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试谈义和团与宗教迷信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义和团-试谈义和团与宗教迷信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试谈义和团与宗教迷信

八十年前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充满着宗教迷信色彩的反帝爱国运动。如何看待这一运动中的宗教迷信、1980年《历史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题为《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的文章，文中写到：义和团运动“由于宗教迷信色彩浓厚，使整个运动显得格外蒙昧落后。义和团运动不能持久，终归失败，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反帝斗争的流血战场毕竟不是戏剧舞台，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也不是西天路上可以用佛法扫除的妖魔。”而且还断言，这种宗教迷信“实在难以用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支流的理论来解释”。这就是说，义和团利用宗教迷信是滑稽可笑、无一可取，它给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只能是消极、蒙昧和落后。对于上述观点和结论，我不敢苟同。现就义和团与宗教迷信问题，略述自己的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教。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同时，也暴露了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本质。通过这一运动，义和团认清了两个敌人的面目，从而提出了“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从这些方面说来，义和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算是一支民族觉醒的力量。这支觉醒的力量，为什么十分狂热的崇信于那荒诞不经的宗教迷信呢？对此，我们应该用历史的态度去加以考查。
十九世纪后半期，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紧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的侵略，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日益沦为被奴役的悲惨地位。特别是甲午中日战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为疯狂，为了划分势力范围，他们到处圈占土地、修筑铁路、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传教士深入内地，拆民房、修教堂、收揽无赖、为非作歹。……这一切，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群众更为愤怒，他们结成了各种自卫团体，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尖兵——传教士，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义和团运动前夕，农民结成的各种自卫团体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扩大，在某些地区已遍地皆是。例如当时的华北地区，就有佛门教、红阳教、八卦教、一心会、义民会、哥老会、义和拳、梅花拳、大红拳等等。这些组织，除一部分属于民间“自卫家身”的武术团体外，其余大部分带有程度不同的秘密宗教成分。这些宗教信仰虽有神灵和经文咒语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宣扬光明、正义，反对黑暗、邪恶，能够引导人们去战斗，去夺回失去的现实世界。这些宗教迷信，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体现了被压迫者的利益和愿望。因此，这种宗教迷信在阶级属性上，与体现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宗教迷信截然不同，它是被剥削者起义造反的思想武器。这种武器在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几乎都使用过。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社会上到处存在的“自卫家身”的团体，都抛弃了自己的名号，汇成了一个新的组织——义和团。义和团要反对压迫和侵略，自然地继承了秘密组织的传统，拿起了用于造反的宗教武器，而且，他们还把这一宗教武器加以发展和扩大，使之在信仰神灵多样化上达到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新高度。如佛教和道教中的如来佛、观世音、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儒家吹颂的忠义人物，如关羽、周仓、赵子龙、诸葛亮、刘伯温等；戏剧和小说中的黄天霸、托塔李天王、哪叱三太子、二郎神、孙悟空、猪八戒、武松、樊梨花、刘金定等。这些面目各异，来自渠道不同的杂神仙道、强人豪杰，都是义和团的保护之神，都是团众虔诚崇奉的对象。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义和团在宗教迷信上步步升级，竟达到令人如此惊叹的地步呢？