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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学术人生在摸索和坚持中前行——王利华教授访谈

●王利华 O曹 牧
●王利华，1963年生。安徽省宿松县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史专业。获农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在韩国成均馆大学访问研究一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短期讲学并担任客座教授。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院副院长，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负责人。1997年，列入中国农业科学院跨世纪学科带头人重点培养对象：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出版有《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家庭史》（第一卷）。主编《中国农业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论文集）、《大地的乐章》等：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专题论文50余篇，先后获教育部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第二完成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优秀论文奖一项。
O曹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O王老师。您好！谢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您是1980年上大学的，可算是恢复高考后较早的一批大学生吧？我想知道，当初您为何选择学历史专业，而且一做就是三十年？
●人生之事，有时真说不清是主动选择还是命运安排。我生长在农村家庭，兄弟姐妹五个，我老大。家里很穷，是穿别人接济的旧衣服、旧鞋子长大的，从小学到高中没买过一个书包，书本都是夹在腋下。那时农村很闭塞，对外界了解很少。除了课本几乎没有课外书可读，一本连环画、一本《中国青年》互相传看。直到烂得不能再看了。所以那时只要是有字的纸片我都会认真看几遍。还算幸运。伯父在县里当干部。他家老屋里放有一套《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没事我就拿来看，不知翻了多少遍，学了不少成语和典故：几位堂姐留下的初高中语文、历史课本。我上小学时都先看完了，这些是我最早的文史知识来源。中考时。我的总分全校最高，比同时参加考中专（同样的卷子）的几位老师都高二三十分，但最终既没能上中专、也没能上重点高中，因此情绪很受影响，打了个盹，数学成绩就直线下降。没办法，只好学文科。当时脑子里可没有经济学家、法学家的概念，只做过文学梦，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写小说、散文。我也很喜欢地理，虽然所有知识都是来自课本，但里面的空间大啊，让我产生了很多遐想，所以高考时地理得了95分，据说全省数一数二；但是，地理系只招理科生，因此我的第一志愿全部填“中文”，第二志愿全部填“历史”，最后被录取到历史系。实际上历史考分最低，只有70. 5分。数学却考了89分。我到现在都没明白怎么会这样。
那时农村真的很穷，能考上大学已是喜从天降、祖宗积德。何况还是北京大学？我天生随遇而安，对历史又不厌烦。上历史系就学历史吧。最初对明清史感兴趣，过了一段时间又喜欢宋史。中文系有个家伙还想跟我合作编剧本，写赵匡胤。但后来转到了隋唐五代史，毕业论文也做的唐史。关于唐肃宗、代宗、德宗时期的剑南西川。这主要是因为与几位老师有缘分。
最早把我引向学问之路的是王永兴先生。与他结缘则要感谢张国刚先生。那时张先生是南开的研究生，我们是老乡，曾帮他找了点敦煌资料。是他建议我去找王先生。老人家对学生极关心，记得第一次到未名湖边的健斋去找他，他很高兴，跟我这毛头小子聊了半个多小时。他对我说：学古代史要先读《资治通鉴》，最好约几个同学一起读。还说：读书要先认字，要读懂，买一本《康熙字典》吧。有字不认识就查。我很听话。几个同学就搞了个读《通鉴》小组，常往他家跑。有时只是为了一两个字，他也不厌其烦。后来又在他的要求下接触一点敦煌吐鲁番文书。读卷子，抄录文。很遗憾。我没能读下去，做了逃兵；后来也没直接考研究生。一是忍受不了那份枯燥。二是害怕念傻了，找不到好工作。但坚持下来的人后来都很有成就。比如荣新江、卢向前、宁欣、李鸿宾教授。
