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入关前洪承畴与清廷关系二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洪承畴-入关前洪承畴与清廷关系二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入关前洪承畴与清廷关系二题
明清鼎革之际，众多历史人物，尤其是对推动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发展、转型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人物的思想、地位变迁等，都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通过他们，我们有可能窥测到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形势，乃至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大势产生更为明晰的认识。本文对洪承畴在清军入关前后降清和建言多尔衮两个问题上的探讨就是基于此而展开的。
一 关于洪承畴降清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崇祯十三年（1640），为夺取全国政权，清军展开了对山海关门户锦州的围攻。第二年一月，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勒多铎加大了对锦州的攻势。防守锦州的明军将领祖大寿向朝廷告急。于是，明廷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大军增援锦州。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且战且守，而崇祯帝和兵部尚书陈新甲一再催促加速进军，结果援军被困松山。经过激战，副将夏承德引清军入城，明军大败，统帅洪承畴被俘。
关于洪承畴被俘后的降清，清人昭梿的《啸亭杂录》记载为：
“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归。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文皇命诸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上乃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1]
《清史稿》记述为：
“上(清太宗)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着承畴衣，承畴拂之去。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2]
萧一山则认为，《清史稿》内容“盖取《啸亭杂录》之说”[3]。
孟森先生则对劝降说从根本上给予了否定，他指出：“太宗初本无留洪意，后以洪自请降，范文程诸臣又奏保，始从其请，旧档有奏稿可证，又何劳说降耶？……清代流传洪之见重亦太过……惟此叙承畴初降，多出范文程说降一节，未知所出。考《文程传》及其他私家纪文程事者甚多，俱不言有此事。案其事宜即张存仁语意，而又用明靖难时吴溥决胡广不肯殉国语相附会，其实无此事也。”[4]萧一山《清代通史》对此亦表示认可。[5]
查《二臣传·洪承畴传》，对以上细节亦无专门记述：
“生擒洪承畴，送盛京赡养之……本朝崇德七年四月，都察院承政张存仁上言：‘臣观洪承畴欣欣自得，侥幸再生。是仰慕真主，思效用于我国者，宜速令剃发，酌加任用。’五月，召见崇正殿，承畴跪门外，奏曰……寻命隶镶黄旗汉军。”[6]
清人抱阳生（本名王朝）《甲申朝事小纪》则记载说：洪承畴被俘后，
“太宗皇帝爱其才，释缚置食，承畴不食请死，闭目僵卧凡九日，气垂尽，以参汤灌之始苏。承畴张目曰：‘我明朝大臣，家在福建，不能降。’诸大臣曰：‘我今许尔归，然在营中十日矣，长途鞍马，不可不进饮食。’即命进牛酒。食毕，即命甲士护送。将入关，洪承畴途遇家人，仓皇素服，惊问其故。家人亦惊问曰：‘主人尚在乎？皇上闻主人已死，城上遥祭招魂，命吾等至觅骸骨。今若回京师，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纵然君恩宽大，满朝文武，焉肯容纳！祸且不测！’承畴逡巡马上，俯首恸哭，于是遂降。”[7]
尽管孟森先生否定了以上劝降活动的存在，但是我们现在许多学者仍旧将其作为史实来加以分析，这是缺乏科学性的。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前人究竟为何要编造出这些“故事”呢？它为我们理解洪承畴和清廷之间的微妙关系有何帮助呢？本文即试图以此问题为线索，通过分析以上材料对洪承畴降清问题进行大致复原。
首先，洪承畴并非自被俘即彻底降清的。从其成长经历来看，洪承畴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到崇祯四年（1631）升任陕西三边总督，一路青云直上，而且“在洪承畴的一生中，如果从他为人刚正、谦恭、廉洁、公正执法等儒家优秀传统来看，他是属于清官型的，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中优秀的一员。”[8]所以，作为明朝倚重的大臣，洪承畴“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最初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概是符合常情的，也基本符合其当时的心态。
