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

【内容提要】16世纪，扩大到全球的海上贸易连接起一个世界市场，也连接起一个整体世界，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时空巨变，全球化出现了端倪。此后，东西方文明都是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交融与迅速成长。作为中国瓷器代表的青花瓷传播到世界各地，引领了全球时尚潮流，构成了新的技术与知识融通过程，展现了新的世界性文化景观。与此相联系的，是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变迁。青花瓷确实参与了全球的时空巨变，可以引发我们关于文明成长的深度思考。16世纪独步世界的中国青花瓷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文明是怎样成长的。中西文明的相遇，不只具有血与火的洗礼，也有着融通，从而构成了一部新的全球史。
【英文标题】The Spread of Ming Blue-and-white Porcelain: A Temporal and Spatial Perspective
一、引言
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关于明代视觉文化的研究卓有成就，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倡导一种图像的历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形式，艺术作品能“产生政治和社会以及文化的意义，而非仅仅是对这些意义的表现”。他告诉我们，图像不能为艺术史学者独享，历史学家也行动了起来，坦言他个人的研究受到了艺术史家和历史学家两方面对于图像研究趋势的影响。①然而，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代绘画上，对于瓷器没有给以更多关注。
关于青花瓷的研究，中外学界历来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器物本身的器型、纹饰、特征等，二是青花瓷遗存及其分期断代，三是外销及其影响。三者均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②但迄今鲜见将其置于人类文明史时空巨变背景下，对物质文明与经济社会文化变迁关系层面的综合性探讨。学界对全球瓷器贸易的聚焦点更是放在17世纪以后。③实际上，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主流或者说代表是在16世纪。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已率先开始青花瓷贸易，经历近一个世纪之后，17世纪才有荷兰人的加入。这种认识的时间差使得青花瓷崛起与早期传播过程一直以来有如雾里看花。在16世纪全球化开端时期，万里同风的青花瓷现象不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而且也是经济社会文化变化转型的表征之一。青花瓷成为世界瑰宝，与那场发生在16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和世界变革有着紧密联系。这里以时空为视点，关注全球文明成长历程，对青花瓷的展开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二、青花瓷的空间展开：从本土到全球
16世纪是全球化的开端，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作为典型个案，是全球史的一部分。从时间上看，青花瓷在中国形成瓷器主流是在16世纪，与明朝人审美观念、社会时尚转型以及经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这本来只有本土的意义，而这一意义由于葡萄牙人的东来，中西开始直接交往，而呈现出了新的意义。这一新的意义是中西发生了空间关系以后，人类的空间关系得到极大扩展下生发的。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中国本土，那只是看到了第一空间，而没有看到更加广阔的空间，即全球的空间。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大到人类文明的宏大背景，寻求文明发展的轨迹，就会发现青花瓷展开的契机和过程，与16世纪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时空巨变有着紧密联系。探讨晚明青花瓷的展开，需要关注一个关键的时空交汇点：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也就是16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货币、商品、贸易三股重要的历史脉络在特定的时空点交汇、互动，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青花瓷史无前例兴盛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中国青花瓷由此展开，走向了全球。
(一)本土的空间
明代青花瓷的展开，首先是一个中国国内的问题。从唐末出现到元末烧制成熟，青花瓷一直并非中国瓷器的主流，“南青北白”的单色釉长期以来是中国传统瓷器的典型色彩。明代青花瓷崛起有着白银货币化的大背景，明代白银货币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以成化、弘治年间为界，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随着白银货币化步伐的加快，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据，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变迁。发展到嘉靖初年，这一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白银成为流通领域主币，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促使中国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与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葡萄牙人一拍即合，吸收了大量外银流入，并直接或间接引发了日本与美洲白银的大开发。由此海上贸易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范围，中国迅速与世界连接了起来。④
16世纪，一边是白银货币化，货币经济需求日益增长，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急剧变化；另一边是市场经济加速萌发，使得瓷业生产达到一个高峰，青花瓷由此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长机遇。当时，中国出口的大宗商品，瓷器仅次于丝绸，而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可以说哪里有白银，哪里就有青花瓷，瓷银贸易应运而生，一个全球化市场初现端倪。那么，探讨青花瓷以空间为范围的横向展开，首先要考察青花瓷在全国的分布，也就是全国市场的形成——从青花瓷在中国本土占据瓷器主流地位谈起。
考虑到目前青花瓷在各个博物馆的收藏情况，不能说明青花瓷在明代的地域分布情况，而在全国各地明代的墓葬中，普遍有青花瓷的出土，此外还有窖藏，而更重要的是窑址的瓷器出土。这些都使我们可以切实了解青花瓷的发展轨迹及其地域存在状况，所以这里选择全国各地发掘遗址和墓葬出土瓷器来考察明代青花瓷的地域分布，大致了解青花瓷在明代普及于全国的时间与状况。
以《中国出土瓷器全集》中有明一代出土的青花瓷加以考察，在全国各地选出的明代273件出土青花瓷精品中，宣德、嘉靖和万历朝是青花瓷精品最多产、也是消费最多的时期。这既印证了这三朝是青花瓷发展的高潮时期，也反映了青花瓷崛起的三个重要的关节点。
青花瓷形成主流在何时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高潮点宣德时。当时虽然青花瓷的烧造进入了黄金时期，但是从景德镇御窑的发掘报告来看，当时没有形成瓷器主流，⑤尚停留在宫廷上层的偏好，大规模发展还要等到成化以后大量应用国内青料，才形成青花瓷发展的转折点。
接着，让我们停留在第二个高潮点嘉靖时。从文献记载来看，官方烧造瓷器在嘉靖初期供御开始以青花为主：“十三年，青花白地赶龙珠外一秤金娃娃花盆三千二十，青花白地福寿康宁花钟(盅)一千八百，青花地里升降戏龙外凤穿花碟一千三百四十”。发展到中期又有大幅度增加：“白地青花里外满池娇花样碗一千三百，白地青花里外云鹤花碟六千七百，白地青花里外万岁藤外抢珠龙花茶钟(盅)一万九千三百。二十一年，青花白地灵芝捧八宝罐二百，碎器罐三百，青花白地八仙过海罐一百，青花白地孔雀牡丹罐三百，青花白地狮子滚绣球罐三百，青花白地转枝宝相花托八宝罐三百，青花白地满池娇鲭、鳇、鲤、鳜、水藻鱼罐二百，青花白地江下八俊罐一百，青花白地巴山楚水飞狮罐一百，青花白地水火捧八卦罐一百，青花白地竹叶灵芝团云鹤穿花花样龙凤碗五百九十，青花白地转枝莲托八宝八吉祥一秤金娃娃花罐二百四十”。⑥大量青花瓷的供御，说明宫廷需求在此时已经全面转向。而嘉靖年间的大量遗存，也说明全国各地已经广泛应用青花瓷。
文献与遗存两相印证，证明我们有理由将青花瓷成为瓷器主流的时间定在嘉靖朝，也即16世纪初年以后。同时，还应看到青花瓷正是在本土形成主流的同时，迎来了走向全球的契机。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出土瓷器全集》中没有青花瓷出土的地方，不能表明没有青花瓷的流传。按照《中国出土瓷器全集》中今天的行政区划排列来看，全国有辽宁、内蒙古、黑龙江、浙江、重庆、湖南、甘肃、青海、新疆没有青花瓷的出土。下面让我们对此范围略加分析。
