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晚清腐败史之一---社会转型与近代腐败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晚清腐败史之一---社会转型与近代腐败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晚清腐败史之一---社会转型与近代腐败
晚清时期，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原来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变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清朝的统治越来越黑暗。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的腐败和近代的腐败结合了起来，使晚清政权的腐败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
1、外敌入侵下的政治、军事腐败
在晚清时期的70多年中，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多次发动
侵略战争，比如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等。此外，列强还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侵略手段，加速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在外敌入侵下，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清政权的腐败暴露无遗。
首先，是外敌入侵下的政治腐败。这主要表现在高层决策者谙于形势，对时事判断的失误，反复无常，反映了封建政治已走上绝路。这些从以下几个事件中可以看出。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1840年6月21日），英国舰船48艘，士兵4000余人，陆续开抵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帝三战三和的表现，充分说明了在外敌入侵下晚清政治的腐败。
先看一战一和。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1838年11月9日），道光帝召湖广总督林则徐前来京师，面谈严禁鸦片问题。十一月初十日（12月26日），林则徐抵京。此后，在短短的几天里，道光帝8次召见林则徐，对林则徐陈述的禁烟举措非常赏识。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衔，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林则徐到达广东后，雷厉风行地开展了禁烟运动，并和两广总督邓廷桢一起，几次击退了英军的入侵。在这种情况下，道光帝对林则徐表示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缩。”[1]道光帝还下令，要林则徐酌量情形，停止英国贸易。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道光帝实授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调两江总督。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后，在懿律和义律的率领下，主力舰队离广东北上，犯浙江，陷定海。六月二十二日（7月20日），英军入侵定海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不以为然，说什么“此等举动，不过小试其技，阻挠禁令，仍欲借势售私，他何能为？”[2]道光帝认为经过调兵遣将，问题不难解决。七月十六日（8月13日），英军主力舰队到达天津白河口，逼近京畿地区。这时，道光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命直隶总督琦善接受英国公文，与懿律谈判，并说林则徐是“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办理不善”[3]。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道光帝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事件，还令各海岸不许对英舰开火。对林则徐的一些颇有见地的建议，道光帝则斥之为“无理，可恶”，“一片胡言”[4]，并将林则徐革职。
再看二战二和。琦善到达广州后，因懿律有病回国，便和义律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琦善一反林则徐所为，尽撤江防，裁兵遣勇，使广州一带防务大为削弱。义律在谈判中见所提条款未能得到圆满答复，决定再度使用武力。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外的大角、沙角两个炮台，琦善忙派人向义律求和，英军得以长驱直入进占虎门。在义律的要求下，琦善擅自与之签订了《穿鼻草约》，答应割让香港，赔偿烟款600万元。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恼火，遂改变求和方针，决定再战。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年1月27日），道光帝发布上谕，通告中外，声讨英国侵略行为，宣布调川、黔、湘、赣各路军队开赴广东，调鄂、湘、皖各路军队开赴浙江，对英国军队“痛加剿洗，聚而歼旃”[5]。道光帝还要求派在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命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又诏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赴粤主持军务大事。一个月后，道光帝又命令把琦善革职拿问，抄没全家。杨芳等人到了广州，采取避免和英军作战的方针，力求妥协。对此，道光帝训示说：“此事更无他议，唯有进剿一法。……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6]奕山到达广州后，拒绝采用林则徐提出的发动爱国军民御敌、剿敌的方案，可又急欲侥幸一战，结果，打了败仗。四月初七日（5月27日），奕山和英方代表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规定：清方在一星期内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赔偿英国商馆损失30万元，清军六日内退出广州城60里以外，英军撤出虎门。和约签订后，奕山对道光帝采取了欺蒙的手段，把大败说成大胜，把自己求降说成是英人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商欠。谁知，道光帝对这些并不追查，批准了奕山的投降活动，还说什么“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7]。
最后看三战三和。《广州和约》签订后，英国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旋即撕毁和约，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把义律召回，另派曾在印度任职的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并增调援军。英军很快攻占了厦门，不久，又攻陷定海、镇海、宁波。道光帝在清军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于九月初四日（10月18日），任命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决心和英军再战。他对奕经表示：“朕惟卿等是望，亦惟卿等是赖也！”“朕拭目以待捷音之至也！”[8]但是，奕经和奕山一样腐朽庸懦，且无勇无谋，在定海、镇海等几路都打了败仗。不久，镇江也陷于英军手中。道光帝本来对奕经抱有很大希望，而这个希望落空后，他便又由战转为和。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1842年3月10日），道光帝派伊里布等人开始了和英军的求和活动，不料英军不允。六月二十九日（8月5日），英军舰船80余艘到达南京下关江面。一周后，英军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条件。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等人全部承认了英军提出的条件，在南京下关江面英舰皋华丽号上，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订立了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以上我们只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帝三战三和的表现，探讨了在外敌入侵下晚清政权的政治腐败情况。其实，这种腐败，不只是在道光帝身上有表现，在以后的清朝皇帝身上，同样也有反映。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五日（1856年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借口“亚罗号”事件，率兵舰突入省河，进犯广州，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历时4年，直到咸丰十年十月（1860年11月）才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一味妥协，避免和侵略者发生战事，再一次表现了外敌入侵下晚清政权的政治腐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后，咸丰帝就表示：“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9]咸丰帝所说的“中原未靖”，是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这里，他把镇压农民起义放在首位，甚至为此不愿和外来入侵者发生碰撞。不久后，咸丰帝又说：“倘此次派来之人，尚讲情理，则应以理相接，勿使再有借口，俾得自为转圜。”[10] “此次派来之人”，指的是英国侵略者及英国政府委派的谈判者。咸丰帝认为，外来侵略者还能讲情理，这是多么荒谬的事呀！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一日（1857年12月16日），英法兵船驶进了省河，咸丰帝谕示：“该夷如无动静，兵勇勿许挑衅”。[11]这实际上是在侵略者的进攻面前，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英、法宣战，并已占领广州的情况下，咸丰帝又发布上谕说：“现在中原未靖，……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12]后来，侵略者的炮舰到了大沽口外，咸丰帝还谕示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说：“切不可以兵勇足恃，先起兵端，天津固不难制胜，设其窜扰他处，恐非天津可比。”[13]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英、法侵略者占领广州后，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巡抚柏贵被俘，侵略者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巡抚衙门里实行管制，凡是巡抚发布的布告，只有加盖委员会的印信才能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还承认柏贵是广东巡抚，对他不给以任何谴责。