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帝王共性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路易十四-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帝王共性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帝王共性
笔者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历史所知甚少,然亦获知他与康熙皇帝有着诸多可以说是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写出这篇读书札记。
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是同时代帝王,这里将先叙述他们之间的关联,次及他们作为帝王的共同点,最后了解他们的差异。
一、使节往来与“神交”
图3台北“故宫博物院”“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海报路易十四是重商主义者,为开通商路,派人到欧洲、非洲绘制地图。为到中国和东方测绘地图——“完善法国人的航海图和地图”,路易十四决定挑选“精通数学并擅长舆地工作,还要能掌握中国最基本的艺术和科学知识的优秀传教士”来华,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等人被授予“国王的数学家”委任书,以“国王的观察员与数学家”的身份东来([美]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33—35页,转引自李景屏:《康熙与路易十四施政之比较——从法国派遣科学传教团来华科考谈起》,《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洪若翰一行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到达北京,康熙帝召见他们,并将张诚、白晋留在宫廷服务。科学考察团并非法国国王派遣的出使中国的使团,但在事实上起到使路易十四与康熙帝沟通的作用,可以视作路易十四与康熙帝的一种间接交往。白晋、张诚在宫中,向康熙帝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人体科学知识,特别讲述了路易十四的故事——“在交谈中,我们把路易十四的丰功伟绩讲得比任何东西都更完备,也可以说,皇帝(指康熙帝)对路易十四的功绩比任何东西都更愿意听。”(白晋:《康熙帝传》,马绪祥译,《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1页)应该说,耶稣会士的宣传,使得康熙帝对路易十四有所了解,还可能产生了一些好感。
热衷于了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康熙帝,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派遣白晋赴法国招募科学家来华,并让他携带赠送路易十四的珍贵礼品。这一举动,就是白晋所说的:“(康熙帝)又命我来法国,要我直接向陛下(路易十四)为他派去尽可能多的传教士,尤其是派那些象正在皇帝周围的传教士们一样具有特长的耶稣会士,因为皇帝对这样一些传教士非常器重。”(《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48页)白晋于1697年回到法国,在途中写出《康熙帝传》,晋呈路易十四。路易十四支持白晋,批准他和他的同行者耶稣会士巴多明、马若瑟、雷孝思等十余人乘坐安菲特里特号商船东来,并由他携带赠送康熙帝的礼物,白晋一行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返回中国广州。白晋的“出使”,是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直接交往。这一次与前一次不同了,在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关系上,用现代的外交语言可以说是“老朋友”交情了。“老朋友”应有气味相投之处,康熙帝与路易十四还真有,那就是“科学”——路易十四和他派遣的耶稣会士利用科学作为交往的手段,达到绘图和传教的目的,康熙帝则是希望得到西方科学技术。至于康熙帝与路易十四各自为人处世的方式有无互相影响,他们之间有无互相敬慕之情,就不便臆测了。
两位君主的交往,对中法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路易十四派遣的学者传教士和以前来华的同道,共同促进了康熙帝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热情,并起用传教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等人,和中国学者一起,到各直省和边疆地区进行勘测,绘制以行省为单位的全国地图,积十几年之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制成《皇舆全览图》(《康熙皇舆全览图》)。