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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全祖望《小心堂祁氏遗书记》有涉吕、黄关系史实辨正
在清代浙东学派创始者黄宗羲诞辰395周年，又是该学派的继承光大者全祖望诞辰300周年之际，为了进一步研究与弘扬浙东学术的丰富文化内涵，以古鉴今发扬浙东学术内涵中“以人为本”、“经世致用”的人文精髓，以及其重视文献实证的扎实学风，有关单位在浙东学派的故乡——宁波市鄞县举办了“浙东学术与中国实学研讨会”，这是很有意义的举措。笔者有幸应邀与会，特撰写此文，以求教与会的专家学者。
一、全祖望对吕、黄关系的几点偏颇之见
全祖望（1705、康熙四十四年——1755、乾隆二十年），生当清代康、雍、乾三朝，乃浙东学派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代表性人物，如同阮元所说：“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又说：“万、全之学出于梨洲而变之，则为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成。”[1]确然，全谢山一生博学多识，“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兼具经学、史学、文学之长，尤专于明末清初史事，注意搜集浙东乡邦文献，表彰忠节志士，且富有民族思想，为后人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及学术文化思想，留下大量丰富翔实的珍贵史料，在清代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向来受到时人与后进的高度评价。就全祖望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的主导方面而论，他的确是博洽多闻，考证精核，鉴古知今，持论公正，力戒门户之见。然而，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全氏也有明显的局限与不足，如同古今学者所批评的，他有些文章也“奢言无验，华言而不实”[2]，并“不免多少存在着门户之见”[3]。这些批评确系有据之论，绝非无稽之谈，此在全氏所撰《小心堂祁氏遗书记》中便有证验。该文从明末清初山阴藏书家祁氏淡生堂藏书的流失与分割讲起，着重论述了当时的两位着名学者、思想家吕留良和黄宗羲之间的相互关系、二者失和的原因，其中所涉史事多不符合事实，看法亦多属偏颇之见。凡研究明末清初学术文化的人，大都知道吕留良与黄宗羲二人相交之初友谊甚笃，亲如兄弟，而后却逐渐疏远，以致断绝来往，反目成仇，成为人们注目的疑案。导致他们失和的原因何在？双方又各据其理，各执一词，扑朔迷离，令人疑惑难辨，对于其间的是非，当时就有学者说：“若近梨洲门庭者，便谤晚村；依晚村门庭者，必毁梨洲。”[4]而全祖望之《小心堂祁氏遗书记》文中对吕、黄关系及评价的论述，可谓是“近梨洲门庭者，便谤晚村”的典型案例。对此，我们无须为贤者讳。鉴于吕、黄都是清初具有影响的学者与思想家，他们相互间的交往变化，既有关各自的立身行事，也反映了当时学术思潮的一些趋向与信息，澄清全氏在该文中的某些不实之词，对研究吕、黄的生平与思想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乃至当前深入开展的清史纂修都不为无益，因有必要对文中的不实之词予以辨正。为论述方便，兹将文中有关部分全录如下：
吾闻淡生堂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淡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与。交乃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学案私淑，为南雷也。近者，石门之学固已一败涂地，然坊社学究尚有推奉之，谓足以接建安之统者，弟子之称，狺狺于时文批尾之间，潦水则尽而潭未清，时文之陷溺人心一至于此，岂知其滥觞之始，特因淡生堂数种而起，是可为一笑者也。
然用晦所藉以购书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吴君孟举。及购至，取其精者，以其余归之孟举。于是孟举亦与之绝。是用晦一举既废师弟之经，又伤朋友之好，适成其为市侩之薄，亦何有于讲学也。[5]
全祖望上文中对吕、黄相互间之关系提出的看法有此几点：其一，吕留良与黄宗羲之间乃师生关系，即所谓“其时用晦父子”对黄“俱北面执经”；其二，吕与黄因同购淡生堂之书而发生争端，吕窃去黄所购之书导致交恶，黄为此废去吕的“通门之籍”，吕亦因此“削去蕺山学案私淑”；其三，为此吕留良“自妄讬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也就是说吕留良之尊朱辟王乃出于攻黄之目的；其次，从吕、黄购书事，可见吕实乃“市侩之薄”；其学虽 “一败涂地”，却仍有信奉者，说明吕氏之学仍“陷溺人心”，应清除其影响。
据笔者查阅吕、黄二位当事人对购淡生堂遗书的记述及当时与后世文人学者对此事的评论，全祖望上述诸端看法，多与事实大相径庭。既有必要依据史实予以辨正，也有必要分析全祖望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失误，这将有助于对全氏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
二、吕与黄始终是朋友关系，从无师生之谊
全祖望文中言之凿凿地肯定吕留良曾对黄宗羲“北面执经”，相互间交恶后，黄对吕又“绝其通门之籍”；吕也对黄“削去蕺山学案私淑”，竭力说明二人原本有师生关系。但大量史料证明二人始终是朋友关系，从无师生之谊。
