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我与李鸿章的交涉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我与李鸿章的交涉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我与李鸿章的交涉

在亚历山大三世在位的末期，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极端紧张，最后两国之间终于爆发了战争。那时我们在远东仅有很微薄的兵力。因为恐怕战事向北扩展，影响到俄国的领土或权益，所以我们把符位迪沃斯托克的派遣军修驻吉林。这是我们所采取的唯一的措施。战争结果，日本获得全胜。如所周知，根据马关和约，日本得到辽东半岛，包括营口和旅顺口在内，并获得其他种种利益。
中国和俄国在两世纪半的期间，除有两次发生严重的误会以外，始终保持度好的睦邻关系。这种传统的友谊在马关和会有关日本的勒索中表现出来。在那些年代，俄国的政治家们很少对于朝鲜，日本，尤其是中国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的观念。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关于远东的知识不比一般小学生更多一些。因为我负责修筑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所从颇注意远东情势。事实上，在俄国政治家中，我是唯一的熟悉那个地区的经济政治状况的人。
马关和约使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感到担心。这条约使日本在我们的机益范围的邻近获得大陆上的一个立足点。那时登位不久的尼古拉皇帝，正急欲在远东扩张俄国的势力。他并没有一定的征服计划。他只是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欲迷住了心窍。至于我
自己，我清楚地看到，于俄国最有利的是有一个强盛而保守的中国做邻居，从而，俄国在东方就可以得到安全的保障。因此，在我看来明显的是我们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因为这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占据着优势的地位。于是我坚决主张有必要阻止中日和约的实行。为了讨论这个问题，皇帝召集了一个舍议，由海军大将阿列克塞·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担任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我主张中华帝国领土完整的原则。我指出，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持中国的原状，任何国家也不得路即它的领土。万诺夫斯基大臣赞成我的主张。奥勃鲁切夫的态度则很淡漠，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贯注到在西方军事上可能做的事情上去了。会上其他人没有表示一定的意见。
到了讨论我所主张的政策的实行办法时，我提议我们可以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说明我们不能容许日本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因此我们不能赞同中日间所订的条约。我建议我们应当许可日本从战胜国的地位要求中国赔偿一笔相当大的款从补偿它的战费。如果日本不肯答应我们的要求，我觉得那只有采取公开的有力行动。我没有解释我所提议采取的措施的确切性质，但我从为我们不妨炮击日本的一些港口。尽管我明白地陈述了我的政策，并且关于实行的实际方法也作了具体的建议，这个会议仍然无结果而散。洛巴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始终保持缄默。
皇帝立即又召集了一个会议，由他亲自主持。他只召了万诺夫斯基将军，洛巴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公爵，阿列克塞·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和我。当着皇上我又重述了我的意见，因为实际上无人反对，所从皇帝便接受了我的提议。这次关于中日事件的特别会议，这在 1895年三月三十日得出下面几点结论：
（一）为求保持中国北部的原来状态，先烈友好态度劝告日本，放弃占领南满的念头，因为这种占领侵害我们的利益，同时对于远东和平将成为一种经常的威胁；如果日本拒绝遵从我们的劝告，我们就向日本政府声明保留我们行动的自成，我们将按照我们的利益行动。
（二）向欧洲列强并向中国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说明我们这方面并不希求夺取任何地方，为了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认为必须坚持要求日本放弃进占南满的念头。