据记载：“甲午而后，强邻肆虐，中国怯弱，人民益忿，因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谓人得其符咒，即如金钟罩身，枪炮不入。民方患炮之难御，为守望相计，故争习之”（《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第100页。）。参加过曹得礼大刀会的吴元汉老人也证实说：山东一带原来的红拳组织并不信神，只练拳术，“后来有火枪，大红拳不能御，于是刀枪不入的金钟罩（大刀会）应时而兴，……（我）参加大刀会时曾学到很多法语，但不能外传，只能二人对法。”（《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14页。）从这些材料看出，义和团念咒、喝符、法语等宗教迷信的盛行，是因为敌人有火枪利炮等现代化的武器，农民的长矛大刀难于抵御，所以，找来了战胜敌人的法宝——幻想中的神人法术。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诚心地念上几遍神秘咒语：“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枪佛来。铁神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避塞，止住风火不能来。”（《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日出东方一滴油，惊动弟兄天下行，弟兄惊动李君王，李君王惊动杨二郎，杨二郎惊动封炮王，封炮王惊动老君来显灵。”（《义和团》第一册，第238页。）那么，就有神兵神将出来助战，外国的洋枪洋炮就会打不响，正好用长矛大刀去杀死这些仇人。这就是义和团随着斗争的加剧而狂热于宗教迷信的缘由。
义和团的这种宗教迷信，在我们今天看来，的确是愚昧落后和荒唐可笑，但这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当时的北方地区仍是小农经济的海洋，农民就是在这种低下的生产条件中被牢牢地禁锢着。当时马克思主义又未传入，而西方的资产阶级科学哲理也未影响到农民群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又不能领导农民群众，所以，缺少文化、饱受压迫的下层人民，是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客观事物，不能洞察事物的本质的。因而，“当时任何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群众的感情唯一是由宗教‘食粮’来滋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就必须使这些群众的自身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397页。）农民群众要找到一种有效的凭借力量去战胜帝国主义，就不能不到宗教中寻找精神的启示力量。这样，中国农民熟知的仙人神佛，就成了他们寄托希望的对象。宗教迷信是落后的，但这种落后的东西既然被广大团众接受了下来，说明它适应群众的思想觉悟，适应斗争的需要。一种理论即使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一旦适应了这种需要，它也会起到推动斗争发展的某种积极作用。义和团中的宗教迷信确也起到了这种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具有发动群众和扩大组织的作用。
帝国主义侵略是近代中国人民痛苦的主要根源，因而，反对帝国主义是人民革命的首要任务。为了号召更多的群众加入反帝斗争的行列，义和团利用宗教迷信的语言和行动来动员群众。他们发动群众的办法之一是，散发揭帖，编造乩语、碑文，传播歌谣等。例如，为了揭露教堂的罪行，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对洋教士的憎恨，他们散发揭帖说：“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然”（《义和团》第四册，第149页。）。“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洋教士横行不法，惹得天怒人怨；再加上天灾荒旱，使人们痛苦万分。义和团扩大宣传说：“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义和团》第一册，第112页。）这无疑对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火焰起到了浇油的作用。在宣传中，他们还把矛头对准了不平等条约，指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义和团》第一册，第112页。）并声称，派红灯照“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义和团》第一册，第244页。），从而达到“夺回金银山，要回好河山”的目的。总之，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擢发难数”（《综论义和团》，见《义和团史料》。），义和团就是“替天行道”的天兵天将，要“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这种宣传，传播了义和团的政治主张；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行；给群众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二是通过念咒、请神附身的表演和宣传，来吸收群众入团。据记载：“北直保定、遵化州、锦州一带，喧传有神师降世，专收幼童为徒，教以咒语，云能召请先朝名将护身，教以练拳练刀，功候满足，即能枪炮不入，刀箭不伤，未几，即日盛一日，强年壮丁，举信从之，乡野村庄，无不有坛，始大张义和拳旗号。嗣后从者益众，北三省几于遍地皆是”（《义和团》第一册，第305页。）。在京城中，“演练义和拳者，童子居多，无论士农工商，以至各行贸易之人，无不愿学。