其次，不论清廷一方是否真正同意释放洪承畴返回明朝，《甲申朝事小纪》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作为明军最高统帅的洪承畴被俘后处于“有家难回”或“无言再见江东父老”的境地。十三万大军和众多将领中，惟有他和少数将领得以生还，其中包含何种意义呢？退一步说，假设清廷同意其返回，以上情况在明朝一方又会产生何种反响呢？不用其“家人”提醒，洪承畴应该充分意识到退路已无，惟有降与不降两种选择, “逡巡马上，俯首恸哭”，正是洪承畴当时心种产生激烈斗争的反映。
再次，皇太极是否派范文程、甚至亲自出马去劝降并不重要，孟森先生亦认为这些不过是“重视承畴之传说……不足取也。”[9]重要的是其中的“惜其衣，况其身乎”、“真命世之主”两条，为我们透漏了时人对洪承畴降清时面临的窘境的认识。有的学者在承认皇太极劝降为史实的前提下，对当时的场景进行分析指出：洪承畴“必定会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也必定会把崇祯帝的刚愎自用、猜忌心重、动辄屠戮臣僚的性格与作法与皇太极的以诚待人、礼贤下士的品质作出比较” [10]。洪承畴通过交战和被俘后在盛京期间，随着对皇太极和大清一方了解的增多，通过反思和比较，逐渐意识到明、清双方斗争的结果，后者肯定是最后的胜利者。“真命世之主”就是比较的结果，它代表了洪承畴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识，代表了洪承畴即将作出的历史性抉择。清人梁章钜评价洪承畴说：“盖实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亦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11]。从“惜其衣”到“惜其身”、再到“不枉其才”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动他决定剃发降清，以顺应天命，展示其不世之才。
最后，对皇太极来说，俘获洪承畴之初，似乎对洪的“重要性”并未有完整的认识。这时才体现出一些汉臣如张存仁等认识上的独到和深刻。他们意识到或观察到了洪承畴剃发降清乃至重新启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张存仁说：“臣观洪承畴欣欣自得，侥幸再生，是仰慕真主，思效用于我国者”。于是，崇德七年三月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祖可法、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人就上奏请求皇太极“宜速令祖大寿、洪承畴等剃发，以坚其心”[12]；四月，张存仁再次上疏指出：对洪承畴“不宜久加拘禁，应速令剃发，酌加任用。使明国之主，闻之寒心；在廷文臣，闻之夺气……特为文臣之归顺者开一生路”[13]。这就成为后来皇太极接受洪承畴剃发降清的前奏。而《啸亭杂录》所记皇太极“解貂裘与之服”后，“（洪承畴）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赍无算，陈百戏以作贺”[14]，正是皇太极体会到洪承畴的意义所在后的反映，内心的兴奋已跃然纸上。此前，皇太极并未对洪承畴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张存仁的“久加拘禁”以及《啸亭杂录》的“洪承畴一羁囚”[15]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所以，一般所认为的“洪承畴从坚决不降到决定降清，是皇太极招降政策的结果。皇太极为此费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工作，一些比较有作为的汉臣，如范文程、张存仁，也起了重要作用” [16]，似乎将实现洪承畴思想的转变基本归结到了皇太极的一边，这是不符合当时情况的，因为这种转变实际是其与皇太极双方互动的结果，而范、张等汉臣则发挥了催化的作用，推动皇太极接受洪承畴的皈依。
但是，对洪承畴来说，从刚才的大明忠臣要转化为敌对方的臣子，确实是一件很棘手而且不得不办的事情了。对此，皇太极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下面我们看看皇太极的一番表演：
崇德七年五月，清太宗召见洪承畴、祖大寿等降将。“上御崇政殿。总督洪承畴跪大清门外请罪。奏曰:“臣系明国主帅，将兵十三万来松山援锦州，曾经数战，冒犯军威，圣驾一至，众兵败没。臣坐困于松山城内，糗粮罄绝，人皆相食，城破被擒，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遽入。所以先陈罪状，许入与否，候旨定夺。上谕曰:“洪承畴所陈诚是。彼时与我军交战，各为其主，朕岂介意?朕所以宥尔者，以击败十三万兵，与得松、锦诸城，皆天也。天道好生，善养人者，斯合天道，朕故推恩活尔。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尽心图报。从前情罪，悉与宽释。……各叩首谢。于是，洪承畴、祖大寿及新降各官，入大清门，于崇德殿前朝见。礼毕，上召洪承畴、祖大寿……入殿内。命坐于左侧，赐茶，问洪承畴曰:“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至将帅率兵死战，或阵前被擒，或势穷降服，必诛其妻子，否则没入为奴者，何故？此旧规乎，抑新制乎?”洪承畴奏曰:“昔无此例。今因文臣众多，台谏纷争，各陈所见，以闻于上，遂致如此。上曰:“今日文臣固众，昔之文臣亦岂少耶？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币赎而得之，亦所当为，何止坐妻子以死徙之罪乎？其无辜冤滥亦甚矣。”洪承畴垂涕叩首奏曰：“皇上此谕，真至仁之言也”。[17]
