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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抵抗派

历史证明，每当外国侵略者发动侵略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内部总是有一部分爱国人物能够参加反抗外来侵略的。义和团运动时期，也并不例外。当时，一部分中小地主、中小官员和少数上层官吏主张和参加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联系或很少联系，但是由于他们有着反侵略方面的共同性，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抵抗者的派别。抵抗派以他们的实际言行，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意志和决心。至于他们对于义和团的态度就不尽相同了，有的支持，有的反对，甚至进行镇压。
抵抗派中有一部分人承认，义和团的兴起，不是“谋乱”，而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得人民“久已痛深骨髓”，“民间不堪其苦”，才“不得已”组织起来，“藉以捍卫身家”。(御史黄桂□□，《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45页)他们看到了“外洋欺侮中国，据我土地，夺我利权，干预我政事，且或籍传教为名，纵教民以欺压平民。民间积怒既深，日思报复而无术，于是山东起有义和团，畿辅之一带应之”。(给事中李擢英□，《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0页)从而，他们认为“一味将就洋人”，主张对义和团“非痛加剿办不可”的方针，“万不可行”。(詹事府司经局洗马檀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1页)有的人还义正词严地指责清政府“岁费数千万金钱，豢养战士，不以御外夷，而以残百姓，岂练兵之本意哉”。(御史黄桂□□，《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页)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抵抗派的一些人提出了要“推广”义和团，“行之各省，其各沿边沿海省分，则更加密加速”，“俾家自为战，人自为兵”，“万里一室，万众一心”。(左绍佐：上徐桐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41页 )使“处处是团，处处有备”。(左绍佐：致贻蔼人（谷）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51页)这样，“中国二十余行省，四百余兆人，诚能亿众同心，何敌不克”。(翰林院侍讲檀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23页)因此之故，他们奏请把四川、湖南、贵州反对洋教的首领释放出狱，让他们进行抗帝战斗。总之，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抵抗派的一部分人认为义和团“兴义师”，“自备口粮”，“实灭鬼子之神兵也”。(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义和团》，第2册，第183页)因此，“义民可用”，(李秉衡语：见罗□□：《庚子国变记》，《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第953页)要“联合拳会”(盛京副都统晋昌□，《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59页)以抗战。
抵抗派之所以成为抵抗派，就在于他们在对待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问题上。主张抗战，反对乞和。这种思想和二千多年来封建臣子的“忠君”思想是一致的。他们根据历史的教训，看到了列强的侵略得寸进尺，“决无以餍其意，故不出于战，则更无中国容足之地。”(左绍佐：上徐桐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40页)“非战无以立国”。(翰林院编修彭□等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16页)他们指出“外夷之欺中国，往往以和为进步”(御史徐道□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55页)故和之祸，烈于战、速于战、毒于战、不至其时不见，至于见之，悔尚何及哉！故曰不可存求和之心”。(左绍佐：致贻蔼人（谷）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52页)抵抗派还列举史实，说明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皆未尽乎战之分，而非战之不可胜也。三元里则民兵胜之矣，镇南关则官兵胜之矣”。(左绍佐：上徐桐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43页)有的官员在侵略军入侵之前，就进行了战备或建议备战。黑龙江将军寿山拒绝俄军“假道”，布置战守，准备“迎头痛击”入侵之俄军。(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第21页)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前就提出：“目下情形，外侮尤亟”，建议“严饬”“炮台各将领认真准备”；要求北洋海军“择要聚守，以备不虞”。(聂士成致荣禄、裕禄电，1900年5月3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135页)当伴随着西太后的假“宣战”同时而来的加紧乞和声中，抵抗派继续反对乞和，要求坚持抗战。