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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位热忱、渊博的历史学家——忆王思治教授

瞿林东
王思治先生离开我们了，他热忱的为人和渊博的学识，其人品和学品，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思治教授长我八岁，他对于我来说，界乎师友之间：在学术上，我们是朋友，且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相同或相近的见解；我们专业不同，但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在思想感情上，我是把思治先生视为我的老师一辈的学者看待的。
我和思治先生相识和交往三十多年，我从他身上得到许多教益。我的这篇短文，是想着重讲讲思治先生对我的热忱的帮助。
1977年冬，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举办全国历史科学讨论会，这是十年动乱结束后历史学界的第三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当时，我在通辽师范学院工作，由于吉林师范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推荐，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讨论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剖析反动的影射史学”的学术报告。就是在这次讨论会上，我认识了思治教授，同时也见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黎虎教授。
会议期间，我们三人有时在一起交谈学术问题。记得当时我曾对思治先生说：“我读本科时，您就很有名气了，发表了一些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希望今后在这方面多带领我们！”思治先生一下子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反问我：“你读本科时，就很有名气了？”黎虎教授和我听了，都哈哈大笑。当思治先生明白了这一“误会”之后，他严肃地说，今后我要把重点放在清史研究方面了。从这时起，我同思治先生就成了“熟人”了。回想起来，此次会面，真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1978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战线》创刊，这本每期40万字的双月刊面世后，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引起很大反响。那时，哲里木盟归吉林省管辖，而我作为长春市以外唯一的《社会科学战线》的编委，受编委会委托，四方组稿，其中也向思治先生写了编稿信。在我接到的稿件中，有赵光贤先生的论《左传》编撰问题，漆侠先生的论宋代学田问题，有思治先生和马如珩先生合撰的论土尔扈特部东归问题等。论土尔扈特部东归这篇文章发表后，我感到兴奋，也得到了有益的启示。这是因为：第一，我在哲里木盟地区工作，对于民族大家庭的感受可能体会得更深一些。第二，我在1975年春夏之交，曾随同吉林省考古队参与哲里木盟文物普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主持撰写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哲里木盟文物普查二事》，发表在《吉林日报》上，署名“郑实希”。由于这两个原因，我格外关注土尔扈特部东归这一段悲壮的历史，并从中受到教育。
1986年夏天，辽宁师范学院（今辽宁师范大学）承办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白寿彝先生是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朱诚如教授是会务的负责人。会前，白寿彝先生命题作文，要我随同他与杨钊、龚书铎、顾诚等几位教授一同参加研讨会。我写的论文是《阮元和历史文献学》。这个题目是白先生出的，学术定位是根据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中说阮元是一位“文献整理者”而展开论证的。记得思治先生的论文是关于康熙研究（会议论文集出版时，题为《康熙研究二题》）。我和思治先生在一个小组参加研讨，我们的论文也在小组会上作了交流。会下，我们还谈到了刘大年先生发表的《论康熙》一文对我们的启发。记得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就开展社会史研究作专题发言。会下交流时，思治先生说，社会史研究很重要，它和现实的关系很密切，如社会老龄化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等。这给我很大启发，社会史研究不只是关注历史，也应该关注现实。由此可见，思治先生治学，在历史感中还包含着某种时代感。研究历史，本应如此。白寿彝先生在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接受电视采访时曾说：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把历史感同时代结合起来，这样的历史研究才更有意义。思治先生就是这样的史学工作者。
1995年夏天，以戴逸先生和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为组织委员会两主席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我有幸应邀参加会议，并提交了《18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论纲）》论文提纲。这份提纲的主要观点，是阐述18世纪的中国史学不只是在历史考据方面有重大成就，如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人的着作，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也有重大成就，如章学诚、邵晋涵等人的着作；同时阐明这样一个学术观点，即不应把18世纪中国学术重视考据的风气完全看作是受“文字狱”的影响，还应看到历史文献本身在千百年的流传中必然产生的种种问题，对其进行清理是文献流传中的规律性的反映。会下，思治先生对我说，他还没有听过这种看待清代考据的说法，并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也肯定了“两大趋势”的观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这一年，我招收的博士生罗炳良同学（现早已是教授）确定的学位论文就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近二十年来，罗炳良教授在研究18世纪的中国史学方面，取得许多成就，一是得力于齐世荣先生的指点（齐先生多次对我说，要认真研究清代史学），二是得力于这次国际会议的启示，后者同思治先生当有直接、间接的联系。1998年，思治先生作为罗炳良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了这次答辩。自此以后，我的博士生中，至少有五六届学生，都是请思治先生评阅论文并参与答辩的。这些学生反映说，王先生非常健谈，有问必答，娓娓道来，毫无倦怠之意，有时还要留他们在家中吃饭，这使他们既尊敬，又倍感亲切。
在1995年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个小“插曲”，今天回想起来，我仍感到对思治先生有些歉意。事情是这样的：大会会务秘书处安排我主持一场大会发言，每人发言限定在15分钟以内，而恰巧思治先生也在我主持发言的名单之内。当思治先生发言讲到15分钟时，还未把要讲的内容讲完，这时我按照大会的规定，打断了思治先生的发言，思治先生也欣然中断了自己的讲话。尽管事后我就此事向思治先生道歉，他却豪爽地一笑，说：“这算啥子！”
1998年4月，我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集《史学与史学评论》。不久，我送了一本给思治先生。这年8月9日，思治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对此书的评论，题目是：《文贵深沉：读《史学与史学评论）》，文中介绍了我的一些学术观点，并对我有许多褒奖之辞，我常以此自警自励，不敢懈怠，以免辜负了师友的期望。
我和思治先生交往三十多年，在学术上有广泛的交流，他的渊博的知识和敏捷而严密的思维，使我获益良多。我们的交往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就学术情谊来说却是浓浓的。他曾用很重的乡音对我说：“瞿林东，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是的，他是真的没有一次推辞过我向他请求之事。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热忱、渊博的历史学家，他身上有一种儒者之风，又略带几分豪爽之气，可亲，可敬！
写于2014年10月31日
【补记】
2014年11月1日，我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史学与清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暨纪念王思治先生85诞辰”。会上，听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等单位的许多同行对思治先生的追思和评价，使我对思治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大家在发言中称赞思治先生既有传统学术的深厚功底，又有新的思维和理论修养，他有宽阔的视野和学术敏感性，他治学严谨但对不同学术观点又有宽容之心，在他身上反映出一个书生对国家的责任意识，等等。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到，思治先生最突出的学术特点，是把理论修养和史学功底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宏观视野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得到新的结论和独立的学术见解。他的这种治学理念、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值得同行尤其是中青年同行继承和发扬的。1977年在开封参加学术会议时，他说不再研究理论问题而研究清史了，其实他是把理论研究同历史考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为的是对清代政治史有明确而清哳的论述，对清朝的历史地位有高屋建瓴的评价等等，从而在清史研究领域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以其别识心栽而成一家之言。
一个学人，在他身后得到学术界同仁的这些评价，不正是他对社会、对时代的最珍贵、最真诚的回报么。
2014年11月7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