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封环境资源的经营与利用——读《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北宋开封环境资源的经营与利用——读《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北宋开封环境资源的经营与利用——读《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
郭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3年 03期
生态环境是近年人们愈来愈关注的向题，目前，已成为21世纪世界性的课题之一。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对生态环境历史变迁的追本溯源，特别是对我国古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在与古代生态环境最近密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一直未曾被人们所忽视。不仅如此，在其他相关领域，譬如都城制度史、社会生活史、经济史、断代史等等，也都有不少研究心得和学术成就相继问世。近日，河南大学程遂营博士最新撰着的《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一书，以12世纪为界，对开封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此前和此后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与以往人们对开封的研究相比，程着更加注重对开封各类灾害的详细考察。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色。
在本书第1章的5幅表格中，作者分别胪列了"隋代开封水灾"、"北宋东京雨水灾害"、"北宋东京雪灾"、"北宋东京旱灾"，以及"北宋东京风沙"等灾情的发生时间、次数和具体受灾情况。而开封生态环境体系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黄河，其决溢的频率虽然在北宋时期高于五代，但决溢的地点，"多在远离开封的河北、山东和河南的北部、西部地区"，作者认为，"黄河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构成对开封的直接威胁"。
据此，大致可以判定，作者所考察的种种灾害，属于唐宋开封的自然灾害；基本上，这些灾害与黄河的决溢和泛滥没有直接的关系。唯一对开封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是黄河泛滥在豫东平原地区留下的部分沙丘。北宋东京开始受到风沙的侵害，即与此有关。
在第9章"12世纪以后生态环境的退化"和结语部分，作者指出，12世纪以后开封生态环境发生逆转的主要原因，是黄河河患的加剧，并隐约提到了汴河的影响。作者统计了12世纪前后7次较大规模的人为决河，并分析了该时期黄河与开封之间距离的变化，对开封水系的破坏、湖泽的消失、土壤的沙化和盐碱化，以及植被的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退化的表现，逐一考察。这一点，与仅仅以宋室南渡和汴河湮废论及开封城市的衰落，稍显不同。这是本书的第二个特色。
第8章"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是对唐宋开封社会经济发展所进行的综述。作者的主要意图，旨在"反观生态环境的质量，从而为更加全面地评价生态环境提供合理的依据"。这样，探讨特有的生态环境背景下，开封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展的状况，即成为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本书对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的研究，除了具有上述三个特色之外，最主要的观点是："12世纪以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开封的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其标志在于：气候总体上温湿多雨、水系发达、湖泽众多、地形略显起伏、土壤和植被条件较好，城市建设、规划以及环境卫生管理卓有成效等。"
显然，以上述诸多标志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的开封，大抵即指北宋的东京。即使不论生态环境，北宋东京的风华，也是不难想象的。而谈到生态环境，则又不能不从汴京的城市特色说起。这里，不妨略述一二，以对程着的研究稍作一些补充。
