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养生-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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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


10年前笔者浏览吴汝纶的书信、日记及其年谱,感到他推崇西医,贬斥中医,遂将他《答萧敬甫》函中劝请西医治疗的话写进拙作《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4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中医命运巨大变化中,吴汝纶是反中医、崇西医的弄潮者,他有哪些活动?对他的这种行为又该如何认识?近年文化反思中他对中医的态度实为典型事例,然而如何反思得好呢?笔者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写在这里,求教于同好。2006年春夏之交笔者拟就吴汝纶的西医观写出专文,并向同事余新忠教授谈及,他随即给笔者近年学界有关研究的两篇论文,随后又将他搜集的西医在华流行及其背景的一些资料无私赠送,为笔者写作提供方便,至为感动,书此以表谢忱。
一、崇奉西医和倡建西医学校
图49吴汝纶像吴汝纶于光绪十九年(1893)自云“笃信西医”《吴汝纶全集》,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安徽古籍丛书》第9辑第3册第70页,黄山书社2002年版;以下征引该书资料,除有特殊需要,仅注明书名及册页。。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初,他在家乡桐城病笃,拒绝中医诊视,派人到安庆请西医,日本学人、略知西医的早川新次陪同美国医生闻生前往诊治,然而西医亦束手无策,眼见他撒手尘寰。早川新次:《在安庆寄邦人书》,载《吴汝纶全集》“附录一”,第4册第1166页。仅此一事,适足以显现吴氏宗奉西医厌弃中医的鲜明态度,所宣称的“笃信西医”丝毫不爽。他的提倡西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强烈推崇西医和抨击中医
吴氏的信用西医,身体力行,及于家属。他至死都聘请西医诊病且不必说,其子闿生(启)患肺病,他请日本军医(系西医)冈柴治疗《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444页。,又征询从美国回来的罗大夫及应系洋人的阿大夫意见,令闿生坚持休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73、577页。;让其弟山东汶上知县诒甫北上天津找西医治病。《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433页。除了亲属就诊西医之外,吴氏着力劝谏友人改从西医。萧敬甫久服中药而不见效,光绪十七年(1891)吴氏在信中说他“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进而劝他改从西医:“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顾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5页。吴季白之侄,听了吴氏的话请西医治病,后到京城,吴氏于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劝导其继续用西医,给吴季白信云:“令侄还京后,幸尚就西医治之,可望复壮,勿听他人沮败也。”次年三月因不知对方是否服用西药,写信询问,并指责吴季白医学观念守旧,不读西医书籍,对西医信不过,要求他尝试“游移不自信之术”的西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2—69页。同年写信给居住在直隶鸡泽县的王西渠,因乃父体弱失眠,建议改变笃信中医的态度,到天津洋行购买西药(西洋补药)服食。《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0页。何豹丞身体羸弱,吴氏特地向他推荐熟识的美国医生满乐道,要他去求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56页。贾绂臣听从吴汝纶的劝告,用西医治好疾病。《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1页。吴氏学生王某体弱多病,命他吃西药,颇见功效。《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79页。
吴氏宣传西医,劝导于人,甚至采取责骂态度逼迫对方遵从,如谓信中医的吴季白,“执事于医学,所见如此肤浅,劝君且止此事,但可作举子业,今年取乡荐,明年入馆选,岂非用君所长乎!医道一事,从此闭口勿言可也”《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8页。。又如给姚叔节信中说:“不信西医者,皆愚人也。”《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10页。他采取这样激烈的态度,似乎有失敦厚之道,实乃因他感到中医传统势强,推广西医,得清除社会阻力之故。为此他对西医做了多方面的宣传,以便国人接受:(1)认为对西医已然在世界和中国流行的形势应当有所认识。吴氏在光绪十九年(1893)说,“近日五洲医学之盛”,使得中医一钱不值。