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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辛亥广州起义与武昌起义之关系

辛亥武昌起义，是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四川的铁路风潮则是促成这次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武昌起义又是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有效活动更是这次起义能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那么，辛亥广州起义与武昌起义是否是两件无甚关联的事件呢？黄兴早在1912年黄花岗周年纪念会的讲词中曾这样说过：“鄂省8月之起义，由广东之原动力。”(《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之前因后果》。《辛亥革命》（四），第167页。)他是把这两次起义联系在一起，且是把辛亥广州起义当作武昌起义之“原动力”的。黄兴的这种论断，固然不很准确，但这两次起义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事实。这应是研究辛亥革命的同志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
一
辛亥3月29日的广州起义，是倾同盟会人力财力而准备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孙中山指派黄兴领导的，统筹部设于香港炮马地35号。按照统筹部计划，起义虽定在广州，响应则及于长江各省，特别是要求两湖响应。因此，辛亥广州起义在准备期间即涉及武汉。
据曹亚伯《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中记载：“举义总计划，既在会师长江，并专设交通课以主任其事，则第一着江、浙、皖、湘、鄂等处不可不筹设机关，联系军人，以备响应。辛亥年一月六日，谭人凤至统筹部，亦以此意与赵〔声〕黄〔兴〕诸人言，曰：‘南京之事，向谋之矣。若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有以为，愿加以注意，俾收响应之效。’黄、赵即询其办法，谭曰：‘今居正、孙武二人，日夕为武昌谋，唯缺于资，不能设立机关，以张大其势力。湖南同志甚多，以缺于资，不能为进行之部署。诚能予金以分配于两湖同志，则机关一立，势力集中，广东一动，彼即响应，中原计日而定也。’黄、赵诺之。七日，即以二千金予谭，谭乘轮北行，自上海而武昌而长沙，以六百金予居正，二百金予孙武，俾设机关于汉口租界地，竞为九月武昌起义之导线。”(《辛亥革命》（四），第187页。)
共进会孙武既晤谭人凤得资，遂在汉口租界内，除长清里98号之机关部外，又陆续增设汉兴里机关部及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3月1日，邓玉麟到后，在武昌，“决定先设一机关于黄土坡，开一酒馆，名曰同兴楼，由居正送来一百元，作开办费。其后一切军队往来，及同志入会手续，均在此处接洽”(邓玉麟：《辛亥武昌起义经过》。《辛亥革命》（五），第99页。)。从此，武汉革命活动即更活跃了起来。
文学社，于1911年1月30日（旧历元旦），成立于武昌，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张廷辅为总务部长，刘尧□为评议部长。2月15日，开代表会议，并推王宪章为副社长。文学社亦自成立即准备响应广州起义。“三月，黄兴等起义于广州，蒋（翊武）拟炸鄂督响应，粤事败乃止”(《蒋翊武事略》。《辛亥革命》（五），第21页。)。
由此可见，辛亥广州起义以前，武汉孙武，蒋翊武所领导的共进会，文学社，事实上即按照香港统筹部的希望，作了不少准备响应广州起义的革命活动。而这些活动应该作为辛亥广州起义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1911年春谭人凤携款来鄂时，由居正、杨时杰介绍与孙武、杨玉如、李作栋等见面。据李作栋（春萱）回忆：在武昌府狱中和胡瑛会谈时，谭人凤与孙武为举义地点曾有过争论。谭谈到举义定于广州、湖北新军作响应时，孙武则认为应首先由武昌新军举义。最后胡瑛表示广州、武昌分别准备，以后看情况再定。争论没有结果，“因此种下了湖北与广州‘各干各’的分歧思想”(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始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17页。)。但是事实在3月29日广州即起了义，武汉准备并未成熟，还是按原计划实行的。而且文学社蒋翊武还作了炸鄂都响应广州起义的准备。这更说明，湖北某些革命党人虽有‘各干各’的思想，而当时湖北革命活动活跃起来，则是与准备广州起义有密切关系的。
二
辛亥广州起义失败后，武汉继续进行其起义的准备活动，且有很快地转为主动之趋势。
据《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记载：“广州起义失败，海内外同志，莫不悲愤万分，虽黄克强亦不免灰心。因此次大举，准备甚久，经费由海外华侨募集而来者，为数甚钜。较之前各次起义，力量实为雄厚，而结果精锐干部大半牺牲。唯公（蒋翊武）毫不丧气。良以武汉为全国中心，广州起义失败，而武汉潜伏武力，却已长成。”(□簪：《武昌两日记》附示《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辛亥革命》（五），第74页。)刘揆一《黄兴传记》中亦称“公（黄兴）□得忍死待时。以图再举。而在两湖谋为粤援之党团，见粤事失败，已由被动而急转为主动之势”(《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298页。)。
