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历史的正面贯通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历史的正面贯通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国历史的正面贯通
从事学术研究以来，我在发表的文字中却没有使用坊间通行的一些概念，如“封建社会”（包括“奴隶社会”、“自然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等等。这是为什么呢？当然，也有朋友认为那不过是些方便的名称或符号，不需要那么认真。我又为何不能同意呢？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学术和它的概念大多是从外国趸来。比如人们常说的“封建社会”（即欧洲历史上的 Feudal System），是一百年前由日本学者把它“翻译”为这么一个词汇，[1] 如同大多数的新名词一样介绍到中国，并为中国学界所接受的。当时看来，欧洲的这段历史与中国的周朝非常相象，如封邦建国、诸侯分立等，于是就使用了中国原有的名词“封建”。但中国自秦代即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时在公元前三世纪初，而欧洲直到公元十世纪以后才进入“中世纪”。就此而论，欧洲文明的这一发展进程，可能只是在时间上是较为“落后”，而并无其他的不同；也可以说，以欧洲作为其他文明乃至世界历史的标尺，从这一点就是说不通的。
日本的新名词传入中国之后，“封建社会”的概念在中国史的运用上，更包容甚至专指了秦汉以后直至明清时期这一大段的历史，这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从政治上讲，欧洲的 Feudal Syetem 的基本精神是分权、分层和分立的，而中国则是统一和集权的，从社会经济上讲，欧洲以庄园制为典型形态，农奴生产、自然经济，这也与秦汉以来的中国大为不同。
因此，从历史发生的角度和概念的内涵来说，欧洲的 Feudal System 与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秦汉到明清的二千年），并不是能够等同的东西。把它们硬拉在一起，是在同一的名词下作两套解释，凭空增加了许多的误解和混乱。这种把“写历史的大前提弄错了”的做法，[2] 我们治中国史和中国学的学者，实有必要主动地予以纠正。
当然，在今天要寻找一个可以代替“封建社会”，又同时像它那样涵义丰富而简明扼要的辞汇，恐怕是不容易的；在今日学术思想的发展下，可能也是不需要的。或许也可以如同某些学者建议的那样，在相应的地方，暂时使用“传统社会”或“传统农业社会”一类的概念。不过，它的使用，对前者也不应是一种简单的替代，而毋宁说它更着重于“农耕畜牧”与以前的“狩猎采集”和后面的“工业社会”这种大的阶段划分；从而把所谓“奴隶制”与“封建制”这两个段落都包括在内（而不把它们的区分看得比前者更为重要）。[3] 这样，它就具有较大的涵盖面，可以应用到世界各个文明，从而具有较大的使用价值，有利于学术的进一步探讨。
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说欧洲中世纪始于公元十一世纪，其后才进入“封建社会”，那么欧洲的“封建社会”为时就相当短暂，中国或其他一些文明的相应时期则显得“太长”；但从“传统农业文明”的角度来看，这一情形便大为不同，这一历史阶段在欧洲也就不是那么“短暂”，而中国则无特殊可言，又何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可惜这样的问题竟困扰了中国的几代学者，以至近年以来仍不断有人打算继续寻找这问题的答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问题更新的重要意义，也可以重新看到各文明历史间的一致之处。
所谓“进步”或“落后”本是历史概念，既非常居之道，也无意存褒贬。长期以来，欧洲传统农业的发展水平即“落后”于中国及其他一些文明。例如，欧洲农村有大量的公地弃而不耕，所耕“敞田”三年一休，并按均等原则被分为零散的小块，种植什么、如何耕作在全教区同一，每年只种一季，因此它被称为一种不经济的，“让部分土地荒芜，又尽可能恶劣地耕种其余”的方式。[4] 这种制度，缺少农民经营选择的自由，缺乏市场机制和商业精神，生产效率之低下更是不在话下。然而，正是在这个“落后”的欧洲，却发展出了工业革命。这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是欧洲天生“优越”，即使“一时落后”，却已种下“资本主义”的种子，而传统中国一类国家即令“长期先进”，也不可能解决近代化的难题？——在这一问题上，真是充满了误解和似是而非的提问。
在许多抱有这种态度的学者看来，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如果和欧洲有什么不同，那么就是“不对头”，至少是有了问题，或是叫做“不典型”，或称之为“怪胎”；所以在提问时，也总是问中国（在这里我们是以中国为例）为什么“没有”或“未能”这样那样；在发展的形式上也是以外在的标尺或模式来衡量。可以说，我们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比附”而来的。[5]
