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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艰辛跋涉，奋力拓荒 ——邓拓的史学成就

艰辛跋涉，奋力拓荒
——邓拓的史学成就
刘雅君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9年06期第16～19页
邓拓（1912—1966），福建福州人。幼名子健，笔名邓云特、马南邨、向阳生等。我国现代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学者。高中毕业后，入上海光华大学学习。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相继在上海法政学院、河南大学学习。抗日战争初，到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多项行政工作。建国后，历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兼任教授。着有《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和《燕山夜话》等，并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政协代表。
　　一
邓拓的史学实践，主要集中于四十年代之前。抗战期间，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邓拓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倾注于历史研究的时间较少。但是，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邓拓的史学成就毫不逊色。在邓拓所涉及的史学领域中，尤其是经济史等方面，其贡献卓着，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纵观邓拓的史学实践，其成就首先表现于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中。
1937年6月，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邓云特。该书初以文言文写成，约25万字（注：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时，为文言文，后由作者用语体文改写，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再版并增加附录，现二种版本并见。）。这是邓拓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三年的潜心研究后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邓拓生活的旧中国，灾荒频仍，民不聊生。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废怠民事，以至于经济凋弊，哀鸿遍野。目睹国难民怨，邓拓以国计民生为念，怀着满腔热诚，对中国救荒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写成了《中国救荒史》一书。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各种自然及社会因素的作用，时常有灾荒发生。历代的统治阶级和学者们往往对灾荒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对灾荒的形成及救荒工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但是，以往的书籍大多简略、偏颇，缺少对灾荒、救荒系统而科学的考察。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独辟蹊径、卓识毕具，通过丰富的史料和透彻的分析，详细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灾荒的自然和社会原因，并且阐明了历代救荒赈灾的措施、效果及存在的弊端，以作为现实社会的借鉴，为中国救荒史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通览该书，可以发现其书的显着特点。
第一，写作目的、指导思想明确，认识深刻、科学。邓拓指出：“所谓‘救荒’就是人们为防止或挽救因灾害而招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的一切防护性的活动。把历代的人对自然控制的具体关系和防止或挽救因为这种关系被破坏而产生的灾害所采取的一切政策思想记述下来，找出经验教训，这就是救荒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它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而且要记述和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因此，救荒史不仅应该揭示灾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病源，而且必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注：《中国救荒史·绪言》，见《邓拓文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另参见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1993年7月影印本。下同。）遵从揭示灾荒的社会病态和病源、探求防治途径的宗旨，正文各部分将历代灾荒的史实、救荒思想的发展、救荒政策的实施等内容逐次展开。由于对灾荒、救荒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邓拓将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中的许多考证、论析，不仅极大地超越了前人，而且启迪来者，成为后学者的典范。
如在论及历史上灾荒的成因时，邓拓指出：“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注：《中国救荒史·绪言》，见《邓拓文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另参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1993年7月影印本。下同。 ）他认为，灾荒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条件即“居于人类生活主体之外，并给与人类生活以某种程度的阻碍或便利的各种固有的地形、地质、温度、雨量等自然力”（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的作用，又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因素是首要的和根本的原因。他认为，以往的“学者对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力，往往作过高的估计”，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自然环境属于外部条件，它以“人类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条件为依据”，即只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所以，纯粹拿自然条件来解释灾荒发生的原因，是肤浅之举，将难以看到历史的真实情形，“灾荒形成的最后原因，或促发严重灾荒的基本因素”，是“最根本的人为的社会条件”。（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总言之，“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邓拓将各种社会因素综合考察、深入分析，这样，邓拓对灾荒史的研究就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而也就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了历史问题中带有实质性的内容。
