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戊戌变法-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无论从政治史还是思想史的层面，近十多年来学界对康、梁及戊戌变法的研究都是比较充分的。茅海建教授近年的相关研究，在史料的发掘、梳理和史实的辨析方面，尤有值得关注的贡献；[1]同时也出现了活跃的争鸣与讨论。[2]总体而言，随着档案文献的深度利用，康、梁在政变后的“作伪”以及一些以讹传讹的陈说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当然，这并不影响对有关问题的重新审视。
目前学界对康有为取得光绪帝赏识和信任的过程似乎并无太多异议。一般认为，康氏戊戌年的骤然进用虽与高燮曾、徐致靖、李端棻等官员向清廷保荐有关，但是，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举荐更为关键。对此，康、梁在政变后屡有申说，清廷上谕也言之凿凿；虽然翁氏在日记中极力否认，但大部分学者对其申辩并不同情（因日记曾有删改）。因此，翁同龢“荐康”说几乎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3]但是，另有说法认为，真正向光绪帝举荐康氏的并非翁氏，而是康有为的同乡、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号樵野）；不能以政变后清廷有过张“非康党”的上谕，就忽视对张、康关系的研究。对此，何炳棣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就撰文指出，“翁、康关系如何先不论，荫桓之荐有为，则无可疑者”，“荫桓引有为戮力改革，实隐然为变法之领袖，非荫桓之先启沃君心，则变法之计不能遽入”。[4]到了90年代，随着张氏戊戌日记稿本的披露，王贵忱、苏晨、李吉奎、范耀登等再次论及张荫桓与荐康的关系。[5]然而，或因翁氏“荐康”说的长期影响，学界对此说很少有积极的反应。
康有为在戊戌年能够得到光绪帝的赏识，究竟得益于翁的举荐，还是张的推介，事关戊戌政局之机杼。这个问题值得重新考量。以往研究无论持翁氏“保康”之说，还是张氏“荐康”之论，大多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加以判断和理解，难免各持一端。笔者以为，欲厘清这桩扑朔迷离的近代公案，必须重新梳理甲午到戊戌期间康、张、翁三人之间的真实关系；需要考虑到当事人后来推诿责任、窜改毁弃文献、隐讳与夸大事实的种种倾向，以及政变前后清廷高层派系斗争的政治背景等因素。概言之，翁氏“荐康”说的兴起与张氏荐康史实的隐没不彰，除了康、梁“作伪”的因素，还要从政变前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去寻求答案。
“南海来京，主樵野”
长期以来，翁、康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已为人们熟知，康氏自编年谱以及相关诗文中有着详细生动的描述，很少有人对此有所怀疑。其实，康氏的叙述多有夸张和虚构。[6]相反，康、张关系这条重要的线索，很早就中断了。这与康氏刻意隐瞒事实、混淆视听有直接关系。
20世纪30年代，丁文江、赵丰田在编辑《梁任公先生年谱》时曾指出，“康之所以在没有被召见之前，就受知于光绪帝，一定是经过大僚的奏荐”。这个判断十分准确，符合清代官场政治运作的一般规则。他们认为，“当时康所结识的大僚中只有翁常熟和南海张樵野荫桓。据《南海先生自编年谱》所记，康与张的关系和往来还不及康与翁的十分之一，所以康之受知于光绪帝，决不是张的力量”。[7]丁、赵这里否认张的作用，宁愿相信康氏的记载，认为翁奏荐康氏毋需怀疑。
有意思的是，同时代的学者黄濬却对康年谱的有关记述产生了疑问，且做出了与丁、赵不同的解释：
或疑南海自编年谱中言常熟者多于樵野，以为南海（按，指康有为）纯得常熟之力，此实大误。南海来京，主樵野，此事瘿公（罗惇曧）、孺博（麦孟华）皆言之。常熟负重望，又有知己感，故数言之，樵野结纳深，而为谋主，故不数言之也。[8]
这样的解释似乎就是针对丁、赵的断言而去的。黄濬为闽人，民国初年与耆宿遗老多有往还，熟知清季掌故。他以康门弟子罗惇曧、麦孟华的话为依据，披露张荫桓才是康当年在京活动的“谋主”，二人关系极深，所以康氏对张、康交往极力隐饰。黄氏又写道：“以予所知，康南海之得进于德宗，实樵野所密荐，常熟诇知德宗意，始具折保康。”[9]在他看来，康有为得以进用，与翁、张均有关系。翁虽“保康”，却在张氏“密荐”之后，似乎更肯定张荫桓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种观点与盛行的翁氏“荐康”说可谓大相径庭。
其实，康、张“交深情密”的事实不会因为康氏本人的刻意隐讳而隐没。乙未年与康氏同中进士的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写道：“（有为）进用之初唯张荫桓以同里，日与之游，常以总署密情相饷，二人称服泰西，私相褒重。尚书许应骙、副都御史杨颐以下，视之蔑如也。”又称：“有为之开保国会也，演说二十事，人莫能明，皆得之荫桓。二人表里为奸，有为尝单骑造荫桓门，密谈至夜分，往往止宿不去。”[10]胡氏提到康与张交密而与其他粤籍京官疏远的情形，虽言辞之中有诋毁倾向，却非毫无根据。戊戌年五月许应骙、文悌先后揭发康氏“夤缘津要”、密结张荫桓的内幕，曾引起轩然大波（详见后文）。可见，康、张交密在戊戌年并非什么秘密。
康、张何时结识，现已很难考证。康有为于光绪八年（1882）首次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张尚非京官；光绪十四年康氏第二次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延至次年秋冬间离京，此间张荫桓尚在驻美、日（西班牙）、秘三国钦差大臣任上。查张氏于光绪十一年六月奉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于次年二月自香港展轮，出洋前曾里居十多日；而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任满抵港后，次年二月才回京复命，期间又在乡度岁。[11]看来，张、康建立联系当在南海本籍。光绪十九年康有为中式广东本省乡试，而此时张荫桓已在京升任户部左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新科举人的身份无疑为康进一步密切与张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次年春康有为来京参加甲午会试，这时他与张的关系已经非同寻常。这在张荫桓甲午日记中留下了清晰记载：
二月二十九日：或言法源寺桃花尚盛，凌闰台遂约餐僧饭，……座客有康长素。深入法海，谈禅不倦，不图城市中有此清凉世界。晚宿山舅寓庐，长素、闰台夜话将曙。
三月二十四日：申正返寓。康长素、梁小山、梁卓如已来，检埃及各图与观，诧叹欲绝。长素屡言谋国自强，而中外形势惜未透辟，席间不免呶呶，此才竟不易得，宜调护之。
四月十九日：返寓后，长素来谈，山舅在寓，相与抵掌。
四月二十七日：长素因山舅觥筵大醉，逾夕始醒。前日相过，询其拼醉之故，为诗调之，昨来寓，夜谈甚畅，酒力微矣。[12]
日记中提到的凌闰台（也作润台）即凌福彭，户部主事，粤籍人士；长素为康有为之号；山舅系张氏之舅李宗岱，字山农，山东道员；小山即梁庆桂（字小山），为广州行商梁氏族人；卓如即梁启超，此时二梁与康皆为参加会试而来。从张日记可以看出，甲午战争前康有为已经开始关注外部世界，在学习西方问题上，与张荫桓志趣十分相投。康还向张极力称许薛福成刚刚刊行的出使日记，[13]反映出其趋新的知识取向。不过，张氏对康却有所批评，认为他虽“屡言谋国自强”，然对中外形势的了解则不甚透辟；同时对康的才华十分欣赏，流露出坦然的爱才之心。难怪台湾学者黄彰健早在上世纪70年代看到该日记稿本时，便断定张荫桓属于“康党”无疑。[14]
不过，康氏年谱中却对张荫桓只字未提。年谱甲午年记：“二月十二日与卓如同入京会试，寓盛祭酒伯熙邸。……既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寓。五月六日下车伤足，遂南归。六月，到粤。”[15]康此次停留北京不到三个月时间，年谱中丝毫不及与张的往来，当属有意隐讳。康氏来京居住的寓所之一金顶庙（张日记作“金鼎庙”）系一座关帝庙，位于东华门外烧酒胡同，与锡拉胡同张荫桓的府宅仅一街之隔，到张宅十分便利。[16]康氏租住金顶庙自然是为了参加考试与内城活动方便，但便于与张荫桓联络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当时与张关系密切的粤籍人士多择居于此。[17]
甲午年康有为在与张荫桓往来密切的同时，与翁同龢也发生了联系。康、翁之间早在光绪十四年秋康有为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已有过联络。当时康以布衣身份，欲上书皇帝，请翁代递，但因种种原因未能遂愿。[18]时隔六年，康氏来京参加会试，再次与翁发生联系。翁日记是年五月初二记：“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之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同月初五日又记：“答康长素，未见。”[19]从日记的前后文判断，康氏欲拜谒翁氏，并先行投赠自己的着作，但遭到翁氏的拒绝。康年谱中未提及此事。当时应试举子向重臣赠送诗文着作，以示才华，谋求知遇，并不鲜见。康氏此科虽落第，但离京前向翁赠书，正是为了与翁建立有效的联系。当时张荫桓与翁氏同官同署，关系密切，康往见翁，可能是由张荫桓从中引见的，可惜这几天的张氏日记后被毁弃，已看不出任何痕迹。[20]但是，翁不愿与康见面，说明他对康大有戒心，至少《新学伪经考》流露出的异端思想使他十分警惕。
说到这一年的翁、康关系，不能不提到言官参劾《新学伪经考》一案。甲午年七月，康有为回到广州后，就发生了给事中余联沅参奏《新学伪经考》一案。余联沅称康氏此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严禁。余折上，旨令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张勇教授近年撰文对此事原委做了细致研究，认为这场风波起于乡里之争，成于贿赂请托，终因得到京内外友朋相助，在甲午战争前期台谏官员强势的背景下，李瀚章只得采取放宽处理的办法，饬其自行抽毁。[21]据康年谱，事发后，由梁启超在京四处活动，当时为康说情的有翁同龢、张謇、沈曾植、曾广钧、盛昱、黄绍箕、文廷式等人。[22]但是，翁同龢日记对此并无记载，张謇日记也无反映，[23]现在看到的始终是康、梁的一面之词。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是粤籍人士因乡里构讼而导致贿买御史参劾，且以“悖乱圣教”的大题目出奏，居然没有见到粤籍大僚出面干预、调解，这在当时京城注重乡谊的社会氛围中是不合情理的。许应骙在戊戌年五月曾攻击康有为“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24]说明他对此案原因是知情的，但对康并不同情。当时康氏与正途出身的粤籍大员李文田（字仲约）、许应骙（号筠庵）、杨颐（字蓉浦）关系皆不洽，他能够攀附上的粤籍高官，只有张荫桓一人。因此，案发后，张氏不可能袖手旁观。颇为蹊跷的是，余联沅劾康是七月初三日发生的事，而康氏后来所藏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中，恰恰七月初五日至初九日的内容又有大段残缺，系被完整撕去整页内容。笔者以为，这是康故意毁弃证据，其中可能有张在事发第一时间内设法为康“运动”、营救康氏的记载。[25]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春，康氏再次来京参加会试，仍寓金顶庙。四月榜发，得中进士。是年康、张交往的情况，康年谱依然不载。然相关情况可隐约见诸时人叙述。戊戌政变后，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在《康有为事实》中披露说：
康有为既中进士，欲得状元，日求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之遍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皆以其无行斥之；不得状元，尚欲得翰林，又托张荫桓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礼部右侍郎李公文田。康有为以为张与李系姻亲，己又与李同乡，谓必可入选，岂知李侍郎品学通正，深知其无行，不受张托，斥之尤力，遂不得入翰林。康有为恨之次骨，时与其徒党诋李侍郎甚，至端人皆恶之。[26]
科举考试中的请托现象在当时司空见惯，这里不乏政变后梁氏刻意丑化康有为的倾向，但是，张荫桓既然愿意为康的前程到处运动，说明二人私交实在不浅。叶德辉也披露说，康有为“通籍后，朝考卷不列高等第者，卷为李约农侍郎签摘，同阅卷者或为请托，李持不可，后康有为刻朝考卷以辱李，李则将康在都钻营张荫桓之事，遍告于人，此湘粤京朝官所共知者”。[27]梁、叶所说应指同一件事情。既然张、康私交如此深厚，由此似可推断前一年《新学伪经考》毁版案中，张荫桓应该参与过营救康的行动，甚至是得力人物。
与梁、叶不同，康有为及其弟子则极力隐讳张氏请托之事，只是一味攻击李文田。按照当时的惯例，朝考列一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才会刊刻朝考卷以赠师友；康氏未成翰林却刊刻朝考卷，其隐衷在于“辱李”，这在时人看来实属反常举动。徐勤甚至公开撰文称康殿试、朝考“皆直言时事”，殿试徐树铭拟置第一，因李文田摘签而不能置前列；朝考因李摘卷中数字为误笔而置二等末。[28]康年谱在攻李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翁同龢对自己的赏识：
殿试、朝考皆直言时事，读卷大臣李文田与先中丞公宿嫌，又以吾不认座主，力相排。殿试徐寿蘅侍郎树铭本置第一，各阅卷大臣皆圈矣，惟李文田不圈，并加黄签焉，降至二甲四十八名。朝考翁常熟欲以拟元，卷在李文田处，乃于‘闷’、‘练’等字加黄签，力争之，遂降在二等。徐澂园、翁常熟告我，问与李嫌之故，故知之。[29]
这段记述中，康氏将自己与徐、翁的关系说的过于亲近了。康氏谓殿试徐树铭欲置其于第一，恐不确。依照当时的惯例，殿试第一卷，通常是由读卷大臣中官秩最崇者提议的，是科殿试读卷大臣中官位最高的是协办大学士徐桐，徐树铭科名虽早，但官阶不及徐桐之崇，怎会不遵惯例、提议康氏为第一？
至于朝考翁欲“拟元”之事，也无确据。此次会试翁氏奉派差事共有两次。一次是四月十七日，被派贡士复试阅卷大臣；第二次即四月二十九日奉派朝考阅卷大臣。与翁同时阅卷的大臣有张之万、徐郙、廖寿恒、李文田、徐树铭、李端棻等十二人。翁日记二十九日记云：“晨入，知派朝考阅卷。看折毕，至南书房分卷，极费力。阅数卷，又至小屋同坐。见起二刻余。电报三，封奏一。退后趋往南斋，余卷巳正二刻阅毕。诸公尚有未完者。午初定甲乙，午正一刻始递上。饭未毕已下，并诗片，对诗片，颇迟，申初散。”[30]这次朝考除三鼎甲外，定一等60名，二等108名，三等125名，康有为列于二等，未能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从翁日记看，当时中日议和交涉接近尾声，翁氏一面处理军政事务，一面阅卷，疲于奔命，异常繁忙。日记中并未提到欲将康“拟元”且与李争执之事。况且，康氏之卷是分给李文田评阅的，阅卷官越俎代庖是科举考试中最犯忌讳的事情，翁氏似不会如此孟浪。
