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李仁渊导读罗威廉《大清王朝》：清史研究的三个转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清代-李仁渊导读罗威廉《大清王朝》：清史研究的三个转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李仁渊导读罗威廉《大清王朝》：清史研究的三个转向

【编者按】本文系“中研院”史语所助研究员李仁渊为罗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李仁渊、张远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5月）撰写的导读，原题为《重访最后帝国：西方观点下的清史新释》。经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摘录了部分内容，以飧读者。
这本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所写的《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四十多年来英语学界清史研究的发展整合进一套层次分明的架构之中，因而在书介中强调这本书提供了相对旧模式的“修正派”（revisionist）历史。罗威廉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他本身的学术历程便与70年代末以来对上述观点之挑战紧密叠合。70 年代末罗威廉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于1980年取得博士学位，而这段时间正是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转变的起始。此后罗威廉的研究课题从通商口岸的都市空间到山区乡村的暴力与叛乱，从长江中游的经济与市场到士大夫的经世思想，触及清代历史的不同面向。同样重要的是罗威廉在1992-2007年间担任《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 的主编。这本原名为《清史问题》（Ch’ing-shi wen-ti）的期刊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基地，可说是美国明清史研究最重要的期刊。这些条件得以让罗威廉如同回顾自身生涯一般，把英语世界清史研究的成果展现出来。
在本书的《导言》，罗威廉便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西方清史研究的三个重要转向：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与欧亚转向。受了年鉴学派与欧美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清史学者尝试以长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来理解清代中国的转变，而非只注重政治与外交的结果。这样的转向带领学者进入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变迁的动因，从而超越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二分解释。社会文化史对“族群性”（ethnicity）的解构让清史学者重新注意到“内亚因素”在清帝国中的重要性。作为由满洲这样的少数族群建立的帝国，如何统治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和经营外藩与边疆，得到了学者的关注，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将清帝国视为“另一个中国王朝”是否忽略了这个政体最根本的少数统治特质。而世界史的取向则将清帝国在16至20世纪初期的发展放在欧亚大陆，与同时期如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俄罗斯的罗曼诺夫王朝等陆权帝国做比较。这些帝国同样地在前现代的技术下大幅扩张统治范围，同样面临统治广大领土与在文化上多元、社会结构上有所差异的人群，也同样在20世纪初崩解。比较这些帝国兴衰的共性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谓前现代时期的历史意义。这三个转向都让我们重新思考清代的定位，后二者尤其让我们将焦点聚集在清帝国的根本性质，从而合理化本书以“朝代”为主题的做法。
