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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玛纳斯河流域弃耕地诱发的荒漠化及生态重建研究

封玲
石河子大学科技处新疆兵团绿洲生态农业重点实验室
古今农业 200702
[摘要]在玛纳斯河流域绿洲农区，由于过度及不合理的农业开发，酿成大面积耕地被迫弃耕，诱发了荒漠化的发生，生态问题日趋凸现。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即开始了弃耕地的恢复重建工作，通过开垦政策的调整，结合现代科学技术，采用机械开挖排渠，实行井灌、井排建设水源地，开发水土资源，进行渠系防渗及推广膜下滴灌节水等一整套现代技术，建成了现代水盐平衡系统，用现代水土开发技术收复弃耕地，实现了生态重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走上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玛纳斯河流域；农业开发；弃耕地收复；生态重建
玛纳斯河流域地处新疆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总面积2.655×104平方公里，总人口97万人。自东到西包括塔西河、玛纳斯河、宁家河、金沟河、巴音沟河及其相连的5片冲积洪积扇及泉水溢出带、冲积平原、干三角洲、湖滨平原。其中玛纳斯河全长400余公里，是准噶尔盆地水量最大、流程最长的内陆河流。玛纳斯河流域是清代以来新疆重点开发区域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开垦的最大的人工绿洲，成为新疆近代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但由于部分地区过度及不合理的水土开发，生态环境问题日趋凸现，如尾闾湖干涸、草场退化、沙漠化、盐碱化等(即荒漠化过程)，造成大量耕地被迫弃耕，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生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面对弃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大，19世纪60年代初，人们即开始
了弃耕地的恢复重建工作，特别是近20多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弃耕地的生态重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农业开发历史概况
玛纳斯河流域在古代属于纯牧区，自汉朝新疆正式列入我国版图后，中央历代王朝经营西域的重心，都放在天山南路，天山北路长期处于游牧经济状态。流域最初有文字记载的农业生产始于公元702年唐代的清海(今石河子市附近)驻军驿站屯垦，但规模较小。唐以后，历经五代、辽、宋、元、明近千年，流域又长期为游牧部落所控制，屯垦时断时续，屯田荒废。流域真正意义上的水土开发，始于清乾隆24年(公元1759年)清政府重新统一新疆后，玛纳斯河流域成为清朝在新疆重要的屯区之一。历经清代、民国近200年的开垦，农业生产初具规模，但由于其间战乱频繁，农业生产时兴时衰，至1949年，只有耕地3.37万hm2，人口3.4万人，耕地主要分布在洪积冲积扇中下部、干三角洲及部分前山盆地或宽谷中，呈不连续的片状分布，整个流域生态环境基本上仍处于原始的自然绿洲状态。玛纳斯河流域真正有计划的大规模水土开发始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后，新建的石河子垦区在原始自然绿洲以及大面积的荒漠群落中开垦出成片的农田，此后，经过50多年的大规模兴修水利，引水灌溉，大大加速了绿洲开发和经济建设的进程，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到29.23万hm2左右，50年内耕地面积增大近9倍，使原来分散的片片绿洲连接成大片绿洲，人口达97.71万，较1949年增长了近30倍，成为新疆最大的绿洲农耕区和我国第四大灌溉农业区，尤其是当地特色作物棉花，产量占新疆总产量的20％，占全国的6％，为新疆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玛纳斯河流域弃耕地的发生及动因分析