共进会孙武等人在新军下层的活动颇见成效。文学社蒋翊武等人在新军下层活动，也很有成效。两团体在1911年5、6月间，联络新军下层入会者，竟达数千之众，这就是辛亥武昌起义的群众基础。“谭石屏（人凤）于五月下旬到汉，与各同志会商，决定以武汉为发难地”(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辛亥革命》（五）第78页。)，不久，武汉又派詹大悲、杨玉如赴沪，与宋纯初（教仁）、谭石屏、居觉生（正）、陈英士、于右任谋大举。宋等赞同。谭、居、詹遂返汉，与文学社、共进会负责干部又在俄界密议，作出了相机发动的决定。
为此，同盟会在华中的首领人物必须加强对鄂湘等华中各省的工作。而陈英士、宋教仁等已酝酿数月的中部同盟会遂于1911年7月30日（辛亥闰六月六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部同盟会亦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陈英士任庶务，潘祖彝任财务，宋教仁任文书，谭人凤任交通，杨谱笙任会计。中部同盟会曾称“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帮”(见《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但实则是辛亥广州起义后对中国同盟会过去的革命活动抱不同意见而组成的同盟会里面的一个派别组织。他们所恃的实力就是两湖、南京等地所运动的一部分新军。
中部同盟会与领导广州起义的黄兴保持着联系。黄兴在香港听到要以武汉作发难地后，他一直是赞成的。黄曾有诗赠谭人凤：
!“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雄指戈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争取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称英雄。”(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85页。)从诗中不难看出黄兴很赞成武汉作发难地。而且黄兴在辛亥8月14日致冯自由信中也曾这样写道：“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辛亥八月十四日黄兴致冯自由函》。)从此更可看出黄兴对武汉起义可以取得胜利，是有信心的。而当时他的打算则是武汉起义时，应有湘、粤、宁、皖、陕、蜀各省同时发动响应。这又和中部同盟会的意见有一致处。
但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不容许武汉革命党人考虑得那么多。1911年夏，四川铁路风潮迅猛高涨，人心激昂。这时，武汉革命党人即打算乘机起义，正如当时蒋翊武所说：“时机至矣”(王建中：《蒋翊武事略》。《辛亥革命》（五），第20页。)，遂密开军事会议，定期准备暴动。
为了顺利进行起义，必须加强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这两个革命团体在1911年春，即谈判联合，后经刘尧□、陈孝芬、梅宝玑数月奔走斡旋，直到此际，1911年8月，始告成功。在文学社、共进会于雄楚楼10号刘公宅中召开的联合会议上，决定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王宪章为副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总机关部内。会议又推刘公为总理，孙武、潘善伯、李作栋为常驻政治筹备员会后即赁汉口俄租界宝善里一所房子为总机关，筹备政治。这次会议还“推居正杨玉如赴沪迎黄兴、宏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大计”(张国淦编着：《辛亥革命史料》。)。
“居、杨二人到沪后，即向宋教仁、谭人凤叙述湖北革命发展情形，并将详情函告香港黄兴，请即速来鄂主持”(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始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中部同盟会主张武昌、南京、上海同时发动，对武汉的准备不大放心，于是让杨玉如先行回鄂，留居正在沪等待购买手枪。黄兴对鄂省情势，也认为很好，主张“事在必行”。唯他感款项不足，即电告孙中山及南洋各埠请先筹款，亦未即行去鄂。但黄曾函嘱居正对鄂事要“取急进办法”(黄兴致中部总会函，函载《辛亥首义纪事始末》注二十四，《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20页。)。此时黄兴亦计划中部各省同时起义，不了解湖北之起义已成了箭在弦上之形势。未几，1911年10月10日（旧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事实说明，武昌起义是辛亥广州起义后加紧准备起来的。武昌起义的准备都是与谭人凤、宋教仁、黄兴等有密切关系的。从这些方面来看，武昌起义正是辛亥广州起义的继续。只是黄兴和中部同盟会负责干部对武昌革命党人活动的积极效果，估计得很不够罢了。
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胜利。10月13日，居正、谭人凤同到武昌。武昌革命党人立即请他们速回上海，请黄兴、宋教仁来武汉主持一切。这说明武汉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仍主张接受中国同盟会的领导，并希望辛亥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兴来指挥武汉革命军事。