侵略者建立的傀儡政权，咸丰帝竟还和这个政权保持联系，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荒唐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年5月28日），清政府和俄国签订了《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约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的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成为中俄两国“共管”之地，而两年以后，根据中俄《北京条约》，这块土地也归了俄国。就是这个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的《瑷珲条约》签订后，咸丰帝竟然说：“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又在黑龙江订约，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法两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14]咸丰帝在外敌入侵下政治上的腐败，在这里暴露得何其充分。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英、法兵船不听清军劝阻，强行闯入大沽口，并开炮轰击清军炮台。清军进行了猛烈而有效的反击，英军4艘炮艇被击沉，还有几艘被击伤，失去了战斗力，登陆部队多半伤亡，甚至海军上将何伯也受了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在上谕中竟说：“驭夷之法，究须剿抚兼施，若专事攻击，恐兵连祸结，终无了期。不如趁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方为妥善。”“惟恐各官兵，因此次获胜，总以攻剿为是，致误大巨。”[15]偶然间打了个胜仗，咸丰帝就想赶紧乘胜妥协，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其所思所行，在正常人看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不过，在英、法侵略者面前，咸丰帝也有说“硬”话的时候，似乎表现了他的不妥协，其实，这只是虚张声势罢了。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一日（1860年4月21日），在上海一次和英、法求和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咸丰帝发布了一道上谕：“该夷不自引咎，不遵开导，仍以必不可行之事，志在必行，在中国岂能俯首受其挟持。现在天津等处，设防严密。如果该夷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但此次用兵之后，该夷断非有心和好，所有前议条约，概作罢论。”[16]从这道上谕来看，的确有些气壮如牛。谁知一个月后，咸丰帝的态度就变了，他又发布了一道上谕，说的却是：“如果任其带兵北来，与之决战，即我兵全操胜算，亦必致兵连祸结，后患无穷，终非上策。不若仍在上海反复开导，毋令决意北来，庶可消患于未形。”[17]这道上谕，字里行间都透示出咸丰帝在外敌入侵面前妥协的软骨。
咸丰帝还有一次说了“硬”话。那是咸丰十年七月（1860年9月）的一天，他表示要和入侵者决一死战，对臣下说：“决战宜早不宜迟”。[18]“刻下唯有与之决战后再抚，舍此别无办法。”“朕今亲统六帅，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19]其实这些又只是说说而已，不久他就派出钦差大臣和侵略者议和，并要求前方将士不可轻于开战，以免破坏“抚局”。八月初（9月中旬），咸丰帝最后一次说“硬”话：“逆夷犹敢逞凶带领夷兵，逼近通州，称欲带兵入见，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现在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领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务各敌忾同仇，明攻暗袭，以靖逆氛。”[20]咸丰帝说完这些“硬”话不久，在听到清军八里桥打了败仗后，就立刻逃出北京，跑到热河避暑山庄去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逼下，清政府被迫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等，割地赔款，使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着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也被侵略者焚毁，这一切，与咸丰帝在战争中的不断妥协有密切关系，而这正是晚清政权在外敌入侵下政治腐败的表现之一。
光绪十至十一年（1884-1885年）间，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通过侵略越南进而侵占中国的西南部，中法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在中国军队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清政府却和法国议和，再一次暴露了晚清政权在外敌入侵下的政治腐败。
光绪十年五月（1884年6月）初，法国侵略军进攻驻守在谅山的清朝驻军，清军被迫抵抗，杀伤法军无数，打退了法军的进攻。面对法军的侵略行径，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不作任何抵抗准备。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15日），法国派孤拔率领的远东舰队闯入中国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与中国军舰同泊在一条江上。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不做任何准备，还禁止港内福建水师舰只的移动，自缚手足。结果，七月初三日（8月23日）下午，法舰向福建水师发动突然袭击，中国舰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损失巨大。次日，马尾船厂也被法舰炸毁。七月初六日（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国宣战，指出是法国方面“先启兵端”，“衅自彼开”[21]。
光绪十年十二月三十日（1885年2月14日），法军大举进攻越南谅山，此后一直闯入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二月初七日（3月23日），法军统帅尼格里率兵2000余人分三路直扑关前隘，被清军击退。初八日（24日）晨，法军主力猛攻长墙，清军将领冯子材奋勇当先，率军抗敌，夺回了关前隘的东岭、西岭。法军败逃关外，退回谅山。清军乘胜追击，十三日（29日）收复谅山，重伤尼格里。十四日（30日），清军收复谷松、观音桥等地，法军只得退回到北宁、河内。这一战，法军死伤287人。第二天，法军败讯传到巴黎，发动这场战争的茹费里内阁被迫辞职。就在冯子材率清军在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同时，在北越西线，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以及岑毓英率领的滇军，在临洮也大败来犯的法军，并乘胜克复广威、鹤江等十几个州县。
正当中国抗法斗争胜利在望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乘胜求和，指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使议和，二月十九日（4月4日），签订了《停战条件》。于是，二月二十二日（4月7日），清政府颁发停战令，说什么“中法现议修好，允准律约，各路军营，着即定期停战，滇粤各军，并着照约文期撤回边境。”[22]三月二十九日（5月13日），李鸿章和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签订，内容包括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在中越边境保胜以上和谅山以北，指定两处通商地点，允许法国在此设立领事，并准法商居住等。从此，法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云南和广西地区。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又一次暴露了晚清政权在外敌入侵下的政治腐败。
中法战争十年之后，即光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二月（1894年7月-1895年3月）间，爆发了中日战争，因为光绪二十年是甲午年，所以这次战争又称为中日甲午战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政治腐败再一次显现出来。
这种腐败的表现之一是对外国人的依赖。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图谋已久，但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却对战争的随时有可能来临不做任何准备，而是寄希望于俄国和英国的调停。正是清朝统治者依靠国际调停以求避免战争的幻想，使清政府在战争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就处于被动。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上击沉了装载中国军队的一艘英国商船。慈禧太后的心腹李鸿章对此却得意洋洋地说什么“英国必不答应”。[23]他一方面企图寄希望于外国人，另一方面，则又密令中国海军提督丁汝昌“相机进退，能以保全坚船为妥”。[24]这就是在中日战争开始时，清政府中执掌实权人的态度。
这种腐败的表现之二是对战争毫不重视，只顾自己的享乐。光绪二十年七月一日（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慈禧太后仍然不做战争的任何准备，而是积极筹备她的50大寿庆典。当有人提出请停颐和园修建工程，增加军费，以对抗日本进攻的时候，慈禧太后大怒，威胁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25]她根本不把战争当做一回事。
这种腐败的表现之三是任凭清军中的外国人的投降活动。在北洋海军中，有许多洋员，比如担任海军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禄，担任顾问的美国人浩威等。他们都主张投降，甚至和一些清朝军官勾结起来，唆使士兵哗变，胁迫丁汝昌采取投降措施。对于这一切，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之流未能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阻止。当然，从他们的本质上讲，也不可能采取什么措施。
这种腐败的表现之四是在和谈中清政府代表的备受凌辱。李鸿章和日本伊藤博文进行议和条款的谈判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伊藤：停战多日，期限甚促，和款应从速定夺，我已备有改定条款节略。……中堂（指李鸿章）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难道不准分辨？
伊藤：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
伊藤：时限既促，故将我所能做到者，直言无隐，以免多方辩论。[26]
