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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精神病人管制措施考述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一
毋庸赘言，如何防止杀伤人命是管制精神病人的首要环节。清朝初年，由于军国事务繁忙，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直到清王朝统治巩固之后，因疯人滋事案件时有发生，地方官吏才纷纷提议采取对策。康熙二十八年，刑部覆准山东巡抚的建议，令嗣后“疯病之人，应令父祖叔伯兄弟或子侄亲属之嫡者防守，如无此等亲属，令邻佑乡约地方防守；如有疏纵以致杀人者，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这是清政府针对精神病人“滋事”问题颁布的首条预防性措施，其意重在责成精神病人的亲属邻里提高责任意识，防范精神病人滋事生非，其运行则全赖精神病人的亲属邻里是否自觉自愿。因此，这一措施与其说是一项强制性政令，不如说是一条警示性建议，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雍正九年，四川发生一起疯人杀死多命案件。有感于精神病人管制措施之乏力，川督题请刑部下令将所有的精神病人强行锁禁，以防其残害人命（注：洪弘绪饶瀚：《成案质疑》卷一九。）。据其所言，川省已试令地方官对精神病人实行锁锢，但因这一措施执行情况如何与地方官的考成无关，又因川督无权惩治违抗该项政令者，所以在执行过程中收效甚微。经过斟酌，刑部决定采纳其建议，命令染患疯疾之人，“俱报官交与亲属看守”。为了有效贯彻这一政令，刑部相应制定了惩罚措施，基本内容如下：疯病之人俱报官交与亲属看守，如果看守不严，以致疯病之人自杀，其亲属、邻佑杖八十，地方官、该佐领罚俸三个月；如果疯病之人致死他人，其亲属、邻佑仗一百，地方官、该佐领罚俸一年（注：洪弘绪饶瀚：《成案质疑》卷一九。）。乾隆五年，这一政令经修改正式附例，形成定制：
各省及八旗，凡有疯病之人，其亲属邻佑人等，即报明地方官、该佐领处，令伊亲属锁锢看守；如无亲属，即令邻佑乡约地方族长人等严行看守。倘容隐不报，不行看守，以致疯病之人自杀者，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致杀他人者，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阻挡首报律杖一百。如亲属邻佑人等已经报明，而该地方佐领各官，不严饬看守，以致自杀及致杀他人者，俱交部议处。（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
这就是所谓的“报官锁锢”例，其要求是在报告官府后，根据有无亲属，对精神病人实行亲属锁管或邻佑锁管。此后清政府基本循着这一原则来管制精神病人，它构成清代精神病人管制政策的核心。
然而，乾隆五年例存在明显缺漏，即既未说明如何报官锁锢，也未规定具体锁锢期限，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清政府于乾隆三十二年作了补充：
疯病之人，如家有严密房屋可以锁锢的当，亲属可以管束，及妇人患疯者，俱报官交与亲属看守，令地方官亲发锁铐，严行封锢。如亲属锁禁不严，致有杀人者，将亲属照例严加治罪；如果痊愈不发，报官验明，取具族长、地邻甘结，始准开放。如不行报官及私启锁封者，照例治罪。若并无亲属，又无房屋者，即于报官之日，令该管官验讯明确，将疯病之人，严加锁锢监禁，具详立案。如果监禁之后疯病并不举发，俟数年后诊验情形，再行酌量详请开释，领回防范。（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
很明显，增补条例比较具体地规定了“报官锁锢”程序及开释条件，这就使地方官在实施过程中能够有所依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例的空泛性。按照此例，在报官注册后，将根据有无亲属及房屋，对精神病人实行亲属锁管或官府监管。需要说明的是，据律例馆所言，此例只施于平人，但实际上每逢旗下正身及家奴与职官等染患疯病，也大体按照此例办理。例如：乾隆四十八年，厢黄旗蒙古委署笔帖式因疯逃走，自行投回，审明家有房屋，交伊父领回锁锢。嘉庆八年，正黄旗汉军马甲曹常文之妻方氏因疯于皇后车驾经过处突出道旁，审明后锁禁。嘉庆九年，厢红旗蒙古闲散常有染患疯病，刑部发给锁铐锁锢。因此，嘉庆十一年，律例馆复行申明：“疯病之人毋论旗民均应锁锢”（注：祝庆祺：《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疯病之人毋论旗民均应锁锢》。）。道光年间，广东地方巡检蔡维垣因疯妄讦印官，两广总督以其籍隶直隶，广东并无住房可以锁锢，即交其母领回防范不能管束，奏请解回原籍锁禁（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官犯患疯请交亲属锁锢》。）。
从形式上看，不能说报官锁锢例不够严厉，但从实际效果看，这一例文之运行其实并不理想。因为精神病人的亲属常常藐抗法令，不肯上报官府；而左右邻舍，只要精神病人的亲属不去报官，也一般不会主动赴县呈告，因为这既浪费时间，又损伤邻里和气，甚至难免涉于词讼。例如，道光年间，周某染患疯疾，“伊父周建爱怜其子，未肯报官锁锢”（注：《刑案汇览》卷四四《刑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疯杀父母无论因疯先行正法》。）；孙某染患疯疾，时发时愈，其父因其并未滋事，嘱令长子及邻佑不必报官。（注：《刑案汇览》卷四四《刑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因疯致伤父母之案专本具题》。）如是，地方官虽然有法可依，但因下情不能上达而无计可施，“报官锁锢”例不得不流于形式。从下文看，在清代律书及案例汇编等史籍中，载有不少疯病杀伤人命案件及其处罚条例，这也正好说明报官锁锢例之乏力。
