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清-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
【内容提要】婺源腴川程氏宗谱和休宁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所载资料证实，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相当普遍，绝非个别现象。同宗继子乏人是异姓承继的原因之一，保全家产为异姓承继的重要经济因素。异姓承继亦有感情问题。血缘关系是宗族组织建立的基础，宗祧承继为宗法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明清异姓承继的普遍及有关法规的调整，表明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宋代以后的宗族既有发展的趋势，也有从内部开始瓦解的倾向。
【关 键 词】明清/徽州宗族/宗祧承继/异姓承继/义子/宗法关系
古代徽州，以最重宗法而着称于世。说起徽州宗族，人们每每引用清代赵吉士的着名论述：“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等等。（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泛叶寄·故老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引用此文的论着极多，恕不一一列举。）的确，这一概括十分精彩，说徽州宗族最为近古而胜于他邑，也极为恰当。但对于徽州宗族研究来说，还不能就此为止。徽州宗族果真如此绝对纯正？徽州宗族历经千年是否一成未变？这些问题无疑还应作进一步探究。
一 婺源腴川程氏宗族异姓承继考察
宗祧承继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清同治年间所修婺源《腴川程氏宗谱》，（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登录号第214号，详见下文介绍。）保存了有关该族宗祧承继的详细资料，为考察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问题提供了宝贵素材。
腴川，地处徽州府婺源县中部，县城之北（今思口一带）。腴川程氏，本自徽州名族篁敦程氏分迁而来。唐末黄巢之乱，程湘与兄沄、弟淘一同起兵，保守州里，招授歙州，来镇婺源，官拜尚书，遂居于此，是为婺源程氏诸派之祖。其后子孙繁衍，支派众多，程氏亦为婺源之望族。程湘之五世孙曰筠卜居婺源之金竹，至明初洪武时二十二世孙原泰又分迁腴川，乃为腴川程氏始迁祖。其后，腴川程氏又有分迁洪川、西塆以及词溪、尤溪者。（注：以上据《腴川程氏宗谱》卷首序文、卷2《世系考》、卷5《腴川世系·成巳下原泰支》所载。）
《腴川程氏宗谱》，清同治七年（1868）修，计32卷，全14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现藏13本，缺第二十八卷宅基图、丘墓图1本。谱中依次载有序、目录、凡例、世系考、先世敕命、像赞、庙记、忠壮公传及祭文，诰命；其次为谱系图，先列广平世系、新安世系、腴川前半世系，次载腴川程氏洗公、汉公、海公、湖公、兴公、祁公、祐公、荫佳公各支百一世至百五世世系，及百六世至百十世世系，每五世一秩，分两大部分，并载洪川、西塆、尤溪、词溪各派世系；其下又有腴川宅基图、丘墓图，孝友义行传，寿序，节孝传，修谱与捐输人名，领谱字号，公议及跋等。《腴川程氏宗谱》的特点是，最后附有《清源录》一卷。
所谓“清源录”，即是将载入正谱中的异姓承继者，查明某支系某人入继，而另编一卷，以清眉目。其卷前刊有序文如下：
夫继绝世，此王政也。立继以绍宗祧，大义昭然。我族自先世以来，间有异姓入绍者，世系之下，注明本姓。祀祖之日，不派主祭，祖例如此。前次修谱因之，此次续修宗谱，恪遵祖例，异姓继支，照旧登谱，注明本姓。祀祖之日，不派主祭、分献、大赞，其余执事，酌派襄事。倘继支又有乏嗣，立继本宗者，是异姓之义已绝，本宗之谊复联，照本宗入继之例办理。且如祖父等有功于国家，合邀荫袭酬庸例，以宗支承之，异姓入继者不与。恐世远年湮，或失其源，致启争端，因查明异姓各继支，另汇一卷，名为《清源录》，附于卷末，以便稽览。盖嗣续维艰，应由亲及疏，择其昭穆相当者入继，总以本宗为重。异姓入继，此不得已之举。窃详查之，有可立应继之支，或以小嫌故以异姓入绍，或应承继之支不愿入绍，或已生亲子仍立异姓入绍，皆失敦本之谊。汇《清源录》一卷，使孝子顺孙触目警心，知宗支为重，庶能务本，以绵祖泽，是所谓清其源也。
《清源录》中所载，仍依谱系格式，分不同房、支，按世系排列，在某某继子之下，列出继子之名，其下注有本姓、何地人、乳名、生子某某及其他有关内容。以卷中第一叶所载为例，其格式与内容如下（参见表1）：
表1 腴川清源录卷32 洗公下彦公支
百一世 百二世 百三世 百四世 百五世文熊继子 国仁 本姓李，乳名三 德，无传 文干 本姓李，金盘人， 国信 本姓李，乳名大大庸继子 乳名生，子二，仁、信， 德，无传 仁出继兄文熊为嗣大奎继子 文明 本姓程，长径人， 无传 文魁 本姓王，城人南大亨继子 （南人），乳名接生，无 传 大赏 本姓董， 文日 本姓董，子二， 国相 本姓董，乳名旺， 城东人，字景臣， 相、柱 无传世仲继子 子一，文日 国柱 本姓董，乳名难， 子大迎、连、遑、述、通、 道
