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洋务运动-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

一
洋务运动同各方面的关系很多，本文只谈它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它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它与洋务派以及其中某些人物的关系。
为了说明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得先弄清评价洋务运动的标准。
评价洋务运动的方法，与评价所有历史人物、事件一样，只能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相结合。近几年来，学术界在洋务运动史的讨论中，实际上出现了两条标准。一条是认为洋务运动是洋务派为了维护满清反动统治，勾结和依靠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而产生和发展的，应该划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一边。这样，洋务运动当然要被否定了。另一些学者则拿出另一条标准。是按历史发展规律看当时中国正处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的发生、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因而洋务运动颇有值得肯定之处。
我认为，这两条标准应该统一起来考虑。毛泽东同志既作过“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阶级斗争规律的阐述；也作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的论断。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经济。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和规律，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没有封建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地主与农民的对立阶级及它们之间的斗争，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阶级及它们之间的斗争。经济状况决定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状况，而阶级斗争又反过来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之有阶级、阶级斗争，作为人类文明史的标志，主要是因为阶级、阶级斗争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常常促使生产关系改善，工具改进与生产力的解放，从而使生产不断地提高乃至生产方式的变革。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反过来又对经济起作用。社会一切斗争和变革，归根到底要反映到经济的变革中来。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该求之于生产方式的变更之中……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探索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怎么可以仅仅求之于“两个过程”的阶级斗争，而不求之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即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变革呢？
清朝乾嘉前后，资本主义已经萌芽和缓慢地发展着。但它的技术水平，还远不足以战胜小生产者。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它们的商品开始占领中国市场，其生产力的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小生产，拿纺织品说，“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这样，外国商品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加速了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的发生，已如箭在弦上。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遇到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要使在弦上的“箭”“一触即发”，一般必须通过某种政治军事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当时主要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斗争、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但那一种斗争一一民族的斗争或是阶级的斗争，触动弦上的“箭”使之“即发”，那不是历史所注定的。中国当时处在弦上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箭”未能在鸦片战争中被触动，却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被触动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政治上是反动的，客观上触动弦上的资本主义的“箭”使之发出却是顺应历史趋势的。
二
一谈起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想到，它是“作为太平天国对立面发生的”。不错，促使洋务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为主流的农民革命运动，但远不止于这种关系。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还有更为深刻的和广泛的关系。大家知道，洋务运动就清政府的目的说，是“资取洋人长技”以拯救清朝封建统治的运动，要拯救清朝统治，它一定内之镇压人民革命，外之抵御列强。当力量不足以镇压人民，则联外以制内；当力量不足御外时，则又会用妥协求和的方法来保持自己的统治。不管怎么表现，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生产力、发展近代工业的结果，都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洋务运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至少有两点密切的关系。一个是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由于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多数地区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增加了产品的商品率，和天国的“商旅出入，征税甚微”（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534页。）的利商政策，使市场贸易出现了繁荣，有的地方甚至做到“百货云屯，盛于未乱时倍蓰”（王韬：《粤逆崖略》。）。