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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

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
王培华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01期第67～74页
【作者简介】王培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女，副教授
【内容提要】统计元代北方蝗灾的时空分布，利用现代天文物理、气候、地理和生物学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分析蝗灾规律，可知蝗灾主要分布在环渤海黄海区、运河河道区、黄河河道区及河北省的几个河淀流域；在时间上，大蝗灾（受灾路达6路即60县）表现出11年左右周期，特大蝗灾期（连续2～10年左右）表现出60年左右周期；在内推至金朝， 外延至清康熙时，60年左右周期仍然存在；运用现代天文学的太阳黑子活动11年周期和61年周期理论方法，通过太阳活动与气候因素和大气环流、温度、降水的直接相关性，解释太阳活动与蝗灾的间接相关性，探知蝗灾韵律性的基本成因。
【关 键 词】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国家减灾
一、概况、范围、文献和方法诸问题
元代北方蝗灾及其群发性韵律性，没有专门研究。1936年陈家祥《中国历代蝗患之记载》包括元代蝗灾史料；1965年生物学家马世骏说到现代一般发生地蝗灾“9～11年一遇”的周期性[1]；1993年满志敏博士在对1500～1900年黄淮海平原受灾50县以上的大蝗灾研究后，结论是：“从时间分布上看，黄淮海平原上蝗灾大爆发事件相隔18～166年，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可以推测这种无明显周期性……，在历史上其它时期内，也是存在的”[2]， 肯定了历史时期蝗灾的无韵律性； 1997年于德源只讨论大都路的蝗灾特点[3]。总之，元代北方蝗灾及其群发性和韵律性，是一个新课题。
本文研究时段，从蒙古太宗十年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238 ～1368）共131年。但探讨蝗灾韵律时，时段扩大为从金至清康熙（1163～1691）的500多年。地理范围，限定为中书省30路州，河南行省的10 路府，陕西、辽阳、察合台后王封地的别失八里等地区，相当于今晋、冀、鲁、豫、京、津、辽、新等省市区，及苏、皖北部，即北纬32—40°，东经89—123°地区。
历史文献记载详近略远的特点[4]， 能够充分满足研究首都地区自然灾害的需要，特别是元代中书省和河南行省辖地范围广大，文献记载详尽，有利于研究北方蝗灾问题。蝗灾记载的年次和路州越多，表示蝗灾的强度、频率、范围越大。元朝的灾伤申检制度，使我们可以相信文献中蝗灾记载的真实性，即数十个路府州县发生蝗灾不会被记作几个州县，无蝗灾的年份不会被记作有蝗灾。反之亦然。受灾路府州县数的记载多，表明无蝗灾的地区少。
在数量统计上，借鉴古气候学家竺可桢等经常使用的绝对值方法[5]，把《元史》及元人文集中记载的蝗灾事件的各要素即年代、路（府、直隶州）州县数，直接用来作为衡量元代北方蝗灾状况的量度，以探讨蝗灾的时间和地理分布特点，分别统计出北方各省蝗灾累积年次、中书省和河南行省40路府直隶州各路蝗灾的累积年次、各年蝗灾的成灾路府州县数。由于课题涉及历史地理、灾害、生物、天文物理、气候等领域，而我不可能是所有领域的专家，因此吸收了有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在解释元代大蝗灾的周期性时，尝试利用太阳黑子11年和60年周期理论。