O现在许多大学生感觉四年期间没有什么收获，一晃就过去了。您能谈谈自己大学四年的学习心得和收获吗？您觉得初学历史应该怎样打基础？
●老实说。我的大学本科也是比较迷糊的，还谈不上什么心得。但其间确实有些人和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不知这些算不算心得？首先，我觉得当年很幸运，跟一些老师和学长比较接近，除了王先生外，还有几位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一位是田余庆先生。那时很多同学非常喜欢听他的课，经常是楼道里都站着人，他不讲什么大理论，但逻辑极其缜密，抽丝剥茧一样，让你不能不信；另一位是祝总斌先生，讲课条理非常清晰，很容易接受，我很不喜欢制度史，觉得桔燥死板。后来也从不做这方面的文章，但祝先生的课我还真听进去了：古代汉语知识，则主要感谢郭心晖先生，除“古代汉语”必修课外，我还选了她的《春秋左传选读》，得了个最高分，后来我一直很得意。因为班里的事，我去过郭老师家几次。还见过张芝联先生。二老都是那么儒雅、风采翩翩而且和善，见一面就忘不了。有一次他们还特意收集了不少挂历。让我带回去分给同学们做包书皮。吴宗国先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后来跟他联系最多。他非常谦和、慈祥，弥勒佛一样：师母刘老师也极好，非常爽朗，总是笑呵呵的；还有吴先生在南京的父母、弟弟，都是特别开朗、慈祥的人。果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呢！那时老师指导本科生论文也是极认真的，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改，不像现在。做论文期间，我曾被先生当众狠批：因我想模仿陈寅恪先生的写法，先排材料，再做分析。吴先生说：你这是干吗？编讲义啊？！我说：陈先生就是这么写的。他说：陈先生能这么写。但是你不能！我很不服气：先前写‘历史文献选读’课程论文时。我的《论刘伶<酒德颂>》就是完全模仿陈寅恪的语气，授课老师打了最高分。还夸我“有史有论，说明分析写作颇见功力”呢！这件事吴先生肯定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很牢，当午偶尔还有点少年轻狂呢！吴先生还批评我不讲语法，一篇论文让他改得满篇红字。可见他费了很多力气。但最后他却给了我很高的分数。这就是我的老师啊！许多道理直到自己也做了教师才真正明白过来。张国刚
先生也多次跟我讲：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在学长里面，当年的“七八级”中国史专业我们最佩服了，那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班级，出了一批大学者。我做班干部时张罗过“求实学社”的事情，提出过“学习七八级”的口号。那个班的阎步克、邓小南、荣新江。当时就比较熟。入学报到时，是阎步克学长接我到38号楼的，所以四年中跟他一直很亲近，只是毕业后就很少联络了。那时每次碰面，他都是手里捧着书或背英语单词的小本子，在食堂排队时也不例外。荣新江成天上机读敦煌卷子，多枯燥，但他居然废寝忘食！当时我就很钦佩他们，但自己做不到。还有世界史专业的高毅，因为是老乡，也比较熟。他也非常用功，走路总是低着头，眼睛盯着前面的三米以内，在思考问题呢！现在我跟他们学问差距那么大，还用去找什么别的理由吗？我想大概就是因为这些老师、学长的潜移默化让我形成了念书、做学问的情结吧。
在读书方法上，真要感谢王先生带我们读《资治通鉴》，甚至还要感谢他言必称陈寅恪，尽管当年不少同学还偷着乐。我的隋唐五代史，真是很惭愧，毫无成绩可言。但《通鉴》和陈先生的书我读的遍数最多。陈先生的那几本书，每重读一次心里都会有新的感动，飘出几缕遐思。现在给同学上课还能勉强白话，当年的那个基础很重要。我想不管你做什么史，断代史也好，专门史也罢。总有某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是底盘，更像是绕线的基轴，有了这个基轴，后来学习才有所依托，能有序地连结成一体；否则就分散零碎、杂乱无章。另外就是读书的习惯。王先生说读书要先认字。要勤查字典：读《资治通鉴》不能只读正文，要连“考异”和胡三省“注”一起读。现在看来真是至理名言。读《通鉴》至少得到了几个收益：一是养成了较好的习惯：二是形成了唐史基本知识架构。很多东西不是上通史课能学到的：三是从‘胡泣’中获得了不少知识，如地理知识：四是知道不同史料要比勘、鉴别和分析，不能见什么就信什么。我想尤其是断代史。这种精读方式是很管用的。不管研究哪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如社会生活史），你都无法脱离这个断代的基本历史脉络。否则问题怎么叙述啊？
