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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沈艾娣：乡绅刘大鹏——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忘的人

刘大鹏-沈艾娣：乡绅刘大鹏——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忘的人
刘大鹏（1857-1942），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别署梦醒子，又号潜园居士，山西太原县（现为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是着名的地方史学者、地方文化学家。着有《晋祠志》、《晋水志》等地方志。尤其是《退想斋日记》，200多册，50多万正楷毛笔字，记述了近现代中国和晋祠发生的重大变迁。
日军南下进入山西的1937年，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80岁农民，拒绝与他的子孙们一起逃难到赤桥村附近的山区。这位名叫刘大鹏的老人，在炸弹降落时，爬上屋顶的平台，看着家人跑向安全的方向。
在没能进入刘家时，日军威胁要烧毁整个屋子，村民们恳请日军看在刘大鹏年事已高的分上饶恕他，但日本士兵还是毒打了这个抵抗的老人。刘大鹏在哀叹中伤势慢慢痊愈，这是他从1857年出生便生活于此的村庄，直至1942年去世之前，他见证了自己的家族逐渐走向贫困和衰败。
在刘大鹏一生这漫长的85年中，中国的文人们开始意识到，如果未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重大变革，中国注定覆灭。对这场始于19世纪末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大量学者持续关注中国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如山西，却鲜有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着作《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通过对山西农村一位底层知识分子刘大鹏一生的叙事，填补了学术界对中国内陆地区关注的空白，更进一步将现代化研究深入到了乡村的层次。
“有大量的文献对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给予了积极的叙事，这些文献的描述没有错，但是并不能代表每一个人的经历。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现代化进程中受益，刘大鹏的故事说明了这样的人的确存在，并且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沈艾娣是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及讲座教授科大卫（David Faure）牛津时期的学生，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研究方向主要为华北乡村、地方宗教与社会、清末以降的社会文化等。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以下简称《梦醒子》）一书是沈艾娣的博士后研究项目。
沈艾娣在有关中国历史的多个领域有出色学术作品，她近期的新作是《一个中国天主教村庄里的传教士诅咒及神话》（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而其最近所做项目中也包括“1949年后共产主义中国的革命思想和经验”。
·个人故事里的“现代性”反思
《梦醒子》的研究缘起于沈艾娣对中国历史长河中个人生活经历的关注。
“我对人非常感兴趣，我是说个人的经历，而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当然像现代化这样的宏大主题非常重要，但真正能够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些概念如何在人们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这是我个人愿意阅读的历史作品，所以我也尝试写这样的历史故事。”沈艾娣在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邮件专访时这样描述。
但研究的真正契机还是来源于科大卫教授的建议。“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国家精英，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南京完成的，所以最开始我对博士后研究的方向也是预想在国家精英这一块儿。但是科大卫教授阅读了当时已经出版的刘大鹏日记—《退想斋日记》，他就建议我找到刘大鹏的日记手稿，然后尝试写一个个人传记。我们为此争执了好几天，他最终说服了我，而且我现在非常高兴我听取了他的建议：从这个研究项目中我获益良多，并且许多读者的反馈也觉得这个研究很有趣。”沈艾娣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沈艾娣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刘大鹏一生孜孜不倦写日记的习惯，而自1996年至2002年在山西的实地田野调查也让她能够对刘大鹏的生活细节做进一步丰富，并对刘氏家族后来的幸与不幸进行追踪。
“我访问赤桥村之后又去了刘大鹏曾坐馆多年的南席村，很明显这些村镇曾经繁荣过。赤桥的大街两边曾经布满商铺，如今已经彻底改为民居。从大街走下去，狭窄的马路一直通到一个大工厂，里面满是废弃的烟囱和棚屋，村里的造纸厂曾经坐落于此。南席村和邻近的村中曾经宏伟奇丽、装饰精美的院落和过道，如今挤满了贫民，好像他们只是寄居在那里一样。”沈艾娣认为，早在1949年之前，曾经富足的山西乡村就已经开始日渐贫困，这是更长的历史进程的结果，归因于一系列改变了山西地理的政治变革。外蒙古独立、俄国革命、国防重心和贸易中心由内陆转移到东南沿海—所有这些发展逐渐将山西从一个贸易主干道变为一个孤立的、交通不便的省份。与此同时，国家和省级政府共有的现代化观念强调将城市化、工业化、出口导向型商业作为强国的基础。部分地区因此受益；山西的村落则不然。对于这些宏大的主题，沈艾娣选择用刘大鹏的个人故事来展现。