《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9页。在此前二年,吴氏认为西医已在中国流行,故云其时“西医盛行”《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5页。。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针对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西医不合风土人情说法,批评道:“西医在中国行术者六十余年矣,何尝有‘不习风土’之患?”《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456页。(2)以治愈病人为例介绍西医。因贾绂臣用西医收效,希望“自此京城及畿南士大夫,庶渐知西术之不谬”⑧《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1页。。(3)用西医则须笃信之,不可将信将疑。所谓“以信医为第一义,一起居,一服食,无不惟医之从”,这样医者亦愿诊治,故能生效。《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68页。要求养病的儿子“一切惟医之言是听”《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91页。。(4)非痼疾均可以光顾西医,始能相信西医。光绪十七年云,西医对“非劳瘵痼疾,决无延久不瘥之事”《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5页。。(5)冀望人们化除积习和故见。“中国读书仕宦之家,安其所习,(对西医)毁所不见”⑧。(6)对西医书籍应持欢迎态度。劝人阅读西医书籍,谓“近今西医书之译刻者不少”,不读是不求上进。《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9页。“尊体羸弱,宜略阅西医书,稍明养身之法”《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56页。。有人认为不通德文不能翻译医书,如今所译之书是糟粕,吴氏则云英文通行各国,法文尤精,懂英法两种文字即可,无须一定要用德文,而现在所译的书皆有用之书,即是糟粕,也可先用,再谋得精华之书。《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8页。(7)抨击中医业者的自私自利。指出“用医术为生计者,又唯恐西医一行,则己顿失大利,以此朋党排摈,而不知其误人至死者,不可胜数也”。(8)使用中西医对比的方法贬低中医提倡西医。吴汝纶常常进行这种比较,最典型的说法,是他不止一次地讲“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与童子”《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5页。,以为两者的差别是一天一地,让人唾弃中医而信奉西医。
(二)对西医科学之处的认知
在吴汝纶的时代,西医的科学性所在与真正价值,即使相信者,认识也是不完全的、有限的。吴汝纶与在北京、天津、保定的西洋医生、华人西医以及懂得医术的传教士交游,特别是阅览一些有关西医的书籍和手册,如《妇婴新说》《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54页。《省身指掌》《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68页。《西医大成》《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2页。等,因而对西医有所了解,并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进行交流,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说的这一番话,大约表现出他的总体认识:“西医考核脏腑血脉的有据;推论病形,绝无影响之谈;其药品,又多化学家所定,百用百效。”《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1页。他对西医所能理解的、感受到的,或者说能表达出来的,主要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西医学理、病理清晰准确。吴氏说西医“理精凿而法简捷”,而中医则是“含混医术”《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5页。。这种“精凿”与“含混”的对比,是说西医学理精确,也就是现代所说的西医是科学,是有理论的,是用理论来论证病情,可以准确无误地剖析病人所患为何种疾病以及应该如何治疗。吴氏以人们常说的头痛病来说明西医分析的精到:有人头痛,每发辄捶床呼号。此病中医不知其故,西医书则称其脑气受累所致。缘脑气所以受累者,则因人之聪明智慧皆出于脑,每日用功,必有休息闲适之时,然后脑不受累,若勉强过度使用,脑必累而成病。《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79页。
二是西医诊治方法简明而科学。吴氏在没有参观西医剖腹、截肢手术之前,知道西医使用听诊器检查病状,确定病名,对症下药,与中医的切脉不同,认为西医简单可信。他就西医诊治肺病说,“用闻症筒细心审听,决为可治,乃足信耳”《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87页。,意思是医生通过听诊器细心诊断,认为肺病的程度仍可治疗,才会给药及提出养病建议,病人也因此信任医生的处断。诊断认真,且为不可缺少的环节,否则不给治疗,所谓“西医不见病不肯给药”《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86页。。吴氏还知道西医通过X光镜为病人做检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订时遇刺中弹,吴氏写信慰问,并询问治疗情况:“面部所被子弹,闻用西医新法,照见留藏处所,曾否用法除去,抑果毋庸过问,至为私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24页。
