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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
通常情况下，依靠一种单一史料很难说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日记也不例外。但是，作为一种私密性较强的史料，日记确有其独特之处。虽然琐碎和零散，但不经意间透露出的珍贵历史信息，往往出乎意外，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历史细节。
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与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1]日记中对清末发生的诸如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崩逝、辛亥清室让位、民初党派斗争等重要事件均有记载。[2]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笔者拟对日记中有关袁世凯的活动稍加梳理，意在为学者深入研究袁氏提供线索和素材。可能日记中对袁氏的记录是零星的、侧影式的，显得并不全面，但是，这种漫笔式的记载，却披露了一些内幕和细节，为我们了解辛亥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一、许宝蘅初入军机处
许宝蘅（1875─1961），字季湘，号巢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撰写的履历写道：“由附生应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本省乡试，中式第七十八名举人。二十九年五月报捐内阁中书，蒙前任陕甘总督崧保荐经济特科，闰五月保和殿召试，钦取一等第三十名。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蒙钦派大臣验看，奉旨着照例分发行走，钦此。即日到阁。八月初八日奉学部咨调派学制调查局行走，二十二日奉巡警部奏调派充外城巡警总厅卫生处办事委员，九月十七日奉派署六品警官，十月初一日派充太庙孟冬时享稽查官。”[3]这时，他还是一位并不起眼的小京官。但是，一年后许宝蘅便考取了军机章京。
丁未年（1907年）是清季重要的一个年份。这年夏秋之际爆发了丁未政潮，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四川总督（后调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在与庆王奕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激烈较量中失败，最终二人均被罢官。七月，慈禧谕令大学士、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袁世凯同时调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政局暂时得以稳定。许宝蘅正是这种背景下以学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的。许日记丁未年对其几次考试也有记载：
九月廿五日（10月31日）八时到学部，考选军机，题为“贾谊陆贽论”，限四刻交卷，写白折一开两行，一时归。
十月十五日（11月20日）考军机章京，六时起，入东华门至宪政编查馆，同考者凡一百三十人，候至十一时馀，世、鹿、张、袁四大臣均到，始点名散卷，十二时出题，为“辨上下定名志论”，限八刻交卷，余作三百四十字，五刻交卷出。
十月廿日（11月25日）知军机已取定七十人，二十三日复试。
十月廿三日（11月28日）六时半起，八时到宪政馆，十时半军机大臣世、鹿两中堂、袁尚书到，点名散卷，十一时出题，题为“敏事慎言论”，三刻交卷，写一开二行时交卷者已十馀人矣。
十月廿五日（11月30日） 知军机复试案发，余列第一，共取五十一人。[4]
这次考选军机章京总计有130人，许宝蘅经过几次考试，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十一月初十日（12月14日）正式入直，并在领班章京的带领下，与其他新章京一起谒见庆邸（奕劻）、醇邸（载沣）、世中堂（世续）、张中堂（之洞）、鹿协揆（传霖）、袁宫保（世凯）等全体军机大臣，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第一次见到张之洞。