从《清源录》以及正谱中所载可知，腴川程氏宗族对异姓承继的处理遵循了以下原则。
第一，准入正谱。如前引序文中所说“异姓继支，照旧登谱，注明本姓”。所谓“登谱”，乃指异姓承继者登入正式的谱系之中。这可从其正谱所载得到证实。例如，《清源录》第一叶载，作为文熊的继子国仁，大庸继子文干、孙国信等，其在正谱“洗公支百一世至百五世世系”中亦载：
[百三世] [百四世] [百五世]
大橾 文熊 行礼，字天兆，康熙丙申 国仁 行乐，乳名三德，乾隆
三月二十午时生……继弟 辛卯十二月廿九亥时
文干次子仁为嗣。 生，殁失考，葬新田。
娶古坑石氏，夫殁再
醮。无传。
大庸 康熙甲戌 文干 行礼，乳名生，本姓李， 国信 行乐，乳名大德，乾隆
九月十三 雍正甲寅九月廿八寅时 丁亥二月十三丑时生，
辰时生 生，殁失考。娶上村叶氏 殁失考，葬杨梅山丙
……继金 ……子二，信、仁。仁出 向，娶邑中王氏，夫殁
盘李氏之 继兄为嗣。 再醮。无传。
子为嗣。
可以看出，在正谱之中，异姓继子也同样排有字行，除了标明本姓外，其余登载与本宗之人并无区别。
第二，准予祭祀。只是在祭祖的规格上有所不同，即《清源录》序文中所言：“祀祖之日，不派主祭、分献、大赞，其余执事，酌派襄事”；该宗谱凡例中亦载：“祀祖之日，不派主祭、陪祭、分献、嘏辞、工祝、正赞诸执事，其余执事，酌派襄事。”（注：《腴川程氏宗谱》卷2《凡例》。）
第三，继支又有乏嗣，立继本宗者，照本宗之例办理。如《清源录》中载：“宗潜支，国松，本姓朱，乳名广四，继本支国廪四子士培为嗣，培世系应复入本支宗谱”；“时曜下二诗支，国富次子，士聪，本姓许，乳名寿新，继本房士根次子之源为嗣，之源世系应复入本支宗谱。”而异姓继支乏嗣，亦准再立异姓承继。《清源录》载：“湖房时曜下一诚支，国梅继子，士悦，本姓汪，段莘人，乳名和新，继开化县张继子之声为嗣。之声，本姓张，开化人，乳名根林”；“宗添下时铭支，国淌继子，振美，本姓詹，乳名亨泰，继汪家村李姓之子祥顺为嗣。祥顺，本姓李，汪家村，乳名兴旺。”此外，还有异姓继子出继外姓的事例。如，“汉公下瑗公支，世涛继子，国众，本姓陈，乳名众喜，子三，亮、光、辉。光过继胞弟国鹏为嗣，辉出继沙城俞姓为嗣，次子回宗。”（注：《腴川程氏宗谱》卷32《清源录》。）
第四，本宗若有荫袭酬庸之例，异姓入继者不与。
第五，异姓各继支另汇一卷，名为《清源录》，附于卷末，以便稽览。
在整个明清时代，各地宗族对异姓承继的规定颇为不同。有的宗族一直禁止异姓承继，“倘若取异姓之子为后，不许入祠列谱”，（注：同治《东粤宝安南头黄氏族谱》卷上《族规》，转引自《中国的家法族规·附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如有乞养异姓为嗣者，不载”，（注：光绪《东阳上璜王氏宗谱》卷1《修谱条例》，转引自《中国的家法族规·附录》，第307页。）“凡有晚妻带来之子，不许叙入族谱，有犯异姓乱宗之例”；（注：民国《交河李氏八修族谱·谱例》，转引自《中国的家法族规·附录》，第402页。）或只列附卷，不入正谱。即使准入正谱，亦有种种额外规定，如在异姓继子之下“一概加以养字”，（注：民国泉州《蓬岛郭氏家谱》，转引自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页。）或“依照旧例，男子如亲血脉，则画红线，曰某人之子；如螟蛉，则画乌线，亦曰某人之子”；（注：陈嘉庚：《一九四四年在印尼峇株》，《泉州文史》第5期，1981年；转引自陈支平：《福建族谱》，第164页。）甚至规定“外继子若生而不育，不得再置外继子”，（注：民国《章溪郑氏宗谱》卷1《民国三十六年新增凡例》，转引自《中国的家法族规·附录》，第415页。）等等。相比之下，腴川程氏宗族关于异姓承继虽亦有一些规定，以示区别，但总体来看，其对异姓承继是予以承认的，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也是相当宽容的。《清源录》序中说：“我族自先世以来，间有异姓入绍者”，并指出，上述对待异姓承继的做法乃是“前次修谱因之，此次续修宗谱，恪遵祖例”等等，可见，腴川程氏宗族的这些做法由来已久。
《清源录》所载各异姓继子中，有多例“系母带腹所出”，如“海公下时康支，文珖继子，国伏，乳名观伏，系母带腹所出，子一，士意”；“洗房彦公下庄公支，国洪继子，士标，乳名旺起，系随母带腹所出”；“一本下起旸支，士桢继子，之元，本姓叶，随母遗腹子，乳名元顺。”此外，有一例注明为外甥承继：“宗添下时铭支，国展继子，士观，系继子外甥，无传。”又有一例注明系养子：“谟公下祁公支，文荔继子，接保，系养子，无传。”（注：《腴川程氏宗谱》卷32《清源录》。）可以推知，其余绝大多数当与程氏未有姻亲关系，由抱养外姓之子而作为正式继子的。
再看一下腴川程氏宗族异姓承继的数量。
按《清源录》所载统计，其异姓承继各姓氏及其人数如表2（按谱中姓氏首次出现顺序排列）：
表2
异姓姓氏 人数 异姓姓氏 人数 异姓姓氏 人数 异姓姓氏 人数 李 39 朱 21 祝 1 倪 1 程 26 叶 11 胡 5 马 1 董 31 陈 17 詹 16 戴 1 王 53 夏 19 查 1 江 6 洪 9 石 7 余 10 何 1 罗 3 龚 5 任 10 卢 1 俞 34 金 5 游 2 吕 1 张 24 鲍 5 毕 3 徐 1 刘 1 汪 35 周 3 养子 1 郑 13 许 12 方 2 失考 37
这一统计的时间跨度是，自腴川程氏百一世至百十世，即从百一世嫡长子起仁公生年明万历八年（1580）始，（注：《腴川程氏宗谱》卷7《祖钊房宗洗下彦公支》。）至《腴川程氏宗谱》修成之清同治七年止，其间为288年。如表2所示，作为异姓承继，《清源录》中还列有程姓26人。这种情况是，其虽为同姓，但与腴川程氏搭不上宗族关系，属于同姓不同宗之例。
