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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

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
钱婉约
在日本近代中国学家中，内藤湖南(1866-1934年)可算是一个具有特色的人。
他早年在东京、大阪主要的报纸、杂志任执笔人，以其酣畅而富有气势的文笔和对中国时事的精通，成为新闻界有名的评论家。他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有过作为同时代人的敏锐评说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他的一些观点，对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对日本对华外交政策，都产生过实际影响。年近40，他从新闻界转入新成立的京都大学，以一名没有大学文凭的非科班出身人员，而俨然担当起建立甫始的京大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从而与狩野直喜等人创建了名震遐迩的京都学派。“内藤史学”所提出的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中国近世始于宋代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和注重材料批判、原典阅读、考辨实证等方法，以及史学研究要注重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等等，开启了京都学派的学术特征，形成了一代学风，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日本，也超出了当世。所以，他的思想与学术，既有与近代日本社会政治、中日关系密切相关的一面，又由于他深厚的学养和天才的识力，使得他的“内藤史学”足以让后人一叶知秋地了解日本中国学之概貌及其精深程度。他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和对现实中国的考察兴趣，一生曾九次来中国，先后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着名学者、报界人士如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肯、张元济、方药雨等人有过许多接触和交流。他们讨论时事，切磋学术，唱酬诗文，有些甚至结下了终生的真挚情谊，反映了两国文化人之间的友好交流，也促进了中日学术的互动与发展。
那么，内藤以一个只有中等学历的非学界人物，何以能在不惑之年转入当时的第二帝国大学，成为既开风气又为师的中国学京都学派的鼻祖?另一方面，内藤史学为什么能在学术界、在现实政治上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呢?
一、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确立
1887年，22岁的内藤背着父母，放弃了缀子小学教师之职，离开家乡，独自上京，他要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认识世界，施展自己的才能。他先后在大内青峦的明教社，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的政教社任社属杂志和报刊的撰稿人及他们的代笔。这时期是青年内藤思想、学术萌芽和逐渐展开的时期。
大内青峦(1845-1918年)是当时日本佛教界的重要人物。内藤在缀子小学时就表现出对佛教与国学的兴趣，他对于文章写作方面的天赋，也在家乡时就有过出色表现。①所以，当他供职于大内青峦手下后，小试牛刀，很快就成为令大内青峦十分满意的得力主笔。稍后大内青峦让他主持编辑《明教新志》的附属报刊《万报一览》，这是非佛教性质的综合介绍国内外新闻要事的半月刊，内藤接手后，新设“时事评论”专栏，这就更可以发挥他纵横论政的特长了。在明教社的三年中，大内青峦还把自己十分推崇的江户时代的佛教大家慈云尊者、富永仲基、普寂德门等介绍给内藤，这些人或是才华横溢的宗教改革家，或是深思卓识的宗教史研究家。读他们的着作，一方面引发了内藤对于本国民族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景仰及探求兴趣，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日后作为学者的内藤在历史观念和学术方法上的民族特色。
1890年，内藤转入政教社机关杂志《日本人》的编辑、撰着工作。政教社及其机关杂志《日本人》是明治年间在文化上要求抵制外来势力的侵袭，坚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思想组织。内藤由于受到家乡南部藩鹿角地方流行的是江户儒学的折衷主义学派的影响，在上京前就有了较明确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和对于政府的批判态度。这使得他很快便能与政教社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取得一致，并成为《日本人》的得力笔杆。
1891年初，由三宅雪岭口述、内藤等人代笔，写成《真善美日本人》一书，这书是从文化学术的立场向世界阐述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特点和作用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典型之作。
在《真善美日本人》一书中，已呈现出内藤史学的若干学术端倪。首先，书中论述道:日本与中国是同属于产生了周公、孔丘、李世民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关于人种起源、文化起源上日中同一的主张，在内藤以后的论着中经常提及，即所谓的‘旧中文化同一论”。其次，第三章‘旧本人的任务”中，论述了为了探究“东洋新事理”，必须建立日本东洋学的设想。这是内藤涉及东洋学建立的最早论述。他以后走上学术之路，研究东洋史，可以说正是为了尽此‘旧本人的任务”。
二、中国文化研究的起步
1893年，内藤辞别政教社，跟随高桥健三离开东京，来到大阪，入大阪朝日新闻社，成为大阪《朝日新闻》的重要撰稿人。
