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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太平天国战争研究——评梅尔清《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

张笑川
《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 （What Remains：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下文简称《浩劫之后》）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梅尔清(Tobie Myer-Fong)的新着，也是目前海内外太平天国战争史研究的最新着作。①全书以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最为剧烈的江南地区为主要舞台，共7章。第一章“战争”（War），反思迄今为止海内外关于太平天国战争史的研究，指出不管是中国本土还是海外学者，多采取政治史的研究视角，或者关注其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或者探讨其宗教信仰与正统基督教的异同，而较少关注它的社会史或生活史意义。而此书则将从战争亲历者的切身体验出发，揭示太平天国战争研究中被忽略的面向。第二章“文字”（Words），聚焦作为战争亲历者的江南着名慈善家余治（1809-1874）对战争的反思和论述，以及他为应对战争所采取的各种慈善活动，尤其突出了余治思想和慈善活动中的宗教信仰面向。第三章“被标记的身体”（Marked Bodies），描述战争时期因频繁的伪装和背叛，战争双方经常通过黥面、纹身、发式、服饰等身体标记来识别敌友和控制人口，以及由此而对战区人民所产生的身体和心理影响。第四章“骨与肉”（Bones and Flesh），描述战时尸骸遍地的惨状，同类相食、买卖人肉的酷景，以及战时和战后人民对于尸体的心理感受和处理方式。第五章“木与墨”（Wood and Ink），讲述战时和战后，清廷、各级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通过调查、采访、认定、表彰、纪念死难忠义烈士等措施重建地方秩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取向异同和权力格局。第六章“痛失”（Loss），通过对杭州人张光烈《辛酉记》、《殉烈记》文本的细致分析，展现其在散乱的文本中所体现的对死难母亲的刻骨铭心的怀念与追忆，以及母亲死难对其人生的挥之不去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展现了官方纪念活动之外的充满个人色彩的、并往往与官方基调背离的记忆方式。第七章“结局”Endings）总结全书，并指出类似张光烈这样的对于战争的个体记忆和感受并非个案，如果我们从“忠义”、“革命”等大叙事之外观察，会发现战争意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由于此书刚刚问世，美国学术界还缺乏相关的评论，仅按照学术着作惯例在此书封底有两条简短的推介性评论。其中，纽约大学教授卫周安（Joanna Waley - Cohen）云：“这是一部关于不同人——士人、士兵、妇女、儿童、官员以及变节者——对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之一的不同体验和记忆的引人入胜的叙述。梅尔清清楚地表明，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太平天国战乱对个人的影响绝不逊色于其对政治的影响。”②《太平天国之秋》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China,the West,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New York:Knopf,2012）作者StephenR.Platt云：“梅尔清对于19世纪中国战时和战后体验的开拓性研究是一部稀有的学术着作，它不仅在知识层面，也会在情感层面，产生深刻共鸣。正因其感伤力和洞察力，使这部着作具有思想触动性、心灵震撼性，以及最重要的眼界开阔性。”③以上两条评论，大致代表了美国学术界相关领域权威学者的评价，也初步展现了该书在研究视角、研究主题上的独特之处及其贡献，但因体例所限，语焉不详，仍有待全面的评介和深入的阐发。
据作者自云，这部着作的构思产生于十年之前，其时她的第一部专着《构建清初扬州文化》（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下文简称《扬州文化》）刚刚杀青。④她在对扬州遗留资料的进一步查询和阅读过程中，不仅驱使她重写了《扬州文化》的结尾，也开启了她对这一全新领域的探索。所谓“十年磨一剑”，这部新着问世距离其第一部专着的出版恰好十年。我们如何来审视这部十年时间酝酿出来的新着？其中展现了作者怎样的研究视角和学术追求？《扬州文化》与《浩劫之后》之间展现了怎样的研究连续性和焦点转移？《洁劫之后》所展示的画卷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研究、对于清史研究、对于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什么启示和贡献？相信这些都是关注国际学术动态的中国历史学者所关注的话题。承梅尔清教授盛谊，惠赠该书，笔者阅览之余，对以上问题颇有感想，略作评述如下：
一、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太平天国战争研究