皇上训令我们的外交大臣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格巴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处理这件事情的技巧真值得称许。他立即征得德法两国对于俄国要求的同意，于是将我们的最后通牒迅速交给日本。日本被迫接受这项要求，结果它没有得到辽东半岛而只向中国提出赔款的要求并得到了一笔赔款。
同时，我参预了同中国的谈判，提出我们愿意为中国所需的一笔巨额借款帮忙，从偿付对日的赔款。因为中国的存款还不足以订立借约，我同意用俄国的资源来作为中国借款的担保。而且，关于在法国金融市场上的这次交易的交涉和商定，实际上完全由我负责办理。这次参与发行债券的金融机关有巴黎银行、佩伊一巴斯银行、利奥内信托公司和奥唐热交易所。我许诺这几家银行的代表要帮助他们在中国的金融业务，以回报他们在这次中国借款事宜中对我的帮忙。
结果，我创办了华俄道胜银行，其中主要的股东都是一些法国的金融家。最初，中国政府和我们的财政部都大量投资于这家银行，但是后来我们的股份实际上已不占重要地位了。不幸的日俄战事之后，我们失去了在中国的势力，这家银行也开始衰落了。最近，它与北方银行合并而改称俄国亚洲银行。
李鸿章是作为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被派赴俄国的。他曾任直隶省的总督，在受命出使的时候，他任职首相，这是清帝国最显要的官职。这样第一等的中国大员竟出使外国，似乎是很稀奇的，而这个空前的事件也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这位高贵的使者干1896年四月十八日（公历三十日）即在俄皇加冕典礼三星期从前来到圣彼得堡。中国派遣这样一位高级官员来参加典礼，为的是对于我们的年青的皇帝所于中国的种种恩惠表示感谢。
当时正在修筑中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修筑到外贝加尔地区，这时就发生了此后铁路向什么方向继续修筑的问题。我的想法是使铁路径直穿过中国领土，主要是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而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据我计算，这条路线可以缩短全程的长度而民便于修筑。考虑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的里程十分庞大，想法缩短这条路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从技术方面来说，阿穆尔地区有着很大的困难。而且，如果铁路沿阿穆尔河修筑，就会与阿穆尔汽船公司发生营业上的竞争。经过满洲的路线可以节省五百一十四俄里民比起阿穆尔流域来，这个地区土壤肥沃而且气候也更为有利。问题就在怎样用基于相互间的商业利益的和平的方法获得中国对这个计划的许可。这个念头强烈地吸引着我。我曾在适当的场合提请直上注意这个问题。然而很受皇帝宠信的御医布里亚特人巴德马耶夫却相反地主张修建由恰克图到北京这一条路线。我不赞成他的这个计划，第一，因为我认为符校达沃斯托克是这条西伯利亚大铁路最理想的终点；第二涵为我相信若把铁路一直修筑到北京，会惹起全欧洲反对我们。我们必须了解这条路线的伟大的创建者并没有与这条铁路有关联的任何政治的或军事的企图。这是一项纯粹经济性质的企业。亚历山大三世想要在遥远的滨海省和俄国中部之间以尽可能最短的路程建立交通。在战略上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继承者都只认为这条路仅具有严格的防守上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这条路决不是用来作为扩张领土的工具的。
李鸿章赴俄途中到达苏伊士运河时，他受到当时皇帝的一个亲信马赫托姆斯基公爵的迎接。这是依照我的建议办的。我已经得知英德奥各国都很想笼络李鸿章，他们要他经过西欧前往圣彼得堡。与此相反俄则希望他在到达俄国以前，不耍涉足任何欧洲国家，因为我很清楚，李鸿章一旦到了欧洲，一定会成为欧洲政治家们各种各样谋略的目标。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接待了这位中国贵宾，并显然同他建立了诚挚的关系。虽然欧洲各国都纷纷邀请李鸿章到它们的港口登岸，但他却搭乘了俄国商业轮船公司为我们特别准备的一只轮船——“俄罗斯”号，在赴敖德萨，同行者有他的随员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在敖德萨城，我们派了一小支军队作他的荣誉护卫。依洛巴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意思，先使李鸿章暂住敖德萨，等候加冕礼，但由于我的建议，允许他径直来到圣彼得堡。因为我们的外交大臣完全不了解我们的远东政策，皇上授予我与我们的中国贵宾交涉的权力。