康熙帝于五十二年(1713)下令成立算术馆,设在离宫畅春园蒙养斋,由皇子允祉主管,撰着《律历渊源》(含《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使得蒙养斋类似于科学院,而法国科学院则成立于1666年(康熙五年)。康熙帝派遣白晋向路易十四赠送中国书籍,又令传教士翻译中国古籍,如刘应译《易经》(部分),冯秉正译《通鉴纲目》。康熙朝译书广泛,传教士将儒家典籍译成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欧洲人容易学习,对以后儒家经典西译、西传有益。“康熙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是兼有物质与精神多方面的,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新起点”,康熙帝做出不少贡献(陈捷先:《康熙写真》,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19页)。同样,路易十四也促进了17世纪中法文化交流。
二、继位、亲政与传位
继位与传位是帝王之所以成为执政者关键所在,讲到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相同之处,首先就此作出了解。当然,继位传位之事,还涉及皇位的传承制度、童年继位者的亲政、君主恋位、传位人选变动、传位遗嘱、君主荣誉称号(尊号、谥号)等事,不是简单的继位传位故事。
路易十四生于1638年,1643年他的父王路易十三逝世,根据波旁王朝的王位传承制度,路易十四继位,时年5岁,这是欧洲人的计算年龄方法,也就是今日中国人说的“实岁”,若按清朝人计算法,则是6岁,是为“虚岁”。这种计算方法的不同,令人不便行文,笔者这里只好在讲到路易十四年龄时用实岁,说到康熙帝年龄时则用虚岁,尊重习惯,不得已也。题外话表过,回到正题。路易十三生于1601年,1610年继位,时年9岁,在位13年。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父子都是童年继承王位。康熙帝出生在顺治十一年(1654),比路易十四小16岁,顺治十八年(1661)继承帝位,时年8岁。他的父皇顺治帝出生于崇德三年(1638),与路易十四同年,崇德八年(1643)6岁登基。顺治帝、康熙帝、路易十三、路易十四都是在10岁以内成为君主。两国两代君主皆系童年践祚,历史竟是如此巧合。造成这一状况的是此时中法两国共同的制度——君主制,正是家天下的父死子继,产生了童年君主继位的相同历史现象。
0君主童年登基,用中国传统语言叫作“冲年继位”,从而出现“主少国疑”的政治问题,需要重臣辅政,既而出现君主亲政的问题。路易十四继位,由母后摄政,而真正主持政务的是首相、红衣主教马萨林。1661年,在东方康熙帝继位;在西方因马萨林之死,路易十四亲政,他已经23岁,亲政是自然之事,没有特殊的事情发生。康熙帝继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鳌拜等四人辅政,其中鳌拜为人跋扈专横,权倾朝野。顺治帝是14岁亲政的,康熙六年(1667),康熙帝亦届14岁,循其父皇之成例,举行亲政大典,是为“躬亲大政”,开始御门听政的常朝制度,但是鳌拜仍然专权,甚至迫使康熙帝将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灭族。康熙帝忍无可忍,乃以“布库”(摔跤)为名,训练年轻太监,在鳌拜进宫时将其捉拿治罪,没有发生意外事变。这个“擒鳌拜”事件,是康熙帝亲政后的大事,自此康熙帝真正自主治理天下了。
传位是两位君主都碰到的极为伤心的事情,虽然最终均得以解决,却付出了沉重代价。路易十四立长子为王太子,1711年(康熙五十年)4月王太子患天花死亡,10月第二个王位继承人——王太子长子又病死,几天后第三个王位继承人——路易十四年仅四岁的长曾孙(王太子孙)死去,一年之内接二连三地失去亲子、亲孙、亲曾孙,而且都是王位继承人,可以想见已经73岁的路易十四悲痛情状,但是总得有继嗣,乃于1712年立年仅两岁的次曾孙为继承人。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9月路易十四病死于凡尔赛宫,业已5岁的曾孙继位,是为路易十五(参阅陈文海:《法国史》第四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史家评论路易十五是无能的战争爱好者,败坏了波旁王朝基业,是则路易十四后继非人。康熙帝在嫡长子允礽诞生的第二年(康熙十四年,1675),就把他册立为皇太子,并对他进行严格的教育。这位皇太子,在耶稣会士的笔下是聪颖好学有才能之人,在清朝文献中却是暴戾不仁之徒。清朝皇家传统,皇太子、皇子是参与政务的,允礽做皇太子年久,希图早日登基,对父皇康熙帝不孝,乃至图谋政变,康熙帝出于保护皇位与人身安全的考量,在四十七年(1708)将他废黜,不料引发更严重的政治事态——诸皇子结党谋求储位,为平息这场纷争,康熙帝不得已于次年(1709)复立允礽为皇太子。然而皇帝、皇太子之间的裂痕已然不能修补,诸皇子争夺储位也不能消弭,令朝臣在皇帝与皇太子、皇子之间不知如何相处,可见情势之严重,康熙帝有见于此,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次废黜允礽,从此不立皇太子,用他的话说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人,不能分权。两次废立皇太子事件极大地损害了康熙帝的健康和政事的治理。试想,皇帝以天纵圣明自负,处于臣民景仰、百姓楷模的地位,如今自己的家事都没有管理好,做不到“齐家”,如何“治国平天下”,政治威望大为降低;教育臣民父慈子孝,自家生出暴戾之子,颜面尽失。这种颜面上的、政治上的沉重负担,严重毁坏康熙帝的身心。康熙帝复废皇太子之后,臣下要求册立新太子,诸皇子仍在积极谋求储位,康熙帝在这种形势下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撒手人寰,皇四子雍正帝继位。他的继位是否为康熙帝指定,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但是他继承、发展了康熙帝的事业,表明康熙帝是后继有人。