另一方面，有迹象表明乙未年会试前后张荫桓为康氏考试之事曾经向翁通过关节。张氏政变后回忆说：“康应乙未会试，本未入彀，常熟搜于落卷中得中式，有知己感。”[31]查乙未年三月初六日简放的四位主考官（一正三副）依次是徐桐、启秀、李文田、唐景崧，翁同龢此科未掌文衡，怎会去“搜落卷”？张氏此说不可信，反倒说明他在这科考试中曾向翁推介过康。四月十二日贡士揭榜后，翁氏除关心其常熟同乡得中者外，在日记中提到“康祖诒亦中矣”。[32]可见，翁确实留意过康。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说明，翁在朝考中有拔识康氏之意。
不过，张荫桓对康的引荐还是有成效的。是年闰五月初九日，翁在私宅接晤康有为，这是二人首次会晤，也是可以证实的唯一一次私人性质的会晤。是日翁记云：“归时略早，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这是翁同龢对日记原稿挖补删改后的内容。研究证明，“李莼客”原应为“康有为（康祖诒）”。[33]称康为“策士”，这是翁日记中对康评价最正面的一次。康年谱也对这次会面有详细描述，但所述多有夸张。[34]此时康已经以二甲进士分派工部主事。身为科场前辈，翁同龢接见一位新科进士在当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时值《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康氏积极附和文廷式、张謇等翁门弟子发动公车上书、反对议和，这种政治倾向无疑得到了翁的欣赏，这是促成二人交谈融洽的主因。此外，五月十一日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呈》（后称《上清帝第三书》）由都察院代递御前，康提出“富国之法”六条，“养民之法”四条，翁视其为“策士”也在情理之中。谈话中翁对康的变法主张自然有所询问，康认真建言献策，对翁也寄予过期望。据孔祥吉先生研究，在稍后王鹏运参劾徐用仪、将其驱逐出军机处的活动中，康氏积极参与，投翁氏之所好，而幕后隐约可见张荫桓的影子。[35]可见，乙未五月后翁对康态度的转变与当时的朝局有关，不过，除了仅有的一次见面，后来并无直接联系。
在乙未年秋冬兴起的强学会（强学书局）活动中，康有为的地位与作用已见诸许多研究，但总体上看似乎评价过高。在政变后康、梁的话语体系中，康有为开强学会似与发动公车上书一样，较实情多有夸大，是康有为后来编织的另一个神话。[36]当时的强学会事实上被主战大臣的领袖李鸿藻和翁同龢的门生所控制。康氏虽属士林翘楚，一时间因公车上书而声誉鹊起，但相比于文廷式、沈曾植、陈炽、丁立钧、张孝谦等京官，他与翁、李既无师生关系，也无堂属之谊。在策划开会时，他无疑有“倡导”之功，不过，一旦有了成议，即使翁、李门生之间也开始了明争暗斗，康有为这位新科进士很快就被边缘化了。所以，没等强学会正式开张，他便黯然出京南下，投奔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去了。
概言之，甲午、乙未年康有为在京与翁同龢的关系其实相当疏远；康氏虽有攀附帝师的热望，无奈翁氏对他始终“敬而远之”。即使张荫桓从中引介，也未改变翁氏对康的基本态度。倘就甲午后的政治派系而论，康有为充其量不过是张氏乡党而已。离开了这层关系，这两年康有为在京活动不易说清，戊戌年的政治活动更难说清。所以，黄濬所谓“南海来京，主樵野”、“樵野结纳深，而为谋主”的断论，实为把握戊戌时期康氏政治活动的一把钥匙。
张、翁与高燮曾荐康的关系
康有为戊戌年在北京的活动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与近代政治关系也最大。康氏自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南还，直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再返北京，有两年的时间。此间他主要在粤从事授学、办报活动。丁酉冬胶州湾事件前后，康氏再次经沪抵达北京。
茅海建教授在最新研究中强调，康有为此次北上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代何廷光等港澳商人为巴西移民事宜到总理衙门疏通关系的，这是以往学界很少关注的一个重要细节。[37]很明显，康氏此次北上是临时来京办事，并非要销假到部供职。只是抵达北京后，正值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京城内外群情激愤，才使他重新找到了两年前公车上书时的感觉，遂再次上书抗言，领袖群伦，成为京城中备受瞩目的活跃人物。从这层意义上说，康有为在戊戌年的脱颖而出，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商办巴西移民事宜搁浅、工部堂官拒绝代其条陈（《上清帝第五书》）的不利境遇中，康有为大显身手，策动给事中高燮曾上疏保举，历经周折，最终实现了上书皇帝的目的，由此开启了戊戌变法的历史序幕。在此过程中，张荫桓在幕后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且远远超过翁同龢。
康有为向工部递上条陈（《上清帝第五书》），请求代递的时间，约是十一月初。据康氏年谱，上书遭堂官拒绝后他曾与杨锐（叔峤）、王鹏运（王幼霞）、高燮曾（高理臣）等商议对策。因上书无望，遂有南归的决定，并拜谒翁同龢，投以书告归。十一月十八日准备出发，行李已上车，翁同龢忽然来留行。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翁氏在光绪帝面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38]这是康有为对翁同龢如何举荐自己向世人所做的经典叙述，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其实，掩盖了“谋主”张荫桓的幕后活动有些情节并不可信。
茅海建先生据康年谱所述，认为康氏丁酉十月来京后多次与李鸿章（合肥）商议巴西移民事宜，并推测康“可能通过于式枚之介”得以与李鸿章建立了联系。[39]笔者以为此论值得讨论。康与张荫桓同乡同里，早已建立起深厚的私谊，况且，张还是总署的实权人物，康此行无疑是奔张而来的，“屡与商议”者应是樵野，不可能是合肥。[40]同样，对康氏上书活动全力支持的人也是张荫桓。
张氏政变后曾对押解官员谈起康的上书活动：“兹祸之起，康有为固非罪魁，实翁常熟酿成之……时欲上书，央我介绍，常熟允见，及康往而辞焉。余讶以问翁，翁应曰：此天下奇才也，吾无以位置之，是以不敢见。后竟奏荐朝廷，拟召见。”[41]张氏此论难免有诿过的嫌疑，但是，也说明在康氏进用问题上，翁氏也绝非局外之人。张氏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张曾介绍康往见翁同龢。康欲见翁，尚需张氏从中介绍，表明翁、康之间确实比较隔膜，绝不像康年谱所说的那么亲近。年谱中记述被工部拒绝后与杨锐等京官商议上书对策事甚详，独不言经张荫桓介绍拜访翁氏这个环节，这是有意隐讳。
张荫桓称翁氏先是拒绝见康，后来又将康“奏荐朝廷，拟召见”，翁氏的态度为何有如此大的转变？对此，张氏未做解释，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高氏疏荐是康有为变法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本来通过工部堂官代递条陈是康氏上书的常规途径，在这条路被切断的情况下，康氏调整了策略：一方面，在京、沪大量刊印散布《上清帝第五书》，扩大宣传，制造舆论，引起士林的关注与声援；另一方面争取一些京官的支持，另辟蹊径，运动言官上疏保荐。十一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高燮曾附片举荐康有为，就是康氏积极运动的结果。在这份《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弭兵会片》中，高氏云：
臣闻西洋有弭兵会，聚集之所在瑞士国，其大旨以排纷解难，修好息民为务，各国王公大臣及文士着有声望者，皆准入会。如两国因事争论，未经开战之先，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立意甚善。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若令相机入弭兵会中，遇事维持，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以游历为名，照会各国使臣，用示郑重。现在时事艰难，日甚一日，外洋狡谋已露，正宜破格用人为自存计。所谓请自隗始者，不必待其自荐也。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42]
观高氏此片，其主旨是请朝廷“破格用人”，“特予召对”康有为，并派其入瑞士弭兵会“遇事维持”，以消外患。该片与同时递上的《请密与德国订立盟约不必牵连教案折》及《李秉衡不宜废弃片》[43]相辅相成，都是针对陷于困境中的中德胶州湾交涉而言的。现已证明，荐康之片实为康自己所拟，由杨锐介绍，交高氏递上者，系康氏按照京城里的潜规则──“买都老爷上折子”的结果。[44]入弭兵会不过是托辞，“特予召对”才是康氏真正的目的。此时康的目标已经不止是上书皇帝，而是要争取面圣建言。这反映出胶州湾危机时康有为急于进用的心态。
康年谱称，高燮曾疏荐前一日，翁同龢曾到南海会馆挽留即将出京的康氏。这个细节通常被视为翁氏“荐康”的重要表征。数年前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两位先生通过对翁氏日记原稿的考察，发现十一月十八日这天的日记内容确有改动，原稿有半页被裁去，现在看到的是重新缮贴的。他们认为，这是翁氏在政变后为避祸对日记所做的删改，目的是为了隐去这天清晨到南海会馆访康的情节；[45]茅海建教授在最新研究中也重申此论，认为翁氏挽留康有为确有其事，为康氏政治活动之大转折。[46]笔者以为，这天翁氏到南海会馆挽留过康氏的说法不可信。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康有为此时正在积极进取，怎会萌发南归的念头？而恰恰又在贿买高氏疏荐之前？尽管康年谱将翁之“挽留”与次日高燮曾“奏荐”的发生描述得那么自然，暗示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既得知康氏于幕后策划高燮曾疏荐的真相，自可判断此时他绝不会有南归的决定。因此，所谓翁氏前去挽留的情节自然是靠不住的。对此，台湾学者黄彰健曾指出，翁氏前去留康的情节是宣统三年在日本影印的《明夷阁诗集》所收《怀翁常熟去国》诗中首次披露的，而此诗系康在政变后补作的。[47]后来康有为也曾多次提及这个情节。[48]可以断言，这个出典于“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感人故事，应是康氏政变后杜撰的。
相反，在高燮曾疏荐前夕康氏拜访翁被拒绝倒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翁氏拒康，不仅有张荫桓提供的证据，翁同龢日记也有反映。政变后康有为逃亡香港，戊戌年八月二十一日在接受《中国邮报》（China Mail，又称《德臣西报》）记者的采访时称：“我由湖北人御史高燮曾所荐，翁同龢及礼部尚书李端棻亦留意于我，有谓翁守旧党，实非也，实翁、李二臣屡欲荐我在皇上左右以备顾问。”[49]这篇谈话稍后被上海《新闻报》所转载，九月初四日翁氏在常熟家中看到报道，他在日记中写道：“《新闻报》等本皆谎谬，今日所刊康逆语，谓余论荐，尤奇，想我拒绝，欲计倾我耶？！”[50]这里的“想我拒绝”是与张荫桓提到的“及康往而辞焉”，均与高氏疏荐的语境相关，说的应是一回事。
康有为拜访翁氏遭拒的情节，现存翁氏日记不见记载。据孔祥吉、村田先生研究，这年十一月翁氏日记只有十八、十九日这两天有改动。[51]而康有为编造翁氏来访的故事，时间不早不晚，恰恰放在十八日这天，似非偶然，说明这天翁、康之间确实发生过联系。况且，康氏年谱稿本也曾流露过对翁的一丝不满。[52]所以，康氏在十八日这天往见翁氏遭拒的可能性非常大。
既然十八日翁氏访康之事纯属乌有，则翁氏重缮日记当别有原因。笔者以为，翁氏删改日记，重点非十八日这天的内容，似乎是十九日的内容。据翁万戈先生提供的翁日记原稿复印件，翁同龢重缮的半页文字，既有十八日的，也有十九日的。现将重缮内容下加划线：
十八日。晴，风止，大寒。早入，外折一，见起三刻，明发，一李秉衡开缺，自请却未提；一裕禄授川督，裕长等调任。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辱。臣愧悔无他，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激愤，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氏电，令洞察英德合谋状。南洋电。催信隆租船案，将船姑放。英德勾通情状已露，裕朗西电，英谋大连湾。窦使照会云，德有利益英当均沾特未揭破胶口耳。遣人告海靖，余等即往，伊推却云有要事不能候，然则变卦显然也。写荣侄信，小山信。贡物共三百三十四两，交立君。
十九日。稍和。子密销假，步犹弱。电信二，许、杨。发电二，罗大臣。明一，王鹏运、高燮曾皆论胶事，片二。见起四刻，辰正散。张君与余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每至彼馆则偃卧谈笑，余所不喻也。未正赴总署，荫道午楼昌到，晤于署。陈名远递青溪矿事说帖，到署求见，未见。晚归。高御史燮曾保康有为入瑞典弭兵会，交总署酌核办理。[53]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十八日所记多为中德交涉事宜。当时，光绪帝转述慈禧对胶案交涉的不满，责备诸臣（主要指翁、张）不能整饬；翁氏辩称各国合谋图我，与德谈判，旋议旋翻，实非口舌所能了，且语气激愤。十九日的记载则较为简单，从辰正散值到未正赴署，几个时辰没有任何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张君与余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每至彼馆则偃卧谈笑，余所不喻也”一句显得十分突兀，从语境上分析，前后并无关联，“到彼馆”一说更是无从谈起。相反，这句话与前一天军机召对奏报中德交涉情况时的语境倒是十分吻合。笔者以为，这句话，本应是翁氏在十八日汇报中德交涉情况时说的，责难张氏，多少有推脱责任的意味，故“同列讶之”。翁氏在重缮日记时，将原来十八日的这段内容后移到了十九日，用以弥补删去的内容。可以断定，翁同龢删去的应是十九日清晨军机大臣召对时他对高氏疏荐康有为建议积极促动的内容。
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十九日高燮曾《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弭兵会片》下注“随事递上，次日发下归箍”。[54]可知光绪帝这天一早见到高燮曾的折片后，并未直接批复，而是枢臣召见时复将高片带上，君臣共同商议后才令总署“酌核办理”的。[55]交片谕旨称：“本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请令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等语，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56]这天枢臣召对长达四刻之久，翁同龢身兼枢译，尤有发言权，并面奉谕旨传知总署“钦遵”。可见，翁氏对此事有所推动是肯定的。但并非出于主动。因为在军机见起前，光绪帝先召见了张荫桓。[57]当时对德交涉已陷入僵局，君臣皆束手无策，派人参加弭兵会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办法。光绪帝在召见枢臣时令将高片交总署酌办，当与张氏奏言有直接关系。