《梦醒子》一书出版后，被广泛运用于英国和美国高校中国近代史的课程，许多西方大学生已经读过此书。“我希望能够让西方学生反思现代性带来的悲剧。中国和西方的高中教科书都倾向于将现代性描绘成美好生活持续迈进的过程。我希望在大学里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能够想到这些遭受进步之苦的人—个人、家庭、地方，甚至或许是整个的中国乡村人口。”沈艾娣解释，“我希望他们了解，像刘大鹏这么一个正直的好人会将所发生的变化视作有悖于道德。我希望他们通过阅读刘大鹏的故事，能够对他的态度有同情和理解，这将让他们对现代化过程有更广阔的认识。”
不出意外的是，中国当下早已经不是刘大鹏日记所描绘的中国。关于《梦醒子》一书的书评最早由《历史研究》发表，引起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兴趣。
·“微观史”写作
“我想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最有意义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微观史的范例：对一个相对不为人知的个体生命进行细致的研究，旨在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沈艾娣在《梦醒子》的简体中文版序言中，特意介绍了“微观史”的写作。
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并非历史写作的新文类，这一文类肇端于研究早期近代欧洲的社会史家，其中经典着作主要是对法国和意大利的研究，例如卡洛·金兹堡、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乔瓦尼·莱维等人的着作。这些史家挖掘早期近代法国和意大利的丰富档案资料，尤其是国家和教会法庭的司法调查，来了解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他们深受克利福德·格尔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着有《文化的诠释》，其中广为人熟悉的一篇为《深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叙》）等人类学家的影响，通过在文化语境中分析一件件看似不重要的事件来阐释更广阔的文化面相。他们作品的另一大特点在于对叙事的运用，史家通过档案来展开特殊事件背后的故事，或是考察原本默默无闻的个人的生活，而读者跟随着作者的笔端。这些书将读者带入故事之中，但它们也处理更广阔的主题。它们并不是案例研究—通常的案例研究会用一个例子证明、证伪或者推演一个更大的理论问题；相反，微观史写作通过对人类生活和动机的具体分析来颠覆已经被接受的历史，揭示理解过去的别样途径。
微观史早期的代表作品多出现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际上，近年来在中国有着广泛读者的史景迁作品《王氏之死》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等都是这一流派的经典之作，不过微观史写作至今未在中国的历史学界流行。与微观史这一典型的强调史家主体的叙事史—英文所说的“史家来讲故事（I tell the story）”—不同，中文学界强调“让史料说话（Sources tell the story）”。
“明清史料中并不存在像欧洲研究中所运用的丰富的地方档案，同时欧洲的微观史研究多关注不为人知的个人和事件，这些远不是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兴趣所在，他们主要关注阐发和辩论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沈艾娣这样解释微观史未能在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原因，而她也进一步强调，微观史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撼动这种宏大叙事的整体化倾向。
“在历史叙事里，伟人常限于伟大的领袖、作家和思想家—这当然是一个过度的简化。刘大鹏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项。当他年轻时，他曾希望自己成为大人物，但像多数人一样，他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在决定写作刘大鹏的传记时，科大卫教授很自然地建议，采取微观史的方式。”沈艾娣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采取“微观史”策略的经过，“科大卫教授当时就说，应该写成卡洛·金兹堡《奶酪与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王的宇宙观》那样的作品。不过我个人其实更喜欢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她的研究让我颇受启发，最着名的作品是《马丁格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不过我自己倒是最喜欢《边缘女人》（Women on the Margins）。这一类的研究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异国他乡的社会和文化，通过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的故事。”
微观史对个人的关注必然绕不开“代表性”的问题。沈艾娣对“刘大鹏是否具有代表性”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写五十年的日记当然非同一般，更不要提他写的其他作品……他对儒家思想的虔诚并不为众人所奉行”。但沈艾娣同时也指出，刘大鹏的情况事实上也并不特殊，他常常提到和他处于相同困境的朋友，他的观念和思想正是从他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养成。