正是由于清政府的政治腐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方力量对比并无明显落后，可是，清政府却遭到了彻底失败。战争结束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中规定：要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等等。后来，在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下，日本被迫同意中国以三千万两白银将辽东半岛赎回。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浪，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晚清政权在外敌入侵下的政治腐败，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亦有鲜明的表现，再一次说明了晚清政权政治上已经走上绝路。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爆发，第二年春天，就已经遍及山东省所有的州县，并很快向直隶以及天津、京师地区发展。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斗争的矛头直指外国侵略者，特别是外国的教会和依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的教徒，成为义和团首先打击的对象。对于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官员们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剿”，即镇压，一种主张“抚”，即利用。随着义和团势力进入京城，清政府渐渐失去了对北京城内局面的控制。面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出动军队，直接出面进行镇压。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间，英、美、德、意等国的兵船开到了大沽口。两个月后，英、俄、法、美、意、日、德、奥等八国的军队450余人，由天津到达北京，以后又陆续增兵几千人。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竟然为了泄私愤，拿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赌注，利用义和团，向列强“宣战”。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发诏书，其中写道：“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突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27]这里所说的“义兵”，指的就是义和团。
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向列强宣战呢？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泄私愤。原来，戊戌政变之后，尽管光绪皇帝已经没有了实权，但是，慈禧太后还想在形式上废除他的皇帝地位。于是，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间，慈禧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做同治皇帝的继承人，入宫立为“大阿哥”。但是，各国公使对于慈禧太后的这一行动并不支持，没有表示祝贺，慈禧太后对此非常不满。这以后，慈禧太后又得到了一个情报，说什么列强要提出照会，其中内容之一就是要慈禧太后把权力交还给光绪帝。这个情报大大刺激了慈禧太后，她从个人的权位考虑，对列强充满了怨恨。
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对列强宣战，既想利用义和团给列强一点颜色看，又想利用列强消灭义和团，她从中渔利，完全不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结果，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列强的军队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往西安。八国联军对北京疯狂劫掠之后，在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1900年12月22日），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即人们习惯上称呼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列强赔款白银45000万两，分39年还清，本利合计98200多万两；削平大沽及京、沽间的一切炮台，列强可在北京至山海关的一些地方驻军，天津城外20里以内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北京设立特殊的使馆区；禁止中国人民组织任何反帝爱国团体和从事任何反帝爱国运动。《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军事上监视中国，而且在政治上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把中国完全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以上我们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考述了在外敌入侵下，晚清政权的政治腐败，以及这种腐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下面，让我们再从一些事件中，看一看外敌入侵下晚清政权的军事腐败。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道光帝以奕山为靖逆将军，杨芳等人为参赞大臣，统率四川、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江西等省大军17000人赴广东参战。杨芳在湖南提督任上先行南下，于二月二十三日（3月5日）到达广州。由于奕山等人还没有到任，杨芳便以参赞大臣的身份主持广州军务。这时，他看到英国军舰横行无阻，炮火猛烈，便认为其中必有“邪术”作祟，就想用“以邪治邪”的办法制服英军。他命令地方保甲搜集民间马桶，盛以女人粪尿，作为破敌法宝。又用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杨芳满以为这样就可以一举破敌，谁知“邪术”未破而英军已抵广州城下。当时就有人作诗讽刺杨芳的这种丑恶行径：“粪桶尚言施妙计，秽言传遍粤城中”。[28]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四日（1841年10月18日），道光帝任命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调集江西、湖北、安徽、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军队前往浙江。奕经愚蠢无知，从北京至浙江，一路流连酒色，勒索贿赂。尚未交战，先命帐下秀才们比赛，看谁的奏捷文告写得生动出色。又迷信神佛，十二月十八日忽得一梦，见洋人纷纷上船，窜出大洋。手下也投其所好，随声附和，乃坚信天降吉兆，决定择日进兵。[29]继而又往西湖关帝庙占得“虎头签”，因寅属虎，据以择定“四寅期”——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1842年）正月（壬寅月）二十九日（戊寅日）四更（甲寅时）出师。不久抵达绍兴，有人建议，选募壮勇三万，事先分伏三城，水路并攻，见敌即杀，遇船即烧，然后以大军接应，伏舟港口，内外交攻，必可尽歼英军。奕经认为成此大功易如反掌，便上奏道光帝，称“尽可仰赖天威，一鼓战胜”。[30]他调大兵1万余人，分三路发起总攻，企图一举收复宁波、定远、镇远。却不料，他所选定的“吉日吉时”，正值江南阴雨天气和黎明前黑暗之时。连日阴雨，道路泥泞，运输困难，军中断粮多日，加以天黑路滑，士兵饥寒交迫，苦不堪言，结果，全线打了败仗。此后，奕经害怕出战，转而乞和。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两广总督叶名琛不做任何应战准备。其部下要求调兵防守，并请求召集广州市民团练自卫，均遭拒绝。当时，广州水师船只大部已被英军焚毁，叶名琛不但不予补充，反将水师兵勇裁撤。广州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857年12月26日），英军发出最后通牒，表示要如不在24小时内答复，就开炮进攻。叶名琛吓坏了，忙命人摆设沙盘，亲自扶乩，得吕洞宾语“十五日后便无事”，不由得喜出望外。他既不和英法联军交涉，也不布置防守，一心只等吕祖的话应验。后来，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叶名琛被俘，数日后解往香港。叶名琛以为要将其送往英国，便声言要和英王理论理论。行前特意带足食品，表示齿食敌粟。后被拘于印度的加尔各答，自称“海上苏武”，英王未见而食品告尽，乃绝食，不久死掉。当时人讥讽他说：“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31]
在光绪十年至十一年（1884-1885）的中法战争中，马尾海战是一次重要的战役。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清政权的军事腐败暴露无遗。我们前面曾经指出，法国派孤拔率领远东舰队闯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后，与中国军舰同泊一条江上。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会办海疆事务大臣张佩纶不作任何戒备。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1884年8月23日），法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后，何如璋面对法舰的炮火，不顾船政大臣有守厂专职，竟在当天晚上仓皇出逃到十余里以外的快安乡。七月初四日（8月24日），法舰以猛烈的炮火轰击福州船政局，守局的清军奋力回击，迫使法军停止了进攻。而这时，何如璋仅运出船局中的4万两经费银，又借口“亲带经费赴省，与督抚臣晤商战守事宜”，[32]逃到了福州。张佩纶呢，在战前，他竟认为法国侵略者可以信义感动，向孤拔保证中国不会失去君子国的风度，“战即约期，不行诡道”，[33]从而贻误了战机。战争开始后，张佩纶惊慌失措，同何如璋一起跑了。何如璋、张佩纶的可耻行径，受到了当时福建人民的猛烈抨击，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革职法办。
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94-1895）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军事腐败也多有表现。在牙山战役中，当聂士成率军死守牙山的时候，主将叶志超却早已率部向平壤逃跑，并慌报军情，奏称清军在牙山大败日军，战功甚大。清政府特发上谕嘉奖，还命叶志超总统驻平壤诸军。结果，“一军皆惊”。[34] 在平壤战役中，左宝贵等人壮烈殉国，又是叶志超，率将士放弃平壤，仓皇撤逃，狂奔500余里，渡鸭绿江退入国境，方才罢休。在威海卫激战中，由于李鸿章下令北洋舰队全部躲进威海卫军港，避战保船，才造成了坐守待毙的局面。
在外敌入侵面前，清政权的军事腐败实际上是和政治腐败有密切关系的，它是政治腐败在军事上的反映。可以说，政治腐败和军事腐败是一对孪生子，政治腐败决定了军事腐败，而军事腐败又加重了政治腐败。这一切，都证明了晚清政治已走上了绝路。
2、洋务运动与经济腐败
从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35年的时间里，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产生，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进一步加深有关。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为综理一切和外国交涉事务以及与之有关的各项“洋务”，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1861年1月20日），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此外，还设立了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从此，办理“洋务”就成为清政府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兴办各种洋务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就成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这些人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某些制度办法，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