从有关材料可知，吕留良先结识黄宗羲之弟宗炎，而后由宗炎引介二人初识于顺治十七年（1660）。是年八月，宗羲及其友人高旦中（斗魁）由宗炎引见，与吕留良相会于杭州之孤山，对此吕留良曾明确记述说：“庚子其秋，太冲先生亦以晦木言，会予于孤山。[6]晦木、旦中言：何如？太冲曰：‘斯可矣’！”遂相互订交，且一见如故。宗羲兄弟与高旦中还都就留良的嗜好各赠其石砚一方。如留良所说：“因各赠予砚，从予嗜也。”为此，留良还写有《友砚堂记》一文，具体记述了黄氏兄弟及高旦中赠其石砚的名称、来历、形状等。宗炎在赠砚的同时，还写有《红云砚诗》，诗云：“语溪吕子间世才，刃锋凛凛辟尘埃。义理深究紫阳旨，经纶自喜管乐比。”[7]留良以欣喜之情还在《友砚堂记》文中说：“自幸其友之足尚也，因此以友砚名吾堂。”表明其十分看重与黄氏兄弟间的友谊。黄宗羲也同样如此，他读了吕氏的《友砚堂记》后，还特写了跋语说：“读语溪吕用晦友砚堂记……耿耿者久之，信有生习气之不易除也。虽然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砚即吾砚。往时之盛，盖庶几复见之，契弟黄宗羲跋。”[8]上述文献资料无不表明吕、黄相交之初仅是朋友关系。
吕、黄相识相交后，往来关系密切融洽，同年十月宗羲游庐山归来又曾至吕家，留良有诗《赠余姚黄太冲》：“山烟海雾事何成，头白归来气未平。党籍还憎吾子在，诗文偏喜外人争”；“绝学今时已荡然，与君一一论真诠。神宗以后难为史，刘子之徒早失传”[9]。诗中真切反映了相互间切磋学问、寄予厚望之情谊。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又受邀至语溪坐馆于吕家，作为家庭教师，教授留良子侄，直至康熙五年（1666）。这几年之间，二人更是时相过从，友谊甚笃，相互间必有思想上的交融与影响。此间宗羲曾于康熙元年写成《明夷待访录》，而吕留良亦在此前后自弃诸生，写下有名的《耦耕诗》，反映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决心作遗民而不与清朝合作。钱穆先生曾就吕、黄之间的交往说：“《待访录》成于康熙壬寅、癸卯间，而癸卯梨洲至语溪，馆于晚村家。盖当时交游议论所及，必有至于是者。故梨洲着之于《待访录》，而晚村则见之《四书讲义》。其后三年丙午，晚村则决意弃诸生，不复应试。然则此数年间，梨洲、晚村之交谊，其思想议论之互为助益，必甚大矣。此后两人虽隙末，要其当年之一段往还，实至有价值，可供后人想味。”[10]吕、黄相交之初，江南一带明遗民的反清斗争尚时起时伏，他们与一些文人学士的民族思想都还十分强烈，这正是吕、黄相交一拍即合的思想基础。当时二人常常以诗文唱和，一同游玩，一同拜访师友，还与吴孟举共同编纂《宋诗杪》。黄在吕家坐馆的几年中，经常往返于浙东余姚及浙西语溪之间，即便是短暂的离别，也不断有书信往来，如宗羲写有别后寄怀留良的《寄友人》：“书来相订读书期，不是吾侪太好奇。三代之治真可复，七篇以外岂无为。虽然鼠穴车轮碍，肯放高檐帽样卑。一个乾坤双着脚，风风雨雨不能吹”[11]。吕留良则《次韵答太冲见寄》：“水阔难填山不移，犹思采药访安期。并无破壁愁藏录，只有寒花笑乞诗。卤莽密涂刀上 ，荒唐未淅剑头炊。知交砥砺还坚忍，潇洒梨洲独好奇。”[12]他们在共同的思想斗争中，引为知交，相互砥砺，斗志更加坚忍。
康熙五年，吕、黄因同购祁氏淡生堂遗书而出现矛盾；康熙六年初黄又不在吕家教书，但仍保持来往，时通信息。如康熙八年，留良还有《寄黄太冲书》，他在信中除交流借书、读书心得外，信末还交待特送宗羲“敝衣一件、松萝一觔，聊为寒夜着书之供”[13]，仍有关怀之情，这也说明吕、黄之间并不像全祖望所说，因购淡生堂遗书而彻底决裂。他们之最后绝交是以后的事，后文再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吕、黄相识结下密切友谊，到产生矛盾逐渐疏远，直至最后绝交之前，二人始终是以朋友相待、相称，从无师生关系与名份，遍查吕、黄二人文集，宗羲从未自认吕是其门生；留良也从没有自谦地称黄为师，他只明确说过其子吕葆中“受业太冲门下”[14]。古人，对师生关系看得很重，是重要的人伦关系之一，是则是，非则非，不能含糊。全氏所谓吕对黄“北面执经”；黄对吕因故“绝其通门之籍”，并无任何材料根据，纯属抬黄贬吕的无稽之论。
三、吕、黄合购淡生堂遗书之间的是非殊难定论
从有关材料看，吕与黄确在康熙五年同购过淡生堂遗书。这在吕留良之《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黄宗羲之《天一阁藏书记》中均有明确记载。但二人对于购书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是非却有截然不同的说法。留良在购书后给自己的儿子大火的信中只讲他得到三千册，嘱咐其子要好好保管收藏，未提与黄之间产生的矛盾。但其在相关的一首诗中却流露了对黄宗羲的不满说：“太冲每见人好书，辄割取其欲弃其余”[15]。然而，宗羲对此事却直截了当地说：“丙午，余与书贾（笔者按：指留良，黄与吕相隙后对吕用此蔑称）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无存者。途中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16]吕、黄的说法截然不同。
同时代的人对吕、黄购书而产生矛盾一事，也各据所闻，有不同看法。如深受留良尊朱辟王思想影响的陆陇其在其《三鱼堂日记》中云：“己巳正月初六，往府，会晋州陈名祖法言，黄梨洲，……尝为东庄买书于绍兴，多以善本自与。”此书与吕留良之说吻合。
另如与之同时而大致稍晚的沈冰壶在其《黄梨洲小传》中也说：“石门吕留良与先生素善，延课其子，既而以事隙。相传晚村以金託先生买祁氏藏书，先生择其奇秘难得者自买，而以其余致晚村，晚村怒。”[17]这里明说乃得自传闻，但与吕留良及陆陇其之说大致相同。沈冰壶既与黄宗羲无特殊关系，亦不喜吕留良曾骂吕氏为“石门狂子”。其说应视为抛开门户之见之论。甚至全祖望，其在另文《小心堂藏书记》中也说：“旷园（笔者按，即指淡生堂之书），其精华归于南雷，其奇零归于石门。”[18]
从吕留良、陆陇其到沈冰壶及全祖望原来说法，均证实吕、黄在合购淡生堂祁氏遗书过程中，黄宗羲确先得到大量善本珍贵之书，而吕氏仅得到零散的常见书。从黄宗羲本人的自述中同样证明，诸如卫湜之《礼记集说》、王偁之《东都事略》等善本书也由他先购得，只是后来被书贾窃去。即使是吕取去黄宗羲原买得之书，朋友之间因得书不公，发生分歧，也很难说是窃。