首先以浙江为例，万历中期因制造青花瓷的回青料已用竭，所以当时以石子青为主要青料，而这一时期的石子青以浙江的出产最为上乘，称浙料，又称浙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一带，其发色青翠。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采用此料。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江西矿税太监潘相上疏言：“描画瓷器，须用土青，惟浙青为上，其余庐陵、永丰、玉山县所出土青，颜色浅淡，请变价以进，帝从之。”⑦说明至迟在万历三十四年官窑已使用浙江青料。因此我们难以想象在依靠浙江青料烧造青花瓷的时期，浙江没有青花瓷的烧造。果然，考古报告给我们提供了证据。有学者研究表明，明末清初象山、鄞县有两处青花窑址，产品以碗为大宗，也有盏和盘；宁波出土的随葬品以景德镇民窑产品为主，有小青花盖罐。⑧这一例子充分说明浙江省瓷器精品没有编入青花瓷，不等于没有青花瓷出土。更重要的是，在文献记载中，嘉靖初年来华葡人的报道中，直接记述了葡人在入居澳门之前，曾在宁波进行瓷器贸易：“另一省叫江西……瓷器只产于这个省。因它靠近宁波，在那里大量出售，又便宜又好，葡人遂认为瓷器是在宁波本城生产的。”⑨1995年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唐国宁寺东塔塔基进行发掘，在唐至元晚期的文物出土中，均未见青花瓷，从明代地层始见青花瓷碗、盘，⑩也是最佳证明。
辽宁有明代沉船的报道。在辽宁东沟县孤山镇大鹿岛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出土青花瓷器近百件。其中一种碗，腹壁画人物操琴图，碗心画老翁垂钓图，碗底为行楷“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11)
又如黑龙江省，在《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的地区概述中，已提到了在依兰、肇源、绥滨等地的明代墓葬中出土过青花瓷器。(12)
再以新疆为例。我们知道，在伊朗、土耳其，都保存了大量的明代青花瓷，穿越新疆的传统陆上丝绸之路在明代没有完全中断，只是在海路兴盛的背景下，退居了次要位置，万历《大明会典》的记录可以为我们解疑：
使臣进贡到京者，每人许买食茶五十斤，青花瓷器五十副，铜锡汤瓶五个，各色纱罗绫段各十五疋，绢三十疋，三梭绵布、夏布各三十疋，绵花三十斤，花毯二条，纸马三百张，颜料五斤，果品、沙糖、干姜各三十斤，药饵三十斤，乌梅三十斤，皂白矾十斤，不许过多。就馆中开市五日，除违禁之物并鞍辔刀箭外，其余段疋纱罗等项不系黄紫颜色龙凤花样者，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交易。该城兵马司差人密切关防，及令通事管束，毋得纵容铺户、夷人在外私自交易。如有，将违禁等物及通事人等故违者，许各该委官体察，通行拏问。(13)
这里说明从陆路来华的使臣，每人可以购买“青花瓷器五十副”，而当时来自中亚的使团或以使团名义来华的人员众多，来往频繁，都是途经今天新疆地区。明夏言《南宫奏稿》记载嘉靖年间西域朝贡贸易之盛云：
若今次土鲁番则七十五王，天方国则二十七王，而近日续到则五十三王，并而数之，则为百五六十王矣。是前此来朝称王并未有如今次之甚，其所称王号，查与旧文并无相同。(14)
至今在伊朗、土耳其博物馆珍藏的大量明代青花瓷是最好的历史见证。(15)
在重庆三峡库区考古发掘中，2000年重庆万州区中坝子遗址发现有六朝至隋唐时期的青瓷器，以及明清时期的青花瓷。(16)另外根据学者对窖藏明代年号款青花瓷器的年代和窑口的考察，就目前公布的材料来看，在四川省北川、绵阳、三台、广安、南充、西充、营山、渠县、彭县、简阳、广元均有发现。(17)因此重庆明代青花瓷的发现是符合分布规律的。
青花瓷分布遍及全国的事实说明，在明代嘉靖朝以后，伴随晚明社会变迁急剧发展，人们的主流审美取向发生了由单色釉向彩色釉主体转化的趋向，对于青花瓷的社会普遍认同，说明晚明人的审美价值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青花瓷在元末烧造成熟，但是明初青花瓷并非是最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心理的瓷器品种，世人对于青花瓷有“俗甚”之说，《新增格古要论》的记载印证了至少到天顺年间，青花瓷还不能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18)在考古遗址发掘报告中，也有与文献记载遥相对应的情形。(19)发展到晚明，却已完全不同，让我们来看16世纪时人的评价，清楚可见的是从明初的青花五彩“俗甚”到晚明的“贵宣、成”，主要是贵青花，五彩尚在其次，已是众口一词。
田艺蘅：“大明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皆纯白或回青、石青画之。宣德之贵，今与汝敌，而永乐、成化亦以次重矣”；(20)
王世贞：“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21)
张应文：“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青花者用苏浡泥青图画龙凤花鸟虫鱼等形，深厚堆垛可爱，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迥出龙泉、均州之上”；(22)
王士性：“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浡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故成不及宣。宣窑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窑用色浅淡，颇成画意，故宣不及成。然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也。世庙经醮坛戋亦为世珍。近则多造滥恶之物，惟以制度更变，新诡动人，大抵轻巧最长，古朴尽失，然此花白二瓷，他窑无是。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23)
适应市场需求，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大量生产和流行，逐步取代了单色釉瓷市场的份额，占据了瓷器的主流地位。嘉靖元年(1522年)景德镇的人口已达10.2万人，(24)此后有“四时雷电镇”之称，(25)形成“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青花瓷器完全取代了青白单色釉瓷器，成为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的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生产数量庞大，至今遗存众多。流行了千余年历史的龙泉青瓷、越窑青瓷及北方黑瓷、白瓷等单色釉瓷窑，或者不得不停止生产，或者转向了青花瓷的生产，而至万历时大批量生产，由海外市场所激发，东南沿海新的青花瓷窑址如雨后春笋般兴起，(26)形成了青花瓷遍及全国的实态。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在急剧变迁的晚明社会，人们的观念已非传统的旧时观，求新求异在社会心理中得到普遍认同，以往认为单色瓷优雅，青花五彩“俗甚”的观念被彻底颠覆，带有鲜明异文化因素的青花瓷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这里呈现的正是传统社会文化转型的一幕，反映出社会文化由单一向多元转型的明显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国市场导向明显，内部的顺时应变，直接参与了世界市场的建构，青花瓷大众品物质结构的形成与走向世界的大市场原理是遥相吻合的。
(二)全球的空间
青花瓷的发展轨迹说明，在文明成长过程中，青花瓷完成了从地方向大一统国家的扩展，其成长不仅是自身的纵向繁衍，还在对域外的横向传播中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得到了域外的认识和交融发展，内部因素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在内外市场环境的互动作用下，最终国际贸易发展成为繁盛的全球网络，青花瓷的展开，见证了世界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置于全球史发展进程中看，16世纪，人类大规模海洋活动的帷幕揭开，世界性新航路的开通，代表了全球融为一体的历史发展总趋势。与全国市场的初步形成同步，青花瓷器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经营的主要商品之一，数量之大，地区之广，贩运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16世纪白银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布罗代尔曾说：“贵金属涉及全球，使我们登上交换的最高层。”(27)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白银需求国，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用于全球贸易。这种国际交换关系，一端联系的是中国商品，另一端联系的是白银，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由此青花瓷得以向全球传播。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通过对陶瓷传播的考察，将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发展贯穿在一起，他认为“这是连接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的一条很宽阔的陶瓷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28)将这一思路延伸，16世纪发展到了近代的大门口，陶瓷这一“宽阔”的“纽带”，连接的已不仅是“东西两个世界”，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一部全球史的开端。青花瓷是全球化的表征之一，青花瓷的全球性传播，是全球化开端时期的典型个案。