他们认为：“战则尚有生理，和则断无生路”。(左绍佐：致贻蔼人（谷）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52页)八十六岁的抗法名将，云南提督冯子材一再提出，应当“专于主战，勿为和议所摇。”他说：“言和则割地赔款，地有尽而款无出，括中土之精英，饱洋鬼之贪欲，虽得旦夕之安，而前款未清，洋兵又复启衅”。从而冯子材主张一意奋战，“以雪数十年中华臣民受欺之耻”，他表示愿以年迈之躯，杀敌致果。冯子材还提出“化弱为强”的战略方案。(冯子材□，《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78～480页)为了论证抗战的必要性，冯子材以甲午中日之役，“日本发难尝试，未经惩创，率以和字误之”，(冯子材□，《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13页)作为殷鉴。盛京副都统晋昌说，沙皇俄国在东北“自修铁路，已入据我之腹心”，当前“不战将不能守”。他表示要“督饬各军，布置周密，并力进剿，以期规复”被俄军占据之领土。(晋昌□，《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86、487页。)北京沧陷后，晋昌中肯地指出战局之失利，“非战之误，实各省不战之误”。他在分析当时情况后说，惟有“始终主战”，“犹有于危路求安之日，若再一议和，势必至彼索某城，此索某地”，终至“无以为国”。(晋昌□，《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39、640页)有的官员提出，如果乞和的话，列强予取予求，国家“大权尽操之敌人之手”，“中国岂复有兴复之望乎”。(浙江学政文治□，《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71页)在抗战危机之际，李秉衡挺身而出，决心“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李秉衡：《誓师文》，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132页)以实际行动坚持抵抗。
抵抗派为了实现自己的抗战主张，对求和派的卖国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说：“战局既开，万无和理”。揭露乞和派的“隐情”，是“有通洋情而受贿者，有仗洋势而升官者，有藉洋务而致富者，有隶名教而甘心从逆者，有资财寄顿于洋行、子弟游历于各国、直与洋人相依为命者，深恐洋人一败，彼亦随之而败；不然，则护其往日畏葸之罪者也；又不然，则保其垂老爵位之荣者也。情况不同，肺腑则一。彼既以和夷为生路，而国家之祸福遂漠然置之不问”。(御史徐道□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55、256页)他们指明，近三十年来丧权辱国之事皆李鸿章“专务和戎”，“甘心卖国”所致。象李鸿章这类“大奸”，必须“急除”。“大奸不除，不能成大功”。(翰林院编修王会厘呈，《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66页)有的人请杀卖国贼张之洞、刘坤一；有的人要求惩办盛宣怀，“重典”制裁那些“言和言约之人。”(左绍佐：《拟致军务处条陈》，《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48页)抵抗派的主张是要求祖国独立，主张义战。它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但是，抵抗派人物由于其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所处的环境互不相同，因此，他们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可以把抵抗派人物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人，在各地参加反洋教斗争。第二种人，主张或直接联合义和团打击洋教势力，对抗列强侵略军。第三种人，投身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并且英勇奋战，乃至牺牲生命。下边，我们分别把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作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种人：主要是中小城镇和农村中的中小官吏和中小地主。长期以来，他们对于列强利用洋教肆意欺压群众，夺占国家主权，都是耳闻目见，亲历其境的。有的人还曾直接受过洋教势力的迫害。因此，他们对于洋教士和洋教势力极其痛恨。当义和团兴起后，他们在义和团的旗帜下，和当地劳动群众一起，开展反对洋教势力的斗争。地主分子反对洋教，虽然自六十年代开始就不断出现，但从来没有过象义和团运动时期这样广泛，全国各地，几乎所在皆有。在直隶保定，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支持和参加义和团反对洋教。在察哈尔张家口，已革记名骁骑尉图萨本参加义和团，并组织义和团攻打当地教堂和洋行。在陕西渭南，已革道员陈鹏在“毁教灭洋”旗帜下，组织群众开展反对洋教的斗争。在贵州桐梓，贡生陈秀俊于1901年组织义和团，反对洋教势力，对进行镇压的清军予以坚决抵抗。在热河朝阳，地主分子邓莱峰，从1900年到1902年间，支持义和团、在理教打击洋教，之后，组织和领导联庄会、“拒洋社会”继续反对洋教，抗击俄国侵略军和清军。直隶青县监生郑升平、举人郑属江、生员郑阅江父子三人，遵化举人杨锡霖，枣强武举渠成江等都曾支持和参与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这些人在斗争失败后，或被中外反动派杀害，或被投入监狱，或被革去“功名”。