据表2统计，其异姓继子姓氏可考者38姓，另有姓氏失考者38人；异姓继支人数共474人。查阅正谱，还发现有3例异姓承继者系《清源录》中漏载，（注：《腴川程氏宗谱》卷11《祖兴房世系宗江支》百四世文勇名下载：“继江右邱氏子顺为嗣”；卷27《词溪应斗下久胪支》百四世文学名下载：“继吴姓国祺为嗣”；《词溪应斗下文胪支》百六世士坤名下载：“继长径程登次子之炜为嗣”；以上3例《清源录》中均不载。）将其统计在内，《腴川程氏宗谱》所载异姓继子姓氏可考者共40姓，异姓继支人数计477人。在《腴川程氏宗谱》的正谱之中，自百一世至百十世登录男子计4460人，（注：据《腴川程氏宗谱》卷7至卷27所载资料统计。）其中包括异姓继支477人，异姓继支所占比例为10.7％。又据《腴川程氏宗谱》所载，若只计承继事例，不计继支人数，其同宗承继共为231例，而异姓承继计为224例，二者可以说相差无几。这些数字及其所占比例，正如前引《清源录》序中所言，真可谓“触目警心”！
二 休宁二十七都五图人户承继分类统计
在遗存的徽州文书档案中，安徽省博物馆藏有四册明万历时期休宁二十七都五图的黄册底籍。（注：安徽省博物馆藏2：24527号。）这四册文书分别是：《万历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万历二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万历三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万历四十年壬子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四册文书均系清初抄本。关于这四册文书的介绍与考证，请参阅拙着《明代黄册研究》第六章《万历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注：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6—207页。）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项基本制度。这四册文书，保存了有关一个图（包括几个自然村、计150余户）的、连续四个大造之年比较完整的人口与土地资料。人口方面，在每册黄册底籍中，户长姓名与前一届大造相比发生变化者，多注有其承继关系，从而为考察当时的人户承继与变化情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从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中可以看出，当时各人户的承继关系多种多样。就亲属系统来说，有承父、祖父、伯父、叔父、兄等，以上为父系方面；在母系方面则有承外祖、舅等；又有妻系方面之承岳父者。此外还有承义父者，即非亲属系统的异姓之间的承继。兹录黄册上的有关文字记载，举例如下。
承父：“一户高旺 承故父全”（万历二十年册一甲）
“一户朱朝道 承故父朱雷”（万历四十年册十甲）
承祖父：“一户吴天保 承故祖吴和”（万历二十年册二甲）
“一户朱良佑 承伯祖添芳”（万历三十年册八甲）
承伯父：“一户吴榛 承故伯存孝”（万历二十年册七甲）
“一户洪源 承故伯洪龙”（万历四十年册九甲）
承叔父：“一户朱祖光 承故叔朱社”（万历二十年册十甲）
“一户王祥 承故叔王美”（万历四十年册四甲）
承兄：“一户宋甲毛 承故兄积高”（万历二十年册三甲）
“一户谢廷奉 承故兄使”（万历三十年册一甲）
承外祖：“一户金宗社 承外祖詹佑”（万历三十年册一甲）
承舅：“一户汤旺 承故母舅汪振”（万历四十年册九甲）
承岳父：“一户陈方 承故外父朱胜付”（万历二十年册五甲。据万历十年册该户实在项下载：“婿陈方年六十四岁”，可知这里所说“外父”即是岳父）
承义父：“一户朱良 承故义父汪显”（万历四十年册十甲）
据黄册底籍所载资料，隆庆六年（1572）至万历四十年二十七都五图人户承继关系分类统计（户数）见表3：
表3
被承继者 父亲 祖父 伯父 叔父 兄 外祖 舅父 岳父 义父 不明大造年份万历十年 5 1 1 1 1 5万历二十年 10 8 1 8 8 1 1 3 5万历三十年 11 3 5 3 4 3 1 5 5万历四十年 8 1 2 4 1 2总计 34 11 8 14 17 5 2 1 15 10
按万历十年黄册所载，实为隆庆六年至万历十年这一轮大造之内容，所以据万历十年至四十年四册大造黄册底籍所载资料而进行的统计，其时间跨度乃是隆庆六年至万历四十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人户的各类承继关系中，仍以承继父系亲属者占大多数，其中又以父子相承占第一位。而承继母系、妻系亲属者较少。引人注目的是，作为非亲姻关系的异姓之间的承继，承义父，即以义男身份承继的人户，也有相当数量，达15户之多。在各种承继关系中，其仅次于父子、兄弟相承，占第三位。过去论者一般多认为义男即奴仆或变相奴仆，近来学者已有新的研究。（注：参阅许文继：《“义男”小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汪庆元：《明代徽州“义男”考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从黄册底籍等文书档案所载来看，明清时代义男的身份并非如此单一。官僚或大户人家的义男多属奴仆，当无疑问；而自耕农或佃农等小户人家收养的义男，则多是作为该户的承继者，继承赀财，维系家庭，日后多被立为户主，并得到官府承认。