翁同龢拒绝在私宅会晤康氏，却在公堂之上支持高燮曾荐康，这二者看起来矛盾，其实并不难理解。凭着丰富的官场经验，翁氏知道高燮曾疏荐是康操纵的，且有张荫桓的暗中支持，尤其是张氏在召对时对派员参加弭兵会已有铺陈，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既符合圣意，又迎合同僚，且无徇私之嫌，这便是翁同龢在拒康后，仍然支持将高燮曾折片交总署处理的全部理由。翁氏此举与其说支持康有为，不如说是支持张荫桓。如果推断不误的话，翁同龢十九日日记中删去的内容可能还有散值后向张荫桓通报消息的情形。政变后张氏称翁“竟（将康）奏荐朝廷，拟召见”，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他们二人在支持高片交由总署办理方面彼此有过默契，应该无需怀疑。
总之，在高燮曾荐康一事上，张荫桓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由言官疏荐康有为，并以参加弭兵会为名目，这样的谋划，不可能没有张的参与。高氏选择在十九日这天递折，也非偶然，这天是户部值日，张荫桓有可能被召见（事实上确实如此）。军机大臣翁同龢所做的不过是秉承上意，顺水推舟，对总署办理高氏折片表现出支持的姿态而已。而且，高氏折片与其他奏疏一样，当时还被进呈给慈禧御览。[58]所以，很难说翁氏对高氏荐康的奏片有多么主动的支持。然而，当总署的酌核办理改变了康有为的政治命运，并成为引发政治风暴的导火索时，翁氏支持康氏的责任便凸显出来，这是翁事先无法预料到的，更何况他又参与了后来一系列进呈康书的活动。于是，删改十九日这天日记，便成为翁氏后来推脱责任的自然选择。
总署对高燮曾折片的特殊“办理”
康氏为高所拟附片，入弭兵会只是借口，核心目标是获得破格召见的机会，表达政见；而光绪帝的出发点则是考虑派人入弭兵会以解决中德纠纷，二者侧重点本不相同。高燮曾的折片交由总署办理后，拖了整整三个月才复奏，总署对高片的办理过程，康氏年谱有详细说明，但不可尽信。
康年谱称，拖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当时正值胶、旅案发，总署交涉繁忙，无暇处理；另外，总署内部意见不一，特别是是否破格召见康氏，存在明显分歧。康年谱称，高燮曾奏荐片上，翁在皇帝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而许应骙阻之于恭邸，翁氏再持之，恭邸乃谓“待臣等见之乃奏闻”，奉旨令王大臣问话。戊戌年正月初三日总署王大臣传见，问变法事宜。次日召见枢臣，翁氏又以康言入奏，光绪帝再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光绪帝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法考》《俄彼得变政记》等变法书籍。[59]张氏在政变后对这段历史也有回忆：
时欲上书，央我介绍，常熟允见，……后竟奏荐朝廷，拟召见。恭邸建议曰：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已，先传至总理衙门一谈，果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则作罢论。众曰：诺，此年前冬间事也。年节伊迩，各署多冗，无暇及此，今年正月初三日，庆邸率合肥、翁常熟及余，公见康于总署，语未终，余以有事去，不知作何究竟。未几，康上条陈，朝廷发交总署核议……而康自此获上矣。[60]
参照康、张的记述，可知总理衙门大臣中，许应骙对于“破格召见”一节明显反对，最后，由恭王出面调解，建议先传至总理衙门一谈，果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则作罢。显然，传见康氏是总署大臣讨论高片时的折中办法，而不是恭王在军机召见时向光绪帝提出的建议。翁同龢即使“再持之”，也是在总署讨论时，而非枢臣召对时。康氏年谱中声称令总署传见是“奉旨”，这与事实不符。
康年谱称，初四日清晨召见枢臣时，“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上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法考》《俄彼得变政记》。”这些说法也与情理不符。[61]初三日参加传见的五位总署大臣中只有翁同龢是枢臣，当时总署虽传见了康氏，尚未对此事做出可否，也没有对高折做出最后的处理结果，在此情况下，翁同龢怎会在次日军机召见时主动向皇帝汇报问话情况？这不符合处理公务的惯例。
同样，康氏的变法条陈也是本人递到总署请求代递的，并非年谱中所说是光绪令其“条陈所见”。总署传见后，康氏在短短数日内，以总署谈话内容为基础，参诸未上达的《上清帝第五书》，草成一份统筹全局、尽变旧法的条陈《外衅危逼，分割洊至，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后称《上清帝第六书》）。正月初八日，他将此折缮就后递到总理衙门，“恳请代为具奏”。显然，这是得到张荫桓允准的。据张氏日记，初七日晚，他与康有为、军机章京凌福彭（润台）、总署章京关以镛（咏琴）同桌聚饮，深夜才回寓。[62]这次聚饮，应与康呈递《第六书》有关。
从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杰士上书汇录》所收该折的行文格式看，《第六书》采用的是司员请求堂官代呈的格式，条陈起首行文格式为：“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衅危迫……以存国祚，呈请代奏事。”结尾句为“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这完全符合康有为当时的身份和清代公文惯例。[63]但是，政变后康氏刊行的《戊戌奏稿》中，他将这件奏折改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与年谱一样，自称是“奉旨”条陈所见，格式也改为有奏折权的官员上折的格式。该折起首行文格式改成：“奏为应诏陈言，乞统筹全局以救危立国，恭折仰祈圣鉴事。”结尾句改为：“伏乞皇上圣鉴。谨呈。”[64]这种改动非同小可，康氏利用“奉旨”的障眼法，将总署大臣代递条陈、在职权范围内所做的积极推动作用巧妙掩盖起来了。
二月十九日，康有为《第六书》终于被总理衙门代呈，总署的代奏折云：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准军机处钞交给事中高燮曾奏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一片，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钦此。臣等查原奏所称，西洋弭兵会立意虽善，然当两国争论将至开战，会中即有弭兵之论，并无弭兵之权。近日土希之战，不能先事弭兵，是其明证。该给事中所请令工部主事康有为相机入会一节，应毋庸议。惟既据该给事中奏称，该员学问淹长，熟谙西法。臣等当经传令到署面询，旋据该员呈递条陈，恳请代奏，臣等公同阅看呈内所陈，语多切要，理合照录原呈，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65]
从时间上看，总署复奏已在高氏疏荐康有为整整三个月之后。之所以拖了三个月，除了拖沓低效的衙门办事效率，许应骙的阻挠应是主要因素。而且，此折可能是在无法继续拖延的情况下不得不递上的。[66]这个奏折清楚地说明，将康传入总署问话与代奏条陈均非出自“圣裁”，而是总署大臣办理高氏折片时提出的两种议案。换言之，在《第六书》上达之前，光绪帝并不知道总署传见康氏之事，也不知道康将《第六书》递到总署请求代递之事。康年谱所谓“奉旨传见”和“奉旨条陈所见”都是为了混淆视听，掩盖内幕。
从上述代奏折看，总署对高片的“酌核办理”显得非同寻常。此时胶案谈判即将达成协议，高片中请派康入弭兵会的核心建议早在总署传见康氏前已被否决，[67]“特予召见”也化为泡影，但总署却以高氏称康“学问淹长”“熟谙西法”为由，先将康传至总理衙门问话，听其阐述改革主张，然后又将其自行递至总署“恳请代奏”的条陈（《第六书》）代呈皇帝。如此看似节外生枝的“办理”，与高氏原片的旨趣已大相径庭。显然，总署在三个月之内，逐渐将事态的发展引向了非常有利于康氏的一面，给了康有为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其通过合法途径达到了上书目的。这主要是张荫桓幕后推动的结果。
丁酉、戊戌之际入值总理衙门的王大臣是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户部尚书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礼部尚书许应骙、左都御史廖寿恒及张荫桓八人。张氏虽官居末秩，却因长期供职总署，且勇于任事，实际上成为总署的当家人物。曾任总署章京的李岳瑞评价说：“（张荫桓）生平作事不拘绳尺，且以流外官致身卿贰，辇下诸贵人尤疾之，以故毁多于誉。然干局实远出诸公至上。”[68]张氏自称，恭亲王自甲午九月管理总理衙门之后，“遇事俯询”，对其甚是倚重；[69]时人称，翁同龢以枢臣兼值译署，“倚之直如左右手，凡事必咨而后行，每日手函往复，动至三五次”，更是服膺不已。[70]李鸿章外交声名虽远在张氏之上，但丙申年入值总署时，张在总署中已“揽权有年，不能复让”，“合肥往亦默坐不作一语，委蛇进退而言。”以至总署中形成“惟张樵野一人主政，余皆伴食”的局面。 [71]凭借张氏在总署的优势地位，将事态引向有利于康有为的方面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最为巧妙的是，代呈《第六书》被作为了“办理”高片的最后结果；对高片的复奏折同时又是代呈康氏条陈的代奏折，这使总理衙门代呈工部主事的条陈变得名正而言顺，真可谓匠心独运。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张、康精心策划的。
将康有为《第六书》作为办理高燮曾奏片的最终结果进呈御前，或许是翁同龢事先所未能料到的。但是，自从光绪帝将高片交由总署酌核办理之日起，翁同龢便与此事难脱干系。在甲午战后的朝局中，翁氏以帝师之尊，隐操政柄，办事干练的张荫桓则积极结纳，为翁出谋划策，成为“甲午至戊戌的幕后大人物”。[72]翁、张之间虽偶有分歧，但总体上保持着密切合作的态势，这在胶旅交涉前后的朝局中尤为明显。在张氏积极援引康有为的过程中，翁同龢不仅是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也是谨慎的支持者。以至戊戌年初就有张、翁引康变法的传言。[73]但是，翁、康之间从未有过私人交谊，戊戌年春更是如此。[74]因此，就事实的层面来说，翁同龢没有荐过康，真正向皇帝密荐康氏的是张荫桓。
张荫桓“私以康有为进”
康氏年谱称戊戌年二月十九日《第六书》上达前翁同龢已向光绪帝举荐过康，而且皇帝屡欲“召见”康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光绪帝对康氏及其政治主张的重视是看到《第六书》之后的事情，如果没有《第六书》先入为主，任何人的举荐恐怕都无法对皇帝产生有效的影响。光绪帝见到《第六书》，为康氏言辞深深打动，当即下旨令总署妥议具奏。此后，康有为越来越受到皇帝的赏识，并开始频繁进呈变法书籍。
根据清宫档案以及《杰士上书汇录》所收折片抄件，康氏《第六书》上达后，又陆续向总理衙门呈递新的变法条陈与书籍。二月二十日，也就是《第六书》呈递皇帝的第二天，康有为将早已抄缮好的《俄大彼得变政记》一书及《为译撰〈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折》（又称《上清帝第七书》）送到总署请求代递。二月二十七日又将《俄胁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折》递至总署。三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将上述二折一书同时进呈皇帝。三月二十日康氏复将《日本变政记》、《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三书及《译撰〈日本变政考〉成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请照经济科例推行生童岁试片》交到总署。三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在枢臣见起时，将此三种变法书籍及康氏折片一并呈到御前。[75]
短短一个月中，康有为连续三次向总署递条陈和书籍，其数量一次比一次多，总署代呈一次比一次及时，基本上没有拖延。如果说《第六书》由总署以复奏高燮曾附片的形式递上还算名正言顺的话，后来这些书折由总署代呈则无正当的名目，显然违背了定制。康氏年谱中自称这些条陈和变法书籍都是“奉旨”而上的，可是，根据《杰士上书汇录》所收总署代奏折，均为其自行递至总署、“恳请代为具奏”者。[76]既是自行呈递，又怎能顺利到达御前？这与张荫桓的秘密活动有关。
张荫桓在戊戌年春朝局中的地位十分特殊，他对光绪帝的影响力似乎超过翁同龢。时论称“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启诱圣聪，多赖其力”。 [77]政变后梁启超也说：“（张）久游西国，皇上屡问以西法新政”。[78]王照称，“张荫桓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沕，权在军机大臣以上”，“是时德宗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79]张氏对光绪帝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接待德国亲王访华的礼仪安排等问题上，皇帝完全听信于张荫桓，导致慈禧和军机大臣们的不满。[80]
据张荫桓日记，仅戊戌年正月至四月间，先后于正月初九、二十一、二十八日，二月初七日，三月初二、初十、十四、十七、十八、二十八日，闰三月初十、十二日，总计13次单独被光绪帝召见；仅三月就被单独召见6次，而康氏的变法书籍主要是在三月内进呈的。大学士徐桐在闰三月二十七日纠参张荫桓时，别有用心地指责张氏“屡蒙召对，于敷陈时事必有耸动圣听之处”，[81]暗示有“蛊惑”皇帝的嫌疑。抛开守旧的倾向不言，徐桐的这一判断并非无因，康有为越来越受到皇帝赏识即与张氏屡蒙“独对”直接相关。
近人郭则沄在《十朝诗乘》中写道：“时德宗惩甲午之败，谋自强，张樵野密进康所着书，上惊赏，戊戌改制由此。”[82]在《庚子诗鉴》亦云：“康有为初规变法，所着及封奏皆由张樵野侍郎代进。”[83]郭则沄之父郭曾炘（号春榆）戊戌年以礼部郎中充军机章京，故上述说法自属局内人之论。祁景颐《张樵野侍郎之与当时朝局》亦记云：“德宗立意维新……召见时（张）私有所陈，兼进新学书籍。如康南海之进身，外传翁文恭所保，其实由于侍郎密奏也。” [84]景颐为祁世长之孙、李鸿藻外孙，出身世家，久居京师，这番言论也不同于游谈无根的传闻野记。他明确肯定举荐康有为的不是翁同龢，而是张荫桓。苏继祖也提及南海张侍郎传递说帖之事。[85]时人魏元旷称：“康有为居京，日夜于侍郎张荫桓宅图之，张荫桓私以康有为进。” [86]一个“私”字可谓道尽玄机，也是后来张荫桓不见容于慈禧的根本原因。
查张荫桓戊戌日记，张氏在三月初二、初十、十四、十七、十八日，五次被单独召见，每次独对逾时。从张日记的简略记载看，君臣二人所谈主要是对俄、德交涉，以及德国亲王访华接待仪节诸事宜。不过，当时光绪帝正为康之主张所吸引，总署对《第六书》尚未复议，他们的话题不会不涉及康有为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张氏屡蒙召见与康氏频频上书、总署违例代呈之间存在的有机联系。例如，三月初二日张荫桓被召见，第二天总署即将康氏早已交来的书籍、条陈呈上；三月十七、十八日张氏连续两次被召见后，康有为即于三月二十日异乎寻常地将三部变法书籍和一折一片同时递至总署，三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在枢臣召对时将其呈送皇帝。如果不是张氏在召见时的介绍，以及光绪帝的特意过问，康有为递至总署的书籍恐怕很难及时上达。将光绪帝过问后的进呈视为“奉旨”，似乎也不无理由，但是，这与一般所说的“奉旨”不同。康氏反复强调“奉旨”之说，正是为了掩盖张荫桓独对时推介的内情。无论如何，这是无法公诸于众的秘密。此外，康氏在三月中旬后大规模通过总署向皇帝进书，可能与总署大臣许应骙生病请假有关。许氏于三月十四日请假十日，二十四日又续假五日，到二十八日才销假。[87]因为没有阻挠，康氏的书折才得以通过总署顺利代达。