有人告诉我说，和中国官员打交道，最重耍的是不要露一点急躁，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种很坏的习气，办事必须从容有礼。在我做财政大臣的任上，李鸿章是第一个拜访我的外宾。当他走进我的客厅时，我穿着制服出迎。彼此鞠躬问候之后，我把他延入另外一个客厅，便会仆设簿上茶点。茶点是风盛大而讲究的排场送上来的。我的客人和我坐下，他的随员和我的属员都在旁侍立。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想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颇有点象马的嘶叫。两个中国人立刻从隔壁屋子里跑来，一个拿着一个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草，于是开始抽烟的仪式。李鸿章静坐着吞吐烟雾，他的侍者们很肃敬地替他点烟，端着烟袋，从他的口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很显然，李鸿章是想拿这种种隆重的排场来使我对他的尊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过在我这方面，我也使他相信，我对于所有这些排场丝毫渡有在意。
当然，在这回初次的访问中波有谈到事务方面。李鸿章不住问候俄皇陛下皇后陛下和每个太子公主的安好，同时我也对中国皇帝、皇太后以及其亲近宗室的健康表示深切的关心。我们的第二次会谈的性质就不同了。他看到那些繁琐的仪式对我没有发生作用，便不再施展那一套，和我交谈的态度也随便一点了。后来到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的那几天，我们在会谈时一点也不摆排场，他十分率直而且认真。我也很看重他。在我的活动时期，我曾接触过不少将会永垂史册的政治家。民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要算是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人。好些年来，他实际上是那个大帝国的统治者。
我和李鸿章会谈的时候，曾详细谈到最近我们对于中国的帮忙。我向他保证，我们既然宣布了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在将来我们也要遵守这个原则，但是，为了保持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给中国从军事援助。俄国的兵力目前都集中于欧洲部分，在欧洲的俄国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没有用铁路同中国连接起来之前，我们就不能进行这种援助。我请他注意，尽管当中日战事期间我们确曾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一些军队，但因波有铁路运输，行动过于迟缓，以致当他们到达吉林时，战事已结束了。因此我向他解释，为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必须有一条路线尽可能最短的铁路，这条路线将经过蒙古和满洲的北部而达特拉迪沃斯托克。我又向李鸿章指出，这条计划中的铁路将会提高我们的领地以及它所经过的中国领土的生产力。最后我宣称，日本对于这条铁路大概会采取一种赞同的态度，因为这条铁路将把日本和西欧连接起来，日本近来已经采取了西欧的文明。
很自然地，李鸿章立即表示反对。不过，我从谈话中窥察出他的意思，如果他能确实知道我们的皇帝希望这样做，他会赞同我的提议。因此，我请直上接见李鸿章，皇帝这样做了。这实际上是一次秘密的接见，其经过连新闻界也不知道。我和这位中国政治家商谈的结果，我们同意中俄之间订立一项秘密条约，其中包合下列三项：
（一）中华帝国允许我们在它的领土民内沿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一条直线修筑一条铁路，但这条铁路必须由一个私营公司掌管。我原来提议由俄国财政部来修筑或管辖，而李鸿章坚决拒绝接受。因此，我们不得不成立一个私营公司，即所谓中东铁路公司。这个机构自然是完全属于政府的，但因为名义上它是一个私营的公司，所以受财政部的管辖。
（二）中国同意割让给我们一条足以修筑和经营这条铁路的狭长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以内，铁路公司可从自置警察并行使完全的、不受任何妨碍的权力。关于铁路的修筑或运用，中国不负任何责任。
（三）如果中国领土或俄国远东滨海各省被日本进攻，两国有互相保卫的义务。
我将商谈的结果报告皇上，皇上就命我和外交大臣协同办理这事。我于是向治巴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说明，关于一个秘密的中俄协定的条款，我已和李鸿章在口头上达成协议，目前剩下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耍把这个协议写成正式的文件。这位公爵听了我所陈述的各项条款，拿起一支钢笔就写了条约的本文。这个文件写得十分精练，我毫无保留地予民赞同。公爵对我说，第二天他将把这文件呈给皇上，如果皇帝批准，就交还给我。