许宝蘅顺利考取军机章京除了文笔方面的绝对优势，可能与大学士张之洞的激赏有直接关系。仁和许氏本为江浙大族，世代簪缨，百年间科举蝉联，出现了像许乃钊、许乃谷、许庚身等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这样的家族背景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许宝蘅的父亲许之琎，长期在湖北做官，曾署汉阳、东湖知县，光绪十七年因处置宜昌教案得当，颇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5]许宝蘅之二兄宝芬也得以入张氏幕府。丁未八月张之洞抵京参政，许氏兄弟俱在京。这一时期张氏的幕僚吴菊农（敬修）、梁敦彦、张望屺（曾畴）、陈仁先（曾寿）、高泽畲（凌霨）、许同莘、杨仪曾（熊祥）与许氏兄弟更是往还密切，他们向张之洞的推介可能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许宝蘅因母亲去世而丁忧，暂时离开军机处。同年八月，张之洞逝世。许氏在八月二十二日（10月5日）日记中写道：
寄云（按，即许宝芬，字寄云）往张相宅，余拟明日往吊。余于南皮颇无缘，在鄂多年未尝一谒，中间在江宁、在京皆未谒见，洎至南皮入都亦仅照例投刺，至前年考军机时南皮见余卷大赏识，谓人曰“写作俱佳，数小时中能作箴铭体尤难”，及至传到班后，仅于直庐中旅见，未曾私谒。前奉母讳后，南皮与司直（王孝绳，号司直，王仁堪之子）谈及余，又大赞美，并谓“当其到班时，人皆以项城赏识，认为项城私人，实不知乃我所取”，又谓“所作极得体要，小军机向以浙人为着，岂其有秘授耶？”因电召寄云及余欲以铁路事相委，而余自汉北来，初在百日假内，继因左楼（许宝蘅夫人刘氏，号左楼）病以至于殁，迄未出门，今余事已毕，而公又骑箕去矣，虽未受其恩惠，实有知己之感。[6]
许氏的这段道白意在说明张之洞对他的青睐，完全是对其才干的赏识，同时也透露出袁世凯对他非同一般的信任，否则张不会有“项城私人”一说。窥其原因，或因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章京复试时，张之洞没有参加，许宝蘅再获第一，与袁氏赞赏相关。至少，许宝蘅文笔优长，不止让张欣赏不已，袁世凯也很看重。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8月8日），袁世凯曾交给许氏一项重要的任务：“以宪法纲要说帖稿嘱改。”当时立宪问题成为朝野上下最为关注的问题，袁世凯将说帖交由许宝蘅修改，说明他对这位秘书的高度认可。许宝蘅根据项城原稿，将首段略加删改。他在日记中抄录了这段文字：
方今天下大势，弱肉强食。对于国外则有强权而无公理，对于国内则尚立宪而绌专制。专制之国，君民分隔，故力散而势弱；立宪之国，上下一心，故力聚而势强。盖立宪政体处常则君民共守其法制，处变则君民共任其艰难，至其要义所在，惟使人民与闻政事。既许人民与闻政事，则凡有政事之内容，无不明白透彻，自无疑虑，即可使之担负责任。我国今日外则列强环伺，狡焉思逞，内则民气嚣张，匪党构煽，尤非此不足弥患而御侮，惟人民与闻政事，亦不可不立范围，此议院之制所由起也。议院法规必须详密，权限必须分明，始能有利而无害。东西各国如英、法、德、日无论已，即专恣一如俄罗斯，顽固如土耳其，如波斯，近皆迫于外患，亦先后颁宪法、设议院。可见处今之世，如欲保其疆土，全其种类，诚舍立宪别无善策，然非设立议院亦无从实行立宪。我之宣布立宪已历两年，而应行事项尚未实行，近日中外之请开国会者责言日至，不知议院由宪法而生，非宪法由议院而出。开设议院年限固宜预定，而所有应筹备各事，尤当先期举办，以立完全宪法之本。倘或不慎，势成燎原，再图补救之方，而所损已多矣。盖宪法本有钦定、民定之别，定自上而朝廷主持其势顺，定自下而人民迫胁其势逆，逆顺之别即治乱之机，尤不可不慎者也。[7]
这段文字是袁世凯说帖提纲挈领的概括性文字，整个文字紧凑清晰，说理透彻，措辞平实。七月十八日（8月14日）该说帖并“九年之内应办各事年表”一同递上。可惜笔者未能查到该说帖原文，而清廷于八月初一日（8月27日）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8]似与该说帖有关。大约许氏也视为得意文字，故全文抄录在日记中。
日记中还有一条重要而有趣的记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7月28日）记：“入直，万寿期，内外省折件或先期赶到或后期到，故班上无事，各部院亦仅以例事入奏，八时三刻即退直，见二班交班条云：袁堂令查检二十四年两广总督送来查得康有为等书件，南皮令检二十六年湖北办唐才常等折件，不知何意。”[9] 在立宪活动紧锣密鼓之际，袁、张令军机章京检查康案和唐常才案的旧档，原因何在，许宝蘅当时就存疑问，今人当然更是难知其详了。这有待于将来其他文献的发现或可解开这个不解之谜。
二、辛亥前后的宫廷见闻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在两宫丧仪与宣统皇帝登基仪式结束后，于十一月廿六日（12月19日）对朝中重臣大加封赏，庆王奕劻以亲王世袭，世续、鹿传霖太子少保，张之洞、袁世凯加太子太保，以示优遇。但是，十多天后，刚刚得到封赏的军机大臣袁世凯便被载沣罢黜。许宝蘅是当时的见证人。他在日记中对前后几天的中枢活动有所记载：