张荫桓向皇帝推荐康有为着作的情况，从《日本国志》一书进呈过程也能得到证明。戊戌年春被呈送光绪帝的第一部变法书籍并非康氏之着述，而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正月二十三日，翁同龢日记云：“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并论外人入觐，将以舆马入禁门，上意谓可曲从，臣谓不待请而先予，恐亦非礼也。”二十四日又记：“是日以《日本国志》两部进呈。”[88]深居禁城的皇帝突然宣取《日本国志》，似与张的进言有关。查正月二十一日张氏日记云：“蒙召对，问德亲王来华事，跪对两刻余。”[89]黄氏书籍应是这天被介绍给皇帝的，[90]当然，允诺外使觐见时“以舆马入禁门”也是张的建议。在年轻皇帝趋新若渴的时候，张氏在召对时先后推荐黄、康的新学着作，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实现了对二人的“密荐”。
在进呈变法书籍时，张、康二人似有精细的计划。张氏与黄、康均主张仿效日本进行变法。康氏条陈、书籍及黄遵宪《日本国志》的进呈彼此相辅相成，十分强调学习日本的意义。康氏《第六书》明确提出，“愿皇上以俄大彼得之法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主张仿效日本进行彻底变法。在此书未上达前，张荫桓便以详述明治维新史的《日本国志》奏上，与康氏主张相呼应，大有为皇帝接受康氏主张做铺垫之意味。康在《第六书》中又称：“职译纂累年，成《日本变政考》一书，专明日本改政之次第。又有《大彼得变政记》，顷方缮写，若承垂采当以进呈。若西人所着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于俄、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皇上若俯采远人，法此二国，诚令译署并进此书……”[91]很明显，《第六书》还未递至御前，康有为已为进一步呈递书籍埋下了伏笔，并暗示令译署进呈。后来《日本变政考》等书也确由此途径实现上达。
在张荫桓暗中向皇帝积极推介康氏的过程中，翁同龢对张、康的密切合作完全知情，并非局外人。因为身兼枢、译，翁氏不可推卸地成为奉命宣取康氏书籍的传旨者与代呈者。开始，翁不仅代转了《日本国志》，也多次代转了康有为的条陈和书籍，这些活动均属办理公务，翁氏并未推辞。然而，到了四月初，朝局动荡，翁同龢、张荫桓因内政外交危机受到中外官员的严厉参劾；特别是光绪帝受张荫桓、康有为影响表现出的改革倾向引起慈禧不满时，一生沉浮宦海的翁同龢开始退缩自保，主动疏远张、康，甚至更不惜冒犯皇帝，拒绝代呈康书。
四月初七、初八日，光绪帝在枢臣见起时，连续两次令翁向康有为索书（第二次进呈《日本变政考》），[92]但遭到翁的拒绝。翁氏日记云：
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93]
翁氏以“与康不往来”为由，两次拒绝向康索书，并提议“传总署令进”，试图与张、康划清界限。在皇帝坚持下，始允诺传知张荫桓，由张转告康有为。翁氏这里已经暗示出张与进呈康氏书籍之间的神秘关系了。[94]四月二十四日，光绪帝欲于宫中接见外国使臣，翁以为不可，遭到皇帝诘责。光绪帝又以张荫桓被劾，疑翁、张有隙，欲翁推重力保张氏，不料，翁同龢“据理力陈，不敢阿附”。[95]翁的态度令光绪帝大为失望。有论者以为几天后翁氏开缺出于光绪帝之意，与此多少也有关联。
翁氏开缺后，光绪又令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廖寿恒专门负责向康传话并转呈书籍与条陈，京中讥其为“廖苏拉”。[96]康年谱记云，“甚至有谓康狗者。廖避之。”[97]其实，廖、翁均为奉旨办理公务，并不牵涉政见新旧及私人交谊。后来翁同龢删改日记时，对于屡次代呈康书的情况，未有丝毫改动，即为明证。然而，在不明就里的局外人看来，频繁转递康氏书籍，不啻是支持康氏的力证。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康有为通过张荫桓，牢牢把握住了光绪帝的思想动态，不断进呈变法书籍和条陈，建言献策，逐步赢得了年轻皇帝的信任。同时，又联络其他官员上书言事，营造变法声势。四月十八日，在康有为策划下，御史杨深秀上疏请定国是而明赏罚，称“非明降谕旨，着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98]四月二十日，康又代内阁学士徐致靖草折，再次请明定国是，大意与杨折同。二十三日经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终于宣布明定国是，实行变法。二十五日，徐致靖再次上疏，奏请召见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人。疏上，光绪帝谕令在京的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至此，康有为与张荫桓煞费苦心的政治运作，在几个月内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
对于“徐学士荐备顾问”之事，康氏在年谱中表示出乎意外，[99]这是故作姿态。梁鼎芬在政变后揭露徐氏保荐是康幕后策划的产物，保折由康、梁二人所拟。[100]张荫桓也披露，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均受康氏重金馈赠而支持其政治活动。[101]这种非局内人无法洞悉的秘辛，恐怕不能说是张氏无端编造的，正说明张荫桓也是参与核心机密的“康党”主脑人物。金钱操纵下的政治活动在清季官场并不鲜见，不过，也不能因为牵涉变法就对其视而不见。
总之，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专制体制下，康有为这位资历甚浅的额外六品主事，终于冲破种种阻隔，得到皇帝的格外赏识，这在清代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故时人感叹“以小臣而受殊知，实古今未有之奇遇也”。[102]康氏在短时间内迅速“发达”起来，完全是因为在张荫桓引领下，沿着“秘密”捷径，走入光绪帝的视线之内。对此，清史专家萧一山曾言：
有为受知于帝由于同龢，其向用变法则由于荫桓，所谓徐致靖、杨深秀、高燮曾、李端棻等推荐，皆系官样文章，其奏疏全出梁任公手，观《梁任公先生年谱稿》可以知之。惟诸当事人所亲记，如翁，如康，如梁，均只言其一面，实际暗中为之运用者，皆张荫桓，而荫桓之名竟不彰，殊可惜耳。[103]。
其实，“受知于帝”和“向用变法”是很难分开的，这是前贤面对疑案难得定见，不得不做的调和之论。近人叶公绰也称，“康长素之出，实由樵野荐之于翁叔平，翁荐之于光绪，故戊戌变政，樵野实其原动”。[104]或囿于成见，萧、叶均不能摆脱翁氏“荐康”说的影响，但他们对张荫桓在变法中“实际暗中为之运用”的“原动”作用予以了充分的估量，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戊戌五月后张、康关系的疏远
戊戌四月前，张氏对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予以了全力支持。当时，康、梁联络朝臣，在北京开保国会，宣传变法。第一次大会借用粤东会馆开会，便得到张荫桓的允诺。保国会期间，驻日公使裕庚突然致函总理衙门，密告康氏弟子徐勤及汪康年等人与革命党人孙中山有交通之事，康、梁闻讯惊慌失措，慌乱之中停止了开会活动。张荫桓则利用职权将裕庚密告之事压住不发，冒险保护康、梁等人，避免了一场大狱的发生。[105]
然而，随着朝局的剧烈动荡，张、康关系也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先是，因中德胶州湾交涉、中俄旅大交涉以及英德续借款等问题，直接负责谈判的翁同龢、张荫桓频遭朝野激烈的抨击。[106]四月二十七日翁被开缺后，张荫桓便成为众矢之的。五月初，刚刚受到皇帝召见的康有为策动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终于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一直在幕后密切关注局势的慈禧与光绪帝发生了激烈冲突，张荫桓成为其中的焦点人物。
戊戌年春礼部尚书许应骙不仅反对破格召见康有为及总署代递康氏条陈，还极力阻止康、梁开保国会。康被召见后，奉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被授以专折奏事之权，这些格外恩遇使他深受鼓舞。五月初二日，康氏授意杨、宋纠弹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建议将许“以三四品京堂降调，退出总理衙门行走”，“解去部职，以为守旧误国者戒”。[107]虽然奏疏中不乏对其思想守旧的抨击，但也有挟私报复的动机。杨、宋疏上，光绪帝震怒，令许明白回奏。五月初四，许应骙在复奏中对杨、宋的指责拒不承认，并暗示康氏于幕后从中指使；进而抨击康“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侥幸。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观听”。“嗣又在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许氏又揭露康氏被召对后“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并称：“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驻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108]他对康的回击也是针锋相对，毫不示弱。没有直接材料表明纠参许应骙幕后有张荫桓的参与，但参许事件以及光绪帝对许的严厉态度，激怒了最高当权者慈禧太后。
五月初三日，御史胡孚宸发难，纠参张荫桓在筹办英德续借款一事中受巨贿，与翁“平分”，要求严惩。在许应骙被责令明白回奏的次日，发生言官对张氏的严参，并非偶然。这是张氏政敌有预谋的一次反击。一直对张荫桓“蛊惑”皇帝不满的慈禧，不失时机，于五月初五日清晨下懿旨，令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英年预备查抄张荫桓府宅，将其拿交刑部治罪。旋因奕劻、立山、崇礼等权贵从中缓颊，事态才有所转机。张氏政变后回忆说：
是日，太后在颐和园召见庆邸、廖寿恒、刚毅，问近日张荫桓遇事颇为专擅，参奏甚多，尔等有所闻见否？廖寿恒对以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实亦非伊不可。太后闻之怒甚，因云：似尔所言，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当下诸臣俱碰头莫敢一言。移时，太后复云：我亦知张荫桓颇能办事，究竟有无专擅之迹？廖寿恒等见太后盛怒，因奏对曰：张荫桓在总理衙门遇有事件，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主者，缘张荫桓所识洋人颇多，凡交涉密议，行踪诡密，旁人不得闻知。时皇上亦侍侧，太后因言张荫桓遇事专擅，皇帝明日叫起入见，可以严加申饬，使知警戒。[109]
慈禧太后对张氏“专擅”的惩戒，毋宁说是对光绪皇帝事事信任张荫桓发出的严重警告。初六日，光绪帝召见枢臣和张荫桓时，令张氏阅览了所有弹劾他的奏折，非但没有责备张氏，反而斥责枢臣“什么事不管，问起来绝不知道，推给一个人挨骂”，并传谕“张荫桓不必忧虑”。[110]慈禧对张的严厉态度，多少是针对光绪帝苛责许应骙、袒护康有为一事而发，她对张荫桓与康的密切关系也不会毫无所知。因此，两宫对许、张的态度，实际上折射出他们对康的不同态度。虽然查抄事件因为张氏的私下活动而作罢，但风波并未就此结束。
五月二十日，御史文悌又上折弹劾杨深秀、宋伯鲁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为许应骙抱打不平。文悌称赞许“珍惜名器，物色通才”，“立身行事，自有本末”，深合大臣之体；攻击康有为“胆大妄为，不安本分”，立保国会“聚集匪徒，招诱党羽”，“暗营保荐以邀登进”；又称康“行踪诡秘，恒于深夜至锡拉胡同张大人处住宿，盖户部侍郎张荫桓与康有为同县同乡，交深情密，是则许应骙言其‘夤缘要津’，亦属有因”。故许应骙所论康有为各节“皆非揣测之辞，概可信也”。[111]文悌揭发康有为“暗营保荐以邀登进”、结张荫桓为奥援，许应骙并非不知道，而是不便挑明。光绪帝并非不知张、康之间的关系，而是此时已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康的抨击。他断定此奏系“受人唆使”，指责文悌欲开台谏结党互攻之习，盛怒之下取消其御史资格，令其回原衙门行走。[112]对文悌的严惩，再一次表明光绪帝坚决袒护张、康的鲜明态度。至此，两宫的分歧已难弥合。
文悌弹章在朝野影响甚大。六月十八日，皮锡瑞在长沙从《时务日报》看到文悌参劾康之折稿，知“康工部得志，乃张樵野主持”。次日，又与友朋谈论此事，对康与文悌皆有评论。皮氏日记云：
《时务日报》刊文悌参康有为疏，扞发阴私，非奏疏体，孔子改制亦非满人所知，谓讲学不应昌言国亡及申民权、去跪拜之类，所见尤陋！惟言其（康）好利、好钻营、钻张樵野之类，当属有因。观古来能干大事之才，多不矜细行，欲图进用，不得不托足权门，必苛绳之，三代以下无完人矣。特不知南海（康）果能任大事否耳？[113]
皮氏批驳文悌、袒护康有为的倾向很明显。在他看来，“能办大事之才，多不矜细行”，对康“托足权门”，“钻营张樵野”并不苛责，关键是看康氏能否做成大事？可是，对于康的政敌而言，钻营权贵正是他们攻击康氏的要害之一。
文悌劾康事件后，张、康之间的私密关系已经彻底暴露出来。康氏激进主张招致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一些官员又对张屡次参劾，这些都使张荫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格外韬晦。就连与康有嫌隙的同僚许应骙也劝其“自为计”，这让张氏大为感动。[114]五月，光绪帝催议康有为《第六书》，张荫桓已显得无能为力了。五月十四日总署递上《遵旨议覆康有为条陈折》，对康氏主张全盘否定。[115]光绪帝对此大为不满。据梁启超说：“皇上召张荫桓，切责之，谓汝等尽驳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办乎？”[116]据张日记，五月十六日在颐和园受到皇帝召见，跪对三刻，[117]向张表达不满应在这天。张荫桓显然很快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康、梁。是日总署被责令对康折“另行妥议具奏”。[118]直到五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才上折称因“事关重要”，请派王大臣会同总署议奏。光绪帝再以朱谕令军机大臣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119]在对康折的讨论中，张荫桓只是对其中将造币交督办官银行大臣盛宣怀及总署选派司员游历两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也未能被采纳。[120]六月十五日，枢、译会奏折上达，对设立制度局等主张全行驳斥，只同意建立铁路矿务总局。光绪帝甚是无奈，只得谕令王文韶、张荫桓二人主持该局。至此，康氏精心设计的以建立制度局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最后被消解成为建立一个由张荫桓参与管理的路矿总局。康氏欲进入权力核心的计划就此彻底破灭。