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提问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或“不能”怎样，而很少考虑到这样提问本身存在什么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为什么未能自行走入资本主义”？这和我们常说的“正面观察”是很不一样的，或许可称之为“反向提问”。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类提问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很容易导向错误的结果。为什么呢？这就是当我们问为何“没有”或是“未能”之时，无意中在我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对应的比较物，这就是那个“有”或“能”，一个“成功”的先例。这是什么呢？自然就是欧洲的历史。这样我们就不是“在中国发现历史”，[6] 而仍不免于堕入“欧洲中心论”的巢臼。因此有学者指出∶“写中国历史，尤其对付传统中国，不应当先带批评态度，因为那样也有一种要求历史‘应当如是发生’的成见，我们务必先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7] 另有学者则直接提出“反面问题”提问之不当。认为这种做法在某些有限的提问或测试性的假设上可能是有用的，却无助于了解该社会的特质；因而主张“从中国本身的角度，而非作为西方经验的反面事例来分析”中国。[8]
中国和西欧在“工业化”上的不同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为进行比较，一些学者回过头来，追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历史，并“发现”和挑出若干“导向”近代社会的线索，再把它们“逻辑”地连贯起来，得出一套可称为“萌芽史观”的历史观点。然后把它运用于中国，即从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特意挑出一部分（同时把自认为不相关的丢在一边），如“商品经济”、“手工工场”及“包买商制”等等，做为“萌芽史观”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同时认为，有其一，必有其二、其三，或有其二，必有其一等等，编织和建立起整个体系。这一套方法之中有许多问题都值得商榷。
问题可能还有，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论”或“萌芽史观”是否符合它的原形即欧洲工业革命的历史？欧洲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历史，是否就这样地“合乎逻辑”？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从方法论上讲，这种反向观察（追溯或逆推）、专挑“有利”的“导向”因素，及线性因果论的观点，会包含多大的“回溯性差异”和方法错误？[9] 那种因素说、阶段论与量变质变相接合的进化论的发展观，又是否可以做为“放之四海”的真理，运用于任何历史发展问题之上？
什么叫做“回溯性差异”？我们可以参考弗洛伊德的如下论述，他说∶“只要我们从事件的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往回追溯，就能发现一条连续相继的锁链。于是我们以为已经得到了十分满意的，甚至是详尽无疑的彻底认识。但是，只要我们掉过头来，通过分析找出这一发展的开端，再循着开端去追踪出最后的结果，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印象，即认为这些事件发生的顺序是不可逆转的、必然的。……”[10] 这一段话即指出了倒看（回溯）与正看（按历史顺序）的不同，而我们许多史学理论的建立正是这种“倒看”的结果，特别当人们对这点还缺乏自觉的时候。
“萌芽史观”的再一个问题，估可以称为“IF（假如）理论”。[11] 即是认为，一个国家（如中国）的历史，假如在某个关口或事件上“处理得当”，也许早就“行了”。例如有人以为明比清好，若能一直延续下来，或李自成能坐稳江山，将会如何如何；还有人认为，如果历史上中国没有那么多的人口，或是给后人留出大片的未垦耕地，便会如何如何；在我们讨论的十八世纪，也有人认为，假如能多开辟几个通商口岸，或马戛尔尼来华时与之建立起近代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又会如何如何，……其中一部分，是要改变根本无从更改的历史事实（如人口和耕地），因而势必牵涉到历史格局的整体变化。另外一部分，则需要一系列的“IF”，以便在特意假设出的“史实”与“逻辑推论”的结局之间，起到一个必要的连接作用。但是，它忽略了在假设的第一个“IF”产生变局之后，对应的所有相关方面，即时都可能发生变化，而且不一定是单向发展，这样怎能再一步步地假设下去？因此，“IF理论”只能求助于一个不变的系列，这就不免会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方法。同时，这种单个“假设”、“求证”的做法，也就难免会出现以个别代替全局，或把资本主义大体系搞得支离破碎的危险。这正是过去“萌芽”研究备受批评的一点（如大量研究都是只关心劳动形态和雇工经营一类的问题）。