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入直。军机见起后复召世、张二相入，发出蓝谕三道：一，袁太保开缺回籍养疴；一，那相（那桐）入军机；一，澍贝勒（载澍）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按，澍贝勒为孚郡王之嗣子，乙未、丙申间得罪革爵圈禁，庚子释免者。十一时散归。
十二日（1月3日）入直，崧生侍郎署外务部尚书，那相到军机处，庆邸仍未入直，十一时散归。
十六日（1月7日）入直，庆邸自初十请假，今日始入，十二时散。[10]
十二月十一日这天，载沣先是召见军机大臣，然后又单独召见世续、张之洞，讨论的应该是处置袁世凯之事。[11]奕劻自十二月初十日开始请假，这天没有入直。载沣等满洲权贵猜忌袁世凯由来已久，他选择十一日奕劻请假这天做出决断，可能是为了避免与奕劻发生争执，也许奕劻得知消息，有意回避。直到十六日庆王才销假入直，他对袁的处置肯定不满意。许宝蘅日记中对此事没有任何评论，只是准确记下了当时的情节，可与其他材料互证。
袁世凯离京后，许宝蘅也因丁继母忧，读礼家中。期间经过官制改革，军机处改成内阁承宣厅，故宣统三年辛亥六月许氏服满后，乃改任承宣厅行走，其实仍是当年军机章京的角色。是年六月廿五日（7月20日）许宝蘅再次入内当差时，感慨万千。他在日记写道：
三时半起，晚饭入直，到东华门下车，步行至西苑门内直房中，与阁丞、厅长……相见，进谒庆邸、那相、徐相（徐世昌）。忆前入直时，光绪戊申春间及九月后皆在西苑，至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连遭大丧，即日移入大内，后遂不复至此。是日九钟时，余恭缮太皇太后懿旨一道，世、张、鹿、袁四公环立案前，尚剩十数字未就，忽内监传召王大臣速入见，心惊手颤，几不卒书。缮就，王大臣捧以入宫。俄顷传慈驭上仙矣，至今追思犹为惕惕。当时六堂，今仅庆邸一人，张文襄、鹿文端相继逝世，世相调任，袁宫保放归，诸公于余皆有知遇之雅，又不胜室迩人遐之感。[12]
这段记述颇见许宝蘅对于时局的担忧，以及对张、袁见赏仍怀感激之恩的心情。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朝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八月，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回天无力的载沣不得不听从奕劻等人的建议，重新起用在籍“养疴”的袁世凯，希望他重振精神，为清廷收拾危局。依旧在中枢服务的许宝蘅再次获得了随袁世凯办事的机会，从而又一次见证了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
八月廿三日（10月14日） 载沣到仪鸾殿向隆裕太后请旨两次，终于任命袁项城为鄂督，岑西林（春煊）为川督，这是满洲权贵面临危机被迫做出的决定。但是，袁世凯并不满足，屡次以生病为由坚辞，直到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奕劻、那桐、徐世昌上折请辞去责任内阁总理、协理职务，同时“泽公（载泽）、洵贝勒（载洵）、伦贝子（溥伦）、肃亲王（善耆）同折辞职，邹子东（嘉来）、唐春卿（景崇）、绍英、吴蔚如（郁生）四大臣同折辞职”，结果均奉上谕允准，并“命袁项城为总理大臣，俟到京后组织内阁，未到以前，暂仍由现在国务大臣办事。涛贝勒亦辞军谘大臣，命以荫午楼（荫昌）代之”。[13]十八日（11月8日）资政院依照宪法信条公举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这时，袁氏已暂时达到获得最大权力的目的，乃电奏二日内起程入京。二十三日（11月13日）袁氏到京，次日入宫召对良久，开始正式担负起内阁总理大臣的职责。此后，袁世凯的举措见诸于不少文献，兹不引述，但是，诸如迁移办公地点，以及改变摄政王处理政务的程序等细节，则非常珍贵地反映在许宝蘅日记中。可以看看许氏对这些细节的记载：
九月廿七日（11月17日）四时到法制院，因项城意欲将法制院屋改为总理大臣公所，将来拟于此处办事。
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 早饭后入东华门到景运门直庐。袁相奏定入对奏事停止事项，自明日起改在内阁公署办事，即以法制院改为公署，法制院迁于北池子。十一时散，到承宣厅，一时到公署，布置一切，至六时归。[14]
既然袁世凯已经成为资政院通过的内阁总理大臣，其办公场所自然不能仍在宫中，所以他必须另择“公所”（也称公署），将原来的法制院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并宣布从十月初二日停止“入对奏事”。这简单的几笔，并非小事，它从决策程序的层面预示着封建帝王专制的终结。
此前一直由摄政王代表宣统皇帝处理政务。有关程序，许宝蘅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12月14日）有详细记述：
今日摄政王在养心殿办事，召见军机如前制。按，养心殿为先皇帝平日居处之所，由内右门入，街西为遵义门（与月华门相对），门内为养心门，中为养心殿。余随堂官入遵义门，门下南向小屋奏事处宫监所居，堂官于此听起，见起后缮旨上述，如旧制。[15]