三是西医药品因科学研制而富有疗效。吴氏说“西医研精物理”《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57页。,深知物性,研制出医药产品,故而对治病有效。为此将化学家与治药连为一体,如说“又至一室,为制药处,则化学家事也”《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04页。,以及前述药品多化学家所定。说到“学家”,意味着科学,令人信服。比如,国人深信燕窝、鹿茸等为最有价值的营养补品,而吴氏说西医研究得知,骆驼粪便提炼出的阿磨利亚,树生的阿磨利亚,和鹿茸的功力相等,而价格便宜百倍,而且燕窝、鹿茸的补力都很小,西医并不采用。《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57页。
(三)建设西医学堂的思考
相信西医,医生从哪里来?吴汝纶在国内阅读西方及西医书籍,结交洋医生,应当对西医学院有所耳闻,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阅览沈敦和辑译的《英法俄德四国志略》,得知德国设有大学院,其医学有六门类:“一核全体骨窍肉筋血络液管脑气,二论各经功用,三论病源,四论药品,五论配制,六论胎产。”《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666页。及至次年到日本考察教育,留意于西医教育,去医学堂、医院参观,出席医学家集会,访问学者和官员时交谈医学教育,他将心得写进日记,写信告诉友人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张百熙,特别在《东游丛录》做出专题报告,现在依据这些文献揭示吴氏对建设西医院校的见解。
医学在学科分类中为专门之学。吴氏获知西方学术界将学术区分为三大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自然科学里的二类学科有材料学科,其下有性态科学,实即医学,内含“生理学、组织学(凡人物身体之构造,骨格之结合,研其效用,谓之组织学)、病理学、卫生学”《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548页。。由此可知医学是一种专门学问,医学教育也就是一种专门教育。在日本,中学毕业,可以进入专门学校,包括医学堂。
医学院校的建制和学制。医科学校有两种,由国家设立的为“医科专门学校”,归文部省管辖,经费出自中央政府;府县设立的名曰“医学校”,经费由府县筹备。⑨《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64页。医学校分为二科,一为医学,另一为药学。医科学业年限系四年,药科则为三年。《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57页。教员,在专门学校分为两种,即教授和助教授,前者系奏任职务,后者为判任职《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66页。,在医学校,亦分两种职务,曰教谕、助教谕,也分别是奏任、判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64—665页。大学医学部的教习,多延聘荷兰、英国和德国学人。《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79页。教学设备,除了教室、宿舍、餐厅,重要的是实验室,如病理标本室、解剖标本室、验药室、制药处,考验毒物室、生理化学室、生理室、眼科解剖标本室,以及附属医院和病房。《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03、717页。课程中有生理学,上课以外,还有实习。《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66页。学生,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医学校,而入专门学校则要考试录取。学生均需交纳膳食费。府县医学校卒业,即可行医。⑨
特别关注法医。吴氏云:“所心服者,尤在法医。法医者,检视生死伤病,以出入囚罪,近年问刑衙门获益尤多。吾国所凭《洗冤录》、仵作等,直儿戏耳。”《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97页。又云:“(法医)吾国所急宜讲求者。”《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16页。
(四)为中国开化而倡导西医