16世纪国际市场交易的主要方式是以白银交换中国商品，这是新时期全球贸易的新特点之一。目前世界各地的收藏和考古发现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外销世界各地的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当时瓷器国际市场，主要有日本、朝鲜、菲律宾、美洲、东南亚、印度、西亚、非洲与欧洲。从传播范围来说，青花瓷达于亚、非、欧、美各地；就从事贸易的商船而言，包括中国船、葡萄牙船、西班牙船、荷兰船、日本船和东南亚各国船只。青花瓷从中国本土，从区域走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融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嘉靖年间，在时空激荡的大背景下，青花瓷生产进入一枝独秀的时代，工艺水平和制造规模达到了中国陶瓷史上的高峰。也正是在嘉靖年间，明朝平息倭乱以后，海外政策发生转变，意味着制度变迁，开启了两种海外贸易的新模式：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易。虽然经历了诸多曲折，但是，前者标志中国海商出洋贸易的合法化，从而孕育了海商集团迅速崛起；后者标志引进外商经营海上贸易，澳门作为中外贸易的窗口。葡萄牙人入居及其合法化，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澳门经果阿至里斯本；澳门至日本；澳门经马尼拉至墨西哥；澳门至东南亚。(29)
市场的发展与货币的刚性需求，成为青花瓷展开的动力。《东西洋考》记载隆庆开海以后中国船只分别前往东西洋进行贸易，其中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是瓷器，在东洋方面，突出的是从吕宋(马尼拉)换回了白银。(30)而葡萄牙商人也立即抓住日本盛产白银、中国开放的东西洋贸易中仍禁止与日本贸易，从而开展了繁盛的对日贸易。
16世纪开始，以青花瓷为代表的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这一时期外销瓷的数量难以统计。葡萄牙人一直独享着直接向欧洲贩运瓷器的高额利润，其利润高达100%-200%。(31)依据海外考古发掘报告和遗存状况，在亚洲，青花瓷主要销往东亚、西亚和东南亚一带。(32)而在东南亚国际贸易中，越南的东京、会安，柬埔寨的金边，暹罗的大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爪哇的万丹，荷兰占据后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都有活跃的青花瓷贸易市场。不仅景德镇窑，而且漳州窑瓷器在日本、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地都有大量发现。(33)东南亚各国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明代青花瓷不胜枚举，有学者认为菲律宾“有种类多得惊人的十六世纪的青花瓷”。(34)重要的是，航线从菲律宾又延伸到了美洲。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占据了菲律宾马尼拉，马尼拉成为中国瓷器销往南美的重要中转站，新开辟的从中国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利马(秘鲁)的航线，形成了着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随着这种环太平洋贸易的开展，中国商人将青花瓷运往马尼拉，青花瓷传入了美洲。舒尔茨说，新西班牙人称这种大帆船为“中国之船”(Nao de china)。(35)16—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商船，名Nao，意即大帆船，大的达到千吨以上，小的有几百吨。1574年，两艘大帆船从马尼拉驶往墨西哥，其中载有棉织品11300匹，丝织品712匹和22300件瓷器。(36)由此可见，大帆船装载货物清单中，主要是产自中国的各种货物，并不是单一的丝绸，而在大帆船贸易开始之时，瓷器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更好的例证是着名的葡萄牙船“圣卡特琳娜号”。1603年2月25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劫掠了在柔佛口外的葡萄牙船“圣卡特琳娜号”，这艘船达到1500吨，其中装载了约10万件青花瓷。这在中外陶瓷界无人不知，但是在同一艘船上，还装有1200大包中国生丝。根据文献记载，当驶回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时，被整个欧洲的买主抢购一空，“共值225万多荷盾”。(37)据称自此阿姆斯特丹加入了欧洲重要的丝绸贸易市场。这一事例说明，在丝绸贸易史上葡萄牙船“圣卡特琳娜号”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这一例证给我们的启示是，以往在论述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时候，研究者只谈丝绸；而在论及瓷器贸易的时候，研究者又只谈瓷器，明显地忽视了一个基本状况，那就是古代海上贸易本身并没有将丝绸和瓷器等商品分得那么清楚，每艘船上所运输的商品都不是单一的，往往既有丝绸，又有瓷器，瓷器还往往由于质重而成为必有的压仓物。因此，我们谈海上贸易时特别应注意整体来看待，丝绸之路也就是陶瓷之路，至16世纪，称丝银之路或者瓷银之路可能更为恰当。
根据英国学者C. R.博克舍的研究，当时从澳门运出的瓷器，只有上等的才运往欧洲。(38)张天泽则指出亚洲的市场：“尽管找不到任何有关记载，我们仍可以有把握地说：葡萄牙人从中国出口的商品中，只有不大的一部分是运回到他们的祖国去消费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在印度市场上把这些商品卖掉，有利可图……葡萄牙人只要经营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便可赚取厚利。南亚的物产在中国的售价要比在当地市场上的售价高出好几倍，反过来也一样”。(39)从1573年起，大帆船定期地横跨太平洋，把中国青花瓷通过这一航线带到了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鲁。在这场贸易中，秘鲁商人是用从安第斯矿上挖掘的大量白银来换取中国瓷器。墨西哥人曾记载：“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与秘鲁的银做交易有很大的利润”。(40)可见当时美洲白银与中国瓷器的交换是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双赢结果。在巴西，16世纪初葡萄牙贵族家庭已有使用中国瓷器的。1599年玛利亚·贡萨尔维斯的家用器皿中，购自印度和马六甲的3件中国瓷器价值达250瑞斯。到17世纪时，在巴西上层社会家庭已广泛使用昂贵的中国瓷器，用于装饰房间，也充当赌注，甚至有时用来作为偿付现金使用。在没收席尔瓦神父(Jose Cerrera da Silva)的货物时，查出其中瓷器达300余件之多。(41)有理由认为，当时流行于巴西的中国瓷器当然主要是青花瓷。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主要依据文献资料来研究贸易史，由于西方文献记载较多，所以造成西方话语的强势，实际上根据青花瓷的考古发掘和遗存，追溯青花瓷的踪迹，可以重建贸易史，不仅可以了解全球化开端时期全球贸易的状况，而且可以了解全球化开端时期人们交往的重要一面，也有助于破解西方话语的强势，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沉船对于青花瓷贸易史的重建具有特殊意义，迄今发现的所有沉船都在当时的贸易航线上，显示了贸易的范围和青花瓷的分布。下面将海外各地发现的16-17世纪载有明代青花瓷的沉船列一简表：
　　　
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
以上罗列的沉船并不完全，但是足以说明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都存在着中国青花瓷的足迹。青花瓷输出的范围前所未有得广阔，青花瓷的市场扩大到了全球。当时不仅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外销，还有福建漳州窑等青花瓷器(被称为“汕头器”)的外销，令人信服地揭示：青花瓷走向全球，是通过贸易实现的。除了沉船，至今还有大量明代青花瓷器散见于亚、非、欧、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小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在全球文明史上拥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历史见证，此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丝绸是中国传统的大宗输出商品，但是在16世纪的国际市场上，欧洲与亚洲许多国家都已发展了自己的丝织业，并有外销，所以需求转向中国的原材料生丝，在中国当时输出的丝织品中，生丝已占有不小比例。就此而言，当时中国独步世界的商品是青花瓷。青花瓷不仅开创了中国瓷器发展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文明交融的新纪元。文明交流往往是以物质的交流为先导，此时中国青花瓷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被大量运往世界几大洲，标志着中国风格的全球流行，也标志着多元文明交融的全球场景的出现。
三、青花瓷的时间符号：纹章瓷与克拉克瓷
在进行了以上的空间考察后，让我们回到时间点，即16世纪。作为青花瓷的特殊品种，纹章瓷出现在16世纪上半叶，而克拉克瓷出现于16世纪下半叶。下面从纹章瓷与克拉克瓷的遗存入手，把视线投入青花瓷最早在欧洲的流传过程，即文明成长的一个典型例证。
青花瓷以时间为序的纵向发展，可见清晰的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发展历程。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法，青花瓷的出现，是中国与波斯、伊斯兰文明交融的产物，相对中国以青白瓷为主流的传统瓷器，青花瓷是一个带有外来因素的新品种；这一新品种在元末烧造成熟，到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一度达到了烧制高峰。但是，青花瓷替代原来的主流瓷器青瓷与白瓷，经历了百年以上的历程。这也正是文明成长的历程。而当明代青花瓷开始向世界展开时，则首先是以中国生产的一种传统工艺品面貌出现在世界，并独步世界，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享有世界声誉。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文明在互动中推陈出新，青花瓷也发生了新变化，产出了特殊品种，这就是纹章瓷和克拉克瓷。