洋务派首先考虑的是“求强”。为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洋务派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聘用外国人，购买洋枪洋炮和一些船舰，训练、装备清军，同时也创办军事工厂，自己制造枪炮、子弹和轮船。同治元年至二年（1862-1863）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制造了一艘轮船。李鸿章也在苏州和上海设立了洋炮局。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有：李鸿章主办的在同治四年（1865）设立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生产枪炮和军用船只；同治六年（1867）由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后由李鸿章主持的天津机器局，生产火药和子弹；同治五年（1866）由左宗堂在福州创办的马尾造船局（亦名福州船政局），制造军用船只。此外还有一些其它的“机器局”、“制造局”等。这些军事工业均为官办，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和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已有根本的不同。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他们又开始考虑“求富”，以便“寓强于富”。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们兴办了一批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其中最着名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兰州制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铁政局，湖北织布局，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等等。这些企业中，有官办，也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在生产形式上，也是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
上面所述的无论是官办的军事工业，还是官督商办的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已经都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只是又都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所谓买办性，是说这些企业在技术和生产资料方面极大地依赖外国，请洋人做顾问，甚至雇用洋人做员工，一刻也离不开洋人。所谓封建性，是说这些企业几乎都由封建官僚把持，封建官场习气极为严重，充斥着企业的每一个角落。洋务企业的这些特性，决定了经济腐败在这些企业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洋务派兴办的这些企业的产品，不是商品，不用于市场上的交换，所以在生产中是不计算成本的。企业不管亏盈，都没有从利润转化而来的资金积累。这样，这些企业能否发展，以及发展的程度如何，就完全取决于负责官方拨款的多少，而不是看市场的需要，同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35]这种情况更加重了洋务运动中的经济腐败。
洋务运动中的经济腐败，主要表现是经营管理的腐败。由于这些企业都是用封建官僚衙门的习气来办，所以机构庞大，讲究排场，不顾实际效益，很多官员拿着高薪却不做任何事情。甚至有的人仅凭一纸文书就支薪水。具体说，比如湘系官僚沈葆桢主持福州船政局时，“凡湘人之失职者，一概入局。”[36]在遭到当地人反对后，继任者就安插福建地方的士绅，以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37]再比如轮船招商局，“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38]“情面太多，必有屡满之患”。[39]“闲冗之员，全凭情面，如州县干脯之例，名列局中，身居局外，此等无功食禄，坐耗利源……每岁亦需巨资。”[40]盛宣怀这些总办，经常以“办公为名，位置私人，滥行收录。”[41]李鸿章控制的上海、南京、天津机器局，管理上的腐败也非常突出，许多人是滥竽充数的。“或且九九之数未谙，授以矿质而不能辨，叩以机栝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减料已属难得，器械利钝，茫无分晓。”[42]
至于在采购各种洋货过程中虚报贪污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43]对此，有人揭露说：“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44]还有人揭露说：“此次派员将该厂（指江南机器局）所造之械，整件零件逐细考察，疵累甚多。以如此巨厂，岁糜经费一百四十万金，而各械无一完善者，殊为可惜。至于员司之冗滥，工作之宕延，各物购假之浮开，各厂用料之虚耗，种种积弊，又复不一而足。”[45]上海、南京、天津机器局，也是这样。“购料则价不实，工作则时废弛，材料则任便作践，成货则或致盗窃，出售则价或分肥，即不然用人或碍于情面而多冗员，办事则狃于请托而多迁就，以乱章为圆到，以姑息市私恩。甚或苞苴公行，干俸累累。……似此种种弊窦，层层脧削，安有不赔累倒闭者哉！”[46]
当然，在这些企业中，贪污贿赂的现象更是非常严重的。象丁日昌、沈保靖、胡光墉这些主办军事工业的官僚，没有一个不是因此而成为百万富翁。[47]这里还可以举些具体的例子。一是招商局曾以222万两白银收购美商旗昌洋行的18只轮船。听到这个消息后，唐廷枢、盛宣怀便和洋商勾结，攫取5厘中金的所谓“花红”，“买价至二百万之多，应提花红银数不少。”他们在购买过程中，又将“股票抵数，扣帑入己，旗昌原本已亏，收买时仍照原本开报”，[48]以便从中渔利。不只这些官僚贪污，招商局的一般职员也贪污。就是因为这样的贪污，光绪三年（1877），招商局“每月亏银五六万两”。[49]二是上海机器织布局，因为人员的更换，贪污不断，也导致企业亏空。有人记载说：“今年招股分，明年添资本，屡易其人，无不亏空。……无底之壑，终必匮乏。”[50]三是福州船政局，“船政局干修极多极厚，或每年数千金，少亦数百金。”[51]四是沈葆桢主持福州船政局时，所有经费都交钱庄存放，每月常在四五十万两。他的继任者黎兆棠，在光绪六年至九年（1880-1883）短短的三年任期内，就攒积私蓄达60万两之多。[52]
洋务运动中的经济腐败现象，如前所述，是和这些企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密切相连的。只要这些企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不根除，经济腐败现象也就不可能消除。而洋务运动本身，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本身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不可能根除，从而也就导致了经济腐败现象的必然发生。
3、李鸿章受贿案与高层腐败
李鸿章受贿案和俄国修建中东铁路有关，因此，这里有必要对俄国修建中东铁路的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
中日甲午战争后，远东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无能和中国的积弱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对中国的新的争夺。日本成为新的军事强国，在远东势力日增。俄国也有很大的侵略野心，极力扩张在远东的势力。于是，日、俄矛盾日益尖锐。英国为了对抗俄国，和日本逐渐靠近。俄国不甘心自己在远东处于劣势，更不愿意看到中国的东北被日本独占，便想修建一条通过中国黑龙江直达海参崴的大铁路，以增加和日本抗衡的力量。对此，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曾说：“我们的敌手正竭其全力要在中国坚固地确立自己的势力……俄国当然不能容许上述情况，所以必须用种种方法将中国东北的铁路网转入己手，首先要将由外贝加尔穿过满洲到海参崴的干线握在手中。”[53]这条铁路如果修成，对俄国来说，不仅在交通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军事上也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样一来，驻守在海参崴的俄国远东舰队，各方面补给就更有保障。正如有人所说：“因此，此路修成后，该舰队即可相当地加强，而遇到欧洲或东亚发生政治纠纷的时候，它就有很大的作用了。”[54]
当然，俄国想要修建这条铁路，经济因素和技术条件也是它考虑的重要方面。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可以缩短980俄里的距离，从而大大减少了经费开支。从技术条件方面考虑，可以不用修跨越黑龙江上的两座大桥，而修这两座大桥当时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难度。[55]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对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就曾不加掩饰地说：“经过满洲到海参崴的方向在技术方面要有利得多……费用也要低得多……以后在乌苏里边区接合自由港就能在满洲及毗邻满洲的中国省份坚固的站稳。”[56]
对于俄国修建中东铁路可能会对中国造成的严重后果，清政府是有一定认识的，因此曾试图抵制，抵制的办法就是准备在中国东北由清政府自己修建一条从山海关至珲春的铁路，与俄国铁路在边界的地方连接。清政府认为，这样可以“庶通商权利尚可稍分，而辽海之形胜不致坐失。”[57]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完成这一工程，不过是说说而已。
俄国政府急于修建中东铁路，在未经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在光绪二十一年五、六月间（1895年6、7月间），派人到中国东北勘测路线。为了引诱清政府上钩，同年十月（11月），维特向中国驻俄大使许景澄含混其词地介绍，说什么俄国人要成立一个公司，来承造这一铁路，与中国订立合同，对中国主权无损。不久，俄国外交部又电令其驻华公使喀西尼与清政府“总理衙门”商办“公司之议”。维特还奏准拨出“一笔适当的款子”，供喀西尼“贿赂清帝亲信近臣”时使用。[58]
后来，俄国政府考虑到在北京做这种贿赂的事情不妥，对有可能进行的秘密谈判不利，这时又恰值沙皇尼古拉二世要举行加冕典礼，便决定在彼得堡进行这一谈判。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定于1896年5月举行，届时各国政府都要派使节致贺。清政府本来准备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可是却被俄国政府拒绝。喀西尼说：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着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任。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59]实际上，俄国早就看准了李鸿章，所以才否定王之春，专门把他抬了出来。
为了和李鸿章进行中东铁路的秘密谈判，俄国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先是由喀西尼出面，与李鸿章商定行程和路线，尽量避免李鸿章先访问法、德等国。后又派公爵一人，专程前往李鸿章经过的俄国港口塞得港迎接。最后，是俄国沙皇亲自安排，让李鸿章先去彼得堡，进行谈判，然后再去莫斯科。李鸿章在彼得堡期间，住的是豪宅，饮食起居一应用物，没有一件是中国货，而负责招待的人，又没有一个不像中国人。以致于李鸿章“顾而乐之，几忘身在异乡。”[60]