不难理解，精神病人的亲属之所以藐抗法令，主要出于“爱怜”之心，因为精神病人一旦遭到锁锢，便难以获释。道光六年，杨某因疯锁禁。未及一年，伊父以其疯病痊愈，呈请开释。刑部以为监禁不到一年，按例不应释放，只是既然其父呈请开释，不妨先行查明“伊父是否可以管束，将来旧病举发是否另行找有严密房屋可以锁锢”，再行酌情办理（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疯发报官监禁病痊复行请释》。）。道光二十五年，刘某因疯报官锁锢。时隔半年，其兄亡故，家中再无子嗣，其母年老身单，呈请开释。基于该病人在监期间并未犯病，四川总督奏请刑部批准。刑部虽然承认该妇人的请求合乎情理，但仍命令总督查明该精神病人是否痊愈，其母是否有防范能力，家中是否有严密房屋以供将来疯病复发时圈禁之用（注：吴潮：《刑案汇览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2992－2995页。）。由上可知，被锁锢的精神病人能否获释，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病情及家中防范条件，而要达到这些要求绝非易事，尤其是精神病人的病情，很难天遂人愿。如是病人的亲属岂能忍心将自己的骨肉同胞推入火坑呢？
其实，报官锁锢条例不仅实际效果欠佳，就是在人情法理上也难以贯通。晚清法学家薛允升研读此例时，曾力辟其谬：
亲属律得容隐，祖父虽实犯罪名，尚不科子孙隐匿之条，一经染患疯病，即命预防其杀人，责子孙以报官锁锢，违者仍行治罪，似非律意。不报官锁锢以致疯病杀人，故照例拟以杖一百，若并未杀人，似无罪名可科。不报官锁锢及私启锁封之亲属人等亦云照例治罪，究竟应得何罪之处，亦未叙明。至无亲属又无房屋即行监禁锁锢尤属不妥，经罪人犯尚不应监禁，此等疯病之人，有何罪过而严加锁锢、监禁终身？是直谓疯病者断无不杀人之事矣，有是理乎？因有疯病杀人之案，遂将疯病之人一概恐其杀人定为此例，是因一人而波及人人，而其实为万不可行之事。（注：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三四《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也就是说报官锁锢例不但在法理上与清律中“亲属相为容隐”和轻罪人犯不应监禁等理念相悖，而且在逻辑上存有二大纰漏：一是因有疯病杀人案件发生，即令锁锢所有的精神病人，“是直谓疯病者断无不杀人之事”，于理不通。二是只言要对不报官锁锢以致疯病杀人者治罪，未言要对不报官锁锢而未致杀人者治罪；只言不报官锁锢及私启锁封之亲属人等照例治罪，未言究竟依照何例治罪，例文含糊不清。
事实上，报官锁锢例是否与清律中有关法理相合并不重要，其致命之点在于只言要对不报官锁锢以致疯病杀人者治罪而未言要对不报官锁锢而未致杀人者治罪一条（注：笔者迄未见到有关要对既未报官锁锢又未杀人之精神病人的亲属进行处罚的案例。但道光七年，在办理刘凯音案时，明言“患疯之人并非自杀，亦未杀人，地邻知情不报，毋庸置议。”（《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疯病滋事亲属狱卒分别治罪》）。）。因为这条例文实施的结果必然是，守法者反使其亲人遭受长期禁锢之苦，藐法者却往往可使其亲人逃脱锁锢之难。另外，报官锁锢例之缺漏还不止于薛允升所言这些。例如该例只规定要对不报官锁管及锁管不严以致杀人之精神病人之亲属人等治罪，而未言应对报官监管后因疏于防范而使精神病人在监杀人之管狱者当做如何处罚。光绪六年，某报官监禁之精神病人杀死一名狱囚，承审官遍查律书，没有找到相应例文，最后只好比照上述针对精神病人亲属邻佑之治罪例文而又略加变通，对管监者处以杖一百，枷号二个月之刑。（注：杨士骧：《例学新编》卷一○。）
既然报官锁锢例在法理上难以贯通，在实施过程中又流于形式，其存在就失去意义。因此，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终于将其废止：该例“将疯病之人及妇女一律呈报封锢，既虑房屋之不密，复恐锁禁之不严，而痊愈必须验明开放，必须取结，层层防范，未免涉于纷烦；其私启锁封，照例治罪，无论应治何罪，并未叙明，且疯犯未致杀人即属无罪可拟，似应全行删去”（注：沈家本：《大清现行刑律按语·人命》。）。这样，施行168年之久的“报官锁锢”例便在清王朝灭亡前夕划上了句号。
　　　　二
如前所述，报官锁锢例为防止疯病杀人而定，那么一旦疯病杀人案件发生，又当作何处罚呢？这是管制精神病人的又一重要环节（注：按《大清律例》，有关疯病杀人的惩治条例共计八条，列于“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条下。）。
清朝初年，“凡疯病杀伤人者免议”（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也就是说，疯病杀人不追究任何刑事责任。直到康熙八年，刑部方决定对疯病杀人者加以惩罚，但极其轻微，仅比照“过失杀人律”从犯人名下追取埋葬银十二两四钱二分，“给付死者之家”（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此即“追银收赎”法，雍正五年律例馆奏准附例（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报官锁锢例颁布后，疯病杀人者除照例追取埋葬银两外，自然也被锁锢。但是，这些被锁锢的疯病杀人者病愈后又当如何处理，当时并未作规定。乾隆元年，大赦天下，奉旨令“所有因疯杀人之犯，监禁一年，验明病愈，即予释放。”（注：《刑案汇览》卷首《赦款章程》。）这只是清廷施予疯病杀人者的一项特恩，非常规性措施。乾隆十八、十九年，广西巡抚定长、山西按察使蒋洲先后就如何处置杀人疯犯问题提出建议，刑部在议覆时议定：“疯病杀人之犯，照例收赎，仍行监禁，俟痊愈后，以期年为断，如不举发，饬交亲属领回防范。”（注：吴坛：《大清律例通考》卷二六《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律文》。）这一规定显然体现了乾隆元年恩旨的基本精神。乾隆二十一年，这一规定纂入律册。照此，杀人疯犯既要交付埋葬银两，又要遭到锁禁，直到疯病痊愈，已满一年，如果不再举发，即可获释。
然而，由于“疯病原系时发时愈，羁禁愈年，难保其不复再发”，酿成杀人情事，因此刑部于乾隆二十七年又奏准：凡疯病杀人者，“永远锁锢，虽或痊愈，不准释放。”（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因疯杀人虽罪不至死仍监禁》。）这无疑将疯病杀人者判了无期徒刑。为了加大这一法令的执行力度，乾隆三十二年又定：“若曾经杀人者，除照例收赎外，即令永远锁锢，虽或痊愈，不准释放。如锁禁不严，以致疯犯在监扰累狱囚者，将管狱有狱官严加参处。狱卒照例严加治罪。”（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