康熙帝驾崩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享年六十有九,接近古人向往的古稀之年,在位61年,实际是62年,为中国历史上有准确记载的在位时间最久的帝王。路易十四享年78岁,在位73年,比康熙多活19年,在位多11年。二人都享高龄,都在位长久。
路易十四临终,嘱咐继承人少进行战争,做关心民众疾苦的温和国王。这是针对性、现实性非常强的遗嘱。康熙帝在五十六年(1717)立遗嘱,并向臣民宣布,要义是总结一生政治成就;鉴于清朝是满族为首治理天下,强调其统治的正当性;关注皇族内部团结。针对性也很强,但不像路易十四那么集中要点。
君主往往有荣誉称号,反映他的功德。路易十四在歌舞剧中扮演太阳神阿波罗,自称也被称作“太阳王”,这在西方是传统的观念,帝王象征太阳,意即天上有个太阳,人世间有个最高统治者国王。中国皇帝因圣德功业,被上尊号,或封禅泰山,康熙帝被臣下拥戴,要求上尊号和封禅泰山,他都谦虚地推却了。中国皇帝死后有谥号,他的继承人雍正帝和臣工给他送上的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以此颂扬康熙帝文治武功与慈爱臣民。尊号,当时人认为是一种最高的评价。
三、权力来源与君主责任
彼得·伯克在《制造路易十四》结束语写道:“路易十四声称自己的权力源自上帝,而不是源自人民。他不必结交任何一个选民。他的传媒不是大众传媒。他被说成——实际上必须被说成——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人,是个神权帝王。”(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4页)很有意思,伯克基本上是用后现代的概念比较17世纪与20世纪的领导人的不同,一个说权力来自上帝,一个说源于选民。诚然,路易十四是王权神授论者,是上帝赋予波旁王朝统治权,国王是上帝的信徒。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自1661年亲政后,不再设置首相,表示国王亲自为国务操劳,握大权于一身。
中国的帝王是天命论者,宣称其治理天下是“膺天命”。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频繁,新王朝只讲天命似乎不足以说明得位的正当,于是有“顺天应人”之说及“天恩祖德”之说。清朝皇帝特别强调天恩祖德,将清朝的得位视为上天的恩赐和祖宗积德所致。天是宇宙的主宰,皇帝是苍天之子(天子),是人世的主宰。康熙帝是天恩祖德的信奉者、宣传家,他祭天的文书,对苍天自称“臣”,废黜皇太子要举行告天仪式,以此来表明他虽是人世的君,却是上天的臣。国君膺天命,应对天负责,是以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生伦理,皇帝应有皇帝的责任和行为规范,所以康熙帝懂得勤政爱民,他说:“古人所谓民可近不可下者,即孟子所谓民为贵之意。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斯岂非邦本之谓乎?”所谓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是指天命由民间呼声反映出来,应该听天命、畏天命,重视民生,他宣称“愿天下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敬天爱民,不是一时一事的事情,是永恒的。皇帝是“终身制”,令人羡慕,但也不能息肩——永远是责任在身,这也带给皇帝某种苦恼。康熙帝对侍卫拉锡说:“皇帝之苦,唯皇帝知之,何人能知?”拉锡认识到康熙帝的事务殷繁、不得清闲的痛苦:“日理天下万机,宸衷劳顿,无暇歇息,非御前行走,亲身经历者,既〔即〕使朝中大臣亦未必悉知,想到此处,奴才不禁凄然。”拉锡只知劳顿之苦,而不知康熙帝终生不得卸肩和心理压力不得解脱之苦恼。遵照君君准则,膺天命的康熙帝就得做好皇帝。
路易十四是神权国王,康熙帝是天命皇帝,天命和神授是中法两国君主权力来源的不同说法,其实都是认为冥冥之中有不可知的力量在主宰世界,臣民只需安于神明天命,做君主统治下的安分守己的人就可以了。
四、战争与拓土
路易十四将扩展领土视为国事要务,数度发动对周边国家的战争,虽开拓了疆域,却搞得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路易十四向东对日耳曼,向南对西班牙,向北对西属尼德兰进攻,亲临前线,引发西班牙、英国、荷兰、瑞典参战,以及西班牙、勃兰登堡、丹麦、奥地利等国结成反法同盟,但是路易十四还是取得一些领土:日耳曼与法国之间的阿尔萨斯及比利牛斯山麓,荷兰的弗朗什孔泰,日耳曼帝国的自由城市斯特拉斯堡。路易十四所进行的这种“权利转移战争”,取得了战果,扩张了领土(陈衡哲:《西洋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268页;陈文海:《法国史》第186—187页)。所以白晋恭维他:“您在十年中,用武力和智慧,为宗教事业而同几乎整个欧洲作战。”(《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51页)