吴氏提倡西医、西医学,直观上来看,是要用西医取代中医,当然事情并非这样简单,而是关乎中国接受西学和近代化以及近代教育。他在直接给张百熙的书信,以及由他人转达的函件中,说明他在日本耳闻目睹关于西医重要性的言论,如日本政要文部大臣菊池、外务大臣小村、长冈子爵、近卫公爵、医学家同仁会,均讲说兴办西医的意义,吴汝纶不厌其烦地加以转述,是怕中国政坛“以医为无甚关系,故具书此间所闻,以备张尚书采择”《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97页。。关系重大究在何处?在于两点:其一,西医为开化之端。所谓“医学为开化至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96页。,日本“文明之化,自医学开始”《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47页。。开化是对着文明讲的,文明是指近代文明,中国要走出古代的不开化,走向近代文明,要以学西医为起手办法,为开端。其二,西医促进西学发展。学习西医,就要联络西人,从而成为加强西学的一种门径。而习西学,是立国之本。吴氏在研经会招待席上答词云:“今时国无西学,不足自立。下走东来,仰求师法,实欲取长补短,以求自列于群集竞存之场。”《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50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使中国立足于竞争的世界之林。
二、卫生学的倡导及其与西医、西学之关系
养生之道,自古有之。吴汝纶所讲的养生,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养生,而是同他对西学、西医的认识相一致。他将养生提高到卫生学的境界,将疾病医疗与健身方法联系起来,并将卫生法引进学堂,这些新观念的产生,无疑源于对西医、西学的理解和运用。
(一)新式养生与健身
肺病疗养法。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肺病(肺结核)是人类健康的大敌。吴汝纶本身咳血,不知是否为肺病,而他的儿子确实患上了此病,为此他求教西医,与西人肺病患者交流养病经验,因而总结出一套疗养法,并且介绍给友人,如给侄女婿廉惠卿信中说:“令四弟如系肺疾,应就西医,并宜移居海滨,借海风所涵碘质,以补益肺家,服麦精鱼油,以调养肺体,仍戒勿用心,勿受外感。此病甚不易治,中医不解,亦无征效之药,其云可治,乃隔膜之谈。”《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87页。大体上表述了他的肺病治疗法:其一是呼吸新鲜空气,多吸收氧气。“养肺以常得空中清气为要,故每晨出游,为养生第一义”⑧《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86页。,早晨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只是一个方面,他还懂得吸收氧气和排除废气二氧化碳,故云在山区,得养气(氧气)稍多,肺渐结实,而入城郭,接受炭气(二氧化碳)多,就会犯病《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78页。,户外活动之外,要勤开窗户,所谓卧内宜通空气,窗宜常开,宣通疏豁以养肺,人不知此,尤其是北方人冬天固闭门窗,室内黑暗,竟然以为养人,令知晓医学者可怜他们。《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67页。吴氏不仅明了通风对养病有益,更由此懂得中国传统房屋建筑的不利于健康,故云“中国房舍不适通风采光之法”,所以成为上学幼童早逝的一个原因。《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66页。其二是注意饮食,吃易消化的食物和西洋补品。吴氏认为麦乳精、鱼肝油为咳血要药,牛肉精或牛液粉(奶粉)皆养身妙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68页。吴氏主张多吃牛肉,家中备有“洋铛”,炖牛肉,不加水,喝其汁,以养人。《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93页。笔者理解,此法应与云南气锅炖鸡相似。其三是应有有节制的运动。用吴氏的话说是“运动以不受累为要”⑧。他特别以肺病痊愈者的传教士为例作宣传,美国人路牧师肺病严重,遵医嘱回国疗养,他每日在田野锄地,不到一年病愈,原因是原野空气新鲜,锄地活动两肘,增加肺呼量。《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753页。当然运动量不能大,大了身体要受伤。其四是听医生的劝告,少用脑,少读书。其五是防止感冒。此外,病人一切起居宜加慎重,勿着急,勿恼怒,勿忧愁,大风大雾之时勿外出。《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87页。在肺病的特效药盘尼西林、雷米丰发明以前,主要靠养,诚如吴汝纶所说,“肺病不在医药,全在得清气养气,善自将息”《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92页。,他的疗养法是行之有效的。其实,他的方法不只是治疗肺病的,在营养、适当活动、呼吸新鲜空气诸方面,对健脑、养胃都是有价值的。
健脑法。吴汝纶的教书职业,多接触青少年,而青年学子中患头痛、风眩、颠狂病、失眠症的不少,吴氏说这都是脑筋受伤,解决的办法是不要上学太早,应到八岁入学,在学习时间,不可用功过猛,一定要有课间休息,体育锻炼。《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68、601、603页。
养胃法。吴氏友人王小泉患胃病,几乎不能进饮食,又不敢吃药,吴氏特为他介绍牛肉精,说这种食物入胃即化,不会使胃出力受伤,它是食品,不是药,不必拒而不用。《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2页。