内藤在大阪朝日新闻社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发生了日中甲午战争。此时，日本知识层面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日本应如何看待曾经十分尊敬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民性?中国今后将往哪里去?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由于甲午战争的触发，越来越不容忽视地摆在了探求日本出路的知识分子面前。甲午战争期间，内藤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这里分析其中重要的三篇，以见其主要思想。
1894年8月，在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才三个星期时，内藤发表了《所谓日本国的天职》一文，阐述他对当时战争的看法及日本于此应尽的天职。首先，他批驳了武力占领说。针对当时日本国内认为要武力占领并吞并中国的狂热观点，内藤指出:这种观点不仅有碍东亚和平，而且也是对于日本防卫西欧侵略力量的削弱。日本不能靠着这些仅有的“人口劳力资本”去使中国殖民化，因为中国的风土对一般日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险恶”，而且让四万万中国人去说日语也是不可能的事。其次，他驳斥了中国守旧停滞说和日本媒介说。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出台以来，中国在当时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因循守旧，不思改革，是亚洲落后的代表，是日本“东方的恶友”。而日本则是亚洲惟一可以代表西洋新文明的强国，因此，当时的言论认为，日本责无旁贷，应以进取的新文明来警醒落后的中国，使之趋于进步。内藤在有名的“旧本的夭职说”如下:
“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它不在于中介西洋文明，传之于支那，使其在东洋弘广，也不在于保全支那的旧物，售之于西洋，而在于使我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靡天下，光被坤舆。我国为东洋之国，而东洋诸国以支那为最大，故欲为之，不得不以支那为主。’，②
可以看出，内藤的天职说，与盲目的对外强硬主义者的“武力占领说”有本质的不同，也区别于欧化主义者的“媒介说”，虽然他们立论的出发点同样是为了日本国的利益。内藤在这里表现出一种文化史研究的视角与观念，即他能够认识到，一方面，从文化发展的历史看，日中文化是同源的，同属于同一中国文化
体系;另一方面，从横向看世界文化，文化又是多元的，西洋文化绝非惟一优秀的文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文化是可以抗衡西洋文化的，值此之时旧本应该尽己之天职，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甲午战争的胜利，大大激励了内藤的民族情绪，在稍后的1894年11月里，内藤又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地势臆说”，这篇文章的重要在于:第一次表述了在内藤史学中占重要地位的“文化中心移动说”理论，使我们能看到促使这理论形成的思想背景和学术渊源。文章首先引述、评论了中国历代历史地理学家赵翼《长安地气说》、顾祖禹《燕京论》和《扬州形胜论》、计东《筹南论》、章演《南北强弱论》等文，在得到他们学术思想因素的启发的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他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历程是，文明中心由洛阳而长安而分成两途，政治中心则在燕京，文化中心则在江南，因此，文化的发展不一定与政治相一致，有其独立的发展性格，随着地气的盛衰、人文的聚散而文化中心不断移动。这与此前习惯以王朝更替、政治治乱来论述中国历史有所不同，体现了内藤史学以文化史观念为本位的史学特色。其次，他强调指出宋以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南北分途，并把东北满洲与华北燕京相提并论，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却在强烈暗示读者今后中国北方的满洲将代燕京而兴起。联系到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扩张野心，就不难看出在这种社会思想背景下内藤之特别重视满洲的现实原因了。
一周后，内藤又发表《日本的天职与学者》文，进一步论述“文化中心移动说”的相关理论及‘旧本的天职”与“学者的使命”，内藤说，“文明之中心，今又将有大移动，识者实早已了解其间要领，此乃日本将接受大使命之际也”。至此，内藤终于明确地告诉人们，文明中心将移至日本。于此之时，学者的使命，如上述“日本人的任务”一节中所述的，应责无旁贷，开赴亚细亚大陆探险，收集学术新资料，在学理方面开创出东洋新局面。“清平之世之臣民，光耀国威者，莫若学术”，值此战事大进之时，值此日本的“威力”、“国民之意气”空前勃兴之今日旧本将“成就东方之新极致，以取代欧洲而兴起，新的坤舆文明之中心，岂不在反掌之间耳?”。③日本不仅要在东亚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而且将在
世界成为“坤舆文明之中心”，其得意张狂之心态溢于言表。
以上三文，可以说是内藤受到甲午战争的刺激与鼓励，试图从文化学术的角度来探索日本的天职与前途以及日中关系转型等问题的结晶。正是从本民族的前途与利益出发，从天职的责任感出发，使他越来越集中地去思考和展开论述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等问题，从而形成“文化中心移动说”，初步显示以文化史观念为本位的内藤史学的基本特色。另一方面，由于内藤史学滥筋于日中战争期间‘.战胜国”的社会时代背景，致使本来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内藤思想，从80年代后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到90年代中期由于对本民族文化抱有傲慢自大的狂妄心态，而走向文化扩张主义。