依照清律，杀伤人命多寡是量刑的一个重要原则。乾隆二十七年例强化了精神病人的惩治措施，但它不分情节轻重而将因疯杀人者一概永远锁锢，未免失之笼统。因此实施不久，就有人提出异议。乾隆三十一年，高县人刘复兴因疯殴死陈氏并廖氏子媳一家四命，照例以追取埋葬银两、永远锁禁结案。四川按察使石礼嘉觉得此案处置失当，奏请更改原例，对杀死三命以上者“按律问拟”。其理由如下：
伏思偶然疯发致死一、二命者，尚可以人本昏迷，法从宽典；若杀死三人以上及一家三人者，虽亦因疯发无知，但无辜多人惨遭非命，甚或受害之家一门被杀，宗祀永绝，其惨切情形倍于寻常，该犯则因疯而置身法外，即病愈以后，仍复安坐囹圄，不但不足以慰冤魂，亦于准情定法之义犹有不平也……则杀死多命之犯似应亦量为区别，未便仅予收赎，咨部完结。应请嗣后凡疯病杀死一二命之案，仍照旧例办理外，至杀死三人以上及一家三人者各按律问拟，奏请定夺，庶罪有差等，情法适平，且使疯犯亲属恐其获罪抵偿，自必加意防范，报官锁锢，更足杜患于未萌矣！（注：《定例汇编》卷一三《刑部为请定因疯杀死三人以上之例以重民命事》。）
乾隆帝览奏后，命刑部核议。刑部认为，“以疯狂无知之人与常人一体科断”，既不能禁止患疯者不再杀人，又与“国家用辟原以止辟，而不以施于无可惩创之人”的立法本意相左，况且在杀死一、二命之案中，被杀之人何尝不惨遭非命，“是不论疯病之戕命而专论戕命之多寡，尤未允协”，因此驳回石礼嘉之请。（注：《定例汇编》卷一三《刑部为请定因疯杀死三人以上之例以重民命事》。）
石礼嘉的建议虽被否决，但关于如何惩治疯病杀人之犯的争论并未止息。乾隆四十一年，左都御史崔应阶也奏请对疯病杀人之案“分别轻重”办理：“嗣后如遇连杀二命之疯犯，定以绞抵，入于本年秋审，情实候勾。”秋审是一项死刑复审制度，经过秋审，各类监候死刑案件被分别情形，作出四种处理意见：缓决、可矜、留养承嗣、情实，其中情实是唯一被判决死刑的一种。在复审意见报送皇帝后，只要皇帝在情实者名单上划勾，即可执行死刑。如是按照崔应阶的建议，连杀二命之疯犯，在秋审之前即被判以死刑。这显然要比石礼嘉的提议严厉。有趣的是，刑部却一改以前的态度，基本采纳了这一意见：“疯病之人虽属冥顽无知，但无辜叠被惨杀，俱系该犯亲手行凶，若仅监禁囹圄，不入秋谳，尚未为得其平。应如该御史所奏，嗣后遇有疯病连杀凡人二命以上者，即拟绞监候，庶定法益昭严密。至秋审大典，定例刑部会同法司九卿临时核其情罪重轻，分别办理，未便于拟罪时预行定议，所有疯病连杀二命拟绞之犯，应俟秋审时会同九卿酌办。”（注：《定例汇编》卷二四《疯病连杀凡人二命以上者即拟绞候秋审会同九卿酌办》。）也就是说，刑部只同意将因疯杀死二命以上之犯处以绞监候，不同意在秋审前就将犯人列入“情实候勾”。从此，清政府对疯病杀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前，因考虑到疯病杀人者丧失理智，所以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此后因考虑到疯病杀人案件系由疯犯亲手所为，所以决定严加惩治。这不但为判处精神病犯人死刑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开了根据杀人多寡来惩治疯犯的先河。
然而，乾隆四十一年条例也失之笼统。按《大清律例》，杀死多命之案，被害者是否属于同一家庭，也是量刑的一条重要原则。由于乾隆四十一年例只规定了“连杀二命以上”情形，并未具体叙明被害者的家庭范围（指被害者集中于一家之内或分散于数家）。一旦此类案件发生，承审官便感到无例可循，只好凭主观酌量轻重办理。如嘉庆十四年，直隶民人庐二保林因疯杀死一家三命，审判官认为该案与乾隆四十一年例不符，于是比照殴死一家三命例拟斩立决（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因疯杀死多命分别治罪》。）。这实际上未对疯病之人与常人作区别对待。因此，道光四年，直隶总督在处理崔五因疯砍死董王氏等一家四命之案时，奏请进一步酌立专条，明确惩治细则，以凭定拟。刑部采纳其建议，根据杀人多寡及被害者的家庭范围，具体规定了各类疯人杀人案件的惩治办法：
嗣后疯病杀死平人一命或连杀平人非一家二命以上仍各照定例办理；其实系因疯杀死平人一家二命者，于平人殴死一家二命绞决例上量减为拟绞监候；杀死一家三命以上者，于平人殴死一家三命以上斩决例上量减为斩监候，俱秋后处死。除致毙一命之案秋审时照例入于缓决外，其连毙二命及一家二命以上者，俱照向例入于情实。（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因疯杀死多命分别治罪》。）
也就是说，道光四年例主要包含如下精神：1.疯病杀死平人一命或连杀平人非一家二命以上案件，仍然依照乾隆四十一年定例办理；2.因疯杀死平人一家二命以上者处以绞监候，因疯连杀一家三命以上者处以斩监候，俱于秋后处死。3.乾隆四十一年例反对在秋审前将因疯杀死多命之犯列入“情实”，而此例规定连毙二命及一家二、三命以上者俱照向例列于情实。这实际上是把因疯杀死多命之犯一概判处死刑，到时是否“勾决”将由皇帝最后定夺。诚然，上述关于杀死一命、多命之案的规定只限于被害者是“平人”，倘若疯犯与被害者有亲属关系，则要根据“服属”远近、尊卑之份按律办理。
首先，从亲属长晚辈分关系而言，按例因疯杀死有服尊长，“俱应照律问拟，恭候钦定，并未因疯而宽其罪”（注：《定例汇编》卷一三《刑部为请定因疯杀死三人以上之例以重民命事》。）。疯犯与被害亲属关系越近，其受到的处罚就越重。兹举数例，以见其大概。
乾隆五十一年，山东人刘金良因疯杀死服叔刘法，东抚以服仅缌麻，毋庸照服制定拟，仍依凡人杀死例收赎锁锢；而刑部则以期功与缌麻虽有等差，而同属本宗有服之亲，未便与凡人同律，拟斩监候。（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因疯杀死缌麻尊长》。）
乾隆五十七年，四川人王习礼因疯殴死妻母易王氏，川督以易王氏系王习礼妻母，服属外姻缌麻，究非功服尊长，仍照凡人例收赎锁锢。刑部以所拟竟置服制于不议，揆之情法未为平允，驳令按服制定拟，改为斩监候。（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因疯殴死缌麻尊长》。）