营养学和营养品。吴氏多次在通信中说到营养品牛肉精、奶粉、麦乳精等物的价值。他作为以米为主食的南方人,从西方书籍中获知面粉的营养价值高于大米,因此主张多吃白面。《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75页。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食物,而是营养学。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日记里摘抄一千多字的《纽约格致报》关于食物成分、能量的统计分析,内容包括各物产生的热能,人类能够消化的程度,以及脑力工作者与体力劳动者,体质强者与弱者,男性与女性,年龄的差异等因素对消化吸收的影响。吴氏从而认为:消化之事,以肉为易,瓜菜为难也。《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527页。
育婴法。吴氏因为添外孙,告诉柯绍忞(系其女婿)夫妇:中国传统抚育婴儿方法不当,应咨询西方女医生:“彼土料理婴儿,将养爱护,曲尽性理,家喻户晓。其谓吾国妇人,愚蠢不达事理,往往用为笑柄,名为爱之,其实害之,故必以勤问西法,为养婴之要诀。”他举例说,去看视一位西方人,该人不在往常接待客人的地方会见他,乃因小儿昨夜未睡好,现在那里睡眠,不要去惊动。尽心如此,其他可以类推。《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54页。
晨练法。吴氏日常早起,到原野走步,一般要走七八里。《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46页。他鼓吹晨练,劝人“日日清晨出外行动,其补益过于日食一鸡”《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57页。。走步而外,自云“每晨跳舞,即体操之意”《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94页。。总之,早晨要做健身活动。
(二)学堂卫生法
吴氏将学堂卫生看作第一等事,所理解的卫生,是将体育(体操)视为生理卫生的重要内容,纳入教学课程;制订学校清洁卫生规则;主张设立校医。
卫生为教育根本的识见。吴氏得知“外国学堂以卫生为第一义”《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91页。,而且“现今以卫生为教育根本,已成世界之公论”,“西洋各国学校中皆有卫生之学”。何以卫生能成为教育根本?吴氏认为学堂卫生有三个必要,也有三种收益:使学生身体健壮,足以胜任工作;体健能够令人有精力发挥才智,创造财富,使得国家富足;体壮能够精神刚毅,义勇奉公,是国家兵力强大的条件。《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71页。这样把富国强兵同卫生联系起来,自然将卫生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了。
学堂清洁法。吴氏让人将日本学校实施的清洁法译成中文,预备在他筹办的学堂中实行。他不是原文照搬,而是加上自己的见解。如大扫除,日本原定每年一次,他觉得太少,改为二至三次;又如禁止吐痰一条,他特别加写“此各国所兢兢也”《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66页。。清洁法规则分三个方面,为日常清洁法、定期清洁法和校园被水后清洁法。其日常清洁法有九项:一、教室、宿舍每日洒水打扫,擦拭用具,开窗户,洒水注意不让室内潮湿;二、教室、宿舍备字纸篓、痰盂,不得乱扔废纸及随地吐痰;三、宿舍预备鞋帽刷子,学生出入应该刷拭;四、衣服被褥时常曝晒和洗涤,每月最少一次;五、便所每日清洗,粪缸撒布防臭药;六、食堂、厨房、浴室、盥漱室时常打扫,开窗通风,清除臭气;七、垃圾及时搬运出去;八、水沟经常疏通;九、庭院、操场、廊檐下亦须保持清洁。定期清洁法笔者不再转述,其水后清洁,是为防制湿气。《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22页。
体操课程的设置。吴氏批评儿子闿生不懂得体育的重要:“体育为学校中一要义,各国皆讲求此事,汝独不能,是仍中国旧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03页。表明他知道重视体育乃世界潮流,国人要能跟上,必须破除传统观念——以为体能活动不是读书人的事情。他强调体育,不只是学生个人的事,而且关系着国家的富强。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松井次郎兵卫给吴氏信中讲述体育的好处是:体育令人身体健壮,精神旺盛,“则文教可兴,武备可精,殖产兴业可以隆盛焉。果然,则富国强兵之策,全存于兹”《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51页。。这封信,吴氏收入所着《东游丛录》中,表达出重视和赞同之意。
校医的设置。日本学校设有校医,在1902年吴汝纶考察之时,公立学校二万八千余所,有校医七千余人。校医的一项任务是调查学生体格,一年两次,所谓调查,即体格检查,并写出报告,说明学生现时身体强弱,比较当年与前一年体质变化。报告送交文部省,以便修改学生课程数量,保障学生健康。《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70页。
其他方面,吴氏亦多所关注,如教室采光,课桌椅高度与学生身材的配合,吴氏也都留心到了。《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33页。另外,个人卫生方面,强调注意整洁仪表,比如教导作为学生的儿子,身体宜修洁,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令人讨厌,以后八日一剃发,三日一洗澡才好。《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76页。
