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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略论外籍雇员在晚清军事近代化中的作用

晚清时期，为数不少的受聘洋员活跃在中国军事领域，他们对中国的军事近代化事业产生过重要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一　协助购买西洋军事装备，构筑防御设施
面对西方的直接挑战，思想家魏源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聘用西洋技术人才以求自强的观点，“径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注：魏源：《海国图志》50卷本，《筹海篇三·议战》第41页。），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响应和采纳。经过近20年的争论，洋务派才把它提上实践的日程。1861年1月， 奕忻等人以康熙年间平定三藩曾用西洋人制造枪炮，如今法国不仅愿意出售枪炮，而且“肯派匠役教导制造”为由，向咸丰帝提出了“傥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敕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卷72，第269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的建议，得到咸丰帝的批准，这标志着清政府外聘人才战略被正式确定下来。从此以后，外籍雇员相继进入中国军事领域。
外籍雇员协助中方购买军事装备、构筑防御设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购枪炮。在中国近代军火工业未建立前，清军所使用的洋枪洋炮都是向西洋各国购买的，而外籍雇员则起着中介的作用，他们积极协助中方寻觅购求。如李鸿章“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该洋弁遂将该国制胜火器运营应用，取我厚值”。 （注：《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第5册，卷2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476页。）即使是中国近代军工企业建立之后，较先进的枪炮仍需要托洋员从国外购买。如1882年7月， 左宗棠托兰州织呢局洋员、曾“承办西陲军火历有年所，毫无贻误”（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26。）的德国人福克回国购买比马体呢枪还先进的温者斯得洋枪“二千杆，并购水雷、鱼雷诸式，邀善制洋匠来华并教习施放，以期备用”（注：《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9。），而所购“水雷二百具、鱼雷二十具，交胡光墉分送闽浙两省备防海之需”（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24。）。二是购舰。晚清时期，中国海军曾向英、德等国造船厂订购舰艇，而外籍雇员则积极参与、大力促成。总税务司赫德“于光绪初年筹办海防之际，凡遇英国有制造新样船炮必代为访求，禀知总理衙门，缄商臣处，设法购办”。至1881年，他“先后承购蚊子炮船十一只、快船兼碰船二只”。李鸿章认为：“该总税司帮同筹画，事事尽心，经费亦甚撙节，实属有裨军国”，奏请赏给头品顶戴；驻英税务司金登干，“代订船炮，实心实力”，奏请“赏给三品衔”。（注：吴汝纶编：《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4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3），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308页。）1888年10月， 中国驻德国使馆洋翻译官金楷理，因“历届经手造船出力”，尤其是在北洋和德国订造经远和来远铁甲快船中着有劳绩，李鸿章奏请“赏给三等第一宝星”。（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6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4），第1874～1875页。）三是筑台。 外籍雇员参与了中国海口炮台的建设。如北洋“旅顺口、黄金山、老虎尾炮垒最得地势，系延德弁汉纳根仿照德国新式创建，尤为曲折精坚。”（注：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由于该洋员“监造旅顺口炮台工程坚固，蒙醇贤亲王于光绪十二年出海校阅案内奏奉懿旨，赏给三等第一宝星，并蒙加恩赏给三品顶戴在案。该洋员感激图报，近年监造威海卫日岛炮台、营房、药库等工，仿照西洋新式”，李鸿章认为该员“于海防颇有裨助”，“自应优加奖励”（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75，《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4）， 第2180页。），奏请赏给二等第三宝星。吴淞炮台修筑之时，苏松太道沈秉成“雇用曾在德国筑台之洋人博爱士详细讲求，吴淞遂仿德国图式建筑暗台多座，江阴以上之暗台，亦均仿照办理”（注：《刘坤一遗集》第2册，奏疏卷之18，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6页。），等等。
