐点数”，分隶各牛录，禁止隐匿丁口脱漏不报，不准离旗外逃。这样就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分散的数十万人口统一编制起来。
八旗实行三级管理制度。努尔哈赤规定，三百丁为一牛录，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扎拦，置扎拦额真一。五扎拦为一旗。扎拦，亦称甲喇，乃满文jalan的译音，原意为“草节、树节，竹节儿之节，骨节之节”24。此处系将“甲喇”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机构，下是牛录，上为固山(旗)。甲喇额真管五个牛录(后每甲喇辖的牛录不尽一致，有的多达十余牛录)，受治于固山额真，归本旗旗主贝勒统治。八旗之上，有“英明汗”努尔哈赤主宰一切。这样一来，原来分散的几百牛录被统一编制起来，分级管理，克服了过去努尔哈赤直接约束各个牛录的不便，管理上既严密，又灵活，对加强后金国的集中统一领导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样编立的八旗制是后金国的军事制度。八旗的诸申是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每个诸申皆有出征厮杀的义务。各个时期佥丁披甲的比例不尽相同。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兴师伐明时下令。“一牛录五十甲，以十甲之人守城，四十甲从征。”25后来规定一牛录出一百甲，有段时间每牛录佥丁披甲多达一百五十名。总的来看，大体上是三丁抽一。这样，就建立起一支拥有精兵数万的军队——八旗劲旅。
征战之时，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分率本旗，本甲喇、本牛录士卒，在汗和本旗旗主贝勒的指挥下冲锋陷阵，攻城夺寨。天命三年四月攻抚顺时，努尔哈赤发布军令，命甲喇额真(亦称五牛录额真)，牛录额真须领兵厮杀，并将“汗之言语，法令教训于众”，若不向兵丁传达，则予以惩处。战后，以牛录额真苏塞“率一牛录之人，于陷阵得俘获时则来”，贝勒令其往前迎敌拼刺时，“苏塞牛录之人皆不来”，乃革其职，“裁其俘获”26。
八旗制还包括了征赋佥役等财经方面的内容。后金国的筑城、运输等项力役，皆按旗佥派牛录入丁担任。天命元年七月，因征东海瑚尔哈部女真，“令一牛录出三人造舟，共遣六百人，往兀尔简河上游之森林，造刳舟二百”27。努尔哈赤几次迁都，大修都城，并在各路要紧地方筑造城堡，皆按旗分牛录佥丁服役。甚至连前往东海取回煎煮的食盐，努尔哈赤亦命阿尔布尼参将“率每牛录之四人”运送28。
后金国的官用粮谷，亦系八旗各牛录的诸申提供。努尔哈赤规定，每牛录出十丁四牛，于空闲地方屯垦田土，所获粮谷全部纳入国库29。若按一丁垦地三十六亩计(这是五年以后实行计丁授田的标准)，当时八旗有二百三，四十个牛录，一牛录出十丁，共有二千三百多丁，可垦田八、九万亩，亩产一石，能收粮谷八、九万石。这对保证后金官粮的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金国的其他用费，包括临时征战急需的军马，努尔哈赤也派各牛录备办。天命元年，为征瑚尔哈部女真，命“一牛录选骏马六匹，共马一千，牧于田谷之中，使肥之”30。因此，进入后金辖区的李民突记述其所见所闻说。“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绝无呈诉弁理争讼曲直之事云。”31
八旗制又是后金国进入辽沈以前的政权的特殊组织形式。牛录是基层政权机构，上为甲喇，再上为固山(旗)。八旗的固山额真，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除了执行汗的指示佥派人夫屯田服役披甲当兵外，还要遵照汗和旗主贝勒的命令，治理属下人员。努尔哈赤一再谕示各级额真严格管辖旗下兵民。他降谕说，“汗所任用之诸大臣，自众额真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尔等当各自谨慎恪守职责，坚持法令，严加管辖，……管教国人。”32他责令众额真、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牛录章京和村寨拨什库，皆要遵照此谕，书写誓言，呈汗阅后录入档子。“日后尔等背誓犯罪，则以尔等之誓言判之”。甲喇额真以上官将共呈誓言说。“谨记勤言汗所下达之任何令旨，若诸贝勒，大臣忘记汗言，不详察所被委任牛录众人之善恶，则贬降诸贝勒，大臣，以知其非。”章京、村寨拨什库立誓说，“诸贝勒，大臣之各种禁令，达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应不忘其言，不违时日而转达。……若伪作此言而违之，使牛录额真知其非，告诸贝勒，大臣而杀之。”33
在辖治旗人的问题上，努尔哈赤明确谕示群臣，要他们作到以下四条。一为“审断公正”，即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裁处各事，宽待奴隶主；重惩阿哈、诸申34。二是“平盗贼，止恶逆”，遇逢阿哈，诸申反抗时，严厉镇压，捉获逃亡的阿哈，立即处死35。三系“遍济贫乏”，即施用小恩小惠，如赐点食盐给筑城的人夫，以示宽厚，企图使诸申、阿哈感恩戴德，“虽劳苦从事而无怨言”36。四是“教以善育”，使劳动人民之心“皆明而善”，不怀“恶念”，不为“盗贼之行”，俯首帖耳，甘为顺民。这样，就可达到“国家太平”，汗、贝勒便能坐享阿哈、诸申劳动果实。
努尔哈赤曾因诸申阿奇违令私离军队，为明兵杀死，而下令“凌迟阿奇(尸)，分与各牛录”，使众兵引以为戒37。
八旗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遵照汗谕和旗主贝勒的命令，清查逃人，镇压起义，裁处纠纷，为巩固后金国的统治而尽力效劳。
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度，并不是超脱于各个阶级之上的“公正”的制度，而是统治阶级利用来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重要工具。八旗制度的建立，维护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扩大了汗、贝勒和各级额真的权势，加深了诸申、阿哈的苦难。