但是，时隔三年，情况彻底改变了。辛亥年十月初三日（11月23日）许氏写道：
六时二刻黎明到公署，七时总理至，办事，拟旨三道，九时偕顺臣送进呈事件匣入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呈监国钤章发下，领回公署，分别发交。午饭后一时与阁丞、厅长同阅各折件，拟旨记档，至四时半方毕，五时晚饭，散归。[16]
这天袁世凯到了总理公所办公。先由他拟旨，由许宝蘅等人入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呈载沣钤印，领回公署，分别发交。摄政王只是履行钤印的程序。袁世凯任总理的责任内阁制在这一天以新的形式得以实施。许的记载也很别致，初二日记中还称袁为“袁相”，初三日便改称为“总理”，似乎他也意识到了前后的差异。
身为总理公署的秘书，在稍后的日记中，许宝蘅对袁世凯的踪迹和内廷动态均有记述：
十月十二日（12月2日）六时起，七时到署，九时半随项城入内，十一时回署。
十月十六日（12月6日）午饭后到公署，知监国避位，已奉太后懿旨仍以醇亲王就第。回首三年，不胜凄感。晚饭后拟旨数道，又预备明日请旨派全权大臣与南军协议，又商酌以后谕旨用宝等事，至十二时后始散。
十月十七日（12月7日）七时三刻起，早饭后九时到公署。项城入对于养心殿，奉太后谕：“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奏对历一钟馀。资政院前奏剪发、改历两案，今日降旨：凡我臣民皆准其自由剪发，改历事着内阁妥速筹办。又奉旨项城为全权大臣，委托唐少川（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范孙（修）、杨杏城（士琦）参预讨论，又委托各省人每省一人讨论各省事宜，定于下午五钟在署会议，四时散归。
此时各界要求清室退位，实行共和制度的呼声日盛，一些新军将领也通电拥护共和。清王朝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十一月初九日（12月28日）隆裕太后召集王公贵族及国务大臣商议皇帝退位之事。许宝蘅记录了隆裕的言论，可见这位鲜才寡能而又命运多舛的满洲妇人的窘境：
本日皇太后御养心殿，先召见庆王等，旋召见总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皇太后谕：“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言至此，痛哭，诸大臣亦哭，又谕：“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诸大臣退出拟旨进呈，诸王公又斟酌改易数语，诸王公复入对一次，退出后，诸大臣向诸王公言及现在不名一钱，诸王公默然，候旨发下后各散。[17]
十一月十四日（1912年1月2日）又记：
五时半起，早饭后到公署，拟稿数件。总理入对，太后谕：“我现在已退让到极步，唐绍仪并不能办事。”总理对：“唐已有电来辞代表。”太后谕：“可令其回京，有事由你直接办。”又谕：“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总理对：“奕劻出银十五万。”太后谕：“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仅可向他们要。”奏对一钟馀方出，十二时后事毕，散。[18]
可以看到，自摄政王载沣避位回藩，清朝的江山社稷已经无人过问了，像奕劻这样当初卖官鬻爵大发横财的懿亲，现在也退避三舍，摆出事不关己的态度，难怪隆裕不禁对庆王大加责备。为了争取有利的议和条件，清廷不得不孤注一掷，除了号召亲贵毁家纾难、筹集军费外，又对袁世凯大加拉拢。十二月初七日（1912年1月25日）隆裕召见醇王载沣，令其到总理公署宣懿旨，赐封袁世凯一等侯爵。袁力辞不受。几经商议，以优待清室条件换取清帝退位的协议终于达成。十二月十五日（2月2日）隆裕召见国务大臣，商酌优礼皇室条件，据许日记，“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 [19]于是，袁世凯乃电告伍廷芳。十天后，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辛亥革命中袁世凯依靠政治手腕，一方面待价而沽，向清廷索要大权；一面凭借手中的北洋武力镇压革命党人，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清室退位，并获得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从许宝蘅日记看，当时载沣、奕劻等懿亲纷纷逃避，大厦将倾，清廷已无人当家，局面已无可收拾。袁世凯因势利导，最终获取了最大的政治收益，这与他崇尚功利的个性追求是完全吻合的。袁本人的心态似乎也很复杂，许宝蘅日记有所反映。日记写道：