黄兴“于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红十字队队长张竹君女士掩护下，……于二十八日到达汉口”(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87页。)。他到武昌后，“听说汉口战事紧急，立即赴汉口担任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歆生满春茶园。各军士见黄先生就来指挥作战，士气大振”(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87页。)。宋教仁也在29日到武汉。
但是，在黄兴到达武汉时，武昌起义后的局面，已经与居正等到汉口时有了很大的不同。汤化龙既篡据了权力，黎元洪也已在谭人凤授旗剑下“祭告天地”，就任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因此，黄兴到武汉后，虽然很多革命党人要推戴黄兴为两湖都督，位在黎元洪之上；但立宪党人和某些意志不坚的革命党人出面力阻，作为罢论。11月3日黄兴就任了战时总司令的职务，位反在黎元洪之下。
当时，对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有两种不同意见：由大家公举与黎居同地位，不受黎的委任；保守派旧人为了抬高黎元洪的地位，极力主张由黎委任，以便统率”(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始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94页。)。汤化龙、胡瑞霖就说道：“黄兴由黎元洪委任，就是团结一致的最好机会，不可更张，以生内乱”。居正的态度是：“军政府须有体系，非委任不可；但当慎重其事，请都督‘登台拜将’”(居正：《梅川日记》。)。最后黄兴也为“团结对敌”的漂亮的言词所蔽，11月3日在武昌阅马场遂演出了一幕“登台拜将”喜剧。这是“仿汉刘邦拜韩信的故事，举行的拜将仪式，所有印信、聘任状、令箭等由黎元洪捧付黄兴，授以武汉战守全权(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始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94—195页。)。这种“登台拜将”的仪式，正是由汤化龙、胡瑞霖一手策划，并由居正提议而表演出来的。这一喜剧表面上起了一点兴奋剂的作用；实际上既违背了武汉坚定的革命党人接受中国同盟会革命领导的素志，更使黄兴等革命党人受制于立宪党人的代表人物黎元洪之辈。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软弱、妥协的一种表现。
这些事实，说明以共进会、文学社为主体的武昌士兵起义取得胜利之后，革命党人仍是拥护中国同盟会及黄兴等人的领导的，还是属于辛亥广州起义一个□络的。只是由于立宪党人的阴谋策划和谭人凤、居正等人的软弱、妥协，才使中国同盟会对武昌起义的领导权有所丧失。
四
综上所述，可知辛亥广州起义与武昌起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辛亥广州起义之前，武昌革命党人的活动，曾是中国同盟会广州起义总计划一个组成部分。辛亥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武汉共进会、文学社主要革命活动和决策，与中部同盟会和在香港准备再起的黄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准备中的武昌起义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辛亥广州起义的继续。武昌起义胜利后，在武汉的真正革命党人还是希望能得到中国同盟会和黄兴、宋教仁等人的领导，这可以使人们看到武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一个脉络，而且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居正都曾在武汉，都参与了革命的领导。这是客观事实。
但是，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和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人，在武昌起义前充分估计到武昌革命形势到来的重要性；在起义胜利之后，一步一步又把革命领导权轻易地交付予立宪党人的代表人物黎元洪等人之手，未能真正领导这一革命。这也是事实。
由前一事实，我认为即应该承认辛亥广州起义与武昌起义有密切的关系。从后一事实则正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代表人物的软弱和妥协的阶级局限性。
当然，辛亥广州起义与武昌起义虽有密切关系，但不能说广州起义是武昌起义的决定因素。武昌起义是全国革命形势，特别是四川铁路风潮所促成的，是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地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的结果。研究辛亥革命看不到辛亥广州起义与武昌起义的密切关系，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更清楚地看出武昌起义是以中国同盟会领导的，以共进会、文学社为主体的，武昌新军士兵的一次武装起义。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80年第2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7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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