嘉庆十三年，四川人任正刚因疯殴死其缌麻叔祖，川省依照“殴本宗缌麻尊属至死律”，拟斩监候（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因疯殴死同居继父》。）。
嘉庆十七年，郎莲花因疯砍死继父，陕督依殴同居继父致死律，拟斩监候（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因疯殴死同居继父》。）。
道光二年，浙江人姜聚添因疯砍死其父，尽管该犯当时即被其母砍毙，但浙抚以为“究未明正典刑，将该犯比照殴父致伤问拟斩决后其父因伤身死，将犯锉尸示众”（注：《刑案汇览》卷四四《刑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因疯杀父被母砍毙仍锉尸》。）。
道光三年，安徽人周传用因疯戳死其父，安抚以为伦纪攸关，请依子殴杀父律，将其凌迟处死。刑部以为，“疯病杀人之犯，虽由疯发无知，然所杀系祖父母、父母，则伦纪攸关，迥非常人可比。在本犯身为人子，戕及所生，实属罪大恶极，执法者亦未便因其病发无知，即令日久稽诛，比俟奏明后方加刑戮，设本犯于未奉旨之先或在监病毙，不得明正典刑，殊非所以重伦常而惩枭獍，应请嗣后除子孙殴伤误杀及过失杀祖父母、父母仍各照定例奏明办理外，其子孙殴杀祖父母父母之案，无论是否因疯，悉照本律问拟，一面恭请王命，即行正法，一面恭折具奏，庶逆伦重犯不致久稽显戮”（注：《刑案汇览》卷四四《刑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疯杀父母无论因疯先行正法》。）。由是，定例：“殴杀父母之犯，无论因疯，先行正法。”
光绪十一年，广西人叶水生因疯砍死义母，广西巡抚以叶水生为其义母自幼抚养，恩义年久，应与亲子同论，拟以凌迟处死。（注：《新增刑案汇览》卷八《刑律人命·谋杀祖父母父母·因疯砍伤义母身死》。）
由上可见，这种对“以下犯上”者从重惩治的量刑原则不仅限于血亲关系，也推及姻亲及收养亲关系，充分体现了清律以伦常关系为出发点的立法理念。其实，卑幼不仅致死尊长要受严厉惩治，就是致伤尊长也要受到超乎寻常的处分。按律因疯致伤尊长，并无治罪专条，每逢此类事件发生，审官往往比照常人致伤尊长例酌情办理。嘉庆二十一年，吉祥因疯砍伤其胞婶，拟绞监候（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因疯刃伤期亲尊属》。）。道光七年，皖人孙斗因疯砍伤其父。安徽巡抚依照子殴父母律拟斩立决，奉旨改为斩监候（注：《刑案汇览》卷四四《刑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因疯致伤父母之案专本具题》。）。道光十三年，山东人荣大壮因疯误伤其父，并砍死席平安、荣赵氏二人。东抚依子殴父者斩律拟斩立决（注：《续增刑案汇览》卷一一《刑律贼盗·殴祖父母父母·因疯误伤父复殴死平人二命》。）。道光十五年，河南人苏朝滋因疯砍伤其父，河抚依照“子殴父无论伤之轻重即行奏请斩决例”拟斩立决。刑部以苏朝滋殴伤伊父虽非有心干犯，但伦纪攸关，仍准如所题”（注：《续增刑案汇览》卷一一《刑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因疯殴伤能否伤痊再行核办》。）。
再者，上述因疯致死尊长案件均系杀死一命之案，那么遇到因疯杀死多命案件，内有尊长一命，又当如何处理呢？起初，律内并无相关例文，直到道光二十五年始议定：凡因疯致毙期功尊长尊属一命，复另毙平人一命及二命非一家者，俱比引服制情轻例定拟，夹签声请；另毙旁人一家二命及三命而非一家者，始按律斩决，不准声请（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很明显，这条例文与前述道光四年例不合。因为道光四年例规定因疯连毙二命之犯秋审入实勾决，而此例于致毙“期功尊长尊属一命，复另毙平人一命及二命非一家”之关系伦纪之二、三命重案反许夹签声请办理，未免轻重未协。因此，咸丰八年，刑部于查案时又重新定例：
因疯致毙期功尊长尊属一命，或尊长尊属一家二命，内一命系凶犯有服卑幼，律不应抵，或于致毙尊长尊属之外，复另毙平人一命，俱仍按致死期功尊长尊属本律问拟，准其比引情轻之例，夹签声请，候旨定夺。若致毙期功尊长尊属一家二命，或二命非一家，但均属期功尊长尊属，或一家二命内一命分属卑幼而罪应绞抵，或于致毙尊长尊属之外，复另毙平人二命，无论是否一家，俱按律拟斩立决，不准夹签声请。（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
按照上例，因疯杀死二命案内，如死者一系尊长尊属，一系平人或疯犯有服卑幼，仍可比引情轻之例，夹签声请办理，这一处罚仍比道光四年例对因疯连毙平人二命之犯所作处罚为轻。为了做到所谓“朝画一而示持平”，刑部当时又对道光四年例做了修订，把对因疯致毙平人非一家二命的处罚由原先的秋审入实勾决改入缓决办理（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
与上述事例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是尊长致死卑幼，其所受处罚则要轻得多。嘉庆十八年，定柱因疯杀女，刑部仅拟以锁锢（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因疯杀女监禁七年原情准释》。）。道光十一年，钟黄氏因疯殴杀子媳，奉旨拟以“给属领回看守，仍令地方官亲发锁铐严行封锢”（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因疯杀媳病已痊愈给属锁锢》。）。道光十三年，四川人曾金榜因疯砍死其子，川督谓论律当依父过失杀子者勿论律勿论，惟该犯疯病未愈，仍照例锁锢监候，俟数年后不复举发，再行开释（注：《续增刑案汇览》卷一二《刑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父因疯将子杀死》。）。
其次，从同辈夫妻、长幼关系而言，男尊女卑、兄贵弟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伦理观念，也是法理上一条行之弥久的普遍性原则。因此，如果夫妻、兄弟之间发生刑案，其处置方法也因尊卑、贵贱关系而不同。