在脆弱的自然因素影响下，由于各种人为因素，造成大量已开垦耕地不断被弃耕。玛纳斯河流域弃耕地分三种类型：一是山区草场开垦后因缺水或不适于耕种而弃耕；二是绿洲内部因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技术导致的次生盐渍化弃耕地；三是绿洲外围因土地沙漠化而引发的弃耕地。流域弃耕地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影响，也有人为因素作用，而历史上的战乱及现代不合理的水土开发方式等人为因素是弃耕地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弃耕地发生的自然地理背景
玛纳斯河流域弃耕地是在干旱区脆弱的
生态背景下产生的。首先，绿洲依赖发源于山区的径流而存在，而构成前山的中山带第三纪地层大部分由含90％以上的氯化物或硫化物等易溶性盐的盐岩组成，因而径流含有大量盐分。由于地处内陆盆地，盐份无外泄条件，造成土壤基质中盐分积聚，盐碱地分布广泛。同时，当地表径流转化为地下水之后，在干旱少雨自然淋溶困难的条件下，强烈的蒸发加速了含易溶性盐类的地下水不断向地表蒸发聚集，加大了土壤基质中可溶性盐分含量，导致次生盐渍化危害；其次，绿洲北部紧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境内大风频繁，使绿洲与沙漠接壤的沿线均为沙漠化强烈发展地区，以上各种的自然地理因素，对流域弃耕地的发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战乱导致的民逃地荒与弃耕地的发生
玛纳斯河是天山北麓最大的一条内陆河，在交通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一条大河足以成为天堑，因此，玛纳斯河流域成为历次战乱的交汇点，战争造成的民逃地荒，使大量耕地被迫弃耕。最早的唐代“安史之乱”，使当时开垦的数千亩耕地及渠道废弃：“唐朝渠……相传唐时所开，后为飞沙所压，渐成高阜”[1]。清代的“同光”之乱，更使农业生产受到毁灭性打击，据《新疆图志》载，绥来县(今玛纳斯县)“原额三十六万五千四十一亩，光绪三十一年册拨生科一十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三亩四分二厘。荒地二十四万二千五百七十七亩四分二厘(荒地指原额之已熟复荒者)”[2]，战乱过后经过几年的恢复，仍有2／3的耕地撂荒。民国期间更是战乱频繁，尤其是1945年以后，玛纳斯河成为国民党军队与“三区革命”民族军长期对峙的分界线，耕地的撂荒更为严重，虽然没有确切的数目，但从当时人口减少情况就可知一般：玛纳斯河东岸的玛纳斯县1945年人口35839人，到年底约剩17000人，到次年只剩约1万人了[3]，西岸的被民族军占领的沙湾县情况更为严重，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耕地的撂荒，人口减少了1／3多，可推断耕地撂荒比例也应该有这么多。可以说，在1949年以前，弃耕地产生的主导因子是战争。
(三)组织管理体制及开垦政策与弃耕地的发生
由于我国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口压力与食物安全问题等客观原因，吃饭与生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问题，在“以粮为纲”政策的指导下，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家政策性地鼓励大量开荒。在新疆，除了粮食问题，还存在边疆的政治社会稳定问题，大规模的军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按中央文件规定，兵团是屯垦戍边的大型企业集团，没有土地审批权。但由于历史原因，兵团、地方同时都拥有土地审批权，这就为化整为零开荒提供了便利。玛纳斯河流域一个区域内，兵团与地方两种管理体制并存，难以有效地对稀缺资源实行统一管理、合理配置。无规划的过度开荒，使大量山区优良草场和沙漠边缘草场被盲目开垦，大量耕地因缺水或不适于耕作而弃耕，在干旱区特殊的气候背景下，弃耕后的土地，自然植被恢复困难，裸露的地表土壤很容易遭受风蚀而沙化。近些年虽然加大了对草地开垦的管理，但并未完全遏制对草地的开垦行为，据不完全统计，区域内仍有1200hm2耕地是属于垦占的草场。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毁林开荒，沙漠植被多被垦辟为农田，绿洲北部的农田在沙漠中呈片状或深入沙漠呈半岛状分布，绿洲和荒漠之问过渡带缩小，绿洲直接面临沙漠的侵袭。更主要的是绿洲外围因过度樵采、放牧，天然植被的保存面积不足20世纪50年代的10％，引起固定沙丘、半固定沙丘活化，绿洲以外15km普遍出现流动性沙丘，每年以3～5m速度向绿洲推进。仅石河子垦区开垦以来受到沙漠化威胁的农田约有2万hm2，其中已不同程度沙化的面积4300hm2，有200hm2耕地因严重沙漠化而弃耕。玛纳斯河流域目前仍有15万hm2耕地受沙化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在风沙危害的弃耕地及绿洲——荒漠过渡带栽培梭梭等，有效遏制了风沙侵蚀，所以，目前风沙危害已不是玛纳斯河流域弃耕地产生的主要原因。