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戊申之冬，有谓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又，黄蘖禅师有诗云“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吾恐乱犹未已也。
十二月廿七日（2月14日） 八时到公署，见项城，询余解此事否？又谓：“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余谓：“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不过此后诸事，非实力整顿、扫除一切不可，否则共和徒虚名耳。”项城又谓：“外人亦助彼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余谓：“外人决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 [20]
许宝蘅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深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他除了从天意的角度解释清亡的原因，还从避免流血冲突、保护两宫安危、为百姓减少灾难的角度正面评价清帝退位的意义。从二人的对话看，袁世凯对此极表赞同。但是，令袁世凯最为窃喜的恐怕还是已经到手的最高统治权力，一切都来的那么迅速，就连他本人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这样的感叹可以有多种诠释。在笔者看来，这未见得就是袁氏虚伪的表示，更多的则是他心虚不安的真情流露。在当时局势瞬间万变的时刻，心力疲惫的袁总理向一位比较亲近的随从偶尔流露一丝复杂的心绪，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三、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局
政权更迭之际总是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身为秘书，许宝蘅记录了许多中枢活动的内容。这些点滴的记载，将民国初建后大总统决策制度、文秘制度的建立情况，大致描绘出来。日记中写道：
辛亥十二月廿九日（1912年2月16日）早饭后到公署。璧臣（华世奎，字璧臣）告余项城命厅员及各参议员皆移至外务部署内办公，留余在原处传话接洽，大约须俟移动后再实行。昨日南京参议院有电来，昨日三钟公举项城为大总统，请其赴宁任事，项城复黎元洪电告以北方不能轻动。
壬子正月初三日（2月20日） 十一时到公署，知项城派余为内政秘书，承宣厅同人移在南院办事，公署将为总统私第。
正月初四日（2月21日） 七时起，到秘书室晤同人阮斗瞻（忠枢）、金伯平（文山）、吴向之（廷燮）、闵保之（尔昌）、沈吕生（祖宽）、余东屏（建侯）诸人，又晤临时筹备处同人，筹备处设在外务部西侧，内分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各股。项城嘱余与承宣厅诸人接洽办事，四时先散。[21]
可见，在许宝蘅的协助下，新旧交替才得以完成，总统府的秘书班子才得以建立。许宝蘅还亲自见证了正月十二日（2月29日）发生的军队哗变事件：
七时起，早饭后到厅，到秘书室，午饭后到行，五时仍回秘书室。八时正晚饭，忽报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陆军部将该营加饷扣减，遂尔哗溃。正在查询，即闻枪声甚近，盖府内尚驻有十标一营与变兵相应，遂与总统避入地穴内，一面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又闻枪声甚急，一面派人分头探察宣谕，劝令归伍。旋报称该兵队有退向齐化门者，又有投西去者，又有投南去者，声言决不伤及总统，盖志在抢掠也。枪声稍远，侍总统回至办公室，知照各路侦探，旋见东安门一带火起，灯市口一带继之，东北、东南两面相继焚烧，探报变兵大肆抢掠；又报南京来使有洪军保护无虞；又报第三镇九标一营赴帅府园保护曹仲山统制。二、三两营拟出营救火，请总统命令，余谓黑夜之间未叛之兵，不宜轻出，遂止其出营。又报东四牌楼一带无处不抢，又执法处报西城尚安靖，本府卫兵亦有离伍出抢者。至三时后，各处火势渐衰。乌金吾报已调消防队救火，枪声渐少，至四时倦极，在椅上躺睡。此次变端，初无所闻，事起后无从弹压，惟有静以待旦。
关于此次兵变，传统说法认为是袁氏为拒绝到南京任职大总统而幕后策划的，但从许氏的记载看，这种说法值得重新讨论。[22]
