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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末新政立宪革命三者关系简论

晚清时期，社会政治运动纷纭复杂、奇崛多变，最后十年间尤其如此。在诸多社会政治运动中，新政、立宪、革命三者特别具有代表意义。审察其间的关系，对于认识当时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状况，当有重要意义。
“三足而不鼎立”的态势格局
新政运动由清朝统治者操持，立宪运动以立宪派势力为主体，革命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行。它们并立为“三足”，却又未成鼎立之势。
从三者的阵线关系看，是呈两极明显对立、中间模糊交叉的状态。新政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清朝统治者在陷入内外交困的严重危机、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一场所谓“变法”自救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则是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首要目的，并以暴力斗争为主要手段的。这二者分明是对立的两极（不等于没有任何联系）。立宪运动则一方面与清朝新政特别是其“预备立宪”场次有所结合，另一方面又与革命运动有所融通，而它与两极的亲疏程度，则因时因事而异。
从三者的力量对比情势看，也非保持稳态平衡，而是处于不断消长变化之中。新政运动有着凭借清朝国家政权、采取行政方式运作推行的优势条件，具有多方面的保障，可以明令公行，起码在表面上颇显势头。但是，这一运动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它的保守性乃至反动性，必然越来越失去广大国人的信任，愈发陷入严重的紊乱和窒碍状态，其本身的影响力度也随之削减。革命运动的主体是在野的反对派势力，他们或是在国内秘密活动，或是在清朝鞭长莫及的海外建立基地，在举义成功前，没有国家政权力量和行政系统的职能性保障，是为不利的一面。但这一运动顺乎时势，是当时最为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具有正义的号召力和吸引力，故声威越来越大。立宪运动的主体立宪派情况复杂而不稳定，譬如其成份上清朝官绅和在野党人混杂，阶级属性上带有一定的边缘模糊性（基本上可以认定属于资产阶级上层），分化始终比较剧烈，这使得其运动客体也相应带有复杂而不稳定的特点，但总的看来也是一股发展比较迅速的运动力量，不失为一颗颇有分量的政治砝码。
从三者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联系看，则显出在社会基础条件方面的等次不齐。除新政、立宪、革命三者外，当时还存在过其他多种社会运动，但它们或为时较短，或只发生于某一地区，或呈散发性而没有构成统一的大运动，并且它们一般都与上述三大运动存在着归属性联系。从中可以看出，是以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条件最优，不管是各种场次的反帝爱国运动，还是民众自发性的抗暴斗争，都与革命运动交互激荡，甚或直接连通。这是因为，在当时反帝救亡与反清倒清成为一种不可割裂的历史联系，而处在当时所有社会运动最高层次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最能体现这一历史联系。因而，在客观上，它就得到或直接或间接的最广泛的社会呼应。相比之下，立宪运动即在其次，新政运动则更形孤单。
“变事”、“变法”与“旧邦新造”的定位层次
新政、立宪与革命三种社会运动，分别体现为“变事”、“变法”和“旧邦新造”的三级不同的定位层次。
所谓“变事”和“变法”，是维新派人士对洋务活动和维新变法差异的区分。“变事”，只取法西方国家的技艺和其他某些具体事项之谓也；“变法”，则是要切实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清末新政运动乃是真“变事”与假“变法”的扭曲联体。这场运动可以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实际上是在总结以前洋务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接续而出的一个新轮次。从其新政所切实推行并见有直接成效的最主要的事项来看，是参酌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关情况，改革兵制、学制和立法，奖励工商。至于“改革官制”，则基本上只是对一些衙署的裁并改换，未曾触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绝对地坚守了清廷在宣布议行新政伊始就限定的基本原则：封建“常经”万年不易，“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在这样的樊篱内“变法”，所谓“参酌中法”不免是旧台故步，“采择西法”则仍是典型的“中本西末”和“中体西用”。只因为所行“变事”依然不能为自己解危济困，面临立宪呼声日益高涨、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形势，清朝统治者遂采取所谓“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的策略，把新政推向“预备立宪”阶段。尽管这中间迫不得已地实施了一些相关步骤，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前设樊篱，但就总体情况看，基本上是一场骗局。
立宪党人的立宪要求则是真诚的。他们这时进行的立宪运动，可以说是在以前维新运动基础上的接续性拓展，而与清廷“预备立宪”的一度趋合，则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清廷的欺骗性引诱。随着立宪党人对真相逐渐明了，其分化和转化也就更为剧烈地发生。
若把新政与立宪运动结合起来统观，仿佛是对此前四十年间从洋务到维新一段历史的凝缩式“轮回”！当然，这一“轮回”并非简单重复，对于其前身来说都有再造性发展更新。然而，其政治目标都落后于“旧邦新造”的革命运动。在摧枯拉朽、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面前，一切缓不济急的“变事”、变法都不免成为细流微波，乃至挟裹着妨碍革命运动的污泥浊水。
由分道扬镳到“殊途同归”的转接机制
因为运动的主体不同，性质各异，层次有别，各方都力图实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标，走自己的道路。尽管其间有着亲疏分合的复杂关系变化，但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各方都力求的。在它们并存的过程中，“合”是相对的，“分”是绝对的。
然而，从最终结局看，新政运动并没有能起到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的作用，相反，是为之掘墓。譬如，所练新军中有相当部分倒戈反清，革新学制和奖励游学则为造就革命知识分子编织了摇篮，而假立宪成了其召乱速亡的导火线。这真应了时人关于清末新政乃“革命制造厂”之类的断言。“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列宁在绝对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并不少见的历史现象之后，更非常深刻地揭破了它的谜底：“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清朝统治者正是此辈所属，其新政举措到头来落个“种豆得瓜”，与自己的主观意愿迥然相悖。
立宪派所受到的这种“历史作弄”要轻得多。因为真诚的立宪与革命，就其政治体制目标而言并非南辕北辙，惟政体形式上层次有别而已。他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认可暴力倒清，当立宪派和平过渡的幻想破灭后，如果说其右翼是怀着七分无奈、三分遗憾或止或退，那么其左翼则是带着七分激愤、三分尴尬向前靠拢革命一方。无论如何，结果都直接导致立宪运动的衰落，最后为革命大潮所湮灭。
终清之际革命运动的最后收功，对于新政和立宪运动来说是“三国归晋”；对于清末所有社会政治运动来说是“万流归宗”，它实现了推翻清王朝创建共和政制的基本政治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完成了所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97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