全祖望留心明末清初史事，又深谙乡邦文献，在吕、黄合购淡生堂遗书问题上，黄宗羲说法之外还有其他人的说法，按理他应有所知晓。吕、黄本人各执己论，殊不相同，其他人既有是吕留良者，也有是黄宗羲者。因而，在购淡生堂遗书问题上，吕、黄之间究竟孰是孰非殊难定论，也许是永远难解之谜。全祖望即使是对上述情况并不了解，自己在撰文论事时也应做些调查分析，以求客观公正。但全氏却置不同意见于不顾，完全采用了黄宗羲的说法，谴责吕留良窃取黄宗羲之书，并将此事视为吕、黄绝交的主要原因，甚至无根据地大加发挥，说吕留良“北面执经”于黄宗羲；黄宗羲因恼恨吕留良窃取己书而“绝其通门之籍”，如此等等，显然有失史家应有的客观和公正。
四、 尊朱辟王是吕留良一贯的治学宗旨
全祖望在其《小心堂祁氏遗书记》说：吕留良与黄宗羲自同购淡生堂遗书产生牴牾后“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讬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似乎吕氏本来并不尊奉朱子之学，也不力辟王阳明，只是在与黄宗羲交恶后才率而尊朱辟王。然而此论却极不符合事实，其实尊朱辟王是吕氏一贯的治学宗旨。吕氏晚年曾回忆说：“某生平无他识，自幼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至今老而病，且将死矣，终不敢有毫髮之疑，真所谓宾宾然守一先生之言也。”[19]
吕葆中在为其父留良所作之《行略》中说：其父“方在髫龄，辄能发明紫阳之学”，这里所说留良在七八岁的髫龄之际就能发明朱学，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却也说明留良自幼就喜读朱熹之书，并善于思考，他确在13岁时就读朱熹的《四书集注》。对此，其姊丈朱声始曾有具体印证说：“晚村十三岁时，跳踯花坛间，忽轩渠顾余曰：‘今人崇尚阳明之说，牴牾朱子。吾读《集注》，但见其与圣言吻合尔’。余警曰：‘吾子乃尔聪明，但尚须沈潜，未便自信也。’”[20]朱声始本人亦尊奉朱子，当发现幼小的留良能读《四书集注》，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非常高兴，便因势引导，希望他能更加认真阅读，深入思考。不料，这却引发吕留良终生走上尊朱辟王的学术道路。吕留良在谈及姊丈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影响时也说过：“此数端者（笔者按：指对朱子学的尊信），自幼抱之，惟姊夫朱声始颇有奇其神合，故某喜从其论证，余皆之不信也。”[21]
甲申事变前后，留良一家“散万金之家以结客”，投入抗清斗争。失败后又过了几年逃亡的生活，直到顺治五年（1648）其20岁时才“归理笔札”[22]。据留良《书旧本朱子语类》云：“壬辰夏（顺治九年1652年）买此书”，文中还叙说他阅读中发现该书缺页重复的情况，反映了他认真阅读《朱子语类》。不仅自己阅读朱子之书，还将朱熹的《近思录》赠其挚友吴孟举阅读。在此前后的几年中，留良还一度与友人一起评选时文，如顺治十二年（1655）曾《选五科程墨》在其所作《五科程墨序》中说：“滓者变而为清，谲者变而为正，荒怪者变而为醇雅，震震然知文之必本于理，殆将以开文运之复乎？由此进之，使孔、曾、思、孟以及周、张、程、朱之书，灿然复明于天下”[23]。吕留良对程朱的思想学说、特别是朱熹的思想，可谓坚守笃信，身体力行，如他自己所说：“幼读《朱子集注》而笃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故与友人言，必举朱子为断”[24]。他认为“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凿于其间”[25]。
由于自明中叶以来王阳明心性之学泛滥，朱学式微，因而吕留良尊朱必然辟王，且较之同时代的学者更为尖锐和激烈。他认为王阳明等“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人”。因而“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他主张“凡天下辨道理，阐绝学，固有一不合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者，盖不独一王学也，王学其尤着者尔”[26]。他还再三申明，他之力辟王学并非出于门户之争，而是为了明辨是非，明道救世，他说：“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治乱之源，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27]
吕留良之尊朱辟王还表现在对朱学的传播方面，他一方面将自己的学术思想渗透到其评注的时文之中，广为传播；另方面又与当时另一着名理学家张履祥一起编刻程朱遗书，已刻的有《二程遗书》、《朱子遗书》、《朱子语录》等。这在朱学一度式微的情况下，许多人研读程朱的着作，就是借助吕留良编刻的这些程朱之书。
吕留良对朱学的阐发与传布成就昭着，不仅使之成为当时着名的理学家，且形成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评价，时人就认为其乃“朱子后一人”，“至吕晚村氏，始大声疾呼以号于一世……率其同志，精思力究，南方风气，为之一变”[28]。陆陇其亦是清初着名理学家，而且是清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理学名臣，他在回忆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曾满怀深情地说明吕留良对他的影响：“陇其不敏，四十以前，亦尝反复于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继而纵观诸家语录，珷玞并列，反生淆惑。壬子（康熙十一年）癸丑（康熙十二年），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29]。稍晚于吕留良而早于全祖望的着名学者戴名世也曾评价说：“吾读先生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挽狂澜，其功不可没也。”又说：“二十年来，家颂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30]他如顾炎武、阎若璩、王锡阐、王宏撰等，对吕留良的治学与为人也都有高度评价。
