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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荒政全书》的编纂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中国荒政全书》的编纂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夏明方 朱浒
【原文出处】《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2期。着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经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灾荒史。同样，一部中华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极其严酷的自然环境，恰恰成为刺激中国文明生长、绵延的极其重要的积极力量。在与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不断挑战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民不仅积累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量的灾害史料，也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减灾救荒的历史经验。大约从宋代开始，一批有识之士即系统地总结和整理源自官方和民间的诸多救荒经验和赈灾措施，并着录成书，其书名则直接冠以“救荒”、“救灾”或“荒政”等字样。迄至清末民初，此类救荒书约有250 余种之多，其中如《救荒活民书》、《康济录》、《筹济编》、《荒政辑要》等，均被当时的统治者奉为救荒圭臬和赈灾指南，且多次刊行，流传颇广。
这些救荒文献，一方面为人们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五百年以来重大灾害的实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提供了极为详尽的珍贵资料，一方面则通过对各级官府与民间社会历次救灾实践的实录和总结，颇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救荒制度的变迁历程，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演变规律，深入了解各历史时期救灾减灾的经验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些救荒文献不仅直接提供了大量有关历史灾害的珍贵资料，而且因其富含众多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法律等各方面的信息，对于许多方面的学术研究都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就社会效益而言，在今天国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情况下，它也会从历史的角度提供极其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为国家减灾救灾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因此，系统地整理乃至抢救这些救荒文献，很早以前就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怀目标。
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着名的中国民间救济组织—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为弘扬中国传统救灾经验，曾有意编纂一套“中国荒政全书”，并己刊出征订广告，惜因抗战爆发而未果。
解放后，从国家经济建设的长远规划出发，政府对防展抗灾和治理水早灾害给予高度重视。1954年，在着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倡议下，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决定整理编辑中国地震历史资料，并委托历史学家范文澜、金毓献先生主持其事。与此同时，各地气象局、文史馆、水利局或农科院，也因兴办农田水利的需要，掀起了有关早涝灾害记载整编的高潮。这些灾害资料的系统发掘和整理以及科学工作者们在此基础上而展开的对各种自然灾害规律的探讨，为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指导和历史借鉴。不过这些资料因编纂目的的限制而偏重于历史时期的灾害记录，有关减灾救荒方面的文献则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除了少数与农学、医学直接相关的救荒着作如《救荒本草》等曾经点校出版，另有一些随同其他丛书予以影印外，大多数文献迄今仍湮没不彰。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飞跃发展，但灾害与环境问题亦随之凸显，并成为经济建设进一步前进的极其重要的制约因素，所以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全面系统地整理中国历史上的救荒文献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未能开展起来。这首先是因为相关研究力量的不足。建国后进行灾荒史（更准确地说是灾害史）研究的主体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工作者，由于对灾荒资料的认识存在着学科上的偏差，也就无法准确判断其价值。而就国内历史学界而言，自从邓拓先生于1937年推出中国灾荒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救荒史》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事灾荒史研究的历史学者不仅人数寥寥，且力量极为分散，从而未能充分发挥历史学应有的优势和作用。其次是相关资料本身的存在情况造成的困难。由于大量资料散藏在国内甚至海外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其中有不少还是善本或者相当珍贵的稿本、抄本等，查阅利用甚为不便，更有相当数量的文献因保存不善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再加上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图书馆对古籍文献都采取特殊的保护政策，无不收取高额资料保护费，甚至规定不准复制。