更确切地说，义男在这里的身份是异姓承继者。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中所载多数义男即属此种情况。如万历十年黄册底籍载，一户吴天保，承故义父吴盛。吴盛旧管男妇二口，民田地山一分零九毫。吴天保系万历元年来继义父吴盛为嗣，万历八年义父吴盛故去，万历十年大造黄册，吴天保遂承义父立为户主。吴天保称吴盛为义父，原本当不姓吴，此名应是到吴家后所起。从宗法关系来说，作为异姓义子，入继后当然要改从义父之姓。不过，从黄册底籍中可以看出，其中又多有复原姓者。如万历十年册中载：“一户高全，原籍义父汪姓，今复姓高”。同册又载，“一户朱社嵩，原籍故义父汪起……本身原系本甲朱嵩户次弟，系万历四年来继义父汪起为嗣，今承籍当差”。黄册中人户承继的意义，更重于“承籍当差”；而宗法关系则被淡化了。
在隆庆六年至万历四十年这40年间，二十七都五图户长姓名发生变化者共99户，其中有18户在这40年间户长姓名发生了两次变化。如万历十年册一甲所载方侃户，至万历二十年册即载，“一户方廷贵承故叔侃”；至三十年册又载，“甲首有粮第六户：一户余铎承故舅方廷贵”。再如万历十年册三甲所载吴仔户，至万历二十年册即载，“一户吴天龙承故叔仔”；至四十年册又载，“甲首第二户：一户吴长富承故兄天龙”。因而按上表统计，该图40年间户长姓名发生变化者共为117户次。这40年间，该图户长姓名不变者有57户。这是因为，明王朝规定，军户、匠户不许分户；（注：正德《大明会典》卷21《户部六·户口二·攒造黄册》，汲古书院影印本，1989年。）中叶以后，黄册中又多有不以现在人名立户、而“袭用已故者”之弊。（注：《明世宗实录》卷489，嘉靖三十九年十月戊戌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8年。）其中有一些土地和人口众多的大户，多以总户一人登记在册，户长姓名长期不变。其实，这种大户多早已析产分户，按诸子均分制的原则分成了众多经济上独立的子户，但在官府的册籍上仍以原大户一户登记在册，长期不变。二十七都五图的朱学源户、王茂户等即属此种情况。（注：参阅《明代黄册研究》第11章《明清大户经济形态》，第396—430页。）因此，这类大户之下各子户的人户承继情况，在官府的册籍上则无法反映出来。所以，据黄册底籍所作的人户承继分类统计，又是不完全的。
尽管如此，除去某些非宗法意义上承继的成分，黄册底籍的有关资料统计，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户承继的实际情况。如上所示，二十七都五图在40年间所发生的117次人户承继中，义子承继有15户；而若从宗法承继来说，内侄、赘婿等方面的承继亦属异姓承继，加上这些，异姓承继共达23户，在各类人户承继中，仅次于父子相承，属第二位；占总共发生的117次人户承继的19.7％。总之，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相当普遍，绝非个别现象。
三 异姓承继原因分析
“异姓入继，此不得已之举。”这是前引《清源录》序文中的话。既是不得已之举，则必定有其不得不之原因。
按宗法制度规定，一个宗族之下的每个男子在其过世之后，都应有人来承继他的宗祧。本位宗祧由嫡子承继，众子则不断另立宗祧。如果一个男子没有亲生儿子，就要立继，以确定其宗祧承继人。为保持宗族的血缘关系，过继与承继必须在本宗族的范围内实行，这是立继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本宗的原则下，又须遵循由亲及疏和昭穆相当的规定，以维护宗法秩序。按理说，这种在本宗范围内按既定秩序进行宗祧承继的做法，当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但其实不然。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一直提倡多生多育，多生男子，一些家庭也确实有多个儿子，但实际上并非每个家庭都是如此。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下，高出生率伴随着高死亡率，婴儿死亡率高，而人口平均寿命亦短。这样，只有一个儿子或没有儿子的家庭也不在少数。这个基本事实无法否认。以《腴川程氏宗谱》为例，其正谱各人名下所载系“子一”即只有一个儿子者，计702人；“无传”即没有儿子者计1083人，二者合计达1785人，竟占谱中登载总人数4460人的40％。再按《清源录》所载，在这些异姓继子当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再没有儿子。其中有所谓“无传”者，如“汉公下瑗公支，百五世，国得，本姓陈，乳名四得，无传；国安，本姓陈，乳名发得，无传”等等，这类绝后者共计112人。又有所谓“早殁”者，如“兴公宗添下时铭支，百四世，文三，本姓余，早殁；文盛，本姓余，早殁”等等，共计25人。还有一些因无子而不得不立继者，共37人。以上三类无子者合计174人，占总人数474人的36.7％。于是，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常见的现象：就同一宗族来说，一方面存在着相当数量因没有儿子而需要立继的家庭，另一方面，又没有足够的合乎宗法制度要求的宗祧承继人，继子乏人，求大于供。难怪《腴川程氏宗谱》的作者发出了“嗣续维艰”的感叹，继子乏人不能不说是异姓承继事例较多的根本原因之一。徽属黟县一直有这样的习俗：“黟俗居民恒因人丁稀少，价买异姓男孩承继宗祧，其字约内必载明‘生死听命，永不归宗’等语。按：此项习惯系据黟县知事调查所得。”（注：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4编“亲属继承习惯”第9章“安徽省关于亲属继承习惯之报告”第28节“黟县习惯”，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73页。）亦是继子乏人的一个证明。