因右额疮患，自六月初六日起，张荫桓便杜门休息。随后几次具疏请假，直到七月初五日才销假。家居养病期间，总署总办与廖寿恒、王文韶等同僚频频造访，商议公事，并屡次“促其销假”。张氏销假当天，立即受到光绪帝召见，咨询各事。张氏奏言“鄂督《劝学篇·明纲》篇中述西俗婚配一段，若删去则成善本，请颁行天下，俾得家喻户晓，裨益良多”。[121]光绪帝极表赞同，稍后又将《劝学篇》中所删大小字用红签粘出，令军机大臣廖寿恒送到张宅饬观。次日在上谕中明令删去此有关西俗婚配的内容，其余照原文排印，由总署印制300部。[122]光绪帝对张荫桓超乎寻常的信任并未因其身处逆境而有丝毫的减弱，但张氏与康有为的关系则大大疏远了。
有关戊戌七月张、康关系的直接文献很少。据政变后蔡金台致李盛铎信中称，七月张荫桓曾反对康氏充任伊藤博文来华访问的迎送使；并反对光绪帝派康到日本坐探变法。[123]当时，张自保不暇，在总署讨论公务时反对康氏任差，是完全有可能的。对此，张荫桓本人也有所透露。他在政变后说：“日本致仕相伊藤来华，李端棻保康为迎送使，实康折稿，奏入留中，由是康颇惊皇。”[124]张氏虽未言折稿因何故留中，但他是知道内情的。张荫桓又说：七月间，皇上有朱笔谕条，令我向日使言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又拟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我恐日廷不允接待，即至总署与廖仲山言谕。正谈叙间，又奉皇上墨谕，内言告知日本，此后往来公牍，可将日皇徽号全行书写。我即往拜日本使臣，将先奉朱谕隐起，仅将墨笔谕宣示，因向该使臣谈及中朝欲遣头等钦使之意，日使喜甚，允电日廷政府，念余日并未见有回电，竟作罢论。[125]
孔祥吉、村田两位先生利用日本外务省所藏档案进行研究后发现，张的上述回忆可从日本公使林权助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得到印证。事情发生于七月十九日这天，张荫桓与王文韶（非廖寿恒，此处系张误忆）抵达日本使馆后，只传达了光绪帝赠送天皇头等第一宝星、将黄遵宪从公使升格为大使的愿望，并未将皇帝“拟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的意愿告知日本方面。[126]张荫桓这样做显然是不遵圣意，但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以及慎重外交的考量，他仍然反对将康派往日本。
七月下旬，康氏与参劾礼部六堂官而被擢为四品京堂的王照关系日渐密切。据王照后来说，康有为“尊君权”、“去太后”、视慈禧为“万不可造就之物”的看法，都是受了张荫桓的影响。[127]七月二十六日，王照上折参劾张荫桓滥保革员张上达，康闻之，以为张是皇上亲信，前来劝阻。[128]但也有传闻说王照劾张是康有为授意者，意在倾陷张氏，[129]甚至有传言说王照参折系张荫桓授意，“冀泯交通迹”。[130]当时谣言盛行，孰是孰非，往往很难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百日维新后期张、康已经比较疏远。从张氏斥责康有为“疯痰”的口气看，康氏铤而走险，借光绪帝传出的密诏令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密谋兵围颐和园的计划与张荫桓恐怕没有直接关系。这种鲁莽举动绝不是久宦官场的张荫桓所能赞同的。但是，新旧斗争的格局中，他们的政治命运早已无法分开了。
张“非康党”与翁氏“荐康”
张荫桓本来是不折不扣的“康党”人物，但是，政变后却戴上了“非康党”的帽子；而已经开缺在籍的翁同龢，却在政变发生两个月后，被拉入“康党”，遭到革职编管的严厉处分。张、翁的境遇如此不同，原因并不简单，其背后呈现的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复杂局势，其中也有外交原因。
八月初六日政变发生后，慈禧下旨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当时步军统领崇礼怀疑张荫桓素与康往还，或有匿藏情事，便派官弁先到东华门外锡拉胡同张氏府宅四处搜求，以至人们误以为要抄张荫桓家。[131]惊恐之下，张氏急忙焚毁与康交往的证据，乃至涂改、毁弃日记。[132]初七日，慈禧获悉袁世凯告密的消息，气急败坏，密旨搜拿军机四卿和其他与康有关的官员。初八日清晨，张被邀至提督衙门受到监视。次日与徐致靖、杨锐、谭嗣同等九人同时被革职，拿交刑部。[133]当时被捕者无不与康有为之案有关。
可是，十一日清廷却突然发布上谕称：“张荫桓虽屡经被人参奏，声名甚劣，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134]该谕以“非康党”为由，将张从康案中剔出，另案处理，这其中大有蹊跷。原来，这是英、日驻华外交官听说要处死张荫桓的消息后，向清廷提出抗议和交涉的结果。
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八月初十日午后得到消息说，张荫桓将于当晚或翌日凌晨被处死，立即致函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希望他尽快设法营救。当时退职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在北京游历，林权助与伊藤商议后，深夜赶往贤良寺李鸿章的住所拜访，声称如果张氏被杀，会引起“列国干涉”，并说这是伊藤的担心，希望李援手相救。林权助建议李鸿章写信给荣禄，以确保次日一早军机大臣见起时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慈禧太后。[135]同时，窦纳乐又致函李鸿章，指出“西方各国认为这种突然的处刑带有恐怖的色彩，同时匆忙秘密地处决像张荫桓这样在西方各国很闻名的高级官员，将引起很坏的结果”。[136]英、日采取一致行动营救张氏，与其甲午后对外交涉中的亲英、亲日倾向是有关的。虽然李鸿章在甲午后的外交决策中与张时有矛盾，但是，为顾及邦交，仍不计前嫌，致函荣禄劝说慈禧将张从轻发落。[137]军机大臣中还有人以张氏曾反对康充任伊藤访华的迎送使以及反对派康到日本坐探变法的例证，为张讲情。[138]慈禧显然接受了荣禄等人的建议。当时，也只有将张从康案中剥离出来，才能与谭嗣同、杨锐等其他“新党”人物区别办理。可见，张“非康党”的上谕实为清廷受到外交压力后的一种表态，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抉择，然局外人并不知此内情。
八月十三日，国子监司业贻谷上折抗辩说：“张荫桓与康有为往来最密，通国皆知。康有为时宿其家，无异家人父子，数月以来种种悖迹，张荫桓实与康有为同恶相济。” [139] 他坚定地认为张就是“康党”分子，要求将其严惩，这显然是针对张“非康党”的谕旨而发的。十四日，清廷公布谭嗣同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的“罪状”；同时发布上谕，将张荫桓发配新疆，罪名是“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140]张荫桓的门人以为，这十六个字的罪名“空无所指，殆如‘莫须有’三字狱，不足服天下后世”，[141]其中大有袒护乃师的意思。但是，对清廷而言，欲将张排除在康案之外，舍此空洞的罪名也别无善法。
由于外人的干涉，张荫桓不仅暂时保住了性命，还获得了“非康党”的官方结论。这对他洗刷与康的私密关系十分有利。在西行途中，当押解官员询问“谕旨谓大人尚非康有为之党，康与大人同县同乡，康入总署，想常进见，康之逆谋，亦曾微露其机否？”张氏答曰：“康有为何足齿数，如此妄作，何异疯痰？谕旨谓我尚非康党，我罪爰从未[末]减，其实我岂屑党彼哉？既云我非康党，何以仍有此严谴，殊不可解。言罢长叹。”[142]张荫桓表现出“委屈”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
张“非康党”的上谕也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摆脱尴尬境遇带来了转机。尽管变法后期张、康之间已经出现分歧，但是文悌揭露康氏钻营张荫桓之事盛传于京城，令康处境尴尬，百口难辩。至此，康有为终于可以公开否认与张的关系了。他在八月二十一日首次就政变内幕接受《中国邮报》记者采访时宣称，在维新计划中，张荫桓与他没有什么联系；张荫桓是赞助改革的，但是并没有起积极的推动改革的作用。[143]对于文悌参劾康密结张荫桓并夜宿锡拉胡同张宅之事，[144]康氏辩解说：“吾累年来京，皆寓金顶庙，入城多宿于是……文悌心术诡诈，彼留吾谈而询吾仆从，曾访樵野，即以为吾宿樵野所，樵野无端被祸，实文悌妄指为之。”[145]又称：“张樵野之万里军流，亦为吾夜宿一言。”[146]其实，这样的解释实在缺乏说服力。
为了搪塞舆论，康有为还煞有介事地抛出了翁同龢“荐康”的说法。九月初二日上海《申报》转引了康氏八月二十一日在香港的问答：
我由湖北人御史高燮曾所荐，翁同龢及礼部尚书李端芬[棻]亦留意于我，有谓翁守旧党，实非也，实翁、李二臣屡欲荐我在皇上左右以备顾问。我自蒙召见，即奉旨在总署行走。西历今正三号，曾与总署王大臣会议，各大臣皆以客礼相待，会议三点钟久……，会议翌日，恭王及翁师傅将所议具奏，虽闻恭王深赞我才，然当时所议亦不以为然，盖谓祖宗成法不宜骤变，惟翁则深韪其议。后蒙皇上许我具奏条陈政治，我即奏请皇上将中国旧习及祖宗成法变更，并劝皇上效法日本及俄先皇彼德，又请谕饬各大臣到宗庙矢誓力图变政……并请设十二局以分理庶务，此疏既上，闻皇心甚为嘉纳，允如所请，发交总署会议。
此时的李端棻已因“滥保匪人”被革职发配新疆，而翁同龢“荐康”之说则是首次被披露。康氏抛出此论，既有借翁氏之名掩盖张氏暗中举荐内幕以敷衍舆论的意图；同时也有攀附翁氏，藉其清望唤起士林支持保皇活动的目的。这篇采访谈话很快被上海、天津、台北等地的中文报纸转载，不仅翁本人看到了，在士林中也广为传播。
九月初七、初八日天津《国闻报》连载《德臣西报访事在香港与康有为问答语》，[147]九月十四日，署礼部右侍郎准良上折，指斥《国闻报》“述康逆问答之词，以肆其指斥之意，吠声吠影，丧心病狂，稍具天良，不忍闻述”，请求严厉查办。[148] 当日上谕令直隶总督裕禄密查明确，设法严禁。[149]正是在康氏谈话四处传播的背景下，翁氏“荐康”说喧嚣尘上，翁氏政敌乘机推波助澜，巧妙利用，将翁罗织于康案，遂有戊戌十月追究翁氏“滥保匪人”之事。
十月二十一日，清廷颁布明发上谕，称“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从未将经史大义剀切敷陈，但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50]这道谕旨出自刚毅之手，据称，“先一日，刚毅独对，褫职编管皆其所请”。[151]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翁氏的“荐康”之罪在莫须有间。据张謇所闻，翁案系“刚毅、许应骙承太后意旨，周内翁尚书于康、梁狱，故重有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县官编管之谕旨。”[152]军机大臣荣禄和王文韶都对刚毅的做法有异议。[153]两江总督刘坤一也认为将翁革职，属于“康有为案中诖误”，称翁氏与陈宝箴均为“四海九州所共尊为山斗，倚为柱石者，何以贤愚杂糅至此？若力保康有为以至波及，闻翁中堂造膝陈词，亦是抑扬之语。”[154]本来，“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十倍）”之语是戊戌年四月翁同龢在与光绪帝的对答中所说的，随后还有“然其心叵测”一句，这种肯定康氏才华而诋其心术的评价，否定的意味更重，当时孙家鼐、陈宝箴对康也有类似的评语。不料，刚毅却断章取义，将“胜臣百倍”语作为“荐康”的证据。[155]可见，翁同龢革职是刚毅等人利用康氏在海外散布翁氏“荐康”说造成的舆论氛围乘机倾陷翁氏的结果。同日，与翁关系密切的开缺湖南巡抚吴大澂也遭革职。[156]这两起事件同时发生，正好说明翁氏革职是甲午后清廷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延续，“荐康”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清廷对翁氏“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的定论，对于康、梁展开保皇活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稍后《清议报》发表的《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全面阐述变法与党争的关系，明确将翁说成是促成光绪帝赏识康有为的关键人物。他将上谕中“密保康有为，有其才胜臣百倍之语，意在举国以听”之句，删改为“翁同龢复面于上，谓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添作翁氏“荐康”的细节。[157]康、梁与刚毅一唱一和，既有当事人的公开指认，又有朝廷的官方定论，使翁同龢“荐康”的说法迅速传播开来，并深深影响了人们的历史判断。即使像宋恕这样的同时代人，也对翁的“荐康”深信不疑，甚至为昔日批评翁氏守旧的言论而感到歉疚。[158]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廷再下谕旨严缉康、梁，语涉翁同龢。谕云：
朕自冲龄入承大统，笃荷皇太后恩勤教育垂三十年。自甲午以来，时事艰难，益贫益弱，宵旰焦思，恐负慈闱会托之重，思缵列圣神武之谟。每翼得人以资振作。而翁同龢极荐康有为，并有‘其才胜臣百倍’之语。孰意康有为密纠邪党，阴构逆谋，必陷朕躬于不孝；并倡为‘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谋，遂有改君主为民主之计。[159]
这里将翁之举荐与康、梁“阴构逆谋，几陷朕躬于不孝”之事相提并论，用意十分明显。二十一日翁氏从报章见到此谕，大有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
《新闻报》纪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龢极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在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如何也。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因此获罪，唯有自艾而已。[160]
翁氏在日记中再次以委婉的方式否认了上谕的指责，强调自己代呈康氏变法书籍只是履行公务，并暗示张荫桓与康氏进用的神秘关系。这种谨慎的辩白，比起康、梁在海外报章上连篇累牍宣扬翁氏“荐康”的声势，实在微不足道。
对于翁、张与康氏进用关系的认识，台湾学者高阳可谓独具慧眼。在高阳看来，翁同龢是醇谨之士，与康有为气味本不相投，无可交往；且翁氏居官，素持明哲保身之道，故翁不可能“荐康”，荐康的只有张荫桓。然则，翁同龢“荐康”之说何来？有两点原因：“一则是后党如荣禄等人，有意散播流言，因康有为与张荫桓同乡交密，而翁倚张为左右手，故此种流言，易为人所信。再则康有为刻意攀附翁同龢以自高身价，其《自编年谱》中，虚构与翁交往的情形，实不值一哂。”[161]高阳注意到了康、张、翁三人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所谓翁氏“荐康”说与政敌陷害有关，这样的史识恐不能以小说家言待之。可惜，他的判断并未引起史学家的足够重视。
结 语