由上可见，外籍雇员参与了购买枪炮舰艇和构筑炮台等事宜，对近代中国海陆军装备的改善和防御设施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　协助创办军工企业，推动制造技术的进步
受聘来华洋员积极协助中方举办军工企业，这种协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为洋务大员创办军工企业出谋划策。在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员身边集中有一批洋员，这些洋员以其拥有的知识和经验为雇主效力，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如洋员马格里在促成李鸿章创办上海洋炮局时起了重要作用。据马格里手书札记（1863年）载，他告诉李鸿章：“欧洲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李鸿章很赞成我的建议，但是他深恐中国工人制造不出枪炮来。我遂用事实向他证明此事的可能：过些日子便造出一个炮弹、几个药引和几枝炮门纸管自来火”；当李氏征求了士迪佛立的意见后，他“立刻授权给我雇用50名工人，在邻近的一座庙宇里开始进行制造”。（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53页。）该局军火制造的成功，对李鸿章创办其他军工企业产生了积极影响。日意格和德克碑对左宗棠决心创办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影响颇大。1864年，左宗棠觅匠仿造小轮船一艘，试航于西湖而行驶不速。他“以示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由于左氏正与太平军作战，无暇顾及，而德克碑则继续促之，该洋员回到法国后即“绘具船式、船厂图册，并将购觅轮机、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开载，寄由日意格转送漳州行营”，经过“彼此往返讲论”，左宗棠终于“渐得要领”（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页。），于是左宗棠在1866年奏准开办船厂。由此观之，受聘洋员在促成军工企业的创办中确有出谋划策之功。
其次是参与军工企业基础设施建设。江南制造局：李鸿章购买美商旗记铁厂后即把“铁厂的机器运到高昌庙，在科而与史蒂芬生（Stephen son）的监督下，把它建成为一个兵工厂的核心”；1872 年，该局的新船坞浮门下水安装，“此坞原由制造局的设计师史蒂芬生 （Stephen son ）主持建造的”，“这浮门的下水安装，系由梅因兰（Main land ）指挥”（注：石健主编：《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128页。）；1893年，该局又建成栗色火药厂，但“制药的机器是从克虏伯厂购来的；发动机、机器、锅炉等物，则是江南制造局工程师彭他设计制造的”（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85页。）。福州船政局：开办之初，日意格来闽与左宗棠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择定马尾山下地址，并议程期、议经费、议制造、议驾驶、议设厂、议设局。而“日意格、德克碑，俟厂工估定，即回法国购买机器、轮机、钢铁等件，并购大铁船槽一具，募雇员匠来闽”。（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611），卷46第4449页；卷47第4572～4573页。）1867年10月，日意格回到福州，“购器募工，均已就绪，现在征衣甫卸，即躬督中外工匠，日在船坞，将应办工程妥速布置”（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册，卷51，《中国近代史料丛刊》（611），第4872页。）。在日意格等50余名洋技术人员的协助下，船政相继建成了铁厂、水缸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打铁厂、转据厂和船台三座、铁船槽一座等，其规模之大，设备之齐全，在当时世界上亦属大造船厂之列。1873年，外国技术人员按期撤遣，留下了一座近代化的造船厂。金陵机器制造局：1862年，洋员马格里即协助李鸿章创办了上海洋炮局，该局迁至苏州后，马格里又怂恿李鸿章购买了阿思本舰队中用于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制造规模有所扩大；1865年，该局迁至南京后，在马格里的协助下再度兴工，扩大规模；1884年，该局建造洋火药厂，“所有建造厂屋、安装机器、批示造药各事宜，前经雇募洋匠监督工作以期合法。当于光绪八年春间该洋匠随同定购机器”，总之“一切工程，督同洋匠等逐一建造，于十年五月底工竣”。（注：《洋务运动》第4册，第196页。）天津机器制造局：1867年开局时，崇厚即“札派密妥士总办其事”（注：《洋务运动》第4册，第241页。），并托他从英国购买机器、延聘技师。1868年，总工程师等受聘抵津，“监造厂房，安装机器”。相继建成的枪炮厂，“系由英人司图诺（Stewart ）监督”建造的；火药铜帽制造厂也由外国人监督修建；栗色火药厂，“由约士（Herr Jauss）氏设计并兴建”，后“归局中总工程师司图诺（Stewart）负责继续进行安装”（注：孙毓棠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63页。）