当然，嗣续维艰的原因还不仅仅由于同宗内继子乏人。本宗即使有可继之子，仍常出现异姓承继。前引《清源录》序中说：“窃详查之，有可立应继之支，或以小嫌故以异姓入绍，或应承继之支不愿入绍，或已生亲子仍立异姓入绍，皆失敦本之谊。”讲的即是这种情况。不过，这里所言不继同宗而立异姓的几种情形，表面上虽因“小嫌”等故，但在其背后却有深刻原因，并非偶然。原来，宗族既靠血缘关系来维系，又以家庭为其构成的基本单位。中国古代自商鞅变法以来，特别是宋代以后，即使在同一宗族之下，能够维持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在诸子均分制的原则之下不断分析，而形成了经济上各自独立的个体小家庭。从血缘关系来说，这种小家庭是构成宗族的基本单位，受到宗法的制约；而从经济方面来说，它又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单位，对于宗族则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处理宗祧承继之类事务之际，遵循宗法伦理固然重要，而维护自己家庭的利益则不能不放在重要位置，乃至首位。从整个中国宗族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来看，宗族的力量，即血缘关系方面的制约，不是越来越强，而是呈减弱趋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家庭的独立性则越来越大。在维护家庭利益方面，经济问题至关重要，宗祧承继与财产继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况人之无子，而至于立继，不过愿其保全家业，而使祖宗之享祀不忒焉耳。”（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户婚门·治命不可动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9页。）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小贫弱的家庭来说，家业的保全尤为重要。异姓承继的发生往往与经济问题有关。“艰于嗣者，每畏亲房得其家财，昧天理者，必喜外姓承其宗祧。私情易起，默地难欺。若何产出姑娣，未全非类；惟有抱血他族，乃属乱宗，祭不使与，谱亦宜差。”（注：光绪《书林余氏重修宗谱》卷首《族禁六款》，转引自陈支平：《福建族谱》，第59页。）下面举出与家业之争有关的两个异姓承继案例。祁彪佳《莆阳谳牍》载：
一件图赖抄家事。
审得徐朝修兄弟文修、士修三人。朝修、士修无子，文修子五人，其星仔即应继朝修。文修家贫，盖耽耽于兄之继产久矣，而朝修以身尚未死，故未肯立继。朝修有义子吴聪，朝修每偏爱之。文修以为聪之资本皆兄所有也，兄之所有即己所有也，故不忿于聪而因与兄争构，非一日矣。偶因士修有所遗木柜一口，文、朝亟欲得之，而朝修吝不与，以致兄弟复相争詈。星仔短见，恐伯父之产渐为继子所消耗，且见父与伯之不和，遂投井以死，此与朝修无与也。乃文修不忿吴聪之买顿有麦，而且痛子之死，又加以己之贫，遂不顾手足至谊，而强挑其麦数担，此族众不能为之讳也。由此评之，文修与朝修皆有失焉，朝修无子，亲侄即其子也，乃不早立继，偏信外人之吴聪，究其故，与文修不和，夫兄弟而何可不知，此失在朝修也……至于朝修亦须早定其继，以免纷争，非文修子不可。朝修、文修各杖之，文修再薄责示儆。（注：祁彪佳：《莆阳谳牍》第2册，明末抄本不分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书号10448号。）
这是明末天启年间，祁彪佳在福建兴化府做推官时判案的一则谳牍。案中人物徐朝修无子，而其弟文修有子五人，按宗法制度当以弟子星仔立继。但朝修迟迟不肯立继星仔，而偏爱义子吴聪。其原因很明显，就是怕弟文修得到家产，而想立义子吴聪以保全家产。此案的导火线是因为争一口木柜，朝修连一口柜子都“吝不与”弟，怎么能舍得多年积攒起来的家产呢？而其弟家贫，“耽耽于兄之继产久矣”。另一方面，如果反过来，出继者富有，被继者贫穷，则就可能出现前引《清源录》序中所言“应承继之支不愿入绍”的情况。判语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文修“强挑其麦数担，此族众不能为之讳也”，族众讳言文修强搬吴聪之麦一事，表明族众作为宗族方面的代表，怕异姓承继家产，而站在文修一方。官府最后也判定立继“非文修子不可”。但从此案不难看出，立继同宗，还是偏爱异姓，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继子之讼实为家产之争。李清《折狱新语》载：
一件占产事。