自民国以来，太平天国运动研究就是热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大陆的历史研究中，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阶段和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高潮，更是受到极度重视，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以至于颇有题无剩义之感。作者敢于涉足这样的领域，是缘于她对此前学术脉络的准确把握和新视野、新方法、新材料的新颖运用。作者指出，虽然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颇为丰硕，也出现了像罗尔纲这样的大家，但是多数局限于政治史的领域，并且受制于近代中国国家建构、革命运动的现实需求和革命话语系统、现代化叙事的影响，因此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作者由此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被遗漏了？”作者发现，恰恰是战争亲历者的切身经历和感受被遗漏了。由此，本书将焦点设定为从战争亲历者所面对的问题出发展开研究，试图解答亲历者所面对的一系列这样的问题：怎样解释这场浩劫？战争到底对日常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怎么对待和处理亡者尸体？怎么理解这种大规模的死亡？怎么定位死亡的亲属？怎样处理他们的遗体，用什么样的仪式纪念他们？怎样应对失亲之痛？怎么对待那些战后依然骚扰民众生活的士兵？在一个被战争撕裂的世界中到底什么留存下来？如何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重建社区？⑤正是带着这样的一系列问题，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辛酸苦辣的多彩画卷。画卷从无锡绅士余治对于战争的意义阐释和慈善应对开始，转换到战争对民众身体的影响，再从对亡者尸体的利用和处理，转换到政府和社会对亡者的纪念，最后落脚于杭州士绅张光烈令人动容的对殉难母亲的刻骨怀念。这副画卷既有对广阔社会场景的概览式描绘，也有对余治、张光烈等焦点人物的细致刻画，既有咸丰皇帝和曾国藩、左宗棠等朝廷大员的身影，也有众多草野小民栩栩如生的形象，既有对朝廷礼仪的追溯，也有对现实举措的细致描述，彷佛带着我们穿梭于战争时期酌江南，从战时到战后，从安庆、南京到苏州、杭州，从太平天国控制区到清廷控制地。这幅多角度、多视点、略显杂乱的画卷到底体现了作者什么样的研究意图？我想，如果概括地说，就是从社会文化史角度研究太平天国战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日常生活史角度研究太平天国战争。在这里，“革命”、“农民起义’、“现代化”等传统宏大政治史主题退隐了，凸显的是个人、社区、情感、体验、身体、记忆、意义等一系列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主题。在这里，太平天国战争不是从政治史角度加以分析，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事件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加以探讨。正因如此，作者使用了“内战”这一术语来称呼太平天国战争，目的就是避免“革命运动’、“反政府叛甜”、“农民起义”等术语所必然带来的内在政治倾向性。
所谓“日常生活史”（Everyday life history）是一个较早兴起于西方，近年来逐渐引起中国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和史学流派“日常生活史”作为一种史学流派，最早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同期，意大利也出现一个颇有影响的“微观史”流派，由于主旨相近，故往往亦被归入日常生活史学派。⑥中国学者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相对兴起较晚，首先在台湾引起关注，远年来在大陆亦日趋兴盛。⑦自2011年以来，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更是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和阐述日常生活史研究，这似乎预示着日常生活史将成为大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⑧
目前海内外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存在着多种历史渊源和理论影响，既体现了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潮对历史学的深刻影响。首先，从历史学自身发展来说，长期作为历史学重要支柱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是“日常生活史”的最早母体，而由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更是“日常生活史”的直接催生者。虽然社会史在其兴起之初，多关注社会结构、长期趋势等宏大问题，文化史在其兴起之初也主要关注思想观念、精英文化等经典话题，但是两者都为“日常生活”留有一席之地，只是相对边缘，引而不彰罢了。⑨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日益深入，传统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一时俱变，文化史逐渐深入社会的领域，社会史亦逐渐意识到文化的重要，由此“社会文化史”或者“新文化史”产生了，并由此导致“日常生活史”作为一种史学流派的出现 “日常生活史”可以视为是“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支派。