；炼钢厂的兴建亦是司图诺细心筹划的。除这四大军工企业外，其他一些军工企业也有受聘洋员参与建造的。如：杭州机器局在德国人孔恩的监督下建成；台湾机器局炮弹厂在洋员步特勒的监督下兴建；湖北枪炮厂总监工迈尔参与完成了建厂工作；浙江机器局的一切工程均按德国厂图建造，“雇德国洋匠通事人等到工监督指挥，一律赶造完固”（注：《洋务运动》第 4册，第431页。）；北洋水师大沽船坞1880年建成，由于受聘洋员成绩显着，李鸿章奏请奖励，“船坞总监工洋人安得生、葛兰德均拟请赏给守备衔并三等宝星”（注：石健主编：《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8页。）； 北洋水师旅顺船坞兴建的初期阶段，其技术指导是李鸿章聘请的德国工程师善威，虽然最终由法商德威尼承包建成，但善威完成了土方工程的挖竣和船坞图纸的设计。（注：石健主编：《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7～839页。）在所有的军工企业中，只有丁宝桢创办的山东机器局和四川机器局明确宣布从不雇用洋人。以上情况说明，外籍雇员参与了厂址的选择、机器设备的购买与安装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军工企业的创建。
外籍雇员还积极参与军工企业的技术指导，推动了近代中国军工制造技术的进步。我们仅以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在制舰、造炮上的技术进步为例论述之。
在制船技术上的进步方面。福建船政至1875年，在外籍造船技师的指导下，共建成兵、商轮船15艘，虽然这批舰船均属仿制的木壳轮船，质量也只达到西方二、三流水平，但进步是明显的。因为它已开始利用引进的设备仿制船用主机和其他设备。1871年6月，第一台二汽缸竖式普通蒸汽机制造完工，成为船政制造的第一台动力机器，且工艺水平不亚于外国。此后，船政不断地制造出主机、辅机和仪表等船用机器设备。随着外国制造技术的发展，船政努力追求进步，1875年，沈葆桢“饬日意格回国购买铁船肋并康帮卧机、立机各一副，随带洋匠前来教导”。在洋匠舒斐、古都阿、苏法热、嘉部勒、 克勒涅、 河贝顺的指导下，1877年9月，第一艘铁肋船“威远”号建成， 从而顺利实现了由木壳向铁肋船的产品换代，船用蒸汽机也由常式立机转向采用新式省煤卧机。（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2页。）1896年，法国人杜业尔等10 余人，受聘来到福建船政，到1902年，建成了“建威”和“建安”两艘新式鱼雷快舰。该舰以钢槽为肋，钢板为壳，船桅、船机、锅炉及配件皆用钢制成，船机、船身全系自造，功率为4843千瓦（6500马力），舰速达23节，是船政建造的功率、航速最大的两艘兵船。1907年，清政府决定暂时停办船政，以伯奥镗为首的法籍技术人员才全部遣散。在福建船政存在期间（1866～1907），共造舰船40艘，而由受聘洋员监造的就有24艘之多。 （注：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 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184页。）1865～1905年，江南制造局共制造舰船15艘，技术上不断进步。1869年竣工的“操江”、“测海”两艘兵船，虽系木壳，但已采用螺旋桨推进，行驶平稳，航速9节，锅炉、 轮机均是自制；1876年建成的“金瓯”号铁甲炮艇，主机功率149千瓦（200马力），航速10节，甲板上置有旋转炮塔，后膛炮取代了前膛炮，它是我国制造的第一艘铁甲炮艇。这些进步与洋技术人员的指导密切相联。该局第一艘兵船“恬吉”号即有西人参与建造，该船下水试航时，“经造西人，俱在上”（注：石健主编：《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114页。）。1875年，李鸿章指出：“沪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26，《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2），第880页。）。1905年4月， 江南制造局“局坞分立”，成立江南船坞，改变经营体制，实行自负盈亏，于是造船修船业务日益发展。1905～1911年，共造船136艘，其中有“甘泉”、“安丰”、“联鲸”、“澄海”等军用舰艇。钢质炮舰“联鲸”号，长53.4米，排水量5000吨，主机功率670千瓦（900马力），航速13节，反映了舰艇制造技术的进步。（注：石健主编：《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21、922～923页。）在此期间， “二等宝星副将衔洋员巴斯为总稽查，并聘英人毛根为总工程司，管理工程事宜，兼招揽修造华洋兵、商轮船”。（注：石健主编：《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