依据时间顺序，这里要从葡萄牙人来到东方谈起。需要提到的是，谈到明代外销瓷，学界津津乐道的是荷兰人在17世纪初劫掠了葡萄牙船“圣卡特琳娜号”，将船上满载的10万件中国瓷器在欧洲拍卖，引起了轰动效应；却对早于此前近一个世纪葡萄牙人开中国瓷器西传之先河的事迹叙述不多，相关研究成果也要少得多。这方面应该对葡萄牙学者的研究给以特别关注。
葡萄牙档案里提到中国瓷器，最早是在1499年。(55)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8年抵达印度卡利卡特，那里就是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古里。当地的国王赠给他“一个装有50袋麝香的瓷罐，六个像饮酒用的大口杯一样的大瓷碗……还有六个深腹的瓷壶，每个可以容纳15升水”。(56)回国时，他带回了东方物产，并将一些瓷器呈献给唐·曼努埃尔一世国王(D. ManuelⅠ，1495-1521年)。这说明早在15世纪末，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后，就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兴趣，并将瓷器带回葡萄牙，献给了国王。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据了马六甲以后，最早于1513年到达中国海岸。(57)葡人几乎立即开始采购中国瓷器，展开初期的瓷器贸易活动。现存有到达中国海岸的阿尔瓦雷斯定制的纹章瓷，可以见证这一点。从那时起，直到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并劫掠了葡船上的中国瓷器到阿姆斯特丹拍卖，参与到瓷器贸易中，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葡萄牙人先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从事大量走私贸易活动，后来发展到与中国官方谈判，开展合法的海上贸易，并于16世纪中叶取得明朝地方官员的允许入居澳门。(58)澳门文德泉主教《中葡贸易中的瓷器》一文，(59)对于葡萄牙的瓷器贸易有详细论述。他指出：“一五五七年在澳门建立据点以前，葡国人在许多中国港口建立了贸易站：宁波、泉州、浪白澳及上川。”“由于当时对瓷器的需求十分大，于是一五二二年里斯本港规定船的运货量的三分之一可以是瓷器，这意味着有大量的瓷器流入”，他说明从1513-1522年瓷器贸易迅速增长的事实，也说明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前，中葡瓷器贸易一直在进行。根据一份文献，他认为除了丝绸，是瓷器将葡国人吸引到了中国：“这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据说在此可以得到各种食物以及所有在西班牙可见到的水果。这里有许多金、银及其他各种金属矿藏，这里还盛产丝绸，可以织出许多精美的绸缎，还有漂亮的瓷器。”
依据海外青花瓷的遗存，明代外销青花瓷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与国内流行造型和纹饰完全一样的制品，另一种则是为了外销的特殊需求而专门生产或订制的产品。以青花瓷发展史为主线，16世纪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传统青花瓷——纹章瓷——克拉克瓷。后面两个品种代表一种新的市场取向。如果说纹章瓷是欧洲王室、贵族或宗教的权威的标志，是社会地位的标志，那么发展到克拉克瓷的阶段，则表明大批量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各阶层，也就是进入了青花瓷的平民化阶段。从贵重奢侈品——装饰陈列品——日常生活用品，在青花瓷的这一展开过程中，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社会变迁也同步发生了。
葡萄牙人在1511年占据了马六甲以后，就与中国商人发生了直接联系。作为欧洲的第一个使团，葡使来华是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时任广东按察司佥事署海道事的顾应祥，在他所着的《静虚斋惜阴录》中详记使臣之事，其中明确记载“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60)而其后“许通市”的海道副使汪柏，也是浮梁人，《浮梁县志》有传。(61)这些事实说明葡人来华和入居澳门前后，已有可能与江西景德镇发生某种程度的关联。而葡人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贸易，瓷器贸易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江西景德镇无疑成为澳门海上贸易发展的源泉。在葡人到来以后，景德镇诞生了新的青花瓷外销品种：纹章瓷和克拉克瓷。
传统青花瓷与在中国遍及各地的青花瓷别无二致，首先外销的青花瓷就是这种供给国内市场的青花瓷，此不赘述。将新品种纹章瓷、克拉克瓷联系在一起考虑，可以使青花瓷的展开有一个叙事结构。纹章瓷在中国本土基本没有发现，主要是订制外销，这种特殊的纹章瓷代表着青花瓷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下面专门探讨一下。
(一)纹章瓷
纹章是欧洲古老的一种标志性图案，欧洲纹章始于约12世纪的战场，为识别全身盔甲的敌我，作战双方各自在所持盾牌上绘制纹章以示区别，后广泛流行并被装饰于各类器物上，作为王室、贵族、军队、宗教团体及个人的标志。在青花瓷器上绘上欧洲纹章，始于16世纪葡萄牙人的订制。中国学者对于早期纹章瓷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其原因是历史文献的缺失，加之中国本土实物的匮乏，以致对纹章瓷的研究一直是以清代以后的粉彩纹章瓷为主，这当然也与英国学者纹章瓷权威专着的关注点有关。但是，毕竟早期纹章瓷均为青花纹章瓷，这是由葡萄牙人首先订制生产的青花瓷谱系中的新品种。
英国学者莱斯特曾说：“纹章一直都是位高权重者和家财万贯者的宠儿。作为一种血统标志的记录，纹章成了贵族象征系统中一个错综复杂的支系。然而纹章的使用权并非为贵族所独享，它还可作为宗教、城市和职业的标志。在大航海时期，使用纹章这一风尚经由航船，载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在各个国家中形成了不同样式的纹章”。(62)
葡萄牙历史学家认为：“制作纹章这种时髦装饰”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从外国传入葡萄牙并流行起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正当这个时候葡萄牙发生了这样一幕场景：“贵族恢复了自己的经济力量，随之也恢复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新的经济中，贵族们成了首富，他们经常出入王宫，从国王那儿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俸禄、地租、官职和合伙经营海外贸易这种发财的便利条件”；(63)从1500年起，在海外的“舰队队长”，不再是“过去在海上漂泊的老水手”，而是“争名夺利的大贵族”。(64)在葡萄牙，曾试图以纹章来区分阶层。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规定纹章只给有头衔的人使用。而在15世纪早期，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就效仿西班牙任命了纹章主官，1495年，葡萄牙纹章法规定纹章必须进行注册。(65)由此，我们了解到葡萄牙海外贵族阶层群体的形成，正是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与中国商人直接接触后不久就开始在瓷器贸易中定制纹章瓷的背景。葡萄牙海外体制通过纹章来彰显那些佩戴者的显赫地位，也正因为如此，通过纹章图案明确身份和地位的愿望，在葡萄牙各个阶层中普遍存在着，葡萄牙贵族试图在一切事物上留下他们权威的印记。
中国纹章瓷未输入前，欧洲已有在陶器上绘制纹章的习俗，中国最早绘有欧洲王室的纹章瓷是葡萄牙人定制的，葡萄牙里斯本梅德罗斯与阿尔梅达基金会存有一件执壶，是最早的纹章瓷之一，上面绘有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浑天仪徽章图案。(66)这表明16世纪初葡人来华不久，就订制了带有鲜明西方特征的纹章瓷。纹章瓷绝大多数订制于中国景德镇。葡萄牙来华尚未建立正常贸易关系之时，已经开始了瓷器贸易，最早在马六甲向到那里去的中国商人订购，后来直接在中国的舟山双屿港、福建漳州等沿海地区活动，通过走私贸易订购；1557年入居澳门以后，可以直接从广州订购。早期青花纹章瓷融汇了中、葡两国的装饰元素，成为景德镇青花瓷的一个新的分支，标志着青花瓷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虽然依据葡萄牙学者迪亚士的纹章瓷专着，(67)还不足以作量化分析，但是他所收集的世界各地遗存的纹章瓷，弥足珍贵，使我们可以探讨青花瓷社会功能与进行分类的初步研究。通过对于迪亚士书中纹章瓷器的比对，我们认为16世纪前半叶诞生的纹章瓷大致可分为几种类型：以曼努埃尔浑天仪为第一种类型；葡萄牙王室纹章是第二种类型；基督或耶稣会标志是第三种类型；人名或徽章可以作为第四种类型；绘有铭文的为第五种类型；混合以上两项或三项的可以作为第六种类型。现略举例于下：
第一种类型：执壶，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纹章瓷，上面绘有逝世于1521年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浑天仪图案。葡萄牙学者考订它的定制年代在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现收藏于里斯本梅德罗斯和阿尔梅达基金会。(68)
第二种类型：水壶，无把，上绘有一倒置的葡萄牙王室纹章。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年代也被认为是正德时期。(69)
第三种类型：水罐，上面绘有耶稣会的纹章标志，年代大约在万历1610-1630年年间，现藏于里斯本阿那斯达秀·冈萨尔维斯博物馆。(70)