康熙帝进行过三次胜利战争,一次没有结束的战争。他平定吴、耿、尚三藩之乱;三次亲征,击败准噶尔部噶尔丹的进攻;攻灭台湾郑氏政权,在台湾建立地方政府。晚年,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控制西藏,骚扰青海,康熙帝命皇十四子允题挂帅出征,进军西藏,取得成功;但在甘肃和蒙古北疆交界处的两地,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康熙帝说自己年老体衰了,要在壮年时期就会亲征解决战乱了,可能更主要的原因是储位问题的困扰,影响了他集中精力从政。康熙帝的战争,主要是稳定疆域,也含有拓展边疆的意义。
路易十四、康熙帝各自进行三四次大战,前者主要是拓土,后者主要是稳定疆域。战争使得路易十四成为欧洲霸主,康熙帝威望如日中天,用传教士张诚的话说是“皇帝自从打败噶尔丹以来,是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对大鞑靼的历史考察概述》,见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五、财富、享受、生活情趣和塑造形象
“朕即国家”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都不是说国家的财富均属路易十四、康熙帝个人所有,不过他们能够支配税收,确实拥有对臣民财产的最终予夺权,自身亦据有巨量的财富。财富供给帝王正常的行政、军事开销,正常的生活费用,也用于他们的豪华享受,挥霍于个人的爱好、嗜好。
巴黎凡尔赛宫和承德避暑山庄,分别是路易十四、康熙帝给世人留下的名胜古迹,也是各自的文化标志。凡尔赛宫,本是狩猎休憩的处所,路易十四大加营建,将它扩展为君主圣殿,并将大贵族集中于此,好让他的政令顺利推行全国。建造在1661—1683年进行,施工中由于不合路易十四的理想,几度拆毁重建。据说动用了三万五千人,耗资250亿~500亿欧元(按现在的币制计算),实在惊人。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经常进行秋狝活动,到热河、围场(今承德一带)会见蒙古王公和打猎,为此在沿途建立行宫,特别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筹建热河避暑山庄,次年动工,四十七年(1708)初具规模,五十年(1711)康熙帝亲自书写“避暑山庄”匾额,表明工程基本完竣。山庄包括36所建筑群,分成宫殿区和景苑区两大部分,供康熙帝理政和休憩之用。
康熙帝是绝对的游猎爱好者,达到了着迷的程度。此种情形,本书《康熙帝游猎与避暑山庄的建立》业已叙述,这里不再重复。路易十四时或打猎。他们的狩猎,在路易十四的吹捧者和来华传教士的眼中是高尚的娱乐活动,调整身心状态,有助于处理政务;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帝王的游猎是劳民伤财之举,不足为训。
路易十四对戏剧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康熙帝也乐于欣赏戏剧演出。路易十四参加芭蕾舞演出,扮演阿波罗,15岁时的扮相还被艺术家绘成名画《路易十四扮演阿波罗》,现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制造路易十四》,第52页)。路易十四不停地登台表演,直到31岁,因体型肥胖而退出舞台。康熙帝观赏昆曲,南巡途中,在扬州、苏州经常晚间看戏。
帝王多有收藏奇珍异宝的癖好,或者说雅兴。康熙帝珍藏的钟表之精之多,从1720年3月13日马国贤所见可知大概情形。他奉命陪同俄国使臣伊斯梅洛夫参观康熙帝钟表收藏,一进入房间,数量和品种太多,令伊斯梅洛夫大吃一惊,他以为那些物件是赝品,观察后知道全是极品,而且这些是用作送礼的,康熙拥有的远不止这些(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帝王常常热衷于自我表现,制造英明伟大的神圣形象,路易十四尤为突出,他的生活方式,从起床到入睡,都有一套程式,都是在表演,他的生活、政事、战争,被臣下用绘画、雕塑、像章等艺术造型表现出来。如同陈文海所说“营造一种能让全民景仰的王者气派和典雅风范”(《法国史》,第182页)。自我塑造,多属作伪,如他从来没有去过科学院,却有他视察科学院的图画。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一书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披露,陈文海的《法国史》亦给予很多批评性文字。这种自我制造高大形象的行为令人作呕。康熙帝的表演,是在塑造仁慈形象。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于三月十八日(4月12日)举行花甲大庆和千叟宴,他询问出席宴会的耆老年龄,“用最和蔼可亲的态度对待他们”,让他们坐在御前,命皇子皇孙给他们斟酒(《清廷十三年》,第76页),给人一个极其仁爱的皇帝形象。用现时的流行话来说,帝王大多善于作秀,具有“表演艺术家”的才能。