努尔哈赤封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为和硕贝勒(亦称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各为一旗之主，辖治本旗官将、诸申和阿哈。努尔哈赤尊称“英明汗”，系八旗之主，是后金国的最高统治者。汗、贝勒通过八旗制度，掌握了精兵数万的八旗劲旅，对内用以扑灭人民起义，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四处征伐，攻城略地，掠取人畜财帛，扩大后金国的势力范围。
努尔哈赤对于率众来归、领兵出征，佐治国政的有功之臣十分厚待，赐给他们牛录(后之佐领)，令其辖治，子孙世袭。这项政策基本上延续下去了，像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扬古利、康古理、乌尔古岱等开国元勋，其所辖牛录皆由子孙世代承袭38。后来，乾隆帝清理八旗佐领时还特别下诏指出，“今八旗议奏家谱，其原管佐领，或系功臣带来所属人丁编为佐领，或因功绩茂着赏给人丁编为佐领。此等佐领员缺，原立佐领人之子孙，不论曾否管过佐领，均应有分。”39辖有牛录的功臣，不仅可以驱使属下诸申，索取银物，增加私财，而且还抬高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势力。有清一代，是否世袭牛录，是区别贵族、官将政治地位高低的一项重要标准。
八旗制度的建立，加强了对诸申的统治，使他们的处境大大恶化了。过去，诸申可以“任意行止”，现在不行了。按规定，诸申必须编入牛录，三百丁分编四达旦，“无论作何事，往何处，按四达旦之人当班计，共同劳动，同出同行”40。这样，诸申被八旗制束缚起来，便不得不为汗、贝勒效劳了。过去诸申无拘无束，与所谓的“贝勒”(实即早期女真的“马法”，是原始社会末期时的氏族酋长)是平等的关系，不受任何处罚，现在则辖治于牛录额真，遭受汗、贝勒的统治和剥削。诸申必须自备军装战马，甲胄弓箭鞍辔等物一律要“整修良好”，军马要“肥壮”，否则将被惩办41。诸申必须披甲当兵，连年征战，四处厮杀，许多人腿断臂折，遍体鳞伤，不少兵丁还血尽命丧，遗尸异乡42。屯田筑城，运送粮盐，披甲从征，官将勒索，差重役烦，严格束缚，这一切使得大多数诸申倾家荡产，贫困不堪，后金国内出现了“穷苦之人甚多也”的局面43。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八旗制度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军事制度，而是包括了军、政、财、刑各个方面职能的满族的根本制度，并且是进入辽沈以前后金国政权组织的特殊形式，它的阶级属性是非常强烈的。
三 八旗制度的影响和作用
努尔哈赤顺应形势需要创立的八旗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满族和后金——大清国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
八旗制度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满族的形成和发展。满族是以女真为主吸收汉、蒙等族人员参加于明末融合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起兵以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南征北战，统一了女真各部，聚集了相当数量的蒙古，汉民。这几十万人来自四面八方，语言相异，习惯不同，谋生方式悬殊，社会制度两样。如果不建立起统一的管理制度，这样复杂、松散的混合体，很难长期联合，势必分裂混乱，更不能消除各部、各族人员的旧有差异发展成为新的民族。八旗制度的建立解决了这个难题。
进入辽沈之前，努尔哈赤将所辖人员全部编入八旗，各按旗分、甲喇，牛录居住，原系一寨一族之人往往分隶不同的旗，一旗，一甲喇、一牛录内又有不同民族和地方的人丁，打破了女真各依族寨居住的旧习。这就使得八旗数十万人口居住在同一地区，密切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八旗人丁在汗，贝勒和各级额真的管辖下，耕田种地，猎捕兽禽，牧放牛羊，生产迅速发展，改变了部分女真旧日渔猎为生的落后习惯，达到了八旗人员以“耕田食谷为生”的水平44。
在此之前，有的女真人任意行止，自由谋生，过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生活，辽东地区的汉民又已进入到封建社会后期的阶段。编入八旗以后，各部人员或者是降为阿哈，或上升为奴隶主，或为诸申，家主剥削阿哈的奴隶制发展为占居八旗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
八旗人员皆须遵守后金国的法令。阿哈必须交出耕田所获全部粮谷，献与家主45。诸申必须“摒弃恶念”，“尽执忠良之心”(即不许反抗)，听从汗、贝勒的驱使，每牛录按比例佥派诸申屯田筑城，披甲厮杀，而且要遵照汗谕，“虽劳苦从事，亦无怨言”46。
编入八旗的人员，不管是女真，或是汉民，言谈交往，文移往来，必须使用满文满语。服装、发式亦须一律，依照女真习惯剃发，不许妇女缠脚。八旗人员同居共处，互通婚姻，血缘关系愈益密切。
这样一来，在八旗制度的辖束下，经过广大八旗人丁的长期辛勤劳动和团结战斗，来自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几十万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渐融合而为在居住地区、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中华民族大家庭增加了新的成员。八旗制度的建立，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分则势孤。往日的女真人，虽然自幼习武，长于骑射，剽悍善战，但是部落涣散，生产落后，经济条件太差，因此兵少将寡，粮草短缺，盔甲不全，军器恶劣，不能组成兵械精良，战马肥壮、人数众多的强大军队，自然摆脱不了遭受明王朝欺凌、压迫的困境。现在，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结束了各部自为雄长、互相残杀的混乱局面，把散居各地的女真人编入八旗备牛录，有力地巩固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
