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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杨念群：我追求历史研究的多样性

李 苑
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和朋友们一次闲谈，话题指向了“你最喜欢生活在哪个年代”，大家各有喜爱。有人说先秦，那时思想家频出，“已把中国人的智慧发明得差不多了”；有人爱唐代，因为“想浪漫，找李白想诉苦，找杜甫”。但杨念群却回答：“晚明”。众人不解，杨念群一时间不知怎么说服他们，“郁闷”之下，一本叫做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的书，横空出世了。
说“明朝”，不是毫无道理的。“明末腐烂透顶，但明末也是思想相对自由解放的时代，出了我心目中最大的英雄之一王阳明。那个时代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讲会，自由地发表见解。”杨念群解释。
“不可能有一个朝代是完美的，我喜欢明朝也是相对的。”杨念群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他对清史的了解越深，越觉得“可怕”。“和明代比，清代获得了大一统的地盘，也拥有维系这个局面的超级能量，正因此，清代皇家为维系这个放出的大烟花不破灭，终使清朝变成一个千方百计让人活得难受的朝代。难受到什么程度？不是一般的打杀和廷杖，而是用无穷尽的洗脑暗示杖杀你的心灵，过程犹如慢工出细活般小火煎熬，最后过滤出的，是一个个精神药渣。”
“与清代不同，明代的读书人有着自己的精神力量，民间社会的能量很大，这就对读书人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很多人不畏廷杖，冒死进谏，皇帝真是没办法，打死他吧！反而在道德上是把他拔高了，皇帝却要落个昏庸无道的骂名，谏臣以死博得了名节。海瑞的例子恰恰证明了明代的士风。”因此，杨念群有了这个“别出心裁”的答案。
杨念群是个很特别的学者，正像他自己说的，他追求的是“历史研究的多样性”。
杨念群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变迁和精神发展，所以近年流行的《南渡北归》《江南三部曲》等描写知识分子的图书，他也一直关注。但读的多了，杨念群又有了不同的观点：现在表现知识分子题材的书，选题太狭窄，目光仅仅集中在西南联大，或者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等有限的知名知识分子身上，对一般知识分子的表现很不够。这就导致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理解过于狭隘，内容相对集中、相互重复。
“这些名人确实有一定代表意义，但是他们不能涵盖一个时代里，所有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或者思想境界。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也并非都是那么纯洁可爱的，不然反映同一批人的作品《围城》，就不会出现了。现在存在一种把知识分子浪漫化、理想化的趋势。所以我在 《何 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中，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对政治敏感和合谋的一面。很多人批评现在的知识分子堕落，但其实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并非纯洁而毫无争议，他们一直很聪明，也一直知道怎么样与政府合作。我就是要剥掉这样一些所谓的‘面纱 ’。”
正是由于他追求的“多样性”，争议也始终伴随。比如邝海炎认为他“强悍的解释能力”与“粗糙的实证能力”齐飞，沈登苗批评他的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多处逻辑不通，观点站不住脚 。
“邝海炎认为我对史实的考证梳理粗糙、不注意考据。那是因为我特别注重解释，而解释和考证史实之间确实会有距离。但我注重发现问题，用问题引领对历史的判断。所以给人的印象，我对理论的关注大于对史实的关注。但我要为自己辩护，我从来都是建立在具体研 究之上，都是从事实出发，从事实中引申出来，不是空中楼阁。”
对于沈登苗指出的错误，杨念群仔细分析：“第一，他指出若干史实可能是有问题的；第二，虽然他有文笔，但是没有看懂我的书，我的书在问题意识上，在对整个中国史学架构的改变，和对儒学本身的新理解方面的贡献，他都没有读出来。”三年后，这本书再版，杨念群把他指出的错误全部改正，并在后记中特别感谢了他。
从《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到《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再到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杨念群的“三部曲”，显得越来越“轻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其实我想换下笔，做学术这几年挺辛苦，所以把更多精力放在随笔写作。当然，随笔的内容也跟历史有关，是从历史角度看现实。”就像他说的，“（写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之意并不在讨论历朝历代之得失，而是由历史延宕开去，杂议藏匿于史书中的历史暗面，以及耳闻目睹之当下种种怪现状。”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算是小获成功，首印的一万册已经售罄，出版社正忙着加印。对于之后的写作计划，杨念群说，他打算写中国的一段较长时间的历史变化。“现在的历史研究，太多是封闭起来一人搞一段，甚至把历史切割成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这样容易钻在小格子里出不出来。尽管能力有限，但我还是想把它打通，但具体形式我还没想好。”杨念群笑着说。
（转引自《博览群书》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