(三)卫生学与西医、西学
学校开设体育课,设立校医制度,建立一整套的清洁法,是中国传统教育所没有的。吴氏讲的卫生学既为中国前所未有,相关的养生学亦是新式的,与传统的迥然不同。这是因为他吸收了西医、西方养生学知识,并加以总结而得到的。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多次见到吴氏说卫生、体操西人如何说,如何做,西医又如何如何,他所抱的态度就是学习、仿效,并要求他人也要那样跟进。他读包括医书在内的西方书籍和接触西方人士时,力求抓住人家的办事精神、为人处世的精髓。他说“西国学人必求饮食起居之适意,不以简啬为美,诚见养生之重”《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04页。,又说“卫生之学,万不可不讲。西人无论为学办理,每日不过四小时用心,余皆休息时,此最宜学”《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03页。。他从而懂得人的劳逸有度的生理卫生要求是合理的,生活的适当营养是必须的,因为有那样的生活理念,才有相应的养生之道,那样的生理卫生知识。“非明于西医者不能自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67页。,在彼时的中国,无疑是至理名言。
日本学习了西医,吴氏从日本得到卫生法。吴氏在日本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日本的医术,从学习中国改而效法西医,他在日本同仁会欢迎会致答谢辞:“贵国之医,本取中国,几经考验,乃改用西法。”又说:“见各学校于生徒卫生之事,最为注意,此非医学大明,何能及此!今敝国将开学堂,若诸君子以精深医术推行教导,则吾国受益于贵国甚大,岂言语所能志谢哉!”《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47页。盛赞日本医学的进步,同时表示乐于接受日本的医学,改变中国医学和教育的面貌。从已接受西学的日本学习西方文化,此为晚清中国改革论者的理想之路。吴氏的赴日游历,结交日本各界人士,请人翻译学校及卫生规则,就是走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道路。
三、传布西医西学的意义和反中医思潮的世纪反思方法
前文简单叙述了吴汝纶否定中医、推崇西医和卫生学的史实,如何看待他的这种活动?他在崇信西医中极力反对中医,又应怎样评说呢?尤其是中医起死回生,学界回眸,需要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呢?限于笔者的能力和时间,只能作肤浅的、提要式的说明。
(一)推崇西医的社会意义
其一,推动现代学校卫生教育的诞生,吴氏个人应当被视为一位助产士。
这里只以一个事实为例了解吴氏对新式教育出现的作用,这就是他的作品《东游丛录》。他将在日本考察现代教育所形成的文字,汇集成《东游丛录》四卷,卷一是关于教育制度的,涉及教育行政,各种类型学校的功用、学制、学则、管理、教学法、学生成绩考核、教科书、学校设备、图书馆、博物馆,日本学校沿革,欧美小学课程;卷三是学校图表。卷二系参观交游日记摘录,卷四汇集有关函札。卷一、卷三是总叙现代学校制度,并以图表作出辅助性表达,是理性的说明,卷二、卷四是面对现代教育的个人感受,进一步申述现代教育内涵和实行的必要。吴氏系受清朝政府学部派遣赴日考察,身份是北京大学总教习,以《东游丛录》交差,可惜的是回国旋即辞世,筹办中的桐城学堂亦未能目睹其问世,更不必说办大学了。然而他鼓吹兴办现代学校的愿望是在中国大地实现了。整套制度不说,以卫生方面来讲,学校开设体育课、生理卫生课,建置校医室,制订并实行清洁卫生规则。以笔者的亲身感受讲,20世纪40年代在农村上私塾,在大城市读高小和初中,私塾还是老规矩,不必说没有体育课,没有课外活动,连去厕所也要拿牌子及时回到书房,随地吐痰、擤鼻涕,学校就大不同了,教室放有废纸篓、痰盂,每天有值日生做清洁,另有大扫除,体育课之外,高小打垒球,初中打篮球。而今回想起来,有这样现代学校学习,真是幸运,而这是受现代教育推行者之赐,是吴汝纶及其同道现代教育思想为世人接受的结果,也就是受吴汝纶之赐啊!因此对他怀有感激之情。
其二,吴氏是西医在中国立足的呐喊者,对西医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上海新闻纸报道,同治十一年(1872)到虹口养育堂就诊的病人17644位,其中有西方人321人,西医为院中董事,并培养华人医生。《申报》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同年,前往仁济医馆“就诊之人日益多”《申报》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五日。,次年到北京西医开设的医院治疗的有9618人。《申报》同治十二年六月初十日。这是19世纪70年代,在首都北京、大城市上海各有上万人次的西医就诊者,这些人是新事物的勇敢尝试者,然而更表明的是西医在中国已有不俗的表现。不久,光绪七年(1881)的有关信息是,西药因立见效应,“有后来居上之势”黄式权:《淞南梦影录》,收入曹炳章主编《中国医药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版。;到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人们认为西医已然流行。陈虬:《瘟疫霍乱答问》,收入曹炳章主编《中国医药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版。也许可以说19世纪下半叶是西医在中国站住脚跟的时期。