经师传授符咒，即有某仙附体，或某神附身。立即武艺精通，身体灵爽，并刀枪锤械各项技艺娴熟。各巷设立拳厂者，不胜枚举。”（《义和团》第一册，第240页。）“神”，是广大群众中最熟悉、最喜爱也最信服的形象，借神的权威“召众”，当然比一般的政治口号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当人民群众看到义和团“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时（《义和团》第一册，第112页。），真的认为有神道相助。所以，“一倡百和”，纷纷入团。当然，人民积极参加义和团，主要原因是出于他们对敌人的仇恨。但也应该看到，义和团假借神力的宣传，无疑对他们参加这一运动也起到了很大的吸引和鼓动作用。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223页。）
（二）宗教诫条起到了组织纪律的良好作用。
任何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都必须有一定的纪律来维持。义和团的团规和诫条，实质上就是一种很朴实的革命纪律。据记载：人们是否入团，义和团并不强迫，但“有愿投坛者须有切实保人，且须向坛跪香立誓，有不愿者亦不强。”（《义和团》第二册，第156页。）入团后，就要遵守团规或诫条，“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即合掌施礼）。”（《义和团》第二册，第142页。）“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义和团》第四册，第148页。）“不茹荤，避妇人”（《义和团》第二册，第9页。）。队伍行进时，要“目不旁视，鱼贯而行。……不多言，亦不买食物。”（《义和团》第一册，第448页。）“路遇不平，不惜躯命代为伸理”（《义和团》第四册，第470页。）。战场上，缴获东西一律归公，不准私自处理。这些诫条如若不遵，则符咒不灵，神不附身，不能避枪炮，战斗中亦“万不能活”。因此，每个人都很认真地遵守这些纪律。例如在北京城中，除部分团民生活由地主或王宫贵人及富户为求保护而出资供应外，许多团民仍是“自备斧资”，“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饭。”（《义和团》第四册，第422页。）“夜间席地而卧”（《义和团》第一册，第346页。）或“在庙宇及空闲店内设坛居住”，从不轻易侵占平民房舍。对京师的各种珠宝财物，不抢掠，甚至对于弃之于路的物品，也“多不敢辄抢”。义和团这种严明纪律，连袁世凯也不得不供认“部勒颇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4页。）。
义和团的严明纪律，赢得了群众的好感，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一点，光绪后来也承认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是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记载说：天津群众给团员送大饼，“而家家皆乐送之，且必诚心敬意，不敢稍亵。甚至有家无隔宿之粮，而亦虔诚备办者，……由是各坛中大饼，皆堆积如山。”（《义和团》第二册，第24页。）从这些方面看出，宗教诫条对于维护义和团的秩序，对于加强团与团之间、团与民之间的联系，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证和推动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义和团运动中后期出现了一些任意烧杀抢掠等破坏纪律的现象，但这类情况应该作具体分析。义和团进入京津之后，有大量不怀好意的人乘机混入了义和团，“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庚子记事》第25页。），也有贪官污吏、流氓无赖、清朝士兵和一些会党及亡命之徒。这些人打着义和团旗号，到处抢掠、企图发财。有时，他们为了表示“勇敢”，也恣意烧房点屋，极尽破坏之能事。这类情况，是不能推到真正义和团的身上，特别是初期入团的民团身上。另外，由于义和团信仰不同，坛口不一，在宗教诫条等方面也各有差异，难求一致，所以在斗争中出现一些过火行动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和斗争环境的不同，有些团员行为不检，出现有抢掠和隐私举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主流和本质是好的。我们不能抓住一点，就认为义和团是“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是蒙昧落后、滥杀无辜、毫无理智的可怕力量。
（三）鼓舞士气，增强必胜信心。
历史上古今中外的着名战斗，都有其精神力量的支持，义和团也不例外。不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义和团不可能从近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那里找来精神武装，还只能从宗教迷信中去寻找精神力量，来鼓舞斗志、增强胜利信心。据说，义和团在战斗时，“神道设教，尚有明文，狄青以卜钱鼓众，而勇气百倍；张良圮上之书，诸葛鱼腹之阵，神兵之术，信而有征。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色。无论有术与否，即其胆气之壮，已足辟易万人。兵以气为主，此种胆气，灭洋人真无难也。”（《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还有记载说：战斗时，“逐一吞符诵咒，焚香降神，杂□跳舞。为首者指挥部署，附会神语，以狂其众。临阵对敌，各插一小黄旗，又以红黄巾带，裹头束腰，胸际佩黄纸符；其头目手执黄旗，或身着黄袍，背负腰象；其徒众分持枪刀及鸟枪抬炮；群向东南叩头，喃喃作法，起而赴斗，自谓无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3页。）战斗中，他们“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义和团》第一册，第149页。）。即是供奉董二姑、刘三姑神灵的红灯照，也“一入兵阵，视死如归，唯恐落后。”（《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第1150页。）
