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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

研究辛亥革命的国内外学者，往往不注意孙中山对袁世凯认识过程的探究。其实，弄清楚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不仅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有重要意义，且可减少我们对辛亥革命中孙中山让权问题认识的片面性。
我认为，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一个认识摸糊——过份轻信——看清本质的过程。
一
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军所面临的问题是迫切需要组织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机构。在黎元洪的建议下，革命军各省区代表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底至１２月初在汉口举行会议。在讨论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名存实亡，“现在的问题不存在革命军与清政府之间，而存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应当说服袁以一举手之劳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如果袁愿意接受这个条件，革命军应当推他为临时总统以促其成”(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９５页、第１１４页)。１２月２日，代表会议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孙中山本人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也打电报告袁，明确表示自己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５７６页)。“俟政体解决，当逊位让贤”(《辛亥革命》（八）第１０７页、１３５页、１３８页、１３９页)。并望袁能“早定大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５７６页)。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４日和１５日，在《复直豫咨议局电》和复议和代表伍廷芳的电文中，孙中山回答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的条件时，再次表示“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其条件“自无不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实现。宣布“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的美国《纽约时报》评论当时的袁世凯一直在“清室请他出任内阁总理的诱饵和民派请他出任总统的建议之间举棋不定”(转引自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４日《参考消息》第４版)。“尔时已决计居清廷与革命军之间，收渔人之利”(《胡汉民自传》第６０页)的袁世凯，在得到孙表示愿辞职，以袁为代的保证后，权衡得失，终于下定决心，开始了逼宫清帝的活动。在袁的步步进逼下，“如日薄崦嵫”(《胡汉民自传》第６０页)的清政府已深深感到，除了退位，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直到最后关头，他们“终于选择了性命重于皇冠的一条路”(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９５页、第１１４页)。
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３日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向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书，并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以践前言。辞文说：“本大总统提出辞表，要求改请贤能之事……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孙中山在辞职时，并附有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许多论着都把孙中山所附的这三个条件解释为是孙为巩固共和国，防止和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的三项措施。这样，似乎就可说明孙中山在辞职前就已预料到袁将要重新把共和政体改为帝制，说明孙当时就认清了袁的面目。其实，这只是论者本人的一种设意拔高。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种种因素的制约，使他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看得那样清楚。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辞文后附加三项条件呢？第一，孙中山把国都设于南京，还是北京，看成是共和与专制之争，是民国能否长治久安，国基能否永固的问题。因为北京是满清专制政府的老巢，“为专制腐败势力集中所在，污染甚深”(居正《梅川日记》《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实录》下册第３２６页)，“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所以，建都南京有利于“革故取新”(《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第二，要求新总统到南京就职，主要是为免除“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及官僚有社城尚存之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２０页、２３页、８５页、８４页、３４８页、１２１页、１０７页)。把孙中山在辞文后附加的三项条件，看成是他为“保卫共和，防止封建专制政治污染的原则”和措施(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第１４３页、１５１页)，是比较客观的。