上述部分已分析了明青花瓷的社会功能，涉及明代人的审美观念与欣赏习惯，说明晚明相对明初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青花瓷影响社会环境，同时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点在欧洲葡萄牙也同样表现得非常清楚。纹章象征的是社会身份，代表了某种社会认同，传播的是社会身份感。16世纪青花纹章瓷上反映了迥然不同的文化彼此水乳交融的结合，例如葡萄牙王室的印记，曼努埃尔一世的浑天仪、基督的十字架和耶稣会的标记，浑天仪作为葡萄牙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私人纹章，象征着葡萄牙国王的威望；葡萄牙王室的纹章，代表葡萄牙王国；而十字架则标志基督的无所不在，是基督教权威的符号象征。在葡萄牙，所有这些都是“带有确立帝国威严的标志”，无疑，纹章瓷在这里反映的是政治意义，更明确地说，作为葡萄牙社会等级的一种直观的表现形式，青花瓷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意义，而且本身就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意涵。这种种纹章，构成青花瓷上的西方标记，也印证了青花瓷的政治、社会、文化意义交织在一起。青花瓷的展开不仅遵循了经济的社会的规律，而且遵循了文明发展的逻辑。
(二)克拉克瓷
如果说16世纪初葡人来华不久，就订制了带有鲜明西方特征的纹章瓷，那么享誉欧美的克拉克瓷则出现在稍晚的16世纪下半叶。具体而言，是在大约16世纪70年代出现。
克拉克瓷是16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典型的外销瓷品种，是明末清初景德镇民窑专为外销而烧制的新品种。葡萄牙人最早将这种瓷器运往欧洲。所谓“克拉克瓷”，其名称来历是1603年荷兰人抢掠了葡船“圣卡特琳娜号”，此船装载中国瓷器10万多件。(71)这批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整个欧洲。克拉克瓷的名称，一般认为是来自葡萄牙船Carrack的译音，Kraak是其荷兰文的拼法。当时，荷兰人对葡萄牙远航东方的货船称作“克拉克”(carrack)，因而，在欧洲拍卖的这批中国瓷器被称为“克拉克瓷”。从此，克拉克瓷名扬世界。克拉克瓷在装饰上的特点是普遍带有多层次的开光，后来在陶瓷史上把16世纪末至17世纪生产的具有这类特点的外销青花瓷称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在澳门与欧洲有大量的发现，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福建漳州、平和、泉州、德化等地生产。根据考古发现与学者研究，大量克拉克瓷器制作于晚明到清初。有学者以葡人在1557年入居澳门的时间，作为克拉克瓷的开始烧造时间，似乎证据不足，二者之间没有见到有直接联系的资料。
1995年初，在澳门岗顶原圣奥斯定修院的工地上，发现一口古井，内藏多件完整的瓷碟，而在工地的四周，有大量明末清初时期的出口瓷碎片，部分可复原度大。经专家鉴定，该批瓷片大部分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制成，属加橹瓷(或称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一类。(72)这批克拉克瓷片，部分已修复，现藏澳门博物馆。2011年揭幕的澳门北湾瓷器展览，展示了大量在澳门北湾发现的青花瓷残片，是澳门作为16世纪青花瓷外销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西传源头的历史见证，其中，有大量克拉克瓷，主要是景德镇的产品。
2003年，“万历号”的残骸在离西马来西亚海岸6英里的水下被瑞典人史坦(Sten Sjestrand)发现。这艘沉船包括了10吨的破碎瓷器，完好的瓷器只有几千件。船上的瓷器以青花瓷器为主，而这些青花瓷器主要是“克拉克瓷”，这表明欧洲应该是最终目的地。
关于克拉克瓷生产的起始时间，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很难说是始于何时。在江西广昌的万历元年(1573年)墓葬出土的开光青花瓷盘，已被确认为在中国本土发现最早的克拉克瓷。(73)而克拉克瓷研究专家里纳尔迪根据纹饰分析，将隆庆(1567-1572年)年款的盘子定为克拉克瓷盘的前身，并据此认定克拉克瓷生产不会早于隆庆初。(74)这种说法实际上说明，不能完全排除隆庆以前没有，而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生产是于隆庆时。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称“克拉克瓷是我国首次外销到欧洲的青花瓷”的说法，是有问题的。综上所述，外销之前，青花瓷已在中国本土占据了主流地位，因此葡萄牙人开始的瓷器贸易，几乎没有选择，一定会是以青花瓷为主的。在上川岛发现的瓷器碎片，反映出当时的瓷器还没有克拉克瓷的特征。(75)由此可知，虽然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到达中国沿海活动之初，就开始了瓷器贸易，但在16世纪上半叶，还没有形成克拉克瓷这种新型的外销瓷。
世界众多国家的博物馆与私人都收藏有万历克拉克瓷，印证了发展到万历时，青花瓷名扬天下。大批量生产的克拉克瓷的传播，形成了全球市场效应。
在葡萄牙的桑托斯宫(Santos palace)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瓷器屋顶”，天花板上覆盖着260余件青花瓷盘，大多是由16-17世纪上半叶的克拉克瓷盘组成。自1501年起那里曾是葡萄牙国王的住所，1589年以后属于兰卡斯特雷(Lancastre)家族所有。这个青花瓷装饰的屋顶是17世纪后25年建造的，上面的瓷器曾是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收藏品。国王于1521年去世，作为收藏爱好者，兰卡斯特雷家族收藏了这些藏品。瓷器史专家约翰·卡斯维尔指出：“桑托斯宫的收藏提供了一个从16世纪以后到达葡萄牙的令人惊奇的瓷器目录。”(76)我们知道，有关17世纪克拉克瓷器的数据非常丰富，荷兰东印度公司保存的记录提供了克拉克瓷器贸易的详细信息。然而，有关16世纪克拉克瓷的文献资料不多，实物遗存是弥足珍贵的“档案”。
事实上，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前后，以明代青花瓷为主的瓷器贸易已经开端。1580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街上已有6家出售中国瓷器的商店。当时，那是一条里斯本最时髦的新商贾大街(Rua Nova dos Mercadors)。这意味着早在16世纪80年代，也就是葡萄牙人将中国瓷器率先输入欧洲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在葡萄牙本土，青花瓷从上层社会奢侈品向平常百姓日常生活品的转换过程已在进行之中。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纹章瓷的阶段，当时的青花瓷在欧洲是只有贵族才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发展到克拉克瓷，标志青花瓷外销进入又一新的发展阶段，即大批量、成规模的生产阶段。这是与海外市场的需求挂钩的，有需求才有供给，青花瓷由此拥有了更大的市场。里斯本的阿纳斯塔西奥·贡萨尔维斯博物馆，收藏有379件主要是16-17世纪的中国青花外销瓷，这些精美的瓷器是葡萄牙中西瓷器贸易和消费的历史见证。中国克拉克瓷器大批进入欧洲，在欧洲民众间流传，乃至发生了取代其他质料与纹饰的器具，最终成为“全民餐具”，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时尚。就此而言，如果说纹章瓷主要体现的是政治意义，克拉克瓷所主要体现的正是青花瓷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这与青花瓷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进程是完全一致的。重要的是，欧洲餐桌上的“革命”就这样悄然开始了，而欧洲的中国风也由此开端。
重新认识中国本土知识的价值，使我们不能不关注青花瓷崛起的历程。明代青花瓷崛起为中外社会时尚，经历了三部曲：首先是在中国本土上层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的完成，推动青花瓷形成中国瓷器的主流；其次是中国本土形成主流的青花瓷走向世界的过程，再次是中国青花瓷形成了中外文明会通的过程。具体说来，在中国本土：从“俗甚”到“贵宣、成”，完成了一个由俗到雅、雅俗共赏的过程；在葡萄牙社会：从纹章到日用，完成的是从奇到常、普遍认知的过程。这一过程此后在整个欧洲和世界重演，形成中外文明会通的过程，反映了文明成长的进程。(77)
四、文明的成长：新技术与知识的融通
从历史上看，16世纪是中西开始直接交往的世纪，随中西直接交往发生的，是西传欧洲的享誉世界的瓷器交流。将青花瓷最早传入欧洲的，是16世纪率先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16世纪以青花瓷为载体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出现在欧洲和美洲人们的餐桌上，替代了以往的银器、陶器和木器，这种事实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一场文明交流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的传递与融通汇聚于其中。
青花瓷是文明的载体和表达意义的符号。体现在器物上的，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的多元丰富内涵。例如在克拉克瓷上绘有的竹、梅，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成为理想的符号和象征，与中国士人“高风亮节”、“刚正不阿”等令人崇敬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有着联系；又如在克拉克瓷上典型的鹿纹装饰，鹿是“禄”的谐音，寓意是“步步高升”，成为生活取向的符号和象征，这些图案不仅在纹章瓷上，而且在克拉克瓷上多有表现，传递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普遍熟知青花瓷在日本、安南、暹罗的大量仿制活动，也了解青花瓷传入欧洲后，促使意大利佛罗伦萨、荷兰德尔夫特等地区大量仿造青花陶器的历程，更清楚地知道欧洲直至1710年德国迈森成功研制出瓷器，那是在青花瓷外销欧洲近200年以后的事了。但是，对于率先将青花瓷传入欧洲，开启了中国风的葡萄牙于17世纪初已产生了青花彩陶规模生产的事实，却鲜为了解。