·沈艾娣：“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现代化进程中受益”
年仅38岁时便被哈佛大学聘为历史系正教授的沈艾娣，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冉冉升起的新星。旅美历史学者陈怀宇曾形容沈艾娣为“青年学者的榜样”，认为她是一位“极有计划性（highly organized）、极度专心（highly concentrated）、极度自律（highly disciplined）的学者”，已经出版了五本书，其中四本专着，处理四个完全不同的主题，“每本书都是在超越自己以前的成就”。
“我觉得《梦醒子》能够受到中国读者的喜欢，主要是因为译者雅致的翻译。”在写给时代周报记者的回复邮件中，“每本书都是在超越自己以前的成就”的沈艾娣态度谦和，而她对国内史学家有关刘大鹏的研究，也特意做了“他们对刘大鹏的政治思想之了解，远非我所能及”的谦辞。
·小人物的所思所想总是被历史遗忘
时代周报：刘大鹏的一生，正见证了乡村从帝国的文化与关注重心逐渐边缘化为衰败的、依附于中心城市的地区。在刘大鹏的故事背后，你想要通过《梦醒子》说明什么？有评论者这样概括：“沈艾娣以山西这个较极端的个案证明：中国内陆乡村的贫困化、衰败和传统社会结构固化，是现代化的结果而非原因。”你本人是否认同这样的概括？
沈艾娣：我的确也想过，中国的有些地方比如山西，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遭受的是负面的影响，而不像其他地方那样获益。但是，这在西方学界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已经算不上是新见解。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1993年发表的着作《腹地的形成：国家、社会与华北岛屿经济，1853-1937》（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已经通过对山东一条河流的研究把这个观点论述得非常清楚。这一项研究对我理解山西的情况具有十分大的启发意义。
我当然不是说，现代化是唯一导致中国内陆乡村的贫困化的原因。因为显而易见，中国不同地区的贫困化有许多不同的原因，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对中国就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我的作品只是关注山西这样一个案例，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关于山西中部（晋中地区），这个地区曾经是山西贸易网络的中心，并因现代化而遭受了经济变迁，比如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
时代周报：达恩顿曾说：“写特定领域的记者过了一年半载，都会莫名其妙地从他们的写作对象的角度看问题，对写作对象产生认同感和同情感。他们会觉得市长的工作很棘手，警察局长的压力很大，福利局的地方太小不利工作展开等。我在《纽约时报》工作时，伦敦记者站的站长亲英，巴黎站的站长则亲法。”宇文所安说得更直白，他说，一些非常关心李商隐名声的注疏家们“简直就像尽力为客户辩护的律师”。许多依据蒋介石日记而做研究的学者，也常身染此病。在写作刘大鹏的传记中，你是否会刻意对此保持警惕？
沈艾娣：事实上，我觉得在探讨历史问题的时候，对蒋介石这样的人物的“同情”与我所谈论的像刘大鹏这样毫无政治权力的人物的“同情”并非一码事。我所做的事，就是走入刘大鹏内心，然后将其解释给读者听。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像刘大鹏这样的小人物的所思所想，是被严重忽略甚至遗忘的。但这种说法对于蒋介石这样的人物来说，显然就不成立了。我觉得走入一个历史人物的内心是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同意刘大鹏的每一个观点（其实这一点无论是我，还是每一个中国的读者都不可能做到，因为我们身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但我也的确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来让读者领悟、理解刘大鹏为何会这样思想。“同情”是这项工作必不可少的因素。
·“现代化进程给乡村带来痛苦”
时代周报：有评论者认为，你在《梦醒子》中对刘大鹏所抱有的同情，让全书看上去更偏重强调现代化进程给乡村带来的痛苦，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某种程度上，这是刘大鹏的视角。你怎么看这种评价？
沈艾娣：《梦醒子》并不是一项代表性研究（representative study），而是有关一个历史人物和他的经历的研究。有大量的文献对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给予了积极的叙事，这些文献的描述没有错，但是并不能代表每一个人的经历。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现代化进程中受益，刘大鹏的故事说明了这样的人的确存在，并且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时代周报：我非常好奇的一点，是你并没有在《梦醒子》中给出刘大鹏去世的确切日期，因为我们通常习惯性觉得生死事大。你为何这么做？
沈艾娣：我不记得我为何会这么做了，但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可能仅仅是因为，有关刘大鹏的死亡信息我只有书上写的那些。我原本可以向他的孙子问更多的情况，但我没有。我写作的第一本书《打造共和国民》（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就是有关20世纪初中国的葬礼和死亡仪式，所以恐怕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对死亡这个话题感到很无聊！有些学者终其一生研究某一个问题，最终成为该领域的大专家，但我更喜欢通过不同的研究主题，有机会去思考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