第二，史料丰富，论述全面，分析深刻，体系完备。在写作《中国救荒史》之前，邓拓广泛阅读了各种史料，摘抄了大量的资料卡片，仔细地理解、斟酌，于零碎的历史记载中发现和解决问题。在《中国救荒史》里，邓拓使用了所能见到的各类史料，经史子集无不包容其中。如第一编第三章《灾荒的实际影响》在述及由于灾荒所造成的人口流移和死亡时，就引用了《汉书》、《后汉书》、《晋书》、《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文献通考》、《通鉴纲目》、《宋稗类抄》、《石林避暑录》、《康济录》、《昭代典则》、《名山藏》、《东华续录》等多种史料，以及近人的数种报刊。因此，该书资料翔实，视野极为广阔，为考析的全面展开和结论的最终获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救荒史》中，既有科学的理论前提作为统领，又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和全面的条分缕析；既阐明了灾荒和救荒的涵义、论述了历代灾荒的实际情形，又探究了救荒思想的发展和救荒政策的实施；既关注灾荒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辛酸，又揭示了灾荒产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特别是对于造成灾荒的根本原因——社会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既肯定了历代统治者积极救荒的成效，又揭露了阶级社会中由于政治腐败而致的消极救荒和救荒成效的有限，处处展示了邓拓历史学家的卓越史识。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现实，立场鲜明。本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社会凋敝，民不聊生。面对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身为热血青年的邓拓，不愿坐视国家的沉沦，大声疾呼，为祖国的崛起而呐喊。他说：“目前困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鄙视在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写一、二部大部头的学术着作，发扬祖国的文化。”（注：傅家麟：《青年时代的邓拓》，见《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转引自王必胜《邓拓评传》，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写作《中国救荒史》，正是基于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现实的出发点。确如邓拓在该书《绪言》中所说，救荒史的研究，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揭示灾荒之社会病态及其病源，还要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则是找出历史经验教训，“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史为明鉴，学术研究贴近社会现实，为社会现实服务，使得邓拓的史学实践充满了时代感、责任感。在《中国救荒史》里，邓拓坚持真理、坚持学术良知，不畏权贵、不避时政，对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中国救荒史》是邓拓的第一部着作，也是我国研究救荒史的第一部专着。虽然邓拓当时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青年学生，但是由于他解决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因此，商务印书馆在刊印《中国救荒史》时，已经将它列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名着，纳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加以推出。可以认为，《中国救荒史》是邓拓史学成就的典型体现，奠定了其历史学家的坚实地位。
　　二
邓拓的史学成就还集中体现于其《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一书中。该书由8篇论文结集而成，“前头六篇是抗日战争以前在《新世纪》、《时代论坛》、《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过的；只有后头两篇是全国解放以后在《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上发表过的。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年月里，没有时间研究历史，不可能写历史论文。全国解放以后，重新接触到历史问题，才又写了两篇”（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1959年，邓拓将发表于1935—1936年的6篇论文略加整理，或补充材料，或修订观点，有些还改动了文章标题，连同发表于1955—1956年的2篇论文一起，以《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为名由三联书店出版。
《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集结的文章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所论涉及中国历史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及古代经济史的多个方面。从收入该书的8篇论文来看，不仅在发表的当时独树一帜，引起较大反响，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今天仍然富有启迪意义。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实际上就是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在文化领域的较量。表现在史学界，则是围绕着中国社会史展开的激烈论战。邓拓就是在这场论战中成长起来的。1935—1936年，就读于河南大学的邓拓以“邓云特”的笔名陆续发表了7 篇历史论文：《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2卷第4期）、《中国历史上手工业发展的特质》（同前，1936年第3卷第2期）、《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时代论坛》1936年第1卷第2期）、《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奴隶制度问题》（《新世纪》1936年第1卷第3期）、《中国封建制停滞的历史根源》（《时代论坛》1936年第1卷第11号）、《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4卷第1号）、《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同前，1936年第4卷第3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从古代奴隶制度的问题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的问题”（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集中地进行探讨，积极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
邓拓指出，发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当时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激烈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因为“从陶希圣到胡秋原、任曙以至于王宜昌等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作了使人头昏的一系列颠倒是非的歪曲。他们虽然各执一说，没有统一的主张，然而在阉割历史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却是相同的”（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为了回击反动文人们对中国历史的歪曲和阉割，邓拓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悉心的探讨，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同时又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沿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共同道路前进。中国的历史，“从西周到鸦片战争以前，在这一个长时期中，都是封建制度的历史”（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这是邓拓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明确表述。在文章中，邓拓详细探讨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及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古代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辨别、批驳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前资本主义社会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专制社会说、佃佣制社会说及“反复论”等形形色色的观点。其中见解新颖、多所发覆，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许多错误认识，受到史学界的瞩目。如他在考察中国历代手工业的经济形态时，仔细地研究了官营手工业、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认为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出畸形状态，而官营手工业箝制了其它手工业形式的发展，进而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使中国封建社会显示了“历史的龟步”，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在论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时，着力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社会在外力的作用下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说”和“外铄说”，解决了“中国封建闭关的局面被打破以后，为什么不能迅速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使中国经济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偏偏会被国际资本主义紧紧地支配着，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这一中国近代历史的难题。