二、蝗灾的路省分布及群发性
元代北方蝗灾，在中书省及陕西、河南、辽阳各行省，察合台后王封地都有发生，但是蝗灾的路省分布不均衡。至元十九年（1282）别失八里部东300余里（今乌鲁木齐东北）蝗害麦， 这是《元史·五行志》有关察合台后王封地仅有的一次蝗灾记载（以下凡引《元史·五行志》，均不单独出注）。辽阳省蝗灾很少，《五行志》和《本纪》记载辽阳行省4年蝗灾、陕西行省8年蝗灾。
河南行省10路府近100年中，累计61路发生蝗灾， 每路府平均遭受蝗灾6年次。图一显示，汴梁路17年发生蝗灾，归德府14年蝗灾。 淮安路11年，河南府路10年，南阳路7年。安丰和汝宁二路各发生5年，高邮、襄阳和德安分别为3年、2年和1年。图二所示，至元元年（1264）9路受灾，其他如至元七年（1270），大德五年（1301），至大三年（1310），泰定三年（1326），天历三年（1330），大致均有4～6路蝗灾。

元史-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
图一：1264～1362年河南行省10路府蝗灾积年
中书省30路州125年中，累计340路蝗灾， 每路州平均11.3年1次。图二是中书省30路州蝗灾积年形象图，真定路27年蝗灾，大都、卫辉、河间、东平、济南等路均有20～25年的蝗灾记录；保定、顺德、彰德、怀庆、大名、广平、东昌、济宁、益都、般阳、曹、高唐等路州也有11～18年的蝗灾记载，这说明中书省30路州蝗灾频率和灾害程度超过河南省；遭受蝗灾最严重的路州，均在今冀鲁京津等地，晋蒙很少。至元元年（1264）“北自幽燕，南抵淮汉，左太行，右东海，皆蝗[6]”。 其次如至元十六年（1279）四月大都十六路蝗；二十七年（1290）四月河北十七郡蝗，等等。总之，从蝗灾在省级单位的分布看，中书省最多，其次是河南省，陕西较少，辽阳最少，西北的别失八里的蝗灾记载只有1次。

元史-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
图二：1238～1362年中书省30路州蝗灾积年
自然灾害常在某些地区相对集中的特点，称为自然灾害的群发性[7]。大蝗灾也有群发性特点，一旦发生，就会向外扩散。马世骏等把现代中国东亚飞蝗蝗区分为发生基地、一般发生地和临时发生地，又确定沿海蝗区、滨湖蝗区、河泛蝗区、内涝蝗区等类型。东亚飞蝗的发生基地主要在沿海与湖滨，但一般发生地及临时发生地则以内涝区最大[1]。现代的蝗区研究为研究古代蝗灾的群发性提供了方法。
元代北方蝗灾主要集中在六个地区：
1.环渤海区，包括永平、大都、河间、济南、般阳、益都等路的近渤海地区。众多河流入海或泛滥，减轻了土壤含盐量，轻盐土地区生长着蝗虫喜食的虾须草、盐蒿等植物，上述六路分别有5年、25年、20 年、22年、15年和18年的蝗灾史。大都路的蓟、郭等州，益津、武清，河间路的靖海、南皮，济南路的滨、棣等州，益都路的淄、莱等州，博兴、临淄等县，都是蝗灾多发地区。滨、棣、淄、博、莱往往单独发生蝗灾，是蝗灾发生基地。
2.环黄海区，包括中书省益都路胶、密、莒等州，河南省淮安路涟、海、安东州，归德府徐、宿、邳等州，及高邮府盐城县，都是蝗灾发生基地。胶州3次蝗灾，2次单独发生，1次与潍州昌邑县相连发生。密、莒等州，或单独发生，或与附近地区相连发生。淮安路2 次单独发生蝗灾。徐、宿、邳等州，2次单独发生蝗灾，1次与临近地区益都路沂州（黄海西岸）相连发生蝗灾。上述路州都是蝗灾发生基地，除了有适合蝗虫生长的气温植被等因素外，还存在着大片沿海荒地。姚演在涟海州进行屯田，说明这里荒地甚多。
3.永定、滹沱河泛区及附近内涝区，包括保定、真定、大都路毗邻保定路的地区，河间路的内地，冀宁路的忻州等地。统计表明，保定、真定、河间分别有16、27和20年的蝗灾记载。真定单独发生蝗灾8年，河间、真定、保定、大都，同时发生的有8年。凡是几路相连发生的，都是大发生时期。冀宁路3次蝗灾无一单独发生， 均由其他区扩散而来。河流的滩地及白洋淀、五官淀、宁晋泊等周围，具有蝗虫生长的最适宜环境。徐光启认为“蝗生之缘必于大泽之旁”[8]，很有道理。