三、走上中国学专家之路
1897年是作为记者的内藤在学问上丰收的一年，他出版了他最早的三部着作，分别为1月出版的《近世文学史论》,6月出版的《诸葛武侯》、《泪珠唾珠》。
《近世文学史论》是综论日本江户时代包括儒学、国学、小说、戏剧、美术、教等诸方面的文化变迁的历史的着作。
《诸葛武侯》是内藤发表的第一种关于中国历史的专着。首先，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个人传记，作者的笔墨显然更多地落在对三国时代的总体论述上，作者关注的是世运的变迁。如他说，“世运之转移，治平之日，大抵每三、五十年为一变化期，动荡忧乱之际，则十年、十五年就面目全非，以致旧物荡然无存。”其次，他指出:魏、蜀、吴三国力量强弱之对比，是年龄之对比，如赤壁之战吴、蜀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孔明、周瑜、鲁肃三少年与老者曹操之力量对比。他认为在一切动荡忧乱之世，只有少者能洞察时事，把握时机，而老者难以适应，处于劣势。暗示了作者作为年轻人对日本未来的自负，以及作为年轻的日本对亚洲未来的自负。④
《泪珠唾珠》是作者1887-1897年间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文章的自选集，大抵为短小精悍的学术小品文，如读书偶得、旅行杂感、书林掌故、人物品评、隽语警句等，“由此大致可窥得作者早年的智慧、思想和文藻之一斑”。⑤
三书的出版，虽然只是内藤个人事业发展阶段上的自然结晶，但从对学术界的影响来说，却是他学者形象的一次集中亮相，由此，也引起更多学界识者的注目。特别是《近世文化史论》，“此书一出，着者之名声一时扬起，被当成当时的名着。”⑥
1899年年末，内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国土。中国是他精神上向往已久的文化故乡，有他往昔在汉籍上久已熟悉了的地理人文、名胜古迹。同时，中国也是现实中与日本有着重大关系的亚洲最大邻邦，是日本正欲在此尽己之“天职”的国土。到中国旅行不正是内藤所提倡的“亚细亚大陆探险”吗?
在这首次中国行的三个月中，内藤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武汉、杭州等地，广泛考察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风俗、学术学风等。他曾在中秋节于北京古城墙上观月，又骑马八达岭远眺长城内外，也曾西湖泛舟、苏州踏青，所到之处，赞美风光景物，考证古迹名胜，评论风土人情，并时而抒发一些今昔对比、日中比较的议论感叹。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他经天津报界日本同人介绍，与天津、上海等地的维新人士、学者进行了亲切交谈。这些人中有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王修植等，他们交换了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内藤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的，他举出日本维新以来的经验、教训，希望中国能吸取有益之处，并记取前车之鉴。内藤还与罗振玉、文廷式等人结下了学术友谊。他们互赠书籍，交流学术信息。这次旅行之所见所感，曾在《万朝报》上连载，后来整理成《燕山楚水》（别名《禹域鸿爪记)))出版。此书以对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的深厚学养和对现实中国广泛的反映面以及敏锐的观察力、批判力，增进了内藤中国学专家地位的确立。许多年后，大学东洋学专业的学生来中国修学旅行，都必须事先读读这部中国历史文化指南。
在去中国旅行之前，内藤的住处遭受了一次火灾，他十多年精心积聚起来的图书顷刻间化为灰烬。那些书主要是关于日本历史、文化、艺术方面的。这客观上使他继续从事以往的日本研究带来困难。而1899年的中国行，又使他增进了对中国的具体认识，与中国名学者的交往也增进了自己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信心。这火灾和中国旅行似乎就成了一种标志，即告别以往的杂学，真正走上中国学研究之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进入20世纪的内藤湖南已是一个真正的、成熟的中国学专家了。这时他34岁，正过了所谓的“而立”之年。
明治20年代，即1887-1897年这十年，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新生国家逐渐确立并走向强大之际，与此相应，在思想界，专制皇权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思潮交织高涨，出现从政府到民间普遍的向外扩张、争取霸权的野心。内藤史学正是以这十年为社会背景而孕育成长起来的，又由于他十几年新闻工作的职业经历，使他对社会政治始终怀有相当的热情，甚至可以说，他对于中国历史的文化史立场的研究和他对于当时日中社会政治的关怀互为表里，成为他作为一个中国学专家的不可分离的两翼。这造成了内藤史学的复杂性，导致了他与那些以学问为目的的纯粹的学问专家的不同。这也正是内藤史学所以能具有时代魅力，并产生重大社会历史影响的原因。可惜那个时代的日本正处于逐渐走向东亚扩张，走向给东亚邻国人民、也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的险恶时代，内藤史学的社会关怀及时代魅力越深，其学术意义的社会负面影响也就越大，这是一个不能超越时代的入世型学者不可避免的悲剧境地。
①内藤童年有较好的汉学与国学根基，9岁入新式小学，12岁跟父亲学赖山阳的《日本外史》,13岁首作汉诗。16岁时，明治天皇巡幸东北，他受命作“明治天皇巡幸东北迎文”，以汉文写就，典雅有文采，在秋田地方赢得文章令名。
②((所谓日本国的天职》，载《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燕山楚水》。
③《日本的天职与学者》，载《内藤湖南全集》第一卷《近世文学史论》附录。
④《诸葛武侯》，载《内藤湖南全集》第一卷。
⑤⑥《内藤湖南全集》第一卷“后记”。
资料来源：钱婉约：《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日本学刊》，199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