太平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呈现出来，同时也表现在国际贸易中。以茶丝出口为例：革命前夕的1849～1850年茶约为五千四百万磅，丝为一万六千余包，1855～1856年增为茶九千二百万磅，丝五万余包，到太平军基本占领茶丝区后的1862～1863年，茶为一亿二千万磅，丝为八万三千余包了。比之战前，茶的输出增加一倍多，丝则为五倍以上。可见不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出口贸易，商品量都大有发展。在当时，商品虽主要是小生产者所提供，但商品的量的增加，很容易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这对作为促使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洋务运动，不能不起到有利的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另一后果是封建关系松懈前提下的小农经济大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较多，其中丁口减少招客民开垦是其一端。在战争中，苏、浙、皖、赣等省一些地方丁口大量减少，例如嘉兴一府，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十余年间，户数从541，386户，减为253，447户，口数从1，267，816，减为406，893，丁从1，665，948，减为546，160（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85、168、171、169页。）。户数和口数减去一半有零，丁数减掉三分之二。这就使无主荒田随处皆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军后，各地方政府采取招客民开垦的办法以恢复生产，那些开垦的可耕地，有全归开垦者的，有半归开垦者半归公的，但多数是谁垦谁种，并轻其赋税。因此，客民“始则利其免科，继则利其轻租，争先占垦”（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85、168、171、169页。）。客民往往因“开垦荒莱，前往营田，多得上腴之利，移家置宅，为富人居”（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85、168、171、169页。），客民因而致富了。而有的“土民愚拙，间有舍本逐末者”（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85、168、171、169页。）。地权的更易在太平军地区是普遍的，浙江有些地方的土地“辗转易主，遂至境内之田，尽非原户”（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85、168、171、169页。）。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封建关系大大地松懈了。封建关系松懈条件下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桎梏下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后者受封建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持封建统治的作用；前者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小农“得上腴之利”，除自给外，有着更多的商品出售，扩大了商品市场，加速他们向两极分化，这对资本主义必然起着催生婆的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不管是第一个后果还是第二个后果，都对资本主义有利，而洋务运动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揿动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绿灯的电钮。它之所以能揿了电钮就使资本主义“车流”通过，是因为已有了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不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造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也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当然这个“不小的作用”，是同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造成的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密切有关的。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一些地区人口大减，其原因是很多的，如当兵、死亡、逃亡等。在逃亡的人中，首先是地主分子，这些地主分子在太平军被镇压后，有的回到了自己家乡重理旧业，但这种人对土地的占有往往不是原来的规模。有的地主家族将逃亡时携带出去的金钱细软，投于城市工商业；有的人虽仍在农村经营土地，但对城市工商业的投资兴趣更大，逐步成为地主兼资本家。常州的盛康、盛宣怀父子，镇江的戴恒，无锡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等，不都是江苏地主家族的人最早投资于洋务近代工业的一批人吗？而这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有关系的，
三
关于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多年来人们常常这样回答说，洋务工商业是早期官僚资本主义；洋务运动对民族资本主义起了压制或某些促进的作用。我认为，所谓“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所谓“压制”与“促进”的作用，都不宜乎截然分开，而应该统一起来考察。
洋务运动是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拯救清朝封建统治的运动。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表现在购买坚船利炮以镇压太平天国，继则表现在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设厂制造军火。奕□等洋务派说过，购买为临时措施，制造才是“永久之计”。用大机器从事军火制造的工厂企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造成的比较广阔的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条件下，它不可能不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是因为：价值规律在军火生产中起作用，产品的“核价尚廉”是洋务派自造军火的主要目标；既然价值规律在军火生产中起作用，产品就披上“商品的外衣”——价值，这个披上商品外衣——价值——的产品就有进入市场交换的可能，事实上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军火产品作为商品出卖者不断增加，到1900年江南制造局出售军火的财务收入达到整个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尤其重要的是，各制造局的工人，很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的工资一般在十元至三、四十元不等；根据以上的理由，工人不仅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也是价值、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只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罢了。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