审得先故王炀，乃王荣义男，而后故王恩，则荣继子也。今取分书阅之，犹炀故恩存时，于是举置田六十亩，作三股均分，而炀子大英、大杰得二，恩仅得一，此岂有说乎？则谓炀子两，而恩止一子大相耳。夫是举也，荣有三失：以犹子承祧，又以螟子树敌，则有非我族类之嫌，一失也；不以子之多寡为豆判，而以孙之赢缩为瓜分，则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之诮，二失也；且犹子之子，仅一隅短割，而螟蛉之子，反半壁长截，则有“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疑，三失也……（注：李清：《折狱新语》卷2《承袭·占产事》，《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法家类》第9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7—568页。）
这是明末崇祯时，李清任浙江宁波府推官判案的一则谳牍。案中王荣，下有义男王炀，又有继子王恩。炀有二子，恩止一子。在炀故恩在时，王荣将家产按三个孙子平均分配，即义男二子共得两股，而继子一子仅得一股。按诸子均分制原则，家财须按儿子辈即按房分平均分配，而不应按孙子辈的人数平均分配。王荣的做法表明，显然他厚义子而薄继子，日后纷争遂由此而起。此案一方面说明义子与继子之讼仍为家产之争，同时也披露了当时一些人薄同宗继子、厚异姓义男的深层次原因。对此种隐情李清作了一段议论，其意为：世间所谓继子（指同宗继子），哪里知道对继父母的孝心为何物？还不是咒其早早死去，紧盯着那份家产而已。至于义子，虽曰寄生，若无他心，飞鸟依人，反受人怜，他既然视我为亲父亲，我为什么不把他当亲儿子呢？王荣厚爱义子恐怕就是因为如此吧。李清的分析应该说是很中肯的。就是说，宗祧承继建立新家庭，这里面还有一个感情问题。即使在同宗承继的场合，亦有所谓应继与爱继，或称立序与立爱，其间的感情问题自不待言。在同宗与异姓之间，亦存在同类问题。
徽人程敏政曾说：“夫徽州之讼虽曰繁，然争之大要有三，曰田，曰坟，曰继……田者，世业之所守；坟者，先体之所藏；继者，宗法之所系，虽其间不能不出于有我之私，然亦有理势之所不可已者。”（注：程敏政：《篁墩文集》卷27《序·赠推府李君之任徽州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注：《晋书》卷84《殷仲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95页。）可知，当时徽州有关宗祧承继的诉讼亦同样很多。其中，当不乏与异姓承继相关的案例。诚然，这方面的史料尚待进一步发掘。
如前所述，《清源录》所载各类异姓继子中，有多例“系母带腹所出”，即寡妇再嫁所带之子。毋须赘言，遗腹子之承继，当多发生在贫弱的小家庭之中。因为一般富裕之家，不用说初婚，就是再婚，也不会迎娶寡妇的。腴川程氏宗族虽称大姓，其下亦当存在不少贫弱的小户。此外，还有的男子终生未娶而收养义子的情况。对于贫弱家庭以及鳏寡孤独来说，异姓承继的发生更是不得已之事。或者说，为了维系家庭的存续，他们只能采取异姓承继的办法。在这里，异姓承继与其说是为了宗祧承祀，还不如说是为了现实生存。现实生活的需求不能不重于宗法伦理的要求。通过异姓承继而组成家庭，或使家庭得以存续下去，亦可以说是在当时下层社会某些群体之间的一种互济互助方式，带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清源录》中异姓继子均注有原籍。如“瑞公下起忠支，之远继子，振道，本姓周，乳名益顺，歙邑顺村人。之根继子，振坤，本姓张，乳名来顺，休邑竹下山人”等等。由其原籍可知，腴川程氏宗族异姓继子的来源颇为广泛。除本邑各地外，还有本府歙县、休宁、黟县，以及贵溪、开化、旌德、芜湖、常州，乃至四川等外埠地区，外省涉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另一方面，也有继子在外未归者，如“宗添下时镳支，国初继子，士香，江右人，乳名兴旺，客饶未归”；“时康下一虎支，国佐继子，士喜，本姓俞，乳名喜，同父居住常熟”。一个宗族的异姓继子来源，竟涉及这么多地方，不可不谓之广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人口远距离流动。一些人长期在外未归，而在当地扎下根来，其中包括与当地宗族结合成为异姓继子这种方式。异姓继子原籍的广泛，实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全国性市场形成、人口广泛流动的一种折射，而这些方面，也正是明清时代宗族异姓承继出现较多的一个社会经济背景。
四 异姓承继法规的调整与宗法关系的松弛
历来宗法制度，乃至国家法律都对宗祧承继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一必同宗承继，二须昭穆相当，而禁异姓承继，以免打乱血缘关系。
关于国家法律对收养异姓子的规定，较早可考者，见于《晋书》中的有关记载，卷84《殷仲堪传》云：“又以异姓相养，礼律所不许。子孙继亲族无后者，唯令主其蒸尝，不听别籍以避役也。”（注：《晋书》卷84《殷仲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95页。）由其所言“异姓相养，礼律所不许”可知，《晋律》对养异姓子是禁止的。《唐律》中有“养子舍去”的专门条文：
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
关于这一律文的“疏议”如下：
【疏】议曰：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
