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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世纪30年代山东地区农业恐慌的历史分析——农作物种植结构视角的考察（二）

二、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是一系列变量影响的结果，从山东的实际情况看，既有与其他地区相同的人地比例失调、灾害频发等因素，同时，也有着自己独特地域环境造成的港口贸易的影响等。
(一)人地矛盾的激化
考察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往往都不能离开人地矛盾这个核心议题。从历史的数据来看，中国人均土地占有量逐步下降。参见下图：
图1可见，从总的历史趋势上，中国人均土地占有量是逐步下降的。明中晚期以及清初由于美洲作物的引进诱发了大批山区土地开垦，加上长期战乱、灾害造成的人口锐减，人均土地占有量有所上升，但是到了清晚期，下降趋势却极为明显。据统计，清朝中期的1734年人均土地占有量尚有32．54亩，而到了晚期却仅有2．41亩。

棉花-20世纪30年代山东地区农业恐慌的历史分析——农作物种植结构视角的考察（二）
山东地区的人均耕地也是逐步降低的，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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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比例的变化是造成山东乃至整个中国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生产技术停滞不前，边际收益逐渐降低的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是开垦更多的土地，但这显然不太现实；另外是将劳动力转移到潜在收益更大的产业上，如种植烟草、鸦片等经济作物。吴炳若曾说，“总的说来，1870—1911年的农作物总产量很可能有所增加，足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这种增加并不是由于农田技术或组织有了任何重大的变化。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引进重要的新作物或新的种子品种(像清王朝在较早时期引进的玉米和早熟稻那样)……农作物产量的增加显然主要是因为农民转种了能在每个单位土地上获得更多粮食和收入、同时又需要更多劳动进行耕种的作物”。①
(二)灾害与农作物种类的选择
山东的气候属暖温带季风类型，但因受到海洋、地形、纬度、季风等因素的影响，农业气候特别是水量在季节分布极为不均，冬季仅占5％左右，春季占10％左右，约有73％的降水集中在6～9月份，7、8两个月份就占50％，而且往往是以暴风雨的形式。最大24小时降雨量有过498．6毫米的记录，极易形成涝灾。黄河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000余年间，有文字记载的决溢泛滥就占到1500余次，也与此有着相当大的关系。而且各地的差别也很大，山东西部呈大陆性气候，而半岛是海洋性气候。多变的气候，加上黄河的泛滥，造成了频发的灾害。②据统计，近代山东全省共计受灾5660县次，平均每年约51县次。其中，旱灾1643县次，洪涝灾2848县次，风暴虫灾955县次。受灾60个州县以上的年份有73年。山东农业因旱灾遭受的受灾面积为107594．7万亩，占旱涝灾总面积的66．7％，成灾面积63935．9万亩，占旱涝成灾总面积的60．5％；洪涝受灾面积约为53065．1万亩，成灾面积累计41765．2万亩。按耕地比率计算，平均每年约有13％的耕地发生旱灾，9％耕地发生涝灾，足见灾害对农业的巨大破坏作用。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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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的频繁发作对山东地区形成这样重大挑战，即如何选择适应这种气候条件的新作物，如何既实现食物安全，又增加效益。故此地在农作物上多选择产量大、抗涝、抗旱性强、收益高的品种。选择耐涝抗旱品种是利用生物适应环境，以生物能提高环境资源利用率的一种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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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淮河流域的农民状况》，《东方杂志》24卷18号，1927年8月25日。
②许青春、孙开明：《近代山东灾荒考略》，《齐鲁文史》1998年第4期。关于山东近代的灾害情况，参见王林主编：《山东近代灾荒史》，齐鲁书社，2004年。
③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第30页。
明以来，山东主要农作物是小麦、高粱、小米、豆、玉米、甘薯、棉花、花生等，许多品种都具有抗旱耐涝的能力。如小麦，抗旱能力较强，全生育期总耗水量6000～9000毫米／公顷。以拔节至乳熟期需水最多，占总耗量的60％左右；抽穗开花期的耗水强度最大；拔节至抽穗，开花至成穗期次之。耐涝性上，幼苗期耐涝能力较强，浸水一星期也不致死亡。抽穗扬花以后仍具有一定的耐涝陛，小麦籽粒形成和灌浆时期受淹仍然有一定的收成。在小麦籽粒形成与灌浆时，淹水7～10天，水深0．5～1尺，平均减产率为24．1％。淹水17～18天，水深3尺，平均减产率为62．7％。但在播种之后怕水淹，否则，不能出苗。拔节以后也怕水淹，拔节抽穗期受涝，小麦根系会早衰，植株早枯。①
又如高梁，生长最适温度为20～30℃。对土壤要求不严，抗逆性强，较耐旱，成熟期抗涝，即使顶叶淹水不超过2天，下部淹水不超过7天，仍能获得一定的收成。同时，耐瘠薄，较耐盐碱。既适合在干旱环境下生存，有“作物中的骆驼”之称。《尹少宰奏议》所载：“高梁枝粗而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高粱不仅耐旱涝，而且种植成本较低，在涝地上种植基本上不需要施肥。另外，高粱秸用途广泛，大量用于黄河抢险，还可用来做房顶、篱笆墙及日用品等，所以种植较广。易遭受黄河水灾的鲁西、鲁北地区，高粱种植面积最广。据民国时期对山东全省108县中的73县的调查，高梁在36个县中处于粮食作物的首位，14个县为第2位，19个县第三位，前三位总计69个。小米分别是14、25、14个，共计53个，小麦分别是11、11、12个，共计为34个。②从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来看，也是抗旱耐涝能力强的播种面积为广，据《山东省实业统计表》载：1908年，山东省小麦、高粱、谷子种植面积最广，分别为38945000亩、20324000亩、14122000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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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传集：《山东自然灾害防御》，青岛出版社1992年，第43页。