4.漳、卫河河泛区及内涝区，包括顺德、广平、漳德、大名、怀庆、卫辉、濮七路州，晋宁路的潞州等地。七路州分别有9～20 年的蝗灾记载。顺德、漳德各单独发生3年，大名和广平各单独发生3年和4年，这说明，顺德、漳德、大名、广平4路存在着蝗虫发生基地。漳德、 怀庆、卫辉同时发生的有8年，大名、广平与上述4路同时发生的有9年，都是在蝗灾大发生期。蝗虫猖獗的至正十八年（1358），“顺德九县民食蝗，广平人相食”。濮州单独发生1次，其余都是与周围相连发生， 说明其蝗虫多由其它地区扩散而来。
5.黄河河道区，包括河南行省河南府路、汴梁路，归德府的西部，中书省晋宁路解州，陕西省奉元路同、华州。河南、汴梁、归德分别有10年、17年和14年的蝗灾记载，汴梁单独发生的有3年，3路同时发生的有4年，3路多数蝗灾都与怀庆、卫辉同时发生，有时由河北扩散而来，如至正十九年（1359）八月“蝗自河北飞渡汴梁， 食田禾一空”[9]（《元史·顺帝纪八》），并向东扩散到淮安路，向西扩散到陕西奉元路。有时蝗灾自东向西扩散。
6.运河河道区，包括济宁、东平、东昌、高唐、德、恩等路州，及益都路的滕州等地。济宁、东平、东昌、高唐分别发生12～21年的蝗灾，东平和东昌都单独发生过蝗灾，说明这里是蝗虫一般发生地。运河河道，自南而北，历经济宁、东平、东昌、高唐等，有蝗虫最适宜生长的环境。微山湖在至元十七年（1280）以后被称为飞蝗发生的大薮[1]。 山阳湖在明朝是邹滕蝗灾大发生的源地[8]， 推测元朝济宁路蝗灾与山阳湖有关。济州河、会通河分别在至元二十年（1283）和二十六年（1289）开通，济宁、 东平、东昌3路具备了蝗虫生长的条件，非蝗灾大发生时，仍有蝗灾记载。
蝗灾在空间上的群发性有多方面因素。徐光启说：“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如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之地，湖巢广衍，旱溢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历稽前代及耳目所睹记，大都如此。如他方被灾，皆所延及与传生者”[8]， 意谓这里有适宜蝗虫生长的水、干湿度及植被等条件。蝗虫生长受气温、降水、地形、植被、土壤等因素的影响，上述地区的各种条件都适合蝗虫生长，所以造成了蝗灾的群发性。
　　三、蝗灾的时间分布及大蝗灾的周期性
蝗灾频率，中书省和河南省不均衡。河南行省的10路府近百年中，总共有35年发生蝗灾，平均2.8年一次。规定中书省和河南行省， 凡是20%路府受灾的年份为基本成灾年，这样，中书省6 路受蝗灾为基本成灾年，河南省2路受蝗灾为基本成灾年。图三表示，河南行省10 路府基本成灾年11年，至元元年（1264）9路府蝗灾；大德五年（1301）6路府受灾；至元七年（1270）、至大三年（1310）、泰定三年（1326）均有5路府受灾，天历三年（1330）4路受灾。
中书省蝗灾频率比河南省大得多。中书省30路州在125年中， 发生蝗灾53次，平均2.3年一次。图四表示中书省基本成灾年有21年。 受灾20路以上，即受灾范围66%以上的蝗灾年，是窝阔台汗戊戌年（1238）北方诸路旱蝗；至元元年（1264）“北自幽燕，南抵淮汉，左太行，右东海，皆蝗”[6]；四年（1267）东平太原等22路蝗； 六年（1269）山东、河北等20路蝗；大德二年（1298）山东、两淮、燕南、山北、辽东等约20路蝗；和至大二年（1309）四至八月中书省大部分路蝗。受灾路14～17路，即受灾范围46%～56%以上的蝗灾年是：至元八年（1271）六月大都等13路蝗；十六年（1279）四月大都等16路蝗；二十七年（1290）河北17路蝗；泰定元年（1324）大都等14路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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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1264～1362河南省10路府基本成灾年及面积（路）