【疏】议曰：异姓之男，本非族类，违法收养，故徒一年；违法与者，得笞五十。养女者不坐。其小儿年三岁以下，本生父母遗弃，若不听收养，即性命将绝，故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注：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12《户婚·养子舍去》，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940—941页。）
唐律关于宗祧承继的规定，是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而处收养异姓男为违法。但许收养异姓三岁以下小儿，改从其姓。这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宋代关于宗祧承继的法律条文，承袭唐律；但对收养异姓三岁以下小儿的规定有新的解释，称其为“开立异姓之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议论值得注意：
诸无子孙，听养同宗昭穆相当为子孙，此法也。诸以子孙与人，若遗弃，虽异姓三岁以下收养，即从其姓，听收养之家申官附籍，依亲子孙法，亦法也。既曰无子孙者，养同宗为子孙，是非同宗不当立矣。而又有一条曰虽异姓，听收养，依亲子法者，何也？国家不重于绝人之义也。如必曰养同宗，而不开立异姓之门，则同宗或无子孙少立，或虽有而不堪承嗣，或堪承嗣，而养子之家与所生父母不咸，非彼不愿，则此不欲，虽强之，无恩义，则为之奈何？是以又开此门，许立异姓耳。（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户婚·双立母命之子与同宗之子》，第219—220页。）
元代律令对养异姓子的规定无大的变化。《元典章》载：
【禁乞养异姓子】……切照旧例，诸人无子，听养同宗昭穆相当者为子，如无，听养同姓。皆经本属官司，告给公据，于各户籍内一附一除。养异姓子者，有罪。（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户部《户计·承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646页。）
明初《大明令》、《大明律》中有关异姓承继的条文亦大致承袭前代。《大明令》申明“不许乞养异姓为嗣，以乱宗族。”（注：《皇明制书·大明令卷之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6，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8页。）《大明律》规定：
其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注：《大明律附例注解》卷4《户律一·户役》“立嫡子违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丛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316页。）
综观唐至明初历代律令，有关异姓承继的规定各代虽有差异，如宋代对收养异姓三岁以下小儿的解释即赋予新意；而明律对收养异姓子者在量刑上亦明显减轻等等，但其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总体来说，收养异姓继子属于违法，而要受到处罚。然而，这种情况至明代中后期有了明显变化。弘治十三年（1500）首次修定的《问刑条例》中有如下条款：
凡无子立嗣，除依律令外，若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仍依《大明令》分给财产。若无子之人家贫，听其卖产自赡。（注：《皇明制书·问刑条例卷之十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6，第351页。按：明代《问刑条例》先定于弘治十三年，重修于嘉靖二十九年，续增于嘉靖三十四年，后又有万历十三年辑本和万历三十八年增刻本。现存万历本中，该条例在“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之后，增有“若于昭穆伦序不失”一句，其余文字相同。）
其后，万历《问刑条例》中又增加了新题例：
万历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题奉钦依：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卷、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日月、受值不多，依凡[人]论。其财买义男，如恩养年久，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孙论。如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雇工人论，缙绅之家，比照奴婢律论。（注：《大明律附例注解》卷4《户律一·户役》“立嫡子违法”，第317—318页。）
