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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灾民生活史基于中西社会的初步考察

卜风贤
文章出处：古今农业 ，2010年第4期
作者简介：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灾民生活是灾荒史考察的重要内容,在中西方历史灾荒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研究灾民生活的诸多方面,比较研究了中西方农民生活的一般景象、灾荒发生后灾民生活的巨大差异以及特殊灾害时期灾民的生活行为。结果表明,中国古代完备的荒政制度在救荒济民的过程中发挥了良好的救灾效果,大灾之后并非一定大荒;欧洲国家缺乏有效的国家政策救济灾民,重大灾害发生后灾情极为严重。
[关键词]灾荒史;灾民生活;比较研究
灾荒发生后灾民的生活极其艰难,中国古代农民和欧洲农民都处于同样的悲惨境地。但由于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中国和欧洲古代国家的灾民在灾荒的威胁下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选择了不同的救荒求生方式。救荒的首要任务是获得粮食,无论是得自政府救济还是灾民自救,粮食永远是救灾的第一位的因素。中国古代灾荒频仍,中国的政府制定了世界上最完备的荒政制度,中国的灾民也采取了世界上最周详的救荒措施。尽管在救荒济民的实际工作中荒政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赖于荒政制度的贯彻落实,大批大批的灾民得以劫后余生,重建家园。与此相比,欧洲国家则缺乏有效的国家政策救济灾民,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后果则是大量灾民的流失迁移,于灾后家园的重建颇为不利。
一、正常年份农民的生活
灾民即受灾后生活艰难的民众,这是一个群体概念,这个群体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在受到灾荒侵袭以前,所有民众的生活都是在社会正常秩序的约束下进行,贵者可为王侯,贫者则沦为耕佣佃户;但在灾荒影响下,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灾民。中国历史上就有饿死的皇帝,逃难的王侯,但是,数量最庞大、生活水平最低的农民长期以来一直是灾民的主要构成部分。
（一）农民食谱中的肉食成分
农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产业,农民也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状况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形成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1949年,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9%,大体相当于欧洲国家200前的水平。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层的人群在食物构成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即肉食与否。农民日常的食品以谷物类的素食为主,食肉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只有在节日期间或康乐年华中才有享用的可能,权势阶层则经常食肉。一般情况下农民的生活以生存为第一要义,即使在历史最好时期农民生活水平也仅限于温饱水平而已,所谓富裕的农民则限于数量极少的地主阶层。因此在本文讨论中灾民生活的变化主要集中于社会最下层的农民。
西周时期在大田里千耦其耘的农夫可能连像样的素食都难以吃到,他们吃的是陈腐的食物,穿的是粗麻布制成的衣服。“悼被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1]“采荼薪雩,食我农夫,”“无衣无褐,何以卒岁”。[2]一般的平民百姓和下层的士人以素食为主,食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3]农民一年收获的大部分的黍稷等农产品被迫交给地主和封建国家,而自己饮食中野菜和野果还占较高比重。“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而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4]而上层社会的贵族士人们生活奢侈,餐必饮酒作乐食肉,“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二十瓮”,[5]饮食结构极其复杂且都是高营养价值的食物。
春秋战国时上层社会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改善,黍稷稻粱逐渐为肉食所取代,真正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肉食者”阶层,[6]而种田百亩的农民食肉的可能性仍然很小,日常饮食主要是“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7]“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8]