在造炮技术上的进步方面。江南制造局制炮始于1870年，所造炮称作“开花子轻铜炮”，专供陆军行营使用；后又仿美国式样造成4 斤重铜炮。1874年，该局在制炮上取得进展，制成了一尊可装12磅炮弹的前膛来福炮，此炮“由倍理（A.Bayly）监制， 倍理现在准备制造十六尊四十磅子的类似的炮”；1878年12月，“江南制造局在制炮方面又进了一步。本月二十日，在麦根泽（J.Mackenzie ）监督下制造的四十磅子阿姆斯脱郎炮两尊业已试炮，效果十分良好。”1881年3月， 该局制造七寸口径大炮一尊，其弹重达150磅；1889年1月，该局“洋匠柯礼斯造成阿姆斯脱郎大炮一尊，约长二丈余。炮门径八寸。每放一出，须用子药一百八十磅”（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1）， 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99～301页。）；直至1893年，又“仿英国阿模士庄厂制成新式八百磅子之后膛大炮一尊，四十磅子之全钢快炮一尊，已在局南隙地演试，中西观者啧啧称叹”（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03页。）。由此可见， 江南制造局在造炮方面不断地取得进步，而这一进步显然离不开倍理、麦根泽和柯尼斯等受聘洋员的指导。1902年，造炮及炮弹两厂监工柯尼斯由于“精细和平，督匠仿造大小快炮，考验制药速率涨力，懋着勤劳”（注：《刘坤一遗集》第 3册，奏疏卷之37，第1366页。），经刘坤一奏请赏给三等第二宝星。
总之，外籍雇员积极协助中方创办了一批军工企业，推动了军工制造技术的进步；所制军工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海陆军，从而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军事装备水平。三　协助创练海陆军，培养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人才
近代中国陆军从洋枪洋炮的使用到西洋新式操练方法的引进，都有外籍雇员的参与、指导。这首先是从臭名昭着的华尔教练洋枪队开始的。1860年，苏松太道吴煦聘请华尔帮助镇压太平军。次年夏天，“因各营兵勇施放洋枪，未能娴熟，遴选壮丁，设局淞江，练放洋枪洋炮，即派华尔前往教习，并演西洋各项阵势”。（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1），卷4，第349～350页。 ）“半载以来，已教成一千二百名”。此后由奥伦、白齐文、戈登等人统带的常胜军增至4500人，而担任教练的外国弁目就有100余名。1864 年常胜军裁撤时，仍留炮队600人，枪队300人，共留雇外国兵头12名任教练。（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册，卷25，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520～ 2526页。）与此同时，由英国人教练的常安军1000名和由法国人勒伯勒东、达耳第福、德克碑教练的常捷军1500名在宁郡协助左宗棠镇压太平军。（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6。）这些由受聘洋员训练的军队在战场上所显示的战斗力对清军产生了重要影响。湘军、淮军相继使用洋枪洋炮，尤其是淮军，当李鸿章到达上海不久就开始采用西法训练军队。从1862年始，淮军各营相继聘请将弁为教练，白礼、毕乃尔等24名洋员先后应募而来，他们“大多出自常胜军，或戈登介绍，只有少数系由英法军直接投效”。（注：王尔敏着：《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7～199页。）1862年，清政府先后调派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外火器营和八旗汉军官兵130余人赴天津练习洋枪洋炮， 崇厚聘请英国教官18人加以训练。到1863年底，“京旗练兵八队，所习技艺，均属一律娴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1），第1册，卷4，第373页；第4册，卷22，第2252页。）1865 年，崇厚又聘英国武员句得斯“作为统教，即令其挑选外国武弁数名，作为分教”（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册，卷32，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1），第3103页。），在大沽训练绿营官兵。1865年冬，崇厚又聘薄朗为总教官、鲁富和瑞克斯为分教官，在天津训练京营马队。鉴于天津练兵不断取得成效，1862年经奕忻奏准，沿海各大臣相继仿照天津练兵章程，延请洋人为教习，训练八旗、绿营官兵。据统计，19世纪60年代，由崇厚、李鸿章、左宗棠、文清、劳崇光、晏端书等大员聘请英、法弁兵在天津（大沽）、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处训练的清军就达10614人。（注：夏东元着：《洋务运动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同期在湖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内地省份亦有聘请洋人练兵者。如官文1866年聘请日意格、马定等13人为洋教练，在武汉训练先锋营和汉阳协营洋枪炮队；1869年，崇实聘麦士尼为能到贵州教练枪炮。19世纪70～80年代，随着清军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和西洋军事操练方法的不断进步，受聘来华充教练的西洋军官尤其是德国军官仍络绎不绝。1874年，李鸿章聘德国都司李劢协来天津教习克虏伯后膛钢炮，“该都司悉心指授，炮队操法日臻娴熟”（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27，《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2），第900页。）。 丁宝桢聘请德国人瑞乃尔到山东教习克虏伯后膛钢炮和快枪各操法。