从当时学术界对吕留良的评价可见，吕留良的学术思想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否则，当顺治十七年他与黄宗羲、宗炎兄弟及高旦中等相识交友时，宗炎在赠吕留良红云砚并题写《红云砚诗》时，就不可能写“语溪吕子间世才，刃锋凛凛辟尘埃。义理深究紫阳旨，经纶自喜管乐比”这样的诗句。宗炎的题诗还证明，黄氏兄弟亦深知，吕留良在与他们交友之前，就尊奉朱子之学，且能深究朱学义理之旨。全祖望深谙明末清初史事，且为此时许多学者作过传、状、碑、铭，而对黄氏兄弟的情况更了解。但却不顾事实，硬是说吕与黄交恶后，才为攻击黄宗羲而尊朱辟王，“妄自讬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实大谬不然，何以为此？殊耐人寻味。
五、 吕、黄绝交有个过程且有多方面原因
吕留良与黄宗羲之间从友谊甚笃到反目成仇，是当时与后世学界尽知的事实，而原因何在，却始终是个尚未解开的谜。按全祖望的说法，吕、黄交恶主要是由于合购淡生堂遗书产生争端，由此使“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吕留良“亦遂反而操戈”，从而断绝友谊，不相往来。这种说法，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只看表面的皮毛之见。其实，淡生堂遗书事，仅是友谊产生裂痕的导火线，他们最终绝交既有逐渐发展的过程，又有多方面的原因，需要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作具体分析。
吕、黄相交之初友谊甚笃，虽然都了解各自有不同的治学宗旨，并未影响相互间结下友谊。是因为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相互都以明遗民的民族气节相砥砺。康熙五年因合购淡生堂遗书事而发生矛盾，关系逐渐有疏远，如此事之后，吕作有《后耦耕诗》，诗中说：“故交疏索尤相惜，旧学孤危转自危”，据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所作诗注：“故交疏索，时太冲辈已疏”，但诗中对与宗羲交往稀疏尚抱惋惜之情。至康熙六年初，黄宗羲离开吕家到宁波清朝官吏姜定庵家作馆，据说还传播有对留良的怨言。使吕留良对宗羲在内心中产生不满，曾作有《问燕》与《燕答》，用拟人手法，以燕喻人，通过对燕的质问与燕的回答，讥讽宗羲弃旧友而攀新贵。其中在《问燕》中说：“寒堂无伴老孤影，满眼春风慰孤寂。何图今岁得雕梁，翻然一饱成飞飏。”又在《燕答》中用被讽者的口吻说：“畴昔置我虚斋里，茶烟香缕清如水”。“投林择深木择荣，安能郁郁久居此”。“自古恶宾胜旧友，世情如是君知否”。纵妙维肖地刻画了一个厌旧喜新者的形象。据严鸿逵所作诗注解：“皆为太冲所作也……其轻薄情事又与燕相类者，故得以为喻”。而且很具体的注解说：“盖自丙午子（指留良）弃诸生，太冲次年便去，而馆于宁波姜定庵家，所以诬诉子者无所不至。此《问燕》、《答燕》之所为作也。”[31]联系到留良又在文中说，“有故人诬诉余与显者之家”[32]。很明显是指黄宗羲在姜定庵家说他的坏话。与之同时，吕还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说：“春间无事时，戏作《问燕》、《答燕》二诗，别纸录去，聊发远噱。弟已不愿向世间疏明本末，因吾兄知之深，屡荷远念，故纵言及之耳，不足为外人道也”[33]。上几则材料相互映证，吕留良之《问燕》与《答燕》无疑是针对黄宗羲，说明二人间的矛盾与隔阂又进一步加深，内心深处已十分不满。不过，都还不愿将矛盾公开化。宗羲对留良的不满是背后议论而流于传言；留良对宗羲的不满，又是以隐喻的诗语来表达，或者是在给挚友的信中吐露，也还不愿“向世间疏其本末”。
康熙六年还有两件事使留良对宗羲更加不满：其一是姜定庵出资由黄宗羲裁定编刻其先师的《刘宗周遗书》，在事先未征得吕留良同意的情况下，却将吕氏父子以“后学”的身份列名校对于卷末。为此，留良写信给主持者姜定庵之子说：“某未尝磨对者，及每卷数见，尤所不安”，而且对以“后学”之称更是不满。他说：“岂此本为太冲之私书乎？果其为太冲之书，则某‘后学’之称，于心又所未安也。望老兄一一为某刊去。”[34]明确要求削去其父子校对之名。这可能就是全祖望所说的：“并削去《蕺山学案》私淑，为南雷也”，不过却张冠李戴，将《刘宗周遗书》误以为《蕺山学案》。另一件事，尤使吕留良对黄宗羲不满。当年夏天，他从由宁波来的友人高旦中、万斯同等人处得知，宗羲曾写有《与吕用晦书》，书中“淋漓切直”地指责留良的过失，曾在友人中传阅，却始终未直接寄给留良本人。留良为此还询问过高旦中，高说：“诚有之，不过责善意耳。”对此吕大惑不解地说：“太冲有责善之言，正某之所与闻，奈何书成而不一示之耶！”也有人对留良说：“此太冲绝交之恶声耳，非真责善也，子必欲见之，是又起争端也。”这更加使留良要求：“千万录示，以卒余教”，“此某之所以引领拳拳也”[35]。
上述事情的发生，说明吕、黄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正在步步加深，已逐渐公开化。不过，直到康熙八年，留良还有《答黄太冲书》，信中不仅没有相互指责的言词，而且还带送给宗羲“敝衣”与“松萝”，“聊为寒夜着述之供”[36]。这也说明二人虽都心存芥蒂，成见很深，但面子上还礼尚往来，并不像全祖望所说，因淡生堂遗书争端就断绝了往来。