皇太极的话语是很有艺术性的。他抓住了洪承畴等降清后最担心的要害问题。洪承畴的“明国主帅”、“曾经数战，冒犯军威”、“自知罪重”等一番表白已经显示出他降清后的真实心情。因此，要使得洪承畴的思想真正从明朝一面转化过来，进行思想开化，打破洪承畴作为明朝降将曾与大清作战而产生的负罪心理，是势在必行的。对此，皇太极在洪承畴降清后，努力解除他的思想包袱，扭转明朝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实现由忠“明”向忠“清”的思想转变。
皇太极极力回避或消弭在“气节”问题上可能给洪承畴带来的压力，认为洪承畴代表明朝与清军作战，乃“各为其主”，如同汉族一样将这种行为作为一种无可非议的“正当”行为来看待，而非单纯以敌对一方被俘统帅的身份视之。皇太极一席话阐明了清廷的基本立场：在降清和与清军作战两件事持“二分”的原则，既不否认明朝诸臣为明力战或殉国的壮举，亦不否认其为大清效力的行为，因为前者代表的是一种气节，后者代表的是“顺天命”，更何况皇太极明确指出了“从前情罪，悉与宽释”，这些无疑都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洪承畴心中的顾虑。更需注意的是，皇太极将松锦战事上升到了“天命”的高度，认为双方的成败，甚至宽宥洪承畴尽依天意而行。既然天意向清背明，那么洪承畴自然就应该尽忠于大清，以回报上天了。
同时，皇太极提及明末降将们的家属问题，也自有其道理，“在清主之意，以为承畴眷属必为崇祯帝诛夷殆尽，故承畴闻之至于垂涕叩首。”[18]对话中，皇太极明显突出了明末“君暗臣蔽，故多枉杀”的弊政，试图以此断绝洪承畴因家属问题对明朝产生的“挂念”，并挑起对明朝的愤恨，推动其立场和思想的转化。但是，“孰知崇祯帝之于承畴特沛施其族亲之在籍者，皆安全无恙。”[19]这与洪承畴后来所处于的一面为清朝屡立功勋，一面对明朝的负罪感不时表现出来的矛盾境地恐怕不无关系吧。
因此说，皇太极并非单单是为了洪承畴被俘后“照顾他的恋明情结”[20]，而是有其更深的涵义。所以，与其说“承畴既降，……太宗遇之厚。然终太宗世，未尝命以官”[21]的原因在于皇太极“对信降的洪承畴并不信任”[22]，毋宁说是此时皇太极正在努力荡涤着洪承畴的“原有意识”，以图逐步将洪引入预设的 “一引路者”[23]的位置上来，从而为逐鹿中原创造条件。正是虑及于此，皇太极才在“改造”洪承畴期间，对他“恩养有加”，但也“不强令服官”[24]。
对洪承畴而言，上述“真命世之主”与“真至仁之言”的感慨却道出了其内心对时势的深刻认识，即大清的势力乃是代表了上天的意志，清主更是这种意志的化身，且已达到了“至仁” 的高度，这似乎已经超越了自己先前所效忠的明朝。如此，清取代明朝自然就是天命之所在了，因此洪承畴“看到清朝有可能成功，而明朝的腐败已很难重振基业，这大概也是洪承畴决心降清的原因之一”[25]。
二 关于洪承畴建言多尔衮
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统帅农民军从西安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三月十八日，宦官曹化淳开彰义门引大军入外城；十九日，崇祯帝自缢于万岁山（今景山），农民军攻入内城，明朝统治覆亡。四月，多尔衮率大军南下入关。十三日抵达辽河。此时洪承畴上书多尔衮，倡言用兵进军之策。对此问题，存在三种不同的记载：
第一种：以《世祖实录》为代表：
“（顺治元年四月）庚午，摄政和硕睿亲王师次辽河地方，以军事咨洪承畴。承畴上启曰：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况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26]
显然，《实录》记载洪承畴上奏有关清军顺利入关的各种事项，乃是睿亲王多尔衮向洪承畴征询意见后提出的。
第二种：以乾隆时所修《二臣传》为代表：
“顺治元年四月，睿亲王多尔衮征明，承畴从，师次辽河。闻流贼李自成已陷京师，洪承畴自陈进兵策曰：“我兵之强，天下无敌……”[27]。
第三种：以《清史列传》和《清代七百名人传》为代表，二者记载均为：
“顺治元年四月，睿亲王多尔衮征明，承畴从，师次辽河。闻流贼李自成已陷京师，洪承畴因陈进兵策曰：“我兵之强，天下无敌……”[28]
以上记载的主要区别在于“……以军事咨洪承畴。承畴上启曰”、“闻流贼李自成已陷京师，洪承畴自陈进兵策曰”、“闻流贼李自成已陷京师，洪承畴因陈进兵策曰”的差别。其中，后两种说法意义基本相近，都显示了洪承畴在建言上的主动性。当然，我们的视域不是仅限于洪承畴如何上书，更关键的是我们要以此探究出洪承畴在清军入关前夕所持有的心态和立场。
对以上记载，本文认为如同上文皇太极亲自劝降，充其量不过是“重视承畴之传说……不足取也”一样，《世祖实录》所载内容与史实有一定差距。
就洪承畴建言内容而言，无独有偶，崇德八年（1643）四月，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也曾提出过类似建议：
“……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29]
孟森先生对二人的高论都作出了较高的评价：“文程此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承畴上启，略如文程旨，皆为清有天下之大关键。”[30]从当时天下形势来看，二人实际代表了清廷一部分有眼光的官员士人在看到大清入主中原乃大势所趋，天命如此之时，对清军改戒劫掠陋习，完成安辑百姓、定鼎天下历史任务的期望，反映出这部分汉人的深谋远虑。这些建议可以说是汉人官员士人们的一种集体意识，而非孤立的倡言。