世人多有虚荣心,帝王也不例外。路易十四的虚荣心突出表现在他的穿着高跟鞋上。他的身高仅有154厘米,可谓身材矮小,与帝王身份的高大形象不相称,于是他特意制作高跟鞋,用以“提高”身高,改变矮小形象。这种虚荣意识的做法,就给后人留下讥刺的话柄,诸如“高跟鞋经他(路易十四)大力推广而发扬光大”(林行止:《闲度偶拾》,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175页)。“据我所知高跟鞋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是给男人穿的,因为当时的君王是个小个子,所以他找人发明了船形高跟鞋,地位越高,船形就越长”(网络文章《骆家辉之妻李蒙闪耀东方魅力》)。康熙帝的虚荣心表现在夸耀他的西洋科学知识。马国贤说康熙帝“认为自己是个大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个更好的数学家。但是尽管他在科学和一般认识上的趣味都不错,但对音乐却一窍不通,对数学的第一因也所知甚少”,却被臣下“奉承的狂喜”,“康熙帝确实是一个知识广博的人,他相信他的国家的所有夸张的赞美,还带有一点孩子气的虚荣心”(《清廷十三年》,第56页)。马国贤的否定成分多了点,但康熙帝确有卖弄知识渊博的成分。吴伯娅认为康熙帝炫耀西学知识,是要当科学问题上的“最高法官”,是有意“显示出渊博的学问。为此,康熙经常在臣僚面前炫耀自己,并以捉弄汉臣为乐”(《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第16页)。李天纲更认为康熙帝学习西学,是“和欧洲君主一样,都是附庸风雅而已”(《清廷十三年》,李天纲导言,第36页)。陈捷先持相反意见。他说康熙帝“不像一般大人物那样附庸风雅或是徒具名目地读书,他是在读书中发现了乐趣与实用价值而不断读书求知的”。众所周知,“他请欧洲传教士到宫中教他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理化、医学、语文、音乐等学科,他也是很用功学习的,并且有很好的成绩,使他成为当时学贯中西的学者”(《康熙写真》,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90页)。康熙帝炫耀西洋科学知识,让人赞颂,确是虚荣心的表现;至于说附庸风雅,倒不见得,对于皇帝来说没有必要。
路易十四的战争和生活上的挥霍,造成国库空虚;康熙帝末年对准噶尔的战争,对贪官污吏的某种放纵,同样使得国库匮乏。不过康熙帝在税收方面与路易十四不同,他不但不加税,还一度普免钱粮,制定冻结人口税的政策——“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六、重商主义与重农抑商的根本不同
陈衡哲讲到新大陆发现产生的四种后果,其四是“欧洲文化的被及全世界。他如海潮一般,既挟着伟丽的波涛也含着污浊的物质”(《西洋史》,第260页)。李天纲说16、17世纪的“‘世界意识’,已经开始把东西方联为一体”(《清廷十三年》,李天纲导言,第37页)。吴伯娅强调康雍乾时代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康雍乾三帝遇到“稳定与发展、传统与挑战、全球经济趋于一体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等问题”(《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前言第5页)。他们共同认为16世纪以来出现世界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在这种世界潮流面前,中、法两个帝王,一个是重商主义者,一个是以农为本的立国论者,于是在社会形态的发展方面,一个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一个踟蹰不前。
路易十四推行重商主义。路易十四任用柯尔柏,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生产和管理,在农林牧副业方面,大力提倡养马养牛,资助亚麻、桑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大规模植树造林;在工业生产方面,鼓励在全国各地建立各种类型的企业作坊,要求提高质量,不合格产品要公开示众,严惩制造伪劣产品者。扩大市场,给予海外殖民公司(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北方公司、利凡特公司、非洲公司等)垄断权(《法国史》,第185—186页)。1666年(康熙五年)法国建立了科学院,路易十四资助研究经费,修建天文台,出版科学杂志。对比一下,英国皇家学会比法国科学院早几年,而且名曰“皇家学会”,却是由民间自筹经费,亦见路易十四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制造路易十四》,第61页)。回顾本文开始说到的路易十四派遣科学考察团东来,他绘制世界航海图和地图,正是发展海外贸易的需要,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康熙帝执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他高度关注农业生产,讲求提高农业品数量和质量,为此制作《耕织图》,甚至他的儿子雍亲王胤禛为讨他欢心也绘制一部《耕织图》,以鼓励农作物的生产。