“社会文化史”或者“新文化史”的出现并非历史学独自演化的结果，背后有更大的理论背景，其中尤其明显的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影响。⑩因此，“日常生活史”虽然可以溯源于传统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但因更多地与“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联系在一起，从而区别于传统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并具有鲜明特色。一般来说，相比于通常关注社会结构、“见物不见人”的社会史研究，以及更多关注精英思想和高雅文化的文化史，日常生活史更关注特定时空中具体的个人，关注个体生活的全面呈现，不仅包括社会公共生活，也包括情爱、私人的体验和感受、个人消闲等私人生活。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意图通过对个人生活的呈现，透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时代风貌和特性。在问题意识和学术追求上，更关注对于现代性的全面反思。⑪对于正在兴盛起来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很多学者都强调它对于历史学发展的潜在革命性价值。从欧美来看，“日常生活史学”在其兴起之初，就强烈批判“社会科学式吏学”过于强调超越个人的形塑力量、社会结构和过程的研究视角，将自己的研究视为一种方法论的突破和新典范的树立。⑫中国史学者亦充分肯定“日常生活史”的价值，如蒲慕洲即认为：“生活史的充分发展意味着一种对历史知识体系的全盘重组，是对历史知识的性质、意义、价值的重估。”⑬
通观全书，虽然作者在书中没有明确提及这一概念，也很少引用相关理论，但从其研究内容、关注主题和阐释思路来看，明显与“日常生活史”流派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影响也隐然可见。
二、关注细微，小中见大
从“什么被遗漏了？”这一思考出发，作者开始了她太平天国战争的研究，最后交出了“浩劫之后”这样一份答卷。在这里，作者探讨的是太平天国战乱到底在江南社会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对江南百姓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印记是复杂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正像生活本身一样，很难用一句话说清，因此，作者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简洁、确定的结论。反而，作者强调的正是战争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在慈善家余治眼里太平天国战乱所带来的悲惨境遇是上天对道德堕落者的惩罚，因此需要道德的手段加以拯救；在张光烈心中更多的是丧母之痛，以及对清廷处理失当和对父亲未承当家庭责任的隐舍的抱怨；对于被“粤匪”黥面的俘虏来说，是耻辱印记的长远持续；对于战争双方交界地带的百姓来说，是到底采用何种发式和服饰的困扰；对于濒临死亡的饥民来说，是人肉是吃与不吃的抉择；大量尸骸的处理，对于政府来说是确立统治正当性的当务之急，对于个人来说是心理的安慰；亡者的纪念，对于政府来说是重建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对于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来说则是确立自身地位的大好时机。总之，内战的影响是多元的，参与人的动机是多元的，亲历者的感受也是多元的。当然，心理的创伤、身体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确定的、长远的。这样的创伤不仅给江南社会留下了个体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也给清廷统治抹上了一种不祥的色彩。
除了这些生活、情感、体验、身体层面的描绘之外，作者并没有忽略学界正在讨论的宏大主题，当然，作者给出的依然是从日常生活史角度的回答。这些回答往往颇具启发性，现仅举三例：
目前的中国史研究中，慈善行为和慈善组织的研究颇为热络。本书的一个重要主人公余治就是晚清江南着名慈善家。关于余治及其慈善活动已经有一定的研究，或者描述以余治为中心所形成的江南慈善家群体及其网络和事业，或者探讨以余治为代表的晚清江南儒生阶层的正统儒家思想及其为重建乡村伦理道德所做的努力。⑭本书第二章“文字”亦以余治为中心展开论述，描述余治对太平天国战争的思考及其慈善应对。在这一章中，作者从余治的信仰层面入手，指出文昌君崇拜以及文字崇拜在余治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余治眼中，战争是对于特定社区和个人道德堕落的惩罚，若想获得拯救，需要的是道德的重整，而通过或说或写的方法散播具有神奇能量的带来福音的好的文字，是积累善行从而获得救赎的重要办法。因此，作者指出，在余治的眼中，对抗太平天国的战争，是一场文化战争，也是一场宗教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因此，为了赢得这场战争，需要不仅是军事的努力，更需要的是道德、文化和信仰的改革与重整。⑮接下来，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余治的这样一种对战争的宗教性认定到底是为了对抗太平天国所宣传的宗教异端而采取的战略性宣传？还是它标志着这一时代浓厚的宗教氛围，暗示着不论是正统迹是异端在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很大差别？太平天国意识形态是这一时期更大的为应对广泛的宗教、政治、道德和经济危机而产生的宗教运动的一个变种吗？还是它仅是一个巧合，导因于余治和洪秀全同样作为科场失败者阶层的具有广泛性的挫折？显然作者并不认为这仅是一种策略性宣传和巧合，而是一种时代和社会宗教潜流的表达。最后，作者进一步指出，余治的思想在表面上看与芮玛丽（Mary Wright）所指出的“中国保守主义”很一致，⑯但是他对通俗媒介的强调、他思想中的福音主义和道德严格色彩，都表明他的“保守主义”具有新的元素，而这些新元素正是从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社会状况和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挑战的互动和回应中酝酿出来。