(四)传统水土开发技术造成的次生盐渍化与弃耕地的发生
盐碱化问题是干旱区仅次于沙漠化的生态问题，但对玛纳斯河流域而言，它是目前绿洲内部面临的最主要的生态问题，土壤次生盐渍化问题已成为除水之外制约绿洲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次生盐渍化是玛纳斯河流域弃耕地发生的主要原因，而不合理的水土开发方式又是流域次生盐渍化发生的主要诱因，因而，人类水土开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绿洲弃耕地的发生程度。
1．河流携带物沉积过程改变加重次生盐渍化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技术进步，大量平原水库的修建和人工渠网的建成，使原流入尾闾湖的大量河水被完全截流到平原绿洲灌溉区，改变了河流携带物沉积过程，使原来被带人到尾闾湖泊中的大量盐分随灌溉引水被留在绿洲灌溉区内，加之长期灌溉，排水不畅，盐份无外泄条件，造成盐分积聚，泉水溢出带以北的冲击平原区地下水位迅速上升，次生盐渍化普遍发生。
2．不完善的耕作措施导致的耕地次生盐渍化大面积发生
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玛纳斯河流域绿洲天然土壤含盐量较高，传统农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及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一般都是利用土渠输水、大水压盐或种稻压盐、大水漫灌技术，造成大量水分渗漏，地下水位将很快被抬升，出现次生盐渍化危害。传统农业时期对盐碱的治理往往采用非工程措施的“干排盐”方式来维持土壤水盐平衡，即只耕种40％～60％地势较高的土地，其余土地用于自然积盐，从而实现水盐的空间分配平衡，使耕地免除盐渍化危害。采取干排盐或撂荒等方式减轻盐碱危害。在当时人少地多情况下不失为一种简单易行的减轻盐碱危害的办法。
20世纪50年代兵团及地方农场在扇缘及广大冲积平原下游等地下水位高、矿化度高、地下水径流不畅、土壤母质和表层含盐量很重的土地上，开始利用机械集中、连片、大规模开荒，用机械平整土地，开垦工作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仍用土渠引水，实行大水压盐、大水漫灌的传统技术。现代化的开垦打破了旧时代干排盐技术的水盐平衡机制，而灌溉仍然利用旧的机制，加之水利设施不完善，导致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冲积平原未开垦前，潜水埋深大部分为5～8m，最深为8～12m，由于开垦时用过量的水洗盐，使水位迅速上升，六、七普遍上升至0.6～2.5m左右，出现大面积次生盐渍化。此外，条田面积过大也加重了次生盐渍化程度。五卜年代规划农场时，机械地搬用国外经验，过分强调发挥机耕效率，大多数条田的面积达40-46hm2。在当时机械化水平下，难以达到土地平整的要求，因此，易导致土壤盐渍化产生。同时，因条田面积过大，末级排水渠间距都在500m左右，排盐效果不好，条田中出现两边绿油油，中间秃子头的景观。
3．不完善的灌溉设施引发的渠系及库周次生盐渍化
随着1949年后的大规模兴修水利垦荒，流域河水在出山口即被人工渠网所代替，山前平原区河道已被人工渠道所代替，形成较完整的灌溉网络，河道渠网化，天然河道不
复存在。大量水利设施的修建，极大地提高了水土资源利用率，大大加速了绿洲开发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但大量平原水库和渠系渗漏及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又引发了次生盐渍化的发生。
首先，渠道、水库渗漏引起次生盐渍化。灌区骨干工程多为20世纪50到60年代建设，工程标准偏低，配套率也低，1980年代以来对原有工程进行部分改建，但配套仍不完善，水量损失大，渠道防渗率目前干渠69.12％，支渠防渗率64.61％，斗渠25.3％，农渠基本上没有防渗，渠道渗漏严重。尤其是流域内两大主要引水干渠，东岸大渠和西岸大渠渗漏造成的绿洲内部盐渍化更为严重，东岸大渠只在上游防渗了一段，西岸大渠根本未防渗，现渠旁渗漏范围已达2km宽。开垦前133、134团沿西岸大渠一线地下水埋深5～6m，1981年第二次土壤普查时上升到2～3m，个别地段只有0.8m，0～30cm土层含盐量高达4％～5.4％，土地次生盐渍化加剧。特别是东西向的“西岸大渠”的分布格局，造成自然南北向的地下水流受阻，故安集海灌区内出现大面积的盐碱地，大片土地被弃耕。