在谈判过程中，维特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帮了中国不少的忙，当中日战争时，我们虽然从海参崴派遣了若干军队，但是由于缺乏铁路交通，行动滞缓，他们到吉林时战争就已经终止了。所以为了能够维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对我们来说，是有必要修一条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通到海参崴的尽短的铁路。”[61]李鸿章虽然也进行了种种阻难，但是，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引诱下，尤其是答应要给他三百万卢布作为酬劳时，李鸿章也就乖乖就范了。6月3日，李鸿章和维特等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俗称《中俄密约》）上签字。对于李鸿章接受贿赂一事，有人写道：“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的两百万卢布返回北京。在东方，良心是有它的价值的。”[62]也有人写道：“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他李鸿章三百万卢布。”[63]中俄密约签字后的次日，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签署了一份《议定书》，决定拨出3百万卢布作为“抵偿与中东铁路租让权有关的费用的特别基金”，俗称“李鸿章基金”。维特奏命沙皇后，在《议定书》上写了“同意”二字。罗曼诺夫指出：“议定书……至少能让李鸿章对于所承诺的款项已正式确定拨出感到放心”。[64]《议定书》的具体内容是：清帝批准把铁路“租让权”授与华俄道胜银行时支付100万卢布；租借合同签字并确定路线时再支付100万卢布；铁路完全筑成时再支付100万卢布。实际上，李鸿章只得到了150万卢布，时间分别在1897年5月和1898年。[65]
李鸿章不仅在对外交涉中受贿，而且在他当政期间，也以各种名目聚揽钱财。梁启超曾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66]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李鸿章直系子孙在分家时，曾订有一份遗产分配“合同”，从中可以看到李鸿章当政期间积聚的钱财。“合同”内容如下：
（一）庄田12块，坟田1块，堰堤1道，安徽桐城县城内产业4处，另加省城安庆房地产14处，均留作李鸿章发妻周氏祠堂开销之用。由经方经营。
（二）合肥县撮城庄田1处，留作祭祀葬于该处之李鸿章两妾及经方发妻开销之用。由经方经营。
（三）合肥县庄田2处为经述之祭田（他葬在其中一处）。由经述之子国杰经营。
（四）合肥县田产2处，庄田3处，墓地1处。留与经迈为其殁后之祭田及墓地，由经迈本人经营。
（五）李鸿章在合肥县、巢县、六安州、霍山县之其于田产及其在庐州府、巢县、柘皋村、六安州及霍山县之房产，均为李鸿章祭田及恒产。上述田产房产永不分割、抵押、或出售。其岁入用于祭祀和维修庐州府城祠堂之外，所余部分用于扩置房地产。由国杰经营。
（六）合同签定之日起10年后，若李鸿章祭田及恒产岁入逾2万担，除上述开销外，所有盈余部分由三位继承人平分，本规定永不变更。
（七）合肥县东乡李文安之蓦地及祭田继续保留，不得分割、抵押、或出售。
（八）上海一价值4万5千两白银之中西合璧式房产出售，其中2万两用于上海李氏祠堂之开销，其余2万5千两用于在上海外国租界买地建屋，该幢房屋为三位继承人之公有居处，归三人共同拥有、共同管理。
（九）江苏扬州府一当铺之收入用于省城江宁李鸿章祠堂之开销。
（十）分别位于江宁（南京）、扬州之两处房产出售，卖房所得用于扩建上海之公有居处。
（十一）根据李鸿章生前指示，江宁学馆分与国杰作宅邸，扬州一处房产分与经迈作宅邸。
以上这份分家合同，还不包括金银财宝等动产。由上述可以看出，李鸿章当政期间揽财之用心，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难怪有人说：李鸿章虽然称不上“富甲天下”，但他无疑是一位“相当富有的人”。[67]
其实，李鸿章受贿案只是晚清政府中高层官员腐败的冰山之一角。下面，我们再举数例，从贪污和贿赂等方面看一看晚清政府中高层官员的腐败情况。
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1865年8月4日），同治皇帝发布上谕，对贝子闲散大臣载华、辅国公恩弼、总兵麟翔等的贪污案进行判决。原来，这一贪污案中包括三起案件。一是经管祭祀专用牛羊喂养的书吏魏成汰、牛书田等人，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将克扣喂养牛羊的草豆饲料变卖成银两，分送给张泳明、阎泳等各主管官员。结果，张泳明被杖一百，流2500里；阎泳处5年徒刑；魏成汰、牛书田均判处斩监候。二是负责皇陵基本建设工程的人，也就是贝子闲散大臣载华、辅国公恩弼、总兵麟翔的属员，从所负责的工程项目当中将银两领出，共同分肥贪污，而载华、恩弼、麟翔这三名大员竟向书吏索取银两。这一贪污案的处理结果是：载华、恩弼均杖一百，流放到3000里的地方；麟翔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员外郎定昌，郎中锡章、玉恒，均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郎中瑚雅里，主事松龄、文秀，均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员外郎多平、主事廷弼，照有期徒刑惩处。还有的人被革职，或交部议定处分。以上各员应退脏银，由刑部勒令限期退交。令人吃惊的是，裹入这一贪污案的竟有16人之多，甚至怡亲王载敦也被怀疑有问题，必须将这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如实报告。三是载华、恩弼、麟翔的属员，也就是上述贪污案中的人员，还存在将工程款转移另行存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舞弊。这一舞弊案中的人员，在上述第二件贪污案中，大部分已经处理。[68]
同治九年十月（1870年11月）下旬，陕甘总督左宗棠向清政府奏报，甘肃总兵周东兴被特派到宁夏中卫县进行赈灾时，有贪污行为。原来，甘肃总兵周东兴经左宗棠派遣，到中卫县采购军粮并办理救济灾民事务。周东兴竟敢在采购粮食价目上浮冒制钱1万串有余，在报销救济粮时，多报米、麦，而每日给灾民发的却都是黍豆稀粥。不仅如此，周东兴在救济灾民数量、每日口粮数量、救济的起止日期以及所发放救济粮款总数上，都作了手脚，弄得含糊不清。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九日（1871年1月9日），同治帝发布上谕，将贪污救济款的周东兴在军前正法。[69]
光绪六年二月（1880年3月），左宗棠向清政府奏报，请将冒领官粮及知情收买的总兵于维槐等人分别惩办。起初，是身任粮局委员的九品官高梓材竟然冒领官粮1900多斤，而总兵于维槐不但知情不报，反而为了牟取赚得银两，将这1900多斤粮食买了下来。光绪六年二月二十四日（1880年4月3日），光绪帝颁布上谕，将于维槐撤职，押解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许再回到军中；撤消高梓材职务，发配到黑龙江充当苦差。
光绪九年三月初八日（1883年4月14日），镇国公溥泰因收受禁垦官淀案受到被圈禁一年的处分。先是，直隶省安州有大片官地，本禁止垦种。但王福祥等人把这片官地捏造了一本租户租种的名册，于是，禁止垦种的官地就变成了各有租户的私产了，而王福祥等人也就可以从中获利。为了得到有势力的镇国公溥泰的支持，并希望能成为庄头，王福祥等人又把这份捏造的名册通过关系呈交给溥泰府内。溥泰也希望从中获利，并不派人调查，就拟好了告示，还亲笔标划，接受投献并派人前去丈量。结果，溥泰被削去镇国公爵，折圈禁一年，以示惩儆。王福祥等人也受到有期徒刑三年等不同的处分。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日（1904年3月6日），云南普洱镇总兵官高德元在剿办军事行动中，除挟私玩纵，损失良将，附近居民惨遭焚杀100多人外，还掳夺民寨贼营牲畜，贪索投诚礼物，结果，被判处死刑，即行正法。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1905年9月16日），甘肃、新疆巡抚潘效苏因贪污公款银23万两，与镇迪道员李滋森、吐鲁番同知张树焱、候补通判周开曙共同私分，受到革职处分，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李滋森、张树焱、周开曙等人，也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所有银两一律追回。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科布多参赞大臣连魁参奏前任参赞大臣瑞洵贪赃舞弊银两数目巨大，后来又有英秀、锡恒等大臣参奏瑞洵严重贪污。于是，身为一品大员的瑞洵在当年冬天，先被革职发往军台，同时责令追交赃款，后又被押解来京，依法治罪。瑞洵贪污的主要事实是：把新疆管理哈萨克部的行政经费4万4千两白银据为己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清政府做出对瑞洵的最后处理意见，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绥远城将军兼理藩院尚书贻谷被归化城将军、副都统文哲辉参奏。在十多条所参奏的问题中，有一条是伙同其他官员贪污私分二百多万两银子。结果，贻谷和18名涉嫌官员被分别逮捕收监或于监外随时候审。由于主审官员几经变动，这个案子拖的时间较长，直到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六日（1911年2月24日），才由法部主管官员将该案的判决书上报朝廷。判决书中裁定，贻谷贪污银四万一千九百三十两。起初，贻谷被流放到新疆，后来改为流放到四川巴塘，并在流放途中病死。
以上所述是晚清高层贪污情况的部分事实，下面，就贿赂等情况再做些考述。
光绪初年，发生了一起涉及到尚书、总督、布政使、御史总计46人的舞弊案，在京师和全国都引起了震动，在社会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光绪六年（1880），北京举行全国文武大考，御史邓庆麟根据云南参加考试者和部分商人的反映，了解到云南粮道崔尊彝贪脏枉法、苦害百姓的罪行，在云南反映强烈，便写一奏折，罗列了崔尊彝12条罪行，上奏朝廷。但是，清朝最高统治者未对此事进行追究，不了了之。不仅如此，在全省官员的考核中，崔尊彝还被评为表现卓异，晋升为云南布政使。
当时，云南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七年（1874-1881年）间长达八年之久的地方开支还没有在中央政府户、工等部获准报销，而这正是布政使份内的职责，也是当时云南总督和巡抚迫切需要崔尊彝做的事情。崔尊彝惟恐中央政府户、工等部中的书吏刁难勒索，就希望通过熟人打通关系。崔尊彝与京中太常寺卿周瑞清关系很好，又得知云南补永昌府知府潘英章要进京到吏部任职，就把通过行贿买通户、工等部以便办妥报销的安排讲给了潘英章听，并将185000两银子汇到京城顺天祥等银局，其中107600两专门作为报销行贿打点用。
潘英章在光绪七年（1881）九月到达北京后，就立即去拜会了太常寺卿周瑞清，还将崔尊彝要用107600两银子贿通各关节的打算告诉了周瑞清，并请周瑞清全权办理这件事。潘英章还打听到户部云南司办理报销的是孙家穆主稿并兼派办处总办，而龙继栋与孙家穆是同司，于是，潘英章和周瑞清商议，通过龙继栋向孙家穆说和，答应许给户、工、兵三部将云南报销办妥时给银80000两，先付50000两，等全案奏结后再由崔尊彝交付30000两，分给有关人。50000两银子在周瑞清家经周交给了孙家穆，周瑞清得到了5000两，其余45000两在办事过程中，由孙家穆分给了有关人员。
光绪八年（1882）五月，崔尊彝到达北京。这时，潘英章已经把事情办妥。云南报销文件已经户部复核，并已奏报朝廷，工部也已经议准，就等户、工部会奏和朝廷批准了。潘英章便把原存的30000两银票交崔尊彝收存，又把云南汇来的私人银32000两也交崔尊彝收存。除报销用80000两外，崔尊彝私自贪侵用去了27600两。崔尊彝到京城后，去吏部办了该办的事情后，认为办理报销的事情已经不成问题，就等朝廷给云南批令，然后是云南再给朝廷一个批令的奏结，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报告，全案就圆满完结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崔尊彝向吏部请假回家探亲，委托潘英章把余下的工作做完，而潘英章不久也回到了云南永昌府。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户、工二部众多官员接受贿赂，使得云南报销顺利通过的事情很快就在京师传开了。光绪八年七月（1882年8月）中旬，御史陈启泰上奏，揭发了崔尊彝等人贿通舞弊报销，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情事。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三日（1882年9月5日），光绪帝谕令钦差大臣麟书、潘祖荫等调查此事，后又加派淳亲王、大学士、尚书阎敬敏等人参与其事，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83年6月29日），这一案件的审理报告做出，有关人员受到了如下处理：