首先，汴京作为一朝国都，与以往的都城相比，是一个功利性很强的城市。汴京更早的历史暂且不提，仅从通济渠开凿，连通黄淮算起，这个城市便一直是极为重要的漕运中转站。在开封成为政权中心以前，它作为"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全唐文》卷644《与韩弘诏》），其发展，是配合运河的漕运，为首都长安服务的。此地"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汴京遗迹志》卷18），始终维系着中央王朝的生命血脉。而汴渠，"不仅把黄河与淮河的航运功能结合成为一个系统，而且把两条河的各支流连成了一个在历史上具有极大重要性、覆盖于中国北部平原上的水网"（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这样一来，开封虽地处北方平原，但恰如周宝珠先生所言，它实际上是"北方的一个水城"（周宝珠着：《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当然，这主要是宋代的情形。汴河如宋人所称，"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其航运价值几乎同时意味着开封城市作为"天下之枢"（《宋史》卷93《河渠三》汴河上）的经济功用。
开封因转输江淮粟帛而致富庶，并以此取代长安、洛阳而成为一代王朝的政治中心。应该说，北宋汴京的经济利用价值超过了传统都城对政权尊严的强调。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北宋对汴京的经营，几乎在方方面面都达到了城市资源利用的极限。生态环境在其中，既非前提亦非背景，而是城市经营和资源利用的重要环节。
在《东京梦华录》的文字提示与《清明上河图》的直观参照下，今人想象中所熟悉的北宋汴京，基本上是一幅水路行船、陆上过桥的水乡景象。汴京的水系--如人们熟知的那样，有4条人工运河穿城而过。除汴河由西而东横穿城中外，东北有五丈河，西北有金水河，城南则有蔡河。各运渠之间在不同的时间里，或浚或废，分合不一，大体上与外城濠即护龙河均相互连通。四大运渠中，只有金水河不通航。据《止斋集》：本朝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自五丈河历陈、济及郓至京师。四河所运，惟汴河为最重。
这里，黄河虽不直接经过汴京，但"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表明关中物资经黄河进入汴河运抵宋都。因而黄河一线亦作为汴京漕运的航路之一。汴河"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东京梦华录》卷1河道）；且"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宋史》卷93《河渠三》汴河上）。蔡河是仅次于汴河的重要航道，连通汴京西南州县，"舟楫相继，商贾毕至，都下利之"（《宋会要辑稿·方域》16之22）。五丈河则"般挽京东路粮斛入京城"（《东京梦华录》卷1河道）。上述流经都城的水道，按政府每年规定的上供年额，"汴河斛NFEA5六百万石，广济河（五丈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蔡河）六十万石"（《宋史》卷93《河渠三》汴河上）。
汴京的水系不仅是提供城市生活物资的运输渠道，而且，始终是北宋王朝经济上的重要支撑。因而，水道运路的优劣以及航运条件的改善，自然成为北宋君臣格外关注的问题。以致在人们的印象中，"宋朝的历史，充满了关于治水的记载"（《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108页）。
与治水意义相埒的是植树。汴京的长堤榆柳和绿荫夹道，是这座都城最令人感怀的图景之一。无论是"莺啼高柳路西东"，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总不难令人联想起"粉墙细柳斜笼"，"芳草如茵"，"香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的汴京都城，与"垂杨蘸水，烟草铺堤"的汴河长堤。梅尧臣诗："古堤多长榆，落荚鹅眼小。其下泛黄流，其上鸣黄鸟"；柳永词："伫立长堤，淡荡晚风起。……塞柳万株，掩映箭波千里"，吟咏的是汴河堤岸的榆柳。而"石榴开遍透帘明"或者"门前种柳万千条"，以及"不上楼来知几日，满城无算柳梢黄"，说的就是城里的柳树与石榴树了。章楶《水龙吟》所谓："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全宋词》）即为京师吟咏杨花的名句。汴城街道的广泛植树，以后周世宗扩建外城的设计规划为肇端。后周显德三年（956）诏：
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已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
此项诏令的颁布，是为解决当时出现的"开广都邑，展引街坊"（《五代会要》卷26街巷）的"侵街"现象，政府准许都城居民在街道两侧各以占街宽十分之一的面积，用于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这样一来，"种树和掘井，使街道绿化而便于用水，并用作街道旁边的标记"（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此后，北宋的都城规划沿袭了这一绿化传统，因而其宫城、御街、厢坊街巷，以及护城河畔的树木花草，才被当时的诗文反复吟咏，更屡屡为后人叹羡不已。据《玉壶清话》卷3：
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景心知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