而平原水库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所有坝体均为土质坝，造成大量库水的渗漏，使库区周围1400～2000m范围内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地下水位埋深仅0.5m，较高的水位使水库周围地区成为盐碱化最为严重的地区，有的甚至发生沼泽化，原来的丰产田变成盐碱地而撂荒。据测算，仅石河子垦区水库、渠道渗漏、田间渗漏对地下水的补给量每年达6.32亿m3，这些水可使地下水位每年上升0.031～0.071m。由于缺乏有效的排水设施，大量的人渗水量使原有地下水平衡状况被打破，从而改变了水文地质条件，这在1949年后开垦的新绿洲表现更为突出。因盐碱加重而弃耕的耕地面积逐年增加，仅石河子垦区因盐渍化而弃耕的农田累计面积达59.98千hm2，占该区域耕地总面积的1／3多。
其次，排灌系统不配套加重了次生盐渍化的发生。据有关实验，在绿洲内灌排比为4：1～3：1时，即可达到灌而无盐害结果[4]，而次生盐渍化发生的灌区，该值多为10：1，甚至20：1，造成土壤积盐，引起次生盐渍化的发生。玛纳斯河流域排灌系统不配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排渠缺乏。如盐渍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安集海灌区，20世纪50年代开发初期没挖排水渠，开垦以来近15年无排水出路，加之灌渠渗漏严重，地下水位上升，次生盐渍化迅速扩大。后虽挖了排水渠，又因不配套，淤塞严重，成效不大，致使1万hm2耕地废弃。直到1985年修建的安下排水工程和1991年修建的全长43km排洪渠，将咸水排至西北部沙包问的低洼地带，安集海西部排水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但东部目前咸水全部排人西岸大渠，上排下灌，加重了下游土壤次生盐渍化发生的加重；此外，排渠设计不合理。流域开垦初期，未按不同的水文、工程地质条件加以区别，而农场内一般没有观测排水渠的排水效果，因此，无法决定排水渠深度和间距的具体标准，影响了排盐效果。整个垦区仅在石河子、下野地有部分排水渠系(石河子总场、147团、121团有较完整的排水系统)，其余只有少量排水渠，未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不能满足灌区土地排水压盐的要求；此外，上排下灌，加重下游盐渍化的发生。随着农业发展，流域相继开挖了大量的排渠以降低地下水位，对减轻盐碱危害起到了明显的改善作用。但又因为缺乏统一配套的排灌系统，除部分排水被直接排入干涸的河道和绿洲外围沙漠中外，大部分排水被排入灌渠，作为下游灌溉用水的一部分，排水中溶解的土壤中的盐分及其他物质随灌溉水进入下游农田，造成上排下灌，加重了下游农田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发生。
在不完善的灌溉设施和耕作措施影响下，导致了土壤次生盐渍化面积迅速上升，到1960年危害面积达到11.6千hm2，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沼泽化。据土壤普查，石河子垦区22.4万hm2耕地中盐渍化土壤约占38.36％，玛纳斯县盐渍化土壤占耕地面积的47.2％，沙湾县盐渍化土壤占该县耕地总面积57．7％，流域盐碱地主要分布在冲洪积扇缘带、冲击平原区及干三角洲地区，集中分布在安集海灌区内部及莫索湾和下野地灌区耕地外围荒地、排水不畅地势低洼的沙漠边缘地带以及平原水库下侧附近，造成耕地因次生盐渍化危害而被迫大面积弃耕。据初步调查，21世纪80年代初农八师因次生盐渍化危害而弃耕的土地3.5～4万hm2，其中
表：玛纳斯河流域耕地盐渍化面积统计 单位：万hm2
非盐化轻盐化中盐化重盐化盐土苏打化土碱化土石河子面积13.863.403.151.390.090.540.07占耕地面积%61.6415.10146.160.382.40.23玛纳斯面积3.542.230.850.09
占耕地面积%52.833.212.71.3
沙湾面积6.090.451.130.130.176.09
占耕地面积%42.2731.087.781.217.85注：非盐化指<0.3%,轻盐化指0.3%-0.5%，中盐化指0.5%-1.0%，重盐化指1.0%-2.0%
巴音沟河灌区的142、141团农场1.5万hm2左右，占耕地30～40％，使耕地被迫弃耕。盐碱腐蚀水工建筑物和住房，道路返浆，交通不便，已造成15.6万m2的房屋倒塌[5]，约2000人被迫搬迁沦为生态难民。次生盐渍化危害成为玛纳斯河流域制约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
三、利用现代农业技术进行弃耕地的生态重建