稍后，国务院初组，许宝蘅又受唐绍仪之邀兼任国务院秘书，一时间在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疲于奔命，履行着艰巨的幕职工作。袁世凯先后与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等总理发生矛盾，他的工作更显得艰难而无所适从。五月，院、府的秘书工作归于正常，许宝蘅萌发退意。五月十七日（7月1日）许氏递总统书，请退出承宣厅，奉批“勉为其难”，不允。[23]同时，许又上书总理陆征祥，请求辞去国务院秘书之职。五月二十一日他再见袁世凯，略陈乞退之意，“总统仍以忍耐为嘱”。[24]时许氏已聘德清俞陛云次女俞玟为继室夫人，准备完婚，请同僚阮忠枢再向袁代陈，要求请假，但未获准，直到八月二十五日（10月5日）才获假一星期完婚。这件小事也可见袁世凯对许宝蘅的信任与依赖。本来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字乾若）推荐许宝蘅为铨叙局局长，“总统、总理始均认可，惟以秘书厅无熟手为虑，继又有他人欲得之，故迟迟未发”，直到九月初八日（10月17日）才正式任命。[25]
许宝蘅在日记中对民初政府机构、官衙的转迁及袁世凯生活起居情况的记载，为其他文献所无，也非局内人所能知晓和了解者。日记写道：
二月三十日（1913年4月6日） 星期。今日总统移居西苑，国务院亦移至集灵囿。此地原连属于西苑，醇王摄政时就此建府，自宣统初元兴工，三年未落成而清亡矣，土木之工极为奢侈，当时物力艰难，虽不爱惜，可为感叹!今国务院迁此，修其未竣之工及装饰铺陈，又须耗费无算，窃为不然。且房屋二三百间，分为三所，并不能合公署之用，西园为秘书厅，厅后为国务会议之所，东所及中所为总理住室及十部办公室，并无馀地可置各局，故本局暂时不能迁往。[26]
许氏对袁世凯迁居西苑没有异议，对国务院迁至集灵囿颇有微词，以为又将耗费国帑，且并不能满足全院之用。日记又记：
三月初五日（1913年4月11日） 入西苑门，昔年辨色入朝，经行旧地，不胜感叹。军机直庐现为卫兵住所，所划数间为接待室，坐船至宝光门下，到秘书厅，即仪鸾殿，现改为怀仁堂，正室为总统治事，东为秘书厅，西为军事处。
四月初十日（5月15日） 一时到西苑，总统已移至丰泽园办事，秘书厅在菊香书屋，偕书衡（王式通，字书衡）至春耦斋游览，四时到局，六时归。[27]
这是袁世凯作为民国总统入主西苑（今中南海）的相关记载。他将慈禧居住的仪鸾殿改称怀仁堂，作为办公地点；一月后又移住丰泽园办事，秘书厅在菊香书屋。此后，中南海一直是民国政要居住和办公的场所。许宝蘅还记录了民国三年、四年元旦总统接受官员“觐贺”和政府公宴的场面：
癸丑十二月初六日（1914年1月1日） 八时起。挹珊（史久望）来，与治香（傅岳棻）同到西苑觐贺，总统在怀仁堂受贺，余等入西苑门坐拖床到宝光门，在东配房候齐。第一班，国务员、大理院长、政治会议议长；第二班，本府属官；第三班，各国公使；第四班，皇室代表；第五班，天主教主教；第六班，院属厅局及各部属官。余等十一时行礼。又偕仲膺（夏寿田）、治香、挹珊谒黎副总统于瀛台。十二时到国务院谒总理。
癸丑十二月十二日（1914年1月7日） 十二时赴西苑公宴，在怀仁堂外，总统居中，左黎宋卿（黎元洪），右熊秉三（熊希龄），皆南面专席，政治会议议长、副议长、皇族伦贝子、润贝勒、侗将军、章嘉呼图克图、国务员侍坐，各部次长、各局长、政治会议委员、各蒙古王公、喇嘛均北面，共二十七席，二时散。
甲寅十一月十六日（1915年1月1日） 六时半起。访杨仲桓，同诣西苑门，坐冰床诣怀仁堂，觐贺大总统，遇各衙门熟人，握手相贺，十时礼毕。又诣瀛台贺副总统，散出，沿堤出西苑门，此道乃昔年常经之处，今已桥阑坍毁，道路荒秽矣。[28]
1915年10月10日（九月初二日）是国庆日，“定例总统今日阅兵、宴会”，但是，复辟帝制的舆论喧嚣尘上，政局微妙，故均停止举行。经过杨度、杨士琦等筹安会诸君子的精心策划，在日本的支持下，袁世凯宣布称帝。1916年1月1日（乙卯十一月二十六日）怀仁堂上演了中华帝国的臣僚觐见洪宪皇帝的一幕。许宝蘅记云：
八时起。九时半到新华门乘汽车、洋车到宝光门，诣怀仁堂，诸特任简任官齐集，十时半今上出，立怀仁堂阶上，众行三鞠躬礼，班散，今上御宝座，清室代表贝勒溥润先进见，次章嘉呼图克图，次天主教主教，今上均起座行礼，十一时毕。[29]
日记中的“今上”即袁世凯。与前清在紫禁城内行叩拜礼不同，官员们只须在怀仁堂行三鞠躬礼而已。“今上”又对清室代表、蒙古地区宗教人士和天主教主教的行礼“起座行礼”，这些比起清王朝的封建礼制，已大为进化，含有了西方文明的因素。然而，帝制毕竟还是帝制。许宝蘅虽对袁称帝无甚评论，但新年（丙辰）日记开篇题“洪宪元年”四字，表明他对此并无成见。[30]
但是，袁氏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为很快遭到各界的声讨，北洋集团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二月十九日（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不得不命令取消帝制，将推戴书退还参政院，并召集参政院开临时会。次日命将洪宪年号废止。在反袁的浪潮中，许宝蘅也开始对“元首”有委婉的批评。日记云：
二月廿八日（3月31日）二时到部。阅袁子久家书，议论颇切实。
廿九日（4月1日） 阅袁子久保龄家书，诫元首语曰：“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又曰：“凡欲集大事者，当时时在人情物理上揣摩着想，勿任我一己之意见，恃我一己之权力，则攸往咸宜矣。”又曰：“专靠才智做事而不济之以学问，自古及今未有不败者。”均极切至，时元首方驻高丽也。……十二时后归。阅袁笃臣保庆《自乂琐言》。