元史-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图四：1238～1362中书省30路基本成灾年蝗灾面积（路）
连续记载蝗灾最长的时段，一是从中统三年到至元八年（1262 ～1271）的10年，其中5年蝗灾覆盖15路以上，称为中统至元特大蝗灾期；二是从延佑七年到至顺二年（1320～1341）的12年，其中4 年蝗灾覆盖10路以上，称为延佑至顺特大蝗灾期。没有蝗灾记载的最长时段，一是从窝阔台汗十一年到中统二年（1239～1361）的22年，二是从后至元五年到至正十三年（1339～1353）的15年。
自然灾害常在某些时段相对集中出现，某些时段没有，这种特点，称为自然灾害的韵律性[7]。 气候变迁和重大自然灾害具有一定的韵律性，已成为灾害和古气候学者的共识[5]。大蝗灾有无韵律性？生物学家马世骏认为一般发生地蝗灾有“9～11年一遇”周期， 满志敏认为在一段历史时期中黄淮海平原大蝗灾“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2]但是元代北方大蝗灾某些时段相对集中，某些时段根本没有； 有蝗灾的时段，大蝗灾也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
元代北方大蝗灾有11年左右和60年左右的周期性。图五是对中书省河南行省40路府州大蝗灾年（6路受灾，平均50～60县，占总路府州的15%）及受灾路数的统计，横坐标为公元年，纵坐标为受灾路数量。大蝗灾年在有些年份特别集中，从公元年的尾数看，9 为尾数的大蝗灾年有5次，0为尾数有4次；从间隔看，1269、1270～1279， 1279～1289、1290，1289、1290～1298，1298～1309、1310，等等，都相距11年左右。1263，1264，1265，1266，1267～1322，1324，1325，1326，1327之间，相差60年左右。11年左右周期与现代生物调查结论一致，1965年马世骏指出：一般发生地蝗灾有“9～11年一遇”的特点[1]。

元史-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图五：中书省河南省40路府直隶州大蝗灾年及受灾面积（路）
大蝗灾11年周期和特大蝗灾60年周期，也许可从太阳黑子11年周期和61年周期中找到解释。根据丁有济等人的目视黑子峰年和英国天文家绍夫（D.J.Schove）1948年的太阳活动周期和极值表[10]，结合文献中寒暖干旱记载，发现78%的大蝗灾年与太阳活动极值年相合或接近，这说明大蝗灾与太阳黑子活动的极值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大气环流、温度和降水。1197年以前蒙古或西伯利亚高压势力较强；1197年以后蒙古高压势力减弱，北退提早，南进推迟；故1197年标志着11和12世纪的寒冷与温暖的转折[2]。1193年是太阳活动极大年， 1194是目视黑子峰年，1197年大气环流的变化与太阳黑子11年周期变化密切相关，而环流变化直接影响温度和降水。元代存在着不少温暖表征，……冬季温度直接影响越冬虫卵的成活率，从而决定次年的虫口密度。“冬季温度偏高时，越冬虫卵成活率高，次年年内容易形成蝗灾爆发”[2]。 元代北方30%的大蝗灾发生在暖冬的当年或次年；降水减少即干旱与大蝗灾有比较密切的关系，43%的大蝗灾发生在大旱的当年或次年，而干旱的11年周期变化与太阳活动周期有较密切的联系[5]。