到底怎样认识和评估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实际影响，学界是存在分歧的。事实上，当我们从思想史的层面着力分析康有为改革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时代意义时，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无论康有为在当时士林中曾有过多大的影响，无论其政治主张多么犀利和切中时弊，但是在政治运作的层面，他是很无奈的。身为额外主事，康氏职位卑微，根本无法与宋神宗变法时的宰辅王安石可比；[162]因而如何取得光绪帝信任、迅速进入核心决策层便成为康有为孜孜以求的首要目标，甚至是他在京活动的重心所在。为此，他不得不密结张荫桓，精心策划，煞费苦心，寻找终南捷径。可见，澄清康氏进用内幕是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由于康氏骤然进用是沿着非正常途径实现的，以至被视为“钻营”“侥进”，当事人掩盖内幕并不意外。当戊戌年五月许应骙、文悌将张荫桓援引康氏之事揭破时，张、康不得不设法应对。从实际情况看，在援引康氏过程上，张氏始终欲借重翁同龢，共担责任，并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不料，却遭到翁的拒斥。因此，政变后张、康二人异口同声，将荐康的责任推给翁氏，不是偶然的，何况因英、日外交干预而产生的张“非康党”上谕，为他们掩盖真相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当翁氏“荐康”说传开后，刚毅等人又乘机罗织，将翁打入康案。在这场多种力量介入的政治斗争中，康、梁与刚毅、许应骙等人各得其所，张荫桓也得以暂避风险，只有开缺在籍、为慈禧所仇视的翁同龢再遭打击，成为这场博弈的牺牲品。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却再次显示了它的神奇：当真正的荐康者悄无声迹地被淹没在茫茫历史中的时候，“维新第一导师”的桂冠却为翁氏赢得了后世的普遍敬仰。这大概是时人与今人始料未及的。
[1] 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实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以下简称《〈我史〉鉴注》），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多年来笔者与茅老师交流较多，屡受启发，兹再致谢忱。[2] 其中茅海建、房德邻两位先生对乙未年康有为公车上书问题的讨论尤具代表性，参见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4期；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2期；茅海建：《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3] 目前出版的大部分近代史着作以及翁同龢、康有为的传记都持这种观点，兹不详举。[4] 参见何炳棣：《张荫桓事迹》，《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3年3月），第185─210页 。除了材料的局限，该文有关张、康关系的基本观点至今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5] 相关研究论着主要有：王贵忱：《张荫桓其人其着》（《学术研究》1993年第6期）、《张荫桓戊戌日记后记》（《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苏晨：《张荫桓与戊戌变法之谜》（《东方文化》1994年第3期）；范耀登：《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李吉奎：《张荫桓与戊戌变法》（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马忠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6] 笔者发现，几乎所有关于翁氏“荐康”的文献都是政变后形成的，其中又以康氏本人的记述为多。从文献形成与刊印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到，康有为对翁、康关系的描述，如同滚雪球一般，细节越来越生动，是一个不断塑造的过程，到民国时期达到顶峰。参见马忠文：《翁同龢、康有为关系考论》（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4─253页）。[7]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6─118页。[8]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66页。引文中括注的人名为引者所加。下同。[9] 黄氏又言：“吾闻当时樵野与康、梁，私人抵掌谈政治，辄昌言无忌，实为致死之由。……樵野之死，乃于庚子夏义和团方炽时，京中突有密电致新疆当局，属阴置张荫桓于死地。相传此电乃西后授意者，南海曾述之。见于官文书者乃云，有密旨以张荫桓通俄，就地正法。和议成，始昭雪，复原官。”见《花随人圣盦摭忆》，第466页。[10]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375页；第4册，第82页。[11] 参见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12]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465─466、472、478、480页。[13]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481页。[14]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年，第80页。[15]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页。康有为自订年谱有多种版本，本文均据此版本。[16] 参见周育民：《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林克光等主编：《近代京华史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23─427页。[17] 戊戌年康有为在内城仍寓居此处。另外，政变前容闳（字纯甫）也居此，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59页。[18] 参见汤志钧：《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马忠文：《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19]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96、2697页。[20] 张荫桓甲午日记的两册原稿现藏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一册起自光绪二十年三月初一日，止于五月初一日；另一册起自七月初一日，止于七月二十五日。这两册日记原为康有为收藏，后由其家人捐献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原稿前有康氏题记云：“呜呼！此吾邑张樵野尚书甲午札记也。尚书既以戊戌党祸抄没戍新疆，庚子以谏用拳匪惨戮。此册经如（按，原稿如此）劫流于外，张君有楣以记中有誉我语，因赠我。中多记□□事，关涉颇大，若朝章国故尤伙，足与常熟日记参考。若夫生死患难文酒过从之感，追思萦欷。天游。”（详见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前言）可惜两册原稿都有残缺。从种种迹象看，似系康氏刻意毁弃者。据康年谱，康氏五月初六日离开北京，此前他不会不去张处辞别的，但现存稿本第一册五月初一日后的内容却被整齐裁去，并非自然损毁。贾小叶博士认为，这可能是张荫桓在政变后为避祸自毁的。但是，从日记中赞扬康氏的文字保存完好的情况看，似非张氏所自为。另外，康在年谱中称：“五月方在京师，有贵人问曰：国朝可百年乎？余答之以‘祸在眉睫，何言百年？’贵人甚谬之。”茅海建教授推测“贵人”可能是张荫桓（《〈我史〉笺注》，第53页）。揆诸当时张、康二人交往密切、无话不谈的情形，这个推断应当准确。而且，笔者以为，这些谈话可能也是被康氏撕去的五月初几天日记中的内容。将张赞誉他的话保留下来，而将批评他的内容予以毁灭，这非常符合康氏的性格。[21] 参见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22]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24页。此外，杨天石先生在台北中研院发现了一封甲午年八月梁启超致康有为信函的抄件，也提及相关情况。参见《梁启超为康有为弭祸──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收入《杨天石文存·晚清史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75页。该文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7月8日，史学版。[23] 参见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64─368页。[24] 许应骙：《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481页。[25] 关于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缺损的情况，可参见前文注释。[26] 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6页。这份材料系政变后张之洞授意梁鼎芬搜集并交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希望能在日本报纸发表以揭发康氏，故有贬康的倾向。参见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97页。[27] 苏舆：《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28] 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见夏晓红编：《追忆康有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92─295页。[29]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27页。[30]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805─2806页。[31]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492页。[32]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801页。[33] 金梁在上世纪30年代阅读《翁文恭公日记》时首先发现此处曾做过删改。他在《近世人物志》中加按语说：“翁记似有重缮改易处，如李莼客卒于甲午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翁次年闰五月初九尚记李莼客来，初颇不解其故，继思翁自戊戌罢归，不无顾忌，甲乙数年，正直枢要，凡所记载，尤虑触讳，自取删缮，亦属常情，甲午之事，误入乙未，盖一时疏忽耳。”(见金梁辑：《近世人物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8页)孔祥吉先生与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教授，在翁万戈先生支持下，利用翁同龢日记原稿对删改挖补情况做了细致研究，详见《〈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34] 但所述多有夸张，参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33页；马忠文：《翁同龢、康有为关系考辨》，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第245页。[35] 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8─135页。[36] 对此问题，笔者将有另文讨论，兹不详说。[37] 参见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38]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34页。[39] 参见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40] 康、李之间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私人联系。赵炳麟称：“鸿章自罢直督，以大学士居京师。上为其熟外交，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康有为屡投刺鸿章言变法，鸿章勿为礼。及新政行，鸿章复嘲之。”（ 见《光绪大事汇鉴》，《赵伯岩集》卷9，1922年刊本，第25页）戊戌年六月，李鸿章致李经方家书中曾讥笑康氏变法主张为“窃东西洋皮毛”，可见对康确实讥讽。（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41]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492页。[42] 《给事中高燮曾奏为保荐康有为以游历为名加入弭兵会事》，光绪二十四年，军机处录副奏片，编号03/5617/0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史工程网，http://124.207.8.21/qinghistory，访问日期，2011年10月22日，下同。[43] 《军机大臣奏为给事中高燮曾请密与德国订立盟约不必牵连教案等折及谕旨原折片恭呈慈览事》，光绪二十三年，录副奏折，编号03/5732/059。[44] 参见马忠文：《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原因探析──兼论戊戌维新前后康、梁的政治贿赂策略与活动》，《学术交流》1998年第1期。[45] 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46] 参见茅海建：《〈我史〉笺注》，第221─224页。[47] 康有为《怀翁常熟去国》诗云：“胶州警惊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诗前小注云：“ 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日（按，年谱记为十八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及常熟见斥，吾又决行，公谓，上意拳拳，万不可行。感遇变法，且累知己，未知天意何如也。”(见《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0页)黄彰健经过考订，认为此诗系戊戌政变后补做。（参见氏着：《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49页）另，康氏在1918年出版的《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中称，甲午战败后，翁同龢见到康时，曾就以前未能代呈康氏上《第一书》，向康“谢过”。