中国传统史学中“朝代”是正史的书写单位，然而在社会经济史的发展之下，王公将相不再是历史的唯一主角，而“朝代”是否可以总是可以当成预设的历史书写单位亦受到了质疑。许多深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结构转变往往不是可以用政治上的朝代更迭来画界，如历史家观察到的中国从晚明以来到20世纪长期的连续性社会演变。许多关键性的改变发生在朝代之中，让一个朝代前后性质有很大的转变，如安史之乱前后的唐代，或者是明初到明末间的变化。传统的“朝代循环论”或“历朝得失”又倾向将各朝视为并列的整体，然而其间时代相隔遥远，历史条件的差异甚大，有落入“停滞论”想象的危险。然而近来对清帝国的重新评估，可以令我们以清朝为单位，整体性的评估这个中国最后帝国的历史意义。

清代-李仁渊导读罗威廉《大清王朝》：清史研究的三个转向
这本涵盖大清王朝两百多年历史的着作共有十章，大致可分为前五章（“征服”、“治理”、“盛清”、“社会”、“商业”）与后五章（“危机”、“叛乱”、“中兴”、“帝国主义”、“革命”）两个部分。表面上看起来各章以主题区分，实际上罗威廉选择各时段最核心的议题发挥，也同时与时序相合。在前五章中清帝国从建立到兴盛，而后五章则是同样的体制在19世纪之后遇到的危机与调适。尽管各章的主题与时代不尽相同、对清史研究的不同课题有所发挥，然而隐然有一条主线贯穿整体，让本书不是纯然流水帐式的交待史实，或各章不相干的“美国清史各领域研究回顾”。这条主线或许是罗威廉个人的关怀，但也同时展现出美国清史研究的讨论核心。
贯穿各章的主线仍是回归到清王朝的性质问题，即作为异族统治的少数政府，如何以前现代的统治技术、相对规模甚小的政府机构，成功地统治如此多元的众多人口与如此广大的疆土；而清帝国所建立起来的这套机制，又如何从内部发生问题、并在进入国际社会后重新调整，这些调整又是如何导致清帝国的覆亡，结束中国这块土地上长久的帝国制度。与明朝相比，异族统治清王朝的辖下人口与土地都比明朝多出许多，更有新并入的、差异更大的边疆地区。在建立一个统治机制、包含如此多元的疆域、史无前例的众多人口上，以及从19世纪以降，面对之全球性挑战，都让清帝国与所谓的众多“前朝”有所不同。
紧接着就是罗威廉展现功力的地方。他在各章巧妙地整合当前纷繁的研究成果，融入流畅的叙述当中，而非呆板的论文摘要，另方面这些叙述又可关照其关注的核心课题。前五章罗威廉讲述了东北一个半农半牧的部族征服明王朝，吞并四方，并建立一套有效率之管理体制的历程。在这个部分充分展现出近四十年来，特别在档案等资料开放之后，英文世界对清代前中期历史的研究成果。不同于之前“专制传统”或“压制汉人”的叙述，罗威廉着重展现清帝国政府的弹性与因地制宜的特性，以及在行政与财政管理上的创新。在模仿明代体制建立治理中原的官僚机制、并持续区隔族群的八旗制度外，中央有理藩院、内务府与军机处等新机构和奏折制度这样的沟通管道，而对于汉族以外的地方则以不同面貌统治。地方上清帝国以科举等方式与地方精英合作、将许多公共事务转移到非官方组织，而以相较而言规模很小的政府与很少的支出来维持行政运作，避免了前现代政体在统治领域扩张时遭遇的财政问题。在经济上政府对民间的贸易活动干涉甚少，而让民间发展出成熟的贸易网络，即有干涉也是以市场力量，而非压制性的手段。这些弹性的方式让清帝国在初期的协调适应之后，得以缔造从康熙到乾隆的三朝盛世。
然而盛清时期的机制从乾嘉之际开始出现危机，也开启了本书的后五章。在这个部分罗威廉亦吸收了近年的研究成果，对许多事件的评价和单方面的归因加以修正。如对乾嘉以来的危机，罗威廉提出近年来的不同解释。除了外国影响外，也点明了土地开发减缓而人口过剩、原来的行政系统败坏，以及全球性的银货供给减少等因素。对于鸦片战争、同治中兴、自强运动和庚子新政等，也提供近年研究下较全面、平衡的评价。
总体来说，罗威廉认为19世纪以降的清帝国无法度过危机的关键之一是面对危机与外来压力，需要更多的行政力量介入与更多包括军费、赔款与行政运作上的开支，而与原本的小政府模式相违。在连串的战争与改革之下，地方督府和地方上的非政府精英取得了更大的力量；而中央政府在改革中尝试扩大政府规模，需要更多资金，益让政府无法负担。同时在政府改革下出现的新阶层，如新军、学生以及深入地方事务的绅商，亦成为推翻原有体制的力量。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晚清以来一连串改革是前现代帝国对外面对国际社会，对内面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需求，而扩大政府规模、朝现代国家迈进的一连串尝试，这个趋势一直延伸到民国之后的国民党改革以及共产党革命。