诚然，念咒、喝符并不能封住敌人的枪炮，枪弹纷飞的战场，并不能避免无情死亡的现实。然而，念咒、喝符在当时已成了流行的一种形式，这尤如后人作战，誓以有我无敌、有敌无我、必与阵地共存亡一般，是鼓舞士气、激发对敌仇恨、增强必胜信念的一种表示。义和团正是通过这种形式的作用，在战场上竟是那样的英勇无畏、视死如归，打得他的敌人心有余悸地说：一听到义和团的号角声，就全身发抖，甚至“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义和团》第二册，第216页。）。一想到中国的那种无畏的抗击力量，便“心胆俱裂、一夕数惊”，感到“中国很有可能使各国援军遭到拿破仑在莫斯科的命运。”（《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九编，第9页。）从这里可以看出，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是沉重的。义和团中的宗教迷信确是鼓舞了千万人去英勇战斗。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也不承认，反而去讽刺和挖苦他们荒唐、愚昧和无知，把他们的宗教形式仅仅说成是戏台上作戏，只是白白送死，那么，义和团反帝爱国的积极意义，就很难说起了。
我们承认宗教迷信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和战斗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是说，农民群众参加义和团及团众的勇敢杀敌精神就完全来自于宗教迷信的作用。宗教迷信是一种形式，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农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义和团的一个传单说：“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义和团》第一册，第112页。）这段话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义和团要练拳、习兵法同鬼子打仗，原因是洋鬼子“无伦”、“鲜节”，如同禽兽。“神出洞，仙下山”是为了“助学拳”。可见，宗教迷信的作用，义和团自己也认为只是“助”，而不是“主”。没有对侵略者的仇恨，义和团是不可能动员那么多的人、以血肉之躯和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相搏。单纯的宗教迷信是不可能掀起这么一场壮烈的斗争的。
我们既承认宗教迷信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承认它对这个运动有一定的消极作用。虽然这种宗教迷信是义和团起义造反的精神武器，但它毕竟是唯心主义的产物，是一种“鸦片”，是“最下等的精神酒类”。它在义和团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随着斗争残酷性的日益加剧，这种推动作用就愈来愈失去效力，乃至走向反面，成为运动的绊脚石。
首先，它不能科学地指明革命斗争的目标、方针、政策和策略，解决不了义和团起义之后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的重大问题，反而会使义和团坠入盲目和神秘主义的迷雾之中。义和团的符咒、乩语、揭帖和布告，只是笼统地提出了战斗的目标。如“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义和团》第一册，第120页。）“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义和团》第一册，第112页。）“红灯照、义和拳，力无穷，法无边。烧铁路，拔线杆，枪无药，炮无弹。洋人灭，尸相连，人神喜，鸡犬安。”（《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一期。）这些宣传，虽然把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指出也不可能指出洋人与洋人之间、侵略者与物质之间的区别，因而盲目地反对一切洋人和洋物。例如，在反对手拿武器的侵略者的同时，也把那些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车站管理人员、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正当商人、外交人员及洋妇幼儿，统统都加以反对和逐杀。在反对洋人的同时，也把那些因种种原因入教的所谓“二毛子”及与“洋”字有牵连的“三毛子”、“四毛子”等，加以攻击，这种作法，势必加速敌人阵营的扩大，为反帝斗争带来了不利的后果。
