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纪念龚书铎、王思治、李文海三位先生(2013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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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纪念龚书铎、王思治、李文海三位先生(2013年第28期)


编者按:本文刊发前,洪峰同志曾向戴逸先生征求意见。戴逸先生阅后写道:“洪峰同志所写对我三位挚友龚书铎、王思治、李文海三位教授的纪念文章,情真意切,令人感动。文章高度评价了三位教授的学术成就,赞扬了他们对清史修撰的重要贡献。打造精品,孜孜以求。严己助人,不倦不怠。哲人已逝,典范常存!戴逸2013年7月18日”
规模宏大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于2002年,经过了十个年头,工程未竣,而一些潜心修史的专家学者却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两年先后辞世的龚书铎、王思治、李文海先生就是其中的三位。我在负责过问清史工作之后,曾经先后约三位先生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先生们虽年事已高,但仍然情绪饱满,先生们的负责精神和渊博学识,历历如在目前,许多真知灼见,至今发人深思。龚书铎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福建泉州人,年少时坎坷波折,几度辍学,但始终坚持不懈,负笈求知。1947年开始先后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52年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生治史一甲子,对国家与社会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晚年致力于新修清史事业,孜孜不倦,鞠躬尽瘁,十分令人钦佩。
龚先生治学严谨,博学多识。20世纪60年代,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就参与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选编工作,所编着的近代史部分,时至今日仍为全国研习史学的高校学子参考。他参与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前后再版三次,发行两百多万册,被学界公认是新时期以来影响最大的一部近代史教材。上世纪80年代,他还参加白寿彝先生主持的《中国通史》编纂工作,主编了《中国通史·近代前编(1840-1919)》。进入21世纪,龚先生将研究重点由近代文化史转向学术史,由他主导完成的《清代理学史》,填补了此领域的学术空白,受到学界广泛好评,被授予国内出版界的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龚先生长期潜心探索中国近代文化史,对其中诸多重要问题,如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文化结构的变化、传统观念的变化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都作了宏观全面而富有深度的探讨。此外,他还着重就鸦片战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时期等特定时段的文化问题作了具体剖析,对思想观念、社会习俗、经学文学等文化现象,都作了综合的考察与论述。他对近代文化进行了整体而深入的思考,特别强调:钻研文化史既要胸有全局,也要林中见木,只有把宏观论述与具体探究相结合,才能扎实地推进研究。先生通过出版《中国近代文化探索》、《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求是室漫笔》、《中国文化发展史》、《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等着作,回答了一系列理论问题,论证了我国近代文化的学术地位,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龚先生矢志不渝地坚持以唯物史观治史,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才能够把握本质,明辨是非,使历史得到清晰、透彻、全面的解释。
新世纪之初,龚先生与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蔡美彪、朱家溍、戴逸、李文海、马大正、朱诚如、成崇德、王晓秋、郭成康共十三位学者一起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言纂修清史。清史工程启动后,他出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坚持参与修史工作近十个寒暑。
即使在晚年反复受到病魔折磨的情况下,龚先生还是在治疗间隙坚持参加清史工程的相关学术会议,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建议。这期间,先生还审读了史表、传记、典志诸多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其敬业精神,十分令人感动。王思治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四川自贡人,1949年考入华西大学哲史系,1952年转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委员、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是该所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方面的学术带头人。
王先生在20世纪中期已经是研究秦汉史及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的知名青年学者,是两汉奴隶社会说和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参与了当时对“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和“清官”等问题的讨论,其观点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他将研究重点转向清史,很快就成为该领域中的一位顶级专家,以其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宏观把握历史脉络的学术风格为学界称道,1986年即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是史学界最早一批进入此行列的中年学者。其主要着作有《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清史论稿》、《清代通史·康熙卷》、《康熙大帝》、《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等,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了《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第五卷之《16—18世纪的中国》。