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在这一案件中得脏银7000两，按大清律规定应处绞，考虑到脏银已全部退交，判处杖一百，流二千里。太常寺卿周瑞清得脏银5000两，已全部退交，杖一百，流二千里。以上二人，均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
户部员外郎福趾，掌管印鉴，得脏银4000两，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革职知府潘英章，接受崔尊彝指使到京城贿办报销事宜，明知崔尊彝侵用公款，却仍向崔借银，按监守自盗论罪，流三千里。户部云南司主事龙继栋，听从孙家穆交办，得谢银200两，以坐脏计罪，徒一年，从重徒三年。御史李郁华，得脏银400两，考虑到该员脏银已全部退出交公，从重杖八十，徒二年。以上四人均系官职，应发往军台效力。
降调主事崔澄环、周颂向孙家穆用银各2000两，现已照数归还，应即行革职。
户部书吏褚世亨、张赢、吴庆林，工部书吏张兆鸿，承办报销，各受银2000两，虽均将脏全部退交，仍杖一百，流三千里。
崔尊彝贿办报销并侵贪公款23215两，虽已病故，仍应革职，侵贪之银，向其家属名下追交，如不完交，即行查抄其家产。
户部尚书景廉，署尚书前左侍郎已告终养老王文韶，并无受贿情事，但疏忽溺职，罚俸1年。工部尚书翁同龢，前左侍郎孙家鼐，前署右侍郎徐用仪，也无受贿情事，但有失查行为，各罚俸9个月。
前云南总督刘长佑，前云南巡抚杜瑞联，对属员挪用公款谩无察觉，受降级处分。[70]
除以上贪污、受贿等案件外，在晚清高官中，还有诈财的、盗窃的、走私的、渎职的等等，形形色色，从中可以看到晚清高层官员中的腐败情况。有人曾列出清代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判刑年表，现将晚清部分转述如下，可以加强人们对这方面问题的了解。
道光二十年（1840年）
一月二十九日（3月1日）
御前大臣、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都统、管理理藩院事务大臣奕纪因收受沙布朗馈送银，被判处遣送黑龙江。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闰七月十五日（9月8日）
黄河在河南省中牟县决口，总督慧成因渎职被处以枷刑，在河堤工地示众，直到决口被堵塞为止。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七月二十一日（9月7日）
山西巡抚王兆琛因贪污银14000余两，被判斩监候，后流放新疆。
同治元年（1862年）
四月十九日（5月17日）
叶尔羌办事大臣英蕴因贪污被判斩监候，叶尔羌郡王阿克拉伊都因向百姓摊派捐款，擅杀百姓，被剥夺郡王衔。
十月初一日（11月22日）
库伦办事大臣色克通额因勒索商人被剥夺职务，流放新疆。
十一月十四日（1863年1月3日）
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胜保因贪污欺罔、收受贿赂等罪状，查抄没收家产资财。后来被谕令自尽。
同治四年（1865年）
六月十三日（8月4日）
大臣、贝子定载华，辅国公恩弼及总兵麟翔等在负责工程基建当中贪污，并向人索取钱财，定载华、恩弼被销去爵位，圈禁二年。麟翔被革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
同治九年（1870年）
十一月十九日（1871年1月9日）
甘肃总兵周东兴在采购军粮办理赈灾时，因贪污罪被谕令在军前处斩。
同治十一年（1872年）
五月初十日（6月22日）
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糜费公库银两，向百姓摊派苛捐杂税，被剥夺职务逮捕问罪，谕令将其判斩监候。
光绪六年（1880年）
二月二十四日（4月3日）
甘肃总兵肖兆元在采购和运输军粮当中，因贪污军粮，被判处死刑。
记名总兵于维槐因贪图私利，收买冒领粮食，被革职，押解回乡，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外出投效各路军营。
光绪九年（1883年）
三月初八日（4月14日）
镇国公溥泰收受禁垦淀地，被剥夺公爵，圈禁1年。
五月二十九日（7月2日）
太常寺卿周瑞清因包揽云南报销，收受贿赂，被判处杖一百，流放二千里，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御史李郁华在云南贿通户、工部舞弊报销案内得银400两，被判处杖八十，徒刑二年，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光绪二十年（1894年）
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
提督兼总兵卫汝贵因克扣军饷等罪，被处斩监候。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三月十七日（4月11日）
提督蒋希夷因克扣军饷等罪，被处斩监候。
三月二十六日（4月20日）
山海关副都统宜贵奉命训练新军，因贪索钱财，罔利营私，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光绪三十年（1904年）
正月二十日（3月6日）
总兵高德元因贪索投诚礼物，并调度失误，残杀民众，被判处死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八月十八日（9月16日）
甘肃新疆巡抚潘效苏因贪污银两数额巨大，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四月初二日（5月1日）
绥远城将军、署理藩院尚书贻谷，因挪用银两，被革职，流放新疆，后改为四川巴塘，死于途中。
四月十八日（5月17日）
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贪污银两数额巨大，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71]
从上述简表中不难看出，晚清高层腐败的确是非常惊人的，尽管最高统治者也曾以严厉的手段进行惩处，但是腐败仍不能禁止，这与晚清的社会制度以及政治腐败密切相关。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腐朽性，才出现了李鸿章受贿和高层官员的腐败。
4、慈禧作寿与皇室腐败
慈禧，也称西太后、慈禧太后（1835-1908），是清文宗奕詝（即咸丰帝）的贵妃，清穆宗载淳（即同治帝）的生母。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死后不久，她发动辛酉政变，掌握了朝政，从此以垂帘听政、训政等手段，控制了同治、光绪两朝的统治大权，时间长达48年之久。在慈禧控制朝政的48年间，晚清财力日渐枯竭，人民生活倍加艰辛，可是，以慈禧为代表的皇室的生活，却是相当的奢华。这里，以慈禧作寿等为例，剖析晚清皇室的腐败。
慈禧有两次作寿，第一次是50岁，第二次是60岁。我们这里先讲第一次作寿。本来，慈禧是住在长春宫的，光绪十年十月（1884年11月），慈禧五十大寿时，从长春宫移居储秀宫。所以，这次作寿，主要是重修了储秀宫。储秀宫和长春宫都位于紫禁城西部，也都是“西六宫”之一，西六宫是后妃们的寝宫。慈禧五十寿辰时（1884年），她居住的地方，由长春宫改为储秀宫，为此，耗费白银63万两，重修了储秀宫。当时正值中法战争、国家用钱之时，慈禧不顾这些，尽量把她居住的地方修建的富丽堂皇。
储秀宫台基下东西两侧安置一对戏珠铜龙和一对梅花鹿。回廊壁上装饰着臣工们庆祝慈禧五十寿辰时所作的诗赋匾额和对联。宫的外檐油饰着色彩淡雅的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神话故事等为题材的“苏式”彩画，装修有楠木雕刻的“万福万寿”、“五福捧寿”等花纹的门窗。内檐的正间，后边是楠木雕万福万寿群板镶玻璃罩背，地平台上摆紫檀木雕花嵌寿字镜心屏风。正间西侧的西次间，北炕上有花梨木雕梅花飞罩，西里间床前安硬木雕子孙万代葫芦床罩，床框张挂蓝锻绣藤萝幔帐，床上安装檀木框玻璃镶画横楣床罩，张挂锻面绸里五彩苏绣帐子，床上铺各式绸绣龙、凤、花卉锦被。西次间与西里间之间，设有花梨木雕万福万寿边框镶大玻璃的隔断。正间东侧的东次间，北边窗内有花梨木透雕竹枝落地罩。东里间北边有花梨木透雕缠枝葡萄八方罩。东次间与东里间之间有花梨木透雕葡萄缠枝栏杆罩。宫内陈设多为紫檀木家具和嵌螺钿的漆家具，陈设品中有精雕细刻的象牙龙船、凤船和祝寿的象牙玲珑塔等，都是精巧珍贵的工艺美术品。
慈禧在储秀宫居住时，宫里当差的太监有20多人，还有宫女、女仆30多人。此外，在其它各处还有许多太监、宫女供她驱使。慈禧在储秀宫住了10年，直到她六十大寿时，才离开这里。[72]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的六十整寿，朝廷要举行隆重的万寿庆典。为此，在两年前就进行了准备工作，并成立了庆典处，专门办理庆典事宜。在慈禧的六十整寿庆典中，皇室的腐败暴露无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慈禧用的衣物、玉宝、金辇看。衣物有：各色缎绸绣龙袍、龙褂54件，绣大红旗蟒袍料50件，各种貂皮等皮氅衣、马褂、紧身皮筒162件，各色绸绣各式寿字图案氅衣、衬衣、马褂、紧身216件，各色绸缎、罗绉5977件。置备这些衣物，共花白银232000余两，全部是由苏州、杭州、江南三织造承办的，讲究质料精，作工细，花色新。玉册、玉宝是慈禧六十寿庆时加徽号用的。其中，玉册一分，玉宝一方，满汉册文一份，宝文一件，这些共用银1923两。此外，还有盛玉宝的金箱、金印池、金钱各一个，共用八成色金234两。除金箱、金印池外，还有各种金银首饰、器皿、镀金活计等，准备了足金10000两，合银386000两。金辇和轿舆是慈禧去各个地方要乘坐的，皇帝、皇后及一些随从也要乘辇舆，这些都要新造。仅慈禧的金辇等物，就耗银76913两。慈禧还有四人暖轿、亮轿各二乘，八人暖轿、亮轿各二乘，共用银12500两。帝后及妃嫔的轿舆，共有银15056两。慈禧还有明黄漆车两辆，加上帝后及妃嫔的用车，总计耗银78900余两。
从宫廷点缀、陈设、修缮看。在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期间，宫廷的一些地方，比如紫禁城、西苑（今中南海）以及颐和园、万寿寺等处，都要布置景点，以增加喜庆气氛。景点的布置，主要是架采和采绸，还有搭采殿和采棚。宫廷各处的殿宇和门座都要架采和采绸，共计架采488间，采绸1114处，用银144150两；用绸206650匹，耗银866610两。搭采殿和采棚，主要是从颐和园到紫禁城的路上，一些重要的地方，如颐和园东宫门外，倚虹堂宫门外，锡庆门外，仁寿堂等处，总计用银460878两。景点的布置还包括在紫禁城、西苑以及颐和园内的一些宫殿等处张挂各种各样的彩灯，总计6395只，用银200000两。修理宫内各处铜路灯石座173座，用银16965两。制办宫内各处灯的珠绣穗吊挂2167件，用银60000两。陈设是指在庆典期间，紫禁城、西苑以及颐和园内的一些宫殿，都要布置陈设，包括铺各种各样的地毯，以及座毯、座褥、帐幔、帘子等。据统计，仅颐和园内的陈设就耗银114000余两，颐和园和西苑内所需的铺垫，共耗银224545两。在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期间，在各处殿宇、门座等处，还要陈设匾额、画屏，贴挂对联、门神等物。仅绣寿意画屏就制办了339张，用银50850两。各处贴挂门神1202对，对联1389副，加上匾额、画斗等，用银10000余两。为了迎接慈禧六十大寿庆典，对一些破旧的殿宇、房屋、寺庙也进行了修缮、油漆，这些也都花费了大量银两。例如，慈宁宫工程用银350000余两，宁寿宫工程耗银200000余两，御河桥东西琉璃门的琉璃瓦用银70278两，大高殿牌楼和福佑寺庙宇工程用银43616两，万寿寺碑亭工程用银15039两。