O王老师。我知道您曾在南京做了十六年的农业史研究，感觉像是拐了很大的一个弯。您怎么评价自己的这段经历？另外，我还注意到：您本科和博士期间都是在历史系学习，硕士却是农学学位，请问您当时为什么要学农学？那段经历应该很辛苦吧？
●先说为什么去了南京。大学毕业时，因安徽省有用人计划，一般情况下不能留北京。同年，农业部下属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学院（农业大学）共管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也要人，而江苏籍的两位同学都考上了研究生。祝总斌和张传玺两位教授都说那个单位好，适合做学问，所以我没回省内而去了南京。但刚报到时心里凉了半截！四个人一个宿舍，还是在潮湿的一楼。不过。单位确实有非常好的学术基础，它是着名史学家万国鼎等人开创的，源于20世纪初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农史研究组，几十年中积累了丰富资料，应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农史研究专门机构。还是由于随遇而安的性格，我也慢慢就适应丁。
我被安排在农业史组，组员基本上是历史学出身：科技史组则以农科毕业生为主。一开始我没有课题任务，就帮着做《中国农学史》下册的终校工作，花了几个月时间，这是我认真阅读过的第一本农业史着作，也是被国内同行视为经典的一部书。由于校对认真。指出了一些错误，受到了老先生表扬，于是就进一步安下心来。随后进入“太湖地区农业史”课题组做资料搜集工作，闵宗殿先生指导我花了半年时间搜集课题相关文献、写研究综述。由此我脑子里就装了一堆材料。了解了这个地区的不少情况，包括农业物产、民情习俗、历史掌故、舆地环境等，这是我后来进行江南农业和风俗史研究的基础。因工作变动，最近十多年没有继续。但还是有些江南情结。
真正进入农史研究是很不容易的，它涉及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所以，刚报到，领导就要求我补课，除修习本单位研究生的“中国农业史”、“农业科技史”和“农业古籍整理研究”之外，还要去听农学院的课。后来就地念硕士。培养计划就要求系统地修习一批农学方面的课程。除重修一遍上面所说的几门课外。我要还跟本科生一样修农业经济学、农学概论、动物学、植物学、畜牧学、作物栽培学、气象学、农业生态学、土壤肥料学等一批课程。
由于我的方向是“农业古籍整理研究”。导师缪启愉先生要求我到南京大学选课或旁听，比如到程千帆先生门下去学校雠学，开课的是徐有富老师。讲得很好，很受益。这样一来，硕士阶段就在三个地方上不同的课程：到南京大学听版本、目录、训诂等：在农学院学农学课程：在本单位学农业史、科技史和农业历史文献。这的确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像曹树基、曹幸穗、萧正洪、邱泽奇等学长都经历过。不过也很有收获，回过头来看是值得的。当时单位有一批很好的学者，缪启愉师自不必说。像宋湛庆、郭文韬、朱自振、王达、曹隆恭、章楷、李成斌等。农史圈外很少有人知道，但专业造诣都很高，是他们把我领进了另一个学术门庭。但整个学习过程很不顺利。本来缪先生要求我硕士学位论文做《广志》辑佚与研究，我很不乐意，但缪先生很坚持。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跑图书馆，一本一本地翻书，将佚文辑录出来。又是随遇而安的个性起了作用。做着、做着我发现还蛮有趣，特别是发现汉魏六朝有很多文献记载各地方物，这些文献基本上都散佚了。我想如果集中辑佚、整理出来应当很有价值。这个想法得到了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的极力鼓励，他承诺只要我做出来。一定推荐出版，在他鼓励下我真的做了几千张卡片。如果做成了，我现在就是古籍整理专家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刚把（（广志》辑得差不多，缪先生退休了。由于单位受双重领导等体制方面的原因，老先生很不愉快。无法再管我们了。从此我开始过起了天地不管的生活，学位论文很受影响，同级的师弟干脆就退学了。我虽坚持了下来，拿到了学位，但与理想相差遥远，学习生涯遭遇了最大的一次挫折：再加上经济非常困难，穷得连家都不敢回，因此情绪低落，看不到前景，精神不好就开始生病，死去活来，差一点连命都没了。这段时间没着没落的，就乱看闲书。当时正值“文化热”。刚翻译进来的文化人类学着作让我很着迷什么“单线进化论”、“多线进化论”、“功能学派”、“传播学派”、“丈化唯物主义”之类。乱看一气。我甚至不听单位老师的意见。很固执地用临时捡来的一点文化传播学知识做了硕士论文谈中国历史上的农业技术传播问题。当然不可能很成功，只能凑合混个学位。但我也是这个时候接触了“文化生态学’，给后来从生态学角度思考一些问题播下了思想的种子。