余治的所思所为体现了19世纪晚期“宗教复兴”运动的一个侧面。⑰作者对于余治思想和行动的描述和定位正确与否，是可以商榷的，但是她的观察是细致的，感觉是敏锐的，提出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相信这些分析和论断，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慈善行为的思想动因、研究晚清时期的基层社会思想和文化动向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清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太平天国战争是清代中国与社会关系转变的重要阶段．经过此次战争的冲击，地方督抚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政府权力日益收缩，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更引人瞩目的是出现了玛丽•兰金（Mary Rankin)所最先指出的地方精英“行动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力逐渐下移，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代表社会舆论的“公共领域”和某种程度的自治倾向。⑱对于以上论断，本书也从一个巧妙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回应。第五章“木与墨”的主题是关于亡者的纪念。作者指出，太平天国战后持续很长时间的对亡者的调查、表彰和纪念活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通过立碑、刊木、刻石、修建祠堂等形式表彰“忠义”死难之士和贞洁死难妇女，可以将秩序重新强加在一度混乱的体验之上。以上各种形式的表彰和纪念活动，重新强调了正统价值观，也重申了忠于朝廷及其准则的义务。因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地方精英都积极投入其中，虽然它们具有共同的重建秩序的目标，但是也彼此竞争，并从各自的角度，界定和形塑战后的社会。⑲作者首先追溯清廷关于官方纪念活动（昭忠祠、忠义祠等等）的礼仪和法令，她发现从清初、盛清到晚清，纪念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纪念的举行和资金支持也有逐渐地方化（Localization）的趋势，这种情况到了太平天国战时和战后尤其日益明显。战后纪念祠堂的普遍兴建成了国家、省区、军队以及地方利益合作和竞争的重要领域。中央政府通过纪念活动重新确立自己的合法性，督抚阶层通过纪念活动巩固自己的权力，湘军、淮军等通过纪念本部队阵亡将士的方法保持自己的地位，地方精英通过主持本地区纪念活动趁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地方社区则通过表彰自己社区的“忠义之士”确立自己在战后新秩序中的地位，也从而委婉表达皇权应对本社区仁慈统治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在各种形式纪念活动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精英都采用同样的话语系统，但他们之间的利益和策略在大同之中存在微妙的差异。⑳总体来说，从对战后的纪念活动的勾画中，作者暗示了清朝政治权力逐渐下移的趋势以及省级权力、地方精英势力的日益扩大，也暗示了虽然战后传统秩序成功恢复，但是清廷统治的合法性还是受到了损害。
“义赈”的兴起是晚清的一个重要现象，而其中江南士绅扮演了领头羊和主力军的角色。为什么江南士绅对于其他地区的灾难遮么敏感并积极去参与救助？很多学者曾试图对此加以解释。②本书作者在其对张光烈的描述中间接地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她通过对张光烈在华北“丁戊奇荒”时期发表在《申报》上的文章的分析指出，正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南士绅切身的惨痛人生经历，激励和驱使他们集体性地参与到各种人道主义行动之中。这一点在张光烈、余治身上体现的非常明显，也应该代表了晚清时期江南士绅的集体特征。她也指出晚清时期正在兴起的报纸，为人们表达和分享战争时期的经历和体验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同时像《申报》这样的新式媒体也提供了一种渠道，使战争经历所激起的情感转化为面对灾难的集体行动主义。[21]
三、扎实的功夫，叙事的笔法
作为非中文母语学者，搜集、阅读和把握中文原始资料往往是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本书虽然从论述主题和切入角度来看，颇为新潮，但因研究主题的广泛性和资料的零散性，在资料的搜集上具有较大的难度。从本书征引资料情况来看，度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包括省府县乡方志、官书、丛书、文集、日记、报纸等多种类型，甚至包括很多不易发现的手稿。作者查找资料的范围包括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扬州图书馆、中国国家囹书馆北海分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斯坦福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这样广泛的资料搜集，使作者的研究建立在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也显示了作者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功夫。其中，尤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对余治《尊小学斋文集》 以及诗集、诗余、家训、年谱）和张光烈《津酉记》、《殉烈记》的利用和分析，显示了很强的综合概括和洞烛幽隐的能力。其次，作者大量使用余治的《江南铁泪图》以及其他图画来展现余治对战争的思考以及战争所带来的悲惨状况，颇为巧妙，也显示作者在资料的运用上的突破意识。