（二）欧洲农民的食谱构成
19世纪以前的欧洲经济和技术都比较落后,农业为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农民占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欧洲大陆在19世纪初期还保持有80%以上的农村人口,除俄国与英国以外, 1800年大约只有10~13%的人口居住在5千人口以上的城镇。当时俄国城镇人口只有5~7%,而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正在大力发展工业和城镇经济,农业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英国农业人口仅为36%,荷兰为44%,法国大约为60%。所以说,在欧洲历史上, 18世纪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即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工业化的发展不但在经济结构上改变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面貌,使农业人口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工业化的产品武装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农业抗灾防灾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着名史学家戴尔汇集了1240—1458年间141个村民家庭赡养协议,据此研究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后认为大多数人每年有12蒲式耳以上的谷物供给,每天的混合食物总量可以达到1.5磅或1.75磅,能够满足生活需要。14世纪以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观,小麦在食品总的比例增加,肉食增加,农民还可以定期喝到啤酒。[9]到1850年左右农民日常生活中小麦的消费量已达到90%的水平,有些地方燕麦甚至完全淘汰。[10]14世纪以前中国和欧洲农民都以谷物为基本食物资源,小麦食品对欧洲农民还是奢侈品,但中世纪欧洲农民的生活境况要优于中国农民, 18世纪以后由于中国农民生活状况长期维持在低下的水平上而得不到改善,因之中国和欧洲农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灾民生活水平东西方差别悬殊
考察灾民的生活状况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如灾民维生的食物、灾民的生活环境、因灾死亡人数、灾民的健康状况等等,其中能直接反映灾民生活水平的指标莫过于灾民的食物。通过灾民食物构成分析我们就可以窥测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可能变动趋势。
（一）陷入绝境的中国灾民
中国古代的饥荒不但频次多,危害性也极为严重,动辄跨州连县,造成成千上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悲惨结局,至于地区性的危害性较小的饥荒可谓数不胜数,每次因灾死亡人数一般多在数千人以上。
1，灾民食草食木等救荒代食品
中国灾民生活的艰难程度可能是世界各国中最为严重的,灾荒年份只有依赖于多种多样的灾荒代食品才得以苟延残喘。高建国先生整理了历史上饥民的代食品资料,并初步析分为植物类62种,动物类7种,土石类13种,其它3种。[11]这85种饥民的代食品有一小部分为可利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灾荒期间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如野枣、野生绿豆、黄花、螺蚌等等;其余大都是平时难以下咽的苦涩之物,如煮木为食、食草根树皮、蝗虫害鼠以及燕粪马矢牛粪等等。
灾荒年份还常常出现奇迹,在一些地方突然出现观音土,或冠之以其它名目,在一无所食的情况下,贫苦老百姓视之为救命的稻粱。乾隆51年(1786年),太湖3月唐家山地出黑米,饥民就食,全活其众。咸丰6年(1856年) 7月,镇江旱甚,蝗。华山后出观音粉,饥民夺取者众。[12]观音土实质上是一种土石类物质,只可少食以疗饥,如若饥饿难耐过量食用,灾民会因消化道阻塞而死亡。[13]这种饥荒食物仅在灾荒严重时才会出现。
2，救饥辟谷方的流传和影响
古代中国灾荒年间还流传一种辟谷方,它以几种药材相配伍,可以达到少食或不食的效果,从而在粮食极度短缺的灾荒时期起到救济灾民的作用。
辟谷原为道家长生不老的一项绝技,也叫断谷、绝谷、休粮、却粒,意即不食五谷。其基本方法是服食一种特殊的药饵,诸如茯苓、巨胜、黄精、大枣、蜂蜜等等,以使人达到断食辟谷状态。道家的辟谷术后来被推广到救荒事业中,于是演变为救济辟谷方。宋代董渭《救荒活民书》中记载,唐永宁年间有位名叫刘景先的官员从太白山隐士那里学到了救饥辟谷法,并亲自在家中试验,可以数十余日不吃食物,而且耳目聪明,身轻体健,气力强壮。于是他将救饥辟