合则人多力大。在八旗制度的辖束下，分散的几十万人严密地编制起来了。八旗人丁遵照汗、贝勒的谕令，屯垦境内荒熟田土，越边进入明国“侵耕”汉地47。努尔哈赤又责令各牛录提供人夫开矿炼铁，打造弓矢甲胄，采参摘松，捕狐捉貂，捞取珍珠。在八旗人丁的辛勤劳动下，后金国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前是“地颇硗瘠，粮料时苦不足”，今日则“土地肥饶，禾谷甚茂”，自给有余48。过去不会纺织、煎盐，手工业极不发达，盐、铁、农具、兵器全靠外地供应，现在是“盛产财物”，有大量狐皮、猞猁狲皮，貂皮、虎皮等珍贵皮裘，“又有棉，丝绵、布、葛布。复有金，银、铁。凡此皆有，衣食之资，皆可得之。”49
分则弱，合则强，早在宋朝便有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的说法50。现在八旗制把一、二十万女真人统一编制起来，每牛录佥甲一百或一百五十，可挑选数万精兵。在粮草充足，器械精良、战马十万51的条件下，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当然成为具有很大威力的强大军队。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劲旅，用兵三十余年，战必胜，攻必克。他统辖八旗军队，以“七大恨”兴师伐明，取抚顺三城，歼明总兵官张承胤军万人52。他集中旗兵，各个击破，以少胜多，大破明兵于萨尔浒，保护了满族的生存，扭转了战局，掌握了主动权53。他亲领八旗劲旅，击败十余万守城明军，下沈阳，取辽阳，进驻辽东，为后来清兵入关统一全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54。八旗制度在建立军队，保证兵源、加强国力，巩固和扩大后金辖区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八旗制度的建立，对满族从低级向高级社会阶段的发展，尤其是对满族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明代中叶的女真，酋长的势力不大，地位不高，无权惩治和约束本部人员。诸申相当自由，“任意行止，田猎资生”。正如朝鲜官员所说，女真部落中，“野人等虽名为酋长，无君臣上下之分”55。酋长和诸申之间尚未建立起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中的君民隶属关系。努尔哈赤起兵以后，不断扩大汗、贝勒的权力，建立了奴隶主专政的女真国，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正式确立八旗制度定国号为金以后，君臣，君民之间的隶属关系大大加强了。三百丁为一牛录(niru)，置牛录额真一。额真为满语cjen的音译，意为主，照字直译，niru i cjen(牛录额真)应译为“牛录之主”，顾名思义，可见牛录下的诸申必须听从牛录额真的驱使和约束，二者之间存在着上下隶属关系。牛录之上有甲喇额真、固山额真，各旗有旗主贝勒，八旗之上有统治全国的“英明汗”努尔哈赤。这样一来，将诸申束缚起来，贬低了他们的身份，增强了汗、贝勒的权力，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君民隶属关系，使满族从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到发达的奴隶社会阶段。天命六年三月进入辽沈以后，在生产力提高和八旗人员“计丁授田”、按丁征赋佥役的条件下，各个牛录的诸申变成了领种汗、贝勒所有的八旗田地的封建依附农民，各级额真转化为催征属下诸申赋谷的封建官将。八旗制在促进满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上又发挥了有力的影响。
由此可见，八旗制度的建立，虽然加重了对诸申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它在促进满族的形成及其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提高生产、增强军力，巩固和扩大后金国的辖区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对于努尔哈赤创立的这样一种特殊的重要制度，应该给予适当的评价，它在清初建立和发展的时期起了积极的作用。
注释：
1、对于入关以后的八旗制度，已另文专述，此处就不细讲了。
2、《满文老档·太祖》卷七十九、八十。
3、4、《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卷一。
5、6、《满洲实录)卷一。
7、谢国桢编，《清初史料四种》，苕上愚公：《东夷考略》。
8、《满文老档•太祖》卷八十。
9、《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奇实录》卷一，谢国桢编。《清初史料四种》，张鼐：《辽夷略》，《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五十三，杨道宾：《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诸问以折狂谋事》。
10、《满洲实录》卷一，谢国桢编：《清初史料四种》，苕上愚公：《东夷考略》。
11、《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五十三，杨道宾。《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建酋兼并属夷凭陵属国罪状已着乞速颁文告严饬武备以遏乱萌事》、《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事》，《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四十四，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丁酉。