至康熙九年（1670），由于高旦中病逝引发的矛盾，则几乎使吕、黄之间关系的恶化达到绝交的程度。是年五月，二者共同的朋友高旦中病逝，他们先后到高家去帮助料理丧事。黄宗羲还受旦中后人之托写了《高旦中墓志铭》，但在铭文中却对旦中大加贬低，说高的医术不精，主要是经人标榜，加上旦中本人“又工揣人情”，才徒具虚名，并说旦中“日短心长，身就名剥”[37]。吕留良对此十分恼怒，他认为“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何况高旦中“聪明慷慨，干才卓越”，“精于医术，名震吴越”，又“嗜声气节义”，当年为营救将被清廷杀害的黄宗炎曾“毁家以救友之死。有所求，不惜脑髓以狥”，又曾为周济宗羲、宗炎兄弟的贫困为之“提囊行市，所得辄以相济”。而今旦中刚刚死去，宗羲竟如此“微词丑诋，此何为者也”，因力加阻止，使黄宗羲《墓志铭》“遂不复刻”[38]。但当友人将吕留良的看法转告黄宗羲后，他不仅不予修改，反而声称其所写《墓志铭》符合铭文写法，并反唇相讥：“说者必欲高抬其术，非为旦中也。学旦中之医，旦中死，起而代之。下旦中之品，即代者之品亦与俱下，……弟焉得膏唇贩舌，媚死及生，周旋其刻薄之心乎！”[39]宗羲此说，乃针对吕留良曾学医于高旦中，其贬损死者，实际上是为打击生者。当时，友人们对于高旦中的医术与人品，包括黄宗炎在内都评价极高，黄宗羲的答辩实过于尖酸刻薄，有失厚道，既有负于死者，也有伤生者。实际上这也是吕、黄走上最后绝交的关键原因之一。
以至到康熙十四年，吕留良与黄宗羲曾先后到杭州，并不曾晤面，为挽回局面，宗羲派其子百家持书信与扇面诗三首并想索取留良字，却遭到吕之拒绝。吕氏曾有《黄太冲书来三诗见怀依韵答之》，其中一首说：“越山吴树两相勤，何日忘之诗不云。倚壁蛛丝名士榻，荒碑宿草故人坟。相从歧路招扬子，谁云芦州载伍员。渐愧尝音重鼓动，枯桐久已断声闻。”[40]诗中所谓“名士榻”，指宗羲；“故人坟”指高旦中，对黄之诉毁旦中仍耿耿于怀，铭刻在心。按严鸿逵对此诗的注解：“方太冲馆子家也，将归必亲送之杭，归后必频寄书附物，其勤如此。今太冲与子绝，子固无日忘也，名士榻，斥太冲；故人坟，盖指鼓峰（旦中），鼓峰始终笃谊，而太冲后来凶隙。故因太冲之绝交而遂念鼓峰之不可作也，故又言有从歧路招扬子者，无出芦州而载伍员，双承上意也。结语则正言已不求人之意，而毅然绝之矣！” [41]从此绝交，再不复往来。
吕、黄绝交不相往来后，都在自己的诗文中，相互攻击，无所顾忌，甚至破口谩骂。如黄宗羲作有《七怪》一文，文中说：“昔之学者，学道者也。今之学者，学骂者也。矜气节者，则骂为标榜。志经世者，则骂为功利。读书作文者，则骂为玩物丧志。留心事务者，则骂为俗吏……所谓墙外悍妇，声飞灰灭，为猪嘶狗嗥者也。”[42]关于宗羲此文，其门生万斯大在其《吾悔集序》中说：“兹录《七怪》二则，盖意兼指留良也。”吕留良对于黄宗羲也毫不示弱，当黄宗羲的《南雷文案》行世后，留良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惠示《南雷文案》，雨中无事，卒阅之。其议论乖角，心术锲薄，触目皆是”。又说：“太冲有云：昔之学者，学道也，今之学者，学骂者也。观《南雷文案》一部，岂非学骂者之巨子乎？……夫骂焉而当，则曰惩曰戒，骂苟不当，则曰悖曰乱。”[43]吕留良还在不少诗文中，指黄宗羲民族气节不坚贞，不择手段，结交清廷地方官员与朝中权贵，如姜定庵、许三礼、徐元文等辈。而黄宗羲在自己的着作中，连吕留良的名字也不屑提，大都蔑称为“书贾”。对吕氏的学问也卑视为“时文选家”、“纸尾之学”。各自的门生也都与乃师的调门为出一辄，互相攻击谩骂，确如当时学者邵廷采所言：“若近梨洲门庭者，专谤晚村；依晚村门庭者，专毁梨洲。”[44]门户对垒，如同水火，成为学术界之笑谈。
以上列举了吕、黄交恶过程中发生的主要事件与各种材料，从中可以说明几点：其一，二人始欢终隙有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并非像全祖望所说，因合购淡生堂遗书便绝交。另外，导致友谊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治学宗旨不同，吕宗程朱，黄宗陆王，起初为友时，适值清初，共同而强烈的反清政治立场，淡化了学术宗旨的不同，并能互相理解，而当政治局势和缓，各自的治学宗旨更充分展现时，产生学术争论，伴以门户之见，形成矛盾，甚至谩骂攻击，诋毁人格，刺痛内心，伤害友情，以致绝交。
其二，吕、黄待友之道不同，留良是视友人为性命之人，待友至诚，正直坦率，对待友人不惜身家性命。日常乐于助人，行侠好义，仗义疏财，扶困济贫。其箴言是：“宁人负我，毋我负人。”这从其所作《质亡集》一书所列49位友人，相互往来中的动人事迹可充分证明。宗羲在这方面则远不如留良，从其所写高旦中《墓志铭》所反映出的对旦中的态度可想象而知。对于高旦中之医术与为人，不仅只是吕留良肯定，许多人都予高度赞扬，如张履祥谓：“旦中，志尚士也。先世以医名家。变乱后，旦中术益工。来游三吴，三吴之人争得之，全活甚众。其学传于浙西，厥功匪小。”[45]吴之振亦谓：“鼓峰（旦中）习医术已二十余年，原本性命理学之要，穷研于《灵枢》。《素问》之旨，活人甚多。”[46]就是全祖望所写《高隐君斗魁小传》亦记“先世负用世才，虽因丧乱而自放，然不肯袖手。是时江上诸遗民，日有患难，先生为之奔走，多所全活。论者以为有贾伟节之风”。[47]然而，黄宗羲却在其所写高旦中《墓志铭》中说其医术不高，工于人情，“日短心长，身就名剥”，以致引起吕留良之义愤，认为其“议论乖角，心术锲薄”，在其给黄的绝交诗中还指责其对高旦中的伤害：“倚壁蛛丝名士榻，荒碑宿草故人坟。”
其三，二人在保持明遗民气节，对清朝应持的态度方面，有所不同。吕留良与黄宗羲在清兵征服江南过程中，均参加过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又都以坚持民族气节相砥砺。再后，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定后，吕留良仍坚守明遗民身份，不与清廷合作，不与清朝官吏共事，强调出处去就，要站稳脚根，甚至削发为僧。他曾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贪图富贵，不要参加科举应试，认为“父为隐者，子为新贵，谁能不嗤鄙。父为志士，子承其志，其为荣重，又岂举人进士之足语议也耶？”[48]黄宗羲晚年虽仍坚持遗民身份，不应征博学鸿词，不参加明史馆，派学生万斯同参修《明史》，也是以布衣身份。但不拒绝与清朝官吏来往，曾先后在宁波姜定庵、海昌许三礼等官员家教书，还给徐元文等朝中要员写信，为自己的儿子谋职等，为此，“黄梨洲晚年居乡甚不满于众口”[49]。吕对黄的这些表现亦很不满，在不少诗文中都予以讥刺。这也正是全祖望为宗羲所辩护的：“若谓先生以故国遗老，不应与时人交接，以是为风节之玷，则又不然。”“是可以知先生之所以自处，固有大不可得已者。盖先生老而有母，岂得尽废甘旨之奉。但使大节无亏，固不能意避世以为洁。”[50]今天，我们如何分析评价吕、黄各自的民族气节应另当别论。但在当时，二人因在出处、去就上有所不同，无疑是他们失和的重要原因，全祖望对此虽有辩护当然也有难言之隐。