谷法上奏皇帝并请求在灾荒年份大面积推广。具体方法是将黑豆、火麻子等原料经过加工处理,制成拳头大小的丸子,然后食用,据言即可收到良好效果。“四季用黑豆五斗,淘洗干后,蒸三遍去皮。火麻子三斗,浸一宿,控出,蒸三遍令开口,去壳(用豆五升麻子三升作小料亦可)。右先捣豆黄为细末,然后捣麻子仁极细,渐渐下豆黄令匀,作圆子,如拳头大,如甄内蒸过,从晨着火至夜半子时住火,直至天晓出甄,至午时晒干,捣为细末,服之但以不饥为度。不得食一切别物,第一顿七日不饥,第二顿四十九日不饥,第三顿三百日不饥,第四顿得三千四百日不饥。如更服永不饥也。不问老少但依服食,令人强壮而色红白,无有憔悴,渴中饮新汲井水或研火麻子浆饮之,若要重吃物,用葵菜子碾为末,煎汤冷服,当下药如金色,但吃诸物并无所损。”
中国救荒史上并没有流传下辟谷救灾的经典范例,但中国救灾史上却也不难寻觅到辟谷方的踪影。辟谷意在少食,少食即减少粮食的摄入量,古代农民入不敷出,要用仅存的一点粮食维持全家生计,唯一的办法就是省吃俭用。省吃就要减少每日的粮食用量,或佐之以野菜充饥,或制作稀粥以果腹。实际上中国古代农民的饮食结构就是野菜加稀粥,只不过在不同的丰歉年份野菜的比例和稀粥的稠稀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清代赵翼专门写过一首《粥诗》:“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用须添水火,无钱不必
问美汤。”《礼记》中有古人糜粥饮食,既可救灾充饥,又能养生健身,长寿之人多与其吃粥有关。
（二）欧洲古代灾民生活
欧洲国家历史上几次比较重大的灾荒分别为1066年发生在英国北部的大饥荒、1315—1317年发生在欧洲中西部地区的大饥荒, 1845年发生在爱尔兰的大饥荒以及1914—1924年、1932—1934年发生在俄国的大饥荒。除此之外,虽然灾荒在欧洲多有发生但危害性并非极其严重,灾区范围仅限于比较小的区域,即使在饥荒经常发生的英国灾区范围覆盖全英的大灾荒也不多见。而且,古代欧洲国家每次饥荒过后死亡灾民人数超过1 000人的就算是重大灾荒了,这与中国的灾情状况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灾民生活尚能自保
关于欧洲灾荒的状况,着名经济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有过精彩的评说:“如果回到条件优裕的欧洲,人们就像熬过了漫长黑夜那样感到苦尽甘来的宽慰。”[14]如果说饿殍载道、赤地千里的悲惨景象在中国古代时常发生的话,那么这种灾荒在欧洲的历史上则并不多见。重大灾荒频次较少确实是欧洲灾情比中国轻微的重要原因,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欧洲灾民的经济状况,一般性灾荒发生后因为灾民们具备一定的自救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灾情的扩大化。
在一般性灾荒的打击下,欧洲的灾民依靠教区组织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尚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而不致出现大批灾民冻饿而死亡的惨象。据格拉斯分析,一个拥有16英亩地的中等农民即使在荒年也有42先令5便士的收入,除去开支还余36先令8便士;拥有5·5英亩地的贫民如遇荒年,也有6先令9·5便士结余。[15]按当时的物价水平1头猪的价格不过3先令而已。个体农民经济状况之间的明显差距使得欧洲灾荒的发生发展呈现出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模式。
首先,欧洲地广人稀,人们的饮食结构以肉食为主,营养水平较高,即使在饥荒年份也只有部分平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通过上面的估算可知,这部分受灾荒影响较大的民众属于那些拥有1/4份地或少于1/4份地的贫民,他们约占总人口的1/2~1/3。饥荒年份欧洲国家的灾民一般以粗粮等为食,其获取方式可以是通过市场购买,也可以是教区的救助,所以一般性的饥荒发生后一半以上的民众能够克服困难渡过饥荒。
第二,中世纪时农民的食物主要是燕麦、大麦、裸麦、豆子等粗粮,小麦则为地主和贵族等享用。灾荒发生后粮食的缺乏主要影响贫困农民的生活,地主和一般农民则比较容易度过饥荒。灾荒发生后粮价的涨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灾民食物构成的变化情况。受灾荒影响最大的群体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最大,丰收年景贫困的农民有足够的粮食养家,歉收时则不得不到市场上买粮。在粮食短缺时,这些谷物比小麦价格上涨幅度更大。1596年灾荒期间小麦价格比1593年上涨2.09倍,同期大麦上涨2.56倍,燕麦2.75倍,裸麦5.68倍,豌豆2.45倍,蚕豆2.2倍。[16]因为粮食的缺乏,粮价上涨,饥民们不得不减少日常食用面包的数量而改为吃粥喝汤。即使是粗糙的面包这时间也成为难得的食品,有时要持续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吃到这种粗糙的面包,为此饥民们患上了脚气病、坏血病、糙皮病等营养性疾病。而1771年出版的《特莱伏词典》却说:“一般农民都相当愚蠢,因为他们只吃粗粮。”[17]买不起粮食的贫民也以饲料和野菜、野草等为食。