吴汝纶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信仰、推崇西医的,他是先驱者,属于勇敢者行列,这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为西医大声疾呼,以不信西医者为庸人,拒绝中医者为卓识。吴汝纶谓王小泉“拒绝中医,实为卓识”,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2页。他因为与西医及西人接近,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被民众误认为是信洋教的,他想从直隶保定到满城而当地民众不允许,辗转逃避到深州,才避免被团民掳杀之劫,而他主持的保定莲池书院有人被抓,友人罗大夫遇难。由团民对他的态度,可知他是宣传西医、西学的重要人物,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三,吴氏是冲击中医的激进者,仍有其某种积极意义。
中医无论在通用理论上、治疗手段上、医疗立见成效上都不及西医。中医缺少系统理论,诊断、用药规律性不显着,不能大量培养人才,医生多凭个人素养、经验处方,误诊之多不可避免,造成庸医多的状况。可是中医又占据医疗的主导地位、统治地位,不撼动它,西医就不可能立足和发展,就不可能为多数民众所接受。对中医进行冲击的力量,在态度上有两种区别,一是激进者,以为中医一无可取,要使它从医疗界消失;另一种人持温和态度,认为中医、西医各有优长,也各有不足,都不能百病皆治,需要取长补短,这自然允许中医存在了。两种态度,都对西医在中国传播有利,都质疑中医的垄断地位,使它处于被动地位,以致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作出取缔中医的决议案,赖有有识之士的缓颊才使中医延续下来,而后新中国政府的政策使它有了较大发展,不过它如何科学化还在探索之中。话说得简单些,冲击中医统治地位是必要的,使得它自身改进更新,提高科学程度,取信于人,乃至走向世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样,温和派、激进派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激进者的过分行为,无情打击中医,促使它在一个时期内难于生存,不能发挥它的治病救人作用,使得从业人员艰于生活,这种伤害,无论对社会、对医药界、对病人、对中医从业人员都是不利的。激进者的行为难辞其咎。吴汝纶是冲击中医的激进论者,对中医的变革有其意义,而对中医事业也有破坏作用,这正负两方面作用都应看到,不宜偏向一极。
吴氏的全面反对中医,可是好像又存有一点希望,这么说,是因在他的文论中有蛛丝马迹可寻。光绪十七年(1891)吴氏给在上海方言馆任职的萧敬甫写信,赞赏该局出版的《西医大成》,并云该局赵元益“长于译书,兼通化学”,可否请他邀集懂得化学的同人,“将《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药品,一一化分,考其质性,则为功于中土甚大”《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3页。。他希望能将中医经典里的药方药品化验出它的化学成分,能像西药一样,以明其药性,便于使用。可知他不是全盘抛弃中医。他阅读中外典籍,做出笔录,对《黄庭经》摘录甚多。《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990—993页。此书系道家修炼养生之作,与中医颇有关系。八国联军侵扰保定之时,吴氏给地方官吕秋樵书信,谓其维持局面甚为难得,并云:“事经有识之君子承办,虽万分棘手,亦皆有脉理可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04页。“脉理”一词,不经意用来,然而这是中医专业技术语汇,这一用,也表明吴氏并非决绝地摒弃中医文化,兴许还有一点爱惜之意。吴氏虽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但是中学是母文化,是其文化的根基,不论他如何表示对中医的弃置态度,在骨子里是不会遗弃干净的,与母文化不可能彻底决裂。
(二)否定中医的思想根源与社会背景
关于吴汝纶反对中医观念的形成,董丛林的《吴汝纶医药观的文化表现及成因简论》董丛林:《吴汝纶医药观的文化表现及成因简论》,《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张勇的《偏激与折衷——试析近代国人对待中医的态度》张勇:《偏激与折衷——试析近代国人对待中医的态度》,《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均论及吴汝纶反中医的思想成因,如与维新变法、与晚清儒学今古文之争的关系,笔者就不再论及,而拟说明以下四点:
重物质轻精神观念的时代来临。西方近代以来,社会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价值,看法上有着根本的转变,自然科学的地位超越人文科学,在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越来越明显。中医和西医就好像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西医检查使用器械、做化验,用药与施行手术并行,这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中医靠望闻切问,讲的辨证诊断和治疗,多系观念层面的,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两者的一物质、一思维,就令人直觉西医可信,中医不可靠了。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里说:“我国人谓疫有神,故设法以驱之。西人谓疫有虫,故设法以防之。神不可见,而虫可见。微生物乃天地间一大种类,终日与人争战,虫败则人生,虫胜则人死。”所云细菌可见、神不可见即中西医的物质与精神之别。吴汝纶所说的西医“理精凿而法简捷”,中医是“含混医术”《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5页。,就体现了重物质、轻思维的观点,而这是时代理念,不是吴汝纶个人的。