从点设景物、修箿铺面看。在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期间，凡慈禧从颐和园到紫禁城所经过的道路两旁，都要点设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其他景物，简称点景。此外，道路两旁的铺面房屋也要修箿一新。从颐和园到西华门，点景工程可分六十段，其中，自西华门到西直门的内城，分二十七段；自西直门到颐和园的东宫门，分三十三段。在这六十段的点景中，共有龙棚18座，采棚等15座，经棚48座，戏台22座，经坛16座，经楼4座，灯楼2座，点景罩子门2座，点景46座，音乐楼67对，灯游廊120段，灯采影壁17座，牌楼110座。在龙棚、龙楼、经棚的明间里，要挂架采和采绸。在龙棚、龙楼内，要设围屏、宝座、孔雀扇、香几、大果盘等物。在龙棚、龙楼、经棚的前檐，都要挂黄红云缎旙门，还有祝嘏牌一对，上写“某处某官恭祝万寿无疆”等字。在龙棚、龙楼、经棚内，地面上均铺洋毯。所有的棚、楼、壁、廊，都要挂灯笼，每段约145只。每段都要摆放鲜花，还要派官员、茶役、士兵等38人照料。道路两旁的铺面房屋的修箿，仅内城段就有3438间，其中有糟旧房、破烂房、坍塌房、歪闪房、头停脱落房等，工程十分艰巨。
从筵宴、演乐、唱戏等活动看。在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期间，除了加徽号外，还要举行多次的筵宴和乐舞。每逢举办筵宴，都要备办大量的桌张、器皿、家具，以及膳食、酒馔、果品等等，这就需要花费大量的银钱。在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1894年10月24日）这一天，内务府就要求户部预拨款230000两白银，用于各方面所需。实际上，这笔钱远远不够，以后还要陆续拨付。在演乐活动中，需要先制办各种乐器，以及所需的各式各样的服装。据统计，乐师们所需要的服装，多达2364件，用银40671两。此外，庆典所需的导引乐器等的花费，又有22121两之多。庆典期间，在宫中、颐和园等处，要接连数天的唱戏，这又需要许多的戏装和道具，耗费银两也非常惊人。在颐和园唱福、禄、寿三台戏，就用去了520000余两白银。
从仪仗、驾衣等方面看。在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期间，慈禧乘金辇来往于颐和园到紫禁城之间，需要大量的请辇抬轿的人员，还有浩浩荡荡的仪仗队。这些人员总计有3788名，需要各式的服装和靴帽，共花费152738两白银，364两黄金。
从赏用物品、进贡物品、报效银两等方面看。在六十大寿庆典期间，慈禧为了表示对臣属的“行庆施恩”，还要对文武百官、公主命妇等进行赏赐，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据统计，这方面的开销大约用银292518两，赏赐的物品包括：如意1000柄，瓷瓶500件，朝珠840挂，铜手炉1500个，黄盘300个，香色仗带花大荷包4000对，各色蟒缎、丝缎4000匹，各色绸缎5675匹，各色袍料200余件，手巾1000条，包头1000块。慈禧借作寿为名，也要进行各种名目的敛财活动，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整个庆典期间，慈禧所敛的钱财还真不少，这里只举数例，可见一斑。仅光绪皇帝进贡的各种物品，就折银598000余两，包括：无量寿佛9龛，金字经1部，寿轴3轴，如意2匣（每匣9柄），金镶珠石如意1柄，时乐钟1对，珊瑚盆景1对，玉陈设29件，瓷陈设29件，古铜陈设29件，各种寿字朝珠、念珠6盘，各种绿玉、白玉、珊瑚、玳瑁、檀香、伽南香、金银簪、镯子、戒指等共204只，嵌寿意伽南香十八子手串12副，各样嵌花伽南香佩20件，珠口珐琅金表1对，各色龙袍、龙褂、马褂、紧身和衣面99件，各色缎绸、罗纱228匹，各种皮张皮筒72套，一两重银锞5000个，五钱重银锞10000个，银300000两。中央政府中大臣们的贡品，以内务府大臣福锟等为例，计有：脂玉如意5对，绿玉红玛瑙寿星仙桃2件，脂玉插屏1对，脂玉盒子1对，脂玉瓶洗2件，脂玉镶嵌花瓶1件，脂玉花觚洗子2件，脂玉杯壶2件，脂玉盖碗茶盅2对，脂玉花插圆屏2件，玉石大小仙台6座，玉字镶嵌围屏1分，镶嵌象牙花卉乌木围屏1分，镶嵌象牙人物紫檀围屏1分，玉镶嵌挂屏对子2分，珊瑚嵌绿字玛瑙盆景1座，绣花卉各色氅衣、衬衣、马褂、紧身面料54件，加宽各色寿意江稠、库缎78匹。地方督抚们的贡品，以安徽巡抚沈秉成为例，计有：文玉如意成对，一统万年成座，翠玉麻姑全尊，景泰铜鹤成对，灵壁乐石9座，铁花挂屏4扇，黄山景松9盆，花卉围屏9扇，牡丹画册4本。
从报效银两等方面看。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所需银钱甚多，这些钱从那里来？如上所述，一部分来自部库提拨，一部分由京外统筹，这京外统筹，实际上就是向各地官员们摊派的银两，也就是报效的银两。据记载，文武官员督抚大臣们报效的银两，庆典银1214100余两，工需银1767400两，合计共2981500余两。
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期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由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主和派妥协退让而惨遭失败，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六十大寿庆典，受到社会各层人士的鞭挞，曾有人把庆寿贺词中的“一人有庆，万寿无疆”，改为“一人庆有，万寿疆无”，以表达心中的愤慨。[73]
其实，以慈禧为首的清皇室的腐败，不仅表现在慈禧六十大寿庆典中，还表现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方面。这里仍然以慈禧为例，看一看这些腐败在其它方面的表现。
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美、法、德、意、日、俄、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直接对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进行了镇压。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际，慈禧为了保全性命，竟不顾国家安危，带着光绪皇帝先是逃往太原，后来又逃往西安。在一年另四个月的西逃期间，慈禧的生活仍很腐朽。这可从她的住、用、食等方面看出。在住的方面，慈禧先是以陕甘总督衙门的南院为行在，但是她嫌小，就改住在抚署的北院，一切布置都要和北京的皇宫中相同。在用的方面，所有器物，都是当年为乾隆皇帝巡幸五台山时而准备的金银器皿。在食的方面，虽然不能和北京的皇宫中相比，但是，每天选菜谱也有百余种，伙食费用高达200两白银，除了鸡鸭鱼肉外，还有从南方运来的燕窝鱼翅。此外，又另外饲养了6头奶牛。慈禧这些腐朽生活所用银两的开支，全部来源于调拨转运各省的关京饷银粮，以及对山西、陕西人民的搜刮。有人统计，慈禧在太原、西安期间，河南、四川、江西、江苏、山西、湖南、山东等省解往西安行在的京饷、协饷、军饷、内务府经费银、边防经费银、备荒经费银最少也有银4000000两，粮719000多石。至于向沿途老百姓的搜刮，有记载说，多者逾万金，少亦七八千金。尤其是太监的敲诈勒索，更是每天都有，以至于宣化的县令竟无可奈何仰药而死，山阴县令跪泣求救。等到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1901年10月6日），慈禧离开西安回京时，把各省贡献的私财六七百万都带回了北京，各地贡物珍宝竟装了3000多辆车，还有大量的金银、绸缎、古董、玩器来不及装载，只好等到来日再慢慢运载了。
在慈禧离开西安回京的途中，腐败生活再一次暴露无遗。她离开西安时，要求老百姓五体伏地，屏住呼吸，安灯结彩欢送，数万士兵充当仪卫。她还要求各地官员必须到沿途路口恭送，否则停委半年，结果一路上千官车马，万乘旌旗，好不热闹。将要回到北京时，慈禧又命令军机处派人再进行准备，自京西至良乡，皇差官车达2000余辆，驴马草料，一应俱全。在回京途中，慈禧在开封停留了一个多月，在那里又大搞66岁庆寿活动，百官穿戴蟒袍朝贺，演戏赏赐不停断，极其奢靡。到了正定府以后，慈禧决定改坐专列火车，其随行人员之多，甚至于正定府城的大小客栈都住满了，仅太监就有三四百人；随行人员的行李也是堆积如山，人和物竟占了22节车厢。只是为了慈禧短瞬间的休息，车站竟搭了30多座彩棚。[74]
慈禧的腐败生活不仅表现在她生前，也还表现在她死后。正如有人所说，她不止生前作威作福，奢侈无度，为了死后能有一处称心如意的葬身之地，还修了一座无比豪华的坟墓，墓内随葬珍宝之多、之精，更令人触目惊心。[75]
慈禧墓在北京东北方向的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慈禧在32岁时，就开始派人为她寻找陵址了。陵址确定后，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动工兴建。整个陵区包括宝城、方城、地宫、三座琉璃门、大殿、东帛炉、宫门、东西值房、大月台、三孔桥、大河筒、大库、碑亭、明楼、东西配殿、南北库、省牲亭等建筑。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二日（1879年8月9日），慈禧陵工程竣工，用银2270000两。但是，慈禧对自己的陵墓并不满意，她认为自己的陵墓没有慈安陵墓豪华，于是，在光绪七年（1881）慈安太后暴亡后，在大权独揽的情况下，慈禧下令拆除已经修建好的隆恩殿及东西配殿而重新修建，一建就是14年，直到慈禧死后才完工。
重建后的隆恩殿及东西配殿，门窗隔扇和梁柱等，用的是红褐名贵黄花梨木，学名叫海南檀。这种梨木，坚硬而有光泽，纹理精细而美丽，原料属于上等。在梁枋上，是直接沥粉贴金的和玺彩画，属于清代宫廷最高级的彩画形式。所有的彩绘，包括各种各样的龙，以及云、锦纹和寿字，都用赤、黄两色金叶贴成。单是金龙就有2400多条。所有的彩绘都是那样的堂皇富丽，金光耀眼，历久而不衰。
慈禧陵三殿明柱和檐柱的装饰，华丽无比，令北京故宫太和殿内的六根金柱谙然失色。三殿的内外，有64根黄花梨木柱，每根柱子上都盘绕着一条巨大的金龙，称为“金龙盘玉柱”。柱顶是半立体铜鎏金龙，从上而下，再昂首向上，非常有气势。三殿的墙的内壁，有一处是镶嵌着大小30块雕砖贴金的墙面，有237平方米。每面墙的中心墙上，都雕刻着“五蝠捧寿”，四角是“绶带盘长”，底纹为万字形不到头，整个花纹寓意是“万福万寿，吉祥如意”。这些金光闪闪的贴金雕花墙，仅贴金一项就用了4592两多黄金。
隆恩殿正中的丹陛上，有一石雕，长宽各为318厘米和160厘米，周围是缠枝莲花和福寿三多图案，正中是凤引龙雕刻。凤呈凌空展翅、穿云俯身向下状，龙则曲身出水、腾空昂首向上，龙、凤戏珠，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隆恩殿周围有69块汉白玉拦板，都是凤引龙的浮雕。据统计，整个雕栏共有230多只凤，300多条龙。雕刻这么多精美的图案，费时费工又费钱，可慈禧从不会考虑这些。
慈禧陵墓的地宫有五卷二门。金卷内停放的金椁是金丝楠木制成。金椁内还有一红漆填金内棺。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1908年11月16日），慈禧死时，殓入棺中的都是那些东西呢？让我们看一看档案中的记载吧。
首先是珠宝玉器，包括正珠、东珠、红碧幺、绿玉、珊瑚寿字、珊瑚喜字、珊瑚雕璃虎、龙眼菩提等朝珠。大正珠、正珠、东珠、红碧幺、紫碧幺、绿玉莲子、珊瑚等手串。正珠、绿玉、珊瑚圆寿字等念珠。绿玉兜兜练。正珠挂纽。金镶正珠、金镶各色真石珠、金镶珠石、金镶各色真石，白钻石葫芦。金镶藤、镀金点翠穿珠珊瑚龙头、白玉镶各色真石福寿、绿玉镯。正珠、东珠、金镶正珠龙头等软镯。绿玉、茶晶、白玉皮、玛瑙等烟壶。洋金镶白钻石、洋金镶珠带别针等小表。洋金镶白钻石宝桃式大蚌珠、白玉鱼蚌珠、白玉羚羊等别子。白玉透雕活环葫芦、绿玉透雕活环、珊瑚鱼等珮。汉玉珞、汉玉仙人、汉玉洗器。白玉猫、黄玉杵、汉玉针、汉玉羚羊、雕绿玉般指。蓝宝石、红碧琅、紫宝石、子母绿、茄珠、大小正珠、绿玉、蚌珠、绿玉镶红碧幺等抱头莲。珊瑚绿玉金镶红白钻石等蝙蝠。金镶红白钻石蜻蜓。金镶白钻蜂。红碧幺、绿玉穿珠菊花。金镶各色珠石万代福寿。金镶钻石等冠口。金翠珠玉等佛手簪。红碧幺、绿玉、珊瑚、红蓝宝石、红白钻石、子母绿等镏。黄宝石、钻石、红碧幺、白钻石、大正珠等帽花。