2、灾荒中采食野草树皮为生者并不十分普遍
严重饥荒发生后,贫寒的农民也像中国灾民一样依赖于树皮、野草等代食品为生,但这种情况并非十分普遍。在公元259年发生在威尔士的饥荒中,灾民们不得不采食树皮,许多人憔悴而死。公元272年英格兰发生可怕的饥荒,人们也只能吃食树皮度日。公元1066年由于诺曼人的入侵,英国北部地区发生了连续9年的大饥荒,大片土地荒芜,居民们们为了逃荒逃难而流落他乡,贫困的农民只能杀掉牛马狗猫等家畜为生,后来或自卖,或卖自己的妻子儿女以换取生活费用,饥荒期间有5万多人丧生。公元1314年英国饥荒,无助的饥民们不得不吞食马肉、狗肉、猫肉和虫以维持生命。
3、严重灾荒期间欧洲灾民生活悲惨流落他乡
严重饥荒发生后灾民们四处流浪,乞讨为生。经济能力最差的人群为饥荒期间主要受害者,他们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或1/3,在城市约为1/3,在农村约为1/5,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最困难也最不稳定的人群,易于引发社会动乱。1596年11月威尔特郡多次发生抢粮事件, 1596年牛津郡克利斯特教堂的学生因面包分量不足闹事,几星期后肯特郡一些人抢劫运粮船。最严重的是1596年牛津郡数百人参加的起义。政府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稳定,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非常关注谷物市场,采取了一些粮食供应措施。
霍斯金斯研究指出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农业灾害和歉收频繁,平均每4年发生一次。连年歉收比偶然出现一次的灾荒更严重。1555~1556年歉收带来饥馑和各种流行病,全英人口损夫6%。1586-1588年坎伯兰和威斯特莫兰发生饥荒。最严重的一次是1594-1597年连续4年歉收,导致饥谨广泛蔓延。1652年,洛林和附近地区的饥民骨瘦如柴,因为粮价飞涨许多人如畜牲一般食草度日,有人在灾荒期间饿死。在1662年的布莱佐瓦出现了“150年来未有的贫穷”,许多饥民冻饿而死,甚至1/3的城市市民也不得不食草为生,同时也发生了以人为食的惨剧。1709年法国因冬日的严寒造成饥荒,无数饥民流移道路,饿死他乡。
1845—1850年,爱尔兰遭遇连续多年的马铃薯枯萎病侵袭而导致马铃薯减产720万公斤,使100万人爱尔兰人因灾荒而死亡, 100万爱尔兰人移民海外,全岛总人口减少1/4。当时爱尔兰是英国的一个郡,因为英国土地面积有限,粮食生产不能维持自给,因此保持充足的粮食输入是维持英国经济发展和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举措。英国政府对爱尔兰实行残酷的商业法和考物法,规定爱尔兰生产的小麦、大米和牛羊肉要大量运往英国,爱尔兰饥荒发生后英国政府不但不采取救治措施,反而将爱尔兰人饲养的家畜和仅存的一点粮食作为租税悉数征收。
三、灾荒中的食人现象
中国历史上的灾民往往在灾荒年份以人为食。食人是一种极端残忍野蛮的行径,为文明社会所不齿。但中国灾荒史上的食人却极为普遍,韩裔美国学者郑麟来在《中国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为透视》中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种食人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见于各种史籍中的食人事件有1229例,其中因饥荒而食人的就有329例。[18]
各种食人可能都导源于远古时期的季节性食物短缺,杀人取食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是极端残忍野蛮的行为,而且与道德沦丧、风尚习俗、社会治乱等因素有极其复杂的关系。在严重的饥荒年份,灾区民众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返祖现象———食人、食土、食木、食野菜野果。在食人现象背后折射出的应该是饥荒年份灾民的极端困苦的生活,而导致其极端贫困的根源即在于封建国家的沉重盘剥。
饥荒食人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妇女、儿童和老弱者等社会弱势群体。那些被食的人,还被吃人者戏称之为“人腊”、“想肉”、“两脚羊”、“菜人”等。南宋庄季裕《鸡肋编》记载,范温在率山东“忠义之士”逃江南时,沿路以人为粮,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女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对人肉的通称是“两脚羊”。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载,朱元璋军队把人肉称为“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人肉也以药品身份公开地、大模大样地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有以人肉医治痨的记载。