实际上，孙中山在让权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对袁世凯的认识是模糊的，“时而清楚些，有时也很不清楚”(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第１４３页、１５１页)。
当时革命党人曾认为，袁世凯是“清政府的首脑，革命的最大障碍，为人阴险无信”(候宜杰《袁世凯一生》（修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７２页、２１４页)。这种认识对孙不无影响，孙也一度认为“把建立民国的大任付托给他是靠不住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００页)。但孙中山又认为，袁“本汉族，人情必恩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孙中山选集》（上）第９８页、４３５页、１００页、４３５页)，并表示，袁“如能‘倒戈为汉灭清’就推他为总统”(《胡汉民自传》第６０页)。在归国后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孙中山致电袁，说明自己就任临时大总统不过是“暂时承乏”，将“以待袁君”。
袁世凯在得到南京“愿举其为总统之消息”(《辛亥革命》（八）第１０７页、１３５页、１３８页、１３９页)后，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又企图将北京清政府和南京民国政府并行解散，而由他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以“统一”中国。对于袁的另组政府的主张，孙进行了有力的斥责。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己见，“自袁世凯于议和之事，始终失信，于昨日电伍代表，略言：此次议和，屡次展期，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达到共和之目的，不意袁世凯始则取唐绍仪之全权代表，继又不承认唐绍仪于正式会议时所签见之选举国民议会以议决国体之法，复于清帝退位问题业经彼此往返电商多日，忽然电称并未与伍代表商及等语，似此种种失信，为全国军民所共愤，今以袁世凯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达，又令清帝不能享逊让之美名，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蠢，且实为清帝之仇。此次停战期届满，民国乃不允再行展期。若因而再启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云云”(《辛亥革命》（八）第１０７页、１３５页、１３８页、１３９页)。有的论者，根据这份材料中有关孙对袁的斥责，认为孙在回国以后，经过舆论界对袁世凯反革命野心的揭露，袁的狡诈伎俩从反面教育了他，使他从赞成妥协，转变为不愿妥协了(《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２期第６７页)。其实，如果仔细研读一下以上电报的全文，它只是真正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清帝早日退位，速定共和的急切心理和对袁世凯的告诫。当２月１２日清帝正式下诏退位后，孙中山在向参议院荐袁世凯当总统的同一天，也致袁一电，“幸（今）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南）北，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如果我们把孙中山的前后谈话和电文一起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看出孙中山虽对袁时有怀疑，但对袁的总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为了进一步弄清孙中山在这一时期对袁世凯的认识程度，让我们再看一下孙中山在辞职后对袁世凯评价的有关电文。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５日，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庆贺南北统一典礼的演说中，称袁世凯为“民国之友”，他若当选总统，“深信必能巩固民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同一天，在致北方各将领电和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中都说“清帝辞位，由专制变为共和，实项城维持之力”，“袁公慰廷委曲求全，终达吾人和平之目的，其功莫大”。接着，参议院根据孙中山的推荐，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选举实际上也只是个形式）。袁如愿当选，欢欣若狂，他自己也深深感到，这是“蒙承”孙中山“厚爱”的结果(《辛亥革命》（八）第１０７页、１３５页、１３８页、１３９页)。因为孙中山辞职，举袁为总统，也曾在国内外引起了一波动，“遭到国内外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他们函电交驰，一致责难”(候宜杰《袁世凯一生》（修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７２页、２１４页)。为此，孙中山做了许多解释说服工作。在复谭人凤及民立报馆电中说：“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当“五州同志、华侨诸君”、“广东都督陈炯明及广东各团体，对推举袁为第二临时大总统，纷纷“来电相争”时，孙又进行解释，“诸君尽其心力，与内地同志左右挚提，仆满清而建民国，今目的已达，以此完全民国，归诸全体四百兆人之手，我辈之义务告尽，而权利则享自由人权而已，其他非所问也。至于服务之行政团，若总统类者，皆我自由国民所举用之公仆，当其才者则选焉。袁君之性情不苟于然诺，当其未以废君为可也，则持之；及其既以共和为当也，则坚之。其诺甚濡，其言弥信。彼之布告天下万世，有云：不使君主政体再发生于民国。……前日之袁君，为世界之一人，今日之袁君，为民国之分子，量才而选，彼独贤劳。……袁君即为任劳之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当然，孙中山在提出辞文前后一段时间里，虽对袁世凯评价颇高，并举荐为总统，但对他并非不无疑虑。这从１９１２年１—２月间，孙在接见美国记者麦考密克的谈话中可以看得较清楚。请看他们间谈话的一般内容：
孙中山：“你对袁世凯的判断如何？他将依哪一方面的考虑行事呢？”