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还存在一种认为可以不依赖国际环境而能在一国之内单独实现工业革命的想法，也是很成问题。拿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来说，它的先进行业（如棉织业）就是依托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间的竞争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英国的工业革命便不可想象。此外，英国乃至欧洲文明都吸取了包括科技和各种知识在内的若干其他文明的成果，它的发展成功，也并非像“独自”说那样的简单。
在工业革命的问题上，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工业文明的产生和农业文明大不一样。农业文明是从不同地点发生，然后慢慢推广开来；工业文明的产生却显得条件严苛得多，因而在历史上，它是从一点出发，然后较迅速地推向全球，并把未工业化国家也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而且，这种体系一经出现，再谈其他国家的“独立发生”也就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这时各国所面临的，已不是什么“独立发生”（因为已有了成功的先例），也不再是什么“自行进入”（因为有着迅速的国际传播），而只是如何“追随”和“学习”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反复地追问某一国家“为何未能自行进入资本主义”，或一再去谈论“如果没有外国影响”云云，既于时事无补，也易把史学引入歧途；而且，我们又如何为之凭空设计一整套的偶合机制呢？[12]
以工业文明的产生而论，事实上，在西欧这一唯一“自行发展”成功的个例中，其发展并不是那么“顺序”，而是反乎传统社会之常的，并且是具有许多甚至远非人力所及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适逢其时地集合在一起，才形成这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结构性突变的。[13] 这件事的不同寻常，还有待人们去进一步认识。
由此看来，这里我们所面对的，实质上是如何认识世界历史上工业文明或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同时也是重新把握历史观的问题。就资本主义的产生来说，我们看到，当一个国家有一些所谓“萌芽”存在时（例如中国的明清时期），并不一定就会发生“资本主义”；而有一些地方并无“萌芽”可言（如英国的棉纺织业），却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所以，即令认为“萌芽”以及“手工工场”等等的存在，理论上是“资本主义”的必要前提，但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有“萌芽”也好，无“萌芽”也罢，对于那一国家的工业化来说，都没有多大的关系，更不用说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了。
在这里我们也可看到，在中国史研究中的“萌芽”概念，既不明确，使用又复任意。如提法上从商品经济产生到手工工场出现，无一不可称为“萌芽”，而不计其差异；在时间上从先秦直到明清，无不存在“萌芽”，跨度足有二千年之久。因此我以为，以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实在是大可不必。在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新建设中国史学的情况下，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楚。之所以这样讲，还有一个原因，即是从学术角度说，“萌芽”研究即令再有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中国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并非是研究和回答整体的经济发展问题。以“萌芽史观”主导中国经济历史（特别是近五百年）研究的结果，就是在研究课题中遗留了太多的空白，以及制造了许多的理论“误区”；试看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关头，在那些古今相关的重大问题之中，有几个是“萌芽论”能够解决的，又有多少是它根本无以回答的？
从“萌芽史观”的典型提问∶“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来说，它即不是站在现实的立场，研究处于当时当地的中国，应作如何切实的努力；而是不顾国际间已产生工业化的带头国家，并已开始影响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事实，在观念上仍坚持中国有一个所谓没有外力作用的、独立发生的同时也是缓慢前进的可能发展道路，并为此制造一系列的假设或一个假设的系列。这样做的结果，中国的历史便不只是一部“没落史”，更成为一部假历史、死历史，自置于这样一种写“假历史”的地位，自然就会可悲地与“活生生的历史”、与当代问题和当代建设失去了共鸣和思想联系，与重大的时代问题脱节。[14] 而且，它助长了一种不健康的哀怨的情调，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的心态。这真是一个可悲的事实。