至于七十年代以后创办的轮船、电报、纺织、煤炭、金属的采掘与冶炼等工矿企业，当然是名实相符的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企业。这种民用工业企业的生产，从使用价值说，表面上是应军用工业的原料燃料等需要而创办的，但归根到底是价值规律起主要作用，它受到军用工业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影响和促进。例如，煤矿企业的创办与经营，往往是因“苦于洋煤太贵”（1872年《淡水英领事报告》。），铅铜的生产是因制造子弹的铜料向外洋进口，“购运艰而价值昂”（李鸿章：《请开泉州铜矿片》。）。自己办厂生产，可以取得廉价的产品为军火工厂所用，使军火产品可以做倒符合清政府“就动拨之款，考制成之数”的要求。可见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是有内在的经济规律的联系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整体，它们是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这种早期的资本主义洋务工业企业，是不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这要看它的客观作用如何而定。
资本主义就其本性说，不仅是封建主义的天然对立物，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天然对立物。拿军事工业来说，它既要制造低廉于洋货的产品，就有“敌洋产”的意图，就能起到“敌洋产”的作用，也就意味与外国军火买卖相竞争。事实上，局造武器要比购之外洋便宜得多，如买一只12磅炸弹需银12两，自造只须成本二、三元。再从购买与自造的支出看，自同治三年七月至四年五月十一个月间，李鸿章的淮军购买支出约为二十四万余两，支给洋炮局的造费近十二万两（参看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63页。）。数字虽不及买价的一半，但如把自造远低于买价的因素算进去，军火的使用价值量至少不低于购买量。这些不是起到“敌洋产”的作用吗？军用工业是如此，民用工业更是如此。洋务民用工业企业，基本上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创办的，轮船、纺织、煤炭等工矿企业，都是从自己的赢利出发而“与洋商争利”和“稍分洋商之利”，尽管在经营过程中有某种程度适应侵略者需要的一面，但“抵洋”的作用还是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洋商才把它作为劲敌而加以摧残，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削价与招商局相竞争，以期挤垮招商局，就是明显的例证。
我曾说过，洋务军用、民用工业企业构成的一个资本主义的整体，是“官僚资本主义胚胎”。这一命题的含义是：所谓“官僚”，在军用工业方面，是由国家投资、由官来直接管理和控制；民用工业企业虽主要是商本商办，但是由官督理的。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工业，官必然是企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来经营企业的，这就有向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如我前文所说，洋务工业企业是有强烈的民族性格的，并且从总体说特别是在运动的前期，民族性还是它的主要方面。因此，如果说洋务工业企业是“官僚资本主义胚胎”的话，至少也应该承认它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胚胎。这种资本主义，可以发展为官僚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的“官”去管理和督办企业，使封建性、买办性渗透其间说，它有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可能；从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有抵制的天然性格，并且这种性格在当时还是主要的这一方面说，它有可能完全成为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由于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官的势力日益加强对企业的控制，所以多数洋务企业向官僚资本主义发展了。
多年来，学术界之所以把洋务工业企业看作早期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论据，即这些企业的资本，主要来自官僚、买办等人的投资。而这是不能成为理由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资本人格化”的原理，不是投资者的出身决定企业的性质，恰恰是企业的性质逐渐改变投资者的阶级属性。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主官僚、买办出身的人投资创办工业企业从而变为资本家的多得很。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徐润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地主官吏出身的盛宣怀变为资本家，都是明显的事例。
官僚地主们投资办近代企业从而改变他们的阶级属性，即变为资本家，与洋务官僚为了拯救封建统治，却发展与他们预期目的相反的资本主义一样，都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
关于洋务运动与洋务派的关系，顾名思义，谁都明白洋务运动是洋务派所发动和领导的，他们之间当然有一致性。但洋务运动的发展，往往如前文所说是不以洋务派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表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不能划等号。“洋务”一词是由“夷务”演化而来，后者有上国驾驭四夷轻蔑邻邦的含义，而“洋务”则有从某种意义说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学说的意思。当时参加洋务活动的人，不管出发点多么不同，但这种认识是基本一致的。郑观应在其所着《盛世危言》中，把“洋务”放在《西学》这个标题下加以论述。他说“今日之洋务，犹时务也”，“洋务”活动犹如为了君父之危疾得救而“白计求医而学医”一样。他讥笑那些“以不谈洋务为高”自命“清流”“正人”者流，是要“蹈海而沉湘”，或是“□颜而苟活”的一些人。因此，洋务运动的“洋务”，有着不同于传统所讲的“夷务”而具有时代特征的学习西方先进学说的内容的。这种先进的学说，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制度。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应该是：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拯救清王朝统治开始，从而发展新的生产力，促使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进而要求在政治上改变专制制度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洋务运动应该是这样发展的，但洋务运动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不完全是这样，这与洋务派主观上是否反映这个发展规律有关。