清代-李仁渊导读罗威廉《大清王朝》：清史研究的三个转向
罗威廉选择以帝国统治问题作为这本清代全史背后的主轴，最后呼应本书“中国最后帝国”的标题，讨论帝国体制的结束。一方面清帝国从16到20世纪初将前现代帝国的小政府统治技术发挥到极致，得以拓展疆域深入内亚，又同时管理充分发展的民间社会，让财货与人力资源合理的分配与流动。而另方面清帝国的覆灭也显现出前现代帝国的极限，在被卷入国际社会后，小政府的体制无法负担现代国家的行政与财政需求。这些环绕着帝国统治的讨论也回应了最开始提到的美国清史研究的三种转向。长时段的社会、经济变化，及其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连是本书时代变迁的潜流。异于前朝的少数统治、多元帝国，与因此延伸的统治问题是内亚因素的影响。而最终对清帝国覆灭的讨论则将清帝国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之下，考虑前现代国家在19世纪以降的国际社会中面临的问题。
本书以“帝国”为中心，以帝国统治的问题切入，很有说服力地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呈现了清代两百多年的历史变化。不过想更进一步的读者可能要注意到，全书相当有感染力的、对清朝历史的大叙述并不是唯一的叙述方式。诚然以帝国为主体的观点可以提供很有一致性的叙述，并将各种不同的研究成果涵盖在内，但在这段时间的其他面向未必可在此框架里充分展现。如新清史学者可能会认为本书终究主要是以清朝对“中国内地”（China proper）的统治为核心，对其他非原属中国的广大领域不在整体的命运之内，只有在必要时才补充说明。世界史学者可能认为本书过于固守“中国”的疆域，除了进入中国境内的战争与贸易以外，还需要更多跨国流动的讨论与全球尺度下的思考。社会史学者可能觉得本书太重视国家因素、以帝国的视角出发，对常民生活、民间社会与各地纷歧的地方实践有所忽略。而关注思想文化史的读者可能会批评此书以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作为历史主要的推动力，对于思想、文化展现，乃至于宗教所扮演的角色着墨不够深入。这些反应很难说是本书的缺失，因为本书本来就不是对这段时间内所有课题的研究回顾，而是建基于过去的研究之上、主题式地呈现大清帝国的历史面貌。所有的论说都有其预设的框架，与其将未能包含在框架内的部分视为缺失，不如正面评价作者在此框架之下的解释效力，并思考自己关注的部分与此框架的交锋之处，可否产生新的火花。例如本书在不同篇章碰触到资源与环境的问题，像是清代中叶后土地开垦殆尽造成的社会问题与人为引起的环境灾难，我们又是否也能以更整体性的环境史视野，来观察清帝国前后期的变化？
同时，读者也必须注意罗威廉对于清史的统合是建立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这些研究固然反省了更早之前的论点，但也有延续之处。更进一步地说，新近的研究提供本书“修正派”的观点，然而本书的整体架构并未与过去有太大的不同。罗威廉本人是2002年出版之《剑桥中国史》第九卷《1800年之前的清朝》上册中“社会稳定与社会变迁”（Social Stability and Social Change）一章的作者，书末也提及《剑桥中国史》的贡献。若与《剑桥中国史》涵盖清代的第九、第十两卷相比较，本书的章节安排与此两卷的框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换句话说本书提供的是在以往框架下的修正观点，另辟蹊径、重新架构清代历史不是本书的意图。另外本书主要反映的是英语世界的清史研究，如《志记》所说，为了一般读者的方便，除非没有适合的英语着作，否则援引书籍以英语为主。所以本书引用之英语以外的作品较少且旧，并没有呈现非英语世界，特别是中文与日文学界近年来的清史研究。因此一些在中文、日文学界研究较多的课题（如思想史），在本书也不特别涵盖。
总而言之，罗威廉总结了他那一代学者的成就，修正了前一代的观点。但对更年轻一代的读者来说，或许可以思考的是未来中国自16 到20 世纪初的历史还可以怎么说，有什么方式来架构？对台湾读者而言，是否可以出现从台湾出发的观点，来补充或颠覆原来清帝国的大叙述？而在学术交流频繁、语言壁垒大为降低的当代，比较英语学界与其他学界的关注点除了让我们看到彼此专长与不足之处以外，是否还可从这些不同视角提炼出更具说服力的论说？不仅是言其所未言，而是将其所言处统摄在内，创造出更好、更全面的说法。而当然，这一切得从了解别人已经说了什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