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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辩

对比“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一个是“中体西用”，另一个是“和魂洋才”，两者都是实用主义口号，仅在字面上找差别是很不够的。如果从两个运动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教育基础，实施过程进行分析，进一步辩析“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也许有些新的收获。本文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1． 社会文化背景比较
进入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幕府（指德川幕府1603—1867年）是封建专制王朝。在幕府统治下，幕府将军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没有实权，仅具有传统的精神权威。除将军的直属领地外，幕府又把全国将近3／4的土地分给二百几十个“大名”。“大名”割据一方，其领地称为“藩国”。以幕府将军为首的大小封建领主，为了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年贡，千方百计把农民束缚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村。经济上落后闭塞，政治上封建割据，这是德川幕府体制的主要特征。对外交流方面，德川幕府从1603年起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从此，岛国日本对世界垂下了“锁国”帷幕长达二百余年。
“锁国”政府的精神支柱是“华夷”思想。自名“神州”，“皇国”，除了崇拜中国之外，视异国为“夷狄”，“黠虏”。而这种“华夷”思想本是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即所谓“夷不乱华”，“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德川幕府把儒家的朱子说作为官方哲学，“华夷”思想成了其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
然而，“锁国”并不是绝对的。官方允许长崎作为一个通航的港口，与中国、荷兰商人来往，1811年，德川幕府在天文台内设置专门的翻译机构，把西方书籍译为日语，内容十分广泛，是规模最大的教授和研究西学的机构。另外，先进的日本知识分子透过“锁国”的厚重帷幕，利用一切缝隙吮吸西方传来的新风。特别是由荷兰传来的西方文化，得到了较大的传播。前野良泽（1723—1803年）与杉田玄白（1733—1817年）从荷兰语翻译人体解剖学着作《解体新书》（1744年）标志兰学在日本形成。此后，他的弟子大槻玄泽（1757—1827年）创立了日本最早的兰学垫芝兰堂。到19世纪初，兰学已在江户，京都，大阪，名古屋和长崎等城市的部分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兰学的代表人物有司马江汉（1747—1818年），林子平（1738—1793年），本多利明（1743一1820年），渡边华山（1793一1841年）和高野长英（1804—1850年）等。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没有局限于西方各国的科学技术，而且朦胧地认识到西方社会制度的先进性。本多利明认为：“国土之贫富皆在于制度与教示。”<转引自王家骅《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日本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他认为英国虽然处孤岛，气侯寒冷，物产贫乏，但终于能成为强国，其原因即在于有大力发展生产与推进海外贸易的劝业制度与海洋涉渡制度。对西方文明的新认识，使他们对“华夷”观念和中国崇拜发生了疑问。
与兰学对立的是十九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后期水户学，它是日本儒学的一个支派。这个学派的中心人物是水户藩九代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年）。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日本人首先感到沙俄南下的威胁。此后，英国商船也出没日本海。仅在1822—1824年间，就有十余艘外国接近水户藩沿岸，这都加剧了水户学者的危机感。他以形容日本当时的处境是“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认为“天下之忧，孰甚于此？”然而这种危机感，并没有使他们象兰学学者那样放眼海外，放弃卑鄙的锁国主义，也没有促使他们提出现实的民族防卫主张。
随着外来势力的不断侵入，日本知识界对后期水户学的西洋观和锁国攘外论投以怀疑，进而力图探求克服民族危机的新对策。1853年美国巨艘大炮威逼国门，强迫日本“开国”之后，他们的探求就更有紧迫感和现实意义了。
松代藩士佐久间象曾经是笃信的朱子学者，对后期水户学也深怀敬意。但事实使他认识到清朝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唯知本国之善，视外国为贱物，侮为夷狄蛮貊，而不知彼之熟练于事实，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日本思想大系55》第284页>这表明他已看到了中国失败的症结，认识到欧美在技术上的先进地位，开始批判“华夷”观念。深受福井藩主信任的藩医桥本左内也达到了同样的认识，他批评视外人为“夷狄”的人，认为他们是“迂人”，“俗客”。
但是，佐久间象山和桥本左内等主张摄取西方技术，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按照西方的面貌来改造日本社会。佐久间象山曾说：“台众国之政法，如何之善，于本邦则难于实行。”<转引自王家骅《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日本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他于1854年写成《省諐录》，把这种思想凝炼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这里所说的“道德”包括“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东洋道德”就是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指导的封建政治和伦理体系．桥本左内也在1857年提出了大体相同的主张，“仁义之道，忠孝之教由吾开，器技之工，艺术之精取于彼。”桥本左内还认为学习西方技术的目的在于“补助我义理纯明之学。”西方技术仍不过是在民族危机威胁下，维护“东洋道德”的纯洁性、维护封建制度的手段。
中国在洋务运动之前，是封建制度相当完善的国家。虽然有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力量与封建势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由于长期儒学统治，“华夷”思想根深蒂固。对外关系上，早在15世纪初，郑和就七次航海下西洋．航海的目的却与葡萄牙人达·伽马和意大利人哥伦布，为了地理新发现，开僻新航道的目的不同。郑和航海主要是明朝统治者张扬国威。明末和清初的几代皇帝，对外来的传教士和器械也比较器重。但在1723年，雍正皇帝下令把西方传教士赶出中国，从此，西方各种科学技术的传入陷于停顿，这种状况延续了一百多年。