但是，范、洪二人所提建议的时间却有很大差异，前者在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前的崇德八年，而后者则是“睿亲王多尔衮征明，承畴从，师次辽河，闻流贼李自成已陷京师”时提出的。范文程建言时，乃“预定大计”而“未知明帝之已殉国”[31]，洪承畴则“闻流贼李自成已陷京师”，显然是已经得知李自成军攻占北京，天下形势发生骤然转折时作出的判断。此建议明显已经站在清廷或地主阶级一方，将李自成农民军作为入关南下、定鼎宇内的最大的障碍。范文程的高明之处在于其预见性，而洪承畴的进奏由于各种力量之间格局更加简单化、明朗化，即天下之势已如范文程所言“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成为事实，较之范文程更体现出阶级意识上的主动性，故而这些实现顺利入关、国家统一必要手段的提出，已标志着洪承畴将清军作为“仁义之师”来要求了，况且这大概也是经历代充分验证了的一个胜利进军以王天下的规律或经验吧！不仅建言多尔衮如此，而且“据说洪承畴根据他说的这个主张，起草了多尔衮向明朝军民发布的出师告示。”[32]这些安民原则也在日后洪承畴经略江南时被实际应用起来。如大兵攻克徽州时，洪承畴“不令一兵入城，出示安民，市肆如故”[33]，等等。
另外，从洪承畴的成长经历来看，其从陕西督粮参政青云直上，直至升任三边总督，主要依靠的就是镇压各股农民起义。如崇祯初年镇压王左挂起义；崇祯四年升任三边总督后镇压高迎祥、李自成起义等。所以，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洪承畴的一贯立场此时又充分得表现了出来。
总之，如何胜利进军的建议，并非多尔衮向其咨询的结果，而是洪承畴阶级意识主动发挥的结果。准确地说，此时的洪承畴才真正将自己的思想、命运与清朝一统天下、安辑百姓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王思治先生指出：“洪承畴有功于清之开国，首先是在清军入关过程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建言。”[34]应该说，这一建言的根本目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胜利，而集中于“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这个更宏大的目标了。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二臣传》“顺治元年四月睿亲王多尔衮征明，承畴从，师次辽河，闻流贼李自成已陷京师，洪承畴自陈进兵策”的记载比较妥当，官修《清史列传》和私人所修《清代七百名人传》也基本描绘出了洪承畴的思想轮廓，而相比之下《实录》所载“睿亲王师次辽河地方，以军事咨洪承畴。承畴上启曰：……”同样出于“重视承畴之传说”之目的而作, 并不符合当事人的情况，不足为信。
谈论入关前洪承畴与清廷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对其评价问题。虽然本文并非想在此问题上发表见解，但是，在古今对洪承畴的评价中，笔者认为（民国）《南安县志》主编戴希朱的一番评语对理解上述两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洪文襄入《二臣传》，故陈恭甫续省志，黄萃田修郡志，皆不敢以纯臣称之;李葵南《志稿》列入‘宦绩’，亦有微词。然此仅绳以节，尤未亮其心，论其功也。……文襄当孤军无援时，太宗厚遇之，又绝粒累日不死，不得不隐忍从事，以侯后图。既而目睹大命已归，生灵涂决，使不为之平祸乱，定规制，恐被发左衽之风，不免再见于天下，此文襄所以忍就功名，而不屑为匹夫之谅者也。况世祖屡加优礼，每以‘孟子’称之，以夭下才重之，则为之运筹决策，以安社稷，定民（心），非人情之所必然也耶?数省经略，一代佐命，其功过于管仲，其心更苦于管仲，后君子略迹原心，庶有合观过知仁之意夫!”[35]
尽管我们不否认此语有溢美之嫌，但戴希朱的分析明确提示了明亡清兴大势（“大命已归，生灵涂决”）、洪承畴思想转变（“文襄所以忍就功名”），以及与其历史功绩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应了洪承畴降清后“惜其才”、顺应天下大势、安定天下这一系列思想取向。其中，“其心更苦于管仲，后君子略迹原心，庶有合观过知仁之意夫”更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因为这种思路需要我们去理解洪承畴所处的具体环境，理解洪承畴由坚决不降到思想逐渐转化，理解其思想和命运与清朝的开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要“亮其心”与“论其功”相结合，不简单以“节”为底线，这将会对清的崛起、洪承畴的历史地位，以及汉臣在清初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大有裨益，本文即非简单叙述了事情的具体经过，而是通过降清与建言两个问题对洪承畴的思想轨迹作了简单的说明。
注释：