第二种人：在八国联军和沙皇俄军侵入的地区，和义和团一道参加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直隶候补道谭文焕，支持和参与天津义和团的活动，参加抵抗联军的战争；天津沦陷后，参加义和团的“复仇举事”。随后李鸿章以“实与逆匪无异”的罪名，予以杀害。盛京副都统晋昌，当义和团在辽宁兴起后，参加义和团反击洋教和帝俄侵略者；俄军入侵后与义和团一道，并肩抵抗。李秉衡曾在山东巡抚任内，对洋教势力的扩张表示忧虑不满。当北京沦陷前夕，只身赴敌，战败自殉于战场。类似这种人，在北京，在直隶和其它地方都是有的。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表现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同情、支持或团结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还有一些官员和地主分子，通过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支持了义和团的抗战。
第三种人：这类人主要是各级武官。他们对于义和团，有的支持，有的反对，甚至曾经参与镇压。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能够并且比较坚定地反抗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且大都英勇奋战，光荣牺牲在战场。这些人当中，在保卫大沽炮台战役中，有总兵罗荣光，副将有照琦，管带封得胜等。在天津保卫战中，有提督聂士成，记名总兵李大川，管带宋占标、连祥云、潘金山，守备宋春华，游击苏□然。在北京，有甘军统领马福禄。在东北战场上，有黑龙江将军寿山，副都统凤翔，统领崇玉、保全、喜昌、恒玉，骁骑尉德春，管带瑞昌、经和等。至于下级军官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一些官员在侵略者面前表现了坚强不屈的精神，坚贞的气节。直隶青县知县沈□初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义和团兴起后，沈□初曾对义和团“捐金济之”。(管鹤：《拳匪闻见录》，《义和团》，第1册，第481页)当德国侵略军侵入青县时，沈□初被其俘虏，“幽置”德营，“逼索金，辞以无夷出短枪相拟，不为少动，辞如故”。德“酋暴怒，向公索”义和团民，沈□初予以拒绝说：“何索为”？德寇“益怒，扑之，捶笞遍体，虏至伤折胁”。随后，“复笞之”，“试气绝，委于岸”，比及稍醒，犹询问县城和居民现况，“仰天欷□”(宁奎章：《青县志》，1931年版，《经制志、官制篇》，第5卷，第46页)而故。
毛主席在《矛盾论》这篇光辉的着作中，深刻地指出：“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一九○○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上述统治阶级人物，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义和团战争中“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们。
然而，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虽然有这么一部分抵抗派人物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反帝斗争，可是对于整个抗战局势的变化和影响并不很大。这是因为：一、他们虽然参加了反帝斗争，但是，地主阶级的立场从本质上决定了他们和农民阶级是对立的，除个别人以外，他们不可能长期的，也不可能一致地和农民站在一个立场上去反对帝国主义，他们谁也没有去投靠人民群众，有的人还敌视人民群众，这就直接地削弱了他们的有限力量。二、他们实权不大，影响不广，又未能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只是分散地参与反抗帝国主义的战斗。三、他们之中的文武官员，都受制于以西太后为头子的清王朝，只能在西太后控制的有限范围和一定时间内进行反帝活动。要求他们有反抗西太后的行动，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不可能的。因此，他们显示出来的力量就不可能很大了。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发展到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朝统治阶级已经紧紧地拴在帝国主义的车轮上，不可能越出它的轨道，凡是敢于越过这个轨道的人，就不可能进入统治阶级的领导阶层。正是这个原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统治阶级中没有出现如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为代表的那种较为有力的抵抗派，即使象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时期那种软弱的抵抗派也未形成。然而，尽管抵抗派在反对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所起作用不很大，但是，他们的行动毕竟是正义的，是爱国的。事实上，他们的行动给予敌人以一定的打击，也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义和团运动以某种程度的支持，所以应当肯定，应当赞扬，应当在历史上给予他们恰当的地位。当前，在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中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是不妥当的。
【资料来源：《天津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2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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