次生盐渍化和沙漠化是玛纳斯河流域弃耕地产生的两个主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以来，因弃耕引发的荒漠化产生的教训促使人们意识到保护环境和治理盐碱的重要性。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和技术进步，人们开始探索在荒漠条件下，通过现代先进的水利及农业耕作措施来改良盐碱，防风固沙，收复弃耕地。尤其近20多年来，随着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通过实施禁牧、禁樵、人工种植梭梭、退耕还林及加强农田防护林建设等一系列措施，沙化现象基本得到遏制，大量沙化耕地得到收复，因沙化弃耕不再是问题。因此，治理次生盐渍化弃耕地成为流域面临的主要问题。盐渍化弃耕地生态重在不断探索中，最终明确了以水利为中心的土壤改良措施，通过“以竖井排灌为中心，渠道防渗、平整土地、精量灌溉、明渠排水、生物排碱、压砂改土、草田轮作”的综合治理，有效遏制了流域盐碱化的危害，取得了明显成就，大量弃耕地得到收复。特别是近20多年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对次生盐渍化土壤的改良收复，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一)明渠排水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兵团农场率先通过有组织、有规划地开挖排渠、竖井排灌、渠系防渗进行了盐碱化治理，盐碱危害面积由1960年的11.6千hm2迅速下降到
1964年的2.96千hm2。传统农业时代利用人力开挖排渠，终因工程量太大、渠深很难达到应有的深度(2～2.5m)，维护难度很大，而且实施困难。所以并不能有效阻止土壤次生盐渍化危害的产生及发展，而机械开挖排渠则较好克服了上述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开始使用机械开挖排渠，20世纪70年代后期许多单位纷纷购置挖掘机开挖排渠，投资较少、见效快，对阻止次生盐渍化危害的迅速蔓延起到积极作用，成为扇缘及冲积平原等地下水位较高处的必要技术。特别是近10年来，整体规划，共开挖排水渠2004km，先后建成安下东排干、安下西排干、西岸大渠南排干、安下排碱渠、安集海斜排干和133团场界排等排水工程，改变了安集海灌区有灌无排的局面。同时，为防止上游排水下游受害，部分渠段修建水泥防渗排渠，最后进入荒漠，处理好了上下游的关系。由于目前大量排碱排盐渠道都通向沙漠边缘，使盐碱地区域集中分布在沙漠边缘地势相对低洼的区域，沙漠边缘的沙生环境正逐渐被盐生环境所代替。
(二)竖井排水(井灌井排)
20世纪60年代初期，“竖井排水”试验的成功，为控制地下水位找到了新途径，对降低地下水位、加速土壤脱盐具有明显效果。竖并排水投资大，运转费用较高，但在玛纳斯河流域特定的地质条件下，见效快，能起到理想的排水作用。一个有12眼井控制的竖井群在运转4个月后，距竖井50m处地下水位由原来的1.7m下降到3.8m，150m处地下水位由原来的1.5m下降到2.8m，300m处由2m下降到3.2m，脱盐效果十分显着。在现代技术、现代理论指导下，用建设水源地的方式打井实行井灌井排，有计划的集中布井开发水源地，实行井灌井排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降低地下水位(潜水位)，彻底摆脱绿洲农业的土壤次生盐渍化顽症[6]，是一项很好的内部水土开发措施。其中石河子垦区年提取地下水19751万m3，占全部用水l8％左右，灌溉地增加15～20％，收复弃耕地2～2．5万hm2，促进了经济、生态、社会发展，在全疆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渠道防渗
渠道防渗是切断地下水大宗补给来源，降低地下水位的一个治本措施。玛纳斯河流域仅干、支两级渠道渗漏就达1000～1300万m3，约占总引水量的20％。全区渠道年渗漏量为4～5亿m3，是造成大量水资源的损失和土壤次生盐渍化的重要原因。147团从1962年开始，采用草泥在斗渠上进行防渗试验，渠旁地下水位降低了1m左右，渗漏量减少了91．6％，由此，开始了全面渠道防渗的推广和试验工作。目前，应用现代材料采取的防渗形式有混凝土防渗、塑料薄膜防渗、沥清防渗、浆砌卵石和干砌卵石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斗渠渗漏量减少为防渗前的1／25，对控制垦区地下水位的上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目前渠系防渗，已成为各单位的共同技术。
(四)推广应用节水技术