康氏云：“翁公虚己引咎，屈师相之尊，来吾南海馆，升堂长揖谢过，谓举国士大夫未尝言日本变法致强规图高丽事，吾实昧昧，故当时不听君言，致有此败。常熟自是日讲新法，及丁酉奏荐，谓康某之才过臣百倍，为此事也。由是而生戊戌维新之事。翁公可谓博学而知服勇于补过也。”这里所言乙未年翁到南海会馆“谢过”之事亦不可信。[48] 1917年丁巳复辟失败后康有为辗转抵达青岛,见到末代恭王溥伟，联系到昔日胶案之发生，触景生情，特赋诗《呈锡晋斋主人》，诗云：“吾时伏阙力争焉，大陈利害言万千。投书宰相惨呼天，常熟翁公忧国颠。早朝前席备荐贤，请破格用救元元。过臣百倍谬誉偏，一时朝论哗然传。退朝辱访枉高轩，时河将冰吾言旋。骊驹驾南海馆门，公遂直入吾斋前。朝旭甫上草树妍，披衣强起相周旋。公强留行情意谆，且言圣心至勤勤，由是感激赞艰难，上书变法百万言……”（见于植元：《关于康有为的〈呈锡晋斋主人〉诗》，《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49] 这里引用的是《申报》转载的康氏谈话内容，译文应与《新闻报》大致相同。[50]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167页。[51] 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52]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康有为《我史》（自编年谱）手稿“既谒常熟”旁原添“常熟烘谬”四字，后又删去。参见茅海建：《〈我史〉鉴注》，第221页。笔者以为，康氏在此处添加文字的斟酌反复，流露出其内心的矛盾。“烘谬”一词意在指责，似是对访翁遭拒之事有感而发，然最终又隐忍将此句抹去。[53] 翁同龢日记原稿复印件承翁万戈、翁以钧两位先生提供，特此致谢。[54] 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编号03/0293/2/1223/307。[5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5页。[5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3册，第325页。[57] 《京报（邸抄）》第111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第392 页。[58] 《军机大臣奏为给事中高燮曾请密与德国订立盟约不必牵连教案等折及谕旨原折片恭呈慈览事》，光绪二十三年，录副奏折，编号03/5732/059。[59]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34─37页。另外，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250─251页。[60]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492页。[61] 需要指出的是，由康有为保存下来的戊戌年正月康广仁给侄女康同薇的《抄五日京中来函》中也提到了这些情况。信中说总署传见后，“越日，常熟托樵野来云，上急欲变法，恭邸亦有□□，吾《日本变政记》及无条陈，上乃宣促速上……”（见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附录，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775页）笔者以为，这些信件均为抄件，内容后来似经过康有为的改窜，所谓“常熟托樵野来云”尤不可信。[62]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508页。[63] 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第263、271页。[64] 《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197、202页。[65] 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第263页。[66] 笔者推测，总署对高燮曾折片的回复之所以拖了三个月，可能与当时复奏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的硬性规定有关，可惜未见清代制度有过明确成文规定，姑存此论。[67] 据张元济戊戌年正月初二日致汪大燮、汪诒年信函中说：“弭兵会亦已罢论，惟高位者，颇能为所歆动耳。”（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23页）“高位者”主要指张荫桓而言。[68]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69]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535页。[70]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1页。[71] 王伯恭：《蜷庐随笔》（与《趋庭随笔》合刊），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7页。[72]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第466页。[73]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云：“当康去冬来京上书时，守旧之大员于元旦密告恭邸曰：康有为所事，闻是翁、张所引，将树朋党以诱皇上变法者，急宜防备之。”这则记载属于事后追忆，可信性有待确证。不过，至少反映出张、翁行动的一致性引起一些同僚的注意，所指应为处理高折之事；所谓“守旧大员”可能指许应骙。见《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332页。[74] 钱仲联在《梦苕盫诗话》中说：“人谓公荐举南海，有才胜臣十倍之语，实不尽然。政变以前，金门姑丈在京师，公即诫以不可近南海，谓其心术不正。此事姑丈亲为予言之。外间所传，不免捕风捉影。今公日记俱在，可覆按也。”（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1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312─11313页）钱仲联之祖母乃翁同龢之姊，其姑丈俞钟銮（字金门）又是翁的外甥，戊戌年春曾到京参加会试。这条口碑材料可信性极高，说明翁当时对康大有戒心。[75] 康氏自编年谱中所记呈递条陈和变法书籍的具体时间多有误讹之处，以上均以档案材料为据。可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及茅海建《<我史>鉴注》二书。[76] 从《杰士上书汇录》中所收康折抄本看，三月所上条陈，只有二十日递到总署的《译撰〈日本变政考〉成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请照经济科例推行生童岁试片》采用了“工部主事康有为跪奏：为……恭折仰祈圣鉴事”的形式，这是具有奏事权的官员才可以采用的方式，按照制度，康氏属于违制。参见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第2622─78页。[77]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331页。[78]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283页。[79] 王照：《礼部代递奏稿》按语，《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356、355页。[80] 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15─3130页；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500─501页。另，张荫桓戍边途中赋诗云：“外患交相乘，艰危迄朝暮……至尊重忧时，召对敢草草。渥荷圣恩深，益用滋嫉妒。秋严党祸起，势若拉枯槁。”（见《豫弟藩侄自长崎兼程追送，豫弟南返，藩侄随戍，别于龙树寺，时戊戌九月朔日也》，《荷戈集》卷上，清宣统刻本）[81] 徐桐：《奏为特参户部侍郎张荫桓贪奸误国事》，光绪二十四年，录副奏折，档号03/5359/082。[82] 郭则沄：《十朝诗乘》，收入张彭寅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52页。[83] 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诗又云：“穷塞逋臣尚抗章，曾规新法进康梁。头颅万里无人惜，只赚伶官泪数行。”所做诗注云：“康有为初规变法，所着及封奏皆由张樵野侍郎代进。樵野起自杂流，有干才，通时务，东朝亦深喜之，由是失宠。康、梁败，樵野亦谴戍新疆。朝野几忘之矣。拳乱作，忽具疏力言外衅之不可轻开，乞新抚联魁（误，应为饶应祺──引者）代奏，端、刚辈方窃柄，矫旨正法，其直谏不亚袁许，而人鲜知者。”（《中和》月刊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第54─55页）[84] 祁景颐：《（谷＋匊）谷亭随笔》，原载民国年间《青鹤》杂志，收入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85]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也写到，光绪帝与康有为之间“手谕不时下颁，说帖时有进呈，南海张侍郎曾代传递二三次，皆纸笔所不能达者……（张侍郎之得罪，此其一端）”。（见《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335页）[86] 魏元旷：《坚冰志》，《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312页。[87] 《京报（邸抄）》第115册，第279、489、577页。[88]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93页。[89]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511页。[90] 甲午战后张荫桓向光绪帝保荐黄遵宪之事，参见马忠文：《黄遵宪、张荫桓关系考论》，《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91] 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第268页。[92] 关于戊戌年《日本变政考》的呈递情况，参见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194─198页。[93]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28页。[94] 翁氏自订年谱又补充说：“越日，荫桓以康书原稿送枢直代递，不知书中何所言也。”见翁开庆整理，朱育礼点校：《翁同龢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第86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4页。[9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页。[96]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335页。[97]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50页。其实，康于四月二十八日被召见后授总理衙门章京，总署大臣代其转呈条陈和书籍已符规制。[98] 《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页。[99]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41页。[100] 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66页。[101] 张氏回忆说：“康本叛贼孙文党，挈多金走京师，密结京僚图不轨。康实寒素，所有皆孙文资。侍读学士徐致靖折保酬四千金，宋伯鲁、杨深秀等月资以三百金。”（见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492页）胡思敬《戊戌履霜庐》也云：“康有为初未进用，所拟变法章奏，未由上达，皆怂恿伯鲁言之，或传其受有为贿，莫能明也。”（见《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88页）[102] 引自佚名密札，参见孔祥吉：《百日维新密札考释》，收入《戊戌维新运动新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9─80页。[103] 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02页。另，1963年9月萧一山在台北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做了题为《戊戌变法的真相》的讲演，指出张荫桓是百日维新的主要人物，当翁同龢与康有为不往来之后，维新人物的见用，完全是由于张荫桓的关系；康有为的进用，完全是张荫桓在幕后运用的。他说，“后来我在读《续孽海花》小说中才发现这件事情的真相”，“作者曾在总理衙门任事甚久，知道戊戌政变内幕，记载很详，为一般史书所不及。”（见《大陆杂志》第27卷第7期，1963年7月）[104] 叶恭绰《读张樵野铁画楼集》诗序说：“康长素之出，实由樵野荐之于翁叔平，翁荐之于光绪，故戊戌变政，樵野实其原动，西太后欲杀之久矣。庚子乱命，与害珍妃同一笔法，事类袁绍之杀田丰。盖自耻失败而永图灭口，且杜翻案耳。樵野之起，不由科第，而才华显露，众多侧目；至其亲家李芍农亦与不谐，故受祸虽烈，而称之者稀，尚不克比于许景澄、徐用仪，亦可伤矣。阮季湖前觅得樵野遗集寄京，偶题此什，以抒所感，亦论近世史者所宜知也。” （《读张樵野铁画楼集序》，见《遐庵诗乙稿》，1950年代铅印本，转引自左舜生：《记张荫桓》，收入《中国近代史话初集》，台北：传记文学社,1970年，第193页）另，叶氏所藏《铁画楼诗钞》亦有跋云：“南海张樵野（荫桓），于清光绪间以外省末吏荐至公卿，以才显于世，枢府依为左右手。其时翁同龢与孙毓汶意见不同，有若‘牛李’，樵野游其间，皆能水乳。卒以荐康有为成戊戌大狱，那拉氏追恨杀之戍所。其时风气锢蔽，以其不由科目进，众皆轻之。李若农（文田）乃其亲家，且时极嘲诋。至非罪被害，哀之者稀，不获与‘三忠’（袁昶、许景澄、徐用仪）同称其道，亦可伤矣。乃其文艺超凡，迥非当时科第中人所及，亦复知者无几。……樵野遇事犀烛剑剖，判断如流，诚超过其时流辈倍蓰，不止其荐康南海一事。在当日为历史行动，而卒以此杀身，且罕知者。专制之朝，了无正义公道可言。此其一征。”(见王贵忱：《可居题跋三集》，后记，1995年自印本。