②郑起东：《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第477页。
③叶显恩：《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第77页。
广大农民为应对频繁而严重的天灾，多种植高产的甘薯及收入较高的棉花，来弥补天灾造成的损失。甘薯，抗逆性强，耐旱，产量高而稳定，山地、砂荒地、坡地皆可种植。“苗入土即活，东西南北无地不宜，得沙土高地结尤多，其余土惟结略少，天时旱涝俱能有秋”，而且产量很高，“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陆耀的《甘薯录》也曾说：“蕃薯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徐光启曾言甘薯有十三省胜，其中就有“亩收数十石”、“可当米谷，凶岁不能灾”。所以，灾荒频仍地区的乡民多种植高产的甘薯来补充食粮，而最初“1749年在山东胶州种植，是为了适应‘早涝蝗蛹，三载为灾’”的情况而种的①。
黄河水灾频仍的鲁西北、鲁西南地区，广大农民还种植收人较高的棉花以摆脱穷困的处境。该地区气候温和，系粉砂性土壤，适宜棉花生长。光绪年间，利津“地滨海，壤多斥卤，其上者沙土肥殖，宜漪木棉，岁收利三倍”；宣统年间，清平“县境城东乡及城西北乡，厥土白壤沙，宜棉，所种多于谷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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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说明，高粱的耐涝能力较强，而大豆、棉花只要能避开开花期或者开花结铃期，也可减轻灾害的损失。
(三)港口贸易对腹地的冲击
山东沿海有重要的港口，其腹地经济的发展在其辐射与影响下发展迅猛。③明清以来，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商业性农业已经取得了更大的发展。许檀对明清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的探讨中，农业占了很大的比重，如粮食的交流就有运河沿线、东部沿海以及省内交流等几种形式，并认为棉花、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可以说完全是为出售的。④郑昌淦的研究认为，清代提供大量商品棉花的州县，有的占耕地面积达到40％，甚至高达70％，排斥了粮田，成为商品性农业。产量高的年份达一千几百万斤，以至几千万斤。销量每集达几十万斤，市场南达江淮，远至江南；或运销直隶河间以及山西等地，有些则卖给附近缺棉州县。⑤但在这种相对封闭的交流形态下，除去较大规模的灾荒造成的作物的歉收而形成的价格的变动，一般不会对作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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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19～120页。
②苑书义、董丛林主编：《近代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3页。
③陈为忠：《近代山东经济格局变迁研究——以港口和腹地互动为视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期。
④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⑤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0～201页。
产生影响。随着闭关锁国局面的打破，开埠后的中国逐渐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国内农产品受到更多的冲击。据1919年的不完全统计，在山东省107个县中，输入棉纱的有73个，输入棉布的有61个，输入煤油的有85个，输入火柴的县有43个；输出花生的县有58个，输出豆货的县有29个，输出丝绸的县有26个，输出烟叶的县有15个，输出干鲜果的县有41个，输出棉花的县有15个。①黄宗智指出，中国农业在19、20世纪，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需求大大刺激了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②19世纪末，外国资本家陆续在上海、青岛等地兴起及其纱厂，棉花需求量更大，山东棉花运销上海、青岛等地。黄宗智、唐致卿等也通过棉花在中美两国产地所取得到不同的利润比较说明烟草种植在国内得到推广的原因。总体说来，1860年以后，在出口贸易的导向以及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各港口腹地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更加倾向于鸦片、花生、棉花、烟草、水果等经济作物，农作物的商品化程度较高。据统计，近代中国农民经济的商品率，各地一般不低于40％，在专门化的种植区域内，则可达到60％～70％。③以花生为例。
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出口需求和价格上涨，花生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山东省的播种面积1920年超过300万亩，30年代则超过500万亩，一些县更为集中，如下表6，比例近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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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章丘、济阳两个县的花生几乎全供出口——1924年，约有90％的收成输出，大部分经青岛远销到马赛等地。花生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价格不断上涨，花生商品率逐渐提高，使得花生种植业有了很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农业种植结构④(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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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第187页。