至今不能确定的是，克拉克瓷在葡萄牙首先仿造的确切时间。但根据里贾纳·卡拉哈尔的研究，无论如何可能在16世纪末已经仿造出一种彩陶器。因为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在1619年中国风格的瓷器仿造工业已经建立在里斯本，而且已有充足数量的产品去满足国内外市场。他指出，1619年菲利普三世访问里斯本时期，大量的拱门沿着里斯本的道路建立了起来，其中之一是由陶工装饰的。拉万尼亚描述这个拱门绘有一个陶工，他左手持一个陶轮，右手握一件在里斯本仿造的中国瓷器。靠近这个人物的地方，写有这样一首短诗：
在这里，崇高的君主统治者，
给你们提供来自国外的艺术，
这是在卢西塔尼亚王国生产的，
也就是之前来自中国的贵重卖品。
在同一拱门上，另外一幅画显示出一个港口图景，那里正从印度回来的一艘克拉克船上卸载东方瓷器；同时，本地生产的瓷器，拉万尼亚称作“我们的瓷器”，正装上外国船只，那些船只将装载这些瓷器驶往外国。(78)
依据里贾纳·卡拉哈尔的研究，葡萄牙仿制中国青花瓷的这个事实，已被在荷兰发掘的带有中国风格的葡萄牙彩陶碎片所证实。似乎已经没有疑问，整个17世纪，葡萄牙靠近或者就在里斯本的窑址中生产带有中国影响的彩陶。中国风格对于葡萄牙彩陶工业的影响，从16世纪末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
里贾纳·卡拉哈尔将葡萄牙仿制中国克拉克瓷的彩陶画风格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7世纪早期，首先是模仿中国克拉克瓷原件的图案制作。第二阶段是在17世纪中的第一个四分之一时，画风已是中国和葡萄牙装饰元素的混合物。第三阶段是在17世纪下半叶，有了更多葡萄牙本土风格的图景。(79)笔者认为，第一阶段葡萄牙彩陶器与收藏于葡萄牙阿纳斯塔西奥·贡萨尔维斯博物馆的中国青花瓷器相比较，仿造关系清晰可见，在彩陶盘的中心，都是中国青花瓷常见的鹿纹；而第二阶段的彩陶器，里贾纳·卡拉哈尔认为有明显的中葡元素的融合，在笔者来看，已经有了更多的葡萄牙装饰因素，在盘的中心，出现的是西方纹章中常见的狮子，姿势是“单腿站立前跃式”，(80)显示出纹章与克拉克瓷特征的交融；到了第三阶段，则凸显了葡萄牙风格。将这个阶段的彩陶器，与澳门博物馆藏澳门圣奥斯定修院遗址出土万历青花开光花果纹碗碗心的鸟类纹饰相比较，差异很大，可见葡萄牙人已经将仿造的中国瓷器图案本土化了。然而，尽管彩陶盘的中心图像已完全西方化，边沿图绘也与中国青花瓷传统纹饰大相径庭，但是整体仍保留着克拉克瓷的特征，即开光形式。
青花瓷大量输入葡萄牙，以蓝白釉彩和精美设计而大受欢迎。葡萄牙手工艺人开始模仿异国情调的花草、动物等来装饰陶器，并仿照青花瓷施以钴蓝色。青花瓷不仅改变了那里人们的物质生活习惯，而且里斯本仿制陶器的成功，使得以往只有王室贵族上层社会才能拥有的青花瓷器，在经过陶瓷业大量仿制后，成为一般民众的日常用品。这些陶器外观上与中国青花瓷相近，但是价格低廉，使中国青花瓷的影响普及到欧洲更多家庭。在葡萄牙学者迪亚士的纹章瓷专着中，收录了里斯本制造的两件纹章陶器，颇具典型。一件是盘，是典型的克拉克瓷开光装饰图案，绘有花卉和兔子，在底部写有“PAS”，说明是属于帕斯家庭；还有一件私人收藏的盘，上面绘满人物、兔子，在底部写有“ALBUQUERQUE”，即阿尔布克尔克。这两件完全仿造明代嘉、万年间青花瓷的青花陶器，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葡萄牙人和犹太人街区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制作年代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81)重要的是，葡萄牙人在荷兰人之前近一个世纪已率先将中国青花瓷器传入欧洲，并且似乎也率先仿造了彩陶，17世纪初里斯本已经形成了规模生产，输出到其他地方，这是应该进一步加以探讨的。
商品生产求多求快和适应市场需求的规律，决定了葡萄牙在17世纪仿制青花瓷的彩陶成规模的生产。虽然造型和装饰越来越西方化，但是表现出一种新的装饰风格，是源自中国青花瓷。于是，我们看到了主体是中国式的中国、伊斯兰、西欧的装饰混合体。发展到此，青花瓷(陶)已具有多元的色彩，中华文明与印度的佛教文明、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教文明、葡萄牙的基督教文明相互融合，尽显其上。从一系列受到互动影响的中国瓷器和葡萄牙陶器上，我们可以看到16世纪中欧直接贸易的深远意义。
上文依据出土数据，将青花瓷形成主流的时间定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来华以后，开展了大量瓷器贸易活动，主要进行的是青花瓷的外销。于是，不仅中国景德镇外销瓷出现了创新品种纹章瓷和克拉克瓷，而且在葡萄牙里斯本出现了仿造的彩陶制品。陶瓷器是重塑中葡关系的重要实物，雄辩地说明早期中西关系的建立，不仅只是充满了战争的冲突，而且还有文明的交融。葡萄牙里斯本的陶器是中葡陶瓷交流的结晶，构成欧洲中国风的起源之一，这是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外文明交融会通的典型范例。
16世纪以来，中国明代青花陶瓷艺术外销到世界各地，逐步为全球所认识。当时欧洲的陶瓷业相对落后，青花瓷一经输入，即为欧洲社会所青睐，不仅葡萄牙有仿造，而且在西班牙乃至其在美洲的殖民地也有仿造活动。根据学者研究，西班牙的塔拉维拉(Talavera)制陶受中国青花瓷的影响也很典型，塔拉维拉制陶业在一些款式和装饰艺术上直接吸收了明代青花瓷的艺术特点和造型。传教士在1550-1560年把塔拉维拉陶瓷制造技术引入墨西哥，并最先被普埃布拉(Puebla，现墨西哥中东部州)陶艺人所接受，其陶瓷产品不仅深受中世纪西班牙摩尔人的影响，在产品的装饰和色彩方面又受中国传统陶瓷对西班牙的影响，其色彩主要为白底，绿或蓝色装饰，用独具特色的自然风景以及鸟类、鹿、鸭子、兔等加以装饰，具有明显的明代青花瓷的特征。17世纪是墨西哥制陶业的辉煌时期，具有青花特色的普埃布拉—塔拉维拉陶瓷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82)
还需要提到的，是关于葡萄牙几乎随处可见的蓝白青花瓷砖。根据葡萄牙美术史家的研究，葡萄牙青花瓷砖艺术的来源有三：一是由阿拉伯人引入说，“在伊比利亚具有悠久传统”；一是自西班牙输入说，“几乎大多数是从安达卢西亚输入的”；还有一种是来自荷兰，“整个17世纪，大量的荷兰瓷砖画不断进入葡萄牙”。(83)显然，对于中国青花瓷器直接输入的影响考虑不足。中国青花瓷在元末烧造成熟以后，明初青花瓷并没有形成瓷器生产的主流，到嘉靖以后形成主流，经历了本土普遍化以后的青花瓷，接着就是外传。在16-17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的外销瓷都是青花瓷。如果说葡萄牙青花瓷砖与这一时期大量进口中国青花瓷没有联系，则难以解释此前青花瓷砖为什么没有盛行，而独在此时如此盛行；再者这一时期的纹章瓷和克拉克瓷几乎全部是青花瓷，而这两种青花瓷新品种，前者由于葡萄牙人的定制而诞生，后者的大批量生产，首先出自葡萄牙的需求，就是名称也来自葡萄牙船只，足以说明青花瓷出现变异新品种，与葡萄牙有着直接关系。第三，17世纪荷兰代尔夫特成功仿制、生产出白釉蓝彩陶器，也是在葡萄牙率先输出青花瓷几乎一个世纪以后，荷兰参与了大规模青花瓷贸易的结果。更何况葡萄牙里斯本在17世纪初已经开始成规模地生产青花彩陶。实际上，葡萄牙学者的主要关注视角“航海发现的进程”的“反馈影响”，也涉及这一问题：“至于那些保存下来的或是可以从神像画上考证出来的陶器，则首先表现出葡萄牙同非洲和中国的葡属领地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经过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之后，在葡萄牙十分流行，后来又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十分流行。一些诸如容器与细嘴水壶之类的用品的制造增加了，家用的象牙器皿也增加了，中国的瓷器也增加了，航海发现的进程使得‘反馈影响’日益普及。这表现在‘瓷砖铺盖’地面以及成片的瓷砖贴面上”。(84)明乎此，那么葡萄牙青花瓷砖的盛行，蓝白二色瓷砖画在葡萄牙17世纪末18世纪初长期占主导地位，在时间上与16世纪青花瓷风行全球的历史现象自然摆脱不了干系。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开展。
五、结语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论述16世纪世界历史时，主要论述的是西方航海扩张的功绩，晚明中国则往往被贬为保守和落后的代称。这样的世界史，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古代中国拥有历史悠久而又连续不断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6世纪，当全球化开端之时，中华文明并没有显现出弱势，更没有被排挤到边缘，而是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了重拾文化自信，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以青花瓷的展开为例。16世纪以后，从本土到全球，明代青花瓷是在时空巨变下展开的，换言之，16世纪成为一个青花瓷符号流动的世界，青花瓷出现在欧洲和美洲乃至世界各地人们的家庭与餐桌上，这种事实本身就是一场文明交流的革命。青花瓷代表了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流播，知识的扩散、技术的转移蕴含在其中，不仅向全球展现了中国辉煌的制瓷技术，还展示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明。更重要的是，独步世界的中国青花瓷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文明是怎样成长的，中西文明的相遇不只具有血与火的洗礼和文明的冲突，也有着文明的融通与交织成长，从而构成了一部新的全球史。就此而言，明代前所未有扩大发展的海上贸易应该重新评价，明代前所未有扩大发展的制瓷业也应该重新审视。作为中国青花瓷展开的直接后果，后来欧洲陶瓷生产成为工业革命的一项规模庞大的产业，奠基于16世纪时空巨变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文明交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此文承蒙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深致谢忱。