当条约的本文交还给我的时候，使我大成惊异，我发现在有关中俄联合对付日本的那一段中，竟有一处实质上的改变。原文中的“被日本”几个字竞遗漏了。在改变后的条文中，条约规定两国互相保卫，不是在单又被日本次击的情况下，而是在被任何其他国家攻击的情况下。我真感到惊惧。这～点变动关系太重大了。对付所有其他国家的防守同盟是和仅仅对付日本大不相同的。欧洲的几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同盟国法国在内，还有英国，都在中国有利害关系，要使我们承担对付所有这些国家以保卫中国的义务，就会引起他们全体来反对我们，因而招致无穷的麻烦。
于是我立即去见皇帝，陈述这件事情。他命令我去见洛巴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要他在条约本文上作必耍的修改。这时我的处境很成困难。我比这位外交大臣年轻得多，官爵也比他低得多。由我来修改他所拟定的文件是对他的冒犯，从而会引起他的反对。我把这层顾虑奏明星上，请他亲自和公爵商量这件事情。皇帝同意了。不久，我们都去莫斯科参与加冕典礼。
在莫斯科，我在李鸿章身上费了很多时间和心思，因为我觉得把我们的谈判进行到圆满的结果，对于国家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事。中俄同盟含有两重意义：第一，我们的大铁路可见在一条直线上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必在北面活阿穆尔河绕行；第二，和我们的邻国庞大的中国建立起稳固的和平关系。
皇帝告诉我，说他已经和外交大臣谈过，外交大民答应恢复原来的条约的条文。皇上口气十分肯定，民致我心中觉得这件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此后我又有好几次遇到洛巴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但我们谁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这时我仍继续和李鸿章谈判，目的在劫诱中国政府将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中国东北一段的修筑权给予当时已经开始营业的华俄道胜银行。同时我准备和该银行订立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再把这宗权利转让给俄国政府即将组成的中东铁路公司。
最后，我们规定了一个日期未签订这项秘密协定，签字的代表在俄国方面是洛巴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我，在中国方面是李鸿章，那时他已直接从北京得到了训令。双方约定在外交部办公室相会，在那里按照公法与惯例上规定的仪式将文件签字。到规定的那一天，俄国的全权代表和从属人员以及李鸿章和他的随员齐集在外交部办公室，围绕一张桌子坐定。洛巴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致开会词，并宣称条约原文已经双方审阅，现在这项文件已由秘书慎重誉录，可以无须宣读而径行签字。不过，他说，如果中国代表想要重读这个文件，他也十分赞成。于是就将一份协定（这个文件写成两份将由两国代表在上面签字）交与李鸿章的属员。我拿起另外一份开始仔细阅读，心想不会有什么错漏，忽然，使我感到惊恐的是我发现关于我国和中国防守同盟的那一段文字，尽管是上保证已经改正了，竟然没有改变，与我的原来的条文不同，仍然规定我们在任何国家进攻中国时有保卫它的义务。
我走近洛巴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金爵，把他叫到一边，小声告诉他说条文中关于防守同盟的部分并没有依照是上的意旨改正。他用手鼓着他的前额，喊了一声：“哎呀；我竟完全忘记告诉我的秘书将那一段原文插进去。”但这时他却一点也不惊俊。他看了看表。那时是十二点一刻。他轻敲了几下，招呼侍役，然后转向会场道：“时候已经过正午了。我们去吃午餐吧。然后我们再在协定上签字。”
我们于是都会进午餐，只有两个秘书在我们进午餐的时候又将文件誉录一遍，并作了必要的改正。午餐前已经传阅过的两份文件被悄悄地用这两份新的抄本换掉了。在这两份新的抄本上正式由一方李鸿章、另一方洛巴诺夫一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我签了字。
这协定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决议。如果我们忠实地遵守了它，我们也许不致相来日俄战争的耻辱，而且可以在远东获得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在预料事讲演变的进程时，我可以在这里说是我们自己违反了协定，才造成今日远东的局面。这是一件背信和昏愦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事。
这协定旋即为中俄两国皇帝批准。此后关于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从及一般说来我们在远东的地位都从这个协定为依据。