社会上层易于接受西方先进物质文明。开始让西医治疗的主要是两种人,一是社会下层的穷人,无力治病,西医,特别是传教士开办的医院施医施药,穷人不得不前往就诊;另一是社会上层人士,早在清初康熙皇帝就让西医疗疾,服用西药。吴汝纶的时代,上层人士信西医者也是先驱。李鸿章、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睘府邸均以牛肉精为“至宝”《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0页。。李鸿章的夫人请伦敦会的马根济博士治病,痊愈后捐款,帮助马根济在天津建立大医院。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619页。曾纪泽的儿子求助西医,不治而亡。驻日公使黎庶昌用西医治眼疾,丧失一目。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卷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1页。无论成功与否,找西医治病的上层人士实乃不乏其人。对外国先进的器物,社会上层乐于享受,迅速使用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信用西医,可能有生命危险,上层何以敢于一试?试者乃思想趋于新潮者,接触西人、西学较多的人,李鸿章、奕䜣、曾纪泽、黎庶昌皆是,吴汝纶亦然。
富国强兵的思潮。吴汝纶的幕主曾国藩、李鸿章以富国强兵为政治主张,吴汝纶深受影响。要达到国富兵强的目标,一个前提条件是人的身体要健壮,为此学习西医,在学堂进行卫生教育。
“庸医杀人”的社会思潮的作用。晚清至民国前期,可能是西医在中国的实践,更让人感到中医之无能,于是“庸医杀人”与中医等同起来,或者说就成为中医的代名词。鲁迅不就因乃父病故而大骂庸医杀人吗?与吴汝纶痛恨“中土庸医杀人”《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1页。,如出一辙。
(三)关于文化反思的几点思考
笔者前面对吴汝纶反对中医采取两分法,未作全面否定,就涉及文化反思的方法论问题。
反思是学术研究,意在给人以历史经验的启示,需要避免强烈的政治性和大批判的武断方法,始可能正常地开展。尝见关于民国取缔中医案、讴歌名医施今墨的中医史论文,讲述议案制定者如何反动,怎样被斗争抵制。阅后,只使人产生其文在宣传“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感觉,并不能明了为何会有取消中医的动议。至于方法上,重在给事情定性,并不讲述多少道理,似乎有“大批判”的痕迹。想来其作者也并非有那种意识,很可能是受意识形态上颂今非昔的影响,受否定历史、动辄批判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学术性地进行文化反思,似乎不宜只是单纯地对反思客体作出对与错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明了其时人们何以会有那样的行为与观念,重在说明它,以便后人理解,从中得到教益。这样的要求,绝不意味着学术见解可以含糊。观点必须明确,是非应当分明,但这不等同于立场分明。既然不是简单地判定是非,就需要克服思维定式,多作分析说明,能够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对文化反思客体的新旧各种思潮、观念、流派、团体均宜做出正负两方面的检讨,说明为什么会有新思潮、新流派与传统观念、非主流观念以及不同团体的冲突。如中西医碰撞中各自的得失有哪些,中医从主导地位到被动、危殆、复兴,对自身的刺激、革新、前进有无益处,好处又何在,教益又来自何方。西医的、全社会的,均宜关照到。又如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谓其打倒孔家店过激,诚然,确实需要清除其影响,而所倡扬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不仅是当时的时代要求,即使今日仍是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一切都需要分析的,而不是简单地评判是非。再说,判定是非可以说相对容易,而明了事情的原委曲折及致此之由则不简单了。
从长期社会后果看文化观念的社会性和价值。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东西,所谓真理也具有相对性。文化反思的现实告诉人们,对同一个事物,不同时期的人有着差异的甚至迥异的看法,往往是后人否定前人的见解,但是能够成为定论吗?再后来的人会一定信从吗?不一定。今日以为正确,焉知异日不为谬论乎?所以不必过分自信,不必盲目自以为是。定论很难说,不过应当尽量做到反思得准确一点,为此要运用历史长过程的动态考察法,即将事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其变化,了解其在不同时代对社会的正负面作用及其演变,说明其社会性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