六、全祖望对吕、黄关系评论失实之原因
前文对全祖望在《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中提出的几点偏颇之见，均依据有关材料加以辨正。现从中可得出无疑结论：其对吕、黄关系名份的定位；对吕、黄二人失和与绝交之原因的分析；对吕、黄二人学术宗旨、学术影响的评价等，大都不符合基本事实，评论也有失客观和公正。全祖望作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尤其是熟悉明末清初史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应有的失误呢？从研究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分析。
依笔者之见，造成全祖望失误的原因不在其学术水平低，也不在其掌握的史料少。通读全祖望的有关着作可知，他对吕留良、黄宗羲乃至他们周围友人的生平、行事、思想与师友交往的情况大都有所了解。他作为一个既有思想、又功底扎实的史学家，如能依据其了解的史实，不怀私见，秉笔直书，客观评论，完全可以避免不实、不公之失误。遗憾的是却未能避免。在我看来，造成其失误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囿于主观成见，未能摆脱门户之争，以致一叶障目；其二，慑于清廷文字狱的专制淫威，在吕留良遭“剖棺戮尸”的酷刑后，不敢说真话，人云亦云，随意贬低吕留良。
本来，全祖望很擅长于学术史，他帮助黄宗羲补撰的《宋元学案》，总体上看体例完善，持论也算平允，体现了一种历史客观主义精神。对于各种学派的评价，尽力摆脱门户之见，他甚至批评其尊崇的黄宗羲“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51]。然而，从《小山堂》文中暴露出的失误看，他在理论与实践上有脱节，自己也未能跳出黄宗羲“门户之见深入”的巢臼。由于他对黄宗羲十分崇敬，以私淑黄氏自任，为抬高黄宗羲，贬低吕留良，便不顾事实，把本属朋友关系的吕、黄，硬说成是师生关系；吕、黄因合购淡生堂祁氏遗书发生了矛盾，对此，吕、黄各执一词，其他人也说法不一，在孰是孰非殊难定论的情况下，却偏袒黄宗羲，并只根据黄的说法，判定吕留良偷窃了黄宗羲已取得的《礼记集说》与《东都事略》。这些都显然是门户之见在作怪。
由于门户之见作祟，全祖望不分是非，只采取黄门本派之说。吕留良在未与黄宗羲交友之前就宗奉程朱之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全祖望为了贬低吕留良学无根底，好意气用事，却信口说吕是在与黄交恶后，才“自妄讬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并非是全祖望的创见。早在吕、黄失和的当时，黄宗羲及其门生就公然说：“东庄之攻阳明，即所以攻梨洲”，“东庄之所以攻梨洲者，以梨洲虽曾有书致其失”[52]。面对黄门这些说法，留良及其门生也一目了然。吕留良本人就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姚江（按：指宗羲）近况，亦各行其志。但依附其门者，必见攻以示亲信，真可笑也。”[53]留良的门生严鸿逵也说：“有谓先生辟阳明，是欲与姚江之说相左耳。”[54]可见，全祖望之论完全是站在门户立场上吸取本门派原有之陈说。全祖望的门户之见，在它处也有同样表现，如张杨园本是刘宗周的高足，但其出师门后都转宗程朱。全祖望曾写有《子刘子祠堂配享碑》。其中列举了刘宗周的许多门生，却只字不提张杨园。对此，早就有学者批评说：“蕺山门下以桐乡张杨园先生为最醇，其悉力农桑，不涉世事，品诣亦高绝。谢山承梨洲之学，此文绝不道及杨园，殆门户之见。”[55]这样的事例在全祖望的着作中还所在多有。门户之见，常使一些学者，一叶障目，不顾事实。因此，笔者分析造成全祖望失误的原因，与其门户之见有关，绝非欲加之词。
全祖望失误的原因除门户之见外，他之所以贬低吕留良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全祖望生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此时，清朝的统治已十分稳固，但清廷为加强其统治，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箝制人们的思想，滥行文字狱。全祖望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他曾写有《江浙两大狱记》一文，文中说：“本朝江、浙有两大狱，一为庄廷鑨史祸；一为戴名世《南山集》之祸，予备其始末，盖为妄作者戒也。”既然是备记其始末，当然对庄廷鑨的“明史案”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有清楚的了解，但其撰文的出发点不是揭露清廷文字狱的酷毒，而是要为“妄作者戒”。不管其内心世界如何，落笔于文字上却是谴责案犯的。发生在雍正时期的曾静、吕留良案，株连之广，处理之残酷，比之庄戴两案，更为有过而无不及。全祖望对此，不仅身处其时，而且与牵涉案内的人有过直接接触，应该说这对其写《小生堂祁氏遗书记》有直接影响。