第57─58页)观其宗旨，叶恭绰对张氏荐康一事非常肯定，并对这位乡贤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105] 参见马忠文：《戊戌保国会解散原因新探──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札考》，《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106] 参见舒文：《翁同龢开缺原因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107]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等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5─6页。[108] 许应骙：《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480─482页。[109]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494页。此次查抄之命得以收回可能与张荫桓用金钱疏通关节有直接关系。据李符曾（应为杨锐）致张之洞密函言：“（五月）初四，胡公度侍御奏劾张荫桓，有借款得赂二百余万，七口改归税司经管，有私改合同事。又议增赫德薪水，每年骤至百廿万等语。慈圣大怒。次日面谕英年查抄拿问。崇礼故缓之。旋有立山出为恳求，其事遂解。闻廖仲山亦苦求于上前，尚未允。立一人最得力也。”（见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80页）张荫桓戊戌年五月二十四日记写道：“访豫甫（立山），承谕慈圣保全之意，为之感激。”（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543页）显然，时人所言张氏纳银免祸是有根据的，内务府大臣立山在此事中起了关键作用。[110]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540页。[111] 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482─489页。[1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33页。据赵炳麟称，文悌被责令回原衙门行走，不啻废弃，遂授徒于龙树寺楼上。“大学士徐桐重誉之，曰：仲恭（悌字）天下正气也。”可见守旧大员对文悌的声援和支持。见《光绪大事汇鉴》（收入《赵伯岩集》，1922年刊本）卷9，第19页。[113]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60─261页。[114]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5页。[115]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7─8页。[116] 《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252页。康有为也提到此事，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50页。[117]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542页。[1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29页。[119] 《清德宗实录》卷420，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丁丑，《清实录》第5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08页。[120]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547─548页。[121]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554─555页。[1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312页。[123]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3页。[124]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492页。[125]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503页。[126] 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68─73页。[127] 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331页；《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选录）》，《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359页。[128] 王照：《劾张荫桓奏稿（节录）》之按语，《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356页。[129] 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称：“有为初曲意事之，后既贵幸用事，乃更相倾陷，王照劾荫桓滥保革员疏，即有为代草。”（ 见《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82页）这种解释未必中肯，却说明张、康关系出现裂痕已被局外人察觉到。[130]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495页。按，此处原文标点有误。[131] 《京友再述国事要闻》，《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第427─428页。[132]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82页。张荫桓戊戌年的日记有多处涂抹，使人无法辨识原文。如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召见这一天的日记就有涂改；六月初九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的日记也有涂抹。经王贵忱先生仔细辨认，六月二十九日的内容复原后是这样的：“润台、长素先后来。长素健谈不辍。筠丈（许应骙─引者注）适至，规避不及，颇难……”（见王贵忱整理：《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澳门：尚志书舍，1999年，此书为日记原稿影印本）遗憾的是，2004年笔者收入整理本时，因一时疏忽，未能将王贵忱先生放在注释中的这段文字收入。[133] 《清德宗实录》卷426，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庚寅，《清实录》第57册，第600页。[13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434页。[135] 参见林权助撰，张雁深、张绿子译：《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第575─578页。[136] 王崇武译：《戊戌政变旁记》，《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第541页。
[137] 参见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91─198页；米内山庸夫着，张中原译：《伊藤博文与张荫桓》，《民主潮》第9卷第6期（1959年3月）；云岗：《张荫桓托庇异国》，《春秋》第6卷第1期（1967年1月）。[138] 据戊戌九月蔡金台致李盛铎函称，荣禄力陈“张某不无微劳”，“后伊藤来, 李苾园举康为接待使, 亦为张所阻。谕旨所以谓张非康党, 其能保首领者, 即此二事也”。（见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第603页）[139] 《国子监司业贻谷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9页。[14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434页。[141]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495页。[142] 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505页。[143] 《中国的危机》，《字林西报周刊》1898年10月7日，《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第510页。这是英文版康有为谈话的直接译本。[144] 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482─489页。[145]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46页。[146]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64页。[147] 参见姚福申：《天津〈国闻报〉若干史实辨析》，《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3期。[148]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2页。[149] 《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九月甲子，《清实录》第57册，第637─638页。[150] 《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辛丑，《清实录》第57册，第674页。[151] 翁斌孙：《翁同龢列传》，转引自谢俊美：《关于翁同龢开缺的三件史料》，《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278页。[152] 《张謇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199页。[153] 参见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483页。也有记载称是军机大臣王文韶力诤之，见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252页。[154] 刘坤一：《复欧阳润生》，《刘坤一书牍》，《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633页。[155] 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质疑──从“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说起》，《史林》1999年第3期。[156] 《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辛丑，《清实录》第57册，第674页。[157] 梁氏原文是：“……正月初三日遂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着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署进呈……至今年正月始得达御览，皇上乃命总署诸臣，康有为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并宣取康所着《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传》等书；翁同龢复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自此倾心向用矣。”见 《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第250─251页。[158] 宋恕在1899年6月给孙仲恺的信中说：“翁常熟甲午年以前全不解时务，乙未年后，合肥（按，指李鸿章）入京，常熟虚心请教，遂一变前之愚昧，甚服合肥。近又力荐南海（按，指康有为），以此为诸权臣所怒，内外夹攻，加以重处。由近日论之，常熟竟不失为正人君子，弟昔年之薄之，实为误薄，当削改之矣。”（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91页）宋恕对翁氏看法的改变，与上谕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其实，与现在通行的说法有异，清季不少私家记述都视翁为守旧人物。民国时期的学者陈鍫就将翁列入守旧阵营予以研究，详见《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燕京学报》第25期，民国28年6月，第59─106页。[159] 《清德宗实录》卷455，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壬戌 ，《清实录》第57册，第997页。[160]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241页.[161] 参见高阳：《翁同龢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年，第280─281、307页。高阳还撰有《康有为“十疑”诗注》，其中一章云：“奔走皇皇权贵门，每言常熟最恩深；松禅日札分明在，踪迹何妨细细论。”注云：“康有为《自编年谱》一再强调翁同龢以国士相待的知遇之恩，其实为子虚乌有之事。翁同龢日记晚年虽有删改，但以翁同龢之笃于孝悌忠义，康有为之卖弟、卖友，以‘康圣人’自居，而有少正卯之实，气味不投，理所必然。证以同时人的记载，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等，可知康有为于翁，乃是谬托知己。”（见《高阳杂文》，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37页）高阳以文学家之笔触论事，所言不免带有意气，但论点大体符合实际。所谓“松禅日札”是指甲午至戊戌期间翁同龢给张荫桓的一百余通书札，多涉清廷外交、财政事务，而无一字言及康氏。戊戌八月张荫桓戍边途径保定时，将这批书信交由在直隶候补的僚属吴永保存，上世纪70年代吴永之女吴芷青将这批信札售归台北故宫博物院，高阳受命整理，署《松禅老人尺牍墨迹》，1977年由台北故宫印行。（详见马忠文：《关于〈松禅老人尺牍墨迹〉》，[上海图书公司主办]《博古》2003年第2期）[162] 邝兆江曾撰文对于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历史形象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康门弟子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将康比拟成王安石，将戊戌变法比拟成熙宁新政并不恰当，康在戊戌新政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像康氏自许的那么大，康氏地位的提升与政变后各国政府出面干涉与营救活动有关。（见邝兆江：《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由此展开了讨论。（参见汪荣祖：《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