第二，禁锢了人们的头脑，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重大牺牲。战争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必须根据战争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客观环境，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制定出合乎实际的作战方案，这样，才能减少损失，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而义和团战前很少作任何实际的调查，进行准备的只是念上几遍咒语，认为就有神仙附身、法术无穷了，可以不费力气地消灭对方。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枪炮，一哄而起，冲锋向前，以致于“死者如风驱草”。尽管蛮干带来了“尸骸如麻”，但义和团的领袖们仍不抛弃宗教迷信的宣传，把“童子为前队”的死亡，说成是“法力小，故多伤亡”（《义和团》第一册，第148页。）。对“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义和团》第一册，第346页。）把经过治疗无效死去者，说成是“此人生平有过处，神仙不佑，故不能好耳。”（《义和团》第二册，第36页。）他们不顾客观事实，以不变应万变，继续用违反科学的宗教迷信，驱使广大团众在敌人枪口下乱冲乱闯，因而，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重大牺牲。
第三，义和团的宗教迷信特征，也影响了军事行动的极不统一。他们在信仰上没有统一的神，因此互不统属。自成体系成了义和团的一个奇特现象。几十人、几百人，或一村一镇都可以自立坛口，有自己的大师兄、二师兄，有自己的崇奉之神。坛口有权决定成立与解散，团员也来去自便，无所约束。坛口与坛口之间也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从属关系，而是限于“亮拳”、“拜团”、“传帖相约”这类原始的联系上。虽然有威望的总坛口在有急事时也能“传单一出，千人立聚，”（《义和团》第四册，第466页。）“一唱百和，从者如归”，但这只适用于一些小的冲突和一般情况，一旦遇到特殊情况，这种“从者如归”的局面就会消失，而出现各行其事的现象。6月8日天津义和团冒雨出战，……途中（团民）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义和团》第二册，第152页。）象义和团这种大规模的起义，没有一个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而依靠各个坛口的自愿赴约，这就很难引导运动走上胜利而健康的轨道。这种情况，在农民战争史上和白莲教起义的史册上，都是很少找到的，当然更难与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军政合一组织相提并论了。正是由于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和落后的宗教组织形式的限制，才使义和团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一盘散沙。这种分散局面，不可能对帝国主义进行有力的痛击，反而会遭到帝国主义的各个击破，使运动很快失败。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对义和团的宗教迷信，我们应该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随意地否定是不适当的。在那个时代，义和团的宗教迷信有着它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有值得否定的消极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比较起来，肯定的一面是主要的，是主流。这是因为：（1）义和团运动本身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教训了帝国主义，也大大动摇了清朝的反动统治。而义和团的宗教迷信，正打上这个运动的烙印，始终燃烧着炽热的反帝火焰；（2）它适应了群众斗争的思想觉悟，受到了农民的欢迎，确是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当然，对义和团宗教迷信的消极面，我们也应该认真加以分析总结。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它，把它说成是“实在难以用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支流的理论来解释”的纯消极力量，把它说成是义和团排外主义和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只要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不能否定，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这个运动发展的宗教迷信也不能全盘否定，而且，无论这种宗教迷信的消极作用如何严重，它也不可能超越另一面（即对运动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占主导地位。因为，义和团这种宗教迷信，毕竟不同于一般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性质，是和统治者要求人“驯服”、“忍耐”的宗教相对立的；另一方面，这种宗教迷信只是一种形式，它不能决定事物的本质。义和团即使没有宗教迷信，也同样会出现盲目排外的现象，这场运动也必然同历史上大多数的农民起义一样，失败早成定局。所以，对义和团的宗教迷信，既不应该说成是完全消极的力量，又不应该把实际存在的消极因素夸大到“造成封建蒙昧主义”的程度，是义和团排外主义和反帝爱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否则，势必会导致对义和团运动性质及历史作用的不确看法。（文章来源：《史学月刊》198101，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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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1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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