康熙帝为培育优质水稻品种和在北方推广种植水稻,在宫中丰泽园和避暑山庄种稻米,并将稻种发给江南官员试种推广。他还在避暑山庄试种草莓,所以马国贤说:“皇上已经知道我们喜欢吃草莓,就把草莓种在御花园里,甚至还花了很多精力来栽培它们。”(《清廷十三年》,第77页)康熙对于海洋贸易始则因东南地区的战争实行迁海政策,晚期则严厉控制商民出海贸易。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各国政府无不支持海外贸易和抢占殖民地,清朝的政策恰恰相反,原因就在于政府坚持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
康熙帝热衷于学习西洋科学知识,并且致力于一些实验,也有一些实践,如绘制全国地图、铜板雕刻印刷术。他学习西方科学,以实用为目标,不理会西方文化观念和哲学。据白晋的记载,康熙帝在接受了传教士们传授的西方天文学、几何学知识之后,指定白晋、张诚编写哲学书籍,康熙帝只是粗略浏览逻辑篇,因生病,改研讨医学(《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28页)。病好之后,为什么不再学习西方哲学,看来他是固守中国本位世界观、宇宙观,丝毫不触动、不离开儒家传统,所以对西洋哲学不感兴趣。现代学者多认为康熙帝对西学是重物品、斥观念,陈捷先说:“康熙虽然对西洋科学很倾心,对西洋物品很爱好;但他毕竟是中国的统治者,他不能背离中国儒家传统的。”(《康熙写真》,第43页)康熙帝“以实用为主,所以对文化器物层面的兴趣为高,没有更深一层的向制度、行为、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层推动……康熙时代传入中国的西洋文化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更谈不上结出成功的果实来了”(《康熙写真》,第214页)。刘潞认为康熙帝强调西方科技的工具价值,摒弃与中国学术不合的文化内涵(《康熙皇帝与西洋科学》,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一辑)。康熙帝对西方科学态度的重器物、斥观念,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个多世纪后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的主张,渊源应当在康熙帝那里。
图4康熙帝戎装像在康熙帝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有一种被后人认为奇怪的现象,就是任用西洋人做翻译和“使节”,如签订《尼布楚条约》时的翻译是传教士张诚,派白晋去法国。为什么不设立西洋馆,培养中国人的外语人才,翰林院有琉球馆,为琉球培养华语人才,而不是培养会琉球语的中国人才。堂堂大国,借用传教士作翻译,不尴尬吗?不丢人吗?如在接待沙皇使臣伊斯梅洛夫时中国人的翻译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用马国贤。即使是这样,康熙帝也没有下决心去培养西文人才。缺少“舌人”,所以史书上讲盛世朝贡之多,总是写着“梯航万里,重译来朝”的话。再看康熙帝,他努力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可是却是“西学中源”说的鼓吹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第五章第二节)。传统的中国世界文化中心论,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统治者对世界的全面考察与对外来文化、新思想的吸收,社会就难于前进。
事实表明,路易十四的重商主义有利于法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转型,而康熙帝的政策固守传统社会形态,农业生产虽然也有所发展,但没有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前进。一个是客观上顺着历史发展方向,一个是在踏步不前。
总起来说,两个帝王各有其个性。如路易十四爱好戏剧表演,同时蓄意营造国王的英武形象,张扬地表现自己;而康熙帝则嗜好打猎,为人含蓄得多。尽管他们有些不同,但相似之处更明显,诸如冲年继位,传位遇到难题,都集大权于一身,屡次进行大的战争,稳定与扩展疆土,营建宫室,留下珍贵文化遗产,都受虚荣心支配,为后人嘲笑。他们的这些相似点,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帝王个性,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虚荣心也好,晚年丧失民心或不怎么得民心也好,路易十四创造了“路易十四时代”,康熙帝同他的孙子乾隆帝则有着“康乾盛世”之誉,路易十四、康熙帝是两个伟大的君主,加上沙皇彼得大帝,就有“三大君主”之说。他们都是促进各自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
(资料来源:冯尔康:《清代人物三十题》岳麓书社201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