实际上，历史上的中国可能既不是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阶段之上，也并非只能有一个“农业社会”的发展前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两者间是否存在着截然可分的界限，以及何谓“传统”、何谓“现代”，何谓“资本主义”，也都是学界正在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因而对于中国一类国家或文明的历史来说，无论是简单地套用“封建主义”，或用“资本主义”的概念来衡量，恐怕都是不确切的，或难以说明问题的。为此，实有必要创造一个“中国学”，以及相应的一套名辞概念。
近年以来还有一种“中国绝不能自行走入资本主义”的论点，曾经时兴一时，也很值得商榷。这种观点在思想上忽略了，世间的事务可能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它在方法上采用的因果性观念，由于主张一种无例外的普遍性和一种“如果—那么一定”的关系，也可能并不是较好的和唯一的解释。
再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文化的进化是有不同形式的。如在文化调整或适应过程中，会出现一种“专化”的趋向，也可称为“稳定性原则”；它所具有的持续性、“生存力”或“惯力”，会使文化向某一方向做单方面的发展，而排除向其他方向变化的可能。实际上，也没有一种文化可以或有必要囊括适应变异的更多种类和全部优点。因此，进化或是“专化”的出现便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同时，“进化潜势法则”又表明，一个文化在既定的进化等级中（即在“特殊进化”中）愈是专化和适应，那么，其走向更高等级（就“一般进化”而言）的潜势就愈小。也就是说，特殊进化过程与一般的进化潜势是一种逆反的关系。因而相比之下，一种不大专化的、发展程度较低的、非规则、非连续、非线性的间断性的文化发展，可能具有较大的“进化潜势”，而可能“后来居上”。例如西欧的文化即具有如上的若干特点，因而较易抓住各种机会和偶然因素，实现飞跃、突变或“变异”。[15] 相反，像中国一类高度“专化”的文明，发生这种重大的“变异”则相当困难。
由此可见，在历史研究中许多所谓“能否”一类的疑问，其实不过是“难易”的问题而已。任何绝对化的观点，在这里恐怕都是不妥当的。
不错，在中国近几百年历史中确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它也并非那么“一无是处”或“净走错路”。至少在我看来，它就展现了一种不同的面貌，表现出一个合理的发展过程，并与百余年来现代化事业的开展有着某种正面的接续关系。例如，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从未达到二亿，这与以后的四亿（或四亿以上）还有相当的距离；再如中国的耕地面积，根据官方统计来看，清代以前约有七亿亩左右，清代末年达到十二至十四亿亩之谱，无论对这套数据怎样看待，可以肯定，华中、西南和东北的大片土地主要是在清代才得以大力开垦的，以前尚留有很大的“余地”；还有，农业生产上许多高水平技术，如精耕细作、水利兴修以及新作物品种的推广普及，也是发生在清代十八世纪以后，而在经济关系上，那种跨省区互相交流的经济格局，更是到清代才得以实现，在以前则并不能；最后，可能正是在清代，中国经济超越了基本食用品的生产阶段，而开始进入一个以工业制成品和非生活必需品生产为先导的更高的梯层。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有规律，有条理、有次序、有步骤，一步步由低向高的合理的发展过程。对于这样一种发展，又怎么能说是“长期延续”或“宿疾重重”、只走“错路”呢？
在现代考古学的观点看来，中国文化不仅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其起源既早，传播范围又广，并始终保持了一条绵绵不绝的文化线索，尤为世界文明所仅见。它在传统农业文明中所达到的成就，更是无可比拟。[16] 因此，中国足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典型类型。我们不应以中国近代的“落后”而否定它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成就；也不应因为某种先入之见，就对它的现代转化只作片面的观察。
