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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求故实之新知——环境史研究的旨趣和意义

王利华 南开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
（王利华，1963年生，安徽省宿松县人，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古代环境史、农业史和社会生活史。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负责人。）
历史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日久弥新的学术。自古以来，历史学一向重人事而轻自然，偏于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则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最近40年来，随着环境史的兴起，“人与自然的关系”方始受到高度重视，逐渐与“人与人的关系”并列成为历史研究的另一主题。环境史作为一种新史学，究竟新在何处?将给历史学带来哪些改变，具有怎样的学术意义?在创办“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网”(www.sino-eh.com)的过程中，为了标明网站的学术旨趣，我们认真学习和比较中外学者的相关阐述，最终取用了四句话，即“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取百科之道术，求故实之新知”。
“人类回归自然”：重新认识人类历史的本质
长期以来，“历史是人的历史”是史家所共同尊奉的信条；但是，倘若不了解其之所以被提出的学术情境，褊狭地理解“人”的属性，则势必导致研究视野受到局限。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突破过去视野的局限，匡正以往认识的偏差。毋庸置疑，环境史研究将继续讲述甚至仍然主要讲述“人类的故事”，然而其所采用的思想立场和叙事方式，与以往相比有若干显着的不同。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它要重新回到人的生物属性，肯定人首先是一种生物，然后才是具有不同身份、地位和文化素养的社会人。环境史家以人的生物属性和生命需求作为思考的起点，将人视为地球生物圈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历史则被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即所谓“人类回归自然”。
采用这样的史学理念，意味着将要对“人”重新进行历史定位，对人的历史本质进行重新认识。文化属性使人类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成功地摆脱了大自然的许多束缚。但生物属性决定人类虽通过不断增强文化能力以适应、利用和改变生存环境，却无法放弃最基本的生物需要，亦无法完全摆脱一定的环境条件，诸如气候、土壤、光照、山川以及别种生物的影响和制约。环境史研究肯定人的文化属性，但重点却是探寻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文化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如此一来，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娱乐、战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再仅仅是“社会的”、“文化的”，同时还是“生态的”，受到特定生态条件制约和影响；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既是社会文化的单元或群落，同时也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强调人的生物属性，着重从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中探寻人类生命活动的过程和规律，正是环境史区别于其他史学的主要思想界线。
“自然进入历史”：重新规划历史学的对象和命题
在过去几千年中，历史学是一门“人类独尊”的学问。在以往史学着述中，环境一方始终若隐若现，模糊不清。环境史研究重点考察历史上的人们如何与环境打交道，与怎样的环境打交道，并且造成了怎样的结果；环境史着述不再只讲“人类的故事”，而且要讲“自然的故事”，包括其他物种乃至各种非生物因素的故事，凡地球生物圈中曾与人类活动发生联系的事物，都将成为研究对象，进入历史叙事之中。即所谓“自然进入历史”。
“自然进入历史”，大大拓宽史学视野，带来众多新的课题，叙事方式亦相应发生重大改变。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入手，讨论气候、地势、地貌、土壤，乃至某种微生物如何作用于不同时代、地域、群体的人口行为、产业生计、饮食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乃至两性关系、政治事件、战争动乱……讨论后者又如何反过来推动自然环境不断变迁——探讨特定的社会和人群与所在的自然环境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如何彼此因应、协同演化。但人以外的环境因素都不再只是历史戏剧的背景和道具，而是参与的角色，并且是不断变化的角色。
考察自然环境的历史变化，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动态演变，是环境史研究的基本任务。自然与人类是彼此对应和诠释的彼方与此方，而“环境”是通过“人”来界定的，包括人的生存空间以及其中与人类相互影响、彼此作用的各种事物；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事物甚至人类创造的事物亦是环境的构成部分。“环境”始终与人类彼此相依，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不断演变。不论我们是想了解当今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还是只为了更完整地讲述“人类的故事”，都必须使“自然进入历史”。
“取百科之道术”：更新史学分析工具和研究方式
环境史是一种典型的多学科研究，这是中外同行的普遍共识。由于环境史问题横跨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牵连学科之众，实属前所未有。因此，开展相关研究必须“取百科之道术”，广泛学习和借用众多学科的理论、知识、支术和方法。
首先必须掌握生态学理论知识，它是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正因为如此，“环境史”又称“生态史”，对生态学缺乏必要的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位合格的环境史研究者。生态学对于历史学者具有超乎寻常的启发性和方法论意义。
其次是必须不断扩充多学科的知识储备。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史学分支像环境史这样涉及如此众多的专业问题，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问题。一部比较综合的环境史着作，可能要涉及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农学、土壤学、水文学等众多学科，缺乏其中任何一方面的知识，都可能导致我们所辛苦开展的研究因在基点上就发生了错误而变得毫无意义。
最后还必须摸索和尝试新的工作方式，与其他领域的专家开展实实在在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因为掌握研究所需的全部专业知识，对于单个环境史家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面对众多学科的专业问题，任何一位博学通儒都将感到“黔驴技穷”。跨学科合作对于环境史研究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必需。
“求故实之新知”：拓展和更新历史知识体系
诚如李根蟠先生所说：环境史的兴起，不仅开辟了历史研究新领域，而且带来了新的历史思维。环境史家把生态学理论和众多学科的知识、方法应用于历史观察和解释，弥补以往史学研究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严重缺失，从而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历史的整体认识。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核心命题，环境史一方面不断提出并回答新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重新考察以往曾研究过的那些问题，目的在于“求故实之新知”。其中，“故实”是研究对象，既包括以往未曾被研究过的那些历史问题，也包括已被反复探研过的历史问题；“新知”则是研究结果，是关于历史的新认识和新理解。
在环境史研究的起步阶段，中外学者都曾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历史上的气候变迁、森林植被、野生动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变化等等自然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些方面的“故实”过去很少被系统研究；但它们显然并非环境史的全部。我们主张：中国环境史研究应当更加积极地切入传统史学的重大命题，寻求对老问题的新解释。许多已被探讨过的历史课题，特别是那些长期争论不休、尚未得到圆满解决的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历史上南北文明进程的差异、胡汉民族冲突与融合、周期性社会动荡等等），很有必要重新进行研究，予以新的解说。我们坚信：采用生态分析形式开展环境史研究，一定可以显着拓宽和深化历史认识，显着更新人类的历史知识体系，并使之更加丰富和全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7日/第006版 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