嘉庆十八年，郑文焕因疯戳死其妻，审官依照过失杀妻勿论例与疯病杀人本例，将该犯拟以永远锁锢（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因疯杀妻虽得勿论仍应监禁》。）。道光二年，云南人郑汶甲因疯殴死其妻旋而痊愈，刑部令依照殴妻至死本律定拟（注：《刑案汇览》卷四九《刑律诉讼·子孙违犯教令·因疯杀妻致父自尽仍拟绞监候》。）。嘉庆十一年，段李氏因疯殴死其夫，初审官依照过失杀夫本律将其问拟斩决，内阁亦以李氏着即处斩票拟进呈，嘉庆帝以为妻杀夫固当按律问拟，然因实系疯发殴死其夫，究属一线可原，不可不量予末减，乃令“嗣后遇有此等妇人因疯殴死本夫之案，确凿无疑者，刑部仍按本律定拟具题，着内阁核明，于本内夹叙贴标，拟九卿议奏及依议斩决双签进呈，候朕定夺”（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因疯及误杀夫之案向不夹签》。）。也就是说，妻杀夫先要按本律定拟，最后由皇帝酌量情形裁断。由此可见，妻杀夫不仅在审断程序上比夫杀妻复杂，而且在量刑上也要比夫杀妻严厉。
至于兄弟、姐妹之间因疯致死案件，笔者只见到兄长杀弟之案。嘉庆元年，刘族蛮因疯殴死胞弟，南抚依过失杀期亲弟妹律拟以勿论，刑部改拟永远监禁（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因疯杀胞弟虽收赎仍监禁》。）。嘉庆八年，四川人唐尚蕣因疯戳死胞弟，旋而病愈，审官援照通行服制拟以流罪发配，刑部改拟永远锁锢（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因疯杀人虽罪不至死仍监禁》。）。由此推断，弟妹杀死兄长，其所受处罚至少不会比兄长杀死弟妹为轻。
最后，从官民关系而言，部民因疯杀死官长所受处罚也要比杀死“平人”为重。同治九年，浙江嵊县人庞某因疯闯入县衙，杀死县令及其两名家属。按照道光四年例，杀死平人一家三命以上者，拟斩监候，秋后处死。但由于县令为朝廷命官，纲常攸关，经浙江巡抚审拟、刑部复核，庞某于省府凌迟处死，首级解回原籍示众（注：《刑案汇览续编》，台北文化出版社1970年版，2351－2354页。）。
　　　　三
除了杀伤人命案件外，清廷对其他疯人“滋事”案件也论其“犯罪”性质而采取相关措施。这些案件主要有二类，一是疯人捏写“逆词”案，一是疯人擅入“宫禁”案。
由于“疯发无知”，精神病人总不免胡言乱语，识字者则有可能书写“违逆”之词。按《大清律例》，凡捏造妖书、妖言及诈为制书者，皆斩（注：《大清律例》卷二三《刑律·盗贼上·造妖书妖言》及卷三二《刑律·诈伪·诈为制书》。）。那么，遇到精神病人造作“逆词”时，当如何处置呢？
就笔者所见，刘芳杰投递狂谬字帖案是清廷受理的第一起疯人造作“逆词”案。雍正八年七月，疯人刘芳杰忽发奇想，竟投帖求拜广西巡抚金鉷，红封上大书“真明天子刘芳杰拜”。金鉷以其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出此逆词，奏请于“广众之中尽法处死，以儆地方所有疯人”。雍正帝不以为然，批云：“若实系疯病，何必至于处死？”（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53页。）由此看出，一向以严刻着称的雍正帝对疯人书写“逆词”还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到乾隆时，造作“逆词”之疯人则远没有刘芳杰幸运。
乾隆十八年，疯人丁文彬以呈献其编造的《文武记》、《太公传》、《时宪书》等书而被拿获，尽管承审官认定其素患疯疾，但因书中“大逆不道之言甚多”，仍拟以凌迟处死，亲属缘坐，奉旨允行。（注：《清代文字狱档》上册，11－40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疯人林时元因向福建巡抚定长抛掷其所写“逆词”而被拿获。闽浙总督杨廷璋等严加刑讯，谓其“实系病发疯狂，并无为匪实迹及抄传流播情事，但以狂悖邪言公然书写抛递，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且边海地方尤当严行惩治，以昭炯戒，不得因其疯病稍为轻纵”，奏请依照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例，拟斩立决。得旨允行（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六辑，698－700页；十七辑，256－257页。）。同年三月，疯人刘三元也因假托梦语，书写“悖逆”纸张而被查获。经过反复研讯，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但“恭逢圣世，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奏请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奉旨准行。（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七辑，136－137，226－228，652－654页。）同年八月， 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经查王宗训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八辑，687－689，757－758页；十九辑，69－72页。）
由于疯人捏写“逆词”案连续发生，如何予以防范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吏部尚书陈宏谋、湖南按察使五诺玺先后奏请对疯病之人严加防范以杜贻患。五诺玺奏云：