三十日（4月2日） 星期。夜阅袁子久书札。[31]
许宝蘅并没有直接批评袁世凯，而是借用袁之叔父袁保龄（字子久）训诫世凯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非常符合传统士大夫为尊者讳的伦理修养。五月初六日（6月6日）袁世凯病死，他才于日记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慨。不过，仔细品味，也难以看出批评的意味：
十二时闻项城薨逝，迎黄陂（黎元洪）代理。项城生平怀抱极阔，大欲建功立名，果敢坚强，乘时际会，当国五年，訾毁者虽多，要非群材所能比拟也。星命家多言其今年不利，其果然耶？国事如何，黝冥莫测，不独为逝者哀，实可为斯民痛也。午后到部，与诸友谈，不愿治事，六时即散归。[32]
此后一个月，他多次入新华门，到怀仁堂致祭。无论是常祭，官员公祭，还是大祭礼，他都准时参加，直到五月二十八日（6月28日）袁氏举殡。可见，许宝蘅对袁世凯始终怀着敬畏和景仰的心态。这与孙中山逝世后许氏的评说可做一对比。1925年3月19日许氏日记：
昨得内务部知会，孙中山灵柩今日由协和医院移殡社稷坛，各官署长官均往送，余派渤鹏代往，拟作挽联，殊难措辞。……作中山挽联云：“生有自来，百世万年兹论定；没而犹视，九州四海庶澄清。”余常谓中山为人强忍，非常流所及，生于同治乙丑，正甲子克复金陵之后，与秦始混一而胡亥生、曹魏初兴而司马显、唐文皇继立而武才人在宫无异，以轮回之说推之，或为洪、杨之转世，其生必有自来，否则以一匹夫而享大名，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33]
在今天看来，以轮回转世之说解释孙中山的际遇与功业不免有荒诞之嫌。许宝蘅以洪杨转世喻之，显然是有倾向性的。他对孙“以匹夫而享大名”多少有些不理解，只能推说“其生必有自来”。这些评论很难视为一种正式的历史评价。不过，结语所谓“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最有味道，值得治史者仔细玩味，大概其心中难免有以旧主袁世凯作参照的意味。许宝蘅终究是旧式文人，思想保守，后参与丁巳复辟，又追随溥仪到了伪满。[34]其遗老情结如此之深，对孙中山略有微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结 语
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许宝蘅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至少在新旧权力交替过程中，他敬业为公，谨慎忍耐，顾全大局，颇受袁世凯的信任。所以，民初前两年许氏的处境还算顺利。但是，随着北洋班底对新权力的完全掌控，像许宝蘅这样原本与袁并无渊源的官员便逐步被边缘化了。1913年新任总理熊希龄免去许氏的铨叙局局长职务，另行任命夏寿田就是典型的例子。[35]到了1914年，许宝蘅只能屈居内务部考绩司司长的职务，对此，他也并不在意。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民国元年官职，裁去考绩司，许氏只得辞职。1918年徐世昌被选为大总统，钱能训（为许宝蘅族姑丈）为国务总理，经其提携，许氏再次出任总统府秘书，不久复任铨叙局局长，次年署理内务部次长。1920年，又调任国务院参议，基本上赋闲了。在民初黑暗的北京官场中，许宝蘅始终能有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多少源于他长期服务中枢的资历，特别是“项城旧人”的身份，[36]这大概是他始终敬重袁世凯的主要原因。
[1]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全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本文承许恪儒先生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特此致谢[2] 关于许宝蘅对光绪和慈禧崩逝前后情况的记载，参见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3]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12页，注释1。[4]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50、153、154、155页。[5] 《张之洞全集》第8册中有关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的电报中，提到的“许令”，即许之琎，时署理汉阳知县。见该书（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93─98页。