王先生继承了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认识到:清朝离当下比较近,要科学认识国情,现在遇到的许多问题都要回溯到清代,研究清史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他主张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世界视角来认识明清易代,进行客观评价。在着重强调清代民族压迫的时代背景下,他很早就认为清朝在结束国内分裂局面、加强国家统一、抵御西方殖民侵略等问题上作出了历史贡献。这一观点目前已成为学界共识,是我们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的基点之一。此外,在清代社会矛盾、皇位继承、文字狱案、外交外贸、宗族制度、盐商盛衰等课题上,他都有深入研究,建树颇多。
清史工程刚刚启动,王先生就参与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学术工作。先生此前曾主编过《清代人物传稿》,对编撰人物传记经验丰富。由此,从选定传主到制定大纲,他对传记组前期的基础工作进行了悉心指导。参加编审组之后,王先生验收了《通纪·第一卷》的项目成果,作为一审专家主审了《传记·康熙朝》(上、下)两部书稿,并审读了大量其他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作为学界前辈,先生对清史工程主办的面向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内参——《清史参考》给予了很大支持,六年中陆续发表了《“御门听政”——康熙朝中枢决策“朝会”》、《清朝军机处》、《清代文字狱》、《“太后下嫁疑案”辨证》等8篇文章。
王先生学养深厚,为人坦诚,淡泊名利,勇于担当,对修史工作兢兢业业,十年如一日。去世前两年,即使身体状况不好,他仍坚持拄着拐杖出席会议,精心修改审定书稿。直到生命走到尽头的前一天,还在伏案耕耘。他的事业心、责任心,足为后学楷模。李文海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江苏无锡人,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研究班学习。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该校清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等职。
李先生非常注重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的有机结合。他坚信“任何一门学科,哪怕是最深奥的学问,如果不同丰富鲜活的社会生活发生紧密联系,不同广大群众发生密切的关联,就不可能有生命力”,学术“必须要有益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学术成果要能为社会所共享”。他强调历史学要发挥以史为鉴的功能,大力呼吁“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各种自然灾害给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种种问题和困难,使党和政府时刻面临重大考验。李先生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为这个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拓荒。他先后主编了五部具有基础意义的着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灾荒与饥馑:1840-1949》、《近代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国荒政书集成》,成为我国灾荒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此外,他还着重就某些特定时段的灾荒问题作了具体剖析,撰写或合写了《甲午战争与灾荒》、《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等专题论文。同时,先生从多个全新角度对灾荒史进行研究,发表《近代中国灾荒与社会生活》、《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等文章,推动灾荒史研究向前发展。在李先生的带领下,近代灾荒史研究不断取得新成绩。
李先生是清史《研究丛刊》的主编,龚书铎、王思治两位先生则兼任编委。作为清史工程五大丛刊之一,《研究丛刊》的目的是组织出版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以为清史研究和编纂之用。三位先生审读了大量书稿,有时还亲自约见作者,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他们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得到了各位书稿作者的衷心感谢,广大读者也从中受益。
2010年开始,戴逸先生特邀一直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的李先生参加主任办公会议,参与编委会领导工作。李先生恪尽职守,一丝不苟,殚精竭力协助戴先生,深思熟虑地谋划清史工程的未来,抱病出席历次审改会议,语重心长地发表讲话,悉心指导史表、图录、传记等组的审改工作。
李先生一直强调要发挥清史纂修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2008年起,他被《清史参考》聘为顾问。先生非常支持这份内参的发展,不但精心指导办刊工作,而且亲自对外广泛宣传,还身体力行,陆续发表《“振兴中华”口号的由来》、《顺治帝论为官四戒》、《康熙帝八拒尊号》、《周恩来论清代历史及清史研究》、《为政以爱民为本》等23篇文章。逝世前三天,先生刚刚为该刊改定了长文《<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不料竟成绝笔,实在令人慨叹。龚书铎、王思治、李文海三位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迪。
第一,治史是名山事业,要以敬畏之心郑重对待。要继承和发扬《春秋》精神、《史记》精神、《汉书》精神、《通鉴》精神,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经得起时间、实践和历史本身的检验。
第二,今天修史,拥有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也面临巨大的困难。要以愚公移山的气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埋头苦干,努力修出信史,确保史实确凿;修出良史,确保史观正确;修出雅史,确保史笔精湛。
第三,坚持古为今用、实事求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修史的根本目的是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从根本上正学风、改文风,切实扫除浮躁之弊,潜心读书,深入思考,字斟句酌地提高写作质量,以无愧于先贤、无愧于先人。
作者简介
李洪峰,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研究员。着有《伟大复兴与战略思维》、《论邓小平》、《论陈云》、《论十七大的历史性成就》、《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经济学读书笔记》、《政治学读书笔记》、《文化学读书笔记》、《历史学读书笔记》、《<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笔记》等,主编《毛泽东邓小平论中国国情》、《毛泽东邓小平论实事求是》、《老一辈革命家论党的建设》、《中国廉政史鉴》等。