举例来说，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中的许多特点，如农业的家庭经营，土地的私有及租佃制度，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较多自由，遍布各地的市集系统和市场制度，以及商品性的生产经营等等，如果与欧洲农业文明的相应制度对比，则无不显现出其经济有效和巨大的优越性。但长期以来，这些因素多被斥为“封建”、“落后”、“反动”，而遭致全盘的否定。然而，它们与“现代化”之间真是截然对立、毫不相容的么？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实际的而不是虚设的历史贯通起来，并把观察的尺度放得足够长远，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些制度的现代意义。例如，纵观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便可看到，正是这些“传统因素”的复兴和发扬，支撑了今日的农村改革；同时，各地区经济活泼发展的结果，再度导入了区域间的优势交换，其基本格局，除现代大工业和城市兴起所引起的某些改变外，与清代相比，并无多大的改变，[17] ……这些重要的史实，事实上已经重新把“古”与“今”、把“传统”与“现代”贯通起来。在这里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正确的历史态度和历史方法，以便不但能面对历史，也能更好地面对中国的当代问题，——这难道不是我们历史学者应负的社会责任？[18]
（资料来源：《活着的传统——18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北大出版社2005年。）
[1] 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自序”；最早为我指出这点的是罗元贞教授，山西大学，1974年。
[2] 黄仁宇：“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知识分子》，3：1（1986年秋季），页39。
[3] 参见吴欣（李零）：“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3：4（1987年夏季号），页118；又见北京青年史学研究组：《讨论纪要》之一，1986年1月，未刊。
[4] 见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北京，页112—139。
[5] 梁启超很久以前曾说：中国思想之痼疾，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页79）；又说：清末三四十年间，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收”，于是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页35）。这种现象，至今更甚。
[6] 见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91。
[7]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1992，页160。
[8] 韩格理（Gary G.Hamilton）：《中国社会与经济》，中译本，联经出版公司，台北，1990，页228—230。王国斌也指出这种追问“未发生事务”之不当，见《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8－9、91。
[9] 参见吴欣，1987，页117、119。
[10] C.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北京，页43—44。又，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页90－91（蒂里C.Tiliy提倡“前瞻推测”的研究方法）、259－261（批评“回顾性分析”方法）等。
[11] 参见吴欣：“服丧未尽的余哀”，《东方纪事》，1989：1，页72—73。
[12] 参见吴欣，1987，页119—120。
[13] 参见吴欣，1987，页119—120。布罗代尔曾说：必须注意，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过分简单，以为它的成长必定经历几个阶段；又说：“一种文明凭什么始终要比另一种更聪明和更合乎理性呢？”“其实这种优越性也来自历史的偶然和暴力，来自全世界范围的‘发错了牌’”，参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页469、645。黄仁宇也说：“英国结束长达一世纪的动荡后，在斯图亚特王朝的末期无意间开启通向现代发展的秘密之门，这一切纯属碰巧，而非刻意”，《黄河青山》，页349—350。
[14] 以上参见北京青年史学研究组：《讨论纪要》之二，1986年4月，未刊。
[15] 见托马斯·哈定（Thomas G.Harding）等：《文化与进化》，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7，页22、44、66、78等。此间情势恐怕亦如亚当·斯密所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得更合法。最勤奋而人口最多的国家。……（许久以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的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页232—233。
[16] 见吴欣，1987，页117。
[17] 参见高王凌：“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未刊稿）。
[18]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结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