吕留良本来是明末清初很有影响的着名学者和思想家，生前与身后，都曾受到学界与社会上的推崇与高度评价，甚至被推举为“东海夫子”，“朱子后一人”。清廷举山林隐逸和开博学鸿词，他都屡被推荐。连雍正的亲信宠臣李卫任浙江巡抚时，都要到吕府拜望，还亲送匾额，以示尊崇，生前并未犯事。但在雍正六年（1728），吕留良去世45年之后，却发生了湖南士子曾静与其学生张熙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谋反案。经过地方与清廷的严加审讯，曾静、张熙具体招供他们的策反活动，乃受吕留良思想及其着作的影响。雍正为清除“华夷之辨”的影响，打击政敌，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场文字大狱。将死去40余年的吕留良以“着逆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反复无常”之罪名而被剖棺戮尸，其长子吕葆中、门生严鸿逵等也同遭此酷刑，其他吕氏亲属、门生、友人，以及刻书、卖书、买书等少有牵连者都广为株连，或处死，或判刑，或流放。雍正还以帝王之尊，亲自审问曾静，并写下《大义觉迷录》一书，连同命大学士朱轼等人编写的《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一书，发往全国，令家喻户晓。使吕留良成为全国共诛之、共讨之的局面。到了乾隆时期，又将吕留良的着作列为禁书，甚至其他人着作中凡是与吕有关的文字统统予以删除。雍正在审理吕案时，凡为吕申冤者或杖毙，如湖北之唐孙镐；或系狱（至乾隆时又处死）如齐周华。全祖望不仅历经吕留良案的整个过程，而且与受吕案株连的王豫是朋友，而王豫（字立甫）于雍正七年被捕至京，至雍正十年释放回乡，从捕至放前后与全祖望都有直接接触。他曾写有《王立甫圹志铭》，文中说：“顾立甫有膏盲之疾，莫甚于好名。以其好名，故不慎于择交，而连染之祸，至逮入京师。”[56]王豫无辜受吕案牵连，坐狱五年，导致家破人亡。作为朋友的全祖望在其死后所写墓铭中，还用贬词说其有“好名”之疾，因此“不慎择交”，故“连染”被捕。而对雍正借吕留良文字之罪名，兴起的大狱之残酷却不敢置喙。其所写《小生堂祁氏遗书记》一文，从文中所谓：“近者，石门之学固已一败涂地”，说明此文显然写在吕被“剖棺戮尸”之后。全文对吕留良的谴词用字，皆是贬词，诸如“窃出”，对黄“北面执经”、黄“绝其通门之籍”，“自妄讬于建安之徒”，“石门之学固已一败涂地”。对甚至对吕氏之学仍有影响，也诬称之是“潦水尽”而“潭未清”，指责仍推崇吕留良学说者，是“狺狺于时文批尾之间”“时文之陷溺人心一至于此”。足见，清廷酷毒的文化专制，对当时学者的学术与心理造成的影响。
全祖望对有强烈反清民族思想的吕留良的评价，涉及如何看待其本人的民族气节问题。学术界对于全祖望是否“素负民族气节”有不同的看法。肯定者认为他大力表彰明末清初的忠节义士正是其素负民族气节的表现；否定者认为其所处的时代康、雍、乾已是清朝统治稳固时期，他表彰明末的忠节义士，可为标榜正统的清王朝树立为自己忠节思想之所需，并不反映全祖望本身“负有民族气节”。在笔者看来，后一种看法更符合全祖望的思想实际，因为他所表彰的明末清初的那些忠节义士，对清朝现实的统治已不构成威胁，反而可成为效忠于清朝的忠君死节的伦理教化典型。吕留良虽是已死的明末清初的反清思想家，但其思想学说，特别是“华夷之辨”的思想，为当时策动反清的人所利用，直接威胁到现实的清朝统治，因而便对吕留良大加挞伐，兴师问罪。全祖望正是慑于清朝的这种专制淫威，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把吕留良当作攻击的目标，予以肆意贬低。这说明，他虽然受祖辈及浙东前辈学者民族思想、民族气节的影响，本身也有一定的民族情结民族思想，因使之广为搜集乡邦文献，大力表彰明末清初的许多忠节义士，且笔底生花，使许多忠节义士不屈抗清的动人故事，跃然纸上，启迪后代。但是，其对于生活在、或影响于其同时代的危及清朝统治的反清民族思想，却噤若寒蝉，只能按统治者的调门予以谴责和贬低，何敢表彰。就此而论，不能说生活在雍、乾时期，一再肯定清朝统治为“圣朝得天命”、“圣朝应天人顺”，而且每有不少“圣德”、“圣恩”赞颂诗词。因而，很难说全祖望仍“负民族气节”。当然，如何看待全祖望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气节，还可进一步讨论。
以上对全祖望在《小心堂祁氏遗书记》中暴露出的不实、不公之词失误的原因所进行的分析，是否允当，请学术界的朋友进行讨论、批评与指正。但不容忽视的是全祖望此文对吕、黄关系的看法与评价，对后世研究清代学术文化造成的影响。由于全祖望继承发展了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史学，尤长于明末清初史事，向以搜集乡邦文献、表彰忠节义士为己任，学术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亦大。其对吕留良、黄宗羲因淡生堂遗书事而提出的看法与评价也就直接影响到后人的看法与评价。兹举几例为证：
如晚清的赵之谦曾有诗指斥吕留良： “清献过从求道学，梨洲绝交缘买书。取友必端非易事，南雷差幸胜三鱼（留良师事梨洲，后梨洲入江南，留良往山阴买祁氏书，梨洲属求卫湜《礼记集说》，留良得之而慝不与。梨洲大怒，遂削其籍。”[57]
又如徐世昌在其主持编纂的《清儒学案》中，论及吕留良时亦说：“全谢山记其初师南雷，因争购祁氏淡生堂书，遂削弟子籍。屏陆、王而专尊程、朱，亦由是起。可见名心未静，终贾奇祸。”[58]明确表明其所论，乃据全祖望所言。
再如当代史学家吴晗，青年时代在其所写《两浙藏书家史略》的《吕留良传》中，几乎全文引录全祖望之说：“全祖望《小心堂祁氏遗书记》，吾闻淡生堂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购淡生堂书。南雷亦束修之入参焉。……”[59]