②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24页。
③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325页。
④黄宗智曾提醒，研究近代花生种植对地方经济的影响，除了关注高度依赖外销的地区(章丘、济阳)和只产少量花生的地带，同时要顾及世界经济和市场中花生生产和贸易的动态对花生生产的影响。《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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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显示，花生在个别地区，如兰山、莱芜的商品率高达100％，低者也占了2／3强。王宝卿认为，花生用于外地消费的比率相当高，沿海地区的出口率比内地高得多。①
(四)小农理性化的选择
前文的分析已经接近了“成本一收益”模式下，小农理性化选择的命题。经济学家的分析认为，小农是理性化的，其对价格的反应是及时的②。面对传统作物所不能带来的巨大收益，个体小农改变了耕种了千百年的农作物结构，转而寻求能给他们带来更大利益的作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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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显示，玉米、甘薯、花生的收益共计为49．52元，占总数的64．35％。类似的比较还可以参见许檀对清末益都、临朐、胶州、清平三个县不同作物收益所作的统计。④这固然是人地矛盾激化的结果，但同时也是理性的小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小农对价格是敏感的，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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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清以来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山东为例(1368—1949)》，《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
②代表性文献是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③当然这种选择也与赋税制度由征收实物转为征收银两的背景有关。
④《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70～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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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棉花的种植。1888年，山东益都县每亩棉田可产生花150～200斤，每斤价200文，每亩产值可达三、四万文，约相当于种植小麦三、四倍的收入。一般而言，种植棉花的效益远高于种植小麦、粟、大豆和高粱，种植棉花的平均效益是小麦的9．02倍(4．67／0．54)，是大豆的2．85倍(4．67／1．64)，与无效益的粟和负效益的高粱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山东地区农户选择农作物的过程，既充满着天灾人祸的无奈，也显示着理性小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只是在当地当时的情形下，缺乏宏观指导的微观个体，无法应对供求关系之间的变换，只能受困于“蛛网循环”而不能自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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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蛛网循环”与农民理性相关问题的研究，参见秦晖《历史与现实中农业市场的价格—供给反应——关于“农民理性”的经济史考察》，收入《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1～192页。
三、农作物结构的变迁与农业恐慌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恐慌的形成，固然有着外国资本主义倾销的瑚实，但是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改变也是酿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
明清以来的山东地区一些农民面对生存的巨大压力，改变了千百年男耕女织的耕种传统，转而种植能带来巨大收益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从表7中可以看出，许多作物的商品率达到了100％，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一旦出现灾荒或者是外国资本的倾销，极易形成农业恐慌。况且，许多作物的种植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如棉花，由于棉花怕涝，积水过长则易造成嫌气状态，限制无机养料的摄人，盛花期受涝易造成蕾铃脱落，严重时则造成整株死亡。所以，易受黄河水患的鲁西北、鲁西南地区种植棉花有较大的风险性。虽然其收益超过了小麦、大豆，虽然一般经营费，如地租、肥料、种子、田赋、农具消耗等与粮食作物的大体近似，但在劳动力上的耗费远远超出很多。黄宗智曾说：“种植棉花虽然利润较高，但所需的投资也较大”②。这在收益正常的年份尚不至于出现问题，一旦发生水灾，失去一茬棉花的损失，要远远高于种植其他作物的损失，有的农民甚至因此而破产。这些作物的大量种植排斥了原先的许多粮食作物，令政府产生了农业本业受到威胁的担忧。③20世纪30年代棉价下跌常在2／3甚或1／2。“以棉而论，棉花收获量未见增加，而近年来之棉花价格，则逐渐低落，现在价格，仅当往年三分之二。往年如夏津、滋阳、广饶、邹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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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111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409，乾隆十七年二月。