麦考密克：“我认识他已有几年，我对他的印象十分良好，与对其他许多人的印象一样。他是个能干的人。而且他做了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以来，我认为他是为国家的最高利益行事的，他的确一直献身于他对革新的信念。”
孙中山：“你认为他现在的行动是为了改革，还是为了清廷？”
麦考密克：“他不得不为清廷谋求最佳的条件。但他真正的利益必定是全帝国的利益——即国家本身，而不是任何个人。我认为他不可能只为其自身的利益行事。”
孙中山：“如果我能拿得准他是如此，我就没有什么焦虑了”(《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
所以我们说，在这一段时间里，孙对袁的认识处于模糊阶段。不过，信任还是大于疑虑。
如果说在向参议院提出辞职文以后，孙中山对袁还有些疑虑的话，那么，在他与美国记者麦考密克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以后，特别是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在北京行正式受任礼前的“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辛亥革命》（八）第１０７页、１３５页、１３８页、１３９页)宣誓词，电传南京参议院后，孙中山对袁的疑虑已完全消除。我们通读了孙在１９１２年４月１日正式解职后的全部电文及有关史料，孙认为袁“其人欲建大功于民国，服从舆论，绝无自私自利之心”(《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对袁为政“深信不疑”(《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１９１２年８月，袁邀请孙、黄入京“共商国事”，曾有人劝阻他北上，他觉得“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８月２４日，孙遂偕夫人到京，得到袁的盛大欢迎。在京一个月，进行了十三次晤谈。对孙所谈，袁均“百般地曲意相从”。孙中山认为，他们“所见略同”(《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其政见，袁“多能领会”。袁在会谈期间，伪善而高超的表演，使本来对他认识不足的孙中山更对他“深信不疑”，也更觉得他“才大”并“盼其为总统十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孙在抵京后的第三天，还对有关方面人士谈“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在谈到第二期总统的人选时，孙对《亚细亚日报》记者说“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袁总统经验甚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袁当政后，有不少人“大不满意于政府”，认为中国空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所谓共和，不过是一块空招牌而已。为此，孙中山不仅为袁解释，且对袁吹捧一番“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为中国得人庆”(《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１９１２年９月４日，孙在北京答记者黄远庸问时，明确指出，袁没有野心，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由此看来，孙中山似乎觉得自己对袁已十分了解了，因此，也就断定袁“绝无可疑之余地”(《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１０月６日，孙对上海的国民党演说，为消除人们对袁“有帝制自为之意”的怀疑，在演说辞中说明了自己为何荐袁为大总统，“因平日甚慕其为人。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其在北洋练兵，卓着成效，故此人而入民国，亦必为重要人物”。南北统一，袁宣布政见，赞成共和，“与吾人意见已同”，“故余推荐袁项城于国民，得参议院同意，举为临时总统”。
根据以上考察，我们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孙对袁的认识处于过份轻信阶段。
孙中山对袁缺乏足够的认识，以至于让权于袁，一是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及早地洞察袁世凯的本质；加上缺乏和袁这样奸诈的人物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容易被袁世凯唱出的许多称赞共和的赞美诗所蒙蔽”为袁世凯做出的一些漂亮的小动作所迷惑”(邵传烈《孙中山》第９３页)。二是轻易相信国内外一些舆论对袁的吹捧。甚至还有他“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的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他。(《孙中山选集》（上）第９８页、４３５页、１００页、４３５页)。
１９１３年３月“宋案”发生，孙中山“始翻然悟彼奸人非恒情可测”(《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１７４—１７６页)，从迷悟中猛醒，真正认识到袁世凯“不是个东西”(《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１７４—１７６页)，认为“非去袁不可”。通过实践，孙中山已完全看清楚了他所曾经举荐的袁世凯，竟是一个狡诈阴险的阴谋家，野心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表述为：认识模糊——过份轻信——看清本质。
二
孙中山对于袁世凯认识的曲折过程，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国民心理，反映了孙中山思想政治水平。