以上几则例证，足以反映全祖望之说对后世影响甚大，其对吕、黄关系的论述，几乎被后人视为定论，反复为据，实则乃以讹传讹，掩盖了事情之真相，以致造成“吕家既遭极祸，后世几目为匪人，毕生大节，鲜有识者”。为廓清事实，使人们了解事情的真像，并客观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吕留良、黄宗羲及全祖望的学术思想，故撰此文辨正。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注：本文第二页倒数第三行“刀上”后为左“食”右“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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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阮元：《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序》，《研经室二集》卷七，中华书局，1993年，第544页。
[2]杭世骏：《全谢山鲒埼亭集序》，《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731页。
[3]谢国桢：《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序》，同上书，第7页。
[4]邵廷采：《谢陈执斋先生书》，《思复堂文集》第七。
[5]全祖望：《小心堂祁氏遗书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074——1075页。
[6]黄炳垕：《黄宗羲年谱》，包赉《吕留良年谱》对此均有记载。
[7]见吕留良《友砚堂记》，《吕晚村文集》卷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49——462页。
[8]黄宗羲：《友砚堂记跋语》，《吕晚村文集》卷六《友砚堂记》文后。
[9]吕留良：《赠余姚黄太冲》，《伥伥集》。
[1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章《黄梨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4页。
[11]黄宗羲：《致友人》，《南雷诗历》卷一。
[12]吕留良：《伥伥集》。
[13]吕留良：《寄黄太冲书》，《吕晚村文集》卷二。
[14]吕留良：《与姜复高书》，《吕晚村文集》卷二。
[15]吕留良：《怅怅集》。
[16]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南雷文案》卷二。
[17]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柳华圣解盦日记·甲集》同治八年十月十三日条。
[18]全祖望：《小心堂藏书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066页。
[19]吕留良：《答吴晴岩书》，《吕晚村文集》卷一。
[20]见车鼎丰《吕子评语正编》，附刻严鸿逵《亲炙录》。
[21]吕留良：《与张考夫书》，《吕晚村文集》卷一。
[22]吕留良：《友砚堂记》，《吕晚村文集》卷六。
[23]吕留良：《五科程墨序》，《吕晚村文集》卷五。
[24]吕留良：《答潘用微书》，《吕晚村文集》卷一。
[25]吕留良：《与张考夫书》，《吕晚村文集》卷一。
[26]吕留良：《复高汇旃书》，《吕晚村文集》卷一。
[27]吕留良：《复高汇旃书》，《吕晚村文集》卷一。
[28]李文照：《王元复传》，转引自钱穆《跋车双亭吕子评语》。
[29]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十二，《祭吕晚村先生文》。
[30]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九科大题文序》。
[31]吕留良：《问燕》、《答燕》，《梦觉集》。
[32]吕留良：《质亡集小序》，《吕晚村文集》卷三。
[33]吕留良：《答裁之兄书》，《吕晚村文集》卷二。
[34]吕留良：《与姜复高书》，《吕晚村文集》卷二。
[35]吕留良：《与黄太冲书》，《吕晚村文集》卷二。
[36]吕留良：《答黄太冲书》，《吕晚村文集》卷二。
[37]黄宗羲：《高旦中墓志铭》，《南雷文集》卷七。
[38]吕留良：《质亡集小序》，《吕晚村文集·续集》卷七。
[39]黄宗羲：《与李杲堂陈介眉书》，《南雷文案》卷十。
[40]吕留良：《与太冲兄弟三诗见怀依韵答之》，《零星稿》。
[41]吕留良：《与太冲兄弟三诗见怀依韵答之》，《零星稿》。
[42]黄宗羲:《七怪》，《南雷文案》卷十。
[43]吕留良:《与魏方公书》，《吕晚村文集》卷二。
[44]邵廷采：《谢陈执斋先生书》，《思复堂文集》卷七。
[45]张履祥：《言行见闻录》，《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四。
[46]吴之振：《己任编弁语》，见杨乘六《己任编》卷首。
[47]全祖望：《高隐君斗魁小传》，《续甬上耆旧诗》卷四十一。
[48]吕留良：《家训·与大火贴》，《吕晚村文集》卷二。
[49]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十。
[50]全祖望：《答诸生问南雷学术贴子》，《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696页。
[51]全祖望：《答诸生问南雷学术贴子》，《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694页。
[52]陆陇其：《三鱼堂日记》。
[53]吕留良：《与徐方虎书》，《吕晚村文集》卷四。
[54]严鸿逵：《亲录录》，见车双亭《吕子评语》后附。
[55]萧穆：《跋严修能评鲒埼亭集》，转引自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第230页。
[56]全祖望：《王立甫圹志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168页。
[57]赵之谦：《舟泊石门忆事有作》，《悲庵居士诗賸题跋》。
[58]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五《杨园学案》后附《吕留良》。
[59]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