首先，洋务派为了拯救封建统治却发展了与自己相对立的资本主义，这是他们根本没有料到的。洋务派是一个很复杂的集团，在其产生时，有顽固官僚的转化、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转化和买办倾向较浓的士绅等几种类型的人参加。他们各个人的想法和参与活动的角度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以把农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在使用新的军事技术武装镇压来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对抗矛盾过程中，却不自觉地发展了新的生产力。江南、天津、马尾等军用工厂，除制造军需品外，也制造和修理商船，它所制造的机器工具，不少是供给民用的。以江南制造局为例，它从1867年到1904年，据不完全统计，制造车床138台，刨床47台。它设立的翻译馆所翻译的各类书籍达160种、1075卷，其中除少数政治、历史书外，绝大部分是关于数学、电学、化学、光学、声学、农学、矿学等科技书，而且基本上是洋务运动中翻译的。它们对新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大机器生产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但洋务派中多数人特别是转化过来的顽固官僚，根本没有想到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与封建主义束缚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洋务派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中蕴藏着阻碍潮流前进的因素。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强侵略，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大量财富。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特别是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破坏了“中外和好”局面，造成了中国的边疆危机。面对这种形势，洋务派在军事上从对内镇压人民转而主要对外抵御，大办海防海军和加强陆军的装备；在经济方面，主要以求富为目的，即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大办民用工业企业，这就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意味要与洋商在市场上竞胜。这说明，洋务派在这时无论是军事设施还是经济活动，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历史发展要求的。在洋务运动发展的新阶段中，除原有的洋务派之外，有大批买办商人和具有维新思想或有这种倾向的人员参加活动，它们之间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绝大多数人对外在军事上、经济上抵制这一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洋务派之所以在七十年代比较能反映洋务运动发展的要求，其原因有二。从洋务大官僚说，他们为了维护清封建统治，外敌当前一定要力求抵御，抵御就得加强军事力量，于是必然要大力经营海军、海防和边防；在进一步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民用工业企业也必须筹办，因为民用工业的发展，既可解决军事上所需的原料燃料，又能“致富”，并解决饷源的匮乏；民用工业的资本不可能靠“财匮饷缺”的清政府筹集，而需要集商资，集商资以办企业就意味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一逻辑过程，虽非洋务官僚所预期，却是历史的必然。从一般的洋务派成员特别是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和买办出身的人来说，他们中大多数既是明确要求抵御外侮和与洋商进行商战的主张者，又是明确以追求剩余价值、高额利润为目的的一些人，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当然是洋务运动按正常规律发展的促进者。这是一。其二，洋务官僚既然是为拯救清朝垂危的封建统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有格格不入的一面，而时加扼制，但这遭到买办、商人、维新知识分子等参与洋务活动的人的反对。例如当李鸿章等企图用官场的办法来干预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时，当时任总办的唐廷枢、徐润立即抵制说：“按照买卖常规，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官商本是两途，名利各有区别，轮船揽载是为利非为名，生意一端未有利不敷而能持久也”（上海图书馆藏未刊资料：《唐廷枢、徐润、张鸿禄上李鸿章禀》，光绪七年。）。可见，洋务官僚有反映洋务运动发展要求的一面，也有违反的一面，但他们不能违背历史发展总趋势。经过洋务派内部的斗争，其结果在七、八十年代还是基本上符合这个历史总趋势的。然而洋务官僚是有权力的，因而他们常常处于矛盾斗争的主导方面，这就有可能导致违反洋务运动发展的要求。果然，洋务官僚对企业的“官督”逐步加强，加上少数洋务官僚在中法战争等对外交涉中的妥协表现，既违反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违反对外抵御的要求，尤其是当运动发展到一定时期需要民主政治制度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时，洋务官僚就再也不前进了。到这时，洋务派这一集团有可能破裂而分道扬镳。有的人独自去经营企业成为民族资本家，有的人转化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是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的，洋务派的主张有正确反映这个规律的一面，但反映发展规律的正确程度是不一样的。例如七十年代正确性要多一些；也有违反规律的一面，这一面在各时期不一样，例如中法战争以后，“违反”的一面是主要的，导致了正确反映一面的消失。这就使洋务运动不能不以失败告终。
由此可见，洋务派与洋务运动有一致性，但也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因此，洋务派的一切行为不能完全算在洋务运动的账上，洋务派的某些个人例如李鸿章的言行更不能完全算在洋务运动的账上。
从以上洋务运动与几个方面的关系看，说明洋务运动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的。除上述这些关系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关系，例如它与清政府的妥协外交有联系，但也不能说妥协外交即是洋务运动的路线。妥协交外不自洋务运动始，它早表现于鸦片战争时，也不因洋务运动结束而终止，后来的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妥协比之洋务运动时更为严重。因限于篇幅不谈了。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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