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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区域视角深化西南环境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6日/第011版 跨学科研究
作者：杨伟兵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西南地区以其多样的自然和人类生态以及复杂的历史过程，已经成为环境史研究关注的主要区域之一。在过去的几年里，受大地构造、全球变暖等大环境变动影响，西南地区发生了多次特大规模的地质、气象灾害，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积极开展西南环境史研究不仅在学术和现实上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极为迫切。
气候变化仍是西南环境史讨论焦点
西南环境史研究，应明确哪些研究是基础性工作?哪些是要解决的主要和关键问题?哪些问题具有迫切性?
环境史首先是自然生态史。西南地区包含有高原、盆地、山地、岩溶和热带、亚热带、高原寒带等多样性的地貌、气候及其土地覆被类型，对这些自然生态面貌的科学认识，是深入研究西南环境史的重要基础性工作，需要花力气做足实证研究，科学集成各类数据，包括建设必要的数据库。目前我们仍未能形成一套信息序列完整、置信度高的有关西南气候、土壤、水文、地貌、灾害等自然与环境要素时空分布数据，面上的现象把握不足。此外，对某些自然变异带来的社会历史影响，我们的认识与讨论尚有诸多不足，譬如人们可能会对一两次病疫引发的地区人口损耗和社会停滞不能理解，对历史上刀耕火种的生态意义，以及某些地区开发存在着“生态一生产”结构上的优化估量不足。
哪些是西南环境史当前和未来须讨论的主要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主要仍是气候变化，这是由西南在我国全球变化和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人类通过对与土地有关的自然资源的利用活动，改变了地球陆地表面的覆被状况，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不只局限于当地。云贵川渝等省市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历史以来土地开发和利用活动客观上对青藏高原周边土地覆盖有着重要影响，进而干扰到高原气候、水文等系统；反过来，青藏高原上的气候变化导致水系水文条件变动，引起水系密集的云贵川渝乃至我国东部平原地区水旱变化。
因此，探讨西南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不仅成为认识地区环境变迁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讨自然环境变化规律和人类活动引发的环境效应及机制，是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LUCC作为考察人类利用土地各种活动的综合反映，已经成为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重要研究对象。人们已经认识到LUCC是全球变化在地球上留下的最直接、最重要遗迹的载体；特别是土地利用，不仅反映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还是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复合系统演变等土地动态变化的直接表现。可以说，LUCC是反映入文、自然活动交叉作用的最直接界面之一，通过它，我们能够看到如何把土地这一自然生态系统逐渐转变为人类生态系统，从而更有效地分析人地关系演变进程，探讨人类活动对环境变迁作用的效应与机制。
当然，由于有史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已不断加强，自然灾害增多，人地关系紧张，西南地区的环境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在坚持开展上述研究的同时，环境史研究还应就现实面临着的一些紧迫性问题拿出解决方案或提供资鉴。比如对于以往忽视而当下有着重要危害的地质、山地灾害作历史总结，弄清楚它们时空分布和演变规律；对山区人地活动(包括聚落)发展、分布现象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情况，作出历史总结；对频繁发生和波及较广的水旱等气象灾害，应做发生、分布、致灾状况等的积极研究；对各类地貌状态下水资源及其利用情况(水利化活动)的深入研究；等等。
田野中关注区域社会与人文
西南地区历史和社会复杂，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利用也多样和复杂，环境变化机制多为不一。所以，研究西南环境史须对西南地区的历史和社会有深刻的认识。
从区域社会人群和组成看，西南是移民的社会、民族的社会和地域性很强的社会，不同的移民群体及他们进入西南所从事的职业，都会对西南环境有直接影响。例如，明清时期的传统农业移民和为谋求“工商业增长机会”进入的工矿业移民，因土地利用方式不同，对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就有着显着差别。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开展环境史研究要特别注意对农耕、渔猎、游牧三者经济模式的分布、交融、演替情况的分析，它们往往能说明历史上民族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流变。不同民族及文化对自然环境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的甚至成为千百年来维系地区生态多样性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是重要的文化遗产。面对多样的地理环境，西南地区移民和民族社会的地域性更为突出，内部差异大，只不过云贵地区要甚于川渝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要甚于汉族地区。西南环境史应重视对这些地域差异大、独特性强的区域个案研究。
从事西南环境史研究，需要重视田野道路，特别是要去寻访非汉文化单向性思维下的地方实录，也就是说地方和少数民族自身记录资料要尽可能多找。这不仅是西南特别是云贵地区在“一点四方”大一统王朝体系结构中的偏远，使得文献记录相对其他地区少，而且过往研究的视角很少来自地方和非汉族历史社会，或多或少与西南实际不符。这并非主张摆脱汉文化和国家力量在西南边远地区的存在，事实上，在王朝力量未介入的时期或局地，西南地区一些民族、区域社会一直有自己的管理和控制模式，有自己的生活体系、生产体系和文化体系，也孕育自身的环境适应体系。只有科学、系统地阐释区域社会人群的生活、生产和文化体系时，才能更好地在其中寻求它们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环境史研究才能深化。
需要提醒的是，西南环境史走的是区域研究的路子，须树立区域史研究的观念，而不是简单的地方史；也就是说，西南环境史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不仅须积极深入西南各地，也要联系全国乃至全球的背景。如果我们在研究观念上多一些全面性，无疑是有利于西南环境史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