地方疯病之人，已奉有定例，责成亲属报官，令该地方官亲发锁铐，严行封固，如无亲属，即行锁禁，若曾经杀人，永远禁锢，立法已属周备。但例内所指专为疯病逞凶者而言，更有一种粗知文义，赋性不驯，稍因失意之事，始而佯诈疯狂，继则昏迷罔悟，忽明忽昧，信口妄言，如醉如痴，任意书写，或捏造妖言，或逞其梦呓，事发到官，在本犯予以极刑固所应得，而牵涉亲朋，缘坐家属，株累颇多。此等疯犯虽平日形迹并无凶悍之状，而流毒更甚于行凶杀人。保邻亲属见其明昧相半，不行报官，而地方官亦因其状非悍，少疏管束，一旦酿成事端，贻患非浅。应请嗣后除真正疯狂凶悍之人，仍照例查报，分别锁禁外，如有此等状类昏迷，语言荒谬，稍知笔墨，妄行书写之人，一律报明地方官，置备坚实链铐，严行锁固，谕令亲属人等不得给与纸笔，任其混写，将来果能痊愈，数年不发，方许报官验明，取结开放；如不行报官，私自启锁及牌甲户首明知不举，均照例治罪。倘无亲属看守，即行监禁，或在临境查获，严押递籍收管，如本籍查有越出之人，亦即报官提回，分别锁禁。地方官失于查察，或疏于防范，致有滋事者，即行参处。庶疯犯无从恣肆，而约束更为详备矣！（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九辑，242页。）
显而易见，五诺玺之奏意在要求扩大报官锁锢例的防范力度。如其所言，报官锁锢例本是为防范疯病之人杀人逞凶而立，在此五诺玺又奏请对精神病人严加锁固，“不得给与纸笔”，防止其混写“逆词”。笔者迄未见到乾隆帝对五诺玺之奏的批示，但从其针对陈宏谋奏折所发上谕来推断，当持肯定态度。该上谕云：
陈宏谋请锁锢疯人一折，所奏亦有所见。向来此等疯人病发，原定有严加约束之例，但行之日久，地方官不能实力奉行，以致旋锁旋释，甚至任其播弄笔墨，滋生事端，而匪人中实系丧心病狂者亦转藉词疯病，冀为骫法，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着于各督抚奏事之便，将原折抄寄阅看，令其即饬所属，遇有此等疯病之人，应预为严行看守防范，毋得稍有弛懈！（注：《乾隆朝上谕档》四册，309页。）
但防范总归是防范，对“疯发无知”的精神病人来说，任何法令都起不到儆示效果，一旦防之不及，“任意混写”总是势在难免。因此，乾隆二十八年之后，仍有疯人捏写“逆词”案被不断揭出。如乾隆三十二年，揭出疯人张廷用“手录狂诞不经字片”案；三十三年，揭出疯人柴世进造作“逆词”案；四十年，揭出疯人王作梁捏写逆书案；四十一年，揭出疯人张毅自编“狂悖”书词案；四十五年，揭出疯人王铁山投递狂诞纸片案，等等。据有关统计，乾隆时期精神病患者偶因文字不慎构成罪案者至少有二十一起之多（注：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35页。）。从情理讲，疯人混写“逆词”不足为怪，更不值得理论。此类案件之所以频发于乾隆期，并不意味当时患疯者人数激增，而是因当时大兴“文祸”的政治形势使然；透过这一桩桩疯人捏写“逆词”案，正可以窥到当时“文祸”之酷烈。其后随着文字狱的逐渐减少以至绝迹，疯人捏写“逆词”案不仅随之减少，处置办法也似略微宽松。道光四年，河南人陈铨因疯捏造印文书册，假充外番遣使向南阳府告助。河抚以该犯痰迷属实，惟书词狂悖，未便仅照疯病锁禁，请依“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斩决例”将陈铨拟斩立决。刑部谓该犯书写狂悖词说，究因痰迷，既据该抚讯无另有谋逆重情，与有心悖逆者不同，可否量予末减之处，恭候钦定（注：祝庆祺：《续增刑案汇览》卷五《刑律贼盗·造妖书妖言·疯犯书词狂悖假名外番遣使》。）。由此看出，刑部官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虽认为书词狂悖，但也指出究因痰迷，与有心悖逆者不同，显露出“可否量予末减”的宽容态度，与乾隆朝诸官员一味强调“悖逆已极”的判案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疯人擅入宫禁，清廷也并未因其疯狂而宽其罪。依照清律，擅入宫内御膳所及御在所者绞监候，擅入午门、东华、西华、神武门者各杖一百（注：《大清律例》卷一八《兵律宫卫·宫殿门擅入》。）。这些处罚同样施于精神病人。光绪六年，刘振生因疯误入皇宫，刑部一面依律拟绞监候，一面又以其语言狂悖，情节较重，难以疯发无知为解，“若仅照本律问拟绞候，尚觉轻纵，可否请旨将该犯刘振生即行处绞，恭候钦定。”同年，疯人李顺因寻伊侄太监李双喜索要钱文，由神武门走至隆宗门外，有干例禁。刑部依律拟杖一百，折责发落（注：潘文舫、旭谏荃：《新增刑案汇览》卷四《兵律宫卫·辄出入宫门·因疯擅入宫内又擅入神武门》。）。
　　　　四
毫无疑问，对精神病犯人无论实行永远锁锢，还是处以“按律问拟”，均十分残酷，但与常人所受刑罚相比，毕竟为轻，所以在实施过程中，难免有狡猾之徒，“始则逞凶戕命，继复捏饰装疯”，以图逃脱罪责。因此，如何防止“捏饰装疯”也是管制精神病人重要的一环。
起初，每逢疯病杀人案，“但凭地方邻佑呈报验详，并无治罪之文”。康熙二十八年题准：“假装疯病杀人者，审讯明白，或系谋杀、故杀、斗杀杀人，各依本律治罪；如无疯病而杀人，或证佐之人，说称实有疯病者，审无同谋受贿情弊，各照本律治罪。”（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由于这一例文只规定要对装疯捏饰者及作伪证者各照本律治罪，而对如何验证疯病真伪未作进一步说明，故不够严密。为了堵塞这一漏洞，刑部于乾隆三十一年在复议石礼嘉之议时进一步议定：“疯病杀人之案，最防奸徒假疯恣杀，以戕民命……嗣后如有此等案件呈报到官，该地方官务取被杀之事主切实供词并取邻佑地方确实供结，该管官详加验讯，如有假疯妄报，除凶犯即行按律问罪外，将知情隐匿之地方邻佑亲属人等，照隐藏罪人知情者减罪一等律问拟。”（注：《定例汇编》卷一三《刑部为请定因疯杀死三人以上之例以重民命事》。）乾隆三十二年，这一条令正式纂入例文，列于“报官锁锢例”之后（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
不言而喻，由被杀之事主与地方邻佑共同作证要比地方邻佑的一面之词更可靠。这在一定程度上严密了疯病杀人案件的审查程序，降低了“装疯捏饰”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刑部官员后来发现“疯病杀人之案，多有到案复审供吐明晰之犯”，与常人无异，“若仅照例监禁，恐其装疯捏饰，冀图免抵”，因而于嘉庆七年议定：“嗣后疯病杀人之犯，除诊验该犯始终疯病、语无伦次者，仍照定例永远锁锢外，若因一时疯发杀人，迨覆审时供吐明晰者，即仍按本律拟抵。”（注：《大清现行刑律按语·人命》。）如是，疯病杀人者即被分为到案后始终疯迷不能取供和到案及覆审时供吐明晰两端，分别治罪。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嘉庆七年例明显有两处漏洞：