辛亥风云突起，打乱了清廷旧的统治秩序，企图分割中国的外夷小丑，害怕自己在华利益遭受革命损害，急切希望局势尽快恢复平静。于是，望袁秉政，“非袁莫属”的舆论，首先见诸于帝国主义的报端(“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１日)。在国内，由于袁世凯“肆用诈术，而劣迹未彰”(《孙中山选集》（上）第９８页、４３５页、１００页、４３５页)，国人难以认清他的面目，加之内忧外患日趋严重，“政乱如麻，万端待理”，人们“望治情殷，厌乱心切”，“冀有大刀阔斧之政治家，出而运其刚毅敏断之手腕”(《袁氏盗国记》（下）第５０—５１页、５２页)，实现统一大业。革命党人在《民主报》上发表《敬告袁项城》的短评，公开鼓励袁世凯“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以渺茫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８日)连黄兴也写信给袁世凯，“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伦、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伦、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黄兴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２页)。立宪派在革命发生后的第五天，就在赵凤昌的住宅“惜阴堂”搞策划，南北两面开弓，为尽速结束革命，让袁早日登台出力。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对袁世凯的鼓吹亦甚，这从伦敦华侨、留德学生及芝加哥华侨的当时电文中可看得十分清楚。伦敦华侨电“……务乞亿兆同胞，军民一心，速仰天机，各守公法，速建共和立宪国。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外论亦协”。留德学生电：……废满帝，建共和，袁助民党，中外欢迎”。芝加哥华侨电“项城宜于汉族总。”(《神州日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日)诸如此类相似内容的社论、短评，查阅当时报刊随处可见，充分反映，当时国人的心理和对袁世凯的认识。
当然，孙中山不可能也没有摆脱整个国民心理的影响，我们从后来孙中山的演说、电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当时对袁世凯同国人有同样的认识，认为袁是“民国之友”，四万万人“深堪嘉佩”(《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８６、９７—９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２、３４８、３８５、４０１、４５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４４５、４５０、９７—９９页)。
这样，使袁借“国民心理之所向，而思有以利用之”，以至“陈桥并无兵变，黄袍统自欲加身”(《袁氏盗国记》（下）第５０—５１页、５２页)。
孙中山对于袁世凯认识的曲折过程，与他革命中的“君子政治”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孙中山奋斗生涯可概括为积极进取，勇敢无畏。鲁迅评价“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俱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虽如此，但孙中山在“求吾民真正的幸福”(《孙中山档案》卷７—５)的政治斗争中，却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在政治斗争中讲求“君子风度”，遵守信义，用他的话说“中国式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非极极端主义，”(《孙逸仙先生传》（上）第５页)“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孙中山选集》（下）第６３５页)。毫无疑问，“君子政治”反映了孙中山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品质，体现了他对政治理想的向往与追求。但是，这种纯真政治的理想，在实践中又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对于袁世凯的认识过程，正说明了这一点。
孙中山对于袁世凯认识的曲折过程，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中山炽烈的爱国情怀。
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的一统天下后，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是当时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问题。面对革命的形势，孙中山提出在中国实现“五统一”，即民族的统一，领土的统一、军政的统一、内治的统一、财政的统一，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要求。袁世凯在窃国过程中，也提出了统一的口号，他的统一，字面上与孙中山讲的完全一样（当然内容实质上有根本的区别）。他在致黎元洪的信中说：“连日与孙、黄二君商榷内政进行方针，由凯开出大纲八条”，第一条就是“立国取统一制度”，(《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５“函牍”)为了全国统一，各党须“牺牲其政策”(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７页)。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在软弱的资产阶级基础上，孙中山无统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社会心理等等），缺乏实现统一的力量和保证。这样，在袁世凯劣迹未彰和国人“望治情殷”的情况下，在“非袁莫属”的呼声中，孙中山为国家的早日统一和自强，亦认为袁足以担当起统一的重任。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过程也往往是曲折的，曲折的认识往往深刻地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主客观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然而，一旦这些矛盾的各个侧面获得充分暴露并为人们所掌握，就能促成人们思想上的飞跃，成为人们的精神财富，变成历史的推动力量。当孙中山看透了袁世凯的本质，认识到他的让权“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时(《孙中山选集》（上）第９８页、４３５页、１００页、４３５页)，便同袁世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捍卫共和，重建民国，进行着新的艰苦的探索。
【资料来源：《学术界》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