在历史研究越来越科学化的今天，历史着作的可读性也日益降低。本书在结构和文笔上，明显照顾到了叙事性和可读性。这应是受到新文化史和叙事史复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历史学人文性质的一种坚持。作者拒绝使用前冠之以“导言”后收之以“结论”的学术着作的惯有结构，而使用以第一章开端，以“结局”或“尾声”收尾的结构，其目的就是尽可能保持文本的叙事性，必要的学术回顾和问题设定放置在第一章中，最后的综合讨论也融合在“结局”或“尾声” 之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无论是作者第一部专着《扬州文化》还是这部新着《浩劫之后》，都采用这种结构，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作者对自身风格的坚持。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时隔十年的两部着作，除了文本结构一致，在学术关怀、问题设定和探讨主题上也有惊人的连续性。初看起来，一部研究的是17世纪，一部研究的是19世纪，一部主题是城市文化，一部主题是中国内战，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们会发现，它们都与战争和战争的应对相关，一个讲述清初清军南下所造成的大破坏后扬州士人的文化重建，一个讲述的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及之后江南士人的秩序重整，将两部着作联系起来的，是作者对于灾难性事件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对于这种灾难性事件的应对的一贯关注。还有一种关注，将两部着作联系起来，即对于“象征”和“意义”世界的持续关注，《扬州文化》论述的是红桥、文选楼、平山堂、天宁寺等名胜建筑，但关注的是扬州士人对这些名胜的意义建构；《浩劫之后》论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同样关注的是江南士人对于这场战争的心理感受和意义建构。红桥、文选楼、平山堂、天宁寺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同样纪念碑、纪念祠堂甚至尸骸、文字也充满了象征意义，在这些象征背后，是人们对意义的筝夺和建构。正因为作者关注的是“象征”和“意义”，所以作者对于那些通常被史家忽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资料和事物特别敏感，在《扬州文化》中，作者通过对士人诗歌、游宴等的细腻分析阐释意义；在《浩劫之后》中，作者通过余治的图画和图说、张光烈的祭母散文以及尸骸的处理、纪念碑堂等阐释意义。[22]在对这些充满暗示、象征的文字和事物的处理过程中，作者显示了高超的文本分析能力和细腻感觉。这一点，在对张光烈并不连贯的、充满矛盾的一系列还母散文的分析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作者用大量篇幅，往复分析，在文本的夹缝中，作者读出了战争给张光烈所流下的永久心灵创伤以及张光烈对于政府、父亲未尽责任的隐含抱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使读者不仅动容。
当然，大醇不免小疵。首先，可能是因为作者专注原始资料的研读，也可能是海内外学术交流的不畅所致，本书在一些相关问题上对中国大陆学者的近期研究缺少必要的征引与回应。例如，关于晚清义赈，大陆学者朱浒有长期的研究，并有多篇文章及专着问世。但本书中仅征引其微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三十年黄河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而没有注意朱氏的其他文章及其专着。朱氏的专着《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远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专门有《江南铁泪图》与河南奇荒铁泪图》的比较，与本书关于余治的研究直接相关；其论文《“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冲击及地方社会之反应——兼论光绪二年江南士绅苏北赈灾行动的性质》，亦与作者对江南士绅参与华北义赈的分析直接相关。另外，本书关于余治在太平天国期间所作所为的论述中，重点强调了“宗教激情” (religious passions)的作用。[23]但一些大陆学者也指出，余治的慈善行为更多是基于传统的儒家思想，民间宗教在其中更多起到的是普及化和通俗化的工具作用。[24]关于这一点，作者似也缺少必要的回应与阐述。其次，本书在资料利用和文字校对上还存在着一些失检之处，因白璧微瑕，无伤大雅，故不详细列举。[25]
注释：
①据英文书名，笔者本拟将中文书名直译为《何物留存：审思19世纪中国内战》。在将此文初稿征询作者意见过程中，作者提出有朋友建议将其译为《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并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此译名虽没有逐字逐句翻译，但是更便于中文读者了解作者的意图和全书主旨，也更符合中文学术语境和语言习惯，故经与作者商量后，确定此译名。需要注意的是，英文原书名将“太平天国战争”称为“19世纪中国内战”，目的在于，一方面将其与“美国内战”、“欧洲内战”等进行比较，一方面是避免“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叛乱”等中西传统学术术语所必然带来的政治倾向性。这一点，在现译中文书名中没有体现出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拨冗审阅文稿，并提供意见；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陈思言帮忙在国内核对资料。借此对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本文观点和错误之处完全由笔者负责。