协定签字后，李鸿章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时期。我记得一次我正去拜访他，外边传报布哈拉的总督来到。这位中国人立刻摆出他那最显要的架子，庄严地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当这位总督走进客厅时，李鸿章从坐位上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去招呼他。我因为和他们两个人都很熟悉，所从未曾召腿。这位总督显然被李鸿章的傲慢态度所震惊，他于是首先让李鸿章明白他这位总督是王室宗亲。他来拜访李鸿章，仅只是出于对中国皇帝表示敬意。他不住地问候中国皇帝和太后的健康，而对于他的主人则并不表示关切，这照中国的习惯来讲是很侮辱的。
在李鸿章方面，他不住地询问这位总督的信仰。他解释说，中国人格遵孔子的教义，他反复地询问总督和他的人民所俯仰的宗教。总督声明他是一个回教徒，甚至将穆罕默德创始的宗教原理陈述了一番。会见完毕后，李鸿章陪同他的客人到他所乘的马车之前。当马车已经走动的时候，李鸿章大声向伴随总督的翻译员说：“请你向总督说，我忘记告诉他，方才他提到的穆罕默德曾经到过中国。中国人发觉他是一名罪犯，把他驱逐出境。他一定从那时才跑到总督的民族中间而创立了他的宗教。”这个攻击来得太突然，致使这位总督得住了，没有作任何反驳。李鸿章因为报复了这位总督对他的冒犯，于是很高兴地回到了他的客厅。
关于我们与中国订立秘密协定的消息，报纸上一点也没有泄漏。欧洲所知道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已经同意把中东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延续的铺设权让给华俄道胜银行。特许铺设权的协定是由财政部副大臣皮奥特·米哈依洛维奇·罗曼诺夫根据我的训合和中国驻俄公使协商之后拟出的。中国的驻俄公使兼任驻德使节，冬春两季他通常住在圣彼得堡，其余的季节里则驻在柏林。因为当时正值夏季，罗曼诺夫去到柏林，就在那里拟定了特许铺设权的条款。这个草案后来由缔约的两国政府批准了。我还记得当时欧洲谣传，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中国让与铁路铺设权的条款对于俄国是非常有利的。条约规定三十六年之后，中国有权赎回铁路，但是唤回的条件是极其苛刻的，以致于中国政府将来很不可能会实行赎回。到第三十七年开始，如果中国政府真想赎回的话，那么依照条文规定，估计要偿付铁路公司不下于七十亿卢布的一笔款。
李鸿章在和我作非正式的谈话时，曾一再说，他从俄国友人的地位劝我们不要再向西伯利亚大铁路路线从南进展。他要我确信，只要我们这方面向南有任何行动，很可能引起意外的大骚乱，对于中俄两国都会是一种灾难。他说，在中国内地，一般无知的民众把每一个白种人都看成敌人。李鸿章尽力劝告我，俄国必不可有任何侵略的企图。他的这种努力却实在是不必要的。尼古拉二世（虽然是无意地）曾用一个适当的等号“和平缔造者”称呼他的父亲。作为这位皇帝的忠实的良仆，我一向就是一个最忠诚的和平思想的倡导者。我相信基督教的教义在人类知道实行基督的主要训诫——人没有杀害别人的道义上的权利时才会发生效力。我提这件事，为了要表明李鸿章是一个多么杰出的头脑清醒”的政治家，而他在一般欧洲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半开化民族的代表。
在那一个时期，年轻的皇帝还怀着人类心灵中最善良的理性，所以我觉得无须把李鸿章的忠告转奏他。我确实知道，在与中国缔结秘密协定时皇帝完全是为和平打算的。
我想顺便说一说尼古拉二也向列强呼吁局部我军的缘起。1898年六、七月间，摩罗帕特金报告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说根据他所得到的情报，奥国将要增加并重新装备炮兵。因此我们的炮兵也需要重新装备，而这项事耗费巨大，因为那时我们的全体步兵也正在进行重新装备。为了这个缘故，陆军大臣就建议和奥国进行谈判，劝它放弃它的原来计划，附有这样的谅解，即我们也将不再增加或改进我们的炮兵的装备。穆拉维约夫征求我关于此事的意见。我表示，这个办法对于我们恐怕只有害处。这办法不会得到什么实际的效果，而只会将我们财政上的弱点暴露于全世界。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又向外交大臣详论正在发展中的军国主义所予世人的无穷祸患以及限制军备给予人类的福利。这些很平凡的想法对于这位纯朴的大臣却是新颖的，显然使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几天之后，外交大臣召集了一个会议，商讨向列强呼吁局部裁军和限制军费的问题。穆拉维约夫告诉我们说皇上赞成这项计划，并读了呼吁书的草稿。很自然地，库罗帕特金反对这个计划。我则与他相反，赞成这个计划，因为我赞成任何风和平方法解决国际纷争的策略。我指出，无论如何，这比起陆军大臣前此所提议的和奥国协商的计划来，是更为切合实际而且更不那么奇特。
呼吁书是在1898年八月十二日（公历二十四日）发出的。第二年在海牙举行了一次和平会议。有一决我和皇上谈论这件事。我祝贺他发起了建立世界和平这个伟大高尚的事业。但我同时也指出这个会议大概不会产生什么实际的结果。基督教信仰的神圣真理在约两千年前就由上帝之子宣告于世了，可是大多数的人对这些教训仍是漠然置之。要和平解决国际纠纷的理想实现，同样当在许多世纪从后了。五年从后，我们自己证明了我们关于裁军与和平的议论只不过是一些空谈罢了。