[6]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63页。引文中人名字号乃引者所加并括注，下同。[7]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96页。[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7─68页。[9]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93页。[10]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28─229页。[11] 1944年许宝蘅七十岁时撰写的自订年谱中“光绪三十四年”条下写道：“十二月□日，监国摄政王召见军机大臣，临时止袁项城不入，良久，庆邸与鹿、世、张三公下，出监国蓝笔谕旨稿，命袁开缺，回籍养疴。袁骤然色变，遂退出。”显然，这些说法与当年日记所记不符，应属于记忆失误。见《夬庐居士年谱》，《许宝蘅日记》第5册，附录三，第2077─2078页。[12]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53页。[13]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72页。[14]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77、378页。[15]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26页。[16]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78页。[17]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80─381、384页。[18]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 387页。[19]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3页。[20]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4、395页。[21]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5页；第2册，第397─398页.[22]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398─399页。北京大学尚小明教授专门撰文研究该问题，参见尚小明：《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1年10月，武汉。[23]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14页。[24]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14页。[25]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34页。[26]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23页。[27]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35、440页[28]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76、477、516页。[29]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61─562页。[30]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66页，注释1。[31]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73页。[32]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82页。[33]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3册，第1057页。[34] 参见马忠文：《许宝蘅与溥仪》，《博览群书》2011年第10期。[35] 参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58页。[36] 许氏在1925年3月19日记中写道：“晤众异（梁鸿志，字众异），谓前数日有人谋铨局，合肥（指段祺瑞）谓许某乃项城旧人，不愿更动。鸡肋之味，尚有觊觎者，可叹！可叹！”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3册，第10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