随后的几年，一边休养生息、娶妻生子，一边继续乱找、乱摸。上起远古、下至晚清民国都写过文章：还写过关于历史上的竹子、家犬、茶叶、农俗，甚至老鼠的文章，反正都与大农业史有关，并且前辈学者已经分门别类准备了不少资料。但这哪是做研究啊，混个发表、凑个数量而己！此外还翻译了一些东西，还试图翻译《印度农业史》，因难度太大，做了一半就停了下来。就这样，将近十年，四处瞎摸索，究竟在干什么自己也说不清。很茫然。有一次，台湾的陈秋坤先生访问我们单位，闲聊中他给我打气，说：“你不要着急，虽然现在感觉很乱。但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慢慢连成一片。”现在想起来，他的话还真有些道理。后来我自己也归纳了两句话，叫做“三十五岁前要博，三十五岁后当约”。意思是年轻时思想活跃。接受能力强，应多学、杂学。跟自己专业无关的。只要有兴趣也不妨了解一下，这有利于拓展思维，贮备知识。一开始路就走得很窄，将来就不易掉转船头做新课题了；但是到一定阶段还是要集中精力做几件事，不能过于散乱。
这个困局直到1994年才开始逐渐走出。那一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组织评奖，因先前辑录的《广志》材料还留着，就赶出了一篇《<广志>成书年代考》，壮着胆子交了上去，不想竟受到农史前辈一致好评！这使我第一次有了点儿成就感。因为这次获奖，个人境遇明显改善，后来路就走得比较顺利，出来上博士也是领导先提出来的。回想起来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O王老师。您觉得到南开大学上学和工作。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为什么博士论文写《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我知道您这些年一直在积极推进环境史研究，请问博士论文跟先前的农业史和现在的环境史研究有什么联系吗？
●由于成了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领导主动提出让我念博士。基于工作需要，博士论文最好能做与农业史相关问题。当时的想法是尽量拓宽一些农史研究的视野。听说南开大学有不少先生在做社会史。我想过去的农史长于技术史研究，对社会层面问题则研究较少，于是我报考了南开大学，投到张国刚先生门下。由于工作和家庭原因，上学期间我真正呆在南开大学的时间只有一年，深入了解南开史学还是在正式调入乏后。尤其是在这十年来不断张罗些事情的过程中。
说到收获。当然有一点。一是南开大学是一个正宗的史学门庭，学风质朴，注重实证研究，讲求学术传承但不固步自封，不缺乏大的历史关怀。这是郑天挺、雷海宗等先生留下的学术传统。身在其中，自然无形中受到了不少熏陶。二是这里人才济济，门类齐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了历史学的宏大辽阔，眼界自然有所拓宽。三是在这个根基深厚的大庙得到了更多的学术信息。交往的机会较多，易于跟踪学术前沿。原来的单位相对处于边缘。闭塞一些。
说到博士论文选题。由于是少年时代的朋友，张先生对我虽有严苛的一面，但是给了我极大的自由，我可以没有顾虑地做自己想做的题目。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结合农史知识做社会生活史问题较好，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个题。因此。这篇论文主依靠南京的基础，结合了南开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方法。另外就是幼年的饥饿记忆让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
至于它与环境史之间的联系。说实话，当时我根本没有环境史意识。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还是在论文答辩会上荣新江教授告诉我的。他说。台湾有学者在做环境史，跟我的研究有相似之处。我的学位论文之所以设计在第一章讨论“生存环境”，主要基于问题本身的逻辑需要和历史地理学的影响。我对地理天生喜好，一直很钦佩历史地理学者，我的多位师兄弟后来都转做历史地理学研究了：再加上北大、复旦、陕西师大的众多历史地理学名家都很关注农业，不少论着其实就是农业史，这些情况都对我有所影响。后来有些学者包括大名鼎鼎的伊懋可教授，说我那本书可以归入环境史。但当初完全没有意识到。