与前引有关异姓义男的历代律令相比，不难发现，这两则条例所载有明显的新变化。第一，条例已不再重申收养义男只许在三岁以下的限制；第二，强调异姓义男与义父母之间的关系，“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第三，在法律上确定了义男的身份，“如恩养年久，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孙论”。总之，收养异姓义男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已不属于违法，并确定了其“同子孙论”的身份。同此前的历代律令相比，这些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变化。很明显，封建国家法律的这一调整，无疑提高了义男的身份地位，从而使异姓承继之门开得更大了。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层面的这一变更，实则是当时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这种变迁即是，自宋元以来，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宗法关系渐趋松弛，异姓承继相当普遍。前已提及，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人伦门”的许多案例，都涉及有异姓承继问题。（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至卷10“户婚门”、“人伦门”。）《元典章》“禁乞养异姓子”条所载，也披露了当时异姓承继的世俗百态：“南方士民为无孕嗣，多养他子以为义男，目即螟蛉。姓氏异同，昭穆当否，一切不论。人专私意，事不经久，及以致其间迷礼乱伦，失亲伤化，无所不至。有养诸弟从孙为子者，有不睦宗亲、舍抛族人而取他姓为嗣者，有以妻之弟侄为子者，有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子为嗣者，有因妻外通以奸夫之子为嗣者，有由妻慕少男养以为子者，甚至有弃其亲子嫡孙、顺从后妻意而别立义男者，有妻因夫亡、听人鼓诱买嘱以为子者，有夫妻俱亡而族人利其赀产、争愿为义子者，由是民间氏族失真，宗盟乱叙，争夺衅作，迭兴词讼。”（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户部《户计·承继》，第645—646页。）至明清时代，异姓承继更渐趋普遍，乃至在最重宗法的徽州地区亦不乏其例。“后世礼义不明，人家以无嗣为讳，不显立同宗之子，乃潜养异姓之儿，阳若有继，而阴已绝矣。”（注：《新安休宁岭南张氏会通谱·凡例》，转引自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中译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56页。）
血缘关系，或者说男性血缘关系，本是宗族形成命脉之所系，是宗族组织建立的基础。按照一定秩序维系这种血缘关系，则成为宗法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在这里，宗祧承继成为问题的关键。宗祧承继，关乎宗法关系下身份秩序的维持，关乎宗族的延续与血统的纯正。中国古代很早将异姓继子称为螟蛉子，（注：《毛诗正义》卷12之3《小雅·小宛》有“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之句（《十三经注疏》本第451页），后世由此将异姓继子称为螟蛉子。）意为异种寄生，偷梁换柱，起到了从内部瓦解宗族的作用。“国立异姓曰灭，家立异姓曰亡”。（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户婚·叔教其嫂不愿立嗣意在吞并》，第246页。）异姓承继确是对宗族血缘关系的致命性一击。因此应该说，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异姓承继的相当普遍，实则表明这时的宗族已有从内部开始瓦解的倾向了。
当然，宋代以后的宗族也有一种发展的趋势。这就是宗族向下层社会发展，而进入了宗族的民众化时代。特别是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普遍出现，联宗合谱颇为流行，民间建祠堂、修族谱、置族田等活动空前兴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一发展趋势作了大量研究，成果斐然，而对该时期宗族从内部瓦解的倾向关注较少。（注：阐述宋代以后宗族发展的论着颇多，恕不一一介绍，请参阅常建华的述评《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涉及明清时期宗族瓦解倾向的论着可举出李文治《明清时代的宗族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4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陈支平《福建族谱》；拙文《明清庶民地主经济形态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事物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必然对宗法关系有所冲击。宋代以后的宗族既有发展的趋势，也有从内部开始瓦解的倾向。二者无疑都是应该加以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