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体现在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开明的官僚对外来势力态度的改变。
在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1839年9月向皇帝报告自己的观察结论时说：“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1840年2月，林则徐接得英船12艘将开抵广东洋面的禀报时，不仅斥之为“谎言”，而且认为：“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远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劳，岂能不制其死命？”自大之词，所反映的主要不是无知，而是卑视对手的心态。这种心态恰恰是久受“以夏变夷”传统思想熏陶的士大夫们的普遍心理。”<沈谓滨《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江海学刊》1990年第五期>
鸦片战争后，人们迫切需要的主要是认识西方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技术，军工生产的知识。故战后出现的为数不多的介绍西方的着作中、主要集中在世界地理，造船制炮的军事技术方面。据统计，从林则徐1841年编译的《四洲志》起。到1861年，中国人写了22部有关世界地理的着作。这些着作以地理为主，旁及人文历史、政情风俗。传统的“无下观”开始突破，人们可以站在更宽广的空间来认识中国和世界了。尽管他们面前的世界还很不清晰，观察也还肤浅，但却标志着中国人自此冲出了塞目闭目的浑沌状态。
魏源在《海国图志》强调学习西洋器械之余，还有一段很精采的议论：“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洋之民。”这就已经把“师夷长技”引向一个更为宽阔的天地，与“风气”的开化，“智慧”的增长联系在一起。冯桂芬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第一次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点。但对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当时文化教育极不发达的时代，许多观点仅表现为个人的思想火花。
应该指出的是，“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都缺乏对西方文明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但是，日本的这一思想渊源是“和魂汉才”，“和魂洋才”体现了对外来文明的积极态度。而“中体西用”则是在外来势力逼迫下作出的消极反应。
2． 教育方面的比较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是对外来文明总的态度，体现在教育方面尤为显着。洋务派与日本维新派在教育方面都花了较大的力气，然而，起点不同，具体的政策不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相差很大。
教育在日本一直受到重视。整个德川时代，学者与教育行以人员曾经相当广泛地讨论教育问题。不仅重视武士教育，而且对平民教育也大力发展。”德川时代末年，江户及其附近约有寺孰1200所，全国总数约为15500所。就平民来说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寺孰。”当时武士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就平民而论，一般认为男子有40—50％识字，妇女有15％识字或受过正式教育。”<（日）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这就为明治维新教育的迅速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867年，日本天皇睦仁推翻了德川幕府，即位初就发动维新运动。维新运动的具体策略是“教育立国”，在此基础上“雷国强兵”，“殖产兴业”，从而达到“文明开化”。1868年4日颁布《五条誓文》，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1868年10月改年号为明治。明治政府的紧迫任务是用西方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制度代替封建制度，以便能够跟西方竞争。1871年度除藩属制度，设立县制，同年政府下令废除藩校，并成立了文部省来管理全国的学校。
文部省最先一项任务是制定全国教育计划。最早的一份政府综合法是1872年的《教育基本法》它仿效法国学制的摸式。在文部省领导下，全国分为8个学区，每个区设立一所大学，再分为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设一所中学，再分为210个小学区，每个小学区设一所小学。同年文部省办了东京师范学校，该校是在美国教育家斯科特领导下采用新的课程内容与方法来培训教师。三年后，各省设立了6所省立师范学校，地方政府设立了82个师资训练中心。
“《教育法》施行了十年的时侯，日本有小学29081所，中等学校194所，高等学校21所，大学1所。小学的数量几乎与今天的相等。”<（日）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在此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调整。1879年颁布了《教育令》，放弃了法国式的教育，开始倾向于采用美国式的教育制度。1880年部分修改了《教育令》，1885年进一步修改了《教育令》。这也表之了日本教育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历程。
西化压倒一切的时期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来结束。此后、政府制定和慎审地执行“西方技术与东方道德”分离的政策。国家的教育政策重新肯定传统的国学与儒教学校。西方派慢慢同民族主义思想一致。只是在技术及其实践的范围内进行教育的西化，包括课程结构、教学方法与学校组织等。教育的“道德”项的由传统的民族哲学来审慎地阐述，这在1890年的《天皇教育诏谕》中详尽地说明了。
《诏谕》是由元田永孚（皇官的一位儒学育官）与井上毅（国家的一位西学派法官）两人合作写成的。它用明治天皇的名义公布。根据民族主义——儒学的准则说明教育的目的．它强调国家的荣誉与儒家忠君、孝亲与服从长辈的道德概念，并且把这些规定列为神圣的国民道德教条。这些教条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失去作用。因此，尽管国民的物质生活方面几乎全盘西方化，日本教育却没有被“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一类概念渗透进去。
由此可得出，日本教育比较忠实地执行“和魂洋才”，它的起点高，规模大，学科全、学校类别多，真正做到了教育立国，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中国，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已有一部分人学习洋务。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就曾请美国的传教士罗孝全做外务方面的工作。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治国计划中、更重视这一点。但在鸦片战争时期，这别思想只是一种萌芽，没有获得当权者的支持。太平天国时期，也只限于理论上的说明，没有做出什么实际的努力。只是在洋务运动时期，这种思想才渐渐成为一种潮流，发展为一个规模宏大的运动，使人耳目一新。