后来怎么就做起了环境史，我自己也说不太清。好像还是因为在南京期间接触了一些生物学、生态学，杂乱读了些书，比如文化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社会生物学等。记得最早读《普通生态学》时我很兴奋，当时就想：如能把这些思想理论用于研究历史。那真是太妙了！可以肯定。我最初的思考不是受西方环境史的影响。第一次把凌乱、朦胧的想法写出来还是应常建华先生的要求。1999午底或2000年初，他编《社会史研究通讯》要我出一篇短文。因为不是正式刊物。我就大胆地造出“社会生态史”这么个名词，认为可以作为社会史研究的新框架——南开的招牌是社会史啊，我得向它靠拢呢！此后脑子里面逐渐形成了一些“生态史”的想法，琢磨生态史如何跟社会史结合。怎样采用生态学的理念来思考社会史问题。也就是说，我最初提出来的是“生态史”而不是“环境史”。尽管离不开对现实环境生态问题的关注，但主要想将它作为社会历史思考的一个新路径。我甚至一度并不赞同使尉‘环境史”这个词。由于有了这些想法，就开始接触一些外国学者的环境史论着，逐渐接受了“环境史”这个提法：首先是因它已经约定俗成：其次是通过学习，了解到西方权威学者关于“环境史”的表述与我的一些设想很相近，只要理解全面、使用得当，不必担心只是换了个名词，做的还是“环境变迁”或“环境的历史”这些研究，中国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早就在做了）。接下来的事你都知道了，我开始自认是做环境史研究的，开选修课、组织会议、申报课题，主持专栏、建设网站，最后设置环境史专业，成立环境史研究中心。等等。
这些年我的确一直在张罗环境史研究的事情。之所以想做、敢做，自然足仰仗那点农学和生物学基础，虽只是皮毛，但毕竟较易于接近材料，遇到问题知道该如何解决。非常惭愧：我是口号喊得多，实事做得少，很多想法没落到实处。没有做成像样的东西。近年这个领域发展非常迅速。新论着成批涌现，其中不乏出色成果，令人钦佩！我的时间、精力过于分散，难以集中做事，尤其是这五六年成天忙忙碌碌，不能专心一处。中间又插进来一卷家庭史、一卷农业史的编写任务，都是节外生枝。尤其是家庭史，全然没有研究基础，对早期历史又不熟悉，只是硬着头皮编书而己。没办法。“老板”压着呢！花掉了两三年时间。今后不能再做这类事情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只是“口头环境史家’。
O可是，我还是看到您最近几年连续发表了一批环境史的文章——既有关于学科建构和理论的，也有些是实证研究。您提出了不少新想法。大家都很重视。您能不能简要地说说您对环境史的理解？我知道环境史涉及很多自然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如果我们想学环境史，应该怎样下手？
●这几年我是提出了几点设想，我觉得既然大家都认为环境史很重要、很有前景，就该好好讨论一下它的“学术定位”，说清楚它究竟是什么？与其他相关学科是什么关系，以便更好地推进。我的想法并不咸熟。斗胆提出来，是希望大家一起讨论。其实我有这么个心愿觉得环境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兴起未久。中国环境史有非常好的学术基础，有很多优越条件是外国所不具备的。在这个领域我们没有理由再落后于外国，应当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
我的基本看法是：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它有新的学术理念和诉求，李根蟠教授概括它的特点是“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我认为很恰当，能凸显出它的学术意义。过去历史学者只关心社会层面，只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至少在实际操作中是如此），环境史则把自然看成是人类历史的能动参与因素。而不仅仅是道具和背景。历史上的自然如何改变？环境及其变化如何影响人类生存？自古至今的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就是环境史研究需要回答的“自然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环境史学者当然而且必须关注人的问题，因为环境是人的环境，离开了人。环境史研究也就没什么意义。环境史研究强调人的生物属性。人是生活在一定自然环境中的，需要环境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人既不能缺少为之提供食物能量的动植物，也不能缺少空气、阳光、土地、水、食物和其他很多东西，否则就不能生存：人的健康和安全是不断受到各种环境因素威胁的，有些威胁是自然界中本来就有，但越来越多的威胁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历史上的人们如何应对这些威胁？从本质上说，今天的所谓环境生态危机。就是因为许多恶劣的生态改变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生命。总之，要以人的生物属性和基本生存需要为起点作研究。这就是‘人类回归自然”。带着这些理念重新去考察历史，自然会提出许多新问题，以往研究过的问题因为视角的转换亦将被重新思考。