公开性的人肉买卖在中国灾荒史上并不鲜见。早在宋代时人肉作为一种特殊的救荒食物标价出售,且十分便宜,“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19]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记述一则“菜人”故事,“前明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捌羊豕。周氏之祖,自东昌商贩归,至肆午餐。屠者曰:‘肉尽,请少待。’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来。’急出止之,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一女战栗无人色。见周,并哀呼:一求速死,一求救。”清代太平天国战乱期间,江淮地区毁损惨重,昔日繁华富庶的江南大地为一派愁惨气氛所取代,到处“乱草没人,家家皆有饿殍僵尸,或舌吐数寸,或
口含草根而死。……一派荒凉之景,积尸臭秽之气。”[20]当时江淮地区公开买卖人肉,“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买30文1斤,近闻增至120文1斤,句容、二溧80文1斤。”[21]
灾荒年间饥民的尸体也成为活着的灾民的食物。宋建炎3年(1129年)“山东郡国大饥,人相食。时金人陷京东诸郡,民众聚为盗,至车载干尸为粮。”[22]嘉定2年(1209年)江淮灾荒期间,饥饿难耐的灾民不但抢食那些饿死在路边的灾民尸体,还掘尸为食,甚至于饥民互相捉食,“两淮、荆襄、建康府大饥,米斗、钱数千,人食草木。淮民刲道馑,食尽,发瘗胔继之,人相搤噬。”[23]明孝宗弘治17年(1504年)“淮、扬、庐、凤荐饥(连续发生饥谨),人相食,且发瘗胔以继之。”[24]民国19年(1930年),“陕、晋、察、甘、湘、豫、黔、川、热、苏、赣等均水旱,被灾县份达517县。灾民21113078人……陕、甘灾尤重,居民初则食树皮,继则卖儿鬻女,终则裂啖死尸、易食生人。”[25]
欧洲灾荒史上食人的现象比较少见,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灾荒期间欧洲的粮食供求矛盾并非十分紧张。但在粮食极度缺乏的时期,欧洲灾民也吃食自己的子女,或以其他灾民为食。因此,如何看待食人的问题不能局限于民族的进化程度而评说,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当地的经济条件,特别是粮食的供需状况上分析研究。据《人类灾难大典》记载,公元450年,意大利发生饥荒,导致父母吃食自己的孩子,死亡1000多人。公元695~700年,英格兰和爱尔兰发生饥荒,导致广泛人吃人的情况,死亡1000多人。1069年,英格兰发生饥荒,招致诺曼底人的入侵,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死亡5万人。1239年,英格兰发生大饥荒,出现父母吃子女现象,死亡1000多人。1316年,爱尔兰发生可怕的饥荒,以致在卡里克弗格斯被围攻时,俘获的苏格兰人被吃掉,死亡1000多人。1586年,爱尔兰因德斯蒙德战争带来了饥荒和人吃人的情景,死亡1000多人。
参考文献:
[1]《诗·小雅·甫田》。
[2]《诗·豳风·七月》。
[3]《战国策·韩策》。
[4]《诗经·幽风·七月》。
[5]《周礼·天官·膳夫》。
[6]《左传·庄公十年》。
[7]《孟子·尽心上》。
[8]《孟子·梁惠王上》。
[9]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 2001, 1期。
[10]瑟斯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史》, 6卷,第729页。
[11]高建国:《解放前中国饥民食谱考》,《灾害学》, 1995, 4期。
[12]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7页。
[13]高建国:《解放前中国饥民食谱考》, 《灾害学》, 1995, 4期。
[14]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 1992年,第85页。
[15]格拉斯:《一个英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史》,哈佛大学出版社, 1930年,第69~73页。
[16] Pound, J·, Poverty and Vagrancy in Tudor England, P814 ~ 870, London,Longman, 1980·
[17]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 1992年,第86页。
[18] [美]郑麟来:《中国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为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第153页。
[19] [宋]庄裕:《鸡肋编》。
[20] [清]曾国藩:《曾国藩文集·日记》(咸丰11年6月18日),岳麓书社, 1987年。
[21] [清]曾国藩:《曾国藩文集·日记》(同治2年4月22日),岳麓书社, 1987年。
[22]《宋史·五行志五》。
[23]《宋史·五行志五》。
[24]《明史·五行志三》。
[25]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