[1]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2] 《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页9467。[3]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211。[4] 孟森：《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载《明清史论着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470－471。[5]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210。[6] 《二臣传》卷三，琉璃厂半松居士排字本。[7] 抱阳生编着：《甲申朝事小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页136－137。[8] 苏双碧：《关于洪承畴评价的几点思考》，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68页。[9] 孟森：《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载《明清史论着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472。[10] 李尚英：《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与洪承畴的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2期，页131。[11] 梁章钜：《归田琐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64。 [12]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崇德七年三月辛巳，中华书局1985年版。[13]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崇德七年四月庚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14]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15]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3。[16] 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页73－74。[17]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崇德七年五月癸酉，中华书局1985年版。[18] 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245。[19] 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245。[20] 徐永斌：《浅析清廷对洪承畴的评价变化》，载《安徽史学》2005年第1期。
[21] 《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页9468。[22] 王思治：《洪承畴降清评议》，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页72。[23]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3。[24] 卫周祚：《洪承畴墓志铭》（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转引自《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303。按：在反映皇太极对任用洪承畴的态度问题上，本文认为《清史稿》等所记“未尝命以官”与《墓志铭》“不强令服官”相比，后者更为准确。[25] 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页74。[26]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庚午，中华书局1985年版。[27] 《二臣传》卷三，琉璃厂半松居士排字本。[28] 《清史列传》卷七十八，《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②》，明文书局印行。[29]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辛酉，中华书局1985年版。[30] 吴俊编校：《孟森学术论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121。[31] 吴俊编校：《孟森学术论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121。[32]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304。[33]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月戊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34] 王思治：《洪承畴降清评议》，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页73。[35] 戴希朱主编：（民国）《南安县志》卷二十七“清宦绩”，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资料来源：苏双碧主编：《洪承畴研究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