1884年，因中法战争爆发，经出使大臣李凤苞在德国密聘兵官24人来天津，李鸿章陆续“派往海防水陆各军，教练枪炮技艺及西洋战阵新法”（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5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3），第1574页。）。19世纪90年代， 由于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引发了一场对陆军军事制度的改革，编练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近代化陆军提上了日程。1895年，张之洞在南京创练自强军，聘请德国将弁来春石泰等35员来华训练，委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营官、哨官均由洋将担任，而华人军官作为副手，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注：王树楠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56），卷40 ，第2899页。）。该军全仿德国营制，设步队、马队、炮队，共2580人。经洋将弁三年的训练，“马、步、炮队各营，军容壮盛，队伍整齐，阵法进退有方，枪炮施放灵捷，倘遇有事，可期得力”。刘坤一认为：“该洋将弁等远来中国，劳苦三年，训练精勤，成效卓着”。（注：《刘坤一遗集》第3册，奏疏卷之28，第1015页。 ）自强军的成效得到中外人士和舆论的赞赏，连江苏巡抚赵舒翘也发出了“江南诸军无如自强军”（注：邵之棠缉：《皇朝经世文统编》，卷7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717），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 3023 页。）的感叹。1895年，袁世凯接替胡橘芬在天津编练新建陆军。他聘请了一批德国军事教官前来训练，以巴森斯为首的洋教官从士兵的录用、军官的选拔、武器装备、作战方法、忠心精神教育等方面进行指导， 使7000人的新建陆军很快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近代化军队。
中国海军的编练亦得到受聘洋将弁的指导。1875年，清政府开始筹建海军，除闽、沪厂制造的舰艇外，从英、德等国船厂订购的各种舰艇，一般均聘有2～3名洋人帮同教练。如：从英国订购的龙骧、虎威、策电、飞霆四舰，每舰留雇洋弁2人；镇北、镇南、镇东、镇西四舰， 每舰留雇洋弁3人；镇中、镇边两舰，每舰留雇洋弁2人；致远、靖远和从德国订购的经远、来远四舰共留雇洋员13人；而从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舰共雇用洋教练达43人。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西洋水师将弁受聘来华充当水师教练。如：1880年，李鸿章聘请海关的哥嘉为北洋水师督操、章斯敦为北洋水师教习；1882年，李鸿章聘请德国副将哈孙克赖乏为威海卫鱼雷营教习，“该洋员熟精鱼雷秘要，操练有法，纪律严明，并将一切口令编成中国语言，俾弁兵易于明晓，洵属课导认真”，“现在旅顺营厂规模，皆其口授指画，弁兵得资循守，实于海防军政有裨”（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58，《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3），第1716页。）；1883年， 左宗棠聘请精通水雷之英国总兵夏威富勒都列来江阴教习勇丁，经一年教演，颇见成效，由曾国荃奏请再留一年，以便教导兵勇、学生学习“水雷电理各法及测量、绘图、勾股等事”（注：萧荣爵编：《曾忠襄公（国荃）奏议》，卷2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35），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507页。）。1880～1895年，北洋海军共聘有5位总教习：葛雷森、琅威理、 式百龄、汉纳根、马格禄。他们对北洋海军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外籍雇员在培养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人才中起了积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充当军事教练以培养人才。充当海陆军教练的受聘洋员，在培养初步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人才方面颇有成绩，而陆军尤为突出。19世纪60年代，从天津开始的采用西法训练陆军的活动，很快遍及沿海各省，各督抚纷纷聘请英法将弁前往训练。由于清政府一开始就确定了“练兵必先练将”的方针，所以一批受过洋人训练的初具西洋军事技术的中国将领涌现出来。如从1862年开始，先后聘请24名洋人训练的淮军，到70年代初已能提供陆军教练人员。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不久，“即命练军改练洋枪，由淮军调出人员，以为练军教习”。1873年1月， 经李鸿章奏准，直隶练军教习由淮军官兵担任成为定制，“每营设正教习一名，帮教习四名，均用华人，实则出自淮军”。（注：王尔敏着：《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2页。）19世纪90 年代聘请德国将弁训练的自强军和新建陆军成了中国第一批近代的军队，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谙习西洋军事技术的人才。