中国的洋务派比较重视教育的。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洋学堂大体上有四种类型。即外语学堂、军事学堂，技术学堂和综合性学堂。这些学堂是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课程要求比较高。如京师同文馆、学习年限为8年，“馆中肄习洋文四种，即英、法、俄、德四国文字也。其习英文者，能籍之以及诸课，而始终无阻；其余三国文字虽熟习之、间须籍汉文以及算格诸学。”<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长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强调英文为主。1866年以后，增开了自然科学课程。学生成绩考核，月有月考，季有季考，年有岁考，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按成绩奖授功名。毕业学生大半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以及选派出国留学。这些学堂的师资大部分是聘请外国教习。从整个中国教育发展史的过程来看，洋务教育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有不少改进。对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西方史地，国情知识，对培养我国早期的科技人才、师资队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等，设置了翻译机构，翻译和介绍西书。京师同文馆翻译的西书，在30年间达200部之多，这对扩大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阔中国人的眼界，起了重大作用。
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是洋务教育的重要步骤。经过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人的努力，1872年8月，由容闳带领詹天佑、梁敦彦、容尚谦等3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嗣后连续三年。每年也选派30名，共计120名幼童安排在美国人家里，从小学学起，准备用15年时间学成回国。这项工作，开了官方派遣留学生的先河，其他各地洋务派也仿效。但是，这项工作受到顽固派的重重阻挠。1881年清政府下令将留美学生停学，撤回。在这些留美生中，只有詹天佑为社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标志洋务运动破产，国势日危。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于1896年派唐宝锷等13人去日本留学，此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日）实藤患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1页>1898年起，清政府明令由各省选派青年学生去日本留学，作为一项固定的国策。至于创办新学堂则到1902年才开始，科举制度直到1905年才明令取消。
中国当时教育的情况，可从郑观应的奏折中反映出来。“据日报云，现计其能当管驾轮船机器武备员者，每业约有数千人，通化学矿学制造机器者，每业亦有数百人，我中国人民土地十倍于日本，而所设西学堂所育人材，尚未及其半，恐他日海军有事，人材不足耳。”<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91页>办学效果方面，“西人谓华人所学西法，皆浅尝辄止，有名无实。盖总其事者，不精其学，未识师技优劣，课艺高下，往往为人蒙昧，所以学生每况愈下，不如人。”<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97页>
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文化与儒家文化是否水火不相容呢？每每探讨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总要把儒学搬出来，鞭尸三百。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过程中，坚持儒学传统文化，它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却发展了。由此可见，最起码，东方传统文化并不阻碍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待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呢？胡适认为：“并没有一个种族或文化‘只容纳由直觉得来的概念’”“也没有一个文化天然‘阻止发展西方式的科学’”。<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问题在于中国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把无穷的智力都用在科场上，这种社会机制使儒学文化丧失了其创造性。实藤惠秀在探讨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时指出：“西洋人到中国比日本为早，对于引入西洋文化，中国亦比日本有利，为甚么中国在近代化事业上反而比日本落后呢？探其原因，中国人恒认为中国具有卓越文化，西洋人亦因此而来中国，故不赏识西洋的近代化。”<（日）实藤患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10页>他讲到一句很有见地的话，甚于历代统治者都认为古老的文化“它已兼备万物，故不必创造和发展、只须记诵熟习就够了。注重背诵默记的教育因而诞生。官吏就是信奉儒教而协助皇帝统治的人”。<（日）实藤患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12页>然而，“不必创造和发展”并不是儒学的本来面目，它只是在那种“注重背诵默记的教育”科举制度下，窒息了其创造性。
3．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过程比较
在思想启蒙方面，按照《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的说法，明治时期流行的重要西方学派分为三派。即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英吉利派之功利主义”，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法兰西派之自由主义”，以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德意志派之国家主义”。