注释：
①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黄晓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②主要有陈万里：《三件永乐年款的青花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冯先铭：《青花瓷器的起源和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叶文程：《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哈里·加纳：《东方的青花瓷器》，叶文程、罗立华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胡雁溪编着：《明代民窑青花瓷大观》，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江建新：《谈景德镇明御厂故址出土的宣德瓷器》，《文物》1995年第12期；王健华：《明初青花瓷发展的原因及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1期；栗建安：《从水下考古的发现看福建古代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新园等：《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刘新园等：《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刘洋：《明代青花瓷的外销》，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5年；Regina Krahl and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3vols, London: Sotheby's Pub., 1986; Duncan Macintosh, Chines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London: Bamboo Pub. Ltd., 1986; John Esten, ed., Blue and White China: Origins, Western Influrences, Boston: Little, Borwn and Co., 1987; Nuno de Castro, 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Heraldry of the Empire, Oporto: Civiliza
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āo, 1988;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Trade, London: Bamboo Pub. Ltd., 1989; 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③16世纪以前，瓷器在欧洲属于罕见的物品，参见David Whitehouse, "Chinese Porcelain in Medieval Europe," Medieval Archaeology, vol. 16,1973, pp. 63-78.研究17世纪以后瓷器的主要有：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s Recorded in the Dagh-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 Those 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1602-1682, Leiden: Brill, 1954; C. J. A. Jo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冯先铭、冯小琦：《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中外关系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76—296页，等等。
④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⑤刘新园等：《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
⑥乾隆《浮梁县志》卷5《物产志·陶政》，江西省图书馆油印本，1960年，第9页。
⑦《明神宗实录》卷419，万历三十四年三月乙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7927页。
⑧林士民、李军：《浙江宁波出土明代青花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6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
⑨C. 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5页。
⑩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唐国宁寺东塔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11)王连春：《辽宁大鹿岛发现明代沉船》，《中国文物报》1990年4月12日，第1版。
(12)陈雍等：《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出土瓷器概述》ⅲ—ⅳ，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2》，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局：《黑龙江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13)万历《大明会典》卷112《礼部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95页。
(14)夏言：《南宫奏稿》卷4《夷情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9册，第517页。
(15)J. A. Pope，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Second Edition，Sotheby Parke Bernet，London and New Jersey，1981；Regina Krahl and John Ayers，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16)邹后曦、杨晓刚报道，见柳定祥主编：《中国三峡建设年鉴2001》，宜昌：中国三峡建设年鉴社，2001年。
(17)何志国：《试论窖藏明代年号款青花瓷器的年代和窑口》，《四川文物》2000年第6期。
(18)曹昭撰，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论》卷7《古饶器》：“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下册，第25页)曹昭《格古要论》成书于洪武二十年(1387)，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书成于天顺三年(1459)，此段没有新增文字，系据曹昭旧本。
(19)刘新园等：《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
(20)田艺蘅：《留青日札》卷6《留留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下册，第1274—1275页。
(21)王世贞：《觚不觚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7页。
(22)张应文：《清秘藏》卷上，《美术丛书》初集第八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6年，第198—199页。
(23)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3—84页。
(24)乾隆《浮梁县志》卷5上。
(25)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4页。
(26)特别是福建漳州窑，有大量的出口青花瓷，主要见福建省博物馆编：《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7)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92页。
(28)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李锡经、高喜美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47页。
(29)参见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1—282页。
(30)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加增饷者，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故商人回澳，征水陆二饷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追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2页)
(31)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oricos Ultramarinos, 1959, p.181.