环境史研究应该明确界域。要有主线，有重点。我从人类学中借来了“人类生态系统”这个概念，认为它就是环境史的界域。这个系统是一个整体，人的因素与自然因素相互依存、彼此作用、协同演变。我认为重点应该包括历史上人类的生命支持系统、生命防卫系统、生态认知系统和坐态一社会组织系统。简单说吧，要着重了解历史上的人靠什么养活自己？怎样健康、安全地生活？为了生活又是如何认识、理解自然环境中的各种事物？怎样把周围环境中的自然资源组织起来为自己所用。怎样组织自己的群体有计划、规则和秩序地利用资源、解除威胁？我认为：人类环境是一个历史概念，影响人类活动的自然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的人主要与哪些自然因素打交道。怎样打交道，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是环境史研究必须说清楚的。总之。研究要有主线、有重点，否则会漫无边际。杂乱无章。
怎样做环境史？这个问题很难简单作答。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界面上有太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单个学者只能选择其中若干方面的问题作研究。我想一般来说，首先需要有一种对现实环境生态问题的关怀：其次是勇于突破历史学的原有理论知识架构，不怕困难，不计一时得失；最后是要有不断学习的精神，随时扩充自己的知识。同时还要训练出一个更复杂的头脑。这么说似乎很空，但实际情况就是：究竟怎么做，得看你对哪些方面的问题感兴趣。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有志于学习和研究环境史，我建议先读几本现代生态学的书。看看它的理论方法能否让你兴奋、激动，如果能，再考虑进一步学刁若干相关学科的知识。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做某个问题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学科知识，研究结论就非常不可信，因为你很可能在起点上就错了，对史料的解释肯定也是错误百出。甚至根本就发现不了问题。这门学问很难，但也非常有趣。如果真能沉下心来做，困难可以逐渐克服。
O最后还有几个问题。记得老师在课堂上经常提到“学术人生”、“创新”、“坚持”和“平常,心”这些话，您能再说说为什么您总强调这些的理由吗？
●对一位学者来说。他的人生目标应当就是搞好学术，说几句真正属于自己并且值得后人记住的话。对教师来说，“学术人生”还有另一层含义。也许更加重要，这就是教好书、培养好学生。我觉得教师有两条命：一个是自然的生命，由他的子女来延续：另一个则是学术生命。要靠他的学生延续。对历史教师来说。写出若干自己满意的论着，带出一批好学生人生才有意义也不枉清苦地过了一生。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没有创新，学术怎么发展？这个道理不用多说。关键是如何才能创新。我觉得刘泽华先生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在前人思想的尽头再往前思考一步。我补上一句：在前人思想的缝隙作思考。我觉得。环境史研究就是在前人的思想缝隙作思考。创新是极其困难的。尤其是史学创新，申国史学这么成熟，哪有多少明显的空子留给你钻啊？这就需要另外两个东西：一是坚持。二是平常心。做学问需要不断求索，不能怕走弯路，这就需要带着平常心去坚持，就像每天坚持吃饭、睡觉一样，不想吃也得吃。不想睡也得睡。尤其是遇到不顺、感到茫然的时候，更是如此。张老师曾跟我讲过杨志玖先生的事：因他是大学者，又是少数民族，所以每年市领导都来给他拜年。每次领导来，杨先生都在写字台前看书、写文章。领导问：杨先生，您老过年也不休息一下，不怕累着啊？杨先生说：除了看书、写字。我还能做什么呢？只能干这个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很平淡、简单的一句话：“这就是我的生活。”如果哪天你、我达到了这种境界，即便没什么引入瞩目的重大创新。也算得上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
（转引自《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