其次是大量的其它稀世珍宝，有：棺底部铺的金丝镶珠宝的锦褥，厚7寸，上面镶有大小珍珠12604粒，红蓝宝石65块，祖母绿2块，碧玺、白玉203块。锦褥上有一条绣满荷花的丝褥，上边铺满五分重的圆珠，共有2400粒。这层圆珠上面又铺绣佛串珠薄褥一层，褥上有二分珠1320粒。慈禧头部下面，放一翡翠荷叶，重22两5钱4分。脚下部位放一重36两8钱的粉红色碧玺大莲花。金丝串珠丝绣礼服和外罩绣花串珠褂2件，上有大珍珠420粒，中珠1000粒，一分小珠4500粒，宝石1135块。慈禧胸前佩带着两挂朝珠和各种佩饰，用珠800粒。宝石35块。还有串珠9链围绕全身。臂间摆放18尊蚌佛。身上盖织金陀罗经被，用真金捻丝织出佛象、佛经，经被上铺珠820粒。慈禧头戴的珠冠，上面镶嵌着一粒鸡卵一样大小的珍珠，还是外国进躬的呢。在慈禧的身旁，还有金、翠、玉、红宝石雕刻的佛象各27尊，共108尊。其中，金佛象每尊重8两，翠、玉佛象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象每尊重3两5钱。在慈禧尸体的左边，放一枝玉藕，分三节，长着绿色荷叶，粉红莲花，藕上的灰色泥污，跟真的一样，实际上是天然生就的。在玉藕的旁边，还有1个黑荸荠，象真的一样。在慈禧尸体的右边，放一枝红色的珊瑚树，上有一枝樱桃，青根、绿叶、红果，树上落着1只翠鸟。在慈禧脚下，左右各放1个西瓜，2个甜瓜。西瓜是翡翠制成，皮青瓤红，籽黑丝白。甜瓜也是翡翠制成，两个是白皮、黄籽、粉瓤，另两个是青皮、白籽、黄瓤。另外，还有青色粉尖的翡翠桃10个，黄宝石李子100个，红黄宝石杏60个，红宝石枣40个。还有2棵翡翠白菜，绿叶白心，在菜心上落着1个蝈蝈，全身都是绿色。菜叶旁还有2个马蜂，活灵活现。除上述稀世珍宝外，在慈禧的棺内，还另外撒了4升珠宝，其中，八分大珠500粒，二分珠1000粒，三分珠2200粒，红蓝宝石2200块。网珠被1件，上有二分珠6000粒。还有玉制的8匹骏马及18尊罗汉，每尊罗汉高约2寸，全身皆白，只有鞋是黄的，衣服是红的，手中拿着红莲花。
最后是“井”中的珍宝。慈禧棺椁的下面，建陵时有一穴位，称为“井”，其中的珍宝也不少，包括：金枣花扁镯1对，绿玉福寿三多珮1件，红碧幺镶子母绿别子1件，红碧幺长寿珮1件，正珠手串1盘，黄碧幺葡萄珮1件，红碧幺葫芦蝠珮1件，绿玉佛手别子1件，红碧幺双喜珮1件，白玉灵芝天然小如意1柄，白玉透雕夔龙天干地支转心璧珮1件，金镶万寿执壶2件（共重197两7钱1分，上镶正珠100颗，米珠缨络1068颗），金镶珠石无疆执壶1件（共重93两7钱，上镶小宝石16块，小东珠224颗，米珠缨络534颗），金镶真石玉杯金盘2分（每盘上镶东珠10颗，共重66两），金镶珠杯盘2分，雕通玉如意1对，金佛1尊，玉佛1尊，玉寿星1尊，正珠、念珠3盘，雕珊瑚圆寿字念珠2盘，珊瑚念珠1盘。
慈禧陵墓大殿中的陈设也有不少的珍宝，可分山陵供奉、陵寝陈设、陵寝供器几部分。据档案记载，山陵供奉主要有：东珠朝冠，珊瑚朝珠，绿玉红碧幺钿花，大东珠绿玉菊花托，明黄绉绸绣百蝶棉被，明黄云缎棉褥，枕头，毛窝，鞋，铜水烟袋，银水烟袋，银潮烟袋，银漱口盂，银洗手盆，珍玩都盛盘，金丝洋眼镜，玳瑁边墨镜，靶镜，银水奓斗，银奓斗，牙刷，竹耳挖，银刮舌，黄丝绦，象牙签，小银铲，瓷油盒，玉碟，银胰子盒，杯挡，核桃，手巾，绘画用具，青花白地瓷碗，瓷青龙盅。陵寝陈设有：通天夹帐幔，明黄四则八宝夹帐幔，明黄妆缎褥，红妆缎褥，绿妆缎褥，明黄九龙棉被，妆缎三镶仙枕，明黄云缎仙枕，檀香龛，红漆宝床，红漆仙墩，红漆宝床脚踏，红漆宝椅，红漆宝椅脚踏，红漆宝座，红漆宝座脚踏，黄漆描金龙供案，黄漆描金龙酒案，黄漆描金龙孔桌，黄漆描金龙版桌，黄漆描金龙帛桌，黄漆描金龙瓜桌，黄漆描金龙方桌，黄漆描金龙帛匣，黄漆金线爵盏座，金漆六角朝灯，金漆五供几，黄漆描金龙供佛桌。陵寝供器有：金奠池，金执壶，金里木碗，金珐琅锺碟，镀金银云叶镶角桌，镀金银锺碟，镀金银奠池，镀金银节壶，镀金银马勺，镀金银匙，镀金银镶牙筋，镀金银瓜盘，镀金银大盘，镀金银中盘，镀金银小盘，镀金银碟，镀金银大方，镀金银茶座，镀金银茶桶，镀金银爵盏，镀金银大碗，镀金银中碗，镀金银碗，镀金银小碗，银匙，银大盘，银中盘，银汤瓶，银碟，银马勺，银茶桶，银钟，珐琅碗，珐琅五供，珐琅痰盒，珐琅香盒，铜剪烛罐，铜剪子，牙筋，柳条小簸箩。
慈禧陵墓的珍宝还有：玉佛，上代八宝珍珠手串1挂，大珍珠108颗，珊瑚佛头一分5件，珊瑚纪念8件，随珍珠16颗，背金翡翠4件，珠6颗。
不代八宝珍珠手串1挂，大珍珠108颗，珊瑚佛头一分5件，纪念3挂，宝石33件，珊瑚3件，金珠30件，珠3颗，背余宝石1件，珊瑚1件。
代八宝珊瑚手串1挂，珊瑚珠108颗，翠八仙一分随珠16颗，翠佛头一分5件，背云4件，珊瑚1件，碧玺1件，珠7颗。
不代八宝珊瑚手串1挂，珊瑚珠108颗，青金佛头一分5件，纪念各色宝石36件，珠3颗，镶珊瑚6块，背云翠玉2件。
玉寿星，上代八宝珊瑚手串1挂，珊瑚珠108颗，翠佛头一分5件，黄纪念8件，珊瑚珠16颗，背余翠玉1件，碧玺1件，随珊瑚珠3颗。
不代八宝珍珠手串1挂，大珍珠108颗，珊瑚佛头一分5件，随翠珠8件，纪念1分，珊瑚珠30颗，宝石3件，珠3颗，背余1分，翠石1件，碧玺3件，珠6颗。
足金镶珠石万寿执壶2件，共重195两7钱，有大小正珠1324颗，小东珠348颗，大东珠40颗，中东珠60颗，正珠876颗，红宝石56件，蓝宝石18件，珊瑚镶松石6件，花梨匣子1个，上嵌脂玉9件。
足金镶珠石万寿执壶2件，共重225两4钱，有大小正珠1288颗，中正珠60颗，大正珠40颗，小正珠1188颗，红宝石56件，蓝宝石18件，珊瑚镶松石6件，花梨匣子1个，嵌脂玉9件。
金宝塔2座，分别重1470两6钱和1484两3钱。匣1个，内盛朝冠1顶，上嵌3凤，顶上镶东珠13颗，饭板珠3颗，凤毛上有乌拉小正珠48颗，群凤7枝，每枝上镶东珠9颗，猫晶石各1块，凤尾上镶乌拉小正珠各21颗，凤尾一枝上猫晶石1块，乌拉小正珠16颗，冠尾穗1挂，金结上镶东珠6颗，小正珠6颗，饭板珠300颗，珊瑚坠角5件。
鹅黄绦2根，青金石扁豆2件，珊瑚坠角4件。
匣1件，内盛钿子1顶，镀金镶绿玉飘翎，红碧幺双喜字，寻常钿花1分，上嵌大东珠18颗，绿玉菊花托。又匣1件，内盛珊瑚朝珠1盅，绿玉佛头塔东珠6颗，碧幺背云坠角，四喜宝石纪念坠角。
慈禧生前的腐朽生活和死后的豪华铺张，深刻地反映了晚清皇室的腐败，也说明晚清政府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
[1]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一册，第226页。
[2] 《清宣宗实录》卷335，道光二十年六月庚辰。
[3]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一册，第483页。
[4] 同上书，第531页。
[5]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二册，第712页。
[6] 同上书，第956页。
[7] 同上书，第1016页。
[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第274页。
[9]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4，第15页。
[10] 同上书，卷15，第10页。
[11] 同上书，卷17，第39页。
[12] 同上书，卷19，第23页。
[13] 同上书，卷21，第22页。
[14] 同上书，卷25，第18页。
[15] 同上书，卷38，第56页。
[16] 同上书，卷50，第1页。
[17] 同上书，卷52，第17页。
[18] 同上书，卷60，第7页。
[19] 同上书，卷60，第26、30页。
[20] 同上书，卷62，第19页。
[2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5册，第518页。
[22] 《清德宗实录》卷204，光绪十一年二月辛卯。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第3页。
[24]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寄丁提督”。
[25]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22页。天津大公报馆1932年版。
[26] 同上书，第2卷，第317页。
[27] 《义和团挡案史料》上册，第163页。
[2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410页。
[29] 梁廷楠：《夷氛闻记》。
[30]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4。
[31]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3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5册，第571页。
[33] 张佩纶：《涧于集》电稿。
[34] 聂士成：《东征日记》。
[35] 参考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3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6] 《曾国藩未刊信稿》，附录二，第391页。
[37] 《船政奏议汇编》卷43，第4页。
[38] 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26，第8页。
[39] 同上书，卷26，第9页。
[40] 同上书，卷64，第2页。
[4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0，第29页。
[42] 《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6，第2页。
[43]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396页。
[4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289页。
[45] 同上书，第四册，第178页。
[46] 《郭春畲对问》，《直隶工艺志初稿》，从录，下，第15页。
[47] 参阅牟安世：《洋务运动》第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第20-21页。
[49] 同上书，奏稿，卷30，第29页。
[50] 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31，第12页。
[51] 《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7，第62页。
[52] 《捷报》，1883年4月18日。
[53]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68-180页。
[54]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州》，第45页。
[55] 参阅王继周：《李鸿章纳贿与俄国修建中东铁路》，《东北地方史研究》1988年第4期。
[56]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68-180页。
[57] 《清季外交史料》，卷118，第3页。
[58] 参阅苑书义着：《李鸿章传》，第3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9]《李鸿章传》，第332页。
[60]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643页。
[61] 《维特回忆录》，第76页。
[62] 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148页。
[63] 参阅《李鸿章传》，第337页。
[64] 《俄国在满州》，第106-107页。参阅《李鸿章传》，第337页。
[65] 参阅《李鸿章纳贿与俄国修建中东铁路》一文。
[66] 《饮冰室文集》，卷40，第66页。
[67]参阅《李鸿章传》，第405-407页。
[68] 《清穆宗实录》卷145，同治四年六月丙午。参阅牛剑平、牛冀青编着：《清代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件实录》，第254-257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69] 参阅《清代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件实录》，第258-259页。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参阅本书，不另注。
[70] 参阅《清代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件实录》，第375-380页。
[71]参阅《清代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件实录》，第522-525页。
[72]参阅陆燕贞：《慈禧五十寿辰时重修的储秀宫》，载俞炳坤等着《西太后》，第144-150页。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
[73] 参阅李鹏年：《一人庆寿 举国遭殃——略述慈禧“六旬庆典”》，载《西太后》，第182-203页。
[74] 参阅叶秀云、叶志如：《慈禧西逃后的腐朽生活》，载《西太后》，第204-215页。
[75] 以下内容参阅于善浦：《慈禧陵墓》，载《西太后》，第268-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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