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的时期，我们又签订了一项与我们的远东政策有关的协定。我所指的是与日本签订的关于朝鲜的条约。这项条约认可了俄国在朝鲜的优势地位，并划定了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根据这个条约，我们可只有权派遣军事教官和几百名士兵驻在朝鲜。此外，由于这个协定，我们又得到可以左右朝鲜国家财政的权力。我们有权任命朝鲜皇帝的财政顾问，这顾问实际上就是朝鲜的财政大臣。对于日本，这个条约保障它在朝鲜享有工商业上一定的权利和特权。因此这个条约划分了日俄两国在独立的朝鲜（中日条约规定朝鲜为独立国）的势力范围。
中日战事之后，我们的太平洋舰队续有增加，海军部开始想找一个军港供我们的军舰使用，鉴于我国与日本的关系紧张，依靠日本的港口已不再是安全的了。1895年中国政府同意开放胶州湾供我们使用，但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港口不方便，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利用这项特权。
我们停泊军舰的港口问题一直未获解决，直到1897年下半年德国的一支武装部队竟在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南海岸的胶州湾登陆。这个消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不过外交大臣对德国的这个行动并不感到十分惊异。几天以后，德国的外交官们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说，不久前中国人杀了一名德籍传教土，德国船只进入这个港口是为了对中国人予以惩罚。但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惩罚竟然须用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运波一支相当大的武装部队登陆去占据整个港口。
中国政府得到了德军登陆的消息之后，就请求俄国派遣一支舰队到胶州湾去监视德国人的行动。我们驻北京的代办公使先得到了圣彼得堡的通知，说俄国军舰已派赴该中国港口，但第二天这个命会又撤销了。所从我们的代办公使在向李鸿章陈述这些经过时，说圣彼得堡与柏林之间一定正在谈判，谈判的结果，胶州湾的谈会将可获得迅速的消除。
外交大臣穆位维约夫伯爵想利用这个时机来为俄国海军搞到一个根据地。他认为，如果事态的发展趋向不利于中国，那么我们因为需要一个强固的海军根据地而占据中国领土的某一地点，就有正当的理由了。
十一月初，我和其他几位大民都接到穆拉维约夫伯爵所拟的一份备忘录。它指出德国人占据胶州湾给我们占领中国一个港口——特别是旅顺口或邻近的大连湾从一个好机会。不久我们又接到一个专为接受穆拉维约夫建议而召开的会议的通知。这会议由皇上亲自主持，参加者除备忘录的作者和我从外，还有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和海军大臣季尔托夫。
穆拉维约夫伯爵致词说，俄国在远东需要一个太平洋的港口，而目前正是占领，或者更确实一点说，夺取旅顺口或大连湾的时机。他指出这两个港口在战略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愤激地反对这个措施。我提醒在场请人，我们曾宣布过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并且凭借这项原则的力量迫使日本退出了包括旅顺和大连湾在内的辽东半岛。我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和中国缔结了一项秘密的防守同盟，因此负有防止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义务。我说，在这种情形下，夺取中国的港口就是极端的背信弃义和不守信用。即使抛开这些道德上的原则，而完全从我们自身的利金着想，这种办法也是极端危险的。我要求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们注意到我们正在中国领土上修筑一条铁路的这个事实，我们的行动会激起这个国家反对我们，这样就会危害修筑铁路的事业。而且，这些港口在占领之后，是不能不用铁路和铁路干线连接起来的，这种新路线的兴修又会引起其他纠纷而很可能招致灾难性的结果。
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坚定地支持穆拉维约夫伯爵。海军大民则认为朝鲜海岸的港口距大洋较近，比旅顺感大连湾更为有利。我的争论对于万诺夫斯基或穆拉维约夫丝毫没有影响，但皇帝显然为我对这个策划的激烈责难所感动，所从他没有批准占领计划。
几天之后，我朝见皇上。皇帝显然有点为难的样子对我说，“谢尔盖·尤利耶维奇，你知道，我已经决定占领旅顺和大连湾。我们的载运军队的船舰已经向该地进发。我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那次会议以后，外交大臣报告我说据他得来的消息，英国军舰已经在这两个港口外巡弋，如果我不占领，英国人就会去占领的。”穆拉维约夫的消息当然是捏造的，因为我后来从英国大使那里得到了证明。