(32)朱莉叶·艾莫森：《中国外销瓷的标志——青花瓷及其对亚洲的影响》，《南方文物》2000年第4期；青柳洋子：《东南亚发掘的中国外销瓷器》，《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
(33)甘淑美：《西班牙的漳州窑贸易》，张玉洁译，《福建文博》2010年第4期。
(34)J. M.艾迪斯：《在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曹今予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
(35)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 P. Dutton, 1959, p.32.
(36)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p.27.
(37)Kristo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Copenhagen: Danish Science Press, 1958, pp. 112-113
(38)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 pp 181-182.
(39)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钱江译，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第66—67页。
(40)向玉婷：《秘鲁收藏的中国外销瓷及其影响研究》，《收藏家》2009年第7期。
(41)罗荣渠：《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42)Laura Valerrie Esterhusizen, "History Written in Porcelain Sherds-The San Joao and San Bento-Two 16[th] Century Portuguese Shipwrecks," TAOCI, no. 2,2001.
(43)Sten Sjostrand, "The Xuande Wreck Ceramics," Oriental Art, vol. 43, no. 2, 1997.
(44)Laura Valerrie Esterhusizen, "History Written in Porcelain Sherds-The San Joao and San Bento-Two 16[th] Century Portuguese Shipwrecks."
(45)甘淑美：《葡萄牙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西班牙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4期。
(46)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290页。
(47)C. R.奎尔马兹：《从北美太平洋沿岸发掘的中国瓷器》，郝镇华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1983年第3辑。
(48)Jean Paul Desroches and Albert Giordan, eds., The Treasure of San Diego, Paris: AFAA and ELF, 1996.
(49)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第319页。
(50)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第40-41页。
(51)C.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 Museum, 1982.
(52)黄时鉴先生在介绍20世纪80年代荷兰人哈契尔在南中国海打捞沉船时提到：“在哈契尔以前，从70年代末起，已对两艘沉船进行打捞：一艘是‘维特·利乌号’(Witte Leeuw)，1613年沉于圣海伦娜港(St. Helena)；另一艘是‘班达号’(Banda)，1615年沉于毛里求斯(Mauritius)海岸”。见《从海底射出的中国瓷器之光——哈契尔的两次打捞沉船业绩》，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77页。前船一般译为“白狮号”。
(53)甘淑美：《葡萄牙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
(54)甘淑美：《葡萄牙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
(55)Maria Antonia Pinto de Matos, "The Portuguese Trade," Oriental Art, vol. 45, no. 1, 1999, p. 22.
(56)Gaspar Correa, Lendas da India, Lisbo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 1858, vol. 1, pp. 100-101.
(57)Luis Keil, Jorge Alvares, o Primeiro Português que foi à China(1513),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0, p. 28.
(58)参见万明：《明朝对澳门政策的确定》，《中西初识》(《中外关系史论丛》第6辑)，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59)文德泉：《中葡贸易中的瓷器》，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207—215页。
(60)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杂论三》，明嘉靖刻本；万明：《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61)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6，1939年据旧钞本影印，下册，第4页；道光《浮梁县志》卷13《汪柏传》，道光三年刻本十二年补刻本，第39—40页。关于汪柏涉及澳门史事，参见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第4章《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7—92页。
(62)斯莱特：《纹章插图百科》，王心洁等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63)J. H.萨拉伊瓦：《葡萄牙简史》，李均报、王全礼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134页。
(64)J. H萨拉伊瓦：《葡萄牙简史》，第139页。
(65)斯莱特：《纹章插图百科》，第204—205页。
(66)Jean-paul Desroches et al.,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rom the Museum of Anastacio Goncalves,Lisbon, trans. Clive E. Gilbert and Peter Ingham, London: Philip Wilson, 1996, p. 26.参见文德泉：《中葡贸易中的瓷器》，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金国平、吴志良：《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
(67)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orto: VOC Antiguidades, LDA, 2011.承蒙葡萄牙迪亚士先生惠赠此书，谨此致谢。
(68)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 31.
(69)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 32.
(70)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 79.
(71)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 22.
(72)陈志亮：《陶瓷文物保存修复》上，《广东档案》2009年第5期，第25—26页。
(73)姚澄清、孙敬民、姚连红：《试谈广昌纪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盘》，《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
(74)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Trade, p.61.
(75)黄薇、黄清华：《广东台山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出土瓷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07年第5期。
(76)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p. 129.
(77)16世纪全球化开端时期，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青花瓷外销的影响不可估计过高。众所周知，18世纪是“中国风”风靡整个欧洲的世纪，中国瓷器文化对于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进入一个新的高潮。需要说明的是，自16世纪，迄今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耶稣会士笔下的明代中国，毫无疑问，16世纪的中国形象与耶稣会士的书写有着密切关联。然而，耶稣会士所描述的，是通过他们的观察所述说的感受，只有放到其论述产生的大环境中去考虑才有合理性。而中西物质文化的交流在16世纪中西直接接触中发生，葡萄牙人史无前例地将中国独步世界的商品瓷推向了世界，最早将青花瓷直接西传到欧洲，而欧洲人通过由葡萄牙人传入的精美青花瓷首先认识了中国。由此，青花瓷前所未有地扩大了销售范围。中国贸易物品直接传播到欧洲和世界各地，可以使那里的人们直接感观，没有中间层次，纯粹作为贸易品投入欧洲和世界市场，进入社会消费层，直接引发文明的交融，甚至经济与社会变迁。文明的成长，是在中西文明更大规模的时间与空间维度的扩展中实现的。在西方，瓷器和中国都以China表示，中国不仅被西方人称为“丝国”，也理所当然地被西方人称为“瓷国”的历史，可以说在16世纪正式开端了。
(78)Regina Krahl and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vol. 2, p. 216.实际上，当时葡萄牙所谓仿造的瓷器，应为陶器。
(79)Regina Krahl and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vol.2, p.217.
(80)斯莱特：《纹章插图百科》，第85页。
(81)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p. 42-43,
(82)王利荣：《墨西哥的陶瓷文化及特点》，《国外建材科技》2004年第3期。
(83)玛利亚·米兰达等：《葡萄牙美术史》，陈用仪、姚越秀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62、114—115页。
(84)玛利亚·米兰达等：《葡萄牙美术史》，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