这里，周世宗诏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本意是为了都城的壮观。而大将军周景威"虽奉诏，实所以规利也"--"先于宋门内临汴水建楼十三间"（《渑水燕谈录》卷9），"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玉壶清话》卷3），可谓不折不扣的假公济私之举。但毕竟，"环汴栽榆柳"，多少也是出于美化都城的用心。况且，汴堤上的榆柳，除具遮荫作用而外，有其更重要的鞠护河堤之功效。
入宋以来，由于"京师常有决溢之虞"，因而，植树固堤的问题愈加凸显。北宋初年，宋太祖即一再诏令："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宋史》卷93《河渠三》汴河上）；"每岁首令地［方］兵种榆柳以壮堤防"（《宋会要辑稿·方域》14之1）。至宋仁宗天圣年间，沿汴河州县官吏的考绩，包括了植树一项。
然而，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汴京对木材的需求和耗费十分惊人。这其中，皇室富商、高官显贵、僧寺道观的大兴土木，以及京城内因频繁发生的火灾而导致的各种重建工程，自不必说，单是治理汴河需要修筑的"木岸"一项，即已构成汴堤树木的砍伐损失。
汴河的疏浚制度在北宋真宗朝、特别是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以后有所改变，从旧制每年秋冬闭汴口疏浚，改为三五年一浚。此时，不仅"泗州西至开封府界，岸阔底平，水势薄"（《宋史》卷93《河渠三》汴河上），而且，"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梦溪笔谈》卷25）。这种情形，不仅使"京师常有决溢之虞"，也给汴河的航运带来诸多不便。为了狭束水势以改善汴河的航运条件，自仁宗天圣九年（1031）起，开始修筑"木岸"。
关于木岸狭河工程的具体实施办法，相关的论述已不少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修筑木岸所使用的木桩、木梢，除一部分是从民间征募的"杂梢"外，主要即来自汴堤上的树木（见《宋史》卷93《河渠三》汴河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汴堤树木的砍伐——不论砍伐的程度如何，或许正是一种自毁长城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北宋王朝对汴京的经营，始终难以摆脱对其经济利用价值的最大关注。
以城市经济而论，像汴京那样的繁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显然是不多见的。人们对这座都城的怀想，自宋室南渡，已不能止息："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东京梦华录》序）"缅怀往事，殆犹梦也。"（《梦粱录》序）实际上，除了"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的伤感而外，南宋临安街市"如汴京气象"（《梦粱录》卷13）的热闹喧哗，与效仿京师的各种叫卖声，似乎更像是有意成为汴京街市的翻版。北宋汴京的商业景象，几乎成为古代城市经济的一个神话。但这对于都市环境的影响，并非不存在负面的问题。据《铁围山丛谈》卷4：
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
在《东京梦华录》里被描绘成"人烟浩闹"的马行街，位于汴京北面御街。南北几十里，两边各有茶坊、酒楼、饮食店、药店和娱乐场所，大小货行横穿其中，是汴京的马匹交易场所以及医馆和药铺的集中设置地--所谓"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铁围山丛谈》卷4）。整个街区集市，"车马阗拥，不可驻足"（《东京梦华录》卷3马行街北诸医铺）；而酒楼和瓦肆附近的热闹去处，夜市甚至"通晓不绝"--"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东京梦华录》卷3马行街铺席）从《东京梦华录》关于"州桥夜市"和马行街夜市的描述来看，当年宋都的夜市，也和今天一样，大抵以经营饮食为主。在汴京夜市上售卖的各种美味，有很多都是煎炙食品，如油煎灌肠、煎肝脏、饧蜜油煎花果之类；更有鹅鸭鸡兔和猪羊内脏等等。其油烟油腻之气，通夜不散，以致于蚊蚋因无法近前而远远避开。类似于上述马行街"永绝蚊蚋"的情形，显然是汴京城市环境不尽如人意的种种表现之一。除此之外，尘沙以及前面提到的满城飞絮，也都不是城市环境趋向良好的明证。当然，与繁华盛景中可能获取的享乐和财富相比，这些，在当时抑或后人的眼中，无论如何，算不上是十分重要的事。 顺便说一句，关于尘沙--"大梁尘土蔽天高"的情形，除前述程着所分析的原因外（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三章和第十四章对相同原因所论更详），还与汴京城市道路的状况有关。《梦粱录》卷12"河舟"条载："向者汴京用车乘驾运物。盖杭城皆石板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汴京城市虽水系纵横，类江南水乡，但街道路况迥然相异，所谓"浅沙车辙稳"，即可见其一斑。加之，"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归田录》卷1），所以，或"香尘染惹"，或"春泥踏尽"，总之，让人多有"身在大梁尘土中"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