他认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若干条件，但是还很不成熟。“正是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没有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十九世纪初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生长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所以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得中国的经济“遭遇了完全被奴役的命运”，因此，在中国将要发生的“产业革命，绝对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旧中国的命运，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此路不通’”。（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这些论文与其后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一起，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邓拓跻身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行列。
建国以后，邓拓行政事务缠身，但他仍然十分关注史学研究工作，并积极地投身于史学实践中。1955—1956年，邓拓先后发表了《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和《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两篇文章，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这两篇文章从崭新的研究角度，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对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邓拓认为，《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是18世纪上半期）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同时，通过认真的考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乾隆年间（约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邓拓能够摈弃外界的许多干扰，扎实地做一些史学研究工作，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勇气，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三
邓拓不懈追求，奋力拓荒，不仅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在史学方法论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审视他的史学成就，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不可忽视的学术特征及风格。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历史研究中。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一样，邓拓的史学研究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原则，在其研究领域里居功甚伟。参加社会史论战和写作《中国救荒史》时，邓拓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但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关注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痛，将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经常强调，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对于所掌握的各种资料，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分析和综合，这样才能坚持正确的立场，把握历史的真实。在史学研究中，邓拓身体力行，将科学性和革命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历史的许多难解之谜。
2.广泛涉猎，多方收集，扩大使用史料的范围。在邓拓的史学研究中，“五经皆史”，不仅详采存世的各种史籍，而且重视调查研究，将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有效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邓拓的历史着作和论文，除正史之外，通鉴政书、诸子百家、甲骨金石、笔记杂抄、传记文集、野史小说、方志碑文、年谱家谱、契约帐簿、报纸杂志、诗词传说等等，尽为所用（注：参见李乔：《略论邓拓的史料观》，载《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并且经常化腐朽为神奇，妙用迭现。如在《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一文中，邓拓曾对北京附近门头沟的煤矿业和其它地区的几种手工业进行了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契约、文书等珍贵资料，与史籍相印证，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这种史学研究的方法，独特新颖，影响极广极大，为我们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提供了足资效法的范式。
3.注重证据，强调“通识”。邓拓的史学研究，承继了清代朴学的合理成分，穷究史实，注重证据；同时又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全面考察，综合分析，以求得出科学的认识。他认为，“离开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材料的研究，孤立地观察某一个别的现象，一定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所以从事历史研究时，必须统揽历史的全局，善于将各种零碎、杂乱的资料悉心整理，于蛛丝马迹中寻出掩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实际情形。邓拓的史学论着，处处可见此种方法的自如运用。
4.贴近社会现实，普及历史知识。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邓拓较长时间内未能潜心于史学研究，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问题的思考，并且为在广大群众中普及历史知识、用历史智慧武装人们的头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建国以后，邓拓在繁重的行政事务中挤出时间，撰写了大量的历史短文，针砭时弊，倡导正气。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燕山夜话》，于1963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渊博学识、敏锐观察力及理论勇气，不仅在当时的社会中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极具启迪意义。
1966年，54岁的邓拓在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中含冤而逝。他留给后世的史学研究文字并不很多，但这已经足以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竖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虽然，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的一些观点还不完善，如邓拓自己所言：“其中有许多重要论点，不但没有全面地充分地展开，而且还有不妥贴的地方，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然而，这丝毫不能削弱邓拓的史学成就。今天，当我们回眸邓拓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们艰辛跋涉的足迹，感受他们于筚路蓝缕中的开拓之功，不能不产生许许多多深长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