密、临清、清平、德县等处，籽棉价格，每担常在二十一、二元之间，而本年价格，最高不过十六元左右，最低则在十元以下，当往年二分之一且不足”。①这种价格上的波动必然会导致农民收入的锐减，影响其购买力。
又如山东大豆，1929年为每担8元，次年为7元，1932年夏跌至6元，1933年仅为4．5元，至于交通偏僻地区，即使4元亦不易脱手，甚至有低至2.5元者。山东的花生价格、就青岛市场而言，1930—1934年的5年间，由于印度花生对英国、荷兰以及澳洲的侵入，加上世界经济的恐慌，花生仁每担自12.9元跌至8．5元，花生自8．2元跌至7．5元。产地价格更分别自10元和8元，跌至4元和2元。②
烟农也随着烟叶价格的下跌而陷人生活的崩溃。“近年来烟叶的价钱，每百磅平均不到二、三十元，在三年前，烟价跌落得更惨，平均每百磅竟不到十元，甚至有百磅只卖二三元的。于是一般种烟的农民，因为花了极大的成本和劳力，丝毫的不到补偿，以至于‘债台高筑’、‘倾家荡产’，甚至自殉的，也时有所闻”。③这些依靠经济作物的收益来买粮度日的农民，面对日益萎缩的市场，收益锐减，自然也在食物的获取权上出于劣势，使其成为饥荒最易发生的群体之一④。内山雅生指出：“越是贫穷的自耕农，就越积极地栽培与货币经济紧密相连的商品作物，从而在穷迫销售后，最终得以购买杂谷等必要的粮食”。⑤
更可怕的是，不仅经济作物的价格，一些粮食作物的价值也是一落千丈。1933—1934年间，价格最高的小麦，每百斤不过3元，一亩所得最高不过6元，而每亩工本费达七元四、五角，即使全数出卖，尚不敷成本。衣食、婚丧、应酬诸项，全无着落。小农“始或举债以周转，渐至举债而不能，欲不破产，不可得矣”，农民陷入贫困化。贫困的自耕农应对价格变换的能力里无疑是较弱的，在农作物价格大幅下跌后，无法购买到必要生存粮的农民只能流离失所，陷入一种“无奈”的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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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634页。
②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五编第七章，第90页；第10章，第204页。
③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635页。
④单一种植花生的地区，面临的危机更是可怕，一旦市场低落，经济极有可能全面崩溃。这在欧洲历史上也有前例。19世纪的爱尔兰马铃薯是300多万农民赖以生存的惟一一种作物。随着受到霜霉病攻击而马铃薯产量锐减，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饥荒发生了。受这场饥荒影响，爱尔兰国家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关文献见彼得·格雷(Peter Gray)，《爱尔兰大饥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O’Grade，C．，Ireland Before and After the Famine：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1800—1925，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
⑤《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Sen)针对传统的造成饥荒的“FAD”理论，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食物获取权的丧失更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恐慌，使原先就比较贫困的农民不得不冒着对经济作物的过多投入而付出丧失食物获取权的危险。
虽然农业恐慌并不等于饥荒，但其转化为饥荒的可能性却极大。“第一，农业恐慌削减了农民底(的)收入，破坏他们底(的)生产，因此也就更加剥夺了他们抵御自然的能力，这样使水、旱、风、蝗，更易作祟；第二，它加深了农民底(的)贫困，使他们更无能力承受天灾底(的)压迫，而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境地。”①在江苏太仓，“以棉价昂贵，种棉者日多，而稻之出数日少；本地仓米，全恃他县接济”。这样一旦“他县”发生灾荒，太仓就会陷入困境。《曾忠襄公奏议》卷八载曾国荃对山西光绪四年一次灾荒的看法：“此次晋省蔬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手。”《礼制·王制》有“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的警语。“无半年之种”的后果可想而知。山东农民的情况也类似，据宣统元年的《华制存考》云：“山东省种烟地亩，以兖、沂、曹、济四属为最，固由罂粟利厚，倍蓰稻粱；而习染风从，相率私种，几于无地蔑有。”②一旦出现灾荒，必将会如太仓、山西的悲惨局面一样。
粮食安全是当今经济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作物的格局有一个合理的布局。从20世纪30年代农业恐慌的根源考察，正是农作物的不合理的调整导致了它的发生。从国际环境观察，这种不合理的调整与外力压制下的“贸易自由化”相关，而本国虚弱的国力不足以对其施行补贴调控，只能坐视农民自行承受后果(当然也会有大的资本家、地主以此牟利)。经典贸易理论也告诉我们，一国的经济福利并不自动意味着所有国民的福利增长。在旧中国，享受贸易自由化利益的仅可能是少数地主、资本家与权势者，广大贫困百姓却往往承受苦难。这一现象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也广泛存在。研究表明，从产品市场角度而言，几乎所有地区的贫困农户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会出现绝对贫困恶化或相对贫困恶化，或者两者皆有。随着我国加入WTO，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因贸易自由化而导致的贫困现象也不断增加。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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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薛暮桥、冯和法主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34～835页。
②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