元代北方蝗灾还有2个60年周期，即从1262～1271年，再到1320 ～1331年连续蝗灾，即延佑至治特大蝗灾，相差60年左右。如上溯100 年即从金大定三年开始，则还有2个近60年周期。 据《金史·五行志》，1163～1164年中都以南八路连续2年特大蝗灾，到1215～1218年河南、陕西连续四年特大蝗灾，两次特大蝗灾相差52～54年；从1215～1218年，到1262～1271年连续蝗灾即中统至元特大蝗灾，相差47～53年；这样从1163～1368年的205年中，就得到3个长周期，平均间隔54年。如果下推至明和清初，则又得到6个长周期，即1372～1375（洪武五年至八年），1434～1442（宣德九年至正统七年），1528～1529（嘉靖七年至八年），1615～1617（万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1635～1641（崇祯八年至十四年），1690～1691（康熙二十九至三十年），平均间隔63.4年。这样在1163～1691年之后的528年中，有9个大蝗灾时期，平均间隔59年。这或许可以从太阳黑子61年周期中找到解释。目前在天文学上，从2 世纪到1912年的太阳黑子61年周期已经得到确认，平均长度为61年周期，1196年，1258年，1316年、1374年，1437年，1500年，1564年，1624年，1677年分别是60年周期的峰年。特大蝗灾，在61周年峰值附近所占比例为50%。这说明12～17世纪特大蝗灾的60年左右周期，与太阳活动61年周期的正相关关系达到50%。
　　四、国家减灾政策措施
元朝建立了自然灾害的申检体覆及减灾救灾制度，《至元新格》规定：作物收成和减产划分为10分：损失1～4分收成9～6分的田亩，税粮全征，故不需申检；损失5～7分收成5～3分的田亩，免所损失的分数；损失8～10分收成2～1分的田亩，全免税粮。后两种，要申检。 各地灾伤发生后申报灾荒，各路或按察司派员检踏灾伤，按察司或廉访司要体覆各路上报的灾伤情况[11]。御史台要对申报、打捕等事进行纠察。至元七年（1270）规定：“虫蝻生发飞落，不即打捕、申部，及部内有灾伤检视不实，委监察并行纠察”[12]。至元十四年（1277）江南行台成立后负责纠察蝗灾之申报打捕检视。可以肯定，因涉及减免地税，必定严格地执行以10分为标准的灾害等级分类。
申灾检灾救灾中有许多文册如申灾文册、检踏灾伤文册、赈济文册等。这些文册，应该包括路府州县村庄名、灾伤种类、受灾户主姓名人口数量、实损田禾顷亩分数、实该税石、拟住催税粮、赈济粮钞数量等。这些文册或者汇总文书，是国史院编纂实录和政典的原始依据，明初修《元史》，据《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政典》，其蝗灾记载大致真实可信。但是《元史》以10分分级来记载蝗灾的， 只有至元十年（1273）“诸路虫蝻灾五分”一条。大多数蝗灾，都只是简单地记为“蝗”或“大蝗”。这就是说，凡是记载于史书的蝗灾，都是造成作物损失5～10分的灾害，国家要全部或部分免除税粮。 对损失1～4分的蝗灾，国家要全部征收租税，文献中也不会有任何记载。
统计表明，140多年中，累计中书省340路蝗灾、河南行省61路蝗灾，辽阳行省约4路蝗灾、陕西行省约6路蝗灾，察合台后王封地别失八里东300里蝗害麦，总计元代北方410路蝗灾。
国家对蝗灾有减免田租地税和赈济米粮等举措，如太宗十年（戊戌，1238）诸路旱蝗，“免今年田租，仍停旧未输纳者”（《太宗纪》）；至元十年（1273）“诸路虫蝻灾五分，霖雨害稼九分，赈米凡五十四万五千五百九十石”（《世祖纪》）。但是最重要的减灾措施，是预防和治理，包括秋耕熟地、春天烧荒、捕打、秃鹫捕食、溲种、推广种植抗蝗作物等。至元七年（1270）《农桑之制十四条》规定：“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元史·食货志》），包括秋耕熟地，春烧荒坡大野，无草荒地捕除蝗子，盐草地内有蝗子，则申部定夺，广种豌豆，以腊月雪水煮马骨浸种[23]。