②What Remain.s，封底。
③What Remain.s，封底。此外，在“洛杉矶图书评论”网站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研究生John B．Thompson发表了题为《世界最血腥内战》的书评，评论本书以及《太平天国之秋》，但关于本书主要为肉容的介绍，缺少深度的评论。参见网址：http：／/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php? type= 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王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页。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日常生活史”的地位，参见《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历史教学》2012年第2期。
⑩中文学界对“新文化史”的最新研究有：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⑪刘新成概括西方“日常生活史”具有以下6个特点，可供参考：1、研究范围微观化；幺 “目光向下”；3、研究内容包罗万象；4、重建全面史；5、“他者”立场的解释；6、拓宽史料来源。剑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 2004年第1期）⑫连玲玲《典范抑或危机?“日常生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应用及其问题》，《新史学》17卷4期。
⑬浦慕洲：《生活与文化》“导言”，蒲洲主编：《生活与文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丛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⑭王卫平：《晚清江南慈善家群体研究——以余治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6期；尹逊才：《晚清江南儒生阶层与乡村伦理秩序的重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2卷第1朝，2011年3月。
⑮What Remains，第62页。
⑯Mary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onservati.sm: The T' ung-chih Restoration,1862 - 187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⑰What Remains，第63页。
⑱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很多，较有代表性是：Marv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流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6 - 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⑲What Remains，第135-136页。
What Remains．第151-167页。
⑳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朱浒：《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朱浒《“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冲击及地方社会之反应——兼论光绪二年江南士绅苏北赈灾行动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
[21]Wlzat Remains，第198-200页。
[22]作者在与笔者的通信中表示，她欣赏本文对其两部作者的比较，但补充说明，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两部着作在深层结构上竟然有这么多相似之处，这可能是一种“潜意识’ (“suhconscious”)的结果，并非精心的安排。
[23]What remains，第23页。
[24]尹逊才：《晚清江南儒生阶层与乡村伦理秩序的重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2卷第1期，2011年3月。
[25]据笔者所见，如，本书“征引书目”中有余新忠《道光三年苏州大水灾》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评论》，1997年）一文，其准确篇名和出版信息应为：《道光三年苏州大水及各方之救济——道光时期国家、官府和社会的一个侧面》刊载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在文字校对上也有一些疏漏，如第116页倒数第6行“Hung”似应为“Hunan”。第237页第四章第2条注释，似缺少关于卢旺达的研究注释。第302页，第6本书的出版社“Xianzhuang Shuzhu”应为“Xianzhuang Shuju”。以上仅供作者此后修订以及中文译者参考。
[作者简介] 张笑川 (1970-)，男，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转引自《清史研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