如自强军以洋将“分充统领、营哨等官，而以华员为之副，约束兵丁，随同训练，即以备异日将领之选”。三年以来，副营哨官，“于战阵一切机宜，切实讲求，亦皆确有心得，用能整齐纯熟，成此节制之师，均属着有微劳，始终奋勉”（注：《刘坤一遗集》第3册，奏疏卷之28，第1043～1044页。）， 经刘坤一奏请分别予以奖励。鉴于两支军队的突出成绩，清政府不仅要求南北各军一律仿效，而且谕令分别派出教练前往各军，1898年6 月清廷发布上谕：“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着；惟须选教习以勤训课，核饷力以筹军实。现在天津新建陆军、江南自强军，均系学习洋操。北省勇队，着由新建陆军酌拨营哨之学成者，分往教练；南省则由自强军酌拨，营规口号，均须一律。”（注：《刘坤一遗集》第3 册，奏疏卷之29，第1057页。）
其次是充当军事学堂教习以培养人才。晚清时期，清政府创办了一批海陆军学堂，聘请外国人充任教习，他们为中国近代海陆军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参与教学计划的制定。如1897年，张之洞奏设湖北武备学堂，其功课章程令洋教习酌议，而由张之洞核定。二是承担新式课程。从19世纪60年代创办近代军事学堂后，由于师资极度缺乏，初时几乎全部聘请外籍教习担任新式课程的主讲教师，后来虽华人也能承担一些课程，但洋教习仍然不可缺少。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所有新式课程均由受聘洋员担任，“船政当局为造就人才起见，设立前后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导，总名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学，专习制造；后学堂注重英学，专习管轮船驶。自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起开始上课。”（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2、534、549、527、 529、434 页。）1885年，李鸿章创办天津武备学堂，“遴委德国兵官李宝、崔发禄、哲宁、那珀、博郎、阃士等作为教师”（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452、534、549、527、529、434页。），教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课程和炮台营垒各项新法。1902年创办的四川武备学堂，仍聘请日本人松浦宽威大佐担任总教习。（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2、534、549、527、529、434页。）三是认真教导学生，造就人才甚众。 受聘洋教习多能尽心教导，循循善诱，取得了显着成绩。对此，清政府和相关人士予以充分肯定，清廷还多次给予奖赏。如：福建船政学堂驾驶教习邓罗自1880年抵华至1891年回国，其间多次展留，船政督办裴荫森指出：“详加察看，该教习于督课各学生甚属尽心教导”（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416页。）；1890年10月，前学堂英文、格致、 算学教习敕格罗、斐士博、邓罗，因“在堂授课，均能精勤教导，着有功效”（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20～421页。），经卞宝第奏请赏给宝星、顶戴。在洋教习的教导下，“马尾船政学后学堂共毕业学生六百二十九名”。（注：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40页。 ）天津武备学堂洋教习李喜、脱敖耳，“迄今已阅三年，课导尽心，不辞劳瘁，俾肄业生徒讲求军事，均通新法，成效昭然”；洋教习艾德“在堂最久，教授幼生西国语言文字及一切枪炮技艺、测算、绘图各学，并无旷误”（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7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4 ），第2059页。），1891年，经李鸿章奏请赏给宝星、职衔。江南水师学堂“聘请英兵船供事多年者二人：一彭君，在英……教授行船各法二十余年，已老手矣；一希君，在英兵船充管轮官亦已多年。此二人者，延充该堂教习，亦可谓用得其人”。在两名教习的教导下，学生颇有进境。（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452、 534、549、527 、529、434页。 ）江南陆师学堂“延聘德国将弁为教习，三年以来，无间寒暑，各学生悉心探讨，造就均有可观。选经德国亲王亨利、英国议绅贝思福、美国使臣康贝请赴该堂阅操，极口称许，咸谓中国如此教练，何患不强？”（注：《刘坤一遗集》第3册，奏疏卷之 32，第1190页。）