12《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一，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癸未。
13、《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六十四，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丁未。
14、15、《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奇实录》卷二，谢国桢编：《清初史料四种》，苕上愚公：《东夷考略》。
16、《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奇实录》卷二。
17、《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三。
18、申忠一，《建州图录》。
19、《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奇实录》卷二。
20、《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21、《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22、《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23、《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24、《清文汇书》卷九。
25、《满文老档?太祖》卷六。
26、《满文老档?太祖》卷六。
27、《满文老档?太祖》卷五。
28、《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七。
29、《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30、《满文老档?太祖》卷五。
31、李民窦：《建州闻见录》。
32、《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一。
33、《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一。
34、例如，《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七载，弓匠何岱因隐藏两匹马畏惩处逃，竟被处死。而大臣阴答扈齐隐匿人户，犯了“大罪”，却以其兄费英东之功免罪结案。
35、李民窦：《栅中日录》。
36、《喀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八。
37、《满文老档?太祖》卷六。
38、《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五、六，八、十九、二十一、二十四。
3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三十，《世袭佐领》。
40、《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41、《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42、《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六十二。
43、《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44、《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二。
45、《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七。
46、《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八。
47、《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一十九，万历四十二年四月丁酉。
48、《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二十四，万历三十四年八月癸亥，《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一十九，万历四十二年四月丁酉，李民寏：《建州闻见录》，《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三。
49、 《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五。
50、《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五十三，杨道宾：《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
51、《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八，徐光启：《辽左阽危已甚疏》、《恭承新命谨陈急切事宜疏》，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52、《满文老档?太祖》卷六。
53、《满文老档?太祖》卷八，《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乙酉、甲午，《明经世文编》卷五百零三，宋懋澄：《东征纪略》。
54、《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九，《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乙卯、壬戌。
55、《朝鲜成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三，成宗十五年十二月丁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