以后在武宗至大三年（1310）和仁宗皇庆二年（1313）都重申秋耕，“复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路许耕其半。盖秋耕之利，掩阳气于地中，蝗蝻遗种皆为日所曝死，次年所种，必盛于常禾”[9]（《元史·食货志》）。本世纪60年代的实验证明，深耕可防止飞蝗产卵，并使土中原有蝗卵失水或为天敌所食，是消灭内涝蝗区的有效措施[1]。 大德三年（1299）“扬州淮安管着地面里生了蝗虫呵，止打得其间五千有余”，于是禁止打捕秃鹫，使之捕捉蝗虫[13]。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皇帝和中书省都重申有蝗虫遗子地，本路州县正官各一员专一巡视本管地面，秋耕熟地、春天烧荒[13]。官修《农桑辑要》提出溲种法使“禾嫁不尽蝗”[14]。王桢认为宜推广种植抗蝗灾作物：“蝗……独不食芋桑与水中菱芡，宜广种此”[15]。秘书监藏有宋董煨《救荒活民书》29部（《秘书监志》卷5）。 农书和救荒书能对预防和消灭蝗灾发挥指导作用。
朝廷多次派遣官员到各地组织人力督办捕蝗。从中统到顺帝后至元二年，国家一直派官督促灭蝗，他们对灭蝗很负责任，并且有灵活性。王磐于中统三四年之间“出为真定、顺德等路宣慰使。……未几，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万人”[9]（《元史·王磐传》）。 至元元年北方大蝗，胡祗遹到济南捕蝗：“朝廷遣使四处捕蝗，仆奉命来济南，前后凡百日而绝”[6]。约至元二年， 陈佑为南京路治中，“适东方大蝗，徐、邳尤甚，责捕至急。佑部民数万人至其他，谓左右曰：‘捕蝗虑其伤稼也，今蝗虽盛，而谷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即谕之使散去， 两州之民皆赖焉”[9]（《元史·陈佑传》）。括户口也要服从捕蝗，“至元七年五月，尚书省奏括天下户口，既而御史台言，所在捕蝗，百姓劳扰，括户事宜少缓，遂止”[9]（《元史·阿合马传》）。至大二年六月，选官督捕蝗（《武宗纪二》）。后至元二年七月“黄州蝗，督民捕之， 人日五斗”[9]（《元史·顺帝纪二》）。胡祗遹在济南督捕蝗时作《捕蝗行》，详细描述了农民捕蝗的艰辛：“老农蹙额相告语，不惮捕蝗受辛苦。但恐妖虫入田中，绿云秋禾一扫空。敢言数口悬饥肠，无秋何以实官仓。奚待里胥来督迫，长壕百里半夜掘。村村沟堑互相接，重围曲陷仍横截。女看席障男荷锸，如强敌贼须尽杀。鼓声摧扑声不绝，喝死弃容时暂歇。枯肠无水烟生舌，赤日烧空火云裂。汗土成泥尘满睫。上下杵声如捣帛。一母百子何滋繁，聚如群蚁行惊湍。嘉谷一叶忽中毒，芃芃枝干皆枯乾。……田家一饱弃易求，今冬斗粟直三钱。力回凶岁成丰年，公私仓廪两充盈， 大车小车输边兵。”[6]这也反映了国家组织灭蝗的作用。因此，尽管世祖至元和成宗大德年间都发生几次大蝗灾，但没有动摇国家的统治。顺帝至正十八、十九年（1358、1359）的蝗灾范围，比至元大德间蝗灾小，但破坏很大，“顺德九县民食蝗，广平人相食”，河南汴梁路州县“皆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障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乾而食之。又罄，则人相食”，并且扩散到淮安，“淮安清河县飞蝗蔽天，自西北来，凡经七日，禾稼俱尽”（《五行志》），蝗灾对元朝灭亡无疑起了加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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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播种•农桑辑要：卷2[M].
[16]　王桢.农书•备荒论：卷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