玛纳斯河流域的灌溉经方式经历了大水漫灌→串灌→细流沟灌→畦灌→膜上灌→软管→灌膜下滴灌等过程，水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使毛灌溉定额平均由1950年代初的14250m3下降到6500m3，逐步向节水型农业发展。常规节水灌溉，并不能有效减轻渗漏带来的盐渍化为害。迫于节水和治理盐碱的压力，1996年石河子121团开始进行小面积大田膜下滴灌试验，灌水量3000～3750m3／hm2，只相当于常规灌的1／2左右，克服了灌溉渗漏难题，且省水、省肥、省地、增产，有效地减少灌溉渗漏带来的危害，控制了盐碱危害[7]。2002年石河子垦区推广膜下滴灌面积达到15万hm2左右，创造了农田大面积应用规模的世界第一，进一步完善了防治土壤次生盐渍化危害的技术体系，推进了生态重建工作。
(五)发展保持水盐平衡的现代农业技术
以水利改良为主体防治次生盐渍化危害的工作，还必须与其它现代及传统农业技术配合，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1．条田改建，减轻盐碱发生。20世纪50年代规划农场时，一块条田面积达40～46hm2，不仅造成用水浪费，也易发生盐渍化。六十年代初开始把大条田分成2—3块小条田，缩窄后对机耕效率的影响甚微，但对减轻盐碱作用很大。
2．草田轮作，促进土壤脱盐。苜蓿是优质饲草，生长期长，蒸腾耗水量大，因而可降低地下水位，促使土壤连续稳定脱盐。2年生苜蓿可降低地地下水位0.27～0.78m，3年生的可降低0.36～0.95m，三年后苜蓿地地下水位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土壤含盐量也较一年生的下降0.38％。此外，还可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物理性状，更有利于脱盐。
3．生物治碱。石河子垦区因地制宜，在水库下侧的次生盐渍化土地，利用芨芨草耐盐渍的特性，有计划的种植叶可饲用、杆可制纸的芨芨草。三年生芨芨草，可以将土壤总盐量从2.07％降到0.29％～0.72％。利用盐渍化弃耕地种植芨芨草、甘草、枸杞、紫穗槐等耐盐植物，并纳入国家退耕还草、还林计划，多模式的推进生态重建工程，成为开发盐渍化弃耕地实现生态重建的另一模式。
4．精耕细作改良盐碱。精耕细作，特别是及时耕作，切断土壤的毛细管作用，是防止盐碱回升、保证作物正常生长的重要条件。收获后的及时翻耕，平整土地，保证灌水后干湿度一致，可消灭碱包碱点，防治条田内的盐碱危害。近年使用的激光照准平地技术，对平整土地、降低灌水定额及避免盐包及洼坑的盐渍化危害效果更好。
5．改革耕作制度减轻盐碱。建国后，为发展机械化大农业和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耕作制度也相应进行了一系列演变，如改春耕、春灌为伏耕、秋翻、冬灌，改撒播为机力条播，改休闲为草田轮作，改裸地直播为地膜覆盖栽培，对改善土壤结构，减轻土壤次生盐渍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玛纳斯河流域多年来的弃耕地生态重建工作(退化盐渍化荒漠的绿洲化)，也是绿洲农业内部的水土开发工作，将水土开发与改善生态环境结合，逐步总结出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及经济实力，以井灌井排为核心，结合机挖排渠、渠系防渗、膜下滴灌以及刮除弃耕地地表积盐等生态重建的内部水土开发技术体系，配以适宜盐渍化地的耕作、栽培措施，收到了很好效果，具有投资少、经济效益高、易操作、见效快等优点，在西北内流型绿洲地区具有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1][2]袁大化：《新疆图志》卷87《古迹》，卷64《土壤1》，民国12年东方学会据宣统3年铅印。
[3]玛纳斯县土地志编辑委员会：《玛纳斯县土地志》，中华书局，2001。
[4]杨柳青：《绿洲发生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发生与防治》，《土壤肥料》，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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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邵景力：《玛纳斯河流域山前平原地下水资源分析及合理利用开发的研究》，《干旱区地理》，2003(1)。
[7]张建新：《膜下滴灌改造盐(化)土荒地大田试验总结》，《石河子科技》，2001(2)，4～6页。
[8]《农八师60万亩现代化节水灌溉工程》(内部资料)，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