这个消息使我非常不安。在离开御书房的时候，我遇见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亲王。他熟悉远东的发展情况，我对他说，“殿下，请记住这一天，这个致命的步骤将要招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向是上告辞之后径直去拜访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的参赞契尔斯基，请他向德国皇帝发一电报，说为了两国共同的利害起见，在惩罚了杀害传教士的凶犯之后，请他赶快从胶州湾撤兵。德皇的回复大致如下：“我从维特的话中看出来，他还不知道这件事的重要细节，所以我们不能听从他的劝告。”到后来我才发觉德皇所谓“重要细节”指的是什么。那就是，1897年夏季当他到彼得戈夫宫访问时，他已经强求尼古拉二世默许他占据胶州湾了。
1897年十二月上旬我们的一支舰队占据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如我上文所说，这一行动乃是外交大臣报告的结果，这个报告的大意是：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两个港口，英国人就会去占领。
因为我预料到皇帝所采取的这个行动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我没有退让而仍然主张从旅顺口撤兵。关于这件事我和外交大臣有几次剧烈的争辩。结果。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直到他死都是如此。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这位年轻的皇帝听信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的意见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人的意见符合他本人谋求杨威拓上的渴望。
穆拉维约夫伯爵训令我们驻北京的代理公使通知中国政府，说我们无意侵占中国的领土，我们占领旅顺口为的是保护中国，防范德国人侵略，何时德国人撤退我们就一定离开。所从最初中国人很放心，并供给我们的战舰所需要的煤。
这时，一批批工程人员开始到达满洲。到1898年三月，初步的勘测已经完成，民致可以拟定筑路的计划了。中东铁路的设计完全是为了文化的与和平的目的，但侵略主义的冒险家们把它变成了政治侵略的工具，包括违背条约，破坏我们自愿许下的诺言而且不顾别国的基本权益。
1898年元旦，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将军代替万诺夫斯基出任陆军大臣。我曾希望这位新任陆军大臣会采取我的政策而从旅顺口撤兵。结果我的希望成为泡影。为讨论对中国的要求问题在阿列克塞·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库罗帕特金将军完全反对我的意见。他说对中国的要求不但要包括割让旅顺和大连湾，而且连通常称为关东州的辽东半岛的那一部分也在内。他认为这在战略上是必要的。会议就本着这种侵略的精神，拟定了几项要求。其中规定中国把辽东半岛无偿地租借与俄国三十六年，而且允许俄国修筑一条连接旅顺、大连湾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路支线。
此后不久，鉴于我和政府的远东政策意见不合，我便奏请罢免我的大臣职务。是上却不答应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说他对于我做财政大臣的才能非常倚重，他个人对我的功绩评价很高。至于占领中国港口的事，则已为既成事实，难以挽回，其是非得失，来日自会证明。同时皇帝还要求我辅助他去实现他新近制定的远东政策。
中国政府很不愿答应我们的要求。摄政的太后和年轻的中国皇帝已到北京近郊的颐和园去了。她受了英日两国外交官的影响，坚决不肯割让任何地方。我鉴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与中国不能达成协议，很可能引起流血的战争，我于是给我部驻北京的办事员发了一个电报，教他去见李鸿章和另外一个大臣张荫桓，就说我劝他们与我们达成协议。我并训合办事员馈赠两位大臣以各值五十万卢布和二十五万卢布的贵重礼品。这是我在与中国人办交涉中，第一次借助于行贿。
这时我们的一批战舰停泊在旅顺口外，预备采取行动，这两位大臣也多半是受了这个事实的影响，去朝见太后，想劝她让步。太后终于答应签署协定。这对于我们的是上是一件意外的决事。1898年三月十五日，李鸿章和张荫桓为一方，我们的代理公使为另一方在协定上签了字。这件事违反了我们和中华帝国间的传统关系。我记得有一次和德国大使拉多林公爵谈起我们占据旅顺口的事，我形容我们的政策是“惹祸的儿戏”。这是一个致命的步骤，
终于引起了不幸的日俄战争和继之而起的革命。另一方面，中华帝国也渐趋衰落，从目前正在进行的内战中，将来一定会产生一个共和国。中华帝国的衰亡将引起远东的一次动乱，而且在未来的许多年内，人们都将感受到这个动乱的影响。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