再次是充当留学生洋监督等以培养人才。在晚清时期，受聘直接参与留学生事务的洋员只有日意格、斯恭塞格和高氐耶三人。他们推动了留学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海军高级人才的培养。1866年福建船政建立后，“日意格就期望教育计划的后期应包括加强在欧洲深造学习的阶段。他希望此项行动的固化将使他所盼望的中法关系得到永恒发展。沈葆桢同意日意格关于急需此项教育方案的看法”。（注：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62～963页。）当船政局教导功成后，日意格即致函左宗棠，提出艺局学生“如欲精益求精，尚须续求淹贯，以成全材”，得到左宗棠的支持，左宗棠认为此说“尤征识解远到”。（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14。）当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之事决定后，沈葆桢、李鸿章等人一致主张聘请日意格为洋监督。1877年，由福建船政前、后学堂学生26名、艺徒9名组成船政第一届留学生，在华监督李凤苞、 洋监督日意格的带领下分赴英法等国学习。1880年学成回华，这批学生“于制造驾驶各事，均有心得”（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40，《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2），第1236～1237页。）， 经李鸿章奏请赏给帮办监督洋员斯恭塞格总兵衔、洋文案高氐耶三等宝星并加四品军功。1881年，福建船政前、后学堂又派学生10名出洋留学，仍由日意格充任洋监督，1886年学成归国。洋监督日意格“自光绪三年第一届生徒出洋，迄今已九年之久，凡酌派历届生徒分赴各厂肄业事宜，以及往来舟车饮馔医药，无不一手经理，实属异常奋勉，且于中法有事时辞退月支薪水，仍照料生徒肄业，委曲周全，不避嫌怨，尤为难得”（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56，《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693 ）， 第1681页。），经李鸿章奏请赏给二等第三宝星。1886年，由福建船政前、后学堂派学生24名，北洋水师学堂派学生10名，组成船政第三届留学生，在华监督周懋琦和洋监督斯恭塞格率领下赴英、法等国学习，1890年学成归国。裴荫森指出：斯恭塞格等“率领生徒出洋，能与英法各部互相款洽，使生徒得入官学、官厂，并上各兵船练习考证，尽得秘传，实属调度有方，始终出力”（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2、534、549、527、529、434页。），应予奖励。 这三批留欧学生回国后成了近代中国制造舰艇和管驾兵舰的骨干力量。
当然，受聘而来的洋员也有不能尽力、不遵约束者。如：福州船政局所聘管轮教习、英国人理格“教授年余，未甚得力”，原订三年合同提前解除，“遣令理格回国”（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三），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年版，第 929页。）；该局铁厂工人博士巴、船政总监工达士博，因不遵约束、遇事刁难，先后被辞退。张之洞所聘德国都司法勒根汉抵华后，“种种桀骜揽权生事，公使屡次扛帮，幸而遣归”（注：王树楠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56），卷80 ，第5534页。）；自强军延用洋将30余人，“而骄悍傲戾，遇事挟制者，亦复不少”（注：《刘坤一遗集》第3册，奏疏卷之28，第1043页。）。金陵制造局洋员马格里，虽然在协助李鸿章创办军火工厂方面颇有成绩，但该洋员粗率专擅，拒不承担所制大炮爆炸之责，而被李鸿章撤职。（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26页。）有的受聘洋员是在该国政府的允准下抵华的，负有在中国搜集情报，为其母国利益服务的使命。如：福州船政局的法籍雇员虽然在制舰育才上颇有成绩，但他们却把该局最权威的情报提供给法国政府，“特别是供给法国海军。通过日意格及通过海军人员川流不息的来访，法国人已经无限制地得到了关于中国技术方面和政治方面最详尽的情报”（注：庞百腾：《中国早期发展经历中的西方技术人员和技术援助：福州船政局（1866—1875）》，《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页。）。以上事实说明， 由于主持聘用洋员的各级官员不具备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专门技能，难以判断洋员技艺的高低，从而造成误聘，这不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同时，由于中国逐渐向半殖民地沉沦，受聘而来的洋员优越感渐增，有的不遵调遣，甚至与主管官员发生冲突，从而降低了引进人才的成效；而情报的外泄，则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有的洋员在华期间所起作用具有双重性，如常胜军统带华尔、戈登等人，他们在推进中国军事近代化中的确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又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则应予否定。
综上所述，受聘来华洋员在协助购买西洋军事装备、构筑防御设施、创办军工企业、推动军工制造技术进步、创练海陆军和培养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人才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受聘而来的洋员良莠不齐，其中也有不能尽力、不遵约束者，但多数洋员能够履行职责、尽心传授技艺，从而推动了中国的军事近代化。
（资料来源：《求索》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