福泽谕吉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着译很多，其中《西洋事情》、《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影响最大。除了译书着书，他还创办了庆应义塾，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从《福泽谕吉自传》中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教育思想。在小标题为“教育方针以数理和独立为本”中讲到，智育方面“我的教育主张是着重于自然原则，而以数理和独立两方面为其根本。”道德方面“我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假如自尊自重，就不会做卑鄙之事，也不会使品行失常”。他对比了东西方进步的差异。认为“拿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方文明主义相比，那么东方所缺少的东西有两点：即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因此“不会使我国做到真正开放而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部馆1980年版第179—180页>福泽还进一步揭示了专制度是阻碍日本进步根源。他指出：“自神武天皇以来，国家权力偏重王室。”“源，平二氏兴起后，天下权力又归于武门。”“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国民不重视自己的地位。<（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2页>福泽虽然是民间学者，但他对日本思想的启蒙的贡献是巨大的。
英国功利主义代表约翰·穆尔在明治初期是日本最受欢迎的西方思想家。由中村正直翻译的《自由之路》（1871年），在日本知识青年中曾经几乎是人手一册。
法国自由主义代表卢棱，他的《民约论》在日本有多种译本。其中最着名的是中江兆民附加注解的《民约译解》，此书于1812年出版，中江也因此获得“东洋卢梭”的美称。关于德国国家主义代表伯伦知理的学说，加藤弘之成为在日本传播德国国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中国洋务运动在思想启蒙方面明显落后。1876年清政府派出赴英、法的第一个使臣郭嵩焘写了一本《使西记程》，备述西欧国家的政治，教育，技艺和民俗，寄回总理衙门付印，却遭到保守官僚的攻击和毁版。
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社会力量来看，“洋务运动”主要是皇室的少数人和恭亲王奕祈等人以及地方上有实力的上层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他们虽然比顽固派看得更远，但毕竟受到其阶级局限。“洋务运动”没有群众基础，只是一个从上至下的单方向变革。“明治维新”的参与者，上至天皇睦仁以及明治政府的官僚，下至下级武士。这些武士中有一支是当时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理财家，外交家，有的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科学家，工业家、企业家。象伊藤博文自许的那样，作为明治国家的“庙堂栋梁材”。
分别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作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其目的都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对内加强统治，然而，具体的实施步骤却不相同。
“幕府领地完全落入政府手中，德川幕府被推翻，日本人民向完成员族统一和消灭封建制度跃进了第一大步。”<（日）井上请、铃木社田《日本近代史》，商务印馆1972版第66页>在此之后，国内的各项制度有了很大的变化，采取奉还版藉，收回民族权利，废藩置县，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废止封建俸禄，改革土地制度，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等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没有使日本成为民主国家。但是，由于这个改革，完成了全国统一，使日本人民团结为统一的民族。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使日本成为当时亚洲唯一能从欧美半殖民地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这个改革，不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它有力地促使日本从封建制度转化为资本主义。
明治政府具体的策略是“教育立国”的基础上，“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从而实现“文明开化”。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原始积累政策。日本原始积累的三大杠杆是：（1）地税为中心的农业改革，赋税制度改革；（2）以整理俸禄为心的国债制度，通货膨胀和货币紧缩等财政政策；（3）以“殖产兴业”为中心的制造，扶植资本主义企业的保护政策。这样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调用国库资金来加紧推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并大力扶植和保护资本主义的成长。
另外，明治政府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和对朝鲜、中国的殖民掠夺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内容。
中国进入洋务运动之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清政府的敌对力量。清政府借助列强的力量，消灭农民革命力量，达到更加牢固的封建统治。“洋务运动”的目标是“自强”，“求富”。“自强”首先在于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其次在于购买洋枪洋炮和船只，第三，在于练兵制器。“求富”首先是振兴商务，其次是开办企业，第三是在垄断经济。
牟安世指出：为期35年的洋务运动，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主要阶段，一、建立军事工业阶段；二、围绕军事工业建立其他企业阶段；三、北洋海军成军和建立炼铁厂的阶段。<牟安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可以看出，洋务运动也采取了扶植工业，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但是，这种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比，“日本是一个海洋性国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诸藩（封建诸候）的‘藏元’（财政经理），‘诸仲间’（各种商业集团），‘间屋’（批发商）和‘迥船’（定期航线，并带有保险业务）等等组织。政策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商业组织和商业资本主义却早已在继续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象是突过时代的改革，实际则是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初具的低层机构上去。”<（美）黄仁宇《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1986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430页>
（资料来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