一是如果杀人疯犯罪不至死，那么是依照本律进行处罚，还是依照乾隆二十七年例对其永远锁锢，并未叙明。嘉庆八年，四川人唐尚蕣因疯戳死其弟，旋而病愈，审官依照嘉庆七年例按本律拟以流罪发配。这一判决虽与嘉庆七年例相符，但显与乾隆二十七年例相抵触。经过核议，刑部乃定：“疯病杀人到案及复审时供吐明晰按各本律拟抵，系指罪犯应死者而言，若罪不至死，即供吐明晰，仍应照例永远锁锢。”（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因疯杀人虽罪不至死仍监禁》。）
二是嘉庆七年例一概将到案及覆审时供吐明晰者按本律拟抵，失之笼统，因为疯病往往时发时愈，杀人时处于疯迷状态，审讯时恢复理智也属正常现象。因此，刑部又于嘉庆八年议请：“嗣后因疯杀人旋即痊愈之案，总以先经报官有案为据，如实系陡患疯病，猝不及防，以致杀人，旋经痊愈者，该州县官审明，即应讯取尸亲切实甘结为据，叙详咨部，方准拟以斗杀；如无报案，又无尸亲切结，即确究实情，仍按谋故各本律定拟。”（注：《大清现行刑律按语·人命》。）也就是说，只要曾经报官备案，或有尸亲出面作证，因疯杀人旋而痊愈者即可按斗杀律论处，否则按谋杀、故杀律论处。
嘉庆十一年，刑部对以上例文加以总结，定例：
凡疯病杀人之案，总以先经报官有案为据，如诊验该犯始终疯病、语无伦次者，仍照定例永远监禁。若因一时陡患疯病，猝不及报，以致杀人，旋经痊愈；或到案时虽验系疯迷，迨复审时供吐明晰者，该州县官审明，即讯取尸亲切实甘结，叙详咨部，方准拟以斗杀。如无报案，又无尸亲切结，即确究实情，仍按谋杀各本律定拟。至所杀系有服卑幼，罪不至死者，不得以病已痊愈，即行发配，仍依疯病杀人例永远锁锢。（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
道光二十六年，刑部又奏请将因疯杀人始终疯迷之犯酌议查办。经大学士会同九卿议奏，遵旨议准：“嗣后遇有始终疯迷之犯，定案时即照例严行锁锢，不必照过失杀人例先追收赎银两。如监禁二三年内偶有病愈者，即令该地方官讯取供招，照复审供吐明晰之犯，依斗杀律拟绞监候，入于秋审缓决办理。遇有查办死罪减等恩旨，与复审供吐明晰之犯一体查办；如不痊愈，即行永远锁禁，虽遇恩旨，不准查办。”（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咸丰二年，这条规定正式入例。
其实，上述例文只是针对“捏饰装疯”采取的一些预防性措施，从一些实际案例看，是否患有精神病只是认定案件性质的一个因素，此外还要考虑犯案时是否处于疯迷状态。乾隆二十三年，广西发生一起因财产继承问题引起的杀人案。尽管承审官并不否认事犯患有精神病，但否认其杀人时处于疯迷状态，理由是如果当时真的疯迷，就不会因财产问题而产生杀人动机，结果事犯被以谋杀罪论处（注：闵我备：《成案新编》卷九。）。同治六年，某人因被顾主解雇而杀死顾主之妻。由于事犯有精神病史，初审官判定为疯病杀人，但刑部怀疑该犯可能不是因疯杀人，而是因恨杀人，因为事犯只刺死者一刀，这说明他当时还有自我控制能力，没有丧失理智，因此驳回原判（注：《刑案汇览续编》，3003—3005页。）。很明显，上述断案法带有很大主观臆测性，因为搞清有精神病史者在杀人时是否疯迷直到现在恐怕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以上大体叙明有关疯病杀人若干惩治条例，下面回头再对永远锁锢之杀人疯犯的释放问题作一考述。如前所述，乾隆二十七年定：“凡疯病杀人者，永远锁锢，虽或痊愈，不准释放。”这一措施固然可以“杜绝后患，免致再戕人命”，但实际上与清律有关精神相悖，因此清廷后来又作了相应的调整。
首先，乾隆二十七年例与清律中“犯罪存留养亲”法理相悖。在古代中国，“家庭价值观中的核心概念是儒家所倡导的‘孝’”（注：《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8页。）。这一观念在法律上体现为“犯罪存留养亲”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罪犯被处以死刑或长年徒刑时，如果该罪犯的父母年老或有病，而罪犯又是其父母的唯一儿子，那么法律允许对该罪犯处以其他刑罚，如笞杖、纳赎、枷号等，以便让该罪犯留在家中侍奉父母。乾隆三十四年，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被扩大。如果父母双亡，而罪犯是其唯一的男性继承人，那么他也可以援引“存留养亲”制度，留在家中，供奉父母的亡灵，延续祖宗的香火。因此，刑部于嘉庆六年议定：“疯犯杀人，永远锁锢，若亲老丁单，例应留养承嗣者，如病果痊愈，令地方官诊验明确，加结具题核释，仍责成地方官饬交犯属领回，严加防范，倘复病发滋事，亲属照例治罪，本犯永远监禁，不准释放，出结之地方官照例议处。”（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这条例文将“犯罪存留养亲”法理施于精神病人，只是其出台距乾隆二十七年例之制定长达近40年之久。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规定只限于到案后始终疯迷而被永远锁锢者（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疯病杀人留养承祀各有专条》。），不包括到案供吐明晰、例应拟抵缓决之犯。直到嘉庆十九年，刑部才针对后者制定相应的办法：“疯病杀人应入缓决人犯，如果到案后病已痊愈，监禁五年以后，不复举发，遇有亲老丁单或父母已故、家无次丁，取结题请留养承祀。”（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疯病杀人留养承祀各有专条》。）刑部之所以定以五年之限，其意仍在防止装疯捏饰。如是，因疯杀人问拟永远锁锢及入于秋审缓决之犯之留养承祀分为两端办理，即因疯杀人如系始终疯迷，定案时永远锁锢之犯，验明病果痊愈，即可随案题请留养承祀，不必拘以五年之限；若系到案供吐明晰，照例科以斗杀入于秋审缓决之犯，则必五年后始准查办。
其次，乾隆二十七年例与清律中体恤“老小废疾”者的精神有忤。按《大清律例》，凡老幼废疾者犯罪（谋反大逆等罪除外），量刑时要比常人为轻（注：参见《大清律例》卷五《名例律下·老小废疾收赎》。）。可是作为“废疾”者的精神病犯人却一旦判处永远锁禁，便意味着要老死囹圄。因此，清廷于嘉庆年间又相应制定了若干开释措施。