所有这些情况，都给资料的搜集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幸运的是，终究有一些有责任心和眼光的历史学者没有忘记灾荒史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这项工作逐渐出现了转机。特别是进入上世纪80 年代以后, 李文海先生痛感于一度流行的“史学危机”说法，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依托，牵头成立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带动了国内史学界一批研究者展开了对中国近代灾荒问题的研究。经过十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李文海先生除领衔撰写了四部灾荒史研究专着及十数篇灾荒史论文外，还培养了多名以中国灾荒史为研究方向的专业研究人才，从而不仅为中国灾荒史研究莫定了极其坚实的资料基础和理论基础，也构建了一支颇具力量的研究队伍，这就使历史学者独立承担中国救荒文献的全面整理工作成为可能。从2000年起，李文海先生在同仁们的协助下，决定把前述编纂“中国荒政全书”的未竟任务再度提到日程上来。在随后的四五年时间里，他们组织了很大的力量来全面开展这项工作，系统调查和搜集了中国历史上各类救荒文献或灾情报告。通过对国内各主要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图书馆以及日本、美国等地的调查，掌握了极其丰富的关于中国历代救荒文献的基本信息。考虑到出版规模的限制，这套《中国荒政全书》主要辑录先秦至清末出版的各类荒政着作，民国以后暂不考虑。即便如此，目前己经收集到的文献总数仍然超过了250种。
基于目前整理和出版方面的客观条件，在短时间内全部刊行这250余种文献显然也不现实。因此，这套从书确立了较为精当的收录原则。首先，该丛书对所选文献的内容做出了严格限制。除主要收入各种单行本和丛书本外，但凡现有点校本行世者，概不收录。对于有关战争灾难的救助和水利事业以及诸如慈善问题方面的文献，广义而言虽亦属荒政书系列, 可是限于规模，不得不均作割舍。唯有些文献虽系民国年间刊行，但记述内容属于清朝或清朝以前灾荒问题的，则概行收入。其次，在底本选择上精益求精。该丛书辑录文献一般以稿本、初刻本或通行本为底本，部分文献成书后多有增订、补遗或评注的，则以最后出现的版本（包括翻刻时另加批语的翻刻本）为底本。这样一来，该从书最终确定收录的文献为196种，总字数约1 0万字。为了使该项工作的成果不仅可以满足海内外相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研究人员的研究需要，亦可更方便地为国家减灾救灾等政府机构提供相应的参考，编纂者还进行了两个方面甘苦不足为外人道的工作。其一是对文献本身特别是成书年代的考证。这是因为，只有准确地勘定某种文献的编撰年代或初刊时间，才能不仅可以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分卷编排，而且能够为利用者提供相当大的便利。至于编撰、刊刻的年份一时实在无法确定的文献，则视具体情况暂置于所辑各断代或每一断代王朝各类文献之末。其二是对全部收录文献进行点校。这一方面可以避免因影印而造成过多的经费开支，另一方面也因横排标点本可以节省很大一部分篇幅。可是，由于经费拮据和点校人才缺乏的状况，使得这项工作在很多时候竟然成为极难跨越的障碍。
除此之外，整个编纂过程中还遇到了其他许多始料不及却又往往甚为严重的困难。例如，明末祁彪佳编撰的》救荒全书》对于探究明清中国荒政制度的演变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世上仅存两部，其一为国家图书馆所藏稿本，其二为藏于绍兴市博物馆的抄本，这两个本子从未以任何形式公开出版过，也少有学者窥其全貌。然而，国家图书馆和绍兴市博物馆皆规定此书绝对不许复印或者拍照，只能用铅笔在馆内抄录。在这种情况下，编纂者动员了许多人力和财力，花费了近半年的时间首先从国家图书馆抄出该书，又与绍兴市博物馆的抄本进行仔细比照、核对和校勘，才终于形成了应该是目前最好的一个版本。另有不少文献因种种原因造成字迹辨认十分困难，仅靠一般打字员根本解决不了录入这一看起来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编纂者不得不自行邀约专业研究人员统一进行录入和点校工作，而这同样耗费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时间、精力。
为了让外界初步了解这项工作，也为了其成果能够尽早为社会所用，这套从书并未等到全部编纂齐备再行出版，而是完善一部分即出一部分。到2004年为止，虽然仅出版了第一辑一卷、第二辑四卷共五卷，字数约30万字，却己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国家民政部以及相关减灾部门的好评。就学界的反应来看，普遍认为该书首先自然是研究中国灾荒史、救荒史的必备资料，而其中所蕴涵的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等也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就社会效益而言，在今天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情况下，该书当然也会起到从历史的角度提供极其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的作用。特别是在2005年8月，在北京香山举办的“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国内数十家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无不对该书的价值给予高度的评价，一致呼吁尽快出齐, 以嘉惠学林。更有学者在获得该书后，立即主要根据此书提供的资料或对先前研究进行修订，或开展了新的研究课题。无论对于编纂者还是对于出版社来说，前述这些情况不含是最大的欣慰。
孰料在2005年底，由于出版资金问题，后两辑共计十卷文稿出版工程被迫中断。
《中国荒政全书》出版工作的中断造成了深深的遗憾。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无疑使整套从书残缺不全，从而严重影响了其学术价值。现己出版的两辑截止于道光朝二十六年，基本上属于清前期，晚清部分几乎阙如，以致成了断尾巴蜻蜓；收录的文献也只有61 种，尚不及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如以字数论，也只有四分之一强。就内容而言，原计划出版的第三辑及第四辑的前四卷，主要收录道光末年至清末的救灾文献共115种，绝大多数为学术界所不知。原第四辑后两卷为补遗部分，收入较晚发现的明末至清末文献共20 种，几乎全为极其珍贵的稿本、抄本和善本。
无论如何，这些历经了漫长历史时期而保存下来的文献，当然不会因当前盛行的企业化出版经营的原则而影响其传世价值。其对现实社会和学术研究富含的借鉴作用，也必然不会使《中国荒政全书》编纂者的辛劳付诸流水。假以时日，终究会出现更有魄力和眼光的出版单位来全部完成这项历经磨难的文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