嘉庆元年，奉旨大赦。山东巡抚伊江阿以“疯病杀人永远锁锢之犯，如果病未痊愈或监禁未久，自属毋庸查办；其间有锁锢已逾一二十年而又年逾七十，疯病久经痊愈者，逢此大赦，未能释放，情堪矜悯”，题奏酌情开释。刑部准其所题，议请“以监禁二十年为断，如监禁未二十年者，年分尚浅，即现报病痊，自毋庸议释；如监禁已逾二十年及年逾七十者，旧病不至举发，精力就衰，取具印甘各结，题请省释。”（注：《刑案汇览》卷首《赦款章程》）这一例文虽给永远锁锢之疯犯带来一线“光明”，但因开释条件非常苛刻，能真正获此“恩赦”者恐少之又少。
嘉庆五年，又奉旨清理庶狱。刑部奏请将疯病杀人监禁已愈二十年验明病已痊愈各犯依照嘉庆元年之例予以释放，而对监禁未满二十年者摘叙案由，开单请旨办理。嘉庆帝格外开恩，下令将因疯杀人监禁五年病已痊愈者均予释放（注：《刑案汇览》卷首《赦款章程》），并令“嗣后遇有清理刑狱恩旨，因其疯病监禁未及五年者俱毋庸查办”（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因疯杀人虽罪不至死仍监禁》。）。也就是说在监五年而疯病痊愈成为此后恩赦之基本条件。嘉庆二十五年，奉旨大赦，刑部即照此例令除因疯杀人监禁未逾五年及虽逾五年病未愈者毋庸查办外，其监禁已愈五年病已痊愈之疯犯开单奏请释放（注：《刑案汇览》卷首《赦款章程》）。
嘉庆五年例意味着清廷对精神病的管制由严刻转向宽纵，但不顾疯犯“犯罪”性质而一律以监禁已愈五年病已痊愈为恩释条件，必然与以“伦常”关系核心的清代立法理念相悖。因此，嘉庆十三年刑部又遵旨定例：“疯病杀人，问拟死罪免勾，永远监禁之犯，病愈后遇有恩旨，例得查办释放者，除所杀系平人，仍照旧办理外；若卑幼致死尊长，及妻致死夫，关系服制者，仍永远监禁，不准释放。”（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也就是说卑幼致死尊长及妻致死夫等关系服制之案所涉疯犯，即使符合嘉庆五年例所定开释条件，也不准释放。
既然疯犯恩赦条例按照“伦常”关系予以补充，那么前述有关疯犯留养承祀之条例也不能不比照办理。嘉庆十六年，刑部又相应议定：
凡疯病杀人，问拟斩监候之犯，除死系期功尊长、尊属及连杀平人二命应入情实各犯毋庸查办外，其余应入缓决人犯，如果到案后病已痊愈，监禁五年，不复举发，遇有亲老丁单，或父母已故，家无次丁，该管官饬取印甘各结，题请留养承祀，倘释放后复行滋事，将出结之地方官并邻族人等，分别议处惩治。本犯仍永远监禁，虽或痊愈，不准再予释放。（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
照此，在疯病杀人问拟斩绞监候之犯中，致死期功尊长尊属及连杀平人二命应入情实各犯，不准题请留养承祀。同治九年，以因疯致死期功尊长、尊属及连杀平人多命案件惩治条例已经修改，刑部复比照新修之例，议定：“凡疯病杀人，问拟斩绞监候之犯，除死系期功尊长尊属，并连毙平人一家二命及三命而非一家，应入情实各犯，毋庸查办外，其余应入绞决人犯，如果到案后病愈，监禁至五年后不复举发，遇有亲老丁单，或父母已故，家无次丁，该管官取具印甘各结，题请留养承祀。倘释放后复行滋事，将出结之地方官并邻族人等，分别议处惩治，本犯仍永远监禁，虽病愈不准再予释放。”（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
　　　　五
通过以上考述，我们对清代精神病人之管制情况大体可以勾勒出如下轮廓：预防犯罪、惩治疯犯和疯犯释放为清政府管制精神病人的三个基本环节。
为了预防精神病人犯罪，清政府始则采取亲属地邻防范制，继则推行报官锁锢制，终则因报官锁锢制在实践中流于形式、在法理上难以成立而将其废止。清代以前并无专门为防止“犯罪”而锁禁精神病人之律法，报官锁锢制之出台，不仅是清政府的“创举”，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项新的举措，其体现的政治意义是，清政府的统制政策已强化到社会的极边缘。
针对案件性质、类别及情节轻重，清政府先后制定若干惩办措施。清代精神病人所犯案件，大体分为命案和非命案二类。就命案而言，以杀伤人命多寡而论，有杀死一命与杀死多命之不同的惩治条例；以尊卑长幼关系而论，有杀死平人、杀死亲属、杀死官长之不同的惩治办法；其中杀人多命案件又依照受害者是否属于同一家庭，相应制定了不同的处置例文。就非命案而言，分为捏写“逆词”案和擅入“宫禁”案。前者是“文祸”政策在精神病人身上的体现形式，后者则是“宫卫”圣地不可侵犯的产物。由于二者同为“逆案”，所以其犯者所受处罚丝毫不比常人为轻；尤其是在处置捏写“逆词”之案时，轻则立决，重则凌迟，“牵涉亲朋，缘坐家属，株累颇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为惨痛的一幕。
至于永远锁锢及秋审缓决等疯犯开释问题，清政府则分别依照“留养承祀”例和“恩赦”旨意制定了相应的开释条件。这些措施虽然体现了统治者所标榜的“仁”与“孝”，但这只不过是清廷以“宽”济“严”的一种统治手段而已，一旦精神病人触及“纲常伦纪”这一根本性原则时，则享受不到任何“宽仁”。
透过上述各色管制精神病人的措施，可以看出清廷对精神病人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宽到严再到宽的过程，这正好与清代专制政治的运行轨迹相吻合。从现代法理看，精神病人无所谓“犯罪”问题，在古代中国也有所谓“国家用辟原以止辟，而不以施于无可惩创之人”的立法理念。但在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推出一系列针对精神病人措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立法理论框框，而且进一步剥掉了中国传统政治所标榜的“仁治”外衣。在这里笔者附带说几句并非题外话的题外话。一般认为，康雍乾隆三帝中，其为政风格是，康熙帝尚“宽”，雍正帝尚“严”，乾隆帝则“宽严相济”。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统治手法看，康熙之“宽”与雍正之“严”还意味着其统治手段之单一，其统治效果远不及乾隆帝之“宽严相济”。无论怎么讲，这位被称为“高宗”的乾隆帝的确把中国专制集权政治推向历史的颠峰。试想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专制到连精神病人都要纳入其专制炼狱之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